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之后，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人民解放军各部先后进行统一整编。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第三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后，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为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队辖七、八、九、十共四个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由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兵团辖第二十一军（下辖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三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下辖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下辖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下辖第一零三、第一零四、第一零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由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兵团辖第二十四军（下辖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下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下辖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下辖第一零零、第一零一、第一零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兵团辖第二十军（下辖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下辖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下辖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由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兵团辖第二十八军（下辖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下辖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下辖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下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军队暂归华东军区指挥（后于1950年2月调归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人。
担负渡江任务的第三野战军先在原地学习毛泽东发表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进行一个月的政治练兵，而后南下江边。从皖北到苏北东海之滨，到处都有渡江部队在召开渡江南征的决心大会、表彰英雄模范大会、行军比赛大会，地方政府召开欢迎解放军南征大会，给解放军敬酒献旗。特别感人的是在南征大会上，各部队选出代表，站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前，紧握战旗，庄严地举手宣誓。开过决心大会，各部即陆续开赴江边，展开大练兵。2月11日，中央军委批准总前委关于渡江战役的初步部署和部队训练计划，并认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到全局胜利与否。所以，淮海战役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职责。
3月22日上午，蚌埠以南的孙家圩子。太阳刚刚露出笑脸，村子的上空笼罩着一层透明的水雾，像是把小村罩在玻璃罩中。很快，水雾消散了，村子里的农民一个个都惊呆了。原来，村子四周都是兵。不仅有兵，还有几十辆吉普车停在打谷场上和路边。村民们怎么也想不通，一夜之间，这些天兵天将是怎么来的？令他们惊异的是，这些当兵的腰间都挎着手枪，年龄越大，手枪越小。事后他们才知道，这是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这里召开兵团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是高级干部和随行的警卫人员，所以都挎着手枪。
会议在小祠堂里举行。由几个公文箱搭成的方桌上蒙了一块大白布，桌子两边摆了两排红漆椅子，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会场上烟雾缭绕，笑声不断。刘伯承、陈毅、谭震林、李达、张震分别坐在红漆椅子上，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三野参谋处长王德带着五六个参谋在一旁刷刷地做着记录。
邓小平向大会作《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报告。他用那浓浓的四川乡音，平稳而有力的语调，高度概括说：“同志们，伟大的渡江战役即将开始。蒋介石也好，李宗仁也好，都不愿放弃半壁江山，他们想搞什么划江而治，苟延残喘。毛泽东主席熟知中国历史，当然不愿让历史上的南北朝在现代中国重演。千百年来，在南京建都的封建帝王都梦想依恃长江天险，长治久安，流芳百世。但是，从三国东吴到南唐，在石城建都的七个朝代的帝王们，都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蒋介石、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是白日做梦！”他拿起小木棒，指着巨大的地图说，“渡江战役是我军的战略目标，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这时，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被辉煌的前景所鼓舞，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陈毅大声说：“讲得好，长江没什么了不起！无论战与和，渡江解放全中国是肯定的！同志们，加油干哪，谁先过大江，我陈毅为他作一首歌词！”
谭震林挥舞着拳头，说：“小平讲得对，和谈成了我们要过江；和谈不成，我们也要过江。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心不变。我们现在的唯一任务，就是练兵过大江！”
刘伯承笑着纠正说：“不能说过江是现在唯一的任务，你们三野过江后还要打上海，那是一块大骨头。”接着，他望着陈毅说，“你陈毅还要准备一副好牙齿去啃骨头呢！”
邓小平分析在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军可能发生以下几点变化：
