人似乎不可能永远处于恋爱之中。恋爱给人以无法言喻的幸福，但恋爱自然而然会结出同样是难以言喻的结果。
对于一般人，婚姻是恋爱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卡夫卡，它意味着难言的综合症。婚姻令卡夫卡不安。不安是卡夫卡的本色，然而此时此刻它却有着十分具体的涵义。
正像克尔恺郭尔所说，恋爱属于"美学"的范畴，而婚姻属于"伦理"的范畴。恋爱更多地意味着美好，而婚姻则更多地意味着承诺。卡夫卡不愿承诺，他是"美学"的人。卡夫卡无力承诺。他对伦理－人际关系有着几乎与生俱来的敌意和恐惧。更何况，他又真是个艺术家，艺术创作是他的生命，他担心这生命会在一场婚姻中惨遭阉割甚至彻底毁灭。
然而卡夫卡又渴望。毕竟，婚姻是恋爱的延续；而且，婚姻也许能帮助他走出几十年如一日无比可怕的孤独；最后，婚姻代表着他内心深处一种理想的境界，婚姻可以实现他的移情："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正是您［父亲］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的确，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结婚问题在他身上引发了无比复杂和激烈的内在冲突，以及相应的分裂的行为。
我们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例举卡夫卡在婚姻问题上的迟疑不决、揣揣不安、三心二意和左右彷徨，几则日记足以表明他内在冲突和行为分裂的程度。1913年7月21日："不要绝望，即便对于你不绝望这一事实，也不要绝望。当一切似乎就要完结，新的力量便会应运而来，而正是这一点意味着，你还活着；如果它们不来，那么一切就此完结，一了百了。……总结了所有赞成和反对我自己结婚的论点：
１．无力独自承受生活，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生活的能力，……但我无力独自承受：我自己生活中猝然的风雨，我自己人格的需要，时间和衰老的打击，朦胧的写作冲动，失眠，濒临疯狂的状态——我无力独自承受这一切。我自然会加上"或许"一词。与Ｆ．［菲莉斯］的结合会给我的生存更多的力量，使之坚持下去。
２．一切事情直令我踌躇不已。幽默小报上那些笑话；我头脑中关于福楼拜和格里尔帕策的回忆；父母床上为过夜而准备的睡衣；马克斯［布洛德］的婚姻。昨天妹妹说：所有结了婚的人（就我们所知）都很幸福，这事儿我真不明白！这话也让我踌躇，我又害怕起来。
３．我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单独生活，我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单独生活的结果。
４．我讨厌与文学无关的一切事情，交谈（即便与文学有关）令我厌烦，串门拜访令我厌烦，亲戚的苦乐令我厌烦得要死。交谈使我的一切思考失去重要性和严肃性，使它们不再真实。
５．对结合的恐惧，对失落于对方的恐惧。以后，我再不能单独生活了。
６．在妹妹们面前的我和与他人相处的我，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在过去尤其如此。无所畏惧，坦率直爽，强大有力，让人惊讶，富于感情，——此外只有在我写作时才是这样。要是通过我妻子能在任何人面前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人，那该多好！然而，那是否要以放弃写作为代价？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７．如果单独生活，有朝一日我真有可能摆脱我的职业［而专事写作］。要是结了婚，那绝无可能。"8月13日："也许一切都完了，我昨天的信也许是最后一封了。这肯定会是最好的结果。……一年来我们哭泣，我们折磨自己，已经够了。"8月14日："发生了相反的事情。收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我无法抵御。我尽我的能力爱着她，然而，在恐惧和自责中，爱被窒息了，被埋葬了。"是什么东西令他如此恐惧和自责呢？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谈到了所谓"结合恐惧"中一种重要的含义："对于两情相依的幸福，性交是一种惩罚。要让我有可能承受婚姻，那只能尽可能过禁欲生活，比单身汉还要禁欲。可是她呢？"8月15日："在床上痛苦转侧直到凌晨。看到了唯一的出路，那就是跳出窗外……"在这种心情中，他与关心他婚事的母亲发生了口角。他认为关心他婚事的舅舅全然不理解他，全然是一个陌生人。母亲伤心地反问他："那么谁也不理解你，我想我对于你也是陌生人，你父亲也是。我们都不是为你好。"卡夫卡回答："当然，你们对于我全是陌生人，我们不过只有血缘关系，而这血缘关系绝不说明什么问题。"虽然他承认母亲并非不为他好，但他似乎真想要"六亲不认"了："我将心如古井，与所有的人隔绝。与所有的人为敌，不同任何人讲话。"
