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使我们进入了"移情"问题。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只是移情的一种特殊情形。用关于移情的眼光审视卡夫卡的童年，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
其实，在那封具有"反判决"性质的《致父亲的信》中，关于那位"暴君般的父亲"，卡夫卡还告诉了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尽管语气有些暧昧和含糊，他还是提到了父亲脸上一种美好的笑容，虽然极难见到，但特别美，包含着恬静、满意和嘉许："谁受您这一笑，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不过我想多半是有的，因为当时我在您心目中还是无罪的，是您巨大的希望，您又有什么理由拒不向我露出笑容来呢。"他还回忆了另一些更说明问题的例外：大多数例外是在您默默忍受痛苦、爱和善的力量压倒并直接攫住了一切与之对立的东西的时候。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譬如，当我在炎热的夏天午间吃罢午饭，在商号看见您十分疲惫地伏案打盹的时候，或者星期天当您筋疲力尽跑到乡下的避暑山庄来与我们相聚的时候；或者当母亲身患重病，您双手紧紧抓住书柜，浑身哆嗦、暗自啜泣的时候；或者当我最近一次罹病，您蹑手蹑脚到奥特拉房里来看我的时候，您在房门口站住，伸长着脖子看我安卧在床上，您出于关心我，只向我招了招手。每当这种时候我便扑在床上，止不住幸福地哭了起来，而现在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潸然泪下。《卡夫卡小说选》，第523页。
在人之常情看来，我们遇到"剪不断，理还乱"的父子之情，而在生存论心理学看来，我们涉及到了移情问题。人类思想史上，克尔恺郭尔率先明确指出了作为心理学和宗教起点的生存悖论，以及由此产生的死亡恐惧：如果人纯然是天使，那么他不会畏惧死亡；如果人纯然是动物，那么他也就不懂得畏惧死亡。然而，人既非天使又非动物，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也就是说，人同时具备着生理性的肉体和符号性的自我。符号性的自我使人意识到自己生理性肉体的生与死，使人产生死亡恐惧。在《反抗死亡》这本重要著作中，贝克尔继承克尔恺郭尔的思路，对移情问题作了杰出的表述。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五、七章。一方面，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另一方面，人又带着与生俱来的被造性和必死性。人的心智显然无法承受如此彻底的分裂和悖论。人只能竭力营造某种"生死攸关的谎言"，以便维持一种可能的生存。这"生死攸关的谎言"就是通常所谓的人格系统。人不是一个单独的概念。人是"伦理的动物"，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格系统也是如此，只能在人际关系的前提下和背景上才有可能逐步形成、产生和发展，这一过程就是移情。作为移情前提和背景的人际关系，包括狭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和广义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而移情的对象，则是生活中那些最高大、最伟岸的人事：父母、老师、伟人、运动、偶像，等等。用上一节的话说，移情对象是个体"神化工程"的集中体现。
移情既体现了人在生死面前的懦怯，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一方面，人希望以被造物的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力量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某种保护性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移情中的这两种趋向被称为"神爱"和"爱欲"，它们是人身上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两大存在动机与存在悖论之间有着一种交叉对应：一方面，既然人是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祗，他当然希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既然人是必有一死的被造物，他当然希望融入某种保护性的力量。可以认为，两大存在动机也是生死恐惧的对应物。"神爱"和"爱欲"这两大存在动机相反相成，无法分离，但都指向自我感觉的扩张。一方面，人渴望着一种"与大千众生的亲缘感"，希望"从孤独中解放出来"，成为"某个伟大而高级之整体的一部分"，从而知道自己是谁，并感觉自己属于整个世界。另一方面，人渴望着更丰富的生活，更激动人心的经验，以便去发展自身的独特性和力量，通过自我扩张为世界作出贡献。正因为如此，移情被称为人的"英雄"，它是神化工程构建中最关键的运作。
