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东郊的黄土高坡上，黑压压的人群全都伸长脖子仰望天空。天空中，被称作“美国灰姑娘”的赫尔利专机，在延安城上缓缓绕过一周，便向西南方向的重庆飞去。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请赫尔利大使乘专机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随机而来的还有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颖超、杨尚昆等人和数千群众一片肃穆的注视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书记王若飞几个人，一一登上飞机。机舱口，毛泽东慢慢举起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用力一挥，停在空中……螺旋桨转起来了，搅动着机翼下人们的无限思绪。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升上了天空，嗡嗡的马达声渐渐从天边隐去，而人们心头的轰鸣声却越发响了起来。
彭德怀望着远去的飞机钻进云层，才回头大步流星奔到指挥部。一眼看到桌上贺龙给军委送来的一份战报，便打开仔细看了看。电报说，独立三旅进攻汾阳，因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拟再令由陕甘宁边区赶去的独立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打文水。彭德怀抓起桌上的铅笔，在电报上毫不犹豫地批道：“要打，要狠狠地打，志在必得！”之后，嘱咐作战参谋立即派发出去。接着，他意犹未尽地踱到作战地图跟前。图上标号显示：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已进占临近解放区的徐州、开封、郑州、洛阳、太原、归绥等地，并有继续沿平汉、同蒲、平绥、津浦各铁路向前推进的趋势。不难看出，中共控制的华东苏南、浙东、皖南、皖中及豫西、中原、湘粤边等解放区，将处在国民党军重兵包围之下。这些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很快就有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危险。而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各解放区，也都面临着国民党军的严重威胁……彭德怀长久凝思，心里好像压着块大石头。
回想起几天前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围绕毛泽东是否赴渝谈判的问题，大家心里想的实际上七长八短，意见并不一致，但多半含含糊糊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等着毛泽东自己的态度。彭德怀还是老脾气，直言不讳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立即赴渝是“增加了蒋介石的气焰”，他竭力主张毛暂时不要去重庆，“等我和老蒋打一下，把他的气焰打下一点儿来，毛主席过几个月再去时机更成熟些”。可毛泽东最后的决策还是没有理会这些。彭德怀理解，那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迫使中共作出的无奈选择。几天来，蒋介石一个劲地抛放和平气球，斯大林不依不饶地施加压力，美国人又在耍猴似的拼命“调停”，彭德怀心里实在堵得慌，但没有办法，“主席决定了的事情”，他不能再说什么。
与彭德怀同样心里憋着一股劲的人，是贺龙。
贺龙始终认为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渝是个阴谋，“蒋介石是啥子东西，我那里有一本清账”。他听说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当即就火烧火燎地对徐向前、肖劲光和谭政等人直嚷嚷。贺龙是在向中央军委报告总体战略方针改变后晋绥联防军的具体战略部署时，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得到这一消息的。他对毛泽东说：“靠不住哟，主席，你莫理睬他，这个人（指蒋介石）历来讲话算不得数！”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部队编制序列调整后，明确直属中央军委领导。这意味着它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核心部位的安危，贺龙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定编之初的第一次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干部会上，贺龙就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今天是高朋满座、战将如云，我们也有三大主力嘛，晋绥野战军、晋绥军区和新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股合一。晋绥这个地盘是陕甘宁的门户，党中央、延安就交给我们喽。这可是我们的脑壳，丢不得哟，要丢，就丢我们脖子上的，”他抚着自己的胡须，“你们说是不是啊？”
