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忘的学生时代，在文学、知识和思想观念的世界中，卡夫卡迅速丰富着自己，并逐渐形成一套世界观。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一如既往地孤独和反常。一位中学同学后来回忆说："如果要我就卡夫卡的性格谈点什么的话，那么这就是：在他身上毫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拘谨而又规矩，但是穿着从不讲究……学校的学习对他来说似乎总是某种不能十分打动他内心但又必须有条理地去完成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但是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和他变得亲密无间，他仿佛总是被一堵玻璃墙包围着……他同我们保持着距离和疏远。他以静谧、亲切的微笑向大家敞开了门户，但又将自己同大家隔离开。他从来不参加我们的娱乐。只有一次，他和我们一起到一个下等酒店去。即使在那里他也一如既往：一位客人，怀着兴趣笑眯眯地观望着与自己格格不入的环境，但同它保持着距离。"
但是，这位同学看到的不是卡夫卡的全面。也许，就像卡夫卡后来的作品一样，很难有人能够看出一个"全面"。中学时代的大多数同学都感到卡夫卡身上的孤独倾向。但是，个别人则有着相反的印象，觉得卡夫卡无话不谈。例如，卡夫卡与一位重要同学胡果·贝尔格曼的关系就是如此。据称，在同窗12年的漫长交往中，他们对文学、书籍、学校、宗教、哲学、政治等无所不谈，只除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性的问题。但是即使对性的问题，卡夫卡也并非完全不谈，正如后面将看到，在别的同学和他之间，甚至在他与父亲之间，性的讨论将会进行到十分可怕的地步。这类现象表明，跟生活中不少人相似，在卡夫卡的人格中存在着莱恩所谓的"自我分裂"，不仅存在着真假自我之间的分裂，而且在分裂中又有分裂，或者说，自我碎裂为几个部分。
无论是真假自我的分裂，还是自我不同部分的分裂，其实质还是一个生存问题。"人是伦理的动物"，人总得还要在人群中活下去。没人能够承受完全的孤独，哪怕他有心孤独，结果也会无力承受。正如卡夫卡自己在中学毕业后两年一封信中所说："人与人是用绳索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松开了，那么，他就会沉下去，沉到比谁都深的地方去，那就糟糕透了；如果某一个人身上的绳索扯断了，这个人就会一头栽下去，那太可怕了。因此，每一个人都得紧紧抓住其他人。"转引自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2页。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奥斯卡·波拉克，卡夫卡中学后期和大学初期的朋友，卡夫卡当时通向外部世界的绳索、窗户和桥梁。波拉克在同学们中间是位领袖式的人物，性格与卡夫卡刚好相反：意志强烈，重视人际关系。对卡夫卡这位谨慎、内向的同学，他处处给以关心和爱护。卡夫卡则报之以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包括呈送自己的文学手稿。这种尊敬和友爱的深度，在他致波拉克的另一封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我将为你准备一堆东西，那是我至今写下的一切，……我将把它们奉献给你，只要你来信说一声"好的"，或者答应我对你的要求。……我最喜爱的和本身最坚挺的东西在太阳底下也是冷冰冰的，而我知道，若有一双陌生人［旁人］的眼睛盯着它们看，或许会使一切变得温暖起来，生动起来。我说的只是温暖起来和生动起来，因为这些词更接近上帝……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我摘下一块(因为能给你的不止这些，而我还将给你——是的)，从我的心中摘取一块，用一些写满字的纸张干干净净地包好交给你。《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35-136页。
波拉克身上的精神以及他对卡夫卡的友谊给卡夫卡以力量，使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成长，甚至他迟缓的生理发育都得到很大的改进。到1930年夏天，这位20岁的大学二年级学生写道："我长健康了，也长强壮了，在人们之中，我也出色了，我能跟女人交谈……也能跟某种人交谈，这样的人站在树后平静地对我说：没有别人，你什么也做不成。可我眼下用加强的语气以及华丽的修辞记录下这样一些东西：孤寂的生活令人厌恶；在每一个人面前坦诚地产下你的蛋，让太阳去孵育它们；咬生活〖BF〗一口胜于咬自己的舌头；你尽可以喜欢鼹鼠或类似的什么，只是别让它们成为你的守护神。"
然而，从卡夫卡致波拉克的信中不难看出，他那高度的尊重和友爱，虽然是他情感的自然表达和需要，但其分量似乎太沉重了一点，而且其中充满了某种"文学自我中心主义"的自恋倾向。不难想象，对于一个正常人，无论他具有怎样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个性，只要他还不是上帝，这样一种高度的尊敬和友爱就多半会让他感到难以承受。不知是否由于这一原因，在大学期间，波拉克开始逐渐疏远卡夫卡。正是在这时，卡夫卡向波拉克写了那样一封信，其中说道："……这么多的年轻人，我只跟你说过话，我同其他人说话只是应酬，这也是为了你。你对我来说，不仅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你还像一扇窗户，通过它，我才能看到胡同。我一个人势单力薄，是没有什么作为的……"
容易理解，这样一封信恐怕难以挽回正在消逝的友谊。不管怎样，一场对于卡夫卡如此珍贵的友谊渐渐逝去。也许并非偶然，他在别的地方写道：如果一个孤苦伶仃的人还想到处找朋友……而且还想理所当然地找到一只可爱的手，想从中得到慰藉和帮助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通向胡同的窗口，他的好景不会长。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33页。
波拉克的疏远使卡夫卡受到很大的打击。幸而，他与布洛德之间的友谊随着共同的大学生活以及共同的文学兴趣而渐渐加深，尽管其过程十分缓慢，却也相当稳固。布洛德活跃而自信的性格、文学上的事业心和抱负吸引着卡夫卡。布洛德不仅在"读书与讲演之家"这一类活动中帮助卡夫卡开拓视野，而且先后将奥斯卡·鲍姆和韦尔奇引荐给卡夫卡，并组成四人小圈子，经常聚会，进行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和友谊交往。这不仅缓和了卡夫卡的孤独倾向，而且对他文学人格的发展和成熟有着重要意义。
卡夫卡大学毕业后一年，布洛德自中学以来最好的朋友突然去世。这一打击使得他与卡夫卡的友谊进一步增进。那时卡夫卡已参加工作，在办公室和在家庭中一样得不到自己渴望的温暖，这使他格外珍视与布洛德的友谊，两人成为最亲近的朋友，天天会面，甚至一天两次，讨论文学、艺术和思想，谈论人生。后来，两人的友谊持续一生。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遗著编纂者。
然而，在波拉克之后，友谊对于卡夫卡已不可能再现那种上帝般的光辉。即便在与布洛德的友谊中，卡夫卡都表现出神经质的不安和焦虑。后来，到1911年底，两人的友谊完全可说是牢不可破时，卡夫卡还就此写下这样一则日记：今晨，我对写作的感觉是如此清新，然而此刻，下午要向马克斯［布洛德］朗诵的念头却完全妨碍了我。这也表明我对友谊是多么不适应，假定即便如此友谊对我甚至还有可能的话。无法想象不打乱日常生活的友谊，因此，虽然友谊可以从未受损害的内核得到更新，但是，所有这样的更新都需要时间，而且并非什么事情都能盼到成功，因而即便不考虑情绪的变化，一个人也绝不可能在上次友谊出问题的地方重新开始。此外，即便是具备深厚基础的友谊，每一次重新会面都必然引起不安……1911年12月31日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