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童纳实际上是汉堡的近郊，也是那条可以把我们带到由北海通到波罗的海的大小海峡岸边基尔线的铁路终点站。不到二十分钟，我们已经到达荷尔斯泰因境内了。
六点半我们到达车站；叔父那些又多又重的行李被卸下来、搬进去过磅贴标签，最后放在行李车里，七点钟我们面对面坐在火车的一节车厢里。汽笛一响，火车开动了。我们的旅程开始了。
我有没有推辞不去？还没有。早晨新鲜的空气和车外少见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思想。
叔父的思想显然跑在火车的前面，这和他的急躁相比，已经是慢得多了。车中只有我们二人，可是我们谁也不说话。叔父一直在特别仔细地检查他的钱包和旅行袋。我发现他似乎已经想到为了实行他的计划所可能需要的每件东西。
在其它的东西中间，有一张折迭得很仔细的纸，纸上有丹麦的国徽以及教授的一位朋友——丹麦驻汉堡领事克里斯丹孙先生的签字。这张纸可以使我们在哥本哈根拜见冰岛的统治者。
我也看到了被他小心翼翼地藏在他的钱包最里层的那张有名的文件。我暗自咒骂着这张文件，然后又注视着车外的景色——一大片接连着的、令人感到单调乏味、但又很肥沃的平原，这一大片平原对于那些笔直的火车路线却是有利的，它们也使铁路公司的人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可是我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让这些单调的景色使我的眼睛感到疲倦，因为出发以后三小时之内，火车就在基尔——海的尽端——停下了。
我们的行李一直登记到哥本哈根，所以我们没有再受到麻烦。叔父还是焦急地注视着行李运到路上。全部行李又都被送进了船舱。
由于叔父做事敏捷，我们有了一整天空闲时间——我们的汽船——爱尔诺拉——要到晚上才开。我们又熬过了令人着急发狂的九小时，这位性急的旅客破口大骂铁路和汽船的管理方法，也诅咒了造成这些弊端的政府。当他和爱尔诺拉的船长谈话，并且催促他立刻开船的时候，他也希望我支持他——可是这位船长认为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我们在基尔也象在别的地方一样糊里糊涂过了一天。我们在这个耸立着小城市的港湾口岸上游荡，还在森林中间穿来穿去，这些森林使得这个小城市看来就象嫩枝丛中的鸟窝，我们瞻仰了各有一个小澡房的别墅，一直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并且埋怨着，终于熬到了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的烟囱里现在升起了几道烟，锅炉里的响声震撼着甲板；我们站在船舷上，并且在唯一的船舱里占了两个卧铺。
十点一刻，船上的绳索都解开了，汽船横过大海峡的黑水向前迅速驰去。
夜色沉沉；风顺而浪高；岸边有几处灯光透过了黑夜往后一会儿，一座灯塔把汹涌的浪涛照耀得光彩炫目，这就是我第一次渡海所能回忆出来的情景。
早晨七点钟，我们在谢兰岛西部一个小镇考色尔上岸。我们又在那里登上了另外一列火车，三小时内到达哥本哈根。叔父彻夜未眠。在他性急的时候，恨不得用脚推着火车前进。
最后他看到了一片汪洋。
“波罗的海峡！”他嚷着。
我们左边有一座大楼，一位旅伴说那是疯人医院。
“好，”我心想，“我们一定得在这所房子里度过我们的晚年了！这所医院尽管这么大，却还装不下黎登布洛克教授那些疯狂的念头！”
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在哥本哈根下车，我们带着行李到了布莱德加脱的凤凰旅馆。叔父匆匆忙忙地上完厕所就带我出去。旅馆的传达员能说德语和英语；可是这位能说好几国语言的教授却用流利的丹麦话提问题，他终于知道了北方古物博物馆在哪里。
