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6月，蒋介石再没耐心了，他决心用193个旅（师）约160万人，也就是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80％的兵力，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协议算个屁！”蒋介石怒气冲冲地对参谋总长陈诚等人吼道。他将案头《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等一大堆文件厌烦地推到一边，自负地梗直了脖子说：“共产党没有资格同我讨价还价！我已同马歇尔谈妥，通过他向中共发出最后通牒。共产党军队必须立即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以及东北大部地区……是时候了，拖得越长越不好办！要速战速决，力争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共产党军队，然后解决东北问题。”
六十年后的今天，连中学生都明白了，蒋介石输就输在他只看到军事上的强势，而没有把民心、军心的向背这些政治因素考虑进去，所以必将重蹈历史上许多败军将帅的覆辙。这一笔是蒋家王朝的教训，也是留给所有中华子孙意味深长的启迪，尤其是那些打算在政治、军事上弄潮的人。
就军事方略而言，老蒋的这番话作为豪言壮语提出未尝不可，落到具体军事部署上，却显得不那么切合实际。陈诚私下与国防部长白崇禧交流看法时，就不约而同地提出疑问。但是，蒋介石的豪气一如大河流水，加之附议者甚众，谁能阻止得了？当然，谁也不想阻止。为了使这股豪气贯彻于全体，特别是那些将与共产党军队一刀一枪直面交锋的基层人员，蒋介石专门来到各绥靖区政工主任和特种兵营以上军官会议上作了一次政治讲话，给他们“注射鸡血”。他说：“诸位不用担心，政府有绝对把握。我们有盟邦的支援，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能配合得法，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在延安这边，接到美国特使马歇尔的通牒，毛泽东就知道一场大战正如自己所料已无可避免。那时候蒋介石有底气呀，总兵力430万，接收了日军100万人的全部装备，更何况还有美国援助，光是1946年上半年美援价值就达13.3亿美元。此外，美国人还直接为国民党空军装备飞机936架，移交海军舰艇131艘。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运、空运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多达54万人，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操着浓重的乡音说：“人家人多、枪多、飞机大炮多，他想打，我们没法子，只有奉陪。大家也不要被他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不错，他蒋介石有的，我们没有，可是我们有的，他也没有。我们没有的，可以得到；他蒋介石没有的，就再也得不到啰！大仗之后，估计六个月内外的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也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那就议不得和啰！因此，我们必须坚决战胜蒋军的进攻，争取和平的前途。”
一连几天，中共中央机关都在紧张、忙碌的气氛中度过。大小会议一个接一个，大家见了面，日常寒暄都省略了。彭德怀更是如此，参谋长叶剑英去了北平的军调部，他只得和朱老总及军委参谋一班人，全身心投入拟制对付国民党进攻的南、北两线作战计划，预定三天后要拿到军委会上讨论。转眼日子就到了。
晚饭后，彭德怀又把业已完成的整个计划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背着手往会场上走去。踏进门，迎面碰上毛泽东和军委秘书长杨尚昆。
毛泽东手中捏份文件，说：“老彭，蒋介石要对李先念他们动手啰！”
彭德怀急忙接过文件，一看，原来是情报部的敌情报告，上面有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奉蒋介石电令，召集第四绥靖区、第五绥靖区、豫陕两省政府和党部主要负责人及绥署所辖部队师以上军官，研究部署围攻中原军区的会议纪要和详细兵力部署。彭德怀盯着文件，双脚情不自禁踱近地图。他一丝不苟地从地图上找出每一个地名，那份投入，仿佛外界一切都不存在了。这期间，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等人，也已陆续来到。毛泽东和大家打招呼以及警卫人员进进出出送茶递水的喧哗，丝毫都没有影响彭德怀的专注。他找齐了地名，忽又凝神于某一点，痴迷地发愣。杨尚昆着急了。他知道，对于彭老总来说，每次思考的结果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大仗。如不提醒，不会轻易结束。他只好走近彭德怀，小声提示，“人都齐了……”彭德怀这才不情愿地将目光挪开地图。
