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旨意，给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下达命令，要他维持占领区秩序，日伪军必须“维持现状”，“除按指定的三军长官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紧接着第二天又连续下达两道命令，分别给国民政府军和解放区朱德的第十八集团军。按照此令，国民党政府军要“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懈怠”，而共产党军队则“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蒋介石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看着这三份命令，许久没有言语。他点燃一支烟，对伏在地图上的朱德说：“岂有此理，不稼不穑，就想收谷子。不栽树不浇水，倒要摘桃子！”
“不用管他，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客气不得哟！”朱德说着挺直腰杆，攥紧了拳头，“他蒋介石发三个命令，我们就来它六个！”
与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事实上，接下来的数日内，中央一口气向各解放区发出了七道命令，要各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缴械。8月13日，延安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在军委小礼堂集合。毛泽东站在一张老式的八仙桌前，双手叉着腰，慷慨激昂地说：“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的“斗争”势如排山倒海，这首先从调整军队编制序列方面显示出来。以野战军正规兵团为主体并与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似在一夜之间脱颖而出。其中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便是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晋绥野战军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的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四个主力旅组成；晋绥军区是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来的，辖吕梁、雁门和绥蒙三个军区。赫赫有名的贺龙和李井泉统一指挥这支劲旅。与此同时，原来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并没有消失，它仍旧囊括着驻扎在陕甘宁解放区除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之外的所有其他部队，并确定以王世泰为代司令员、习仲勋为代政委。它像一个悬念，不动声色地珍藏着，给未来纵横大西北摧枯拉朽的第一野战军埋下不可估量的伏笔。
在调度兵力这一点上，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显然要比中共省事得多。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蒋介石统帅三军，号令百万，右有东南行辕顾祝同的第三、七、九3大战区；左有汉中行营李宗仁的第一、二、五、六、八、十、十一、十二共8大战区及第二十四、五十六、七十六、七十九、五十五等5个直属军，另有昆明行营、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下辖的第十四军和驻扎在印度的新编第一军；此外，脚下还踏着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卫立煌所辖的4个方面军及昆明防守司令部和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部，真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朱德只不过是阎锡山把持下的第二战区下辖5个集团军中其中的一个“总司令”。像这样集团军级别的指挥机构，光是他的汉中行营就有23个之多。
但是，蒋介石“重启戡乱”的自信很快受到挫伤。他发现日常呼点的花名册仅仅是个书面资料，毛泽东和朱德作为他的政敌，其实际能量已不是当年井冈山和湘江地区的势头，而是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在他面前说“不”了。
这是蒋氏心中的重病。何应钦连珠炮似的几道命令之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以朱德这个不起眼的总司令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表明立场态度：“……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尤嫌不足，当天毛泽东又给新华社写了篇饱含深意的檄文——《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单是看题目，蒋委员长的血就直往上涌，更不用说文中对蒋氏“命令”一针见血的评点了。毛泽东的文风一向是刀刀见血、迅雷不及掩耳，而且大义凛然，字字句句都敲到全国民众的心坎儿上。他指责蒋介石“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请注意，“全国同胞”和“全世界盟邦”，这是两座大山啊，区区一个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无论如何也背不动的！毛泽东舆论战的功夫可见一斑。此亦不难看出，他铁定心思要以摧枯拉朽之势，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解放”二字如旭日东升，即将喷薄而出！
