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之前，王家湾已是一片忙乱。人们只要看任弼时、陆定一、叶子龙和廖志高这几个人的脸色，就知道敌情有多么严重。更何况，头顶上敌机正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扔炸弹。“三支队”800多人已进入情况，个个都在收拾东西，骡马赶得遍地奔跑。老乡们插不上手，就默默摆弄自家的马灯。他们知道，天黑之后送“三支队”同志们上路，用得着。
闲人只有毛泽东。他一手倒叉着腰，另一手夹着香烟，高大身躯伫立在窑洞前的暮色中，极有耐心地望着远处。远处川道上，周恩来和任弼时骑着两匹高头大马，卷起一团黄色尘土跑过来。到了面前，毛泽东迎上几步，问：“敌人离这里还有多远？”任弼时抢着回答：“先头部队已到镰刀湾和李家岔一带，距此30里——哦不，只有25里了，你早该上马了嘛！”这位800多人队伍的司令员同志，很有角色感，表情严肃，而且还带点责备的意思。毛泽东并不在意，依然保持着他的无所谓，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胡宗南是冲着我来的……”他还想把这段幽默继续下去，任弼时失去耐心，借着布置反击，大声命令汪东兴，硬是把毛泽东冲淡了的气氛弄得浓重起来。
把紧张与镇定糅合得最漂亮的，是周恩来。别人说话的工夫，他和警卫员不知到哪里搞到几根柳条棍。出发时，天上莫名其妙地下起雨来，坡陡路滑，打湿的路面马不好骑了，年过半百的毛泽东就和周恩来拄着这些柳条棍上路。老乡们的马灯派上用场，一盏一盏闪烁在长长的队伍里，“三支队”就这样游龙似的出了山峡。雨还在下着，几个警卫战士扯起油布要往毛泽东和周恩来头上罩。周恩来不肯，但他却力劝毛泽东接受这一优待。毛泽东气呼呼地说：“好没道理，你自由自在，凭什么要我受罪呀？我不干！”警卫员们无计可施，嘟嘟囔囔地跟在身后。这时，不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毛泽东停下脚步朝夜空中张望，心事重重地叹道：“汪副参谋长他们还要对付敌人哩……”
出发前，毛泽东专门给汪东兴留了条子，嘱咐他务必小心谨慎，最好不要出现伤员，更不要有牺牲。那时，人马往哪儿带，他心里还没谱。议定两条，要么去陇东与彭德怀会合，要么去“三边”胡、马接合部碰碰运气。临出发时，毛泽东一咬牙做了决断：去“三边”！这和当时与西野部队失去无线电联络大有关系。而且他断定胡宗南出兵主要意图是想把他往陇东赶，好东西夹击。当然不能跟着敌人指挥棒转，毛泽东决定去看沙漠。他说：“万里长征，我们翻了雪山，过了草地，大江激流也经过了，就是少一个沙漠。这次，我们补上它！”话虽如此，可在这样一个漆黑的雨夜，在枪炮声催逼下，去边墙脚下领略大漠风情，毕竟不是件有滋有味的事。毛泽东一路上言语不多。
淅淅沥沥的雨烦了大半夜。到东方露出鱼肚白时，淋湿的衣服又风干了。队伍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总算钻出一块平整地。跟老乡打听，说就快到靖边了，而且脚下走的就是通往靖边的公路。毛泽东对赶来报告情况的叶子龙说：“叶参谋长，了解一下附近有什么村子，我们差不多了吧？我是不想走了！”叶子龙说刚问过随队当向导的民兵队长，前面不远就有个村子，叫小河村。毛泽东哦了一声，抬头望了望，一堆黑魆魆的山影堵在眼前。他将信将疑地拄起棍子甩开大步：“走，我们就到小河村去避难！”
小河村不算大，其实很美丽，绿柳掩映窑洞，上上下下那么几孔，加上雨后晨光的衬托，风流而精致。毛泽东一眼就看中这个地方：“就是这里了，先住一段，万一胡宗南不让住，我们就往绥德和米脂那边跑。”这句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显然，他已想到了黄河。走投无路时东渡黄河，绥德和米脂便是一块跳板。果不出所料，在小河村屁股还没坐热，国民党飞机就赶到了。几颗炸弹一丢，“三支队”赶紧往外撤。他们爬上村后一个小山头，就听老百姓报告说，国民党部队已不足20里。毛泽东望着周恩来：“再往哪里走？”
天空突然又像戳破窟窿，雨哗哗浇下来，大家猝不及防，没鼻子没眼，全成了落汤鸡。侦察员的情报是，刘戡已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唯有往西还剩条口子没来得及堵。用不着商量了，任弼时一挥手头里就走。跟毛泽东走在一起的一个当地老汉说，西去十来里地有个天赐湾，是哪朝哪代皇上驾临过的地方，古有“天官赐福，万福来朝”之说，故而得名。毛泽东听出了兴趣，说：“皇帝去过的地方，恐怕没事吧？”跑过去看看，不是那么回事，地方连300人也容不下，毛泽东歇口气，说过去来的肯定是小皇帝，还得走。转出天赐湾天又快黑了，队伍里没有不精疲力竭的。
荒郊野外，雨又下个不停，“三支队”司令部也拿不定主意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周恩来伸手在脸上抹把雨水问毛泽东的意见，毛不回话，却将双手伸进口袋里摸索，边摸边问任弼时：“我可不可以吃一根烟？”任弼时毫不客气地表示反对。
毛泽东无可奈何，不满意地自语道：“烟也吃不得一根！”随即火冒冒地问，“彭德怀联络上没有？”周恩来回答正在联络。毛泽东回望白天的来路，下了决心，把手中的木棍往泥地上一戳：“老子杀个回马枪！”大家都惊讶得张着嘴，有人小声嘀咕，“敌人还在小河村哩，怎么回？”毛泽东别人不问，只问周恩来：“你以为如何？”周恩来沉默半天，说：“有道理，‘安’和‘危’既矛盾又统一，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又开始说笑起来，队伍的情绪也有明显改观。大家信心百倍地爬上刚翻过来的那座山，爬着爬着，雨也停了，小风也吹起来，天空渐渐净朗，一切都好像在昭示着什么，愉快的心情随之而浮升。可是，到了山顶一看，人人都吓傻了，只见几百米远的山岭上，蹲满了一片敌军。看上去他们正在享用晚餐，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围住一堆火苗：热热闹闹，连说话的声音都听得清。若以火光判断，这是敌人的主力部队无疑，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大咧咧放着胆子，毫无惧戒。