“中原军区有么子消息吗？”彭德怀问杨尚昆。杨回答说暂时还没有。彭德怀埋下头半晌不吱声。这时，毛泽东挥手让大家安静，又示意杨尚昆把“敌情报告”给大家传看，他自己则不慌不忙摸出一包上海吉士烟厂出品的“道寿”牌香烟，用小指甲剥开锡箔纸，抽出一支夹在指间，再去划火点烟，并轻轻吹灭火柴棒头的余火……这一连贯的动作被做得韵味十足。他盯着烧红的火柴杆直到它彻底熄灭，然后才转移到会场一张张默默不语的脸上。这是那份“敌情报告”带来的效果。大家都在严峻地思考。毛泽东也在思考，但是他却笑着举起那包“道寿”烟，说：“愿吃的自取，‘道寿’，好牌子，还是上个月陈毅托人带来的，大家吃吃看，味道如何……”空气立刻松动开来。
毛泽东不提中原军区的事，而让朱总司令先介绍计划。
朱老总起身整了整军服走到地图跟前，向军委汇报新拟制的南、北两线作战计划。其实这是对军委集体构想作进一步细化，背景材料无须赘言，张口就直奔主题：“在北线，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更多的时间，夺取平汉路北段、正太、同浦等‘三路’，并相机夺取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四城’，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南线，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山东野战军，分别向豫东和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进击，着重在野战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以华中野战军进击津浦路蚌埠至浦口段作为策应。以后，如形势有利，以晋冀鲁豫、山东两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推进……”
终于等朱德介绍完，彭德怀起身。“我补充一句，”他说，“我们这个计划是跟老蒋对着来的。老蒋进攻着重向北，我们则相反，着重向南，叫他头一拳就砸个空！我们把大部蒋军抛到北面，屁股对着它，蒋军回身不及，就被动啰。这时，中原部队向北突围。如果突围受阻，则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建根据地……”
说到这里，军委机要参谋报告进来了。大家一看他头上汗珠，就估计情况比较急，而且八成与中原军区有关。果然，他带来了中原局郑位三、李先念和王震等人的急电：“……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我们原谋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于达到目的；由界首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向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但这两条路最近因顽军已攻占我信、随地区已失去其一。如顽军最近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成纵队的集体突围的路线，则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虽部分部队还可以旅团为单位分散突围，但由于分散突围的路线也不是很多，故可能有半数的部队突不出去，如果等顽军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即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很难设想。由此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开始实施主力突围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南北两路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一石激起千重浪，会场上立刻开了锅。
朱德若有所思地跟近旁刘少奇交流看法：“我看事不宜迟，应该立即行动，蒋介石的企图再明白不过！”
刘少奇连连点头：“既然人家已经撕破脸皮，我们也就没得顾忌了。理屈在他而不在我。打起来，是他失掉民心嘛！”
