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越过祁连山成为彭德怀插向中国最西部的第一把尖刀，刀把便是沿河西挺进的许光达二兵团三、四、六军。
这一刀出鞘之后，彭德怀坦然多了。再来回眸陇南和宁夏，便有种海滩拾贝的感觉。金秋时节，兰州的菊花开得格外艳目，奔腾的黄河早把这座城市洗涤一新，彭德怀的身影与皋兰山并称于古城，成为大西北令人瞩目的景致。
暴风雨过后，中国西北正在经历大浪淘沙。这恰好与大西南的气候形成写照。尤其是位于中国另一条大河上游的山城重庆，另一种势力另一片天地，也在为苍茫的历史演绎另一番秋色。
山城晚来风急，黄花遍地，更兼细雨绵绵寒彻肌肤，蒋介石几乎夜夜失眠。本来他是想效仿这座山城的风度，挺立在两江口做中流砥柱，哪知道却成了一叶飘零，独尝秋风。无可奈何时花将何为？大势东去，一江秋水寒！寒！寒！不胜寒！重庆，竟成了难民营或是转逃港台的中转站。
相比之下，胡宗南还算是漂亮的。尽管蒋介石把他那个得意扬扬的“进军滇西”计划贬损得一文不值，而蒋本人说好要去汉中视察一番忽而又不去了；尽管他亲眼目睹所谓“川西确保”纯系谎言，把宋希濂恨出一个窟窿，甚至在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想到了朝自己太阳穴上开枪；尽管中共领袖周恩来和彭德怀煞费苦心通过他的恩师胡公冕派来他过去的亲信张新，劝他“弃暗投明”并将其追随文天祥的幻梦砸了个粉碎……他还是抱定“士为知己者死”“誓死效忠校长”的宗旨，甘心情愿殉葬。这，多少给蒋介石苦不堪言的内心带来一丝安慰。
但是，蒋介石也许并不知道，胡宗南曾为自己作出这样一个最后的抉择，而号啕大哭！
胡宗南这一哭，倒真是把他的形象哭出来了。他成了许多同僚何去何从的一把尺子。有人打比方说：这好比一个女人嫁了一个败家子的丈夫，又嫖又赌，长了一身杨梅疮，本应早日与之离婚，因为道德关系提不出口，最后弄得家破人亡。现在就是家破人亡的时候了，我们重新嫁人有什么不应该？还哭个什么劲！
“重新嫁人”的问题摆在大大小小所有国民党军官面前，成为他们1949年秋考中的一道共同试题。那位在扶眉战役中死而复生的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也不例外。
王治岐的地位很特别，“嫁人”是他一贯面临的难题。身为陇南兵团名誉上的首领，他一直夹在兰州与西安之间。直到扶眉战役之后，他才无奈地咬住汉中的胡宗南，而将部队死死控制在陇南的“文、武、成、康”这个小小世外桃源。就本意而言，他已打定主意要“嫁”胡宗南，把贞节操行一辈子守下去。如今跟扶眉战役以前不一样了，他绝不担心胡对一一九军会存有异心。一来因为胡宗南已不是过去那个拥有两个大兵团的胡宗南，还有心高气盛的八面威风，万儿八千支枪全不在乎。如今的胡宗南，三杆五杆枪都能看出金钱串来，一样动心；二来一一九军的明星人物蒋云台，早已把胡的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玩得骨碌碌转。一一九军有面子、有牌子，明线暗扣，小船靠大船，还怕有什么挂不住的呢？
蒋云台真是把好手。他玩的不是别人，而是胡宗南的贴身人物赵龙文。可是赵龙文却不这么看。他也许暗暗好笑：自作聪明，还不知谁玩谁呢！
这的确是笔糊涂账，王治岐深究不得。但他意想不到的是，这个“花花公子”蒋云台竟又在7月份与进驻天水的共产党第七军和进驻岷县的共产党第六十二军发生了“暗恋”！
隐情瞒得过王治岐却瞒不过胡宗南。其时，胡宗南正打算全力经略川北，对陇南的武都山区当然不敢小视。于是，给赵龙文戴上一顶“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陇南分署主任”的帽子，让他去拉拢王治岐的一一九军，稳定陇南。
赵龙文当然要“仰仗”蒋云台，两人你来我往，请过来吃过去。饭后个别交心，赵龙文说：“有人给汉中（指胡宗南）打小报告，说你从天水撤退后向三面看，一面看汉中，一面看兰州（指马步芳）一面看西安（指共产党），此话当真？”
蒋云台淡然一笑：“你说呢？你老兄对我可是了如指掌啊！”
“这件事我可不敢吹，风雨之秋，不好说啊……”
“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是君子坦荡荡。从天水撤退后，希望汉中给我一点补充，不但是‘一面看汉中’啊，而且望眼欲穿呢！至于兰州与西安……我对他们不抱任何希望。”
这句话显然有掩饰的成分，赵龙文也不想多加追问，沉默片刻，便又改变一个话题，问：“小马开的那个静宁会议你没有参加吗？”
“那是个小型会议，讲究级别的，我一个芝麻大的人，怎好去冒充大头鬼！不过，你是怎么晓得我没去的？”
赵龙文并不回答问题，只说：“静宁会议后，贺衷寒、顾希平和蔡孟坚到过兰州，听到刘任讲：‘蒋云台在陕西与共产党有来往，我们准备在静宁开会时扣起他来，蒋没有来，要是他到了汉中，你们把他扣起来。’我一直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蒋云台暗自吃惊，但脸上还是平风绝浪，摆出一副万事在心的大度模样说：“静宁会议电报上明明写着要各军长参加，唯独第一一九军要我一个破副军长去，自然让人生疑。所以，他们开会时，我去了徽县，在二四四师（蒋的老部队）住了几天，唉，刘任这些人，是望乡台上唱大戏，自掘坟墓，还不是因为我是中央派到甘肃去的，不买他刘任的账，才总在那里给我生些是非。”
赵龙文笑着点头说：“宦海风浪，江湖中人，难免、难免……”他忽又皱起眉问：“听说这次关中作战之后，你对汉中绥署很有点儿怨气，不太开心是不是啊？”
这一棒是横着来的，蒋云台有点儿猝不及防。但他很快镇定下来，并摆脱了某种习惯性的自卑心理，想，管他娘的，不妨单刀直入，也好让他见识见识我蒋云台是谁！于是矜持地笑道：“我们是军人，谁把我们当人，我们就给谁效力。胡先生1933年当第一师师长驻天水时，我蒋某就是新编第十四师的旅长，驻扎西、礼两县。而今，胡先生统率着大兵五六十万，蒋某还过着这么一个孤臣孽子的生涯。这次关中失败，陕署部队又把我一一九军兵员和枪支大把大把地划拉过去，真是阎王不嫌小鬼瘦啊……”
“老兄这话可不得当，”赵龙文打断蒋，“据我所知，胡先生对你还是蛮器重的。我这次来时，他一再叮嘱我，务必转告你，一一九军过去的损失，他完全负责补充！”
“是吗？太好了！”蒋云台把一脸的喜形于色做得跟真的一样。
赵龙文和蒋云台之间的“感情”，就是如此这般捉迷藏捉出来的。彼此之间，最终究竟谁战胜谁，王治岐在不动声色地看，胡宗南也在看着，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更是密切地关注。当然，在彭绍辉和孙志远的后面，还有彭德怀。
兰州战役拨云见天，赵龙文和蒋云台之间的一切，似乎应该明朗化了！两人都有点儿沉不住气，但是谁能首先亮牌呢？天晓得。
就在这节骨眼上，王治岐走出了镜头。一向不大过问部队的他，忽然亲率二四七师抵达武都，这让赵龙文一锤子敲定了决心：他要摆脱蒋云台，而专心致志地打王治岐的牌，利用王控制一一九军。
