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在以优异成绩通过各科考试之后，10岁的卡夫卡正式进入布拉格旧城区德语文科中学就读。他从此告别了肉市附近那所森严阴郁的德语小学，在那儿，他曾度过4年暗淡的时光。在这4年之间，家中先后添了3位妹妹，结束了他此前的"独子生涯"。他所考取的中学，乃是布拉格公认教学最严格、质量最过硬的学校。从各种意义上说，1893年对于卡夫卡是一个有转折意义的年头。
父母为他选择这所中学，当然自有其打算。这是一所德国人办的文科中学，是飞黄腾达的好起点。但是对于卡夫卡，这所学校紧张的德语教学却把他引入了德语文学的海洋。最初三年的德语教师特别强调童话的学习。卡夫卡陡然进入了色彩斑斓的童话世界，其中不仅有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而且还有中国民间故事。对于他这个"永远的孩子"，这其中的意义也许非同小可。他日后的文学创作将显示出童话般丰富而怪诞的想象力，他的大量寓言，以及包括《变形记》在内的若干重要作品，无论其思想性是如何复杂，将具有童话般的表现形式和结构，它们的内容让最深刻的人们思索和迷惑不已，可它们的文学形式却会让孩子也产生浓厚的兴趣。
接下来的3年，卡夫卡进入更为广阔的德语文学领域，其中包括古高地德语英雄诗中唯一残存的《希尔德布兰特之歌》，中古高地德语中最著名的《尼伯龙根之歌》，奥地利剧作家和诗人格里尔帕策、莱脑等人组成的奥地利作家群，以及歌德、席勒、莱辛、施莱格尔、蒂克、诺瓦利斯等德国浪漫派作家的优秀作品。在临近毕业时，卡夫卡还对霍夫曼斯塔尔和尼采等人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中学时代所接触的众多作家中，歌德和格里尔帕策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站在未来卡夫卡的立场上，歌德和格里尔帕策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他接受人类文化影响的方式。
歌德不仅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文化巨星，而且是深刻的人性大师。歌德不仅有可能让人感受文化星空的辉煌和深邃，而且有可能让人洞察命运的真谛。在艺术上，卡夫卡对歌德保持了高度的尊敬。尤其在1912年他取得第一次重大文学突破之前，卡夫卡对歌德的兴趣达到顶点。他醉心于歌德那"持久性的艺术"，甚至"一个星期之久都沉浸在歌德的氛围里"。并在日记里单独记下歌德这样一句话："我对创作的兴趣永无止境。"另一方面，歌德对人性和命运的洞察可能让卡夫卡受到更为持续而深沉的冲击。"不做铁砧，就做铁锤。""立志成大事者，必须善于限制自己。"这样一些歌德式的智慧必然深深触动着卡夫卡不幸的内心世界。20多年后，在自知将有一死的最后时光，在生与死、爱情与污秽在他身上纠结不清的日子里，他与青年朋友雅努施谈到："一切都在斗争，都在搏斗。只有每天都必定能征服爱情与生活的人才会得到它们。"他感慨道："关系我们人的事情，歌德几乎都说到了。"也许，歌德这样深察和把握人性和命运的"神人"触动了卡夫卡内心深处的渴望，使他格外意识到自己挣扎着的生命之弦。
与歌德相反，格里尔帕策是与卡夫卡气质格外相近的特殊悲剧人格。格里尔帕策是奥地利几乎唯一能与德国古典作家相提并论的剧作家和诗人，他的悲剧后来被认为可能是奥地利舞台上最伟大的作品。格里尔帕策对卡夫卡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无独有偶，这位奥地利诗人与卡夫卡在家世与气质上竟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他母系的家族遗传性中大概隐藏着某种抑郁症因子，母亲和一个弟弟先后自杀，他自己则为严重的抑郁症所苦，终生自我压抑、自我怀疑、自我局限，并对人类处境表示出深深的悲观主义。与此相关，他在生活和创作中表现出深刻而尖锐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眼光。在宗教问题上，他明显地具有一种反教士的特征。后来，卡夫卡身上也表现出一些类似的倾向。特别意味深长的是，在他后来为"结婚或不结"这一问题像哈姆雷特一样痛苦不已时，他专门举出格里尔帕策、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克莱斯特这样一些悲剧人格支持自己否定的回答。在文学之外，卡夫卡还受到自然科学的重大影响。19世纪末叶正是"科学时代"最伟大的时期，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等领域都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革命。卡夫卡不同程度地感受了各门现代科学长足的进展，其中，达尔文进化论对他尤其显示出特殊的吸引力。16岁时，他就已经开始阅读达尔文和更激进的进化论思想家海克尔的著作。按照一位作者的说法，在当时，无神论的达尔文主义甚至一时掩盖了斯宾诺莎泛神论对卡夫卡的影响，并将他推向更极端的无神论，让他接触到一点德国自然主义，并发现了令他一时为之崇拜的尼采，后来还引起他对托尔斯泰和克拉普林无政府主义较为温和的兴趣。对于卡夫卡这样一位特殊的悲观人格，进化论表现出一种极为重要的意义。临终前几年，卡夫卡与青年朋友雅努施的一次谈话深刻地涉及到这一问题。雅努施向卡夫卡谈起这样一种观点：人类丰富多采的装饰艺术表面上具有无目的的美，使人产生自由的情感。但实际上，装饰艺术却有一个并只有一个目的，即掩盖各种不同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人用它掩盖自己身上动物的天性。卡夫卡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他评价说："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因此死亡完全是人类的事情。每个人都要死，而猴子则在整个人的族类中生存下去。"我"无非是由过去的事情构成的樊笼，四周爬满了经久不变的未来梦幻。雅努施：《卡夫卡对我说》，第58页。