任弼时提议，是否让周恩来和叶剑英通过军调部门再跟国民党交涉一次，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给国际社会造成影响，使老蒋在政治上站不住脚，完全陷于被动，这对将来军事行动争取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支持方面，会更加有利。
大家议论纷纷时，彭德怀一直支起耳朵听，迟迟没发表意见。这时，他看见毛泽东的目光注意到自己，便扬了扬手，说：“还讨论么子？不用讨论啰！”众人都静下来，朱德问他有什么想法。“么子叫政治？”彭德怀直视着任弼时，“打垮老蒋围攻部署，把我们几万部队突出来，才谈得起政治！人家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了，还等么子呢，赶快下令郑、李、王等同志，先发制人，先机制敌，趁敌人还没来得及完成合围之前，打他个措手不及，破网而出！”
两天后的6月23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亲笔给中原军区拟发了一份急电：“21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
白崇禧在军事上一贯信心十足，这次亦不例外。此刻，他屈身从黑色轿车中钻出来，用戴着雪白手套的双手整理一下衣冠，然后挺胸收腹大踏步迈上国防部石级，并以始终如一的良好军姿穿过高大长廊。一路上，他脚步从容，体态笔直，除了给道旁笔挺的哨兵举手还礼，目光决不斜视。终于，他踏进国防部作战指挥大厅。高参们显然已等候多时，白崇禧在门前一个亮相，全体立即起立，脚跟啪的一声响。
白崇禧满意地环视四周，当即宣布：“总裁决断，国军将于7月上旬向中共华中、山东、豫东、豫北全面进攻！作战会议明日9时召开，立即电告以下各部：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合后勤总司令黄镇球；徐州绥署主任薛岳、参谋长陈世希；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参谋长郭忏；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参谋长赵子立；第一、二、四、五、六、七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王耀武、刘汝明、孙震、周碞、王陵基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
半小时后，胡宗南捧着国防部这份电令走到参谋长范汉杰跟前，居心叵测地说：“老头子动手了！我战区对陕北共产党军队负有重任，赶快给王仲廉、刘戡和董钊招呼一声，收缩兵力，严密防堵，决不许中原共产党军队涉足陕南！”
范汉杰会意地以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击：“高见！别人不用担心，最要命的是王震部。此人一年前从陕北南下，这次十之八九要北窜，而陕南是必经之路！”
胡宗南脸色一阵发紧。经范汉杰这么一点，他突然加倍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凝神良久，他慢悠悠地说：“如果这个王震仅仅是借道北上，我倒不足为虑。怕只怕他一到陕南就卧下来不走了……共产党的拿手戏就是玩老百姓这张牌，据我所知，王震也是高手。一旦他在陕南立足，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必能经营出一片天地。到时候，再与陕甘宁边区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后患无穷啊！”胡宗南越想越放不下，“这样吧，给王、刘、董各部打招呼的事，交熊秘书去办，你跟我坐下来仔细合计一下。”
说曹操曹操到，机要秘书熊向晖拿着电报夹推门而入。此人看上去不满30岁，年轻俊朗，气度庄重而安详，一看就是那种既有主见又有涵养的人物。他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近胡宗南，双手呈上电报夹，口音带有明显江汉味：“胡先生，总裁密件，是给您本人的。”
胡宗南脚跟象征性地靠了靠，略显清高地哦了一声，接下报夹，忙又叫住急欲抽身离去的熊向晖：“你去办一下，以我的名义电告各集团军司令官……”
胡宗南与熊向晖说话，范汉杰目不转睛地盯着熊向晖立正、敬礼、向后转起步离开的姿势，他发现这一连串动作中几乎没有一个细微之处不合步兵操典。注视身边人员日常军姿，是范汉杰多年戎马生涯自然形成的习惯。当下，他充满钦羡地朝胡宗南夸道：“琴斋兄不愧是我们黄埔一期精英，连个秘书都调教得板眼方正，难怪人家说我们一战区人才济济，你瞧刚才这小伙子，多精干的家伙，一步就是一步，动静自如，沾眼就看得见我们黄埔校风。范某就佩服这样的！”
是这番闲话挠到胡宗南的痒处，还是老蒋电报给胡宗南带来意外喜悦，总之，胡的心情在五分钟里出奇地好起来。他一边乐呵呵地笑一边说：“汉杰兄，好马遍地皆是，就看你当不当伯乐啊！就说这个熊向晖吧，当初，他也不过一介书生，热血沸腾，报国无门……”胡宗南情不自禁忆起收留熊向晖的往事。