任弼时急忙传下口令，让大家蹲下来，保持肃静。
毛泽东不蹲。奇怪的是，他反倒显得更加坦然，一个人站在坡上，双手叉腰，很豪迈的样子。他由远及近向绵延不绝的火光瞭望许久，那意思似乎还有作诗的兴致，急得任弼时等几人直跺脚，压低声催道：“李得胜同志，快蹲下呀……”，“李得胜同志”神情自若，说：“用不着怕，现在是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敌人向山上来，我们就走，敌人顺沟过去，我们就住下。我估计，敌人不晓得我们在此，否则还敢明目张胆的烧火？人怕鬼，鬼亦怕人嘛！不用着急，最迟明天12点，他们就可能要走。”
毛泽东的话正好说到刘戡心坎上。在烂泥地里露宿山头，对于吃粮当兵的国民党军人来说，当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与毛泽东“三支队”隔山相望表演京戏“三岔口”的那个晚上，刘戡给胡宗南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去向问题提出了一大堆判断。他站在山头上遥望靖边朔关，再往北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了！况且，左有“马家军”，右有邓宝珊，各有各的防区、各有各的责任，何必由自己来充这个冤大头呢？再说，毛泽东自投沙漠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更不会硬着头皮去碰“马家军”和邓宝珊。那么，他唯一的可能，只有向陇东的彭德怀靠拢。于是，刘戡顺理成章地盯上保安与吴旗。
坐而论道的胡宗南，自然相信刘戡跋山涉水所得出的铮言。他以一种俯视的胸襟，将陕甘宁三省相接这片辽阔的图廓扫描了一遍，益发与刘戡达成共识。彭德怀所率共产党军队主力集中在合水与环县一线，中共首脑机关前往陕甘边界会合，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子午岭，那是一个国军驻守相当薄弱的地区啊……胡宗南顺着刘戡为他竖起的竹竿，越爬越高。他甚至为自己过去没有对子午岭这样的接合部投入必要的关注而略感内疚。对于他来说，军事操作实际效果如何，另当别论。首要的是，在道理上要能够自圆其说，胡宗南的道理除了步兵操典意义上的军事地形学之外，还有支撑他个人在大西北重要地位的诸多因素，比如说与友军的协调结合问题。他知道蒋介石是看重这一点的。他希望能在子午岭地区与陇东“马家军”给中共来一次东西夹击，使中共遭受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那将是一次多么愉快的合作啊！胡宗南彻夜都在想象着蒋介石得到这一胜利捷报时的快乐心情。然而，历史偏不这样走，它偏要证明陕北战场上的胡宗南没有一刻不在一厢情愿、盲牛瞎马。事实上，此时此刻的彭德怀早已北上定边，进入烈焰蒸腾的沙漠地带……
彭德怀在沙窝子里一觉醒来，忽觉舌头干裂得像根粗布条，而嘴唇外面却一片黏黏糊糊的，伸手一摸，竟是紫红的血块！这时他才回忆到自己突然惊醒是事出有因。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梦中有一声大叫，一是鼻血流得厉害，一是呼吸困难，胸前犹如压着块大石头。彭德怀睁开眼，发现秘书和警卫班几个小鬼都站在面前，马灯透出的红光，映着他们愁苦的面容。看得出他们受了惊吓，个个都有点儿要哭的样子。彭德怀内心充满感动，嘴上却硬邦邦地说：“干么子，我又没牺牲！”秘书和警卫员们听到老总开口说话，脸上都泛出活气，但他们手中的毛巾和水壶却犹犹豫豫不敢往前送。
几天来，为了劝彭老总喝口水，秘书和警卫员们谁都挨过骂。“一口水就是一条命啊！”彭德怀嗓门哑哑的语气很重，“战斗部队有些同志牺牲在沙漠里了。我们司令部的同志，要尽量节约用水嘛，省一口是一口，送给部队更需要水的那些同志……”这些话从彭德怀口中说出来，显得特别有声色，让人感觉到顷刻间被击穿了，绝非一般批评所能比。因此，大家本能地愣在那里。还是警卫员小刘人小胆大，不管不顾地把水壶递到彭总面前，大声嚷嚷：“老总，这回你不喝口水不中，鼻血流那么多，嘴唇都肿了！”
望着这个可爱的小同志，彭德怀心里一热，笑了笑，接过水壶，象征性地抿了一口。那是黄汤似的泥浆水，又涩又苦，彭德怀忍不住皱皱眉头。交还水壶时，他脸上依然漾着笑意，说：“你这个小鬼，警卫员怎么当的？我本来就是个厚嘴唇嘛！”大家都咧开干巴巴的嘴唇笑起来。小刘趁机嗔着眉眼得寸进尺：“不行，老总你还得喝一口！”彭德怀破天荒地很听话，重新接过水壶“喝”了一口。
自从与中央无线电联络恢复之后，彭德怀知道毛泽东等人离开王家湾有惊无险，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虽然在滚烫的沙漠地带兜了几天，又连续攻占定边和盐池，部队已经拖得疲惫不堪，但对未来有盼头，加上几次踏实的睡眠，大家精气神倒还不坏。彭德怀决定在定边休整几日，一来恢复士气，二来整肃军纪，当然也有观察一下“三边”风云、等待中央新的行动指示的意思。老规矩，部队准备开个大会，搞搞总结表彰，并以此为契机，集中动员一次，鼓鼓劲。大会之前，彭德怀要做的事很多，第一件事便是去卫生队看看伤病员。