贺龙这番话虽说粗豪，却非常实在。他和李井泉指挥的这支劲旅，是红二方面军的根基，大多数骨干都是从血腥的洪湖苏区——湘鄂西时期或是由当年的红六军团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后，就跟着贺老总天不怕地不怕长征过来的老红军。如三五八旅后来的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独一旅后来的旅长王尚荣、政委朱辉照，独二旅旅长许光达，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委金如柏等人，都是红二方面军早已赫赫有名的老同志。另一部分是晋陕一带数得着的地方抗日英雄，像独一旅旅长高士一等，也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还有军委及总部机关、直属单位的各路精英，如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等人。大家多年战斗在晋绥和陕甘宁边区这块不毛之地上，黄尘弥漫，吃穿无着，整个抗战时期是靠吃喂牲口的黑豆、榆钱、野菜根支撑过来的，彼此患难与共，结下生死情谊。
起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交给贺龙的任务是：集中晋绥主力，占领太原，然后挥师北上，夺取归绥（今呼和浩特市）。这样，山西和绥蒙的局面便可有效控制。当时情况相当严峻，傅作义和阎锡山都接到蒋介石暗下的命令，一个劲地调动兵力哄抢大城市，企图先下手为强。毛泽东和朱德分别拉住贺龙的手，一遍一遍地叮嘱：“贺老总啊，这是历史转折关头，慢一步全盘皆输，你必须尽快行动，争取时间就是主动，就是胜利。”贺龙镇定自若，严肃地点着头：“蒋介石要摘桃子，没有那么便宜！”
对于时间和胜利的关系，贺龙心中当然明镜似的。整个编制调整期间，部队的攻击行动几乎没有中断。新的编制序列一下达，他连家都没有顾上回，一大早就同由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中共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和晋绥军区政委林枫等人组成的指挥班子，打马出发了。一路上，贺龙都在想如何夺取太原、控制归绥，一份详细作战计划已烂熟于心。可第二天他突然接到报告，说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好不容易攻进归绥城，已把日伪军包围在大十字街的伪蒙军总部，谁知就在准备瓮中捉鳖时，傅作义冷不丁在背后捅了一刀。这位堂堂的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竟奉蒋介石之命，下令第三十五军暂三十一师一部及所谓挺进纵队三千余兵马，悄无声息地从八路军侧背杀过来。日伪军高兴坏了，立刻趁机反击。顿时，晋绥和绥蒙军区部队腹背受敌，只好一肚子遗憾地撤了出来。
“这还了得！”贺龙听到报告气得在马背上直跳脚。这天晚上，从没虎过脸的他把脸拉下来了，饭也吃不下，通宵不能入睡，一锅一锅猛吸烟，吞云吐雾问大家：“怎么搞的？叫傅作义来这一家伙，太原、归绥我们都进不去了。明摆着嘛，敌强我弱……得想个法子，横竖跟老蒋干一下子。”
这个“一下子”让贺龙苦苦思索了好几天。8月22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电报指示。贺龙当即决定：分南北两条战线，向敌发起凌厉的攻势。北线一面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一面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聂荣臻的晋察冀部队攻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继续东进；南线集中全力狠揍胆敢进犯的阎锡山，把汾阳、文水、交城、孝义诸城一一拿到手。到毛泽东登机飞往重庆的第二天，贺龙手中的红色箭头就已在归绥附近的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左云、右玉、凉城、清水河等县遍地开花，一大批小城解放了，对平绥铁路产生了相当的控制力，同时也威逼归绥。但这并不能减轻贺龙的心理负荷。当晚，他忧心忡忡地给朱德、刘少奇和任弼时发去一份专电：“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请告之。”
贺龙也知道毛泽东一向不信任蒋介石，即便是在8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也还是满口认定蒋介石的所谓“和谈”纯属骗人的鬼话，指出蒋终究是想消灭共产党，只是眼下条件不够成熟。方方面面都需要和平，苏、美呼声很高，老百姓呼声很高，共产党呼声更高。而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军事上，兵力分散，摊子还没摆好，这才有“和谈”一说。毛泽东声称他是去重庆揭穿阴谋的，并且让周恩来先去侦察一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现在，连这一步都省掉了，毛、周同机出发，实在让贺龙提心吊胆。记得当时汇报晋绥部队南北线作战方案时，毛泽东就对这一行动寄予厚望，说：“你打得漂亮，我就放心大胆了。”如今晋察冀边区的北线战绩小有辉煌，作为指挥员自然不满足，他强烈期望着深入山西腹地的南线部队出现奇迹。然而，这毕竟是紧靠太原的地方，阎锡山的势力盘根错节，每攻一城无异于虎口拔牙，实际情况的进展不太理想。汾阳没能得手已让贺龙焦虑不安，转攻文水县城又出现一连串意外。