那还是1937年底，年过四十尚未婚娶、一心效忠党国效忠领袖、被世人称之为蒋委员长左膀右臂的胡宗南，在统率“天下第一军”参加淞沪之战“坚守数月”后的“转进”途中，来到热血青年堆集成山的大后方武昌。他要分批接见在那里静候报国的多个战地服务团男女青年学生，从中选取一些优秀分子到自己的“天下第一军”服务。熊向晖就是那次被他从战地服务团选中的。
当时，被接见的人员安排到一个大会客厅，由胡宗南侍从副官唐西园按名单顺序排好座次。不一会儿，个子不高而戴着中将衔章的胡宗南，表情矜持地捧着花名册出现在队前。他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单是这点，就足以让那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顿时燃起青春烈焰。大家在下面咬耳朵：“乖乖，就是不一样啊！堂堂一军之帅，刚从前线血战下来的呢……”被点到姓名的人，谁都是一声响亮的“有”并噌地站起身回话。胡宗南面目慈和地审视，且一定要说一声“请坐”，随即提三五个问题，并神情专注地倾听回答，作点儿直观印象方面的记录。
轮到熊向晖了。奇怪的是，胡宗南点到他名字时，他既不起立也不答“有”，而是出人意料地举起右手，说“我就是”。胡宗南瞪起眼睛望着这个有点儿出格的青年，问：“贵庚？”熊向晖说：“再过三个月零四天满19周岁。”胡宗南又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熊答：“参加革命。”
“革命”一词在国民党圈子里似乎早已过时，而当时差不多成了红色共产党的专利，胡宗南听到这个回答不觉一怔，急忙追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参加革命？”
熊向晖振振有词答道：“是啊，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胡宗南恍然有所悟，继而似笑非笑地问：“那么，熊先生说说，怎样才是革命啊？”
熊向晖出口成章：“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眼下，‘驱逐鞑虏’就是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
胡宗南饶有兴趣地：“哦，抗日就是革命，那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
熊不假思索：“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胡宗南紧接其后突然加快语气：“对反革命怎么办？”
熊脱口而出：“杀！”
双方默默对视一眼，全场静极了。胡宗南在熊向晖的名字后面接连画上四个圈。
范汉杰听完胡宗南介绍，故作惊讶地合不拢嘴，好半天才轻轻击掌：“琴斋真是奇人，一个小小机要秘书，也藏着这么多佳话，范某五体投地！”
胡宗南说：“你过奖了。小熊可是七分校首批毕业生啊，续起来也算我们黄埔大家庭一员。今后场面上，还要多提携。”
范汉杰做出惊喜不迭的样子：“我说呢，此人仪表不俗，必有出处嘛。既是琴斋一手栽培起来的，又是我们黄埔小老弟，范某当然义不容辞啦！说句不中听的话，像这种既有思想又有才干、奋斗如一脚踏实地的青年，在我党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年轻人嘛，喜欢心血来潮，共党一赤化，正好迎合少数狂热分子……”
“你是说我党人才不济？”胡宗南机智地反问。
范汉杰不明就里，连忙摇手：“哪里哪里……”
胡宗南呵呵一乐：“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连总裁也时有感叹。别的不讲，就拿黄埔来说，像周恩来、叶剑英等，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唉，光是一个周公，就足足抵得上百万雄兵啊！”
范汉杰张口结舌，望着胡宗南，心想，此话也只有这位浙江佬敢说。
胡宗南一番慨叹的确是有感而发。自从重庆谈判以来，周恩来的名字在国民党大员中，提起就让人头痛。他总是那么风度翩翩、以柔克刚，言行举止无可挑剔，但他的目标却始终坚定不移。就在6月26日国民党集团公开抹脸的第三天，周恩来已将一份旨在警策历史的备忘录提交给美国特使马歇尔。他告诉马歇尔（其实就是警告）：国民党政府开始大规模进攻湖北李先念部队，必会引起全国性军事冲突，其责任与后果应完全由国民党政府来负。
周恩来这一招做得让毛泽东极为满意。在中共扩大的军委会上，他一再宣称：“恩来同志此举已让全世界知道中国内战是蒋介石挑起的，我是应战。以和求和，则和亡；以战求和，则和存。最重要的是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蒋介石是消灭一点儿舒服一点儿，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个指导思想的框架出台后，给中共一线所有将领挂满了弦。
