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7月3日，弗兰茨·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治下的波希米亚（今捷克西部地区）首府布拉格。他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这一年已经31岁了。生活让他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而言可说是勉为其难。似乎他刚好缺少作父亲的天分，但他禀有一些出色的素质：粗野的生命力，非理性的内驱力，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金钱和地位锲而不舍的专注和执着，等等。这些素质把他武装起来，使他有能力与贫穷搏斗，拼死杀出一条血路，赢得相对的富裕，跻身令人艳羡的中产阶级。然而，一般地说，这些素质却使他难以优雅、温和、细腻地与人交往。至少，作为父亲，他似乎有些先天不足。这也难怪，因为他自己刚好就没有什么幸福的童年。
赫尔曼·卡夫卡的父亲雅各布·卡夫卡生于1814年，在9个孩子中排行第二。在施特拉可聂茨附近一座叫做沃塞克的捷克村庄里，6个兄弟和3个姐妹跟随着贫穷的父母，挤在一间独屋窝棚里长大成人。
18世纪下半叶，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部分举措多少减轻了一些对犹太人的歧视，使其不幸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善。犹太人口随之增长起来。为了限制这一增长，哈布斯堡王室又于1789年颁布了一项法令，该项法令规定：凡犹太家庭的子女，唯有长子准予结婚生育，繁衍后代。根据这项强制执行的法令，雅各布·卡夫卡被剥夺了结婚和生育的权利。因为他不幸刚好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并且，在他上面刚好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
然而，1848年，欧洲大陆发生了普遍的革命。在奥地利，新皇帝即位。新的专制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向奥地利境内40万犹太人授予了公民权，准许他们在城市定居，进入贸易或其他不同行业。客观地说，对于一个处于工业化边缘的国家，小贩、放利者、手艺人和其他社会阶层都是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然而，对于奥地利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专制政权，犹太人显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因素，可资利用，以对付各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力量。
不管怎样，雅各布·卡夫卡终于可以结婚了。他立即着手使用自己的权利，毫不怠慢，娶了邻家的女儿——31岁的弗朗西丝卡·普娜托维斯基为妻。雅各布·卡夫卡是一位取得了犹太食规许可的屠夫。他脾气大，体格壮硕，力大无比，据说能用牙齿衔起一袋土豆。然而，终年四季拼命挣扎，仍只能维持最贫困的生活。好在妻子性情开朗、乐观，以圣母般的坚忍与他一道勉力撑持，从1850年到1859年，为他生了6个孩子，就在那间独屋窝棚里将他们全部养大成人，第二个孩子即是后来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
一家八口始终只能以土豆为生，然而，他们全都活了下来。这是一种奇迹，也许只能归因于这家人特有的遗传生命力。孩子们刚刚拉得动大车，就不得不四处谋生。不管春夏秋冬、严寒酷暑，为父亲的主顾们送货上门。后来，赫尔曼·卡夫卡总是喜欢怀着既骄傲又自怜的双重感情，向自己的儿子回忆当年脚上战斗勋章般的冻疮和裂口，历数童年的艰难，表达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你知不知道你过的日子有多好……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他自己未来的儿子卡夫卡与他的关系十分成问题，一年四季这种半是自夸、半是责备的数落，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数落归数落，事实归事实。赫尔曼·卡夫卡并非像不少父亲那样，喜欢吮舔自己幻想的伤口。事实上，遭他数落的对象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后来，卡夫卡在痛苦的弥留之际写下他的绝唱《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在这部小说中，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样，他的情感被掩盖在什么深不可及、或难以察知、或若有若无的处所，然而，他在那里显然忆及了父亲由之而来的那个世界。在他的描写中，人们能恍惚看出家族和种族双重的影子：
