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在晚上来抓人的，打算杀得我们血流一地。他们有充分的准备：橡胶鞋套、尼龙工作服、刀子、榔头样样不缺，还有一整袋钉子。他们的任务就是对付我们俩，跟对付摩里森夫妇的手法如出一辙。
他们又惹到我了，再次犯下致命的错误。现在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要把这些人都找出来，在微笑中看着他们垂死挣扎。对我来讲，这次攻击就跟攻击乔伊没两样——这让我想到乔伊已经没有办法掩护我，这是对我们第二次的挑战与羞辱。现在我出手已经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捍卫我们俩的光荣“纪录”。
萝丝可在屋里跟着这些脚印团团转，这是最常见的反应：拒绝承认。她很清楚这四个男人打算摸黑把她干掉，但就是不愿承认、不愿去想，用不理不睬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这方法是不错啦，但不久后她的情绪就会开始变糟；可是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她会让自己忙着追查地板上的脚印。
他们在这屋里搜查我们的下落，在卧室分散开来，到处去找，然后在离开之前又回到卧室集合。我们看看屋外的路上是否有痕迹，但是没有发现。平顺的柏油路上是湿的，正散发着水气。于是我们又回到屋里，这样一来，被破坏的门锁以及遍布屋内的脚印就变成了仅有的证据。
我们俩都不发一语，我简直快气炸了。我看着萝丝可，不知道她的情绪会在何时溃堤。我跟她不一样，她看过摩里森夫妇的尸体，芬雷把细节都告诉我了，死状非常惨。当时他在现场，整件事让他震惊不已，萝丝可也在现场，已经见识过那些本来要用来对付我们的手段。
“他们要杀的是谁？”她终于开口了，“是我？是你？还是我们俩？”
“我们俩。”我说，“他们觉得哈伯在牢里把一切都告诉我了，而我又对妳全盘托出，所以哈伯知道的那些事，我们俩都知道。”
她一脸茫然地对我点点头，接着走到后门附近，斜靠着门站着，凝视屋外那一片井然有序，种着常绿植物的花园。我看到她的脸色变白，全身发抖，她没有办法再继续绷紧了，于是整个人紧靠在门边的角落，让自己好像黏在墙上似的，像是见鬼一样两眼发直。接着她开始哭泣，好像整颗心都碎了，我走过去抱紧她，把她搂在怀里，直到她把所有的恐惧与紧张都发泄出来。她哭了好久好久，整个人开始发热，变得很虚弱，她的泪水把我整件衬衫都弄湿了。
“感谢老天爷，还好我们昨晚不在。”她低声对我说。
我知道这时候我该表现出很有自信的样子。我的恐惧并不会让她更好过，只会让她更拽气，提醒她去面对残酷的事实；否则恐怕这辈子每个寂静暗夜都别想睡得安稳了。
“我倒是希望当时我们在这里，”我说，“这样就可以套出一些线索。”
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把我当成疯子，对我摇摇头。
“是的话又怎样？”她说，“难道你能撂倒四个大男人？”
“我只会干掉三个，”我说，“第四个我会饶他一命，这样才有线索。”
我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坚定不移，连我自己都相信我做得到，绝对不会有第二种状况。她看着我，我要让她知道眼前这个彪形大汉是个狠角色，一个服役十三年的老兵，赤手空拳就可以杀人，还有一对冷冷的蓝色双眼。我让她觉得我有一身本领，刻意装出一副谁也无法打败我、冷酷无情的模样，从头到脚都保持警戒状态。我的眼神好像用力瞪着谁似的，完全不眨眼——以前我一次撂倒两个喝醉的海军陆战队员时，靠的就是这种眼神。萝丝可把自己都给了我，为了回报她，我至少要给她一种安全感，让她不要害怕。
“四个乡巴佬就想干掉我？”我说，“别开玩笑了，我以前的对手比他们厉害多了。如果他们再找上门，我一定让他们被抬出去。而且我告诉妳，萝丝可，如果有人敢打妳的主意，在他还没想出怎么伤害妳之前，就会先被我做掉了。”
我的策略奏效了，她相信我所说的话。此刻我希望她能机伶一点，而且要坚强又有自信。我刻意要她打起精神，这方法奏效了，她那迷人的双眼看起来闪耀着活力。
“我是说真的，萝丝可。”我说，“紧跟着我，妳会没事的。”
她又看看我，把头发往后面撩。
“这可是你说的哦！”她说。
“我保证，宝贝。”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还真有些紧张。