人既想突破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意味着，移情所追求的，实质上是一种不可能的悖论。人只能通过无师自通的努力，选择恰当的移情对象，"控制矛盾的程度"，在不可能之中相对地实现一种"可能的生活"，从而"绕过"这一悖论。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移情这一"生死攸关"的难题，同时，移情又最充分地体现了这个人独特的人格命运，这正是"移情英雄诗"最为动人心弦之处。对于儿童，移情问题有着相对特殊的表现形式。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成人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导致了清晰的恐惧。但是，儿童尚未形成清晰成熟的自我意识，因而其恐惧也就有着浑然不清的性质。成人的恐惧可以表现为明确的死亡恐惧或性恐惧，儿童却只有笼而统之的"生活的恐惧"。这正是儿童趋向于与父母同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就所谓"原始存在"（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的涵义而言，父母乃是孩子的"亲在"。父母完全代表着生活，从而成为孩子当然的、唯有的移情对象。只有通过与父母同化，儿童才有可能融入广大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我扩张，构建神化工程。换句话说，所谓与父母的同化，正是儿童所特有的一种移情形式。
生存论心理学的移情思想，使我们得以更深刻地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剧。其实，在内心深处，卡夫卡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也对父亲充满了仰慕之情。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父母是他的移情对象。父母，尤其是父亲这位"身影庞大的人"，代表着广大的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是生活的强者。融入与父母的美好关系，实现与他们的正常同化，应该是他本能的选择。
事实也是如此。进入成年后，卡夫卡表现出一些重要的行为和心理倾向，充分说明他在儿童期不仅存在着向父母（尤其是父亲）的移情，而且还有着相当的强度。对于这一点，他后来的终生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曾经作过这样的回忆：从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的印象来看，父亲赫尔曼对他的影响之大，实在令人吃惊。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尔曼的形象更为巨大，大得简直过分了。……卡夫卡很早就觉得自己对父亲的秉性十分陌生，但从生动性和力量这两点来看，父亲的秉性又是最值得赞赏的。这一点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弗兰茨在以后的生涯中，一直把父亲的赞许当作至高无上的福音，而事实上，父亲没有给他过任何赞许。……他把自己写的一本书《乡村医生》送给了父亲，而父亲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放到床头柜上去！"这回答肯定不是恶意的，但弗兰茨后来经常引用这句话。马克斯·布洛德：《关于弗兰茨·卡夫卡》；见瓦根巴赫：《卡夫卡传》，第211页。
卡夫卡很早就意识到，父亲的世界控制着决定他能否成功的一切物质条件。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他在考取大学后断然放弃了以写作为职业的志愿，几经周折后选择了法律专业，最终成为一名法学博士，以律师身份走向社会。大学毕业后，卡夫卡曾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保险公司布拉格分公司谋职。这家外国公司激发了他去国外工作的理想，甚至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调往公司总部工作。为此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坚持听意大利语课。后来由于诸多原因，他才离开了这家公司，进入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供职。那是一家犹太人难以进入的半官方机构，卡夫卡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去世前两年才因病被迫离职退休。尽管卡夫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众所周知的抱怨情绪，但仍然不时表现出"男子汉"的雄心，显示出儿童时期移情的潜在作用。据报道，虽然自己的写作负担很重，父母身体欠佳时还要承担额外的家庭负担，但是，他在公司上班从来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进取，甚至在工作之余自愿到大学补习保险专业课，以谋取更大的发展。凡此种种深得上司好评。他的顶头上司在鉴定表中写道：卡夫卡"做各项工作都十分努力，有持久的兴趣。在上班时间之外仍积极为公司服务，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该职员作为优秀的起草人员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卡夫卡则格外敬重这位上司："我在办公室的上司以其无限的坚定沉着给我力量，我不能听懂他的话，但是却在某种程度上有意识地、又在更大程度上无意识地模仿他。"有资料表明，为卡夫卡所倾慕的上司不止一人。在他十分钦佩的马尔施纳尔博士升任公司总裁时，他甚至还代表公司全体职员发表了正式的祝贺演讲，对这位上司作了高度赞扬。见叶廷芳编：《卡夫卡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上册，第302页。
