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使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得到发展——是西非发展最慢的国家。这的确说明一些问题。我新招来的这个人一定以为他已经死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天堂。衣冠楚楚、打着领带的卫生部长看了眼他的打扮，问他是打算去打仗还是去村子里工作。显然，思想的纯洁不能代替能力。或许那就是他的服装风格。调查大约进行了一半时，政府让他离开那个国家，由几内亚人自己完成了这项工作。
我们没有时间和财力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要确信我们找到的是一位认真负责的人。莱尔没有使我们失望。
他用明显的中西部口音说：“乔，我刚为你找到了一个小伙于，他是个无所畏惧的登山员，他一定会做出成绩。他的名字叫罗伊·巴伦（Roy Baron）。他一直在做免疫工作。”
我想要他攀登的唯一山峰是在脑子里。但听起来他很不错，——直到莱尔又说：“顺便说一句，他也从来没有出过国，好好照顾他。”
后来知道，他也从未参加过任何一项重要调查。根据流行病情报所的最重要的传统，他将在前进中积累经验，边干边学。无论怎么说，他得到了莱尔的认可，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我们的头一件事就是要收集我们可能需要的设备和供应品。当我们要到偏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在特殊病源体分部有一个秘密武器：海伦·恩格尔曼（Helen Engleman）。她是一个肩膀宽宽的、敦实的、仪表堂堂的女人，能使许多技术人员见而生畏。她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之前，曾在海军陆战队工作。海伦坐在转椅上主持她的工作，转椅就在电话机和一堆记满了只有她自己懂得的符号和数字的分类表的旁边。她的办公室里弥漫着烟雾，她的烟灰缸总是满满的。海伦深沉的男低音嗓音宏亮，隆隆作响。这种声音能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包括她的司。你触怒她时，是自讨没趣。
海伦是一位令难以置信的细致的组织者。她往床脚柜里塞的东西比许多人往小运货汽车里装的东西还要多。除了为我们准备的显而易见的一些装备——针、注射器、试剂、显微镜玻璃片，抽样瓶——她一定还会准备在非洲临时生活所要的必需品、管道带、记号笔、纸张、钢笔和铅笔。海伦把我们所有的随身用具都塞进了两个板条箱里。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没有带，那就是可折叠的野外实验室。扎伊尔第一次爆发埃波拉时我曾使用过。我们现在对这些病毒已经很了解了，认识到主要危险来自注射，而不是气体中的浮质的传播。因此，笨重的手套式工作箱是一个累赘，要不是明确规定非带不可的话，我们可以像在塞拉利昂进行拉沙项目时一样，就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工作。利用基本预防措施防止感染。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竟忘了带手电筒，我们天真地以为可以在任何地方弄到一个。我们本应该有先见之明。
我们又一次没有时间取得去苏丹的签证，所以当我们抵达日内瓦时，世界卫生组织给了我们联合国的护照和签证。罗伊和我赶上了星期五下午去纽约的航班，联系了从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到日内瓦的航班。我最耽心的是怕在沿途哪个地方丢掉了行李，把我们留在苏丹中邹，除了背上背的外，没有供应品，没有换洗衣服。我们是幸运的，或者无论怎么说似乎是幸运的。我们在路上没有丢失行李，还莫名其妙地被航空公司安排在头等舱，给了我们一顿美餐，这可能是我在飞机上所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
但是我们两人都感觉难以享用这么好的饭菜。这也许是最后的晚餐。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日内瓦一出海关，就叫了一辆出租汽车直奔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听取情况介绍。我们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了。去喀土穆的瑞士航班下午就要起飞，因此我们必须在三点钟回到机场，赶这一趟航班。联合国的一些大楼巍峨壮观，座落在一个大公园里的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地上。出租汽车经过一连串白色的办公大楼，最后到达了尽头，我们在这儿下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使参观者感到是一座十分拥挤的房子，没完没了的过道和自动扶梯。这是一个能使人在里面迷失几天走不出来的地方。我们到了四楼，那里是传染病部。病毒组的组长保罗·布雷斯（Paul Bres）和他的助手法克里·阿萨德（Fakhky Assad）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人非常不一样。保罗是地道的法国人，法克里则是地道的埃及人。