蒋云台突然间成了绊脚石。但赵龙文对他的态度却变得更加亲热。有一天，赵专程把蒋邀至密室吃酒。两杯下肚，压低声对蒋说：“凤山（王治岐）管不了军队，还得是你蒋老兄！你要把军队好好训一训，掌握好，将来——咱们有的是机会……”
这是什么意思？蒋云台脑子急转。
管他是什么意思！蒋灵机一动顺水推舟，提出到武都城外40里地的安化去驻训。赵龙文正中下怀，长久地抿着嘴，在心里得意。
蒋云台的路柳暗花明。他再不用偷偷摸摸了，索性放开手脚，立即着手在武都城里布置耳目，然后四处派人与天水的解放军第七军、岷县的解放军第六十二军、礼县的中共武都地委和兰州的解放军一野司令部取得联系，把和一野最高指挥机关直接联络的密码、呼号、波长及联络时间一一约定下来。如果不是张宗逊副司令说“现在不给你们任务”，并一再叮嘱蒋个人与部队的“安全”事宜，蒋云台差不多就要登高一呼了！
这些，胡宗南居然一无所知。他正抱着一大堆任免文书去重庆晋见蒋介石呢！这些文书包括，给王治岐一个“第五兵团副司令”的空衔，让他把一一九军军长之职“兼”起来。此外，另成立一军，由蒋云台来当军长，除再拨建两个师外，把蒋的旧部二四四师物归原主，并命蒋立刻率部入川。
蒋介石对此案大感兴趣。只要有利于建立西南“反共堡垒”的方案，他没有不感兴趣的。由此，也就叹从中来：这真是“紧要关头见真心啊！学生就是学生，不像那些土军阀，就晓得用我的飞机送那点家当，经不起一点儿风吹草动……”
此言所指是谁呢？
胡宗南想：大概是马鸿逵吧！
马鸿逵9月1日“奉召”带着一卷作战地图飞往重庆。此前，除了银川那几幢楼房之外，他的所有资产通通运到了香港和台湾。
马家军自清同治十一年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官军收复至今，已在西北血腥屠戮八十余年，马鸿逵和马步芳算是第三代了，他们的祖父都是当年所谓“义军”首领马占鳌手下的“大头领”。
这个“第三代”的几十年统治，是甘、宁、青、新四省最为黑暗的年代。势力最强是青海马步芳，马鸿逵次之，如果再数下去，那就是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
马鸿宾原本也是宁夏的一号人物，后来被马鸿逵取而代之。他手里只有一个万儿八千人的八十一军，常年驻守在宁夏南部的中卫、中宁和同心一带，有点势单力薄的味道。因而，也难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只求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人上人”的地位就行了。
安身立命的马鸿宾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自知之明，再三声明他的八十一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可是，当杨得志的十九兵团节节逼近，要求他迅速起义时，他又显得口齿不太利落了，连同一个被派来联络的绅士见个面的勇气都没有，而把儿子马惇靖挡在前面。
马惇靖又能拿什么主意？他既怕对方联络有假，更怕马鸿逵知道内情要兴师问罪，当然，九九归一还是舍不得丢开那个八十一军。没有这支队伍，他父子值几个铜板？含糊其辞的马惇靖实际上是想边走边看。这一点，十九兵团的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政委一瞅就明白。
杨得志传话：“你八十一军暂不起义可以，不过我军进军宁夏时，不许阻挡！”
马惇靖支支吾吾，不说行，也不说不行，还是那句话：“请放心，八十一军不是解放军的对手！”
这句话首先给他自己带来极大的恐慌。当马鸿逵连电催促马鸿宾到银川议事时，父子俩大眼瞪小眼，简直不知怎样应对。
其实，马鸿逵并没有为难马鸿宾父子的意思。马鸿宾没有亲赴银川，这使他失望不小，八十一军毕竟守着宁夏的南大门啊！
“你父亲为什么自己不来，他愿不愿意走？”马鸿逵问马惇靖，是叔父对侄儿的口气。
马惇靖答：“父亲的意思是他年纪大了，再加上家口重，如果出走，日后的生活如何办呢？”
“难道他就不怕共产党害他？”
“父亲想共产党不一定会害他。”
马鸿逵“唔”了声，“那好，八十一军有他在我也放点心。”
这话意思很深，马惇靖掂量掂量，感觉出马鸿逵的心里有旋涡，便冒失地问：“你走后宁夏怎么办？”
马鸿逵叹道：“怎么办？送给共产党！我先到重庆，接着老大走，老二留到必要时走。给共产党送礼就要送全礼嘛，哈哈哈……”
马惇靖听得稀里糊涂，不知是真是假，只好原原本本带回去交给父亲马鸿宾。马鸿宾笑道：“他这是做戏呢！既然跟你说了这个话，你必定要对我说，我这个电报就非打不可了。”
于是，马鸿宾在马鸿逵登机前三个小时把电报发出去了。他用长兄的口气再次叮咛：“不要上重庆去，不要忘记我们的传统家法是‘保境安民’。甘肃的事，你最好不要管。”
这一下马鸿逵找到了发泄口，在省府大楼张口就吼：“你们大家都不让我离开宁夏，又打电报又致信函，要我主持大事，可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我是为谁而战……”
看来，“为谁而战”的问题对马鸿逵来说很重要。他怎能不管甘肃的事呢？谁都知道，得甘肃即得西北呀！提起这一壶，马鸿逵有一肚子酸水。当初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就怀着平分秋色的心理，以甘肃省政府主席自居，又是策划反共，又是调度军队，还抢着在公开场合讲话、发奖、接见等，人前背后总说：“马步芳野心大，识见差，不能维持局面，”并说：“甘肃军事设备薄弱，与共产党军队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言下之意，非他马鸿逵治理一下不可。因而四处张扬，要到“中央”去呼吁支援。
在这个问题上，马鸿宾的态度不一样。以他对彭德怀的了解（在前二年的三边交手中，彭托俘虏给他捎过一封长信），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复杂。他说：“我看共产党向西北进军，目的不在我们方面，而是为了消灭胡宗南主力。等胡宗南解决了，我们插上共产党的旗子，接受和平，就可保得安全。”
马鸿逵摆出资格老、经验多、见过风雨世面的架势，对马步芳表面尊重暗地拆台，而对马鸿宾的意见，那简直就看作是“痴人说梦”。他的那份张狂、那份跋扈，让马步芳觉得可笑。相形之下，他这个比马鸿逵年轻一点的“晚辈”，反倒稳重扎实得多。他坚持处处拿出低姿态，说话办事把“老爸爸”顶在头上。殊不知早已把这个“老爸爸”的秉性吃得烂透，每一步都先结一个活扣放在那里，专等着“老爸爸”自己往里面钻。
那时，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正在攻打平凉。马鸿逵从广州回到兰州，信心十足，每日社交应酬，忙得不亦乐乎，专等“中央”发表“甘肃省政府主席”那道圣旨。谁知忙乎了半天，“中央”的任命没有等到，却等来了马步芳的亲信马绍武。
马绍武深更半夜夹个公文包唯唯诺诺摸到马鸿逵公馆，说：“长官叫我来征求意见，甘肃省主席一职，请副长官您担任。”