博物馆馆长汤孙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那位驻汉堡领事的朋友。叔父有一封热情的介绍信给他，一般地说，学者对待学者总是相当冷淡的。这次却完全不是这样。汤孙先生是位非常热心的人，他十分客气而诚恳地接待了黎登布洛克教授，也接待了他的侄子。我简直用不到说我们要保守秘密，也用不到说我们仅仅是对冰岛奇观感到兴趣的旅客。
汤孙先生听从我们的吩咐，带我们到码头上去找开往冰岛的商船。我还存着一线希望，但愿无船，可是令人失望的是正好有一条丹麦小帆船伏尔卡利将于6月2日驶往雷克雅未克。船长布加思在船上，他看到这位未来的船客一高兴就使劲摩擦双手时，可能会感到有些奇怪。然而，他利用我们的着急，要我们付双倍的船费——这件事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叔父。
“星期二早晨七点钟上船。”船长说，一面收好这笔相当数目的钱。
我们谢谢汤孙先生的照顾，又回到了凤凰旅馆。
“一切都很顺利！很顺利！”叔父重复着说，“找到这么一条就要开的船是多么幸运的机会啊！我们现在先去吃午饭，饭后再到镇上去看看。”
我们步行到孔根斯尼妥辅，这是一块空地，停放着两门谁也不怕的无用的大炮，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家法国餐厅，每人花了两先令吃了一顿既不贵也不便宜的午饭。我年轻、兴致高，在这个小镇里逛了一圈；叔父叫我带着他，可是他什么也不看——既不浏览那没有意思的宫殿；又不去欣赏博物馆对面那横跨着运河的美丽的十七世纪大桥；也不瞻仰一下巨大的托尔发孙纪念馆，馆内陈列着托尔发孙的几个雕像，可是馆外挂满了讨厌的图画；他更不到精致的公园里去看厚纸做成的卢森堡城堡；还有那文艺复兴式的建筑——汇兑银行，那儿的钟楼是由四条铜龙的尾巴形成，城墙上的风车象帆船上涨满着海风的风帆，这一切他都无心观赏。
如果和格劳班一起在这里游玩该多好阿，可是唉！她太远了，我还能希望再见到她吗？
但是叔父虽然不注意这些令人喜爱的景色，他却被哥本哈根西南角的阿马克岛上一所教堂的尖顶吸引住了。
我接到命令，向这个方向进发。我们登上了一艘在运河中行驶的小汽船，不久到达了造船所的码头。罪犯们穿着灰色和黄色的条子衣服在马路上被监督着做工，我们穿过这几条狭窄的马路以后，到达了辅发莱沙科克，这里除了它外面那绕着尖顶蜿蜒而上的楼梯(唯有这楼梯吸引住叔父)外，没有什么稀罕的。
“我们上去。”叔父说。
“会头晕的！”我答道。
“这么多理由。”
“可是——”
“不管它，孩子，别浪费时间。”
我不得不服从。坐在马路中间的管理人把钥匙交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开始登楼了。
叔父精神抖擞地首先迈上了一步。我害怕地跟随着他，我非常容易头晕。然而，当我们在里面登上楼梯时，一切都很顺利；一直走上一百五十级以后，就有风迎面吹来——我们已经到达了尖顶的平台。这时候我们开始要登外面的楼梯了，楼梯只安有细细的铁栏杆作为防护，台阶越高越窄，似乎可以伸到无限高的空间。
“我也许不行了！”我喊道。
“要我说你是胆小鬼吗？上去！”毫不怜悯的教授说。
我不得不紧挨着栏杆上去。风吹得我昏昏沉沉。我感到尖顶在空中摇摆；我的腿受不住了，我发现自己用膝盖往上爬，后来干脆就匍匐而上了！这无边无际的高空，实在可怕，我闭上了眼睛，真受罪阿！
最后，叔父的手抓住了我的领口，我到达了顶端的圆球。
“喂，”他说，“往下看！你应该学学往下看深陷的地方！”
我不得不睁开眼睛。我看到下面的房子在烟囱的浓烟中间，仿佛由于倒塌而都摊开了。我的头项上是一朵朵飘浮着的白云；由于错觉，这些白云似乎都不在飘动，而尖顶、圆球和我都以了不起的速度被带动着前进。远处的一边是翠绿的田野，另一边是在日光下闪闪发光的海面。波罗的海峡一直伸展到厄尔息诺尔，数点白帆犹如海鸥的翅膀，在烟雾腾腾的东面，瑞典的港湾刚巧能分辨出来。
叔父叫我站直了，向四周眺望。我第一次学着控制头晕，只能延续一小时。最后当我被准许下来，两脚踩在大街的坚实的人行道上时，我简直不能直起腰来走路。
“我们明天再来。”教授说。
事实上，这种令人头晕的练习我重复了五天之久，我自己也想不到，对于这种“居高临下”的艺术，我居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