她叹了一大口气，离开墙边向我走过来，勇敢地试着挤出一丝微笑。危机解除了，她又恢复了原有的活力。
“现在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吧！”我说，“我们坐在这里就跟活靶没有两样，赶快把妳需要的东西都打包。”
“好的。”她说，“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修门？”
我想了一下才回答，因为这是个重要的战术问题。
“不要。”我说，“如果我们把门修好，就表示我们已经知道这件事。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就表示我们知道自己遭受攻击。最好让他们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下次也不用太小心，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要有所回应，装作我们好像没有回来这里似的，继续装疯卖傻。如果他们觉得我们俩一点也不知情，他们就会失去戒心，下次我会比较容易察觉到他们。”
“好吧。”她说。
听起来她好像对我的说法没有十足的信心，不过还是同意我的主张。
“把妳需要的东西都打包。”我又说了一遍。
她不太高兴，但还是去收拾东西了。一场比赛就此展开——我不知道有哪些对手，甚至也不知道到底要比什么，但是我知道怎么参与这场比赛。第一件事，就是让对手以为我们落后一步。
“那我今天应该去上班吗？”萝丝可问我。
“一定要去。”我说，“一切都不能有异状。而且我们要跟芬雷谈一谈，他正在等华盛顿那边打电话给他，我们需要谢曼·史托勒的数据。但是妳别担心，他们不可能在警员办公室里开枪把我们干掉，他们会在安静偏僻的地方下手，可能会在夜里。局里面只有帝尔一个是他们的同伙，所以妳就紧紧跟着芬雷、贝克或史帝文生，好吗？”
她点点头，然后去淋浴，准备着装上班。二十分钟后，她穿着制服从卧室走出来，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然后看着我。
“是你说我们会没事的哦？”她说。
她这句话不只是疑问句，语气中还带着歉意，同时也是为了让自己更安心。我也看看她。
“妳可以放一百二十个心。”我边说边对她眨眼。
她点点头，也对我眨眨眼，我们俩已经没事了。我们从前门离开，让门微微开着，保持我们刚刚回来时的模样。
为了制造我们没有回她家的假象，我把宾利轿车藏在车库里，然后坐进她的雪佛兰，决定往北走，先去安诺餐厅吃早餐。她驾车离开房子，开上矮丘。因为已经习惯了宾利车里直挺挺的座位，所以我觉得雪佛兰的位子比较宽、比较矮。前方从矮丘下坡，朝着我们开来的是一辆深绿色厢型车，烤漆还很漂亮，车子看来干干净净，像全新的。它看来像一辆货车，但是有一侧车身喷上几个漂亮的金字：“克林纳基金会”。我之前遇到的园丁也是用这种车。
“那是什么货车？”我问萝丝可。
到了咖啡店以后她慢慢右转，往北开进闹区。
“克林纳基金会的货车可多着呢。”她说。
“基金会都做些什么事？”我问她。
“都是镇上的大事。”她说，“马格瑞夫镇把土地卖给老克林纳盖仓库，其中一个条件是他必须出钱弄一个社区计划，计划由帝尔的镇长办公室运行。”
“由帝尔运行？”我说，“帝尔可是我们的敌人啊。”
“因为他是镇长，所以由他运行。”她说，“并不是因为他是帝尔家族的人。这计划花了好多钱在公共事务上面，像是道路、花园、图书馆，也赞助一些地方的活动。连警局都削了不少，像我的抵押贷款就有补助，因为我是局里的人。”
“这样一来，也让帝尔的势力更为强大。”我说，“那么，克林纳家那个男孩子是怎么回事？他警告我不要碰妳，说话的口气像是只有他才能跟妳在一起。”
“他是个浑球。”她说，“我尽可能躲开他，你也该跟我一样。”
她继续开车，看起来很焦躁，眼光不断往四处张望，一脸惊慌，好像受到了威胁一样，也好像觉得有人会突然从车子前方跳出来，开枪把我们干掉。尽管她仍然住在这格鲁吉亚州的乡间，但往日那种宁静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因为她知道——昨晚有四个男人闯入她家。
车子开进安诺餐厅的砾石停车场。避震器很软，雪佛兰大轿车在路面上微微晃动着。我从低矮的座位滑出来，跟她一起嘎吱嘎吱地越过砾石路面，走到餐厅门边。今天的天色阴沉沉的，昨夜那一场雨让空气变得很冷，天边到处都还留着破碎的云朵。餐厅的墙板也反映出这种萧瑟的气氛，寒冷的天气让人觉得要换季了。