保罗沉静、稳重，而法克里则热情奔放，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与保罗会见，但已久闻大名。1976年他和一个小组去过苏丹，但我想他没有到过恩扎拉。不过，他的职位使他了解我们为何而来。他50多岁，灰发修剪得很短，穿着保守，有优越感，很像一位法国陆军在海外服过役的前上校。他一生专门从事节肢动物传染病毒——由节肢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研究，特别是黄热病。这一专业使他跑遍了西非，在他的专业旅行中，确实参与了尼日利亚对拉沙病毒最早的搜寻工作。他把自己恰当地看做是法国在热带医学实践方面留下的遗产的继承人。但是，像大多数传统一样，他也有其弱点。他的模式是军事化的，因此没有大多的灵活性，甚至在最需要灵活的地方也不灵活，但这不等于说他缺乏某种力量。专制的模式能保证把调查研究组织得格外好。在这方面，不幸的是法国当时没有派人去苏丹。
与保罗相比，阿萨德是一个圆胖的、爱喧闹的人，一头波浪式的浓密的灰白头发，很有幽默感。他的笑声可以用里克特震级来测量。他的秘书琼（June）后来告诉我们，凭他在过道里能产生回响的笑声她就知道他在哪里。他总是乐于助人，非常好奇。他渴望学习，这使得他与保罗明显不同。保罗表现出好像没有他不知道的事。他们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保罗喜欢色彩暗淡的服装，而法克里的衣着则像是万圣节前夕穿的衣服。他最爱穿耀眼的钻色衬衣，系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围巾而不是领带。法克里在与我共事的人中是令人最愉快、最善良的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中，他会继续大力促进对出血热的研究。因为以前我们彼此都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因此我们小心翼翼地彼此绕了一会弯子。保罗和法克里开始讲到那时为止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园为我对恩扎拉地区了解，他们要我讲讲对这个地方的看法。
我说：“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很可能看到许多很分散的病例，这对诊断、检疫或防止病毒扩散没有什么帮助，或根本就没有帮助。由于这一地区实行了封锁，对我们来说，政府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我们都认为，由于信息不足，很难了解疫情爆发的范围，又由于切断了对该地区的所有贸易，我们可能会发现要把我们的供应品带进这个地区也有困难。保罗和法克里非常关心我们的后勤，如何使我们的设备能完好无损地进入苏丹南部。他们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喀土穆的当地代表有些担心，显然那位代表会觉得自己的重要性会受到很大损害，因此与他打交道时要拐弯抹角，要有适当的礼仪，要有一点炫耀。他们担心他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会是个障碍。
1976年爆发过流行病后，世界卫生组织采取预防措施，贮存了一些物资，因为类似的考察队可能需要它们。他们带我们到了贮藏室，里面有起保护作用的纸衣服和塑料工具，等等。还发现了几个遮盖整个面部的、预防有害生物物质的面罩——样子很难看，戴起来非常不舒服，它们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的防毒面具。可是，我们以感激的心情拿了一些面具与保护性的工具，把它们与海伦为我们包装的物品放在一起。没有时间了，我们急忙赶往机场，登上了去喀土穆的航机。
有了1976年埃波拉病毒传染爆发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作好准备，以防小组成员在苏丹边远地区感染了埃波拉。我们已和比利时驻喀土穆大使馆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类事件，与“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同时，我们决定，撤退最好是从欧洲派一架飞机来协助进行，飞机到达苏丹之前，可先在开罗稍停，把存放在那里的现场隔离箱带来。要防止与病人接触的任何人受到感染，隔离箱是必需的。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出发之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可靠的计划。
事实很快证明我们错了。
到达喀土穆时，我们为自己鼓鼓气，以便会见保罗和法克里所介绍的那位自命不凡的、固执的官员，但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正好外出了，而是由他那非常讨人喜欢的助手前来迎接我们。他告诉我们所有到恩扎拉的航班（本来就不多）都取消了，因为政府设立了防疫线。由于有流行病，去南方的航班已受到限制，去朱巴——离恩扎拉最近的城镇——的最后一次航班在两小时内就要起飞。也不知道是否很快还有另一次机会。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这真是进退两难。本来我们以为在喀土穆会有足够的时间收集更多的有关流行病的信息，弄清当地的政治情况。最后我决定独自前往朱巴。了解一下那里的形势。从那里，我可以尽一切努力找到去恩扎拉的交通工具。我将罗伊留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为我们在喀土穆存放的防护衣，期望晚些时候我们在恩扎拉相会——假定他能够到达那儿。