卡夫卡不仅欣赏上司"经商的积极性"，而且敬重生活中的一切能人和强者。他曾深深赞许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因为这位主任"能用打字机飞快地写作"。他对衣着的合身和协调十分讲究，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大方，风度翩翩。他热爱健美而训练有素的体魄，为此特别注重饮食保养，长期坚持锻炼身体，并经常不定期住进疗养院，在那里寻求纯粹以保健为目的的、非治疗性的疗养。他反对药物治疗，坚持自然疗法，提倡亲近自然，坚持素食，一般拒绝吃肉，只大量饮用新鲜生牛奶。与此相应，他对任何有违健康的小病小灾都极为敏感，身体上任何小小的不适，无论是长疖子、鼻塞或是脚趾上的问题，甚至是长头皮屑，都会让他饱受折磨。环境中的噪声更是令他痛苦不堪。也许正因为忧患如此，严重的神经衰弱追逐了他一生，令他失眠、头痛、消化不良……在他中学同学的回忆中，"他充满了男子汉的气质"。幼时的卡夫卡虽然在父亲面前无地自容，但是却仰慕父亲高大的身躯，即便在游泳池中那种无地自容的时光（见第二章第五节），"我对我父亲的躯体也是感到骄傲的"。对生活中那些像父亲一样"身影庞大的人"，他常常会大加赞赏。如果这些"身影庞大的人"恰好又像父亲一样是善于经营的老板，他更是格外仰慕。他这样为一位胖子辩护："难道您不知道，只有胖子是值得信赖的吗？只有在这种外壳坚厚的容器中，一切才可能煮熟、煮透。只有这些占有空间的资本家……才不至于被忧愁和疯狂所侵扰，能安静地去干他们的事。正如有人曾经说过，只有他们才是全球可以通用的真正的地球公民，因为在北方他们会发出热量，在南方他们可给人遮荫（这也可以反过来说，不过那样就不真实了）。"《卡夫卡致密伦娜情书》，第38页。
他不仅欣赏和仰慕，而且身体力行。1911年底，卡夫卡的妹夫在布拉格开办了一家石棉工厂，卡夫卡对此事极为热心，设法向父亲借到钱，作为不介入经营的隐名股东参加了该厂的投资，并自愿为之四处奔忙，有时还抽空亲自到厂里工作，甚至设想要完全摆脱保险公司的工作来办好这爿工厂。1922年，卡夫卡被诊断为肺结核已经3年了，经过长期休假，病情却未见任何好转。布拉格工人事故保险公司的医生对他进行了反复的体格检查，最后鉴定：即便继续长期休假，也很难恢复健康，他已丧失继续在公司工作的能力。他在健康时，私下里曾无数次抱怨公司的工作令他不堪负重，但在"向死而生"、面临永远的告别之际，他反而犹豫了。经过慎重考虑，终于向公司提出了"暂时退休"的申请，并得到了批准。
写作，是卡夫卡内心认为最具个人性的事情，是一种"祈祷"，是他的私人宗教，与他人、与欲望等都没有关系。然而，即便在写作的问题上，卡夫卡仍然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成就欲。在他后来的一次恋爱中，他一面充分表现自己的自卑感，一面也不忘暗示对方自己诗人和作家的身份，以显示自己并非是微不足道的人。每当有新作问世，他照例都要向父亲呈献一册，而父亲的口头禅"把它放到床头柜上！"则总是令他耿耿于怀，乃至成为他写作《致父亲的信》的重要动机。然而，关于移情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方面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正如我们后面将看到，婚姻问题将成为卡夫卡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症"。他一方面极其恐惧婚姻，认为一旦结婚，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甚至于整个儿消耗在"人类生活的血液循环中"。另一方面，他又三番五次身不由已卷进婚姻事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一"综合症"，其症结刚好就在父亲身上。在他就此所作的自我分析中，他对父亲的移情通过辩证的形式强烈地表现出来：在结婚尝试这个问题上，同时并发了在我对你的关系上的两种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东西，其程度之激烈，任何其他问题都是无法与之比拟的。毋庸置疑，结婚是最明显的自我解放和自立的保证。一结婚，我就会有一个家庭，在我看来，这可是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峰了，而且，这也是您所已经达到的最高峰。这样，我就会与您平起平坐，所有的耻辱与凌虐，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统统只不过是往事一桩罢了。《卡夫卡小说选》，第552页。