两军对垒，军力处于劣势的中共，总体上是以少胜多，大家心头谁都希望努力以局部推动全局，谁都得深思自己作战区域内那一亩三分地。
这天的会刚结束，贺龙便快步走到彭德怀身边，笑眯眯地说：“我想跟你谈谈。”彭德怀一听，也笑了，但什么也没说，就跟贺老总从小礼堂出来，拐上一条坡道。两人默不作声走了一段，彭德怀笑着说：“谈么子哩，你那个方针我举双手赞成。”彭德怀所说的“方针”，是指贺龙给军委提出“远交近攻、睦傅打阎”这八个字。
贺龙谦逊地摆摆手：“这也不是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晋绥班子大家讨论出来的。老蒋在我们那里搞了几十个师、二三十万人，意图很明白，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然后必然集中主力攻张家口。张家口一到手，平绥铁路、同蒲铁路以及平汉铁路北段都控制起来，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就给他割开了。这样，他们就可一口一口吃掉我们。眼下，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绥远战役虽然没把傅作义打下来，但也叫他吃了点儿苦头，如今老实多了。倒是阎锡山被老蒋打了气，猖狂得很。我们一定要趁傅部较安分守己的机会，争取时间，干掉阎锡山一两个师，把晋北同蒲路沿线及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州等大块地盘搞到手。如此一来，晋绥、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就连成一片了嘛。部队补充没问题。有了充足的人力、物力，再齐心协力会攻大同，保证马到功成！”
彭德怀埋头听着，会意地颔首。许久，说：“对傅部控制区暂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符合实情，战略上是正确的，军委也是这个意思。要组织一个晋北战役。”他想了想，又道：“你有么子考虑没有？”
贺龙爽快地说：“考虑过了。成立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地方兵团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旅等部队，还可再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那边抽一个旅加强一下。让周士第挑大梁，当司令员兼政委，贺炳炎当副司令，廖汉生当副政委，王绍南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我嘛，当当后勤，跑跑物资。”
彭德怀笑道：“你贺老总是晋绥军区司令员，又是晋绥分局常委。你不是当后勤、跑物资，是把舵！”
在延安养了两年病，把周士第这个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养得心如火焚。到晋北野战军上任时，他基本上还是个病人。别离延安那天天没亮，妻子张剑便担心地问：“士第，你行不行啊？”周士第亮起胸脯回答：“吃什么药也比不得上战场好，你看看，昨天宣布命令，今天身上就长肉，胀得慌，要摔打！”
张剑心头涌起一股热浪。打从1940年12月同周士第新婚蜜月起，她就开始一遍一遍领教这个不要命的男人种种荒唐逻辑。婚后第二天，周便返回前线指挥抗日反“扫荡”。那时他说：不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再好的蜜月也甜不了。于是，他跑到前线一战就是三个月，蜜月只好一推再推，直推到1944年6月，新郎官回来了，可那不是来分享什么，而是治病。张剑真有点儿感谢病魔，但这话怎么好说出口？何况大战一来，病魔还不也得却步！丈夫毕竟是丈夫，心里总有比蜜月更多的东西。妻子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含着眼泪与欢笑把丈夫送上征程。周士第对妻子说：“这次不比往常，我们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太岁”就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在山西这块地盘上，他几乎成了不落的太阳。现在，他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只要扯起反共大旗，蒋介石便大肚能容，默认他的封建割据，依旧让他威风八面总揽山西军政大权。不过这几个月，“阎皇帝”一直陷在上党兵败的烦恼之中。他的随身侍从张逢吉作了难，见天不离左右还有侍候不周的时候，弄得疲惫不堪。