听说彭德怀要来看伤病员，卫生员把病号炕简单整了整。值班的王医生跟大家说：“老总是个实在人，目前条件也就这样，待会儿他来了，不要瞎提要求，有牢骚冲我们发发就行了……”话还没说完，彭德怀进来了，身后跟着几个参谋人员。王医生的话他听到了，但他没有接茬儿，只是挨个地同伤病员握手、问候，扒开他们头上、腿上的伤口仔细察看。之后，彭德怀在炕边坐下来，问：“你们有么子牢骚，信得过我的就对我讲，莫兜圈子！”伤员们你看我、我看你。王医生脸一下子红了。沉默片刻，彭德怀开口了：“你们不讲，我讲。肚子吃不饱，是不是啊？”这句话点中穴位，伤病员们雀跃起来。彭德怀将目光从伤病员脸上转向带来的几位参谋，“病号和伤员最要紧的是补养，天天吃野菜和榆树叶子面，补么子嘛！看看我们司令部还有小米子没有，有，统统拿到卫生队来……”王医生和伤病员们一听这话全都嚷起来：“这可不行，首长工作任务那么重……老总你看你，都瘦成个啥样儿了！”彭德怀起身，表情严肃：“就这么定！”他走到王医生跟前：“你们很辛苦，但今天我要批评你们，伤员的头发那么长，不便包扎也容易感染，为么子不给他们剃呀？”
这个问题成了接下来整肃部队的缘由。彭德怀要求司政后机关带头，清一色，全部剃光头。命令一下，部队上上下下立即行动起来，战士们嘻嘻哈哈边剃头边开玩笑：“这下好了，夜间行动省得点马灯，再也不愁夜盲症了！”然而，十八九岁的小年轻，不想剃光头的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解放战士，喜欢爱个俏，总觉得头发推了太可惜，想观望观望再说。
两天后，彭德怀突然命令司政后机关紧急集合。队伍带到操场点了人数，彭德怀往队前一站，首先扯掉自己的帽子，亮出颗光油油的脑袋。他平常一贯如此，所以，大家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稀奇。接着，彭德怀下令全体脱帽，他背着手从排头至排尾一一看过去。
原来，他背着的手上，握着一把理发推子，见到未剃光头的战士，上去就是一推子。全部察看完了，彭德怀回到队前，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野战军，又处在非常时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时刻都有流血负伤的可能。剃个光头，万一脑壳负了伤，便于治疗嘛！再说，头发那么长，军容风纪也不好！所以我来个突然袭击，今天亲自动手，给大家剃个头，有意见没有啊？”指战员们一齐回答：“没有！”
“解散！”彭德怀干脆利索地下达口令，接着要去部队看。看哪个部队呢？老总想都没想：“去安边，看看二纵吧。”二纵在合水一仗伤亡不小，环县追敌、安边攻城，都打得还不错，入城纪律也好，可行军途中逃兵较多，还有拉老百姓的毛驴不按期归还的现象。
内部团结也有一些问题，比如为了争水吵架打架。独四旅的十四团，问题更为突出，团长吴子杰和政委吴鉴群两个主要领导之间关系搞得很紧张。安边是个古战场，敌情也比较复杂，过去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属榆林专署、邓宝珊的地盘，1945年曹又参的十一旅起义，才划归到陕甘宁边区。这次重新沦陷，地方政权和武装人员，叛变相当多。前几天攻城时，驻守的“马家军”早已闻风而逃，与二纵部队对战的，大多数是过去陕甘宁边区基层政权和武装叛变分子。他们心情复杂，玩着命抵抗共产党。城市一打下来，这些人又变了颜色……彭德怀听到这些情况报告，心里一直放不下。他希望能和王震面对面把这些问题好好谈一谈。
王震是个出了名的铁将军，整肃部队一点儿不含糊。见到彭德怀张口第一句话就是：“给我三天时间……”接着，他摆了摆苦衷，“这么些天，部队拖得狠了点，解放战士补充得猛了点，有的来不及教育，拎起来就用。”
对此，彭德怀心中有数。他特别强调指挥员自身素质，兵烂烂一个、将烂烂一窝。只要干部站得正坐得直，就不怕部队出岔子。说到这里，彭总关切地问：“郭鹏他们几人伤势怎样？”
王震叹道：“难啊，要药没有药，肚子又搞不饱，喝口水都保证不了，伤口恢复起来就是个大问题了。”
彭德怀垂着头，默不作声地听着。陕北战场上“粮草”问题，自始至终是他的一块心病，早在延安主动请缨那会儿，他就把问题摆上了桌面。无论是“三战三捷”，还是此次西出陇东，纯粹从军事上说，都贯穿了彭德怀对粮草的考虑，因为这个问题始终是当前决胜的关键。部队没有东西吃，士兵中不辞而别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这种情况下，发展部队、以大兵团与敌人较量，就是句空话。因而，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这是中共在陕北战场命定的战略决策，它正以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着彭德怀的品格、胆略与才智。
陇东战役之后，有种焦虑一直隐约跳动在彭德怀心里。中央在5月底已经有电报，正式决定让西野收复“三边”，然后向南攻取宁夏同心县的韦州、预旺及同心县城，再向“三原”（镇原、固原、海原）之线出击，以威胁平凉和兰州。与此同时，陈赓和谢富治的纵队7月1日起，由晋南曲沃和翼城出发，用半个月时间直奔绥德，7月20日开始打榆林，并攻取榆林东北方向的重要门户——神木和府谷，然后，南下关中。
陈、谢纵队自4月4日揭开晋南战役序幕之后，不足半个月内，即连克七城，切断同蒲铁路，进占禹门口。此时，又回师夺占数城，据说军需、军械多得用不完，部队精神十足，形势一派光明。
这和西野目前处境形成鲜明对照。彭德怀嘱咐王震，在这节骨眼上，部队一定要经得住考验，要利用这几天休整时间，下决心整出一点眉目来，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若能再打几个胜仗，形势就会有所改观！他说：“中央的想法，有中央的道理，西野部队和陈、谢纵队数月内分开作战，在一定距离上相互策应，对分散敌人注意力、改变西北战场形势，肯定会起作用……只是，这样一来，部队吃饭问题更大了，战斗会更艰苦。陕北就那么巴掌大一点地方，穷啊，这两年又老打仗，土地荒芜，老百姓哪来余粮供养部队？”