（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至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做顽强之抵抗，或做有秩序之撤退。
（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5）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变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邓小平分析后，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然后传达了总前委的作战部署：
（1）由粟裕、张震两人率三野统帅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第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钳制两浦之敌。
（2）由谭震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枞阳镇段实行渡江。
（3）二野由枞阳镇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派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
（4）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兵接应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保持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淮海战役期间，粟裕因劳累过度，尤其是脑部过度疲劳，曾经昏迷过。2月底，粟裕在济南治疗养病，因此，孙家圩子总前委会议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参加的。3月28日，会议快结束时，他从济南赶来参加。原定的我军渡江作战部署，是以芜湖至安庆段为重点的，因而将三野的指挥位置定在合肥，总前委、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构和三野指挥部在一起。粟裕认为芜湖至安庆地段，江面较窄，敌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作为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地段是对的。但是敌人的长江防线是以南京至上海段为重点的，京（南京）沪铁路是其联系的重要命脉。我军必须利用京沪扬中至江阴段与长江平行靠近的有利条件，将扬中至江阴段作为东线渡江攻击的重点，渡江后立即截断京沪路，分割南京、上海敌人的防御体系。因此，部队必须准备渡江后，在江阴、无锡、常州三角地区打一场恶战。为了加强东线的重点指挥，三野指挥部不宜放在合肥，而应东移到泰州地区指挥才适当。
总前委同意粟裕的意见，这样就形成了后来的渡江作战指挥系统：邓小平、陈毅常驻总前委，和华东局、华东军区位于合肥瑶岗，总揽全局；刘伯承、张际春（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二野参谋长）在舒城（后移桐城）指挥由二野三个兵团组成的西集团及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粟裕、张震（三野参谋长）在泰州白马庙指挥三野第八、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谭震林在无为指挥三野第七、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实践证明，这一改动是很高明的。
会议结束后，粟裕和张震率领三野司令部机关进至泰州白马庙指挥；刘伯承、李达率领二野司令部机关进驻安徽桐城；陈毅、邓小平及舒同率领总前委机关、华东局机关，在曾希圣等陪同下来到合肥东郊瑶岗。陈、邓二人到瑶岗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修改后，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卯东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同意总前委建议，四野第十二兵团的两个军12万人进至武汉地区，牵制白崇禧集团，加上江汉、桐柏、鄂豫军区共约20万人，一部分兵力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地区，牵制九江方面之敌，保证两集团的右翼安全；另一部分兵力进占武汉的外围花园、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之间的地段渡江南进。
在抗日战争期间，粟裕曾三次率部在南京至江阴段江面渡江，对长江水情及两岸地形、民情非常熟悉。他站在1∶50000的军事地图前反复测算，把选择突破地与向敌纵深发展、迂回及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分析比较。在作战会议上，他谈了自己的设想。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地区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切断京沪铁路，揳入京沪敌人之间。这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我们也是完全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
粟裕反复测算了东集团（东线）和中集团（西线）渡江后对进合围敌人的距离，以及京、镇、芜之敌可能撤逃的路线和路程。长江在芜湖至江阴段的江身向北弯成弧形，是我东线（靖江、泰兴）和西线（无为、铜陵）对南京地区之敌实施钳形突击的有利条件。我东线突破江防，直指太湖边的无锡曹桥，两地相距仅四五十公里，若战斗顺利，两三天即可攻破。如果我军对江阴要塞敌人内部策反成功，只需一两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上海的通道。我西线部队突破江防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公里至200公里，若战斗顺利，约五天时间就能切断敌军由南京至杭州的通道。他估计，南京地区之敌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惩威胁之下，才会撤离南京。其撤逃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堵住敌人东逃路线，敌人会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跑。南京至长兴、广德有140公里，行程也要四五天，由于我军沿途会受到敌人的阻击，加上道路桥梁遭到破坏，且有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敌人下定向杭州逃跑的决心，至少也会晚于我军登陆一两天。因此，我军先到达或与敌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东线部队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也可能先于西线部队到达。基于上述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为了更好地发挥曾在大江南北战斗过的四个军的作用，他决定将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十、第八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第八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七、第九兵团指挥，从而加强两线的突击力量。粟裕的上述意见得到了总前委的赞同。