值得注意的是，移情问题不仅体现在卡夫卡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小说表现出相当突出的重商倾向。最初几篇小说的展开尤其以经济生活为依托。《乡间的婚礼筹备》中关于火车上见闻的那段描写，不过三千字左右，却充斥了"商品"、"做买卖"、"老板"、"货物"、"顾客"、"价格"、"商人"、"做生意"、"集市"、"制造商"、"小商贩"、"大商人"、"女商贩"等词汇，以及更多的间接描写。短短的《判决》也几乎一开篇就满眼都是"商店"、"买卖"、"生意"、"经营"、"商业"、"商行"、"鸿运高照"、"职工人数"、"营业额"、"兴隆"、"分号"等字眼。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常常拥有收入不薄的、甚至常人难以企及的职业身份，如银行高级职员、土地测量员、乡村医生、优秀猎人、参议员外甥、以及负有特殊使命和权利的旅行家等。无论这些人内在的命运如何，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在自我和他人眼中都拥有明显优越的地位。
有关的事实从不同侧面表明儿童时代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及其强度。不难理解，在潜意识深处，他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也是渴望谱写出在世人眼中堂堂正正的"移情英雄诗"，也许只是因为命运的安排，他才"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们只能说，就儿童期的移情而言，他的"移情英雄诗"是失败的英雄诗。卡夫卡的悲剧在于，一方面，父母的疏离和粗暴（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与父母的能量对比）使他难以安全地融入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未能正常地实现同化。另一方面，父母的强大（实际上也是能量对比）又使他难以有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之感。换句话说，他的移情过程受到阻碍，神爱和爱欲两大孪生的存在动机受到重创，生死恐惧无法缓解，相反过早暴露在这压倒一切的恐惧之前。此时，父母不再表现为保护性的力量，不再表现为实现神爱和爱欲的对象和自我扩张的基础。父母真正成了"生活的代表"，体现出生活无情的存在本性。在这一不幸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能量对比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反抗死亡》一书所指出：一方面，"人所拥有的自我力量越小，恐惧越多，移情就越强烈。"另一方面，对象越强大，就意味着对象越是具备着世界的自然力量，体现着生活的本来法则，因而越令人恐惧，进而也使得移情越是强烈。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破坏了正常的移情过程，最终导致严重的存在性不安。
我们曾经指出，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悖论。只是，正常人可以设法"绕过"这一悖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同化正常完成了移情过程的人，有能力在生活中选择适当的对象，去谱写自己的"移情英雄诗"。他们的移情对象可能是一位神祗，一位"老大哥"，一面旗帜，一场运动，一场战争，一系列性征服，一套伦理或人际关系，或者与之对应的一份存款，一辆车，一套住宅，一种游戏，一门技艺，一位可人等等。凭借这样一些移情对象，他们的神爱和爱欲得到正常的满足，从而得以顺利地进行自我扩张，扩建神化工程。卡夫卡却很难"绕过"他的移情悖论，相反，这一悖论会趋向深化，表现为一种"恐惧－渴望"的恶性循环。由于神爱和爱欲两大存在动机在儿童期的受挫，他将比常人更渴望摆脱孤独，同时也比常人更渴望保持孤独。他将格外地渴望融入无条件的神爱，同时也将格外渴望出类拔萃、标新立异。换句话说，他对移情对象将要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对象具有母亲与神的双重本性，既能给他无条件的庇护，让他舒适地融入，又能帮助他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不难理解，寻找这样的移情对象，需要相应的自我能量。然而，卡夫卡最缺少的，恰好就是通常意义的自我能量。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瘦的人"，自我能量是那么可怜，以至一切对于他都是障碍，一切障碍都在粉碎他，使他不安和恐惧，又怎么可能完成向美好对象的移情？就像一个极度瘦弱的孩子，由于瘦弱而极度饥饿，但由于瘦弱又极度消化不良。如果把这个孩子置于一个"铁、血与火"以及"乳房和大腿"的世界上，他能干什么？在这个世界上，金钱的积累、人际的经营、伦理的凭借、权势的运用、实力的展示、人格的发挥、能量的渲泄等项内容是如此地重要。如果他不能学会"肉搏"，不能学会"露出牙齿"、"横吞大嚼"或"绞尽脑汁"的生存方式和技巧，恐怕就只有陷于越来越剧烈的"恐惧－渴望"，就只有永远地流浪。只有在某种形式的极端爱情中，或者，在某种完全作为"私人宗教"的艺术创造中，卡夫卡才有可能看到一线希望。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此处可以稍加考察的领域，那就是宗教。但是，正像我们就要看到，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宗教很难属于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