苏丹航空公司不能算是世界上主要的航空公司，甚至不能与塞内加尔航空公司、布鲁斯（Br0usse）航空公司（扎伊尔）和塞拉利昂航空公司（现已停业）这些无名的航空公司相比。不管有多少经验，也经受不了这次飞行给我们这些可怜乘客带来的神经紧张和心脏怦怦跳的感觉。飞机能起飞似乎是一个奇迹。而这次航行能够安全着陆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只要说下面一句就够了：飞往朱巴途中的恐惧早把我对流行病的担忧一扫而空。
经过了紧张不安的两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一个坑坑洼洼的简易的柏油跑道上。终点站不过是一个上面盖着有光泽的马口铁屋顶的大棚子。只看见几个人，荒芜的气氛笼罩着这整个地方。飞机立即开始滑行，掉头飞回喀土穆，没有载任何乘客，因为飞行员不愿在附近停留。
虽然我们正好在赤道的北边，我对这样的酷热仍然没有准备。在这个可怕的地方，把一只脚挪到另一只脚前面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在我出发到恩扎拉之前，我需要从在朱巴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那里尽可能多地了解一些有关流行病的情况。第二天早晨，我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大院。院子里有几座围着游泳池修建的拉毛粉饰的、上面有马口铁屋顶的房子。酷热使游泳池吸引了不少人。显然，联合国大多数的工作人员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的工作不可能是愉快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天气热。苏丹这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骚乱之中，叛军不断威胁着当地的百姓。在最好的季节也总是缺少粮食，现在则更难搞到手了。情况虽然不好，但这里的局势（别人告诉我）比这个国家的西部要好得多。
我开始问他们是否知道有埃波拉那样的病例。在大院里与我交谈的人都未听说过朱巴发生过这类病例。我会见的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传教士也仅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国家的西部可能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但他们不能肯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知道我在这里不会有什么收获。由于交通阻断，受疾病侵袭的地区几乎没有通讯联系，我对这些不应该感到奇怪。我正到处寻找交通工具时，罗伊·已伦来了。他是乘一架警察飞机来到朱巴的。这架飞机是他设法从喀土穆的官员那里征用来的。这给了我很好的印象，这说明莱尔选中的人是好样的。罗伊显然是一位天生的旅行家，证明他是位精明、机敏的调查研究人员。有他在身边，我感到幸运。警察飞行员将继续把我们送往恩扎拉。这个消息太好了。要不然我们得乘坐联合国的卡车，经历一次艰难的、尘土迷漫的长途旅行，或者更糟，得乘商用车辆，与羊和鸡一起瞒珊而行。如果乘汽车，我们势必得躲过为禁止旅行和维护防疫线而建立起来的路障，或是要一路向他们解释我们前来的原因。
现在有了运输工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恩扎拉丁。越快越好。因为一旦驾驶员听到了有关流行病的情况，他们对整个计划的热情肯定会下降。不过，他们同意继续飞行。我们到了恩扎拉，找到了住处，然后出发去延比奥调查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病人。在延比奥医院的摇摇欲坠的小屋里，我们两人跪在地上，仅靠煤油灯的灯光开始察看病人，为他们抽血。那天晚上我分离出了血清，这样，飞行员回亚特兰大时就能将这些宝贵的抽样带走。
第二天，飞行员愉快地上路，带着血液抽样回到喀土穆。我们的初步工作完成了。现在要安顿下来继续我们的调查，看能否控制疫病爆发。
到达这个小镇两个晚上以后，我遇到了意外事故。那天早些时候来了一位老妇人，她来自埃波拉确已发生的地区。她发着高烧，神志失常，还在抽搐。在我跪着从她手臂上取血样时发生了事故。当我开始抽出注射器的栓塞时，她猛地动了一下，这时针头滑落了，刺破了我的手套，戳进了我的拇指。
当沾满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破了你的皮肤时，你存活的可能性等于零。我继续工作——没有别的选择。那天傍晚，罗伊通过静脉注射输液管为我注射了我们带来的埃波拉免疫康复血浆。我可能受到了感染，也可能没有。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检验。
现在别无其他选择，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是否受到了感染。我们继续进行调查，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因为我们两人都不知道还剩下多少时间，假如我病倒了，我就得停止工作。工作一停止，调查也就停止了。在我血液里可能按指数繁殖的同一病毒在恩扎拉附近继续传播。我打定主意，如果我不能在自己体内制止这一病毒，也不能让任何事情阻止我去防止这种病毒传染给别人。