粟裕透彻分析了敌我情况和战场条件，提出将东线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实际上好比将一把钢刀插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心脏。我军首先截断京沪铁路，将汤恩伯集团切为两段，使西段南京之敌无法逃往上海。随之东、中两集团从东西方向对进，再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之敌又失去南逃杭州之机，我军可瓮中捉鳖。这一方案被后来的战役实施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1949年是中国人民最激动的年份。2月，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饮马长江，准备越过波涛滚滚的长江，解放全中国。叶飞因患严重的黑热病而在济南治疗和休养，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心里觉得很遗憾。当我军在淮海战役中歼敌55.5万余人的捷报传来时，叶飞也战胜了黑热病。叶飞返回部队时，华东野战军已整编为第三野战军，叶飞担任第十兵团司令员。自孟良崮战役开始，叶飞实际上就肩负着临时兵团司令的职责，有时指挥两个纵队作战，有时指挥四个纵队作战，只不过没有正式兵团编制罢了。叶飞一到职，就和兵团政委韦国清到合肥瑶岗总前委指挥部，参加渡江战役作战会议。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三野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分别作了渡江战役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叶飞听了这些报告，心胸顿时开阔多了。
陈毅一见到大病初愈的叶飞，拍着他瘦弱的肩膀说：“看你苍白的脸色，就知道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肯定是同医生磨嘴皮闹着出院的吧？”
“小声点儿，身体状况也是秘密。”叶飞低声说，“陈司令，你可别大声嚷嚷。若粟司令知道了，肯定要叫我再回医院的。淮海战役没能参加，我要后悔半辈子，如果这最后的渡江战役再不能参加，那我可要后悔一辈子了！”
陈毅笑着说：“好吧，我暂时不说。”接着，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严肃地说，“你们十兵团的渡江作战任务十分艰巨。你们要切断京沪铁路，占领苏南，解放上海，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前一定要好好准备，准备充足才能一举成功啊！”
叶飞声音响亮地说：“请陈司令放心，我们十兵团敢立军令状，保证一举成功，一定准时打过长江去！”
陈毅十分满意，拍拍叶飞的双肩说：“叶飞啊，你今年已经35岁了吧？可是，我看你的革命干劲却不减当年东进上海打鬼子的时候啊！”
叶飞摸摸头笑笑。
叶飞和韦国清受命返回泰州兵团部，没来得及喘上一口气，就召集十兵团四个军的军级领导干部开了作战会。
会议开始，叶飞闲话不说，开门见山地向大家传达由邓小平制定，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听完叶飞读的《纲要》，大家按惯例，准备开始座谈讨论。谁知叶飞一挥手说：“座谈会放在后面。渡长江一定要了解长江，我们现在就去江边，看看长江，了解地形。”
对岸就是敌人的阵地，为了安全、隐蔽，叶飞要大家着便衣前往。大家跟在叶飞的身后，往江边走去。来到江边，他们在望远镜中纵目眺望对岸，看到那边群峰起伏，阳光下，江面上波涛汹涌，江水连天。
叶飞和陶勇有个共同的爱好——喜欢古典诗词。看见这雄伟壮观的滔滔江水，陶勇浮想联翩，触景生情，不禁对叶飞说：“此情此景，你不觉得古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此时吟诵，有一种格外的亲切之感吗？”
叶飞眼观长江，感触更深，他说：“我倒觉得辛弃疾的《水龙吟》更加贴近此景。”说罢，便面向长江，吟起了这首《水龙吟》：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叶飞吟完，大家鼓掌，众口齐赞：“吟得好，吟得好！”
叶飞双目凝视江面，感慨地说：“这首词思想性强。辛弃疾把统一祖国的理想、壮志未酬的悲愤、对金朝侵扰的仇恨、对投降派的不满，全都融进了这首只有百儿八十字的词中，可谓高度概括啊！”
“说得好，说得好！”众将领不由地异口同声。
对于长江，叶飞并不陌生。1939年10月，他曾率领江抗部队，从阳澄湖根据地撤到了扬中，接着，又从扬中渡江北上郭村；1945年4月7日，他率领苏中军区第一师教导旅和300人的地方干部队伍，从丹阳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南下浙江的长兴，与粟裕会合，举行了天目山战役；1945年10月，他曾率四纵队，在丹阳至常州渡江，北上涟水。数起来，此次渡江是第四次了。
叶飞面对滔滔江水，遥想起1945年10月那次渡江，江南父老听说新四军要北撤的消息，成群结队地来到叶飞住处，含泪叮嘱：“叶司令，你们可要早点儿打回来呀！江南人民盼着你们早一天回来！”
叶飞在苏南抗战多年，踏遍了茅山、阳澄湖、天目山、富春江两岸，与这里的人民结下了生死与共的鱼水之情。提起渡江，人民群众的叮嘱恍如就在昨天。
打过长江去，叶飞早在1947年6月就产生了这个念头。那是在孟良崮战役刚刚结束时，毛泽东为了将山东、中原敌人吸引到江南，同时为大规模渡江作战创造条件，曾电令叶飞率领一、四纵队，南下闽浙赣，创建闽浙赣根据地。叶飞对那份电报中那句“为了保密，请阅后烧毁”记忆犹新。1948年1月，毛泽东命令粟裕、叶飞率一、四、六纵南下，并派野司侦察科长严振衡率领侦察营随同准备南下的先遣纵队到沿江进行调查，绘制了兵要地志图。
胡炳云打断了叶飞的回忆，他笑着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说什么‘长江自古是天险，共产党如果能过长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这真是愚人梦呓，过分夸张。我看长江虽大，却并非不能逾越。我保证，我们二十九军的指战员个个都能游过去！”
叶飞严肃地说：“此话并非全对。我们以前虽多次渡过长江，可是，那时是游击战争时期，日军的防备不严，加上我们是小规模的偷渡，人数不多，容易成功。今非昔比，此次我们要组织的是百万部队过大江，敌人又是加倍防范。因此，我提醒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梅嘉生沉痛地说：“叶司令说得对，提起渡江，我们不能忘记韦一平同志。”
提起韦一平，叶飞顿时觉得心情十分沉重。