一天午后，阎锡山照例要眯“子午觉”。张逢吉在寝帘外躺椅上刚打个盹，忽听阎锡山在里面叭叭拍了两下巴掌。这是使唤下人的信号。张逢吉忙不迭地冲到床前：“您有甚吩咐？”
阎锡山额头汗淋淋地坐在床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宅院子里大槐树上，一群乌鸦呱呱地叫……”
张逢吉皱紧眉头想了想，随声附和道：“这一阵子天气闷，好像是有乌鸦乱叫唤。”
阎锡山长叹一声：“你懂吗？乌鸦叫祸呀！我们山西人常言‘乌鸦叫，棺材到’，这东西喜食腐尸，一闻死人味，便飞来了。上党那一仗，就有兆呢。唉，我好糊涂啊，成群乌鸦飞到我院里大槐树上，呱呱叫个不休，我就没当一回事，还派彭毓斌去增援，结果呢，没能救出史泽波，还又搭上两万人，白给共产党占了便宜。”
张逢吉递过热毛巾，嘴上劝慰道：“长官您也别太在意，那时候咱不是还没备好吗，现如今咱怕甚？队伍整得硬邦邦的，又有那高级顾问、高级参议，咱跟委员长合作，第一步先把山西保住，将来一统中国……”
张逢吉所言，正是阎锡山的“韬略”。“保卫晋中，固守太原”“先复省，后复国”是阎锡山在诸多场合一再宣称的口号。什么“高级顾问”“高级参议”，实际是阎氏冒天下之大不韪从投降日军中留用的3000多名所谓“技术人员”。他许诺，“凡留用人员无论官兵，均晋两级，发双饷”，“饷粮特殊优待，士兵皆予尉官待遇，官佐委以高权重任”。为了与共产党决战，阎锡山让这些双手沾满同胞血迹的日本军人改头换面穿上晋军服装，枪托打上“晋”字钢印，编成六个铁路护卫队、保安团，后又演化成“野战军独立第十总队”。这是个相当于师一级的作战单位，总队长由原日军混成第二旅上校参谋井村担任，只不过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晋树德。
阎锡山对自己的“杰作”十分满意，把晋树德的部队作为骨干兵力配置到重点防区。他仁丹胡子一翘一翘地对张逢吉说：“你说得对，乌鸦叫阴不叫阳，咱现在整出第八、第十三两个集团军，5个军、15个师、3个独立总队，咱还有5个炮兵营、1个野炮营、1个机枪团、1个工兵团、1个特务团、1个机枪队呢！咱哪个师也不下15000人马，军长、师长都是过去高职降下来的……”说到这里，阎锡山好像触动了一点儿心事，叹道，“阎某不是没良心的人，大家跟着我委屈过这一时，待日后成就大业，怎么着也得论功行赏、加官晋级。逢吉，你跟我阎百川大半辈子，有你一份儿啊！”
张逢吉听了这话，脸上一阵欣喜，正要说什么，参谋长郭宗汾闯进来了。
“宗汾，有甚事？”阎锡山耷着眼皮问。
郭宗汾说：“不出所料，共产党要动晋北。”
阎锡山心头一乱，表面镇定：“那怕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给楚溪春、于振河两人通报一声就是了。跟他们说说，北岳、关南两区12个城市，少一个我也不答应！”
这12个城市都在同蒲铁路北段沿线，保城市就是保铁路。阎锡山以长城为界，在晋北划分为北岳和关南两区。命第四十三军军长楚溪春为北岳区总指挥，驻守长城以北的大同、怀仁、应县、山阴、朔县等5城；命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为关南区总指挥，驻守忻州、宁武、崞县、繁峙、五台、定襄、代县等7城。晋树德那些穿晋军服装的日本兵，就分到这12城。他本人被阎锡山封为北岳区副总指挥。如此真真假假、杂七杂八的队伍相加，足有5万多人。这便是周士第晋北野战军需要对付的总兵力。
东渡黄河时，周士第就把阎军长长短短想了数十遍：看上去，铁路沿线12个点密如蛛网，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铁路线上敌人相互支援又是那么便捷。但事实上貌似严密的守军，致命弱点也暴露无遗。他们点多线长、配置分散，大同与忻县之间差着三四百公里，更重要的是，守军彼此间指挥关系复杂，山头套山头，矛盾重重，这给战役的展开与发展提供了多少好时机呀！野战军司令部第一次战役分析会上，周士第谈及战役指导思想时便一针见血：“战役过程中，只要我们坚持集中兵力，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变总体弱势为相对优势，变全局被动防御为局部主动进攻，取得战役胜利有绝对把握！”
周士第的战役分析，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得出的，所以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他是老黄埔，省港大罢工沙渔涌战斗中，他所率领的“铁甲车队”就声名大震，连毛泽东当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给学员讲话时，都赞不绝口。北伐战争时，周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那时的叶挺独立团，经贺胜桥一役是赫赫有名的“铁军”。后来周士第随团参加南昌起义，升任团长。长征时他是红十五军团参谋长，抗战时又当一二〇师参谋长，与贺龙、关向应搭档。这次跟贺炳炎、廖汉生等一帮年轻人合作，周士第最担心大家的意见出不来。自己发言过后，他很希望听到一点儿不同的声音，但是他等了半个钟头，还是没人发言，连一向喜欢挑毛病的贺炳炎也说：“这仗只能这么打。”