“依我看，还是让我们西野北上比较好，”王震快人快语，“打榆林，西野部队对敌人情况也更为熟悉一些嘛。”显然，这个意思不是王震个人的一己之见，代表了部队指战员的普遍想法。
彭德怀对此也了解，但他还没有把问题考虑成熟，对上对下都不便多说。经王震这么一提，彭德怀猛然感到自己面前实际上摆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陈、谢纵队西渡黄河，北上主打傅作义集团之邓宝珊，而西野南下主打宁、青二马，然后陈、谢南下关中对付胡宗南，西野攻占兰州以图大西北，这在目前一盘棋局上究竟有多大意义？对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一翼——西北局部战场，意义又在何处？长时间在军委工作，养成彭德怀事事站在全局高度权衡再三的习惯。当晚，他几乎彻夜不眠，联系全国战局的发展，针对部队北上还是南下这个看上去极为简单，而事实上在收复“三边”之后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反反复复地琢磨开了。结论是，中央5月对陕北战场的决策，的确有某些欠妥之处。然而，彭德怀还没有来得及将这种“欠妥”的感觉报告给中央，毛泽东的主意已有大的变更。
其时，全国战场一天一个形势。5月以来，除晋南连传捷报之外，华东部队在陈毅和粟裕指挥下，一举歼灭号称蒋介石“御林军”的五大主力之首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魂断孟良崮；以邓小平、刘伯承和李先念组成中原局，犹如异军突起。特别是刘、邓强渡黄河，胜利实施战略反攻的序幕战——鲁西南战役，更是挑起了诸般交响的最强音。
此间，豫北部队对平汉路两侧蒋军发起进攻，连克孟县、博爱、滑县、封丘等9城，歼敌5000余人；豫皖苏军区部队攻克了淮北的亳县、太和等7城，歼敌6000余人。至此，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已焦头烂额，其总兵力由战争之初的430万人降为373万人。正规军虽然还保留了248个旅的番号，但人数已从200万人降到了150万人。这一落差给毛泽东心灵撞击是巨大的，他锐敏地看到：蒋介石不但已失去牛皮烘烘说大话的资格，更失去战场进攻资格，而人民解放军应该具备前所未有的胆魄，来完成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7年6月的最后几天，在靖边以南80里小河村的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每天都在激烈的讨论中度过。关于推进全国战局进一步发展的新思路越来越清晰了，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能等到敌人进攻被完全粉碎，我们在数量上装备上都超过敌人再展开战略进攻。我们必须立即转入进攻，我们的主力应该立即由内线打到外线去”！
毛泽东在表达如此重大决策时，每每喜欢用手臂来辅助诗一般的激情。他随着气吞山河的语势用力往前一推，高大的身躯也跟着一起摆动。毛泽东惬意地吸着烟，说：“过完‘七一’，我们把西北战场的各路好汉召集起来开个会，就叫个‘小河会议’吧！恩来呀，电报马上就发！”
这是尚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喝黄泥浆苦水的彭德怀所估计不足的。收到中央电报后，他和习仲勋翻过来调过去看了好半天，预感到中央有什么新的部署。毛泽东的战争导演术他们是知道的，常变常新，也不必关起门来瞎胡猜测了，干脆，把纵队以上干部召集起来开个会吧！一来搜集搜集部队情况：二来吹吹风，大家都有个思想准备。主意一定，通知就发出去了。张宗逊、贺炳炎、廖汉生、王震等一班人打马就到。大家济济一堂，不知为什么，心情都有些激动。
习仲勋来了段开场白，讲了讲情由和意图。彭德怀插上说：“我们要去中央开会，有么子话，大家就说……”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谁都似乎没想好。憋了一会儿，贺炳炎和廖汉生说：“没啥子要说的，要是碰到贺老总，帮我们带个好。”
贺龙病了有些日子了。胆囊炎复发，又有高血压，人住在晋绥军区的碧村医院，心却一刻也不安宁。这几个月来，一条黄河在他的梦中简直成了扯不清的丝带，有许多关爱、许多担忧，全部放进那些琐琐屑屑的日常事务之中，什么筹集军粮、输送物资、选调人员、开办兵工厂以及土地、戒烟、商埠开业等，总之，晋绥因为有贺龙，后方也成了前方——而事实上，他的名字在西野广大指战员心中，永远是块坚实而稳固的后方阵地。
风格决定一个人决不和别人混为一谈，风格即人。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3月16日组成时，毛泽东对贺龙只说了一句话，他告诉贺龙，彭德怀请求暂时指挥陕北几个旅及后勤的两万来人，他认为很好。毛泽东说：“晋绥有你贺老总坐镇，我们才踏实。”
贺龙没有说二话，很爽快地拥护这个决定。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党的军队，自己带得，别人也能带。他说：“要是我贺龙带的部队，别人指挥不动，就说明我贺龙的党性有问题。”那时，他亲手组编起来的晋绥野战部队有三个纵队，一纵已于前一年冬天西渡黄河开到延安。显然，延安要撤守、要跟胡宗南“转战陕北”，这么一点兵力还不够。