那是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奉命北撤。时任四纵政委的韦一平率领司政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共计800余人，在镇江以东渡江。因轮船超载，船到江中突然沉没，800余人无一幸存。叶飞和惠浴宇、夏光本来是准备坐这条船过江的。当时韦一平还和他们开玩笑说，如果一起坐这条船走，他将杀鸡给他们解馋。
虽然老母鸡好吃，可是他们因事不能同行。所以，惠浴宇说：“一只老母鸡还不够我们塞牙缝，我们就让他一人去享受吧！”
当时四个人哈哈大笑。
如今，叶飞觉得当年笑声犹在，可是韦一平人已作古。
梅嘉生旧事重提，叶飞叹息道：“韦一平是我党的好干部，是最早到苏北开辟根据地的元老，他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
韦一平是海南人，早年参加张云逸、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然后随红七军到中央苏区。他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干，脚踏实地办事，忠心耿耿为革命操劳。
与韦一平在一条船上牺牲的还有李建模，他是常熟民抗的创始人。老六团东进到阳澄湖后，依靠他的热情帮助，在阳澄湖立足生根。他是江南抗日的有功之臣。
同时牺牲的还有吴志诚、王一、司徒扬等一批从上海到苏区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多年的锻炼，都已成长为党的优秀干部。
往事不堪回首，叶飞沉痛地说：“这些党的优秀干部没有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却牺牲在由于船只超载而导致沉船的事故中，这个教训太惨痛了！我们这次渡江，大家要吸取这个教训，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多多筹集船只，练好游泳的本领。”
从江边回到泰州兵团司令部，他们继续开会讨论。叶飞向大家了解了渡江工作准备的情况，以及还存在哪些困难。最后，他在总结讲话中，要求大家抓紧做好三件事。第一，开展政治练兵。他说：“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主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们消灭得差不多了，此次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还有的人认为，国共正在谈判，国民党主力已被消灭殆尽，所剩无几，也许国民党愿意走和平建国之路，渡江不会有什么大仗打了。”叶飞严肃地说，“这种种想法都是轻敌麻痹，都是要克服的！”他要求指战员组织大家联系实际，学习毛泽东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要向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要揭露国民党玩弄的和平阴谋，使广大指战员认清事实，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叶飞要大家抓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军事训练。我军以往长期作战于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尤其是北方同志太多，没有见到过长江这样宽达数里甚至数十里的大江。因此，部队当时对渡江作战存在着“十怕”，即：一怕长江无边无际，无风三尺浪，官兵晕船难以通过；二怕船小，又是木船；三怕遇到敌军舰，尤其怕遇到炮舰，队伍在水里不能机动；四怕敌军轰炸扫射，我方不能对空射击，不能躲避；五怕当二梯队——因为一梯队可以出其不意地偷渡，二梯队就不行了；六怕水雷；七怕在渡江时负伤，在江中不能救治；八怕当突击队，怕登陆后背水作战；九怕迷失方向；十怕南方的蚊子和蛇——传说南方的蚊子“一只重半斤”，蛇比大碗口还粗。
叶飞说：“大家存在的这‘十怕’，有些是常识问题，有些是属于战术问题，如果不予以适当解决，是很难完成渡江任务的。这些情况，部队在江边展开大练兵后，是可以解决的。”他要求大家在训练时，从实践中亲身体验，解除思想顾虑，熟悉渡江和在水网地区作战的一整套战术。
叶飞说的第三件工作，就是筹集船只。我军横渡长江地段的江面，宽达10余里，最窄的地方也在3里以上。船只是我们过江的唯一工具，而长江两岸的民船几个月前就被国民党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一定有很多困难。叶飞要求每个军起码要筹集四五千只船。有了船后，还要训练一批水手，每个军一定要训练700名水手。
在筹集船只时，叶飞要求各军派出侦察分队，潜入江南，查明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部署，选择登岸突破口，为登陆一举成功打下基础。二十三军、二十八军的侦察分队过江后，不仅画了敌人的江防工事、兵力分布图，还捉了几个俘虏，为我军渡江提供了活材料。
各军到达沿江，展开了紧张的筹船、训练、侦察工作。其中侦察工作要数第二十七军抓得最早，次数最多。他们是怎样走在别部的前面的？
那是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军长聂凤智到无为县临江坝的指挥所，检查渡江准备工作。中午开饭时，司务长端上来三菜一汤：一盘韭菜炒鸡蛋，一盘炒青菜，一盘竹笋炒肉丝，一大碗蚕豆豆腐汤。聂凤智一脸惊讶地望着桌上的时鲜蔬菜，不禁问道：“司务长，你的本领挺大啊！这些韭菜、竹笋、蚕豆瓣，你是从哪里搞来的？这些可都是江南才有的啊！”
司务长还没答话，一旁陪同的周团长插上来，笑着对聂凤智说：“军长，我们和江南只有一江之隔，可是江南和江北却大不一样。这些新鲜蔬菜，都是前几天晚上我派侦察员过江侦察敌情时，他们顺手牵羊从地里弄来的。敌人没碰上一个，所以敌情没侦察到，却弄到这些副产品。军长有口福，所以让你碰上了。”
谁知聂凤智把脸一沉、眼一瞪，生气地说：“不像话！你们破坏了群众纪律，过江侦察怎么可以拔老百姓地里的菜呢？”
周团长脸一红，知道错了，低着头说：“这是我教育不够，今后一定加强对部队的纪律教育，保证不再重犯。”
聂凤智缓和了口气说：“这就对了。以后过江，有机会找到主人，要照价赔偿。”说罢，他思索片刻，对周团长说，“通过此事，倒给了我两点启示。第一，这说明长江并不可怕，只要有渡江工具，完全可以渡过江去；第二，江那边的敌人并非铁板一块，只要侦察好地形，选择好登陆点，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大部队是可以登陆的。”
周团长点头说：“军长说得对！”
聂凤智说：“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派一个营去侦察，了解沿江纵深敌情、地形、水情、民情，选择登陆点。”
聂凤智离开临江指挥所，在回军部的路上便和作战处长刘岩商量，谈了自己的设想。一到军部，他马上又和政委刘浩天研究，决定组织一支渡江先遣大队，共300人，由二四二团参谋长章尘（亚冰）为大队长兼党委书记，侦察科长慕思荣为副大队长。