我们进去后，发现整间餐厅都是空的。我们找了一个位子坐下，戴眼镜的女服务生端咖啡来。我们点了培根蛋套餐，还加了一堆要额外付钱的东西。一辆黑色载货卡车停进外面的停车场，就是之前我已经看过三次的那辆，只是这次开车的人不一样，不是克林纳家那个男孩子，是个比较老的家伙，大概已经快六十岁了，但是看起来精瘦硬朗，留着一头铁灰色的小平头，衣着就像是个穿着牛仔裤的牧场工人。他看来像一天到晚在外头的太阳下奔波似的，即使是透过安诺餐厅的窗户看着他，我也能感受到他浑身的精力以及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萝丝可用手肘轻轻碰我一下，对着那家伙点点头。
“那就是克林纳先生，”她说，“当家的老头。”
他开门进来先站了一会儿，左顾右盼之后走到用餐吧台边。安诺从厨房里走出来，两人把头凑在一起讲了一阵悄悄话，接着克林纳站起来走向门边，又停下来左顾右盼，把锐利的目光投在萝丝可身上。他的脸庞精瘦，五官不怎么突出，而且看来冷酷无情，紧闭的嘴巴好像嵌在脸上的一条线。没多久后他把目光移到我这边，我觉得好像被人拿着探照灯往身上照，他的双唇微张，对我露出一丝诡异的微笑。那一付牙齿可真不是盖的——长长的犬齿往内斜，门牙长得又平又方，就像老狼的黄板牙一样。接着他又紧闭双唇，迅速把目光移开，开门后嘎吱嘎吱地走向停在砾石地上的卡车，扬长而去之际引擎还高声呼啸，碎石子被轮胎卷得往四处喷散。
看他走了以后，我转头面对萝丝可。
“多跟我说一些有关克林纳家族的事。”
她看来还是很焦躁。
“你问这个要做什么呢？”她说，“我们的小命都快不保了，你还有心情跟我聊克林纳家族的事？”
“我在找线索。”我说，“克林纳这个名号在这里实在太响亮。他看起来是个很有趣的家伙，他儿子更是个活宝。我还看过他老婆，看起来不太快乐。我想知道这一切跟其他事情的关系。”
她耸耸肩，对我摇摇头。
“我实在看不出关系。”她说，“他们是新来的居民，只在这里待了五年。他们家族本来住在密西西比州，靠着处理棉花的生意赚了大钱，已经有好几代之久。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化学原料，是一种新的配方，大概是氯或钠之类的，我不太确定，总之他们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在五年前，由于污染或者其他问题，当地的环保署开始找他们麻烦，因为有废水排放到河川里，所以沿着河流一路到纽奥良都可以看见死鱼。”
“那后来怎样呢？”我问她。
“克林纳先生把整个工厂搬到这里。”她说，“当时公司是他的，他把整个密西西比州的事业都结束，到委内瑞拉或者某地另起炉灶，然后又试着把投资分散在其他地方。他是五年前出现在格鲁吉亚州的，在这里设立了一个仓库，把一些货品、电器之类的东西放在这里。”
“所以他们不是本地人啰？”我说。
“五年前，没有人在这里看过他们。”她说，“我对他们不太了解，但是我从来没听过有关他们的负面消息。克林纳先生或许是个硬汉，甚至是个冷酷无情的家伙，但我想只要你不是河流里的鱼，他还不至于下手害你。”
“他老婆为什么看起来怕得要死？”我说。
萝丝可对我做个鬼脸。
“她没有怕得要死啦！”她说，“她是生病了。或许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她给人一种很害怕的感觉。她就快要死了，好吗？这又不是克林纳先生的错。”
女服务生端着食物走过来，我们静静地用餐。食物的分量很多，炸的东西很棒，蛋也很好吃，安诺这家伙真会煮蛋。我把东西都扫进肚子里，还喝了好几杯大杯咖啡，为了帮我续杯，女服务生拿着咖啡壶走来走去。
“Pluribus这个字对你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吗？”萝丝可问我，“你们这些男人小时候没有听过有关这个字的事情吗？”
我努力回想，然后对她摇摇头。
“这个字是拉丁文吗？”她问我。
“美国的立国箴言里面有这个字，对不对？”我说，“E Pluribus Unum，意思是‘万众一心’，也表示美国是由许多殖民地所创建起来的国家。”
“这样说来，Pluribus这个字的意思是‘众多’啰？”她说，“乔伊会拉丁文吗？”
我耸耸肩。
“我不知道，”我说，“或许吧！他是个聪明的家伙，或许他懂一点拉丁文，但我不确定。”
“好。”她说，“那你还知道有什么事让他必须南下一趟吗？”
“或许是钱吧。”我说，“我只能想到这个因素。就我所知，乔伊在财政部工作，而哈伯在银行工作，他们俩的唯一交集就是钱。或许可以从华盛顿查到一点消息。如果行不通，那我们就得从头开始查。”
“好吧，”她说，“你有什么需要吗？”