马鸿逵一听，大不对劲，堂堂省主席一职，怎能由他马步芳一人说了算？既然已经定盘，何必再来问我？想来想去，怒从中来，信口朝马绍武吼道：“妈妈的，这又是哪一出？叫他自己兼上好了！不然，在张鸿汀、水楚琴（均为甘肃地方名人）二人中择一人看看大门就行了。”
马步芳要的就是“老爸爸”这句话。当即给广州主事的阎锡山发电：“甘肃主席一职，原拟请马副长官鸿逵兼任，因他坚辞不就，可否由本职暂行兼任。”
这消息可把马鸿逵给砍倒了！他像一颗引爆的炸弹，足足骂了三天大街。盛怒之下，随嘴就将顶在陇东的马光宗和卢忠良两军撤回宁夏，并连夜起程飞赴广州，告状！
千头万绪的阎锡山没奈何，随即发布命令，任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
马鸿逵接到任命，鼻子哼了声扔在一边说：“别以为我要争这个破主席……坚决不干！想跟我订城下之盟，没门！”
这可不是光同一个马步芳赌气的事了！阎锡山拿出“中央”的派头，严令马鸿逵回兰州就任。与此同时，马步芳也追到兰州。他带着一批两家共同的亲戚来跟“老爸爸”讲和。几声“老爸爸”一喊，马鸿逵软了，两人商定同机返回兰州。
第二天早晨临出发时，马鸿逵忽又变了卦，“我得先回宁夏，我得另走，我得发兵保卫兰州，我得办了这件事再到任……”
说走就走。没想到飞机刚上天便大闹故障，不得不在柳州中途降落。一降降出了毛病，飞机冲出跑道，震得人在机舱里像是拍皮球。马鸿逵半惊半吓感了冒，周身烧成一个炭炉子。七折腾八折腾，在途中耽误了三天。到宁夏下飞机时，他头痛欲裂，号得跟杀猪一般，几乎就是个濒危的疯子！
风尘仆仆赶到机场来迎接“马主席”的人，一个个垂头丧气。
上了床，旁边列着一排由他妻子赵兰英率领的女眷，马鸿逵号得更欢了。不停地号叫、不停地打滚、不停地淌汗叫道：“兰英，给我来点大烟，我要完了……我也要他（指马步芳）完，他心毒手辣，他不让我在兰州，他想害我性命，我没带一兵一卒，我要与他同归于尽……”
这真是一场噩梦。马鸿逵冷静下来想一想，与马步芳在西北争风这么多年，为什么事事都是自己被动呢？后来他想明白了，之所以老是输给马步芳，一是马步芳手辣，二是马步芳钱多，前者对下，后者对上，马步芳因此无往而不胜，而自己几乎就没有占过上风。到终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头把交椅没沾着边，小小一个甘肃省主席又闹出那么多莲花落！回想这些事，哪一次最后的胜负不都是“中央”一言九鼎。说来说去还是自己上头没有靠山。如今，兰州既破，马步芳逃之夭夭，而宁夏好歹还有三个军守着一段黄河，这不正是大好转机吗？此时蒋介石给自己招手怎能不去？它是多么富有意义的一个行程啊！
马鸿逵决心碰一碰运气。如果将来国民党成事，这一拳他就等于把马步芳打倒了；如果将来国民党败了，此刻向共产党避让一步，也可留下伏笔，日后便有左右逢源的本钱。反正家产已经出去了，到哪里都不愁荣华富贵，或可学做黄鹤，一去了之呢！
恨只恨后继无人，两个儿子一个都不理想。这一点让马鸿逵恨不起也怨不起。担任宁夏骑兵指挥官的大儿子马敦厚，遇事沉不住气，好乱方寸；而小儿子马敦静倒是爱逞个强什么的，可动不动头脑发热，总是闹出一些过当之举。给他一个宁夏兵团司令官的职位，谁知他指挥打仗每每冒失草率，几乎就不能迎敌。能够相托的反而是个外人，那就是一二九军军长卢忠良。
这是很不情愿的事。马鸿逵临上飞机前把“加强防守、死战到底”和“听从马指挥官调遣”的话给卢忠良交代一通后，又将马敦厚、马敦静两人叫到卧室，小声吩咐：“蒋介石这个老狐狸是要拿我去当人质，一则要拉咱们的队伍，二则怕我投降共产党，我一去恐怕就回不来了！老蒋会拿我的性命来逼你们抵抗共产党军队。你们记住，扛得住就扛，扛不住见机行事，共产党不占宁夏是绝不罢手的……”
毛泽东一向很不喜欢马鸿逵这个人。
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因慈禧西行“护驾有功”官至宁夏护军使，五个妻妾中，马鸿逵为长房长子。他从小就是个坏小子，文武不习，吃喝嫖赌，窑子里少他玩不转。九尺铁链系着拴马桩也拴不住他的心。最后，马福祥万般无奈，只好卖张老脸皮将这个“畜生”送到袁世凯的总统府做了侍从武官。
20世纪30年代初，从袁世凯身边出道的马鸿逵，得军阀混战的天时地利，手上拉出几个旅，万儿八千人的队伍，成了蒋介石的铁杆伙伴。1932年7月，对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围剿”就有他的份儿，同年10月，围堵红四方面军向平汉路以西转移他又充当急先锋；1935年10月他还自告奋勇阻遏红军陕甘宁边区；第二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又是他亲手向蒋介石折呈《剿共意见书》，提出“先剿陕北，再剿其他”，至于红军西路军的浩劫就更不用说了。西安事变，马鸿逵始则观望，终又致电大骂张、杨二将军，屈媚蒋介石；抗战之中，马鸿逵借口防共，不肯出兵抗日，并以重金买通蒋介石，拼命扩军挤压共产党；内战爆发时，一向拥兵自重的马鸿逵，竟不惜血本，倾三万兵马，犯三边，援榆林，出陇东……直至解放大军西出甘肃逼近兰州，他还在那里给脸不要脸，作垂死挣扎。
毛泽东恨就恨马鸿逵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利用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耍流氓。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还在延安，就听贺龙和习仲勋说，在边区广河县找了一个叫马绍常的回民党员，去跟马鸿逵联络统战。当时，马鸿逵搞得壁垒森严，丝风不透，像是大财主生怕沾上穷亲戚那样，躲闪不迭。更可气的是，到1948年春，他却硬逼着这个马绍常声明脱党，以免“事态暴露，两有不利”。
后来，马绍常成了国民党宁夏省政府参议，不知道在那里谁统战谁了。
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亲自派邓宝珊从包头赶到宁夏传话，希望马鸿逵趁马步芳青海兵团扑向陕西时，出兵陇东，在青马背后操上一刀，截断其归路，消灭马步芳，为西北解放建不世之功。马鸿逵顾虑重重，定不下决心，让邓宝珊傻傻地等了整三天，一无所获。
接着就是，前文已提到过的傅作义从包头给马鸿逵打电话，马鸿逵满嘴英雄好汉，决意不从和平，而死守宁夏。
杨得志十九兵团兵临宁夏，野司副参谋长韩练成又派人拿着信函，最后劝告马鸿逵：“只要不流血，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亦可。”
马鸿逵仍旧不干，说，军队是政治本钱，没有军队，哪有政权？