4月6日晚，天空一片漆黑，聂凤智和刘浩天来到江边，为渡江先遣大队送行。章尘、慕思荣带领着全体队员，告别了军长、政委，登上木船，向对岸驶去，大约1个小时便登上了对岸。在戴公山，他们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罗玉英，在她的带领下奔袭200里，在原新四军军部云岭镇与苏浙皖游击队及沿江支队会合。支队长陈洪、政委孙宗溶带着队员们，把侦察员接到了群众家中。这一带曾经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解放军先遣大队到来的消息如一声春雷，皖南山区的老百姓听说自己的队伍回来了，纷纷奔走相告。他们就像当年欢迎亲人新四军一样欢迎亲人解放军，空铺让房、烧水做饭、送蛋送菜……家家户户就像过年一样，到处是欢声笑语。先遣大队在游击队和老百姓的协助下，建立了20多个工作站，对狮子山、舒家店、泾界等沿江一带的敌军番号、火力配置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然后，他们便将侦察到的敌情用电台源源不断地发回军部。军部又及时上报三野司令部及总前委。
4月20日晚，当二十七军展开渡江行动时，先遣大队配合主力部队渡江，在敌占区以放火为记号，为炮兵指示射击目标。并突然从敌人背后开火，弄得敌人措手不及。他们夺阵地、占山头、割电线、捣毁敌指挥部，左冲右杀，打得敌人惊慌失措。全国解放后，小说家及剧作家们以这支侦察先遣队为原型创作电影剧本，拍摄了引起全国轰动的电影故事片《渡江侦察记》。
解放军渡江最大的困难便是缺乏大量的船只。没有船，百万大军怎么渡江？可是，敌人早就将沿江一带的船只烧得干干净净。解放军四处寻找，费尽了周折，才筹集了一批木船。然后他们又自己动手，用土法马上造了一批。
当时，三野筹集了8000多只木船，修造了无数木排、竹筏、担架船、机帆船、三角芦苇、竹竿盘等各种渡江工具。有了这些工具，部队便在离江不远的河、港汊里进行紧张的渡江训练工作。
渡江工具解决了，这只是完成了渡江准备工作的第一步。接着就要解决水手问题。三野除训练干部、战士的水上功夫外，还给每条船配备一名政治上可行、技术上过硬的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么多船工呢？他们根据总前委提出的要依靠群众解决船工的口号，想依靠群众解决困难。苏北、皖北一带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活动的地方，有较好的群众基础。而且，这里的政府机关建得较早。所以，当这里的地方政府得到部队缺船工的消息后，以一种责无旁贷的精神，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支前，动员和训练了一大批船工、水手。他们表示，一定要把大军送过江，一定要当“渡江第一船”。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准备工作就绪后，单等军委一声令下。可是，军委的命令却是根据当时国共谈判情况而下的。4月1日，国共和谈开始，经十余天的交换意见，于4月13日晚9时举行会议。双方代表准时到达中南海勤政殿，在一张长条桌两边相对而坐。会谈开始，首先由周恩来对《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作说明。周恩来首先说明，协议中必须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反共名义下发动全国规模的战争，已给全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所以，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因为这是个历史性的协议，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说明这个责任。
其次，周恩来对协议草案中的各项条款作了详细说明：
第一条，惩办战争罪犯。原则上规定在这次战争中的主要战犯必须惩办，但中共采取了宽大的办法，即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对蒋介石，如果他能做到这一条，那么也照这样办。但对于那些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的发展，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者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
第二、三条，废除伪宪法、伪法统问题。由于“伪国大”是违背政府协议召开的，是非法的，所以由它产生的伪宪法也是非法的，毫无疑问应该完全废除，但这自然是不大容易。
第四条，依据民主的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集中整训，按照原编制、番号、人数，根据各地区情况，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训，一律与解放军同等待遇。第二阶段是分区改编，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军。因此项工作艰巨，需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需要设置一个整编委员会，国共双方派员参加，但中共的委员多数任主任，国民党的委员任副主任。整编委员会应向中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没收官僚资本问题。对于那些倚仗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财产予以没收；凡规模不大，对国计民生没有害处的企业并不没收。
第六条，改革土地制度。应有步骤地进行，先减租减息，再分配土地。
第七条，废除卖国条约。将来联合政府成立后，要审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对外订立的一切条约，对国家人民不利的，有出卖国家主权性质的，要废除、修正或重订。
第八条，关于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问题。在和平协定签订之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要暂时维持下去，在人民解放军接收阶段要避免反动分子捣乱。对于接收后的原国民政府公职人员，中共对他们采取负责的态度，使他们有出路。
周恩来最后说，如果上述条款都得到实现，全国和平就有永久的保证，南京政府代表团和南京政府中的爱国分子也可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赞许。中共代表团愿意提出保证，当新政协会议召开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参加，同时也允许其参加联合政府。我们对以张文白先生（即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抱有极大的希望，希望共同努力，促成和平协定的签订。
周恩来发言后，南京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他对草案研究的意见加以说明。张治中最后表示，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结束了，今后国家的责任落到中共肩上，他将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