显然，从中学时代开始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高度兴趣，后来发展为卡夫卡悲观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他在那阴郁而恐怖的"猴子的原罪"中看到了人类和自己的宿命，找到了他自己悲凉而局促的"家"。"那是我的归宿！"《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50页。这一点在很大意义上帮助人们理解后来卡夫卡的艺术世界，理解卡夫卡艺术世界中那些甲虫、鼹鼠、豺狗、猴子、耗子、兀鹰……以及理解卡夫卡自己这只"翅膀萎缩的寒鸦"。
在这所中学里，宗教课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主要内容是教授希伯来文，并用德语讲解圣经和犹太经典。卡夫卡不仅对宗教课无甚兴趣，而且还用无神论和泛神论思想与同学进行争论，并试图说服别人放弃犹太教信仰。
在受到无国界、反传统的科学影响的同时，卡夫卡还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并在犹太教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中，以他特有的方式站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边。
关于科学对世界观的作用，量子物理学创始人、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海森伯曾指出，在现代科学背后隐藏着哲学理论和哲学精神。人们在接触现代科学的同时，必然接触到这些哲学理论和精神，并导致对家族和种族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W·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1章。并非偶然，在科学、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对犹太教的背离等倾向之间存在着内部关联，它们一致表现出卡夫卡对家庭、犹太教和社会的某种敌意，反映出卡夫卡心理上引人注目的反传统动机。8年的中学学习结束了。1901年夏天，卡夫卡通过了中学升学考试，同年11月在布拉格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注册入学，开始为期6年的大学生活。
最初，卡夫卡与同学和好友奥斯卡·波拉克和胡果·贝尔格曼一道，选择了未受基督教洗礼的犹太人所能选择的最好专业之一：化学。然而他很快发现，实验室的工作对他并不适合，于是在两个星期之后便转入法律系，在那里一直读到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关于这些选择和变化的心理动机，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也作了堪称经典的自我分析："……就我而言，并没有什么固有的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与那件性命攸关的事相比，其他一切事，犹如那中学里的课程，都是无可无不可的，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职业，从事这个职业我便可以无所顾忌地沉溺于这种冷漠之中，而同时又不至于过分伤害了我的虚荣心。于是，学法律便是势在必行的事了。虚荣心、无谓的奢望使我作了几次方向相反的小小的尝试，例如那14天之久的学化学，那半年的学德国文学，这一切，到头来反而更加强了我的那个基本信念。于是乎，我就学法律。"
既然怀着这样一种无目的的目的，那么可想而知，对于必修的法律课程，卡夫卡基本上应付了事，至多临到考试才死记硬背。而在必修的课程之外，他在费迪南－卡尔德文大学校园内的各项活动，包括选修课程，则充分反映了他内在的兴趣。
从第二学期开始，卡夫卡选修了布伦塔诺的学生安东·马尔蒂所开设的哲学讲座"描写心理学的基本问题"。其后4年之间，他又持之如一地参加了"布伦塔诺沙龙"的活动。布伦塔诺学说的内容是对人真实存在本性的思考，这是一门专门的深层哲学，具有十分抽象的形式。卡夫卡不善抽象思维，却难得地对布伦塔诺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据当事人回忆，那个圈子的人个个都很高傲，令常人难以接近。"他们经常晚上聚在一起，进行无休止的讨论。弗朗兹·布伦塔诺当然不在场，但是他那强有力的影子笼罩着所有的谈话。"据报道，卡夫卡有时还到该沙龙一位主要成员家里，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文学－哲学晚会，并且还是颇受欢迎的宾客。
10年后，即1917年，卡夫卡的人生陷入重大的危机，在"向死而生"的绝境中，当面临"活还是不活"这一压倒一切的人生思考时，在他那著名的"八开本笔记"中又出现了有关"描写心理学"的记述。似乎可以确切地说，布伦塔诺的学说对卡夫卡的人生、思想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