正当此时，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给贺龙的复电到了。他们告诉贺龙：“毛泽东赴渝谈判十分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两次必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的心被这无声的雷电击穿了。他抓着电报在头顶上直摇：“我们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不用说，攻占文水就是这“几个胜仗”的第一个。
指挥部设在晋西北一座最普通的茅屋里，贺龙的烟斗仍吸得像往常那样吱吱作响。满屋的烟雾中，他那略显红肿的双眼火焰般地跳动着，地图离得很远，但却不妨碍他准确无误地报出文水县城周围大大小小的地形地物。一份体现“首长决心”的战术简图已由作战参谋标示完毕，贺龙的脸上又漾起纯真的笑意。“小城外围是平原，望不着边，土地肥得流油呀。人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嘛……”贺龙从嘴里取出烟斗，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按照他的总体部署，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和第八分区司令员王长江，已下令部队围定文水县城，并按既定作战方案，准备攻其三面，另一面围而不攻，以收“赶鱼入网，聚而歼之”之效。
文水县城距太原80公里，锁钥太汾公路，是太原西南郊重镇。取得文水进而扩大战果，再把周围几个县城拿下，对于太原的威胁不言而喻。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腾出兵力沿铁路线乘胜南下，接应另一支目前还远在江西九岭山地区与敌血战的孤军，这就是由王震和王首道率领出征将近一年的南下支队。
王震南下支队浴血奋战是从一个伟大的创意起步的，那是日军实施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大败国民党军的1944年，从4月汤恩伯撒手河南开始，粤汉与湘桂铁路沿线国民党军便连连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陷敌手，华南抗日力量急需加强。毛泽东一眼瞅准这个机会，果断决策开辟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岭的五岭根据地。三五九旅奉命南下。他们以4000人马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亦称南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此外，中央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900多名干部也编成两个大队，随同南下，如一切遂愿，他们将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然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从而在将来的全国性战略反攻中大显身手。
1944年11月9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这是一次完全可以预测凶险前景的艰难征程。早在决策之初，毛泽东就透辟地分析了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两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上，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这番话足以体现毛泽东对于王震的信任与理解。他知道不论第一种可能的“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还是第二种可能会出现的“残酷”与“牺牲”，王震都会应付得了，而不会有大的差错。
王震威猛兼有谋略，具有军事家与政治家的双重素质，这一点在后来的大西北战场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即便如此，在南下支队出发之后，贺龙心里也还是一直悬着个葫芦。王震毕竟与他一起征战已久，彼此手足情谊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格外的思念，连贺龙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送别那天，他走到王震面前狠狠捶了一拳，说：“王胡子，你要给老子带着脑壳回来！”他说这话的时候，依旧是一脸笑眯眯的神情。王震也呵呵地笑，就像过去无数次经历过的那种分别。
贺龙对南下支队的牵挂还不仅仅是这些。南下支队四、五、六共三个干部大队，是中央准备补充新四军五师和开辟湘鄂赣新区的骨干力量。其中，四大队以原红六军团暨湘赣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加上三五九旅干部训练队，由能征善战的六军团老将郭鹏当队长，廖明任主任；而五大队则是以原红二军团暨湘鄂西苏区的老干部为基础，队长、政委便是贺龙手下久经考验的爱将贺炳炎和廖汉生。队上三十多名“老二军团”，团一级干部就有十好几个，个个都是贺龙亲自画的钩。