我们［即所谓"耗子民族"］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刚会跑几步，刚能稍稍辨别周围环境，就得像成年者那样照料自己；我们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分散居住的地区过于辽阔，我们的敌人过多，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我们无法使孩子们逃避生存竞争，不然他们就会过早被淘汰而夭折。在这个可悲的原因之外，自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这个族类繁殖力非常强，每一代都不计其数，一代排挤一代，儿童没有时间当儿童。在其他民族里，儿童会受到尽心的照料，会替儿童办起学校。儿童们，民族的未来，天天从学校里蜂拥而出……我们没有学校……我们的儿童啊！……一个孩子刚出世，他便不再是孩子了，在他的后面已经有新的孩子的脸……尽管这是好事，尽管别的族类因此而妒忌我们，我们就是无法给孩子们一个真正的童年。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292－293页。
历史上，奥地利波希米亚地域内分布着若干犹太飞地，周围都是捷克农民。追根溯源，至少已有一个世纪，雅各布·卡夫卡夫妇双方的先辈就居住在这样一块犹太飞地上。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由于某种特殊的天启，卡夫卡家族的先辈躲过了早先的一项法令，没有采用按规定必须采用的德文姓氏，而是给自己取了这样一个斯洛伐克姓氏"卡夫卡"，在捷克语中就是"寒鸦"。
卡夫卡家族的人在自己家中讲捷克语。跟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的孩子上犹太教会男子学校。这种学校实行6年制义务教育，德语是法定授课语言。赫尔曼·卡夫卡在这种学校受完了6年教育，最终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14岁那年，赫尔曼·卡夫卡离开家庭，去闯荡世界。按犹太法规，他差不多已是成年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这位年轻的小贩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形形色色的商品正涌向市场，在新兴工业的摇篮波希米亚，情况更是如此。市场经济在呼唤。在广大农村地区，零售贸易更是迫切地需要着干练的人才。精明而吃苦的犹太小贩们迅速进入了这一领域，其中不少人为日后显赫的富裕打下了基础。就在这一时期，著名德国作家魏菲尔的父亲经营起那时波希米亚最大的手套工厂，弗洛伊德的父亲在摩拉维亚开设了一座纺织厂。许多人从借贷放利发家，向更大的金融事业发展，或者像赫尔曼·卡夫卡一样，从起早摸黑、漂泊无定的行商小贩起步，逐渐成为较为大型的零售和批发经营商。
总而言之，19世纪下半叶，奥－匈帝国境内犹太人的经济地位迅速改进。这一事实有着两个重要的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父辈创业"的丰功伟绩；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以脱贫致富为目的的残酷竞争。从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人生观，在犹太中产阶级内部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兴资本主义这个残酷竞争的世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一个普遍的原则。这一原则以犹太人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势为背景，决定了犹太人家庭关系的一般模式，并使得某些特定的人格特征在其中占据了优势。
整整有6年，年轻的犹太小贩赫尔曼·卡夫卡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乡村小道上餐风宿露，往返兼程。直到1872年，他被征入奥地利军队，服了两年兵役，并在那里被擢升为中士。1874年，22岁的赫尔曼退役离开军队，前往布拉格，希望在那里找到自己幸运的前程。
本来，那些年头正是淘金的好时光。1848年革命废除了对居住权的限制。对于大批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尤其对于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地平线上的城市之光，似乎许诺了无比美好的前景。对犹太人来说，作为无名的小人物消失在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也可使自己免于受到反犹主义的伤害。几十年间，农村的犹太居住区荒废了。在不少村庄里，例如在卡夫卡祖居的沃塞克，犹太教堂因此而关闭。
赫尔曼·卡夫卡与他的犹太同胞们一道涌入了城市。他在一处从中世纪留下来的犹太人居住区安了家。在那儿，妓院和劣质的小酒馆随处都是。年轻的赫尔曼既无钱又无关系，日子并不好过。加之上一年维也纳股市的崩溃，引发了漫长的经济衰退时期，结束了20年来出人意料的经济繁荣，给他的淘金梦投下了阴影。然而，这位22岁的退役军人已经习惯了艰苦奋斗，锲而不舍。8年过去了，他终于"三十而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