“我需要那份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逮捕纪录。”我说。
“你是说谢曼·史托勒那份纪录吗？”她说，“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啦。”
“总得找个地方开始吧？”我说。
“好吧，我会要到那份纪录。”她对我耸耸肩，“我会打电话到佛罗里达州去要。还有别的吗？”
“我需要一把枪。”我说。
她没有回我话。我丢了一张钞票在桌上，两人滑出座位，站起来走向车子。
“我需要一把枪。”我又说了一次，“这是个大案子吧？所以我需要武器，我没办法大剌剌走进店里买枪，因为我没有身分，又没有地址。”
“好吧！”她说，“我会弄一把给你。”
“我没有持枪的执照。”我说，“所以妳必须偷偷帮我弄，可以吗？”
她点点头。
“可以，”她说，“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件事的。”
我们在警局的停车场上深深一吻，然后才下车，通过那扇厚重的玻璃门走进局里。芬雷正要从报案柜台边绕出来，我们可以说是碰巧遇见他的。
“我们必须再跑一趟停尸间。”他说，“你们俩跟我一起去好吗？我们必须谈一谈，好好谈一谈。”
所以我们又走回那天清晨的萧瑟空气里，坐回萝丝可的雪佛兰车里，连坐的位置都是老样子——她开车，我坐在她斜对角的后座位子，芬雷则坐在前面的乘客座位，这样他只要转个身就可以同时看到我们俩。萝丝可发动车子往南边开。
“我跟财政部的人讲了好久的电话。”他说，“一定有二十分钟以上，搞不好长达半小时。真怕被帝尔听见。”
“财政部的人说了些什么？”我问他。
“什么都没讲。”他说，“他们跟我讲了半个小时电话，但是等于没讲。”
“什么都没讲？”我说，“你在鬼扯什么？”
“他们的口风很紧。”他说，“他们说必须要由帝尔签发一堆正式授权文档，才能跟我说。”
“他们承认乔伊在那里工作，对吧？”我说。
“当然，但他们只能跟我讲到这里为止。”他说，“十年前财政部从军情局把他调过来，是为了某种业务特别招募他。”
“什么业务？”我问他。
“他们不肯讲。”他说，“刚好在一年前，他开始负责某一个新案子，但案子的内容是最高机密。李奇，我可以确定他在部里面是个大有来头的人。你该听听他们是怎么谈论他的，简直把他当成上帝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对乔伊可以说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他。
“你讲完啦？”我说，“你得到的信息就这样而已？”
“不只。”他说，“我不断追问，直到我找到一个叫做茉莉·贝丝·高登的女人，你有听过她的名字吗？”
“没有。”我说，“为什么我应该听过她的名字呢？”
“听起来她跟乔伊的关系好像很亲密。”芬雷说，“好像他们有一段情似的，她很沮丧，哭个不停。”
“那么，她有跟你说些什么吗？”我问他。
“没有。”芬雷说，“因为没有授权。但是她答应我，她能说的都会告诉你，她说因为你是乔伊的小弟，所以愿意为你违反规定。”
我点点头。
“好。”我说，“这结果好多了。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跟她谈一谈？”
“一点半的时候打电话给她。”他说，“那是她吃午餐的休息时间，办公室没人。她说她得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她愿意告诉你。”
“好。”我又说了一次，“她还有说些什么事吗？”
“有一件小事她说溜嘴了。”芬雷说，“乔伊原本排定在下周一进行一个重要的任务演示文稿。”
“周一？”我说，“你是说礼拜天的隔天吗？”
“没错。”他说，“哈伯似乎是说对了，有一件大事会发生在周日当天或者之前。不管乔伊负责的是什么大案子，似乎他知道到周一就会有一个结果——无论是输是赢。但是她不愿再多说了，按照内规，她根本就不该跟我讲电话，而且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怕被人偷听似的。李奇，打个电话给她吧，但是对她也不要有太高的期望，这件事她也许不是完全清楚。就算他们是同一组人马，也搞不清楚对方在干什么吧？毕竟这是最高机密，是不是？”
“官腔官调。”我说，“谁需要他们的帮忙。好吧，就当作我们只能靠自己办案，至少目前这种状况还会持续一会儿·我们还是需要皮卡的帮忙。”
芬雷点点头，说：“他会尽力帮忙。”