十年生死别，重回湘鄂西。临行之际，廖汉生兜里揣个小本子找到贺龙：“过去一直在你身边呵着护着，错了有人批评，骂也可以，这下子分别了，头一回独当一面，又是去洪湖老苏区，你给指示指示吧。”贺龙摆摆手说：“个人没啥指示，主要是贯彻中央指示。”他要廖汉生去看看陈云，说陈云有做地方工作的经验。陈云当过多年中央组织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又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有理论有实践，有政治有经济，经验的确很丰富。见廖汉生上门请教，又那么虚心，陈云受了感动，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他提出一个新观点，叫作“毛主席的精神”，核心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廖汉生记了满满一本子。
最后，他又去看关向应。这次是拉着贺炳炎一同去的。关向应肺癌已到晚期，躺在病床上，形销骨立，说话的声音又颤抖又微弱。他就用那种颤抖而微弱的声音回忆起洪湖时期极“左”路线的灾难，重点强调革命内部团结。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南下支队干部讲话时也反复指出来过，而且极有针对性地剖析了“山头主义”，说：“你们到了新地方要非常谨慎，学了马列主义做出工作才算有成绩……要尊重人家，不要因为是延安去的就乱批评，要多谈心。”毛泽东还用柳树和松树打比方，说要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和松树的原则性，像柳树那样可亲，像松树那样可靠。
王震对毛主席指示的归纳是，要把两种精神结合一体。这成为他后来多年修身养性的标准。王震身上刚柔相济的品格是很鲜明的。对此，毛泽东和贺龙都有很好的评价。廖汉生与贺炳炎则不然，脾气不好，所以关向应一再叮嘱“团结”二字。一针见血地点准毛病是最见感情的。关向应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一手抓着贺炳炎，一手抓着廖汉生，说：“去吧，你们如今已经能够做独当一面的工作了，像一只只羽翼渐丰的鸟儿，就要各自飞去了……”说着，大颗大颗地落下泪来。廖汉生和贺炳炎也止不住眼含热泪：“老政委，你好好养病，我们记住你的话了，任何时候到任何地方，贺、关都是我们的旗帜！”
告别延安之后，三五九旅虽然在一二〇师的作战日志上安静下来，但在贺龙的心头，每天总有一条至数条消息，否则，他就不会上炕睡觉。他是用心陪伴着他们一步一步南下的，仿佛看着这队人马翻越吕梁山，徒涉汾河滩，通过同蒲路，进入太岳根据地，看着他们在晋东南分区的沁水县短暂休整作渡河准备，看着他们为了渡河丢下辎重和骡马……
那是12月底的天气，南下支队按计划来到垣曲渡口，没想到上天入地只找到一只小船，五千多人马呀，没办法，王震只好不顾许多大队领导的心疼，下令减装。谁知天遂人愿，就在那几天气温骤降，垣曲渡口不远处的一段河湾居然结了冰，所有人马辎重照走不误。老百姓稀奇极了，说黄河结冰一百年也遇不上一回，这个天下，共产党八路军得定了！
南下支队用两个月时间在敌后冰天雪地赶了2000公里路程，到1945年1月27日才抵达鄂豫边区二分区，同郑位三、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两家一见面都欢喜坏了，第二天就组织了一个隆重的联欢会。五师暨鄂豫边区的领导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还联名发出“慰问八路军兄弟书”，气氛搞得非常热烈。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将近一个月，五、六干部大队留下来了，有的补进五师队伍，大部分由贺炳炎和廖汉生带着直奔洪湖。
三五九旅大部队还得走，王震和王首道把一、二、三、四大队整了整，又打起精神继续南下。2月23日，他们与五师的张体学部队一同在黄冈以东分批强渡长江，千难万险地冲到了江南。三天后，又打破国民党两个军、五个挺进纵队的围堵，在大冶南面的大田，奋勇追杀日军大畈部队的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干掉鬼子100多人，算是旗开得胜。尽管这样，国民党也不放过。他们只得策略性地把番号改了，不再叫“南下支队”，而入乡随俗地称作“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据说，这还是毛泽东亲自出的主意呢。
3月1日，王震和王首道率领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大江南北连成一片。7月，部队再度向南挺进。到8月底，来到广东省的南雄县。正当他们按照预定计划进入五岭山区、与赶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只有不足100里路的时候，全国时局突变，被毛泽东预期的南征前途“第二种可能”出现了！现在，王震只有带领部队在高山丛林之中杀开一条血路，奋力冲出重围。在毛泽东赴渝谈判的前夕，中共中央下达命令：为避免内战，南下支队回师北返。