4月15日晚9时，国共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发言，着重说明双方分歧较大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接收”和“改编”。他坚持解放军渡江决心不变，谈判期间可暂不渡江，但协定签订后，解放军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广大地区。在谈到军队改编问题时，他说，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是祸根，应立即改编，使全国军队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军队。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南京政府关系问题，起先中共想以前者指挥后者，后做出让步，使两者平列，合作解决过渡时期的问题，直到联合政府成立南京政府移交为止。这是中共最大的让步。最后，周恩来郑重宣布，对于《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的签字，中共愿等到4月20日，如到时南京政府不签字，人民解放军立即过江。
会谈结束后，南京政府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他们继续商量后决定派代表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国内和平协定》。遗憾的是，李宗仁、何应钦却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18日，李宗仁命令广播电台，向全国反复播讲这样一段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签订的8条24款可予忍让，但渡江问题正在考虑。
4月19日，南京广播电台播送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陈天放的讲话：“诸位听众，国共和谈结束，和平希望黯淡。如果共军要渡江，国民党不会投降。是成功，是失败，我们志士同人努力奋斗后才知道。”
4月20日深夜，在北京的张治中欣喜地接到了李宗仁、何应钦发来的电报，阅后却大失所望。他们在电报中拒绝接受《协定》，要求先订立临时停战协定。
4月21日上午，张治中拿着南京的电报去找周恩来时，看见街上行人争看号外。他叫司机停下车，买了一份《人民日报》号外，只见头版头条的大标题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张治中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1949年4月20日，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拉开了帷幕。关于渡江的时间，出现过几次变更。中央军委根据三野提交的长江两岸涨潮情况报告，确定各兵团于21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最后，三野提出20日开始渡江。原确定的4月21日晚上渡江方案，为何提前了一天？原因有二：一是国共谈判协定上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是4月20日签字，当天不签字当天晚上过江，可以增加战役的突然性；二是第二十七军渡江先遣大队抓到一个敌军官，得知驻防芜湖一线的敌第二十军和第八十八军于19日开始向西移防，20日正在路上，获港和姚沟、黑沙一线出现空白。加上敌第八十八军缺乏训练，战斗力较为薄弱，军长马师恭对江防又毫无信心，十天前就借故脱离了部队，将大权交给副军长杨宝殿。虽然敌二十军战斗力很强，但全军官兵士气不振，官兵离队出走造成部队减员，战斗力相对削弱。总前委分析上述敌情后，认为这正是我解放大军登陆的极好时机，于是命令谭震林指挥中集团，在20日晚先行渡江。
4月20日黄昏，西边一片云霞色彩斑斓，有鱼白色、淡青色、橘红色、紫色，一层一层相互重叠，耀眼夺目。渡江部队的指战员们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在离江边十几里处，悄悄地将隐蔽在小沟、小河中的木船拖上岸，把它们一只只推到江边，推入江水中。
夜色深沉，天地之间已是一片寂静。谭震林见万事俱备，便对着通向各军的话筒大喊一声：“渡江开始！”
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飞向江的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炮火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地，连咆哮的江水都被映成了血红色，长江成了血江。炮火之后，三野中集团第七、九兵团的四个军扬帆起航了。半小时不到，第一批部队顺利地登上对岸，打退了敌人的反扑，抢占了滩头阵地。第二十七军占领矶头山、大盖山，第二十五军占领了岳山、羊山尖，第二十四军占领了铜陵，第二十一军占领了大通。午夜，国民党惨淡经营的长江防线被撕开了一个100公里长的大口子。
北平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合肥瑶岗的陈毅、邓小平都静静地守候在电报房，等候渡江的消息。
这天晚上，泰州的白马庙三野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参谋们来回穿梭传送着文件电报。按照总前委规定，各级指挥员要靠前指挥，要求每过去一个营要有师长跟着，每过去一个团要有军长跟着。粟裕在汽灯下，边看地图边等消息。他不时查问：“秦参谋，有消息吗？二十一军过江了没有？二十四军现在过江了吗？”
秦叔瑾摇摇头。大约晚上10点钟，机要员兴冲冲地跑到粟裕的面前，大声地报告说：“粟司令，二十七军的聂军长来电！”
“快念！”粟裕迫不及待地吩咐他。
机要员兴奋地念道：“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粟裕对这简单的报告似乎并不满足，着急地问：“他们现在到了哪里？消灭了多少敌人？”
机要员摇摇头说：“粟司令，聂军长的电报只有这一句话，其他什么也没说。”
粟裕从机要员手中接过电报，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笑着说：“这一句话已经足够了！聂军长的这12个字是一首绝妙的诗，它将聂军长渡江后的喜悦和豪情全部写了出来。小王啊，你知道吗，这是一份古今中外的奇特战报！”
粟裕和聂凤智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粟裕对聂凤智这份电报的分析，正是窥探到了聂凤智的心声。却说这天晚上7点刚过，聂凤智来到七十九师，肖镜海师长跑到聂凤智面前，大声地说：“报告军长，我师第一梯队准备工作完毕，请指示！”
聂凤智严肃地告诉他：“今晚毛主席、邓政委、陈司令、粟司令都在瞪大眼睛等待我们二十七军的好消息呢！你们全师指战员不上岸，你就别来见我！船打翻了，你们就是抱着木板也要游过江去！”
“军长，你就放心吧！”肖镜海信誓旦旦。他果然不负聂凤智所望，率领全师，只用了20分钟就渡过了江，第七十九师二三七团二连荣获“渡江第一船”称号。当船行驶到江中时，性急的战士在江当中看到岸边的石头，便兴奋地叫着：“到了，到了，我们胜利啦！”这时，离岸边还有30米，战士们嫌船太慢，一个个“扑通、扑通”向江水里跳，涉水抢滩，如猛虎下山般扑向敌前沿阵地。有的梯子刚刚架好，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一架木梯被炸断，十架人梯竖起来！第七十九师有一名战士，登陆时一条腿被炸断，当即昏迷过去。苏醒以后，他忍着剧痛，单腿爬向敌前沿，用尽最后力气，拉响炸药包，舍身炸开敌防御工事。我军前进的胜利通道，正是这些大无畏的英雄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