三天后，延安方面又一份电报追过来，口风更为犀利：“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包括许多老牌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篇妙文，体现了有理、有利、有节，蒋介石几乎成为被告而被押上道德法庭。自从江西“戡乱”“剿共”以来，整个抗战期间，他差不多总是陷于此等困境。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即便有像西安事变那样的莫测风云，他也时刻忘不了“攘外必先安内”这句禅言。
然而，这次蒋介石不能不作出后退一步的姿态。其中奥秘，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几十年后一语道破。杜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占领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个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
毫无疑问，完成这一切不但需要时间，也需要名分。“盟邦”希望蒋介石拿出万全之策，把八年来一直与敌血战而历尽千辛万苦的共产党晾到一边，使中国实现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和平统一”。这样，美国人的指挥棒就可在亚洲大陆获得永久性权威。
赫尔利在这个历史关头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他须在蒋介石摇摆不定的天平上加重砝码。只不过，他们并非心有灵犀，而是同床异梦。赫尔利的眼界与杜鲁门尚有差异，以他在和平理想方面的天真或对中国问题的盲目乐观，怕是难以吃透蒋氏和平高调下的操刀之实。此时，中共已把发动内战的帽子扣到蒋介石的头上，蒋介石想藏而不露是不可能了。无论是战机所需要的时间，还是战争本身所需要的名分，都要求蒋介石作进一步的政治表演。
因此，和平谈判就成为蒋介石合理的选择。赫尔利坚定地认为，国共两党只要各让一步走到谈判桌前，中国的问题兴许就会柳暗花明。
就在毛泽东口诛笔伐至为酣畅的第二天，他突然收到重庆发来的一封急电：
万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显然，蒋介石把球踢过来了。他料定毛泽东没有去重庆的胆量，所以电报发出的同时，又电令驻延安的两位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明摆着想通过立逼表态的方式，让中共精神上受到挫伤。事实是，他压根没想到毛泽东会应邀前往，更谈不上认真思考彼此坐到一张桌子面前来“共同商讨”。
毛泽东一看蒋介石的电报闭口不谈“认错”二字，也根本没有收回成命的意思，倒是对自己“惠临陪都”“悬盼之至”，也就大体明白这位居高临下的委员长唱的是哪一出了。于是，毛泽东立即避虚就实，揪住老蒋的尾巴，复电：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1945年8月16日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立马派人去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通报他们说：“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作考虑。”
蒋介石见到回电，更加确信毛泽东不敢赴渝。曾几何时，十年内战的“戡乱”岁月令人记忆犹新，蒋委员长开出天价悬赏毛泽东的人头，从江西追杀到陕北，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如今，这才过去几天，又让毛泽东到重庆和自己面对面“谈判”，他毛泽东难道还会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三天之后的8月20日，蒋介石跟着追发电报，措辞益发情真意切，力促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
以毛泽东的性格，跟老蒋的这个劲儿必须得较到底。然而，另一种政治因素他不能不顾忌，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斯大林，竟连续两次通过苏共驻延安情报员向中共中央转达意愿，希望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斯大林的话硬度较高，扔在地上咚咚响，他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要再打内战，就有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
“把民族引向灭亡”当然不是任何中国人的愿望，可如果中共不与蒋和谈，似乎就要承担内战责任。斯大林要的是国家利益。他必须确保蒋介石执行1945年8月14日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那里面有包括“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等内容。为了这个利益目标，他甚至有可能按照“二战”后期法国、意大利共产党处理与本国资产阶级关系的模式，让中共以解除武装交出军队为代价，换取在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和一官半职。斯大林一度认为，这是避免中国内战、巩固战后大国关系，保持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好办法。他的算盘打得很精：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样可以保证中国不完全倒向美国，保证中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而中共作为共产国际大家庭中的小老弟，在高大威猛的布尔什维克面前必将永远俯首称臣。