周士第不满意地皱紧眉头：“那你看从哪里开刀？”
贺炳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是弱敌。”
周士第紧追不放：“敌人南北有12个据点，你能指出哪个弱、哪个强吗？”
贺炳炎睖睁的工夫，野战军参谋长王绍南站起来说：“我看，打敌两区接合部！”
“为什么？”周士第投过期待的目光，俨然是个考官。
这时，一直没发言的廖汉生抢道：“孤立判断敌人各据点兵力强弱，哪个也讲不准，但敌人力量是随着战役展开变化的，这就得看相邻之敌彼此增援的情况了。打接合部，敌彼此增援的可能性最小，因而是弱敌，便于我们割裂敌据点与据点间的联系……”
发言一个接一个，几乎形成争论之势。周士第微笑着频频点头，最后他决定：第一镢头先刨朔县。
方案敲定下来时，天已大黑，炊事班抬上一桶热腾腾的小米粥，外加每人两块豆饼。周士第笑着说：“这是招待餐，大家抓紧时间喝一口，等月亮上来，我们去看地形。”
大家都还是上午9点多钟喝过点稀的，熬到天黑，谁的肚里不提意见啊。周士第话音未落，司令部这间小土屋的某一角，就响起不知哪一位的稀里呼噜喝粥声。这是世界上最动听的一支曲子。前奏一响，紧接着，“大合唱”便开始了。
攻城时间定在6月17日零时30分。此前一小时内，独立二旅的三十六团和雁门军区第三团，就神不知鬼不觉摸到城下隐蔽起来了。突破口恰恰选在“固若金汤”的城北。攻击令一下，部队突然从暗处冒出来，竖起云梯。阎军岗哨还没反应过来，攻城部队便已密密麻麻上了城墙，犹如神兵天降。守军顿时手忙脚乱，闭着眼睛胡乱放枪，但那只是杯水车薪。不到30分钟，朔县城西北角就被攻城部队控制住了。这期间，独二旅三十六团的工兵突击队，连续炸开北门两道城门，主力部队如数从洞开的大门一拥而上，先入城的分队里应外合，给守敌以内外夹击，一小时内就夺取了半个县城。当即组织部队分别向街心制高点的钟鼓楼、县公署和公安局及守军指挥中心发起攻击，天亮时，朔县全城已红旗招展，守城阎军1300人就歼灭了1200人，另有百八十人趁乱四散奔逃，俘虏里面，团长、县长之类的国民党小官及他们的太太、小姐押了一大群。
晋北野战军就这样势如破竹，一连攻下九座城市，个把月时间便直逼距太原一步之遥的忻州城下。
阎锡山慌了神，急忙把抗战时期出了名的“草包军长”赵承绶找来吩咐：“你给我去忻州。”赵草包一听要自己去共产党兵临城下的忻州，两条腿就像琵琶一样弹开了。
阎锡山看透赵的心思，又厌恶又无奈地补充道：“放心吧，你是总司令，区区忻州咱还用不着你。你去只是替我向兄弟们训训话。你就说：‘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太原保不住，咱山西就完了！’”这一下赵承绶精气神上来了，说话嗓门顿时高了八度：“我不但代表长官训话，还要严肃军纪！”
阎锡山抖动山羊胡子：“对！传我的令，李义龙就地正法，王乾元嘛，关他三个月禁闭再说，不反省明白不许放人！”
李义龙就是首失朔县城而只身逃脱性命的朔县守军总指挥，王乾元是阎军第四十师师长，宁武、繁峙、代县、崞县都从他手上丢的，现在又在忻州城里当缩头乌龟。杀的杀了，关的关了，阎锡山这一招果真有效，坐镇忻州的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和那个不伦不类的日本少将井村（晋树德），把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小心细致整修加固一番。两人昼夜盯着部队，在城周几百米内构筑大批护城碉堡，每个碉堡直径有一丈多，三丈多高，一个排兵力蹲在里面绰绰有余。这种被晋北野战军指战员们称为“水萝卜碉堡”的庞然大物，在据点、碉堡和城墙外，都挖出了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外壕和护城壕，灌上泥水。而且在据点、碉堡之间及与城内都有暗道连接。地面更是了不得，稍开阔一点的地方，统统布设绊雷、拉雷和各式触发地雷。忻州城墙高大坚固，四面墙头都架起双层电网，并筑有掩盖工事。城角凸出部火力点高低配置，形成交叉火网。城西门、南门均被堵死，只留东、北两门日常进出。
怪不得阎锡山要于振河把关南区总指挥部设在这里。如果称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那于振河便是可让阎锡山高枕无忧的门神。
即便如此，阎锡山也还是睡不着觉。他在忻州押的赌注太大了！
正当周士第苦无良策攻破这座浑身披鳞带甲的忻州城时，他忽然得到消息，说阎锡山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援忻州。周士第抬头望着满天星斗，嘘口大气，莫非苍天有眼？他急忙将自己的想法拟成一份精短电文，拍发给数百里之外的贺老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