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直接造成的存在性不安外，在父母转嫁的存在性不安外，孩子还有着完全属于自己的存在性不安。
卡夫卡两岁左右，母亲留在家中的时间变得多起来了。然而，这并非因为他的缘故。1885年9月，即卡夫卡两岁稍多一点，母亲生下了弟弟格奥尔格。不幸的是，大约一年半后，即1887年春天，小格奥尔格因患麻疹去世。同年9月，又一个弟弟亨利希来到人世，但他的命运更为不幸，仅仅半年之后，即1888年4月，小亨利希就因患耳炎死去。
卡夫卡是长子，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拥有一段相对惟我独尊的时光。随着新的生命来到这个家庭，这种相对的惟我独尊被打破了，从而加重了他几乎与生俱来的存在性不安。
根据阿德勒个体心理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当时，卡夫卡对幼小的弟弟一定产生了不自觉的敌意。随着弟弟的不幸去世，这种曾经存在的敌意又会使他受到内疚和罪过感的折磨。两个弟弟相继诞生和去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特殊情况必然加深了其心理创伤的程度。
然而，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死亡对卡夫卡的真正打击，在于死亡本身所引起的恐惧，即所谓"死亡恐惧"。实际上，死亡恐惧是人类心理中最普遍、最深刻、也最隐蔽的存在性不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口。
著名生存论心理学家Ｅ·贝克尔在他的代表作《反抗死亡》中，对死亡恐惧问题作了全面的探讨。他通过深刻的人类学和心理学分析指出，死亡恐惧与生俱来，而并非所谓"文化的产物"。死亡恐惧是一种根本性的恐惧，它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各种恐惧。死亡恐惧可能具有形形色色的伪装，但无人可以幸免。
"儿童到三岁时就有了关于死的观念"。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第二章。儿童之所以不像成人那样有着明确的死亡恐惧，是因为他们"压抑"自己。这种压抑导致一种整体性的、浑然不分的"对生活的恐惧"，把明确的死亡恐惧掩而盖之。但是，要成功地掩盖明确的死亡恐惧，单凭儿童自身的能量不可能做到。换句话说，儿童必须巧妙地利用各种身外之物。"儿童的人格，他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手段，用以利用他人的力量，利用事物提供的支撑及其文化中的观念"，把死亡恐惧排除于自己的意识之外，"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以此保护自己幼弱的身心，使其免于被死亡恐惧压垮的结局。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04页、第227页、第89页。也就是说，人早晚要明确面对死亡恐惧。在日常生活中，死亡恐惧随时可能冲破"压抑"而"显露"出来，其过程因人而异，特别与儿童时期的经验有关：在发展中，死亡恐惧发生了嬗变。如果儿童的成长条件非常有利，所得到的好处也不过是将死亡掩盖起来。最终，儿童与父母力量的自然同化使压抑成为可能。如果儿童得到很好的关照，同化就容易和稳固，而父母对死亡的有力胜利自然就成为儿童的胜利。贝克尔：《反抗死亡》，第43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根据贝克尔的论述，我们不难推想当时卡夫卡心理创伤的深度。两个弟弟之死刚好接连发生在卡夫卡三岁到五岁之间，这死亡事件本身像致命的伤口一样深深刻入卡夫卡天生羸弱而敏感的身心，在当时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中立即不断绽开，并以一种"发生学"的方式，转化为卡夫卡的"成长条件"，与既有的"成长条件"产生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不用说，那些"成长条件"我们已经相当熟悉了，那就是卡夫卡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存在性不安因素。布拉格那"带爪子的小母亲"，她的旧城区，犹太人风雨飘摇的生活圈子，你死我活的文化冲突，"黑暗的角落、神秘的甬道、漆黑的窗户、肮脏的庭院、嘈杂的酒店，还有那些难以近身的旅店"，家庭中的焦虑和不安，两个来去匆匆的弟弟所带来的内疚和恐惧，终日没有父母的身影，对爱的渴望，在父亲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父亲［以及家中一位女厨子。详见以下第六节］所施予的那种"悬而不决"的折磨、以及在这种折磨面前随时"会马上垮掉"的感觉……换句话说，他未能得到通常应有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过早地暴露在破坏性的死亡恐惧面前。而这死亡恐惧又以压倒性的份量，成为卡夫卡存在性不安中致命的因素，并反过来对其他因素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催化和修饰。
后来，除了迄今所知一次不说明问题的例外，卡夫卡一生几乎从来没有提起两个弟弟早夭的事情。那悲剧未能浮现到记忆中。也许，那噩梦般的份量，被卡夫卡"压抑"到无意识的深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