毛泽东深恶痛绝地给彭德怀专门发了封电报：必须给马鸿逵以歼灭性的打击！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其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马鸿逵的那点儿部队的确是一塌糊涂。执掌宁夏党政军大权17年来，马鸿逵始终把“军”当作基本，但始终又离不开“党”这块招牌，并且标榜以“政”治党，七整八治，把军队完全搞成了一个流氓土匪团伙，什么丧尽天良就干什么。他的兵员极少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在宁夏就地征选。3个步兵军（八十一军、一二九军和十一军），每军辖3个师，另加1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凑在一起，共8万多人。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也就是古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占到一半以上，以至于形成四大方块，即：甘（甘肃）、马（马氏亲属）、回（回族）、河（古河州，即临夏）。这就是马鸿逵为所欲为、豪赌官场的资本。
以这么一堆人马，想要挡住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谈何容易，也难怪马鸿宾父子一再自惭形秽。
但是，杨得志还是认真地作了部署。一方面，针对马敦静倚仗黄河天险摆弄的三道防线，发起积极的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多种渠道，与敌军内部取得联系，争取起义。如此两条战线一起展开，使得战事从一开始便显得扑朔迷离、纷乱如麻。
9月2日，十九兵团左路六十三、六十四两个军，由兰州北进，五天后一举攻占甘肃靖远和打拉池。这是马惇靖八十一军伸出来的两个前哨阵地。风声一动，马鸿宾父子立刻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将驻在河东中宁的军部及一大帮家眷，全部迁到河西的中卫。
八十一军前哨阵地靖远所驻的两个自卫总队（相当于两个团），一口气跑了200多里，来到中卫对岸的黄河堤坝上，看看距军部隔水相望，只不过7里了，才放下心来挖灶做饭。谁知饭还没做熟，解放军六十三军突然围上来“包了饺子”。对岸中卫的军部听到枪声，没作任何表示。这就是说，八十一军真的让开了大路，马鸿宾父子的话兑了现。
右路六十四军和独立一、二两师奉命从宁夏最南端的固原和海原全力北攻同心。想不到远在金积的卢忠良一二八军与八十一军态度恰恰相反，来了个以攻为守，以三五七师、骑十旅和宁夏保安第七团共七个团的兵力，从最底下的第三道防线冲出200多里，突然袭击我驻在下马关的独立第二师。独二师毫无防备，吃了个不小的亏，如果不是六十四军临近的一个团闻信赶来增援一下，后果不堪设想！
马鸿宾父子和卢忠良的态度立见分晓。
马敦静此时还没有进入情况，仍在银川指挥中心吞云吐雾。对于他来说，中卫对岸失掉两个团和下马关的一个胜仗，都还摆不上桌面。他现在不仅是宁夏兵团司令官，还是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凡是他老子马鸿逵的头衔，他通通都顶上了。所以，他得拿大主意。
马敦静所谓“大主意”就是该来的快点儿来。他不喜欢小打小敲，一个团半个师的打，几时才能完成老头子的使命，登上飞机开路？
和，是绝对不可以的。马敦静吩咐说：“把那个孟宝山找来！”这是马鸿逵离开之后他办的第一件事。
孟宝山是解放军十九兵团对敌联络部长甄华，派来向马鸿逵、马敦静父子转达和平解放诚意的使者，已在银川住了好些日子。“孟大叔，我出的布告你都看到了吗？”马敦静横躺在木椅上，口气生硬。
孟宝山肚肠慢揉：“看到了。我以为避和主战，让宁夏百姓生灵涂炭，并非上策。”
马敦静起身背着双手踱了几个方步，说：“仗已经打起来了，说那些有什么用！共产党不接受我们的互不侵犯协定，决意要打，我没办法了，我只有打开渠口放水，我只好将银川烧成焦土，再不行就把军队化整为零，拉到贺兰山打游击去……我怕什么呀，我是为孟大叔的安全担心呢！”
孟宝山一惊：莫非这小子敢加害于我？！孟在抗战时期就是马鸿逵的少将电信处处长，后虽被马排挤出去，总不至于一点旧情都不念吧！转而又想，也难说呀，马家父子是什么东西他太明白了，心狠手辣，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得出来。既然如此，怕也没用，索性豁出去了，胸脯一挺说：“我孟宝山死不足惜，只要宁夏百姓不再流血，就是化为灰烬又有何妨？”
“我知道你孟大叔不怕死，”马敦静吊儿郎当地将一条腿跷在木椅上，“可是中统局那班人你是知道的。他们已经查明你的身份和眼下的工作，说是要把你押到广州去呢，我挡不住啊，你还是先离开银川吧……”
孟宝山明白了：马敦静是要关闭与中共的和谈之门！他除了在心里大骂马敦静愚蠢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马敦静并不感到自己是愚蠢的。他的第一道防线（分别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及八十一军的前哨靖远）被突破后，立刻撤出中宁，调整作战部署，调马全良的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并让马光宗的第十一军退守银川。马敦静觉得这一招既体现深谋远虑，又顾及眼前的现实境况，很有天才禀赋。但他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整个防守第二、三两线兵力空虚了。第二线仅有八十一军，第三线只留一二八军。
八十一军的马惇靖在中卫城里早已慌作一团。解放军六十三军主力攻占靖远并追歼那两个团的自卫中队时，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已直插黄河西岸的景泰，在古长城脚下把驻守在那里的敌新编骑兵第一旅打得夹起尾巴往回跑。一八八师追着骑一旅越过长城直奔中卫。因为是在黄河西岸，黄河天险除隔开敌人八十一军与一二八军的联系之外，什么作用也没有。中卫完全成了一座孤零零的城市。
马惇靖的法宝就是打躬作揖。他赶紧约请中卫城里的绅士们到军部开会，说：第一，八十一军不准备抵抗共产党的进攻，请他们转告全城百姓，不要惊慌；第二，请他们出城到离城40里的沙坡头迎接解放军，并且向解放军说明八十一军不抵抗的意思，请解放军缓进。
杨得志说：“告诉曾思玉他们，可以答应缓进，但我们的等待有限度！”
曾思玉是六十四军军长。六十四军从固原和海原出发攻下同心后，又直奔中宁。因长途奔袭，部队比较疲劳，除一九一师继续向噶沙洲发展进攻外，军部率主力一九〇、一九二师暂留中宁，待马惇靖的八十一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再与六十三军和六十五军合力，由马惇靖打开的大门杀进纵深，向大坎、小坎、金积、吴忠堡之敌一二八军、贺兰军第三道防线打过去。