每条船的头尾都挂着红灯笼，先遣侦察大队和江南游击队见到无数“红灯笼”向他们缓缓驶来时，按照事先规定的信号，在山头上燃起了一堆堆篝火。聂凤智登上山头，和游击队队长陈宏胜利会师。他们兴奋地握手问好。聂凤智指着长江上闪烁的红灯笼说：“你看，今晚数百里长江万盏灯火，像不像连绵不绝的红珍珠？像不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
陈宏点点头说：“多美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其势宏伟壮观，它将永载史册！”
“说得好！”聂凤智豪情满怀，由衷地感叹，滚滚长江，千古以来，大军难渡。历史上有多少英雄好汉倒在这长江之中？1700多年前，曹丞相率领号称83万的兵马，大有投鞭断流之气概，结果被阻于长江，落得船焚兵折、落荒而逃的下场。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带领着反清将士转战数省，被困在长江上游的大渡河，导致全军覆没。历史在这条长江上演出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活剧，留下了一首首英雄壮士的悲歌。往事沧桑，俯仰之间历史已成为遗迹了。今天，我们百万雄师过大江，不会重复历史的悲剧。我们不仅改变了长江天堑的历史，也改写了整个中国历史！
正在两人抒发感慨之时，作战处长刘岩从远处跑来，对聂凤智说：“军长，昨天粟司令要求我们军过了江就立即发电报给他，你看怎么写？”
聂凤智一拍脑袋，对刘岩说：“我一时太兴奋，差一点儿忘了，快向粟司令报告！”他望着气势宏伟的渡江大军，沉吟片刻，脱口说道，“电文是，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
刘岩一愣，聂军长的电文一反常规，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与其说它是战斗详报，倒不如说是一句美妙的诗。聂凤智催促他说：“干愣着干什么，快去发电报啊！”
刘岩敬了个军礼，转身发电报去了。
在第二十七军强渡登上南岸，向繁昌县城挺进时，第二十五军在大套沟至鲁港地段强渡登岸。他们先后攻占双窑、汪家套、横山桥、铜山、岳山等要点，歼灭国民党军第二十军一部。22日天蒙蒙亮，他们兵分两路横扫三山、头棚地区之敌，经数次冲杀，在峨桥以东与右邻第二十七军会合。
第二十四军起渡后，船到江心，敌人接连发出的照明弹将江水照得通红通红。江面上帆樯林立，敌人的炮弹在船边爆炸。战士将生死置之度外，奋勇地划着桨，嘴里不断地喊着：“快点儿，再快点儿，早一点儿登岸，早一点儿消灭敌人！”半小时后，他们登上闻新洲、紫沙洲，经2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俘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第一四九师副师长及以下1500余人。他们打扫战场后继续强渡长江，在铜陵与荻港段之间登上南岸，攻占太平街、顺安、石村，与左邻第二十七军会合。
中集团第七兵团的另一支渡江部队——第二十一军在军长滕海清的指挥下，于扫帚沟至下八甲一线渡江。在炮兵的掩护下，上千只木船扬帆竞渡，分头向江心洲疾驶。开船15分钟后，船队被敌人发现。顿时，无数炮弹从天而降，子弹扑面而来，水面上不时冲起几丈高的水柱。熟练的船工弯着腰，死死扳着舵，嘴里不断地鼓励战士们：“不要停，使劲划！身子不要动！坚持就是胜利，登上岸就是胜利！”战士们毫无畏惧，拼命划船，谁也不吭声。渡船靠岸后，敌人吓得向后退，战士们奋勇向前，直扑敌阵。他们从攻击开始到全部占领长生洲、氽水洲只用了1个小时。
21日18时，第二十一军在长生洲、氽水洲登船，起渡向南岸进攻。在离岸80米左右的地方，两只船搁浅，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冲啊！”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跳下水。江水淹没到胸口，冰凉冰凉的，脚底淤泥又黏又滑。一个浪涛涌来，打得战士们左右摇晃，不少人差点儿被江水卷走。战士们却毫不犹豫，双手举着枪，奋勇向江岸冲去。第一八三团六连最先登陆，其他部队也赶了上来。他们一口气向纵深冲锋，没多久就与第二野战军的第三兵团会合。接着，他们齐头并进，攻占了大通、贵池、青阳等地。
22日早晨，粟裕接到第七兵团、第九兵团的报告，中集团已有10个师28个团到达南岸，建立了东西120多公里、纵深20多公里的江南阵地。敌人的千里江防被突破。
粟裕和张震指挥的第八兵团、第十兵团的7个军，共35万人，组成东集团，分别在两处实施强渡。一处是张黄港至龙稍港镇之间，另一处则是口岸、三江营和京口之间。各军的战斗任务是：整个东集团由东向西，第二十九军从靖江以东渡江，第三十一军尾随第二十九军攻占江阴，第二十八军从靖江以西渡江，第二十三军从泰兴七圩港渡江，第二十军从扬州以南渡江并强攻扬中，第三十四军从仪征、瓜州一线强渡，第三十五军攻占浦口，解放南京。
4月21日晚上8时，东集团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冲锋。长达500公里的江面上，炮声隆隆，火光烛天，万船竞渡。炮弹爆炸掀起的根根水柱，在敌人探照灯的光柱横扫下，如一朵朵巨大的白色降落伞，从半空坠入江中。从北看去，每只船后挂着红色的小指示灯，如火光点点，其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大，令人感叹。晚上9时整，秦叔瑾拿着一份电报，来到粟裕和张震面前，对他俩说：“这是二十八军的朱绍清军长发来的战斗详报，他们只用了半小时就过了长江，占领了滩头，正向申港以西、常州以北发展，打退了五十四军的拦截。二十九军占领了七圩港，二十军占领了扬中。”
“报告！”机要员拿着另一份电报跑来了。粟裕接过他手中的电报，低头看罢，兴奋地对张震说：“这是王征明发来的战斗捷报，电报说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了！”
说起江阴要塞起义之事，要先说说王征明其人。王征明是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济南战役期间成功地同中共济南地下党一起策划了吴化文部的起义，是一位秘密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江阴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江阴要塞以黄山为中轴，东起萧山与第一二三军相衔接，西至君山与第二十一军相衔接，三座高达三四百米的高山连为一体。整个要塞官兵约7000余人，有总炮台一座、大炮台三座、游动炮团一个、远程要塞炮70门、加农榴弹炮36门。主要任务是负责张家港至黄田港60里江防。江阴要塞山顶有炮群，山腰有堑壕，山脚有地堡群，港口有木桩铁丝网，江面有舰只，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是江上一雄关。汤恩伯吹嘘说：“江阴要塞是铁打的防线，共军就是老虎、狮子，也休想攻下它。”
但是，中共华中工委从长远着想，在1947年即派出唐坚华去江阴城。他站稳脚跟后，在半年多时间中，发展了江阴炮台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使这兄弟俩加入共产党。随后，他还发展了守备总队长吴广文和王德容。由于他的努力工作，黄山、萧山、君山这三个山头上的要害部位都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中。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共华中工委曹荻秋派建湖风门区副区长唐坚华和他的妻子——共产党员邱美，到江阴要塞组织武装起义。不料，唐坚华、邱美以棉花商身份装着一船棉花从盐城开往江阴时，船到泰州，在下坝码头被国民党城防司令部的特务截住，并以共军情报员的罪名，将他俩关进了附近的一座名叫江照庵的尼姑庵里审讯。