说完痛快话，贺龙回晋绥第一件事就是把王震的二纵也送过黄河。分手时，贺龙跟指战员们千叮咛万嘱咐。部队出发后还不放心，还要托人带信给一纵司令员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说：“你们任务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一定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坚决听从彭老总指挥，这样才对得起党和人民。”
毛泽东说得对，晋绥的天顶起来了，陕北才踏实，否则，局面不可想象。这还不单单是因为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机关有一部分撤到了晋绥，最重要的是陕北战场人穷地窄而须负载重兵周旋的现状。
虽然中央军委有“以战养战”的策略，但未战之前总得先有“本钱”，前期基本投入——兵员与粮草从哪里来？如果这一最基本的“供血”没保障，打胜仗也只能是句空话。不能打胜仗，何谈“以战养战”？这是个环环相扣的连环套。贺龙的任务就是为河西的陕北战场“造血”。这个后方“大老板”不是好当的！他的家底太薄了，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和十来个地方团队，而硬邦邦的任务却有四条：一是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自身稳固，二是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机关在晋西北工作上的安全，三是配合晋察冀、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友邻部队作战，四是给陕北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员和物资。
贺老总的性格是，肩上担子越重越高兴。3月底，周恩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跟贺龙会了一次面。那时中央枣林沟会议刚开过，决定中央机关一分为三：刘少奇带一班称作“中央工作委员会”的人马去河北；叶剑英和杨尚昆带一班称作“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人马，留驻晋西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阵地仍在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三人把舵。周恩来要同贺龙一起研究中央机关到河东晋西北人员去留问题。周说：“人多头绪多，单位一大堆，还有许多老同志和妇女孩子，事情很麻烦，一切都靠你贺老总来安排。”贺龙挺着胸脯：“你放心，我亲自负责，保证他们的吃住和安全！”周恩来回陕北一汇报，惹得毛泽东好一番感慨。毛泽东说：“我相信，贺龙点过头的事，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些话当然也包含着很深的个人感情。谈完公事，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主席呀，贺老总对我们有意见呀！”毛泽东一听很惊讶，急问是什么意见。“什么意见，他对我们留在陕北很不赞成，想不通，认为这是冒险。他还狠批了我的警卫员一顿哩！”毛泽东本来想笑，听到后一句话又吃惊起来。周恩来解释道，贺龙听周的两个警卫员说贴身只带着两支短枪，立刻板起脸就训开了：“你们也太不负责任了，乱弹琴！两支短枪，这怎么行啊！射程那么近，火力又弱，万一路上遇到敌人，你们怎么办？！”训过人之后，贺龙的气还不消，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对周的警卫员说：“这样吧，我给你们每人搞一支卡宾枪，再给几百发子弹，你们千万保护好周副主席。要是出个岔子，我可不讲客气哟！”
武器弹药在晋绥这个被看作后方的地方，也相当紧张。那时彭德怀“三战三捷”的好戏还在酝酿阶段，部队集结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正准备做“大买卖”，急需投资“本钱”。
彭德怀求援电报还没发出，贺龙已把2000多发各种炮弹和几千支枪及一批子弹都准备好了。他同李井泉商量：“怎么搞呀井泉，吕梁、绥蒙两个军区那边小仗不断，许光达和彭绍辉、姚喆他们要打仗、要训练，天天消耗，南面又要计划正太战役。正太战役一打响，太原这边，我们晋绥要配合。最要紧的还是彭总他们，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全力以赴！”后来到5月10日，彭致电求助，贺当即把准备好的炮弹和枪支都送过去，继而又一连送了三批。此事使得彭、习一直很感谢，专门发来电报表达谢意。这倒让贺龙不开心了：“怎么搞的嘛，哪个要感谢？感啥子谢！”
虽说不谈“感谢”，贺龙对陕北战场武器弹药问题，更加上心。他是长期带兵打仗的人，懂得陕北战场在这么大兵力悬殊下作战，对武器弹药的需求不言而喻。晋绥既已成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站出来挑这副担子。
这当然不是句空话，造枪炮子弹要靠军工生产，而晋绥老军工企业又微乎其微，规模小、条件差，缺仪器、少机械，尤其是技术人员，简直凤毛麟角。能不能把陕甘宁边区遗留在陕北的那点军工企业老底子拉到河东来发展呢？这样既可免遭战火破坏，又可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提高技术。