此时马鸿宾出发去了银川，代他的堂弟马鸿逵辅佐“小天子”。马惇靖和他的“二家兄”、八十一军副军长马惇信两人，火烧眉毛似的商量应对之策。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了，大政方针已定，而且既成事实，说是“商量”，只是在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罢了。
兄弟俩面对面地垂着头，谁也不说话，仿佛在执意等待着某一时刻的来临。天渐渐黑下来了，勤务兵开始掌灯，电话铃这才惊人地骤响。马惇靖不接，马惇信无奈地操起话筒，弓着腰，双手发抖。一听，却是石空堡所属驻军一个营长打来的。他立刻又挺直了身体说话。
营长报告：解放军和谈代表到了石空堡，要求八十一军派人去接洽。
马惇靖匆匆忙忙赶到石空堡。一看，什么解放军代表，却原来就是马鸿宾过去的副官马成俊。
那个不怕死的孟宝山竟辗转来到解放军六十四军军部。同时到达的，还有从兰州赶来呼吁和平的一帮老先生。
孟宝山与军政委傅崇碧个别交谈了一个多钟头。他将到宁夏联络的这一个多月酸甜苦辣一一陈述，说到动情处，拍案而起，让傅崇碧甚是感动。其时，六十四军尚未进入中宁，驻扎在中宁附近的大红沟、马家河湾一带。孟谈完之后，便遵照傅政委的意思来到中宁，通过马鸿逵的骑二十团给银川马敦静挂电话。
那已是夜晚10点多钟，马敦静早就呼呼大睡，电话里传来他打哈欠的声音：“啊呀，孟大叔啊，我真是服了你了，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你连觉也不睡……谈判不着急嘛，我还要考虑考虑，再说吧，啊？”
孟宝山哭笑不得：“你还要考虑考虑？解放军还等你考虑吗？！”
“那怎么办？要和谈总得有耐心。叫他们暂时就在大红沟一带驻着，要是没吃的，我可以给他们送点粮食。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我要下令两个骑兵团坚决抵抗！”
笑话！笑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孟宝山捂着送话器，使劲平息心气，说：“你待在银川，根本就不明白前方情形，解放军数十万之师，是你两个骑兵团能抵抗的吗？你知道吗，中宁已成空城，解放军如果愿意，随时可以进入！”
“孟大叔，卢忠良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你为共产党办事，我不怪你，可你也不要太过分了。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我见识过，用不着你来教导我！”
孟宝山急了：“敦静，此一时彼一时呀，你不要小孩子气……”
马敦静怎么经得住这种话，当即撂了电话。
“这个王八蛋！”孟宝山空对话筒“喂”了半天没有应声，狠狠地骂道。他决定返回银川，当晚就把自己的主意跟兰州过来的郭南浦老先生一行几人说了。
郭老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此番出山受了彭德怀之托，要“拼却这把老骨头促成宁夏和平”。当即他和孟宝山约定，一块到银川去，当面跟马敦静交涉。同行的还有省府秘书长马季康以及白连升、马守礼等人。
孟宝山毕竟是宁马通信处的老杆子，宁马部队老关系很多，走到哪里打个电话都还方便，沿途安排也很周到。以汽车上小旗子为标记，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去往银川。
不管马敦静个人如何潇洒，银川城里的气氛还是有些紧张。孟宝山一行小汽车刚进城，就感觉到不对劲。但他们心头是坦然的。
接待他们的是现任省府秘书长兼民政厅厅长马廷秀。此人过去接触共产党人及其文件甚多，思想倾向也很明确，是个“主和派”。见孟宝山这些人谈话全无顾忌，不禁时时要捏把汗。按照马敦静的吩咐，孟一行安置地点已被监控，前后左右都是耳目。只要马敦静愿意，杀掉这几个人易如反掌。
但孟宝山几人满不在乎，家在银川的马季康声称三年多没和夫人见过面，甚至提出与孟宝山一道“到府上走一趟”。马廷秀坚决反对，并晓以利害，才算劝住了。
此时，马敦静周围对孟宝山这帮人说什么的都有。孟已被指为“间谍”，说他第一次来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这一次八成要把共产党军队引到银川。有人恶狠狠地提出：“必先根绝内患，才好集中抗敌！”
马敦静表达：“只要他们不乱来，看住就行了！”至于孟宝山等请求面谈，马敦静一概拒绝。他对马鸿宾说：“要谈你跟他们谈谈，我不谈，孟宝山这人最讨厌，我不想同他讲话，叫他走！”
马鸿宾倒是很喜欢同这些旧人沟通沟通。入夜，他的“五亩宅”安静得很，正好屋外下着雨，屋内几个上了年纪的人围成一圈，在灯下谈话，心意极佳。他像个道学先生那样，慢条斯理地说：“你们谈和平，怎样叫个和平呢？和，就是和气；平，譬如一碗水拿平了，水便不会摇荡……”
“说得极是！”郭南浦老先生接上话头，“共产党就快解放全中国了，天下将不用打仗而平定一统，将来社会进步，民族振兴，有何不好？非得打打杀杀，你争我夺，真正遭祸的是老百姓啊！只顾逞一时之气，而不顾百姓安危，将成为历史罪人！”
白连升老汉也说：“老朽不才，鞍马劳顿只为宁夏太平这一件！多少年了，黄河两岸的乡亲，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为何不能顺应时势，让百姓安居乐业呢！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应以百姓利益为重……”
这些话出自一个个老者之口，显得格外打动人。马鸿宾本来就主张和谈，这一来更加坚定了信心。他说：“八十一军没有问题，别的部队我说了他们不听。”
马鸿宾说的是个大实话。在到银川之前，他曾由中宁起身，绕道来到贺兰军马全良的驻地——宁朔县，想跟马全良谈谈，让贺兰军与八十一军合作起义。马全良碍着本家面子，也不好说什么，只把马鸿逵临行前给他和马敦静的一份电报拿出来给马鸿宾看。那电报上说：“宁夏，只有静儿和吾弟等主持，他人不得过问。”这个“他人”是指谁呢？马鸿宾！马全良的态度不言自明。
“那就再说啊……”孟宝山道，“一遍不行两遍，相信主和是大多数！”
马鸿宾不置可否。话说到这里，好像再也深不下去。孟宝山即想返回中宁。一来跟解放军通通气，二来趁热打铁解决八十一军！他让年纪太大的郭南浦留下，其他人仍结伴而行。
马鸿宾想了想，说：“刚下过雨，路上泥泞不堪，怕不大方便……”
孟宝山主意已定，坚持要走。马鸿宾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好像天生就没有拧着劲跟别人较量的本领，随和得有点让人担心。这次到银川，就有人把他说成是“聋子耳朵”。
其实，马鸿宾的心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读懂？