然而，就在这同一天，他却向菲莉斯父亲寄去了一封信，正式提出向菲莉斯求婚。并急切地等待着回答。就在卡夫卡翘盼柏林回信的时候，在发出求婚信的第六天，他与一位心仪久之的文化人格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遭遇，这位文化人格就是被历史埋没了半个多世纪，而在当时正被人们重新发现的天才思想家克尔恺郭尔。今天我得到了克尔恺郭尔的《法官之书》。正如我过去的揣测，除基本的差异外，他与我的情况极为相似。至少，他和我站在同一边。他像朋友一样，为我作了证明。1913年8月21日日记。
的确，克尔恺郭尔与卡夫卡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差异，在"美学"、"伦理"和"信仰"三种人生境界中，前者朝向彼岸，通过"绝望的一跃"成为"信仰骑士"，后者则倾向于此岸"污秽"中一种"美学"的人生。然而，这一基本的差异却并未掩盖两者之间高度的相似，那就是，他们都剧烈地恐惧和反抗"伦理"的人生，尤其恐惧和反抗婚姻的伦理，而对作为其象征的婚礼仪式或订婚仪式，更是恐惧和反感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都试图冲决或逃避那无所不在的伦理－人际关系，都是反伦理的英雄。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从那位无比坚定的"信仰骑士"身上，卡夫卡吸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本来就摇摆不定的天秤立即向一边倾斜。就在得到克尔恺郭尔著作的当天，他便匆匆写下第二封信，向菲莉斯的父亲说明自己对文学情有独钟，希望收回上一封信提出的求婚。然而，信未寄出，菲莉斯父亲的回信先已到达，同意他向菲莉斯的求婚。卡夫卡没有直接回信，而是向菲莉斯去了一信，希望她转交她父亲。菲莉斯请卡夫卡改变一下信中的若干提法，卡夫卡则援引格里尔帕策、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福楼拜等人的事迹，表明他无法改变。正在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中，9月，利用一次赴维也纳出差之便，他在工作结束后取道意大利旅游观光。在里瓦，他按自己的老习惯住进一所疗养院，在那里，跟8年前在楚克曼特尔疗养院一样，他与一位姑娘发生了艳遇。跟8年前一样，这次艳遇也使他感到深深的满足，并在日后以一篇重要的小说《猎人格拉胡斯》为之纪念。在伦理－人际关系之外的这两次浪漫爱情，成为卡夫卡人生的重要内容，正如后来他在致布洛德的一封信中所说："我基本上同女性没有过深厚的感情，只有两次例外。"
这场艳遇当然应该看作卡夫卡生活中的随机事件，但是，它也包含着诸多深刻的必然性因素，其中包括这样一种重要的必然性因素，即卡夫卡对婚姻伦理和当前婚事强烈的反抗心理。他甚至出于大致相同的心理"有意穿过有妓女往来的街道"。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她们身边走过令我感到诱惑，与一位妓女同行，这种可能性虽然遥远，但毕竟存在。这是下流？然而，我不知道比这更好的事情了，这对我基本上是纯洁的事情，几乎不会让我后悔。我只想要硕壮丰满的、年纪较大的女子，穿着不要时髦，然而加以各种装饰，并因而表现出某种华丽。一位女子大概认出了我……除了我，没有人会从她身上发现诱人的地方。我们相互间匆匆看了几眼。天不早了，……从采尔特纳斯特劳斯大街岔出去的那条小街对面，她开始守候。我向她回望了两次，她也接过了我的目光，可我随之还是很快离她而去了。"1913年11月19日日记。
也许，只有在这种时刻，人们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几年前他写下的一条箴言式的日记：我经过妓院就像经过所爱者的家门。Franz Kafka, The Diaries, Translated by Joseph Kresh. London: Schocken BooksInc., 1948,P.11.
就从9月中旬在意大利那场艳遇前后开始，直到10月底，卡夫卡足足有6个星期没有给菲莉斯写信。菲莉斯在焦急不安之余，委托因工作需要来往于柏林和布拉格的女友格莱特作为中间人与卡夫卡接洽。在与格莱特接触的时期，卡夫卡暗中与她发生了异常亲密的关系。据后来卡夫卡研究者们认为，格莱特甚至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Franz Kafka, Letters To Felice, Translated by James Stern andElisabeth Duckworth. New York: Schocken Books,1973, P.323-324.