“乔伊一定有开车，或许他从华盛顿搭飞机到亚特兰大，订了一个旅馆的房间，还租了一辆车，是不是？我们该把那辆车找出来。礼拜四晚上他一定是开车南下到这里的，或许那辆车被弃置在这附近的某处，那辆车或许可以引导我们找到他投宿的旅馆，旅馆房间里面或许会留下东西，可能是文件或什么的。”
“皮卡办不到。”芬雷说，“清查被弃置的出租车辆并非联邦调查局的职权范围，如果没有帝尔的授权，我们也不能查。”
我耸耸肩。
“但是我们一定得查。”我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可以编故事糊弄帝尔。他糊弄你，你也可以糊弄他。他不是说摩里森是以前的犯人杀的吗？你就跟他说，你猜那犯人一定有租车，你必须查一查。他不能拒绝你，否则他编的故事就破功了，对不对？”
“好的。”芬雷说，“我试试看，我猜可能行得通。”
“乔伊一定有许多电话号码。”我说，“你在他鞋里找到的号码是从电脑打印下来的吧？那张纸上的其他号码在哪里？我猜一定还摆在他旅馆房间里，上面印满电话号码，只有哈伯的号码被他从最上面撕掉。找到车子后，你就可以逼皮卡帮你透过租车公司追查旅馆，可以吗？”
“可以。”他说，“我尽力而为。”
到了黄泉镇之后，我们驶进医院入口的那个车道，慢慢通过路面突起的路障，小心滑进后面的停车场，在停尸间的大门附近停下来。我不想进去，因为乔伊的尸体还在里面，我开始乱想葬礼的相关事宜，但还是没有任何头绪，因为我从没办过丧事。爸爸的葬礼是海军陆战队帮他办的，妈妈的葬礼则是乔伊办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一起下车，顶着冷飕飕的空气走到门边，找路走进那间破破烂烂的办公室。桌子后坐的还是同一位医生，他还是穿著白袍，看来还是一样疲惫。他挥手示意我们走进去，我拉了一把凳子，跟他们一样都坐下，但我不想再坐在传真机旁边。医生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我们也看着他。
“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芬雷说。
桌旁这位疲惫的医生打算回答这问题，像是要开始演讲似的，他从左手边拿起三份文件，丢在他的记事本上面，然后打开第一个文件，又抽出第二个文件，把它也打开。
“摩里森，”他说，“夫妇俩。”
他又凝视着我们，芬雷对他点点头。
“他们被人折磨后残杀。”这位医生说，“进程非常明显。女的被人抓住，我敢说是两个男人抓住她的，一人拉住一边手臂，紧抓着不放，被两人扭来扭去。两截手臂都有严重的瘀伤，因为他们从后面扭住她的手臂，造成了部分韧带的损伤，显然从她被抓住那一刻开始，一直到她死掉为止，手臂不断有瘀伤出现。血液循环一停止，瘀伤的伤痕也就不会再出现了，你们懂吗？”
我们点点头，这我们都懂。
“我想这一段时间大概是十分钟，”他说，“从开始到结束，所以那女人一直被抓住，那男的被人钉在墙上，我猜两人当时都是全身赤裸的。他们在被攻击之前，身上穿的应该都是睡衣吧？”
“睡袍。”芬雷说，“当时他们正在吃早餐。”
“好。那袍子很快就被剥掉了。”医生说，“那男的被人钉在墙上，严格来讲，脚也被人钉在地板上了。他的生殖器被人攻击，阴囊被人割破了，而根据验尸报告显示，那女人被迫吞下他被人割掉的睾丸。”
此时办公室安安静静的，简直像坟墓一样安静。萝丝可看着我，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好一会儿才离开，转头回去看医生。
“我在她的胃里找到睾丸。”医生说。
萝丝可的脸色变得跟那家伙的衣服一样白，本来我以为她会往前跌下凳子，但是她闭上眼睛，保持镇定。她现在听到的这些手段，昨晚本来也会被用在我们身上。
“还有呢？”芬雷问他。
“他们对付那女人简直像在剁猪肉一样。”医生说，“乳房被割下来，生殖器官受损，还被割喉。然后那男的也被人割喉，那是最后一道伤痕。你可以看到颈动脉喷出的血液把房间里的其他血渍都覆盖住了。”
房间里又陷入一片死寂，而且持续了好一会儿。
“凶器呢？”我问他。
坐在桌后那家伙转头用疲惫的眼神看着我。
“显然是利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一边露出微笑，“刀刃是直的，可能有五英寸长。”
“是剃刀吗？”我问他。
“不是。”他说，“确实是像剃刀一样锐利的凶器，但是刀刃更为坚韧，不是折叠式的，而且是一把双刃刀。”
“为什么是双刃刀？”我问他。
“有证据显示他们像这样来回下刀。”这家伙一边说话，一边像画弧形一样来回挥舞着手，“用来割那女人的乳房，像在把鲑鱼切片一样。”
我点点头，萝丝可与芬雷不发一语。