表面看来，从哪一方面讲，马鸿宾都是马鸿逵手下的败将。这么多年，马鸿宾栖居一角，没有半个“怨”字。然而，宁夏人心自有公道，马鸿逵得意忘形早已丧尽众望，而马鸿宾却在一旁收获着成千上万人的期盼与信赖。他知道，马鸿逵在外斗不过马步芳，在内拢不住老百姓，只要政局动荡，就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天终于来到。马鸿宾一眼把天下大势看穿：国民党到日子了！在给八十一军安排好归宿之后，他觉得从公从私都得到银川来走一趟。
在银川的这些日子，马鸿宾看到马敦静的表现，颇觉失望。马敦静论才论德都不堪大任，完全是个庸人，表面胸有成竹，实际毫无主意。凡不到前线去的军佐和行政人员，每日拿些例行的公文、请示报告之类，过家家似的凑合局面。人问：“共产党军队快到吴堡了，怎么办啊？”他就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叫共产党军队过不了河！”人说：“那是古代的冷兵器防守，如今打仗，大江、大海都挡不住，榴弹炮射程是60里，一条黄河算什么！恐怕挡不住哩，要是共产党军队一下子打到城下怎么办？”他就不耐烦了，说：“怎么办！怎么办！哪有那么多怎么办！把军官的家眷们用飞机接走，打完算了！”此后，他就一忽儿让省保安少将副司令马如龙（马晓云）通知准备快马，扬言要急行军穿过甘肃静宁县，到陇南去和胡宗南联合；一忽儿又通知民政厅长马廷秀预备轿车，说是要经过蒙旗定远营，到甘肃河西靠拢正在溃逃的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一忽儿将马如龙叫来，要留给他30000银币，让他进贺兰山打游击……实在是毫无定见。头脑一热，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但是，对于马鸿宾，马敦静却冷淡得出奇，根本不把他当作长辈来尊敬。马鸿宾来银川时，连一个例行的迎接都没有。住下来之后，又迟迟避而不见，弄得马鸿宾好没有面子。每每有些老朋友上门拜望，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说此行与政事无关，只是准备向三盛公后套一带去避烽烟。
这些面子上的事也就算了，马鸿宾不作计较。直到有一天，他发现马敦静在自己的“五亩宅”周围昼夜布下密探，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他一方面不动声色，大智若愚；一方面警惕在心，等待时机。而孟宝山等人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们提出要走时，马鸿宾提醒说“刚下雨”之类的话，他们压根就没有细想。
的确刚下过雨，路途泥泞，孟宝山等人的车一步三陷，好不容易才爬到大坝附近。刚要放开马力好好跑一段路程，忽见前面路口有两个国民党士兵举着小旗，将车截住。一个瘦瘦的上等兵到车前行了个礼，说：“哪位是孟宝山先生，请跟我到团部去一趟！”孟宝山一惊：“找鄙人有何贵干？”
那兵说：“我是奉命截车，你去了就知道了。”
马鸿宾后悔没有当面把话跟孟宝山等人挑明。
孟宝山等人出发后，马鸿宾越想越觉得不放心，最后终于想办法给孟一行必经之路的驻守团打通电话，要求他们见到孟宝山等人时，将其截住。他要跟孟宝山单个通电话。
孟宝山被带到团部，知道是马鸿宾要跟他通话，一块石头落了地。马鸿宾在电话里听到孟的声音，也踏实一大半。别的话不便多说，只叮嘱一句：“你们要走快点！”
这已是最快的速度。从银川到石空渡口150公里以上泥泞路，孟宝山等人的车早晨5点出发，晚上8点赶到，中间还接电话、还在贺兰军驻地小坝打一站，与马全良的心腹人物张朝栋作短暂会晤。
到达石空堡的下榻寓所时，所有疲惫不堪和惊心动魄都不在话下了，孟宝山一个劲地欣慰：顺手跟中宁县长张朝栋通上了消息！张与孟以前曾有过一次长谈，后始终联系不上。这次见面张告诉孟，过去所谈话题“不久必有结果”，这句话还不足以让孟宝山睡个好觉吗！
这晚睡得真是踏实，以至于大清早小伙计敲了好一会儿门，才把孟宝山叫醒。天刚麻丝亮，马惇靖到了。
八十一军的问题已经是水到渠成，孟宝山几人和马惇靖简单说了几句，便坐小筏子过黄河。河对岸，解放军十九兵团联络部的徐飞、吴天维二人和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委傅崇碧，都已等在那里。
曾思玉说：“和平条款我们都拟出来了，一共四条，限十九日签字，马惇靖要是再拖延的话，我六十三军河对岸部队立刻攻中卫，六十四军也将从石空渡河。”
八十一军代表马培卿吞吞吐吐地说：“签字肯定没有问题，只是在什么地点签，我们马军长意思是到河北岸中卫选个合适地点，不知贵军……”
“那不行，”六十四军联络部长牛连璧一口拒绝，“应该在河南岸签字！我方与你方地位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必须清楚！”
马培卿还想说什么，孟宝山把他打断了，说：“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为一个小小地点何必争执不下呀？我提个折中意见：不到河南，也不到河北，石空渡口河中央有块平平整整的沙滩，干脆到那上面去签，又平等，又有意思，怎么样？”
曾思玉和傅崇碧交换了一下眼神，点头同意。
接着所发生的一切，立刻证明了关于签字地点的争执毫无意义。
孟宝山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2时，我们到了河南岸，马惇靖、马培卿和杨子俊等五人，已在河中的沙滩上了。首由傅政委和马季康过去。彼此在欢笑声中见了面，握了手，又一同来到河南，曾军长、傅政委、牛部长和我们陪着回到第六十四军军部（住在中宁县省银行办事处），又约同第六十三军郑军长，设宴欢谈。在欢谈中签了字。傍晚，马惇靖一行五人，兴辞而去。”
与此同时，十九兵团各部主力已经推进到吴忠堡、金积、大坝一线及灵武，首先占领金灵地区制高点牛首山，居高临下，锁住交通，一二八军副军长兼三九六师师长马宝琳慌了，忙向驻在灵武的卢忠良告急：“共产党军队兵力太大，重武器又多，还有坦克呢！看样子金积难保……”
卢忠良态度冷峻，说：“难保也得保！第二五六师很快就给你增援上去。在未到达之前，你要想尽办法，竭力坚持，绝不许退却，除非你们……全部战死！”
说这番话时，卢的内心也没有太多底气。“难保也得保”，这就是他的逻辑。就在两天前的一个大清早，马敦静没头苍蝇似的打电话问卢：“共产党军队步步紧逼，吴忠告急，有人要我讲和，你说该咋办呀，要不要开个会商量一下？”卢忠良也是冷冷地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你说咋办就咋办，再没有开会的必要！”马敦静听了，号啕大哭：“要是军官们都像卢将军这样，我就放心了！”
显然，马敦静同他老子一样，把卢忠良当作一根精神支柱。
卢忠良那股劲，让马敦静心里稳当多了。随之，自我感觉也好起来。于是便想着为卢忠良争取时间，调整部署，以待来日之战。他找来留在银川的郭南浦先生，让他给兰州彭德怀发个电报，请求缓攻两日，“以便召开高级会议商讨起义事宜。”
这一着让马鸿宾也信以为真。