看到贺龙连日沉默不语，烟斗烧得比任何时候都厉害，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颇有几分担心。政委关向应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胡子”的身体，见到红二方面军的老兵，总要捎句口信，关照贺龙要保证休息、少吸烟。政委不在位，谭政作为政工领导，也应对贺老总的健康尽一份责任。但是，他能拿什么话题出来说呢？围城部队行动相当迅速，这当然让贺龙高兴，于是谭政趁机端来一碗黑豆糊，大声说：“老总，该喝一碗啦！”
时近傍晚，未来一夜是文水一战的关键，贺龙接过黑豆糊喝了两口，又放下来，说：“王尚荣他们打得好的话，顶多明天下午一点来钟就可搞定。”谭政认为24小时内结束战斗就是很了不起的胜利，贺龙坚持说要不了，他希望越快越好。这时，谭政抬头看看屋外的天空，云腾雾遮的黄昏让他打了个寒战。他很是担忧地对贺龙说：“糟糕，怕是夜里有雨呢！”
果然，入夜之后便阴云翻滚，天像是戳破了窟窿，大雨倾盆，风能刮倒牛马，部队简直寸步难行。怎么办？还能够按照原定计划攻城吗？八分区首长急得直跺脚，立马派个参谋来请示贺龙。
“请示个屁！”贺龙拍起桌子，“临阵犹豫是用兵大忌，影响士气不说，还要贻误战机，真是乱弹琴！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决心决不能有半点动摇。今天晚上，部队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文水城下！”
贺龙的命令，很快在风雨泥泞中化作一片口号声。干部、战士水里泥里滚得热气腾腾，连大炮也被人拉肩扛拖到文水城外几百米的小树林边。正当贺龙听到报告喜形于色，笑着夸王尚荣“大炮上刺刀”的时候，一份来自陕北边城榆林的急电，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榆林紧依长城，有榆林河穿城而过，恰好与长城形成交叉，仿佛造物主在宣布这是一座错误的城市。当然，城市无所谓对错。它不过隐约预示出一个要人的命运，此人的大名在很长时间内与榆林这座古城休戚相关。他就是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
若论革命资历，邓宝珊在国民党里面也可称得上三朝元老。早在1910年7月，他就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的第二年初，新疆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就是一名勇打头阵的战士。在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府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及稍后与清军协统王佩兰部队的战斗中，都堪称功勋卓著的人物。这使他敢于在1943年7月国民党内反共高潮甚嚣尘上的风口浪尖上，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那是他最后一次会见蒋介石。因为这句话，他的甘肃省主席没有当成。
蒋介石断定邓宝珊与“领袖”感情上有了距离。关于邓在整个抗战期间与中共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乃至其本人多次单独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人亲密晤谈的详情，他也了然于胸。但是，共产党果然能够赤化邓宝珊吗？蒋持怀疑态度。结论是，邓宝珊不可不用，亦不可重用。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常言道，树老根多，邓宝珊不是一个人，而是大西北的一片天地，一道风景，比方说他和宁、青二马的关系，以及他在辽阔新疆所留下的余风流韵，都是蒋介石不能不掂量清楚的。把榆林交给邓宝珊，让他坐北朝南与胡宗南遥相呼应打对家，使陕甘宁边区的核心延安夹在中间，这是蒋介石的得意之作。对此，邓宝珊心中揣着一块明镜，只是公开场合不露声色而已。尤其是在部属跟前，他一向都坚定地保持着那张纯粹的政治面孔。
这些日子，邓宝珊的表情有了明显起色。他几乎竖起耳朵来倾听延安与重庆之间的枝梢末节，近一个月的事实进程，让他忽喜忽忧。尽管对国共双方的合作，邓宝珊从不抱乐观态度（他对两大集团的最高决策者实在是太了解了），但是，他还是愿意沉湎于短暂的和平虚象。无论如何，两军并存，和颜悦色，总比剑拔弩张于老百姓更为有利。这与他曾宣称的“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的情志，似乎一致。然而，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胡宗南突如其来的一道军令，让邓氏心头那份自欺的超然也没法保持下去了。这道命令就是，要邓即刻将驻守在安边担任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任务的所部新编第十一旅，调往绥远整编。
毫无疑问，新编第十一旅不是胡宗南乃至老蒋的嫡系，而是由邓宝珊一手扶植起来的地方杂牌。过去的岁月，因为牌子不正一直就像小娘养的一样，每每受到歧视，诸如扣饷拖饷、中断被装给养之类的事时有发生。旅长曹又参是个性情耿直的汉子，遇到这种卖了苦力还当孙子的事，难免牢骚大发，说一些近乎于共产党“赤化宣传”的话。这在邓宝珊看来并非新闻。邓总认为军人说归说做归做，何况抗日期间，枪口一致对外，连蒋介石不也声称八路军是友军吗？曹又参屁股后面有一旅之众，肩膀上面有守土之责，从政府那里老是得不到粮食和棉花，只能指望陕甘宁边区为他应急。如此这般，他平常与中共来往密切一点，气头上说几句过分的话，也情有可原。自己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当然，曹的行为太出格了（比方说据传第十一旅有秘密共产党组织），邓宝珊也不得不当着人面哼哼哈哈地教训几句，但不至于凭着一两条传闻，就要把这个部队一笔勾销呀！邓宝珊越想越觉得胡宗南的命令是项庄舞剑。