“另外那家伙怎么样？”我说，“那个叫做史托勒的家伙。”
医生伸手把摩里森夫妇俩的文件往旁边一推，将第三个文件打开来瞄一会儿，然后往我这边看过来。
“他叫做史托勒？”他说，“我们还以为他是无名氏呢。”
萝丝可抬起头来。
“我们发了一份传真给你。”她说，“昨天早上发的，我们比对出他的指纹了。”
医生开始在乱七八糟的桌上翻找传真，结果发现一张卷起来的传真纸，看过之后点点头，把文件夹上的“无名氏”三个字打叉划掉，写上“谢曼·史托勒”。
“这具尸体在周日就送过来了。”他说，“我已经做过比较仔细的检验了，虽然有一部分被老鼠啃掉了，但是不像第一个家伙一样被踹成稀巴烂，也不像摩里森夫妇一样死状凄惨。”
“既然如此，你可以透露些什么？”我说。
“子弹的部分我们已经谈过了，是不是？”他说，“确切的死因部分已经没什么好讲了。”
“那你还知道些什么？”我问他。
文件那么厚一叠，里面一定不只写着他被枪打伤，逃走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显然这家伙还有很多可以告诉我们的，我看他用手指头轻轻压住文件——看起来好像要靠特异功能还是盲人点字法来读文件一样。
“他是个货车司机。”他说。
“是喔？”我说。
“我是这么想。”那家伙说这句话的时候颇有自信。
芬雷抬起头来，他对这话题感到很有兴趣，因为他是喜欢进行推理的人，这件事让他非常入迷。就像当时我猜到他是哈佛毕业的、他已经离婚，还有戒烟这些事，他也感到很有趣。
“继续说。”芬雷说。
“好，我长话短说。”医生说，“我发现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证据。他的工作是开车，因为他的肌肉组织很松弛，体态不好看，屁股也松垮垮的。他的手有点粗，有很多柴油留下的油渍，他的鞋底也有一些很久以前留下的柴油痕迹。从身体内部看来，他的营养不均衡，脂肪含量太高，还有血液中气体与组织的硫化氢含量也有点偏高。这家伙一辈子都是在路上开车，别人车里触媒转化器排放出来的东西都跑进他身体了。因为他身上有柴油油渍，我猜他是个货车司机。”
芬雷跟我都点点头。史托勒被发现时，没人知道他是谁、他是干什么的，只有一只手表。这家伙可真厉害。他看到我们因为同意而点点头，似乎很满意，还要继续往下说。
“但是他有一阵子没有工作了。”他说。
“为什么呢？”芬雷问他。
“因为我刚刚讲的迹证都是之前留下的。”他说，“就我看来，他似乎当司机当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没有继续做。我想过去这九个月甚至一年以来，他开车的时间变得很少。所以我想他是个货车司机，但是一个没有在工作的货车司机。”
“好，医生，干得好。”芬雷说，“你会给我们一份文件的副本吗？”
医生从桌子后面把一个大信封推出来，芬雷走过去拿起来，然后我们都站了起来，我已经待不住了，不想再去看那个冷藏库，也不想再看被破坏的尸体。萝丝可跟芬雷都知道我的想法，一起点点头，我们匆匆离开，好像下一个行程已经迟到十分钟似的。桌子旁边那家伙没有留我们，因为他已经看过太多行色匆匆、活像迟到十分钟的人了。
我们坐进萝丝可的车子，芬雷打开大信封，抽出有关谢曼·史托勒的数据，折好摆进他的口袋里。
“到目前为止，这数据还是我们的。”他说，“里面可能会有些线索。”
“我会跟佛罗里达州那边调阅逮捕纪录。”萝丝可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他的住址，要当货车司机一定得填写一堆文档吧？他要加入工会、要体检，还要有驾照，应该不会太难。”
回马格瑞夫的路上，我们没有继续交谈。警察局里几乎是空的，只有报案柜台那家伙还在。无论是在马格瑞夫还是在华盛顿特区，吃午饭的时间都是一样的。芬雷从他口袋里面掏出一张纸给我，在紫檀木办公室门口帮我把风，我进办公室打电话给那个女人——她可能是我哥的情人。
芬雷给我的号码是茉莉·贝丝·高登的专线，第一声铃响她就接起来了，我一跟她报姓名，她就哭了出来。
“你的声音听起来跟乔伊好像呢。”她说。
我没有回话，因为我不想陷入缅怀过去的情绪中，而且既然她为我违反规定，还有被人偷听的风险，那么她也不该浪费时间缅怀过去。她最好赶快把该讲的告诉我，讲完就挂掉电话。
“乔伊来这里到底要做什么？”我问她。
我听到她抽抽噎噎的，慢慢才恢复正常的声音。
“他去调查一件事。”她说，“至于调查什么，详情我就不太清楚了。”
“但妳知道是哪一类事情吗？”我问她，“他负责的业务是什么？”
“你不知道吗？”她问我。
“不知道。”我说，“大概我们两个都觉得保持联系是一件麻烦事。妳必须从最简单的部分开始跟我讲。”