在吴忠告急时，一直备受冷遇的马鸿宾已感到银川的日子不多，想起马敦静曾说过把银川化为焦土的话，便急忙向军械处要来一辆大卡车，把银川所有财物家当，装了满满一卡车，准备带着家眷远走绥蒙。
这事给省府秘书长马廷秀知道了，立即赶到“五亩宅”来劝马鸿宾。马廷秀说：“你在银川德高望重，不能这样就走！你一走，银川就完了。有什么想法可以再作商量嘛！”
“商量，跟谁商量？谁又能同我商量！”马鸿宾满腹委屈。
马廷秀说：“自然是跟平山（马敦静）商量。”
“哼，跟他商量！这么多天，连个照面都不打，还说是到前方去了，胡扯！”
“他不来找你，你可以去找他嘛！”
“什么？我是长辈，他避我不见，我反要找他！这是哪家规矩？”
“局面已到这种地步，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
马鸿宾垂头想想，无奈地叹道：“那好吧，你如能把他找来，我就暂且不走。”
马廷秀一看事有转机，连说：“可以，可以。”其实，马敦静这会儿究竟在哪里，马廷秀也摸不清。他只好对电话局公布自己的身份，说有军机要事要向司令官报告，这才一级一级找到马敦静。
“马鸿宾要走，你是不是见一见？！”马廷秀的话软中带硬。
马敦静冷笑道：“要走？共产党军队还在一百里外呢，就要走！”
“他不走又咋样？还不是成天待在‘五亩宅’没事干……”
马敦静说：“幸亏他没事干，否则宁夏兵团三个军都投降共产党了！”
“话不能这么说，他有他的见解。再说，他总是长辈呀！”
马敦静丢掉手中的烟屁股，狠狠地说：“好吧，长辈……你先去挽留着，我随后就来。”
马廷秀满心欢喜跑到“五亩宅”报告，说：“他听说你要走，急得了不得，马上就到！”
这话还中听，马鸿宾心里平和了许多。两人就在屋里一边聊天一边等待马敦静“驾临”。可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人影。马鸿宾有点耐不住了，冷着脸说：“廷秀，你没有搞错吧……”
话犹未了，马敦静和马如龙两人一摇一摆地过来了。没进门马敦静就喊：“听说你要走，是真的吗？”
这下马鸿宾不客气了，拿出家长的姿态，一张口声音就呛人：“你连老爸爸都不能叫一声吗？你为啥避我不见？家务事尽可商量嘛！你阿大走了，你能不能负起这个责任？能的话，该拿出办法来；不能嘛，看谁能干就让谁干，一个人干不了，或者几个人干，共同负责……”
马敦静傻了眼，不知说什么好，怔怔地盯着马鸿宾。
马鸿宾接着说：“这个仗还要打吗？我看以和为好，打不出名堂来。至于你阿大的安全，不要考虑太多，那好办，就说军队掌握不住，不就完了！”
马敦静低头不语，有明显的抵触情绪。
马鸿宾吼了这一顿，没大反应，便转问马廷秀和马如龙：“你们看怎么办好？”
马廷秀和马如龙一齐说：“请司令官拿主意。”
马鸿宾对马敦静说：“你回去，连夜召开个军官会议，大家商议办法，签字盖章，共同行动。”想了想又说：“把省政府的人也参加上，一起搞！”
马敦静哈着腰唯唯诺诺地退出去了。
这模样给马鸿宾的感觉不错：马敦静总归年轻，孺子可教！所以，当郭南浦与马鸿宾谈及给彭德怀发电报之事时，马鸿宾满口支持，说：“召开军官会议是我的主意，给点时间是应该的。”
彭德怀慷慨大度给了两天时间。
马敦静究竟有没有或者是不是打算召开那个让马鸿宾寄予希望的军官会？这个问题已容不得人们多想。因为就在此刻，天上掉下一条头号新闻：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飞机降落在银川机场。
马鸿宾决定随机去包头。他要到那里设法与傅作义、邓宝珊二人联络，请他们给宁夏拿个主意。
这正好撞着一个火山喷发的节骨眼上，傅、邓在包头与董其武刚刚拟定绥远起义通电，准备于19日上午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通电签字仪式。
徐永昌和王叔铭就是为此事而来。马鸿宾这个时候去包头公干，徐、王心里哪有不明白之理？但是，时局如此，人各有志，徐、王也只有“心情复杂”而已。他们开着一架飞机满天奔跑，不过是奉着钦旨例行公事罢了。
飞机在银川上空盘旋，徐永昌“心情复杂”地不胜感慨：“这样的山区，完全可以打几个漂亮仗，拖延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马鸿宾在一边细声“请教”王叔铭：“如果要打，中央是否可以派飞机来助战？”
王叔铭惨然一笑，半晌才轻叹道：“中央也是自顾不暇。”
两天后，马鸿宾原机返回银川。此行的结果不言而喻，他更加坚定了既往的决心。现在，彭德怀给的“假期”已经用完了，马敦静的作为如何呢？
“马敦静走了！”这是马廷秀次日清早见到马鸿宾时的第一句话。
马鸿宾大感蹊跷：“走了？怎么走的？去了哪里？留话没有？几个人？”
“昨天跟徐部长他们飞机走的，说是去中央讨主意，有主意下午就回来，没主意就不回来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马鸿宾对这个天方夜谭似的消息将信将疑。因为，徐、王的飞机把他送回银川，仅仅在银川机场一个起降，几乎没有停留啊！
是的，马敦静就是在一个起降的时间里，跟马鸿宾擦肩而行，登上飞机的。“向中央讨主意”的话，他只是跟自己贴身人物马如龙说说罢了。当马廷秀追问马如龙时，马如龙还在千方百计打马虎眼，谎称马敦静到酒泉联络刘任去了！
最着急的要数卢忠良。解放军十九兵团的炮声天一亮就吼开了，银川方面却仍在那里战不战、和不和毫无主见！卢操起电话打到指挥中心，连对方是谁都不问，便大叫：“主席走了，大少爷（马敦厚）走了，现在司令官又走了，我们为谁打仗？你们派个人来同我商量怎么办吧！谁能来？快一点！”
接电话的马如龙被卢忠良这个口气吓坏了！他已经因马敦静的出走，让前后左右的人责问得焦头烂额，所以，话也说得支离破碎：“谁、谁去合适呀？我要守、守电话，是来不了了，叫马光天、李振国去，咋样？”
“随你们便吧！”卢忠良扔了电话。他一听马如龙那个熊话，就知道已成一摊烂泥了。
这时，金积方向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卢忠良到门外透了口气，转身回屋又给贺兰军的马全良以及马英才打电话，约他们到仁春渡会晤。等到马光天形单影只赶到时，卢忠良和马全良、马英才已把“接受和平”的通电都商定下来了。
马光天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传递员，中午饭都没顾上吃，慌慌张张把电文带回银川，交给马廷秀。马廷秀把电文仔细看了一遍，觉得没有把握，说：“此事非同小可，要送马鸿宾斟酌斟酌。”
这时候马鸿宾还在生闷气哩！骂完了马敦静，骂马如龙，最后连马敦厚、马廷秀这些人也一起骂，骂得自己骨头像散了架似的，气哼哼的不能动。直到马廷秀一伙人乱哄哄地赶到“五亩宅”时，才稍稍平息下来。
前方将士把和平电文都拟出来了，这让马鸿宾更体会到自己的正确性。手捧电文，他突然谨慎起来，说：“马鸿逵正在重庆，考虑他的安全，词句不要对国民党太刺激，只表示接受和平，听候毛泽东主席处理就行了。”
接着，马鸿宾便按照这个意思“斟酌”。然后由马廷秀誊清，在电话里念给马全良、卢忠良和马光宗三位军长听，征求他们的意见。
马全良立即回电，表示同意。而卢忠良和马光宗却迟迟没有反馈的消息。马鸿宾等不及了，说：“发吧，不要再拖了！”