这一次我决定要在现场用海伦精心包装的试剂对埃波拉作出诊断。但我还需要一些专门设备。我幸运地找到了1976年埃波拉爆发时的一位老朋友西蒙·范·纽文霍夫（Simon Van Nienwenhove）。西蒙曾沿着更加靠南的路线寻找扎伊尔埃波拉病的发病根源。他仍然在这个地区工作。他是一个比较粗壮的比利时人，看起来像一个16世纪佛兰德富裕的坐在那里让人替他画像的自由民。虽然他外表轻松，甚至有些懒散，但实际是个对工作入迷的人。他的目的是消灭非洲一种厉害的流行疾病嗜眠症。这种病是由一种恶性单细胞寄生虫侵入血液和大脑引起的。在某些方面，它有点像疟疾，不过它不是由蚊子而是由一种特别脏的、名叫采蝇的昆虫传播的。西蒙渴求简朴，过着隐居的生活，由一位忠实的非洲职员照顾他。他把他作实验室用的小屋慷慨地给我们做住房。他一点不担心我们会把埃波拉病毒带进他的设备里。他在非洲危险地区里生活大久了，不会为此感到不安。此外，他相信我们的技术专长。他的实验室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有一个汽油发电机供电，还有一个用煤油作燃料的冰箱——一件意外的奢侈品，这使我们不必再手摇曲柄来分离血液，因为冰箱能起同样的作用。我要做的只是将抽样直立着放在冰箱内过一夜，而不必用机械方法把病毒或血浆与血液分开。第二天早晨，血细胞就会凝结，沉淀到试管的底部。我可以轻易地将浮在上面的、金黄色的血清取出，但我必须记住血清里可能充满了病毒。
每天清晨一开始，我们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走进实验室，开始用移液管把病毒吸进合适的小瓶里用作试验。用萤光抗体试验就能完成这一工作。海伦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些玻璃片，上面用伽马射线使其不能活动的、受到埃波拉感染的细胞。我把血清滴在玻璃片上，加上一滴液体附上萤光标记，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如果它闪闪发亮，那就是阳性。通常我要等到一天结束时才去看这些玻璃片。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试图尽早把试验做好。我们需要尽快知道谁是阳性。就从冰箱里拿出每一个抽佯，然后对它逐个进行观察。我试图集中精力尽可能客观地做这件事，但是现在我还在着重寻找一位病人的名字。当我知道那块玻璃片就在我面前时，我把它放在了一边。
最后，直到其他玻璃片全部观察完毕后，我才鼓起勇气去看那最后一块玻璃片，这是延比奥医院那位老妇人的抽样。如果玻璃片上的黄色萤光染料发亮。那我就受到了感染。不幸的是，即使呈阴性，也未必意味着我没有染上此病。这位妇女的病可能是早期，因而不可能产生抗体。我希望她能活得久一些，这样我可以取得第二个抽样。我的心在跳动。我似乎看到我的妻子香依和三个孩子已回家了。我最小的孩子安妮才三岁。我是他们唯一的赡养人——当时我的妻子没有工作——的确，我享有政府标准的人寿保险，但我不想让家人依靠这一保险过活。我想，为了他们，我也不能病倒。
我犹豫了一会，然后调整光源，最后把玻璃片放在显微镜下。调节旋钮，把焦距对好，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为了集中注意力，这是我所能做的一切。
我对自己说，要把这个血清看作是别人的。它和我没有关系。
当我调整显微镜时，细胞开始成形了。我寻找着。在我来回观察玻璃片时，看到的细胞都呈灰色、绿色和黑色。我已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轮廓和细胞核，到处附着萤光的斑点。没有明确的稠合物，我已把它们洗得很干净。我检查了阳性控制：它呈黄色，在闪闪发光。
它是阴性，很清楚是阴性。
我得救了——至少在明天采取血清之前。我每天必须检查一次，同时，我还得继续我的工作。
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找到已经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然后想法控制他们与家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个监督制度，在病人病毒滴定度还不高、传染性还不强时，能尽量找到他们。这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在比较发达的国家，你可以求助于医院，可是在苏丹不行。在这个国家，医院被看作是走向死亡的地方，特别是感染上了埃波拉。更糟糕的是，这个病的爆发引起了很大的恐惧，以致当感染上埃波拉的病人在医院里要死亡时，还不让家人照看他们。为什么要让你的亲人孤独地死去。一次又一次，使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非洲，家属十分重视死亡仪式。同样重视的是下葬地点的确切位置。如果医院不能保证把遗体送回让亲属进行合适的安葬，可以理解，家人是不愿意把病人送去医院的。