斯大林“老大哥”的话，中共无法不尊重。毛泽东与周恩来等掂量再三，于8月22日复电蒋介石，宣布“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蒋介石明白了，毛泽东是在跟他较劲儿呢，本人还不愿意与自己面谈。他不得不又一次搬出斯大林，随即将中共电文转发莫斯科。斯大林当即再给延安发电：“蒋介石已反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劝毛泽东不用担心人身安全，表示，这个问题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蒋介石捏着斯大林的心思，说话办事更“大度”了。8月23日给延安的第三份电报，几乎到了生拉硬拽的地步：“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唯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近，特再电驰速驾。”说着话飞机也来了，而且上面坐着美国大爷赫尔利。
毛泽东究竟去不去重庆？围绕这个问题，数日内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掀起轩然大波。蒋介石何许人也，共产党人领教得够多了，翻手云覆手雨，廖仲恺、张学良、杨虎城都是前车之鉴，谁也无法拍着胸脯为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打包票。可是，从8月14日到23日，短短十天时间，蒋介石一连给毛泽东发出三封邀请电，气势咄咄更兼天花乱坠。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示：“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这简直就是一篇和平赞美诗。
不仅如此，对于最初关于受降方法的“一日三令”，蒋介石也给出了合理的“说法”，说那是“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还说“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等，如此连篇累牍，理由冠冕堂皇。
更何况，斯大林还在那里为老蒋“给力”，不依不饶、软硬兼施。
毛泽东沉吟了好几天，8月22日发出派周恩来“前来晋谒”一电的同时，高调接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参谋，把发往重庆的电报内容一五一十通报给他们。
周、罗二人连续几天紧张得一塌糊涂，在延安大街小巷四处打探毛泽东的真实意向。结果，所有消息都表明：毛泽东不可能去重庆。于是，重庆得到的全部密报都是：毛无意赴渝谈判。蒋介石听了后表面上皱起眉头，实际心里舒服啊，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情报。和谈成为公开的幌子，他哪有半点儿时间去作和谈准备，只一门心思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及战略要地。
中共中央有关谈判的各项准备工作，可谓紧锣密鼓，所有和谈文案都在日夜突击精拟之中。各项战略方针也在不知不觉地贯彻落实。就在8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发布了《关于改变战略方针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的指示》，要求所属各部队，把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作为重点。在这份引人注目的文件中，他第一次响亮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这才是时局中的大是大非，是社会良知的聚焦点和历史发展的主动脉。毛泽东在抓不到“权”的时候，必须抓到“理”，因为“理”总是活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的东西。毛泽东永远信奉人民创造历史，而不是那些不可一世的权贵。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郑重召开大约50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际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经过反复考虑，他已胸有成竹——亲自到重庆“会一会老蒋”的决策铁板钉钉。为“妥当”起见，拟派周恩来先行一步。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一说，会场立刻再起波澜，核心依然是“为主席的安全担心”，有人甚至上纲上线，提到政治高度，坚决反对毛泽东冒险，如果毛自己执意要去，那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
毛泽东内紧外松，显得很洒脱。他是把握政治脉搏的高手。试想，在几乎全世界舆论焦点密切注视之下，蒋介石怎么可能愚蠢到对赤手空拳的他用手段呢？就是斯大林不表那个态，承诺美苏负责他的安全，毛泽东也料他蒋介石不敢（但事实上这个判断还是有误差的，老蒋在最后谈不通的情况下，确实也动了“惩治”毛泽东的念头，但终究未成事实）。所以，毛泽东当时敢于大度地告诉大家：“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虽然判断没有大的问题，但毛泽东还是准备遇到最大的困难并可能有的让步。他像往常激动的时候那样，挥动着硕大的手掌表示，所有个人的冒险，就是希望能通过谈判这一步，先建立资产阶级领导又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然后再实现新民主主义制度。