贺龙办事一向心到手到，看准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即找晋绥联防军的军工局局长李强，说干就干，几天之内，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两股力量拧成一股，预计1年时间即可启动14座工厂，还能开1所工业学校，规模达到3500名职工，年产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多万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这将会给陕北乃至西北战场长期有力的军火支持。
彭德怀和习仲勋接到报告，高兴得直拍桌子：“这个贺老总，硬是有眼光，么子工作都跟打仗一样，轰轰烈烈！”
轰轰烈烈的贺老总毕竟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数九寒天，脚上连一双好鞋子都没有，脚后跟上的裂口如同娃娃的小嘴，经常血糊糊的。加之饱一顿饿一顿，长年睡不成一个囫囵觉，就是一棵树也得倒啊！他累病了，但怎么说都不肯治疗。好不容易把他劝到军区碧村医院，强行按在病床上还没有一个礼拜，中央的会议通知来了，一切平静都被打破。
“住不起呀，同志们！形势这么紧张，中央召集开会，肯定有大事商量，耽误不得！”贺龙跟院长和医护人员板起面孔严肃起来。“那怎么办？”几个人面面相觑，只好去找卫生部长。
卫生部长还没到，却来了一个老大娘，身后跟着闺女。娘俩挎着柳条筐来看贺龙，进门就嚷嚷：“听说老总病了，乡亲们都要到医院来看看……”大娘埋怨贺老总口严，病了也不说，害得娘俩耽搁了时间。
贺龙绽开笑脸，一边责怪是谁走漏风声，一边向大家介绍娘俩。
大娘姓张，老伴打鬼子那会儿负了伤，不治而亡。两个儿子，大的是村里民兵队长，也在抗战中牺牲了，小的叫张映清，在独二旅当机枪班长。现在家里只剩下娘俩过日子。有一回贺龙访贫问苦了解到这一情况，便上门看望，并叫警卫员送去一袋小米。知道张大娘想儿子想得厉害，就亲自写假条，把张映清从独二旅的训练场找回来探亲。他还招呼张剃了头、洗了澡，见张身上没有衬衣，就把自己刚发的一件新衬衣塞给张，自己穿打补丁的旧衣。张到家，贺龙又将张家三口人请到自家做客……张大娘掀开柳条筐上的白洋布手巾，露出鸡蛋、棒子面和小米，贺龙大手直摇：“老嫂子，哪来的这么多粮食嘛，我担不起呀！”
张大娘哪里肯依，没二话，就往床头塞东西。正塞着，外面又来一班人，是“人民剧社”的演职员们。没进门，有人嗓门就亮开了：“贺老总在哪儿？哪是贺老总的病房？”
“人民剧社”是贺龙将原来的“绥蒙剧团”和“七月剧社”两家合并起来的，成立一个文艺团体救了一批人，尤其是“绥蒙剧团”，过去在地方上很有名气，专演晋剧传统戏，老百姓欢迎，部队也爱看，什么“二百五”“十三红”“海棠花”“二梅兰”“小黑头”等这些名角，几乎家喻户晓。
抗战后，战事又起，剧团流落在雁北一带，戏不好演，艺人们没生活，贫苦交加，许多人抽上了大烟。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北上绥远到左云、右玉地区时，得知这一情况，硬是收编了这支队伍，把剧团改造过来。特别是给老艺人戒大烟，费尽心血。从此，这批得救的老艺人都把贺老总看作救命恩人。
演员们一到，病房就热闹了。有人喊：“老总，我给您来一段吧！”“好，来一段！”贺龙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听说要唱戏，精气神十足，病痛也减轻一半，“喂，来啥子嘛？”
“那就……‘明公断’？”
“好，就《明公断》！”唱完了《明公断》，又唱《蔚汾河畔草青青》，又唱《边区恨》的主题歌，又唱《西北人民歌唱毛主席》。唱着唱着，唱出了贺龙的心事，当晚就催着备马，准备出发过河西。
中央的会期定在7月21日，贺龙卡准时间，非得提前两天上路不可。贺老总一口咬定的事，谁能拦得住？医院只好作出让步。但是，为防止万一，几位领导同志商定，专门指派一个医生随同贺龙一块去陕北。
一早上路，贺龙天不亮就刮脸，换套干净的军服。忙停当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跟前：“喂，小家伙，我记得还有一斤水果糖吧？”警卫员摸摸脑勺，忽然想起来了，那还是年前一位老朋友从白区大老远带给贺龙的礼物，老总哪舍得吃这个，一直托警卫员保存着，这一留留了一年多，警卫员都快忘了，贺龙却还记得。
警卫员匆匆忙忙找出那斤水果糖，交给贺龙。贺龙拎着糖对警卫员说：“毛主席离开延安，整天和敌人周旋，生活一定很艰苦，我们把这包水果糖带去送给主席，怎么样？”
这包水果糖可给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添了喜气。自从投到小河村，江青的手脚忽然勤快起来，见天手里拿着一只鞋底纳，这在毛泽东看来很是稀奇。一了解，才知道跟村里一个叫兰兰的女孩大有关系。兰兰这年十六七岁，长得标致，又生灵又聪明，很是惹人喜爱，当时，李讷不在江青身边，一见兰兰，江青就有点儿克制不住母爱的本能，欢喜得不得了。听人说兰兰她娘很能干，就三天两头上门唠家常、学做针线。一来二往有了感情，江青要收兰兰做干女儿，教兰兰认字，跟兰兰痛说自己苦难的“革命史”，总之，投缘得很。
既认了干亲，兰兰就把江青称作“干妈”，把“老李”（毛泽东）称作“姨父”。江青死要面子，可平常手边条件所限，从来拿不出什么上嘴上身的东西送给干女儿，贺龙带来的水果糖，可给这位“干妈”挣了脸了。自然，活活泼泼的笑容也就进了门，无数美妙话题随之而来。
这一大串幕后的故事，贺龙当然一无所知。他到小河村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好天气，骑在一匹大白马上，老远就看到毛泽东那高大魁伟的身材站在窑洞门口，忙跳下马，扯开嗓门：“李得胜同志，你好哇！”
贺龙是这次远道而来的第一人，毛泽东显得格外高兴。两人紧紧握着手，一起往窑洞里走。贺龙盯着毛泽东看了一会儿，脸上笑着，心里却不是滋味：“主席呀，你比在延安时瘦多了呢！”