显然，没有病人亲属的合作，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我们不让他们照顾他们的亲人，我们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决定鼓励他们继续他们的做法，但也要求他们采取一些简单的措施，防止感染。我们告诉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护理你们的丈夫或女儿，我们理解这是多么重要，但当你们这样做时，请一定戴上面罩，手套和穿上手术服。我们从库存中拿出这些东西提供他们，并使他们了解该怎么做。为了便于这一工作的进行，我们向每位病人家属指定了一至二位医护助理，负责照顾病人的亲属。减少与病人的接触是切断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同时，还能保持家庭的传统。1996年在加蓬，一些年轻人因处理一头死去的黑猩猩的肉而引起埃波拉在他们中间爆发。当时阿兰·乔治（Alain Georges）就是采用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
当然，我们对死者的埋葬问题仍未解决。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丧葬仪式中，哀悼者与死者有密切的接触。如果不是传统的丧葬习俗，1979年在苏丹和扎伊尔这一疾病的爆发就不会这么广泛。现实情况是，在下葬前，我们没有办法不让他们把死者身上所有的粪便都清洗干净，因为不这样做就将尸体埋葬，这是对家属很大的冒犯。我们想，最好的做法是在举行这些仪式时确保没有一个人受到感染。我想，为什么不用我们在医院里使用的那种溶液呢？毕竟，接触的程度是一样的。不同的是，现在不是进行隔离护理，而是采取隔离办法清洗尸体。我们想出了一系列的卫生措施用来准备尸体埋葬。由于我们还得监督这些葬礼，因此对它们的程序已很了解。为了回报他们的合作，我们向他们的家属保证，如果他们的亲人死在医院，我们将会把他或她的尸体送还给他们进行埋葬。我们的这一折衷办法被广泛接受。这使我们感到满意，但并不感到吃惊。人们毕竟害怕埃波拉，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戴面罩穿大褂似乎不方便和使人党得奇怪，但为了避免感染，这一代价是很小的。此外，服饰——不论其式样或动机如何——在他们的文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最令人满意的是这意味着他们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习俗。
我们几乎马上就看到了我们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好处。现在，更多的、可能感染上埃波拉的人都愿意前来进行检查、验血。这些就是需要我们走进树丛去寻找并说服和我们一起回来，在我们及其家人的监护下照顾的人。
恩扎拉和延比奥地区的大多数人都住在大院子里，只有穿过长满灌木丛的羊肠小道才能到达那里。当然，没有当地的地图，因此只得靠找人为我们领路。甚至在找到了目的地时，我们也不知道会受到什么佯的接待，因为许多家庭是不愿意把他们生病的亲人交给陌生人带到医院去的。然后，我们得设法找出谁与谁是亲戚，谁与谁不是。一个男人可能不止有一个妻子。一个女人可能说某某人是她的兄弟，你得将这记下来。然后她会指着另一个男人说：“是的，那是我兄弟。”你也得负责地把那记下来。然后你会问第三男人是谁，她会说：“是的，那是我兄弟。”很快，我们将所有这些兄弟都记下来了——可能有9个或10个之多，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即使对一些大家庭来说，兄弟也够多的了。费了一些时间我们才弄清，她对兄弟的概念与我们的完全不同，在许多文化中，把一个男人称做兄弟，把一个女人称做姊妹，这是另一种方式表达某某人很重要，因此应当给予与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间样的爱和尊敬。给予尊称的做法可能惹人喜欢。但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中，在明确一群人——或“有共同特点的一组人”——的身份时，这肯定没有多大帮助。
罗伊·巴伦，苏丹卫生部的医生奥姆兰·朱贝里（QmranZuberi）和我，我们三个人分头活动，想在当地埃波拉病患者还没有把疾病传染给周围的人之前就找到他们。一个当地医院的护士把我带进了小树丛。在开始追踪病人时他最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就来自一座像这样的大院，与这一地区的许多人都很友好，并且熟悉他们的生活习惯。在确定谁想误导我们时，他特别机敏。他总是使用纽约或芝加哥任何正派侦探在进行调查时所使用的同样技巧。首先，他会向人们询问是否知道有任何可疑的情况，然后会以赞德语（Zande）翻译给我听，告诉我：“这个人说我们应该到那边去，到西边去，在那里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个患有埃波拉的女人。”
我本想说：太棒了，咱们走吧。
但是护士会摇摇头，给我使个眼色，示意我不应该如此匆忙。
这时他会说：“先生，这个人在撇谎，你可以从他眼睛的转动看出来。”
“好，你是说没有女人得埃波拉。”
“不，不换换弧先生，没有错，一个女人是病了。但是她不住在他说的那个地方，而是应该向东去。”
