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恐惧的理由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他不得不带着可怕的恐惧死去，因为他还没有活过。……第二个主要理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凡是我写过的事将真的发生。通过写作我没有把自己赎回来。我一辈子都是为死人活着的，现在我真的要死了……"
……但是为什么我只讲真正的死。在生活中它和生是同一回事。
……然后也许我能够自愿——一切取决于自愿和欢乐——放弃写作的幸福。
——弗兰茨·卡夫卡
在试图理解卡夫卡生命的努力中，我们艰难地写下："向死而生"这个短语。写下它并不很难，难的是真实地理解其中的涵义。
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向死而生。对于每个人，文明都是生命的土壤，因而也意味着对生命的规定。生命渴望着自由，而文明只给予有规定性的自由。生命要求着意义，而文明则用它规定的意义要求着我们的要求。由于个体的生命力无法与文明的力量相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文明的规定就意味着死亡。人就是这样在文明的规定性中向死而生。正因为如此，也许我们能够说，人倾向于把文明的规定性感受为文明的缺憾。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生活在有缺憾的文明中。只是，对于不同的人，文明的缺憾有着不同的表现，其性质和程度，取决于这个人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无论是作家还是农民，也无论我们是否拥有青春……我们都会受到文明之缺憾的规定和限制，就宛如我们在生活至高无上的力量面前都有自己一份作业，虽然在宗教的意义上也许分不出什么分量的大小，实际形式却总那么千差万别。其性质与程度，基本上取决于我们各自与文明之间在本性与能量两方面的对比。
跟所有的人一样，卡夫卡生活在他独特形式的缺憾之中。本性与能量的对比使他的童年遭受了严重的剥夺。我们似乎可以说，严重的剥夺使他处于严重的"文化休眠"状态。其实，从心理学上说，每个孩子都大同小异地处于这种境地。他们尚不具备概念的形式运算能力，他们只能作"具体运算"。在文明与文化的迷宫之中，他们只能"休眠"，在休眠中凭借着生命的直觉，根据自身与文明之间本性与能量的对比，本能地运算着他们人生的作业。与一般孩子相比，卡夫卡只是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已。
然而，与其说他们在休眠，不如说他们在学习，在等待，在渴望。无论多么瘦弱、多么不幸，孩子都在不可阻抑地成长。直至摇曳多姿的青春以其惊人的力与美、以其全新的本性和能量，挟裹浩荡的岁月之风而来，迫使文明作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在不同文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随处都能看到这种"形式的让步"。从古希腊文明，从现代太平洋某小岛上的萨摩亚原始文明，从北美的印第安文明或其他文明，我们都能看到随着青春期而开始的强化训练，它们与现代文明针对青春期的强化教育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那都是文明试图在"同化"我们的青春。而"青春不识文明面"，青春只顾着绽放，青春其实也在"同化"着文明，就哪怕一位注定要永远流浪的孩子那最"瘦"的青春。而在可歌可泣的青春之后，又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
第六章 青春时代
书中言语何其多！
——弗兰茨·卡夫卡
1955年，一位年逾70岁的妇女致信马克斯·布洛德——弗兰茨·卡夫卡生前的终生朋友、遗嘱执行人、手稿编辑者。在信中，这位妇女回忆了她生活中一段美好的时光：……中间是一棵非常、非常古老的橡树。我们常常坐在那棵橡树下——弗兰茨和我，两个孩子；他给我读尼采，并不在乎我是否听懂。那是五十五年前的事了……我们用那个时代的方式调情；我们都青春年少，我年轻漂亮，他聪敏伶俐。他家租用我家二楼度暑假。我家花园一直伸向一座小山，山顶有一条长凳。傍晚，我们常散步到那儿去，弗兰茨拿着一支燃烧的蜡烛，他试图说服我，让我注册报考大学。这事儿没结果。我父亲不会同意。那时，孩子们都听父母安排。于是我们便分手了。Ernst Pawel， The Nightmare of Reason:A Life of Franz Kafka，P.83.
这位妇女名叫塞尔玛·珂恩，据认为是卡夫卡当年柏拉图式的初恋情人。他们相识和分手于那个暑假，此后再未谋面。告别时，卡夫卡在少女的剪贴薄中留下了这样一段充满文学和人生意味的赠言：书中言语何其多！
它们要回忆！好像言语会回忆似的！言语其实是拙劣的登山者和蹩脚的矿工，它们既不能从山洞中，也不能从山的深处把宝藏取出！但是有一种活的思念，它温柔地掠过一切值得回忆的事物，仿佛用手轻轻抚摸。然而如果从这片灰烬中窜起火苗，炽热而强烈，而你呆呆地凝视着，犹如为神奇的魔术所迷住，那么就……可是却不能以笨拙的手和粗糙的工具来抒写这种纯洁的思念，只能将它写在这些白色的、简朴的纸上。这就是我在1900年9月4日所做的事。《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33页。
这篇初恋的临别赠言，也是已知卡夫卡最早的文献。有关这场初恋的简短文字，似乎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把人们引向中学和大学时代的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