能想到不等于能做到。高层交恶就是如此，即便敲散你的骨头架，也让你说不出一个“疼”字。邓宝珊把一切都想明白之后，反而坚定了要处罚曹又参的决心。如果整掉第十一旅是真的在上演项庄舞剑的话，蒋介石和胡宗南要看的就是他这个“沛公”的脸色呀。当此国共合作的大势面前，还是“和为贵、忍为高”吧。曹又参是杀是剐另说，邓宝珊的姿态必须得原汁原味，让人嚼不出丝毫的破绽。军令如山嘛。他不能不快马加鞭把曹又参从安边招到榆林来重责五十大板。
邓宝珊一反常态地不给曹又参让座，而是倒背着双手盛怒以待。这让曹又参立刻嗅到扑鼻而来的异样气息，一路上的满面春风荡然无存。他横下一条心，垂手肃立，什么话都不说。
“曹旅长，”邓宝珊沉寂许久才叫道，“你知罪吗？”
曹又参装作摸不着头脑：“知罪？总座，我有什么罪？”
邓宝珊一只手掌沉沉地落在桌子上，冷脸一转，低声吼道：“什么‘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的事，是不是发生在你旅？”
“噢，没错。”曹又参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动员官兵促进民主运动，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民主运动，哼，我看……是共产主义运动吧！”
话点到这一层，说明邓宝珊对第十一旅的一切了如指掌。曹又参不禁浑身打个激灵。第十一旅在安边长期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比邻而驻，说是“封锁”，实际上谁封锁谁呀！大生产运动搞起来之后，陕甘宁边区吃穿不愁，而他曹又参反倒常拉饥荒。这样，中共政治思想、政策方针，自然而然浸透到第十一旅，中共地下组织也在这个旅得到发展。而曹又参自己的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就差没有举手向共产党宣誓了，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每每赞不绝口。共产党在该旅的地下组织活动，几乎就不用偷偷摸摸。所谓“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实际上是边区党组织在1945年夏天刚组织起来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进步组织，团结、教育第十一旅的官兵，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然后视条件发展，相机举义。虽然在第十一旅内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比较随便，而在外面是没有太多蛛丝马迹的。曹又参万万没想到，顶头上司邓宝珊竟能一五一十说出原委。
见曹又参木呆呆地站在原处，久未张口，邓宝珊深信胡宗南的情报准确无误。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我早就同你说过，国共之间关系复杂，这个旋涡卷不得，你偏偏要往里面跳，这下可好……”邓宝珊将一份蓝皮文件夹推到曹又参面前，“你自己看看吧！”
那是胡宗南的一道密令。胡要求邓宝珊在整编第十一旅之前，让该旅第二团团长史钫城、副团长张鼎臣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力量比较强的第一团去现身说法，宣传这次整编的“好处”，并且拉拢部分官兵，全权封官许愿，使中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地下组织土崩瓦解。
曹又参一看，急了眼：“总座，日本人战败了，连毛先生和蒋先生都在重庆握手言和，他胡宗南凭什么整治我的队伍？我曹又参也是个堂堂正正的七尺男儿，受他妈这股窝囊气，我咽不下！”
“曹旅长，”邓宝珊口气有所缓和，不慌不忙地踱到曹又参面前，“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知道不？委员长又新成立了一个东北行营，熊式辉挑大梁，杜聿明摇身一变也成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东北各省的主席、各市的市长都在一一委任，而美舰海运第十三、第五十二军，眼见着就要在秦皇岛登陆，山海关、绥中、锦州等地是志在必得。另一方面，苏军正忙着把占领的地盘挪给共产党，政府无论如何请求他们缓撤也是白搭，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唉，东北就快成一个大炸药库啦！”
曹又参瞪大眼睛盯着邓宝珊的嘴，好像一箱一箱炸药就埋藏在那里面。果然如邓所言，国共两党两军还有什么“和”可谈？内战一开，生灵涂炭，后果不堪设想。与其这样，倒不如……曹又参痛下决心咬了咬牙：“娘的，想整就整吧，反正这套黄狗皮，老子也穿厌了，还不如趁这个机会解甲归田。”
邓宝珊眼皮跳动一下：“你真想解甲归田？”
“当这个受气的兵，吃没吃穿没穿，共产党拿你当仇人，国民党又看你是小娘养的，不瞒总座您说，解甲归田，我早有此念。现在日本人也投降了，正是机会。”