毛泽东笑着摸摸自己的脸颊，心里感动着，嘴里说：“是吗？可我觉得比起在延安时更结实了。”他忽然体会很深的样子，“我看，行军是个好事情，可以锻炼身体。现在不骑马走十里、二十里路，也不觉得累。”
贺龙快乐地喊道：“好，那我们就放心了！”
话题立刻转向目前形势和此次会议的中心，毛泽东兴奋地拉起贺龙：“干脆，我们到新落成的大会堂去谈！”
贺龙一听，哟，还专门盖了会堂！跟着毛泽东就出了门。见自己的警卫员还在马鞍上解着什么，贺龙便走过去小声交代几句，然后径直朝“大会堂”走去。
什么“大会堂”啊！不过就是为了开会，在河滩边一个小院子里的大槐树下临时搭起来的凉棚。毛泽东领着贺龙躬腰钻进去，指着一条破旧木椅让坐。
贺龙一坐，椅子咯吱咯吱响，他就感叹开了：“我在河东的司令部有房子、有沙发，还有电灯，开个会都觉得很艰苦。主席开这个会，只能搭个棚子，谁艰苦呀？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宣传宣传。”
毛泽东说：“是啊，看来陕北战场就得依靠你晋绥了，无论在军事上、财政上、粮食上都是如此。所以，中央考虑，由你贺老总来把两个地区领导起来，形成统一的前方和后方。这样，老彭才好放开手脚打仗。”毛泽东朝贺龙看了看，又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后方，打仗没个好的后方，就无论如何打不下去！中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怎样进一步组织和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我们原打算叫陈赓队伍西渡黄河，加强陕北的军事力量。现在，有另外一种考虑，陈赓不过黄河，直接到豫西去！这样不仅可以迫使胡宗南从陕北分兵，对陕北战场有利，而且还可以对全国大的战局产生影响，策应刘、邓南下，直取中原！好戏哟，一举多得，何乐不为呀？不过，这还要等陈赓来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陈赓天黑以后才赶到小河村。派去引路的中央警卫战士迎接到黄河渡口，一见面，陈赓就叫自己警卫员把身上崭新的佩枪跟中央警卫战士换了换，说：“拿这些破旧玩意儿，怎么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呀！”
晋南就是晋南，四匹驮子压得走不动路，除了木耳、虾仁、香菇、白糖和香烟、茶叶，就是全套簇新的无线电器材，让来自大沙漠的彭德怀、习仲勋和王震自惭形秽。
开会了，毛泽东先给每人发了一支烟。接着，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等人一起动手，顷刻间便有几根火柴同时擦着。大家一团和气地点烟对火，温馨里面透着热烈。待到喷香的烟雾丝丝缕缕在笑声中飘散开来，气氛立时让人回到了延安。毛泽东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又响起来了：“解放战争形势发展之快，令人鼓舞！现在来看，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五年解决问题，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判断，是来自对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的灵机一动。老蒋当初的出发点就是一种“东施效颦”。他的所谓“凡是匪军老巢……及其发号施令的首脑部所在地，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和“在主战场决战的时期，其他支战场唯有忍痛一时，缩小防区，集中兵力，以期固守”，不过是对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拙劣翻版，“攻占延安”成了经典篇章，一引再引。然而，实质性的后果却是，山东和陕北两翼吸引了全国兵力的一多半，而中间黄河天险的防御却形同虚设。失去这道壕堑，又没对陇海路加以特别防范，毛泽东怎能不感到良机在握？自古以来有“得中原即得天下”之说，何况还有个天然储兵的大别山！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点上，又夹在南京和武汉这两座长江沿岸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的城市之间，可谓中天一柱。早在李先念等人中原突围之前，大别山的战略位置在中共中央心目中就是重中之重，只是那时蒋介石还不糊涂，前后左右都布设了足够的兵力，看得比较紧。一年过去了，几招一过，兵力对比有了变化，也不知老蒋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居然给对手弄出一个如此大好的战机。
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展开的决定，在1947年春夏之交显得自然而然，有点儿瓜熟蒂落的味道。这种瞅准机会、拳打脚踢的姿态，符合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高层决策者们一贯的战斗作风。站在这个可以看得见胜利桅杆的制高点上，他们谁都有足够的理由兴奋。