当我问他是怎样获得这样聪明的，他总笑着说：“我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就是靠护士的这一直觉，在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院子里。它似乎像幻景一样坐落在高高的草丛中。院子里有几间用泥砖砌成的茅草屋。这些上面有茅草屋顶的住房的布局，通常是围成一个圈，中间是空地，院子通常打扫得很干净。小屋按严格的等级排列，一家之主住最大的屋子，大老婆的屋子就在旁边。第二个老婆住在第二间，以此类推。在中间的院子里，通常你会看到女人们用一根五、六英尺长的木杆在一个大的木臼里捣玉米。其他人在准备当地的其他主食。孩子们、鸡和其他牲畜在周围乱跑。那里有一个用三块石头垒成的灶，几缕炊烟从一口大锅的下面升起。锅就放在石头上，它的里层已经黑了。谁住哪问屋子都有严格的规定：氏族的首领住第一间小屋，他的长子及其家人住第二间，第二个儿子及其家人住第三间，以此类推。
我们的出现引起了一阵骚动。他们都很清楚我们为什么到那里去的。护士走到一个男人面前，用赞德语向他打招呼。
“院子里有谁病了吗？”他问道。
他摇摇头，表示没有。他一再说每个人都很健康。
即使没有翻译，我也能猜出他的回答。
“说谎，”我的向导用他惯常的权威口气说“没错，他在撒谎。”
护士继续围着一个围栏走着，围栏里养了一些鸡、山羊或绵羊（东非洲很难把它们分开）由一个男孩子照看着。我的向导转向男孩，问他知不知道有个女人病得很厉害。男孩疑惧地打量着他，向导又问了一遍。男孩的眼光移动着，后来停在我们右边的一个小屋上。我们知道该到哪儿去了。
一个我估计大约有20岁的年轻女子，被从她自己家的院子搬到了她亲戚的院子里，这是把病人藏起来不让当局知道的一种办法，这样病人就不会被带走。可是没有人试图挡住我们的去路，她躺在一个垫子上，脸上和四肢的汗珠晶莹发亮。她在发烧，并已昏迷。当我问及此事时，他们告诉我她已经病了四、五天了。
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埃波拉的传播，唯一可能的治疗方法是用起康复作用的血浆。但是那能管事吗？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确实没有其他办法。病毒哇对治疗埃波拉完全无效。我们除了给染患埃波拉的病人以血浆外，如果还能做些别的什么，那不是更好吗？也许使用那种方法，我也会发现它是否在我自己身上起了作用。这个女子最不利的因素是她已患病四五天，病情已有很大发展，不大容易治好了。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说服她的家人把她交给我们看护。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把她送到医院后，不会阻止家人去看望她。如果她去世了，我们绝对会把她的遗体送还他们进行适当的安葬。
如何把她送到医院，这还是个问题。即使有运输工具，一般的车辆也无法穿过高密的草丛。所以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把她抬出去。我总是很乐观，我估计把她抬到最近的一条公路——或者无论怎么说，看起来像一条公路的地方——约需45分钟，于是我们派一个送信的先去安排我们的小卡车。我则找了女人家里的两个成员帮助我们抬担架。
那真是一场战斗，天气酷热，十分潮湿，一路穿过草丛。天渐渐黑了下来。在天黑之前到达大路，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可不想在草丛中过夜，谁知道那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此外，我们还要看路往哪走，我们要尽快给她血浆。我们所用的时间比我估计的多了一倍。当我们到达公路时，已经是黄昏了。不幸中之万幸，女孩子已经昏迷了，她已感觉不到疼痛。小卡车正等着我们。
我们一到延比奥，就在隔离埃波拉病人的房子里为她找了一个单人病房。这个房间不舒适。但是我们已无能为力。屋子不通风，没有窗子，除了污浊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闷热外，其他一无所有。
我穿上纸做的保护服，戴上外科面罩和双层外科手套。苏丹医生奥姆兰与我们小组一起工作。他自愿协助我对病人进行静脉注射，并开始输液。但他选用了面罩呼吸器而不是面罩，这就错了。罩住整个面部的呼吸器，换气的速度要慢得多，因此很容易起雾而变得模糊不清。如果你换气大多，就会迅速产生二氧化碳，没有什么东西比惊慌更容易使呼吸器蒙上一层雾气。我的同事神经非常紧张，我说什么也不能使他相信这并不是一项很危险的任务。
他开始抱怨天气太热。当我抬头看他时，我已看不清面具后的脸了。这时，我们试图在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下固定好静脉注射器注射血浆。固定静脉注射器的杆子不过是一根比较直的木柱，钉在作为底座的两根交叉的棍子上。然后在上端钉进一个钉子，把它弯起来作为钩子，用以挂静脉注射器的瓶子。无论怎样看，它都像一个十字架。
忽然，我的苏丹朋友小声而含糊不清他说，他感到头昏，虚弱无力。
他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坚持下去。”
我停止了手中工作，让他到外面去，取下他的面罩。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自己为这位年轻的妇女把静脉庄射器支撑好。她仍然昏迷不醒。我无法与她说话。虽然她浑身被汗水湿透，但仍感到很冷，身上潮腻腻的。她的血压骤然下降。到了无法测量的地步。
我虽然知道给病人输液大多有风险——由于病毒使病人的薄膜很容易被渗透，最后有可能使肺部充满液体，把它们浸没——但我觉得已别无选择。显然，我正在失去她。我必须使她的血压升高。这只有输液才能办到。但是别人告诉我，她已有整整24个多小时不能进用任何流汁。
血清能行吗？如果能起作用，在像病得这样重的情况下能有效吗？我真希望在她发病的初期就找到了她。我确实不知道这种治疗在任何阶段是否都能起作用。我所经历过的唯一的先例是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i）。他于1976年在扎伊尔感染上下埃波拉。他在英国用了免疫血浆，后来得救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服了干扰素，并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所以说不清使他恢复健康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问题很简单，我们现在手头只有血浆，我给她用了两个单位的血浆，这也许不可能治愈她的病，但也不会使她进一步恶化。毕竟我已用它在自己身上做过安全试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这意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没有感染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在比8的稀溶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说血浆起作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发展呢？
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在康复。如果她没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的血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我的手心是湿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实验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刚刚又一次获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苏的故事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维·辛普森（David 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全国退伍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 Legionnaires\'Disease 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退伍军人疾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她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原因。她在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年，她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验室，可以供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虚拟的来自外星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病毒实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1976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下来。麻烦的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飞走。
戴维是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11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6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A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15岁男孩坐的最后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容易。1967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A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A分。我想这样的成绩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50英里的地方——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计，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细菌学——像他所做的那样——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有发展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