这番话让邓宝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曹又参告别邓宝珊时是拱手退出的。曹说了句“总座保重”，就大咧咧地跨出了门槛。据卫队队长报告，曹并未像往常那样一一拜访榆林的故旧，连最贴心的红颜知己也没打个照面，当夜就回安边去了。这让邓宝珊大感疑惑。胆大妄为、铤而走险亦是曹又参的本性，这个血气方刚的家伙若是有什么不当之举……邓宝珊有点儿不踏实。他想，解铃还须系铃人，应该先与中共上层接触一下。思前虑后，邓宝珊想起一个人来。
晋绥八分区和独一旅收复文水县城的战报，是9月1日8点发往延安的。其时，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等几个人刚凑到一起，准备开个小会，一个喜讯袭来，把大家的心情搅和得就像窗外旭日，蓬蓬勃勃，红红火火。彼此的话题都扯到贺龙身上，有的说贺老总战斗作风顽强，有的说贺老总战略战术灵活。因此可以预测，只要在太原边上打下一个县城，接下来就会有晋中的好戏连台。
“了不得呀，一晚上歼敌近千人，而代价只有三十来个人的伤亡，虽说是个小县城，也可称为大胜仗哩！”朱老总显得比谁都兴奋。
大家聊了几句之后，照例由老总通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的情况，刘少奇作重点点评。朱德告诉大家：蒋介石在前日曾向他的谈判代表指示了三条原则，其中有“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这样的断然措辞，中共代表也针锋相对，拟出11点具体谈判提案。这些非同寻常的日子里，不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西郊歌乐山南麓林园回顾阔别十八年的往事“甚为愉快”，还是双方代表坐到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唇枪舌剑，给延安的各位老总都带来了无限思量。
高谈阔论极少有彭德怀的参言。他总是游离于别人谈话之外，就那么长久地盯着地图，双眼一眨不眨，像是下决心要把图上的一山一水钻个窟窿似的。
这时候，刘少奇作为全局性的人物就势必提醒一句：“彭老总，讲话呀，你怎么不讲话？”
彭德怀至多咧咧嘴：“讲么子呢？我还没想好。”说完，又把目光投向地图。在晋绥地区和陕甘宁边区这片密密麻麻的图面上，已经被他圈点得没鼻子没眼了。
朱德凑过来眯起眼睛看了半天，说：“彭总啊，你的眼力真不差，这么乱的字，也能看得清。”彭德怀道：“王麻子写字王麻子认，肚子里的货，看不清也记得清。”他又提起贺龙，夸奖贺老总的记忆力如何如何好，看地图能做到过目不忘。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所以频频点头。说话间，彭德怀已将文水县城打上了一个红圈，接着又在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雁门关南北及滹沱河流域的诸多地名上一一画圈，边画边小声地念叨：“这一个，这一个，这又是一个……”
彭德怀的圈圈实际上是替贺龙画的。继文水战斗之后，贺龙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又一口气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进攻，上述圈内诸城，只用了个把礼拜就一个不漏地收复了，总共歼灭日伪军5000多人，特别是把傅作义集团进攻绥南的黄粱美梦打了个粉碎，大快人心。
短短一个月，在一派升平气象中，国民党调集了36个军、73个师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向中共解放区展开全面推进。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已出动7个军进占同蒲铁路线，并将一部推进到中共的上党地区。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用3个军沿平绥铁路东进，5万多人的主力分别压到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先头逼近中共占领的张家口。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更是大动干戈，动用8个军，主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抵达郑州。一部北渡黄河钻进山西，沿同蒲路进到临汾以北，目标直指石家庄、北平和天津。
此外，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3个军，正沿平汉铁路全速推向河南新乡，大有与胡宗南会师石家庄的势头。该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还另外带3个军进占商丘和徐州，想打通津浦路的徐州至济南一段。
与此同时，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也在南京浦口与蚌埠一线遥相呼应。更有甚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出动的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五十五、第六十八等4个军，已经悄然完成中原合围；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第四军，竟然对进到湘粤赣边五岭山区的南下支队，开始赤裸裸地大肆围攻。
王震一日数电向延安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