周恩来当然更是如此。关于由内线转向外线作战的部署，他胸有成竹地指着地图介绍说：“除刘邓大军直趋大别山外，陈粟的华野也向豫皖苏挺进。与此同时，陈谢率太岳野战兵团强渡黄河，注意，不是西渡啊，是南渡，向豫西挺进！刘邓当主攻，山东、陕北两翼一齐配合，三个拳头同时打出去……”他一边口述，一边随手在图上画出三个红圈圈。三个圈不紧不松地靠在一起，恰成一个品字，这触动了毛泽东的灵感。毛含蓄地笑着发挥道：“一个品字形阵势，大家看出来没有啊？江淮河汉之间，三个口互为掎角之势，机动变化，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将目光投向陈赓，“这一下子，你们校长的日子可不好过了！”
陈赓一直非常专注地听着每一个人的发言，越听越感到肩上担子沉重。所谓“太岳兵团”，会前毛泽东已给他露过底，就是由四纵、九纵、第三十八军及太岳军区二十二个旅组成一个兵团，确定陈赓任前委书记，全权指挥一切。既不设司令员，也不设政委，也没有兵团指挥机构，完全是轻装上阵。从个人角度上说，这多少有点儿突然。但从整体战略格局上讲，陈赓不由得不从内心深为佩服。周恩来洞悉他的心思，半是闲谈半是做工作地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都须独当一面，主席也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嘛！”周恩来的话从来都是不事雕琢，一步到位，而且举重若轻。陈赓听起来更是“响鼓不用重敲”。他当即对于改“西渡黄河”为“南渡黄河”的战略决策表示了态度，没得说，坚决服从中央决定，举棋要稳，落子要快，战则必胜！
这当然不是泛泛地吹牛。一连几夜，陈赓都在反复推演，战役步骤精确到几分几秒，一切都只待一纸命令便可付诸实施。这时候毛泽东一番形象生动的描述，无疑是最大限度地展开了他的想象空间。陈赓笑着扶了扶眼镜：“豫西为我所占，岂止是蒋，胡在陕北战场上，谅他尾巴也要夹一夹！”也许是刚在晋南与胡数次交锋，也许还有别的原因，陈赓对自己南渡黄河于经略中原方面的重要意义之外，始终忘不了给胡宗南及陕北战场所造成的军事影响。这一点，他私下与彭德怀也作过交谈。两人不需太多语言，便取得共识。对于已经收复“三边”的西野来说，北攻榆林似乎顺理成章。现在，既已明确了与晋绥前方后方关系，又有陈谢的“北上”改作“南下”，彭德怀的行动纲领是否可以暂时搁置胡宗南？
历史作出极其微妙的暗示，但胡宗南却无法领情。刚度过新婚蜜月，幸福了一阵子的这位国防部挂号人物，日前正被一桩说不出口的密案所累。事情缘起于熊向晖赴美留学。
这是胡宗南于最不情愿的时刻作出的一个最不情愿的决定。攻占延安啃了个空心萝卜之后，连续三战三败，不论怎样粉饰，消息传到南京，还是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尤其是朝野哗然，人们作出种种猜测，其中一条就是西安城内共党活动“猖獗”，是不是胡宗南身边也有问题呀？问题的提出，使郑介民、毛人凤大为震动。恰好熊向晖赴美之前在西安逗留的个把月期间，出于“留后手”的需要，常在家里邀请绥靖公署和西安党、政机关熟人（其中包括像胡宗南住处行政副官张德广这样的人）聚会，借机把负责与其联络的中共地下组织要员王石坚介绍给大家相识。声势一闹，保密局的人不能不有所敏感，很快就盯上了王石坚。
王石坚的真实身份不费吹灰之力就查了个水落石出，电台、密信全都亮出来了，无话可说。王石坚料想保密局并不摸熊向晖的底牌，便一口咬定是自己在利用熊等人，熊向晖是警惕性不高，上当受骗。鬼才相信！保密局的信条一向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漏掉一个，即便熊此时已赴大洋彼岸，要抓也是易如反掌。问题是抓了熊向晖，对胡宗南如何交代？胡与熊的个人关系是无人不知的，胡宗南丢不起这张脸。再说，这种把柄一旦被冤家对头诸如陈诚这样一些人捉住，落井下石就在所难免了！最要紧的，还是怎样瞒住蒋介石的耳目。
胡宗南庆幸自戴雨农时代便与保密局结下了不解情缘，如今的毛人凤不管怎么说也不会驳了这位老大的面子，他早已有令，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必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必先送胡审阅。显然，不良影响已经压到最低限度。就是这样，胡宗南也“脸气得铁青”。上峰未予追究，反倒加重了胡的内疚。熊向晖呀熊向晖，毕竟此人与自己患难与共，度过了近十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啊！这十年来，胡与熊之间，那真是国事家事难分难解。历乱世如胡宗南，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胡宗南每天都在吞咽苦酒。他决定把熊向晖这个名字从自己心头悄然抹去。但是，胡宗南越抹越黑，以至于像中共“小河会议”这样的头等情报，也没能激活他那双失神的双眼。仿佛在一夜之间，胡宗南已对仍留在陕北的中共首脑机关失去胃口。草草阅完报告，他只是对参谋长盛文平淡地哦了一声，就过去了。这使得包括董钊、刘戡在内的所有人员都感到震惊。
然而，胡宗南的轻慢丝毫也没有降低“小河会议”的历史意义。它确定陈谢南下，而让贺龙统一主持、领导联防军，把两个地区合起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战争”，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正如习仲勋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不合，仗难打胜。没有这个会议，前后方就不能一体化。会后就一体化了。前方打仗，俘虏带回来也有了地方。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就收复延安的胜利。”那么，对于彭德怀和西北野战部队来说，“小河会议”似乎又是个开局，一个真正的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