“好。”她说，“其实我不该告诉你的，因为我没有获得授权。但是我可以说，他的业务是打击仿冒，他负责财政部的打击仿冒部门。”
“仿冒？”我说，“妳是指伪钞吗？”
“对。”她说，“他是那部门的老大，整个由他负责。杰克，他真是个很厉害的家伙。”
“但是他来格鲁吉亚州干什么呢？”我问她。
“我不知道，”她说，“真的不知道。我打算帮你查清楚原因。我可以打印他的文件，我知道他的电脑密码。”
我们之间的对话又暂停了一会儿。现在我对茉莉·贝丝·高登这女人开始有点了解了。我花很多时间研究电脑密码，这是宪兵工作的一部分。我也研究过心理学，大部分的电脑用户都不擅长使用密码。很多人把密码写在便利粘贴面，直接黏在电脑屏幕上。比较聪明的人懂得使用一些名字来当作密码，例如他们的配偶、宠物、最喜欢的车子或球员，或是曾去度蜜月或跟秘书偷情的小岛。有一些人则真的是自作聪明，他们懂得使用数字而非字母，但是他们选用的数字往往是自己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或者是某些用猜就猜得出来的数字。如果你可以找出一点跟用户背景有关的事，通常你破解密码的机率就可以高于百分之五十。
但是乔伊没那么蠢。他是个专家，他的黄金岁月都献给了军情局，他的密码一定是数字、字母、标点符号的随机组合，而且他会混用大小写字母，根本就无法破解。如果茉莉·贝丝·高登知道他的密码，一定是乔伊告诉她的，没有其他可能性，可见乔伊真的很相信她，他们俩真的很亲近，所以我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温和一点。
“茉莉，真是太棒了。”我说，“我真的需要那些信息。”
“我知道你需要。”她说，“希望明天就可以拿到手。我只要一有发现，就会尽快打电话给你。”
“这里有人在印制伪钞吗？”我问她，“难道这一切全是伪钞惹的祸？”
“不，”她说，“没那么简单，在美国境内是不可能发生的。你以为真的有人会躲在地下室印伪钞吗？都是胡扯。不可能有这种事的，这种事已经因为乔伊而不再发生了。你哥真是个天才，为了管制钞票用纸的买卖以及墨水，多年前他就创建了标准流程，只要有人敢轻举妄动，几天就被他揪出来了。这流程是万无一失的。在乔伊的努力之下，钞票再也不可能在美国境内印制，所有的伪钞都是从境外流入的，乔伊把时间都花在追查伪钞，所以是国际事务。乔伊为何要去格鲁吉亚，我并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明天我就可以把这件事查出来。”
我把警局的电话号码给她，并且交代她，只能跟我或者萝丝可、芬雷讲电话。接着她很快把电话挂掉，好像是有人走进去要找她。我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试着想像她的长相。
帝尔回警局了，克林纳那个老家伙也跟他一起进来，两人走到报案柜台，正在交头接耳。克林纳跟帝尔讲话的模样就像在餐厅里面跟安诺讲话一样，可能是有关基金会的事吧。萝丝可与芬雷两人都靠着拘留室站着，我走过去站在他俩中间，低声跟他们说话。
“是伪钞。”我说，“这是个伪钞案，乔伊是财政部打击伪钞部门的头头。你们俩知道这里有任何跟伪钞有关的事吗？”
他们俩都耸耸肩，对我摇摇头。我听到玻璃门被打开的声音，抬头一看，发现是克林纳走出去了，帝尔朝我们走过来。
“我先闪啦。”我说。
我跟帝尔擦身而过，走向门边，看到停车场上的克林纳正站在黑色载货卡车旁边。他在等我，对我微笑，露出一口像老狼一样的牙齿。
“真遗憾你失去了亲人。”他说。
从他温和的声调可以听出他是个有教养、受过教育的人，咬字非常清楚。这种声调跟他黝黑的外貌可以说完全不搭轧。
“你惹到我儿子了。”他说。
他看着我，从眼睛可以看出他怒火中烧。我对他耸耸肩。
“是那小子先惹我的。”我说。
“他哪里让你不爽？”克林纳问我的时候带着尖锐的语气。
“我看到他就不爽。”我说。
我继续穿越停车场，克林纳也坐进他的黑色卡车，发动后慢慢开出去，往北行驶。我则是往南走，要到萝丝可家，在初秋的寒风中走了半英里路。因为是快步走，所以十分钟就到了。我从车库把宾利轿车开出来，上坡往镇上的方向行驶，右转开进闹区，在街上慢慢前进着。我左顾右盼地找服装店，不时得低头往里头瞄，因为视线都让那些花俏的雨篷给挡住了，结果我发现从发廊往北走，隔三间房子就是一家服装店，于是我把车停在街上，走进店里。查莉·哈伯给我用来支付开销的钱在此刻派上用场，我跟一个满脸严肃的家伙买了裤子、衬衫与外套，都是淡黄褐色的笔挺棉质衣料，我很少穿这么正式的衣服，但至少我没有打领带。我在店里后面的试衣间把新衣裤都换上，将旧衣服放到袋子里，经过宾利轿车的时候顺手把袋子丢进后车厢。