显然，这是在委曲求全，基本上接受了苏联“老大哥”斯大林的思路。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及他在历次紧要关头力挽狂澜的事实，人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这番高论，没有理由不为他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大家纷纷表示中国人的事还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为好，美军不登陆、苏军不入关对中国人民有利。至于新的形势下中共力量的发展，是完全可以放下包袱信心十足的。有人在会前会后还作出一系列和平畅想，诸如蒋介石返回南京，中共中央也应迁都，要么并入南京，要么拉开一点儿距离，在各方面条件均比较优秀的苏北根据地的重镇淮阴等。朱德考虑得更为长远，连将来的民主选举运动都想到了，认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对中共有利，并且幽默地说：“让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吧。”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他建议在去重庆的这段时间，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书记处时，仍保持有五个人在位，能够开得起会。最重要的还是掌握部队，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肖劲光同时离开延安，奔赴部队，各就各位，作好战斗准备。这种严阵以待的态度，自然在延安营造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毛泽东“壮士赴死”的英雄气概，再次感动了红色根据地的人民和全军官兵，高级将领们个个立誓、人人表态，迅速地形成了决战前的政治基调。这是毛泽东所需要的精神状态。
就在这一天，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又一次心怀叵测地敦促毛泽东及早成行。毛泽东依旧不急不忙拖了一天，到8月24日才极为亲切地回过一份电报去：“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亲笔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通知》，提出去重庆谈判存在两种可能：第一，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有条件地承认中共地位，共产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地位，于是两党（加民盟）合作，国家进入和平发展新阶段；第二，国民党发动内战，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面前“输理”，那么，“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
这才是一份真正的中共内部情报，而与蒋介石此前从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那里所接到的“秘密情报”截然相反的是，他始终断定毛泽东不会真正到重庆来。老蒋当然相信戴笠手下的那帮人，故而在重庆一片焦虑的声浪中，他仍然保持着冷冷的淡定，总是说：“不要慌，我心里有数……”
在获取延安可靠消息方面，蒋介石是下了大力气的，明的暗的用了不知多少手段。还是在1943年，两个“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军官就骑着毛驴来到延安。他们一个是军令部新任命的驻第十八集团军联络参谋徐佛观，另一个是驻贺龙一二〇师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延安给了这两位“高参”很高的礼遇，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隔三岔五接见宴请，连中共的延安整风文件，徐佛观和郭仲容也照看不误，而且是每份必读，认真仔细地研究，随时向重庆报告最新动态。
在国民党军统的圈子里面，出入延安无疑是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因而徐佛观每次只要有回重庆述职的机会，都要被戴笠请到军统局讲课传经。可是，延安毕竟是个“大染缸”，驻在那里时间长了终究有危险，老蒋不放心，戴笠放不下，徐、郭二人也觉得苦不堪言，所以很快又被周励武和罗伯伦取代。
周励武这个人急于往上爬，到了延安就功名心切，一心想搞到中共有价值的情报，好去戴笠那里邀功请赏。于是，他不久就盯上了延安交际处一个叫王荣棠的服务员。小王年纪不大，长得嫩嫩的，周励武就想用个小计谋去引诱他，外出时故意把一枚金戒指丢在地上，试图等王荣棠财迷心窍捡到手就能抓住把柄。可周励武哪里知道，王荣棠是经过严格训练而又久经沙场的中共“老”边保人员，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那点小伎俩，二话不说，向组织汇报。周励武不甘心，又盯上奉命来照顾他们生活的延安师范女生关淑珍，自然也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国民党军联络官从踏入延安的那一刻起，就被高度控制起来，只是他们并不自知。他们偷偷发出的每一份电报，还没等到老蒋圈阅，就已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了。这虽说是重庆谈判成败毁誉的插曲，但却也是正题。
国共之间还在温情脉脉的文电展演期间，迷雾中的山雨欲来，实际已徐徐拉开帷幕。所谓“谈判”，不过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明牌”。按照毛泽东的话说——“这是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打“明牌”的双方所不同的是，延安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以一种“解放”的姿态“假戏真做”，因而有备而来，滴水不漏。而重庆国民党政府从一开始就抱着过去“戡乱”的老皇历“假戏假做”，骄横心态不加掩饰，且上上下下看着委员长的眼色行事，都在吊儿郎当对付差事，以至于后来到了谈判桌上，毫无准备，漏洞百出。于是，看透了对手底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能够始终掌握着国共谈判的主动权。整个谈判只能按照中共早已拟就的方案步步推演，而蒋介石则措手不及，总是怒气冲天按不到点上，索性就硬着头皮不按套路出牌，端起国民政府的大架子，失信食言之举在所难免，而民心向背由此生发——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天定的大势所在，从中可见未来战局的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