就发：“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于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主席领导，实行民主，俾人民登于衽席，国基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这天黄昏，本来热火朝天的金灵地区，偃旗息鼓，安静下来。银川更是静得出奇，仿佛每个人都缩到自己某个小角落里，在悄悄喘息。
马如龙更是如此。这些日子，先是“伴君如伴虎”，后来“老虎”跑了，挨唾沫星子的却是他。每天即便闭上眼睛脑袋压在枕头上，也像是背着石轱辘。现在好了，一了百了……他灭了灯，歪在枕边疲惫地合上灵魂。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吓了他一跳，伸手摸了几个来回才把话筒摸到手。
是马鸿逵的长途，从重庆打来的！
“电文我已看到了，军长、师长都签了名，是真的吗？”马鸿逵问。
马如龙迟疑了一下，答：“是真的。”接着他又将阿拉伯语掺和到报告词中，说：“满拉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放到阿訇的朵洛上哩！”意思大概是说部队不听指挥了，再拖下去不好办。
马鸿逵说：“我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不忍宁夏七十万人遭受涂炭……”他叹了口气：“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不用了，已经通电求和，队伍正在缴械，不要再来了……”
马鸿逵半天没吱声。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电话在哭声中挂断。
夜色一下子淹没了马如龙，往事历历在目，一切都成为过去。马鸿逵的哭声是那么撕裂肝肠，它像一桶滋味莫名的卤水，让马如龙整个身子都腐化了。他伸出一只手轻轻抽自己一个耳光，接着另一只又抽，一左一右轮流着抽，直到泪水从指缝里艰涩地流出来。
这种说不上来的情绪，甚至包括马鸿宾都不例外。到第二天下午，彭德怀复电发至银川，他才稍稍恢复一点儿理智。彭德怀的电报中对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要求宁夏集团派代表到中宁与杨得志接洽。马鸿宾当家，要做的工作很多，实在没有时间感怀。
9月22日清晨，马鸿宾把挂得上号的军政人员召集到“五亩宅”，商讨派代表去中宁“接洽”的问题。按照通电署名，马全良排在最前面。因此马鸿宾说：“马全良领衔就领到底吧，做个军事方面代表，咋样？”
马全良被点到名，机械地起身，木着，头垂在胸前，许久，肩膀有点耸动，继而大颤，鼻子也抽搐起来，越抽越厉害，最后干脆就“呜呜”地哭出了声，哽咽着说：“马全良不是人，悔不该领头通这个电，对不住长官的多年知遇，对不住……”
马鸿宾皱着眉骂道：“真是没出息，哪里像个男人！这个样，咋当代表？还是让卢军长去吧。”
卢忠良抱着双臂，叉腿端坐，嘴唇棱角分明抿成一线，眉毛眼睛间也有一片懊丧。听到马鸿宾提自己的名，说：“还是换别人吧。我跟共方作战多年，仇怨深重……”
“正因如此，你去了跟人有个照面。人有见面之情嘛，将来处理上总要好一些。”
卢忠良心里有股热意。想了想，点头同意。
马鸿宾见这一伙人个个都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索性端起长官和家长的双重身份，不容推辞地说：“那就由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跟去当个助手，当然也算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于是一言九鼎，当即由马廷秀写了份“代表资格证明书”，像马光宗、马宝琳、马英才、马如龙、扈天魁、李振国等人都签了名。马全良也悻悻地走过去，在证明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掷下笔，掉屁股钻出去了。
正当大家挨个儿签名的时候，马廷秀伏在马鸿宾的耳边小声问：“还有啥吩咐的？”
马鸿宾成竹在胸地说：“你们乘车从宁朔县过河，另外带两人，放在河西石空堡，以便通信联络。”
马廷秀领会地点点头，说：“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如有必要，我们三人中一定要有一人回来报告。”
马廷秀与马鸿宾的这番耳语，使得场面平添了几分肃穆与神秘。这气氛随着那辆摇摇晃晃的“代表车”一直维持到贺兰军驻地大、小坝附近，突然被扑面而来的溃兵冲散了。原来，树欲静而风不止，军、师长们签字求和了，而下面的部队还在那里决堤淹田。特别是贺兰军，都是些地方保安团过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一哄而散，溃逃不止，急得卢忠良和马光天下车四处捕追逃兵，向他们解释，要他们就地待命，可谁听你的呀！即便是军长也管不住兵败山倒，卢忠良一屁股瘫在堤坝上，狠狠地骂道：“娘的，通电求和，千真万确！”
在与解放军十九兵团首长接触中，卢忠良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只在历数宁马阻击红军、进攻陕北、抗拒西北解放等罪恶时，他小声地咕哝了一句：“我们是战犯，有罪！”
杨得志一直在观察卢，总觉得卢与那帮姓马的军官不太一样。究竟是什么不太一样，他说不上来，但是他有兴趣。接在卢忠良的话后，杨得志说：“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说着主动上去和卢忠良单个握了握手：“我们决定采取和平协议的方式解决宁夏问题，你们看如何？”
一份协议草案放到卢忠良面前。在草案五条之中，卢忠良一眼看到“……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当即感慨万端地抬起头，说：“我同意。”
马廷秀忙问：“那我们这些穿青衣服的人……”
杨得志说：“省府21日申、养通电表示接受和平，我们的彭司令员也已复电嘉勉了嘛，行政人员的安全当然也在保护之列。除马鸿逵问题较大，等他回来由中央解决之外，其他一般人员，都将受到保护！”
马廷秀有点喜出望外，乐颠颠地凑到卢忠良身边说：“还要咋样？签吧！”
用不着太多的讨论，即功德圆满、皆大欢喜，签字手续成了摄影记者的排练场，连卢忠良也有了笑容。三个人急于返回银川报喜，准备沿来路去河西，接上留在石空堡负责“通信联络”的另外两人。一上路都不免觉得来时那种过分的谨慎实在好笑，正你一言我一语聊着，忽见前面有两名解放军战士挡住去路。三个人同时一惊：是不是因为宁夏部队哄逃溃散，和平协议需要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