我往南走到发廊，两个老家伙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正要出门，他停下来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啊？”他问我。
我实在找不到不告诉他的理由。
“杰克·李奇。”我说。
“你在这镇上有拉丁美洲裔的朋友吗？”
“没有。”我说。
“嗯，那现在开始你有了。”他说，“有两个家伙到处找你。”
我看着他，他探头看看街上。
“他们是谁？”我问他。
“从来没看过。”那老家伙说，“矮个子，开着棕色的车子，穿着很炫的衬衫，到处问人有没有杰克·李奇的下落。我们跟他们说，从来没有听过这号人物。”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啊？”我说。
“今早。”他说，“我吃完早餐后。”
我点点头。
“好的。”我说，“谢了。”
那家伙帮我把门撑住。
“进去吧。”他说，“我的伙伴会帮你服务的。但是他今天早上有点被吓到，人老了嘛，没办法。”
“谢了。”我又跟他说一次，“回头见。”
“希望还看得到你啊，小子。”他说。
他沿着闹区往下走，我则走进店里。比较老的那家伙在里面，那个浑身橘皮、他姊姊曾经跟瞎子布莱克一起唱歌的老家伙。没有其他顾客。我对老家伙点点头，挑一张椅子坐下。
“早安，我的朋友。”他说。
“你还记得我吗？”我说。
“有两个家伙到处找你。”
“当然记得。”他说，“我不会把你跟其他客人搞混的，因为根本没有人可以让我搞混。自从你离开店里后，就没有其他客人上门了。”
我要他帮我刮刮胡子，他开始调制刮胡用的泡沫。
“没有其他客人上门？”我说，“我来的那天是礼拜天，今天是礼拜二耶，你们的生意老是那么烂吗？”
那老家伙停顿了一下，拿着刺刀做了一个手势。
“多年来都是这样，”他说，“老帝尔镇长不来光顾我们这家店，凡是他不会做的事，其他白人也不会做。只有警察局的格雷先生总是一周来个三、四次，像时钟一样规律，直到他上吊自杀为止。愿主保佑他安息。从今年二月以来，你是第一个在这店里出现的白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先生。”
“帝尔为什么不来呢？”我问他。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毛病。”老家伙说，“我猜如果有个黑人拿着剃刀站在旁边，他可能不愿意围着一条毛巾坐在这里。可能怕被黑人做掉吧。”
“会发生这种事吗？”我说。
他笑了一会儿。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掉他，”他说，“那个浑球。”
“你的黑人客户够你糊口吗？”我问他。
他拿毛巾围住我的肩膀，开始帮我把泡沫刷在脸上。
“老兄，就算没有顾客我们也可以过日子。”他说。
“是吗？”我说，“为什么呢？”
“我们有社区补助可以领啊。”他说。
“是喔？”我说，“那是什么啊？”
“有一千元哦！”他说。
“谁发的啊？”我问他。
他开始帮我刮下巴，一只手边刮边抖，老人家都是这样。
“克林纳基金会啊。”他低声对我说，“他们不是在推动社区计划吗？这是一种商业补助，所有商家都拿得到，已经发了五年。”
我点点头。
“那可真好。”我说，“但一年一千元有什么用呢？不过是塞牙缝而已，你们还是需要顾客啊。”
这段对话就像一般顾客跟理发匠之间的闲谈，但是却把那老家伙搞得很激动，他开始浑身颤动，咯咯笑个不停，连胡子都刮不下去了。我瞪着镜子，生怕自己躲过昨晚的割喉厄运，但却变成在发廊被人不小心割喉的衰人。
“老兄，我实在不该告诉你的，”他低声对我说，“但是念在你是我老姊的朋友，我就跟你说这个大秘密。”
他搞错了，我哪是他姊姊的朋友啊？我根本就不认识她，还是他告诉我，我才知道他有个姊姊。他拿着剃刀杵在那儿，我们俩的目光在镜中交会，我跟芬雷在咖啡店也有过这种情形。
“不是一年一千元啦。”他低声说，然后放低身子跟我咬耳朵，“是一个礼拜一千元。”
他开始在我身边蹦蹦跳跳，跟个疯子一样不停咯咯笑。他把水放满整个水槽，把没有用完的刮胡泡弄掉，用一条湿热的布覆盖在我脸上，然后从我身上把那条毛巾抽掉，动作帅得像个魔术师。
“你说我们还需要顾客吗？”他咯咯笑着说。
我付钱给他，走出店里。这家伙真是个疯子。
“帮我向我老姊问好啊！”他在我身后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