在这种不清不白、混乱不堪、并且潜伏着重大危机的状态中，1913年过去了。然而，卡夫卡对菲莉斯的感情似乎终属"剪不断，理还乱"。他多次赴柏林面见菲莉斯。他甚至在日记中设想怀揣绝别信前往菲莉斯处求婚，如果被拒绝，"我就将信放到桌上，走向阳台……Ｆ·［菲莉斯］是我例外为之表明心迹的女子，没有她我无法生活，我只有跳下去"。他承认："去年夏天我同菲莉斯决裂了，那是因为我过多地考虑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那时一直认为，结婚会损害我的文学创作。"菲莉斯则对卡夫卡有了看法，在给格莱特的信中把他称为说话"拐弯抹角"的"可怜的家伙"。也许由于这"可怜的家伙"态度极好，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在一段时间的不满和缄默之后，她还是同意了卡夫卡的求婚。两人于1914年春天在柏林订婚，又于6月1日在菲莉斯家中举行了订婚庆祝仪式。婚礼则安排在9月举行。卡夫卡再次完成了"解救自己的一个尝试"。
然而，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当时奥－匈帝国境内的萨拉热窝点燃。7月3日，卡夫卡度过了他的31岁生日。大约在这同时，卡夫卡与格莱特的暧昧关系被曝光。7月11日，卡夫卡赴柏林，第二天，在他下榻的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由菲莉斯及其妹妹、格莱特、以及一位作家组成四人"法庭"，对卡夫卡进行了"审判"。深受打击的菲莉斯作出了强硬的反击。格莱特出示了卡夫卡给她的书信，并朗读了其中划有红线的内容。"法庭"最后判决解除菲莉斯与卡夫卡之间的婚约。卡夫卡终于为他的浪漫爱情付出了代价。看来，正如哲人所言，没有乌托邦式的"两人世界"，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两人世界"，都不可能是伊甸园。如果说人是天使，那么人也是野兽。也许包括卡夫卡在内的每个人都是美人和野兽的混合物。也许这就是世界的本性。
然而，至少在表面上，卡夫卡似乎并没有对婚约的解除表现出太大的遗憾。无论怎样，写作的确是他视如生命的一项工程。须知，由于与菲莉斯的恋爱和婚事纠葛，除了在日记中写下一个小说片断《村子里的诱惑》外，他生命般的文学艺术已经沉默一年半之久了。为此他一直在痛感自身的失落。现在好了，"审判"业已结束，判决已经下达，不管是否愿意，他用不着再把生命消耗于"两人世界"的苦乐年华，用不着再无休无止地写信、收信、写信……他又可以重操"单身汉艺术"，重蹈纯粹的"自我完善"之路了。他又作为单身汉外出度假，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过一种真正独立的生活，甚至着手准备更勇敢的计划，摆脱布拉格这"带爪子的小母亲"。可以想象，所有这些希望独立于世的渴望，最终多半会由于他自己的羸弱胆怯、迟疑不决和揣揣不安而流于破产。然而，这种自我分裂、自我困窘和实际上的自我否定，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正是卡夫卡的本色。不要忘记，卡夫卡本身就是一个"分裂的自我"，一个其"逻辑结构"无比复杂、且自相矛盾的悖论。至少在眼下，如果他真迈出了勇敢的脚步独自走向生活，哪怕作为单身汉承受生活，他也许就不是他卡夫卡了。除非他的心理真能支撑他自己，除非他的写作真能养活他自己。然而至少现在这似乎尚不可能。相反，他的写作本身现在还需要养活。这一点在眼下尤其重要，因为，从实质上说，柏林阿斯卡尼施霍夫旅馆中那场"审判"与他心灵深处的感受和思考发生了重大碰撞。不能忘记，他的身心几乎与生俱来地承受着一份来自父亲和世界的"判决"，或者说，几乎自呱呱坠地以来，他一直在父亲和世界的"法庭"上接受着不由分说的"审判"。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在感受和思考着世界和人生的本性，努力要捍卫自己在世界和人生中的权利。他不仅是牺牲者，还是见证人，而且也是斗争的战士。柏林"审判"是一场灵与肉的亲历，它启动了卡夫卡第二次文学创作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