唐坚华夫妇被捕的消息，被打入中统机关的共产党员徐冠苏所获悉。他立即派中共地下党员聂姐携带密信，连夜跑到盐城华中工委，向曹荻秋报告了这一情况。曹荻秋一面派人营救，一面派人把江阴要塞的情况向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报告。
这时，叶飞正在筹划第十兵团在江阴迅速登陆事宜，因为第十兵团的西面江面较宽，渡江难度大。如果在西面渡江，此处靠南京较近，敌情相对严重，部队不易在拂晓前建立滩头阵地，要想一夜之间渡江到达对岸，困难很大。叶飞看着地图，考虑东面的江阴要塞是较为理想之登陆点。可是，江阴要塞敌人防守严密，给部队登陆和向纵深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
叶飞面对地图，正在一筹莫展之时，接到曹荻秋送来的情报，顿时舒展开紧锁的双眉，头脑中开始策划江阴要塞起义事宜。只要江阴要塞起义成功，第十兵团渡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叶飞越想越兴奋，仔细地酝酿策划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首先考虑的是人选问题，派谁去策反呢？他头脑中很快闪现出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征明的身影。
王征明原是新四军一师侦察参谋，也当过敌工干部。叶飞曾是新四军一师副师长，常派王征明到上海、南京做策反搞情报。王征明机智勇敢、聪明灵活，只要他一出动，每每是马到成功。王征明当时就被战友们誉为“孤胆英雄”。
叶飞认为，此重任非王征明莫属。他考虑成熟后，将自己的打算和想法向韦国清政委和盘托出。韦国清赞同地说：“只有王征明才能胜任！时间紧迫，赶快向社会部要人！”
叶飞的电话打到了华东局社会部，向社会部说明了情况后，便很快得到他们的支持。一个小时后，王征明就站在了叶飞的大门口。“报告叶司令，王征明奉命前来报到！”王征明声音洪亮地说。
叶飞连忙招呼他进来。王征明中等身材，白白净净的方脸，天庭饱满广阔，颧骨微微突起。他是个乐观而又健谈的人。叶飞拉着他说：“王科长，你真是雷厉风行啊！30里路，你是怎么赶来的呢？”
王征明将右手向外一指，叶飞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望去，看见一匹战马被拴在一棵小树上。王征明说：“叶司令，六条腿走路，你说快不快啊？”
叶飞明白他是骑马来的，用赞扬的口吻说：“你啊，老脾气改不了，一听说有任务，就风风火火地往这里赶！”叶飞递给他一杯水，说，“看把你累得满头大汗的，先喝口水，再谈任务。”
王征明一边喝水，一边问：“叶司令，部队马上就要渡江，是不是有紧急任务？”
叶飞笑着点点头说：“你猜得不错，是有紧急任务。”叶飞将此行的任务向他详细交代了一番。然后强调说，“你和要塞党支部的主要任务是，起义后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
韦国清接着说：“王科长，你只要完成了这项任务，就是为我军渡江立了大功，其他事情就由我们来办。在方法上，要注意掌握几个连长和排长，利用他们的关系掌握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一些，例如，我们是难兄难弟啦，要打一起打啦，要死一起死啦，要当俘虏一起当啦，等等。”
叶飞交代他说：“马上渡江，解放全中国，全中国胜利在望。但是，胜利在望，不等于不要努力。任何时候不可麻痹大意，大意失荆州啊！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暴露自己，而且导致前功尽弃。”
韦国清反复叮嘱说：“你一定要记住，我们十兵团是4月21日晚上8时渡江。你们必须在晚上8时前干掉要塞司令戴戎光，或者设法架空他。”
王征明将首长的嘱托一一记了下来。当韦国清问他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时，他提出，对江阴要塞的情况不甚了解。虽然这些唐秉琳和唐秉煜会向他详细介绍，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军事骨干太少，希望首长给他几个团营干部。
叶飞爽快地说：“可以，你马上去找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政委张藩要人，他们会全力支持你的！”
王征明接受了任务，出了兵团部，赶到第二十九军。胡炳云和张藩已接到了叶飞的电话，从几百个干部中，挑选了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等四位同志，协助王征明共同完成策反任务。
4月15日一大早，王征明一行化装后，由政治交通员吴铭领路，向江阴方向疾行。他们当晚赶到江边，登上了小木船，向江南驶去。此时，天空一片昏暗，转眼便狂风大作，江面上巨浪翻滚，九级大风将小木船吹得一会儿抛向半空，一会儿落入低谷。没几个回合，小木船便被浪头掀翻，王征明等全部掉进江水中。他们在江水里搏斗着、挣扎着，五个人一会儿露出水面，一会儿又沉了下去。幸好他们都会游泳，与风浪搏斗了半个小时，终于游到对岸。吴铭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在附近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摸到一个村子里，在一个朋友家休息了一会儿，将衣服晾干后，便向江阴要塞走去。
江阴虽是个古老的城市，却是在出了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徐霞客后才被世人认识和熟悉的。早在清顺治二年，江阴军民抗击清军24万人的围攻，守城81天，死难17万多人。城被攻破后，江阴遭到屠城，幸存者仅有老小53口。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江阴再次遭战火袭击，江阴人当时纷纷举家外迁。据说现在的江阴人，大部分是苏北人逃荒来到这里，住下来后，在此扎下了根。江阴城由于历经战火，到处千疮百孔。吴铭和王征明把同来的三个人安排在城外，两人便直奔地下党的联络点。
在大街西边的一条小巷深处，住着一位从苏北来此扎根的老板唐仲衡。唐老板家每到晚上总是贵客盈门，这些人都是要塞司令部的军官，最常来的有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王德容等。他们是中共要塞地下党支部的核心成员，常常到唐老板家以打麻将做掩护，研究讨论地下党的活动，酝酿组织起义事宜。一个月前，他们就接到通知，说“娘家”要来人，领导和组织他们的起义工作。可是，他们左等右盼，却一直不见来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无所知。整日盼望着组织上派的人快点儿到，他们并不知道唐坚华夫妇被捕的事。
这天，他们照例又来到唐老板家，正在小声议论着、猜测着，突然响起了敲门声。那声音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悦耳，犹如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使他们为之振奋。敲门声先是三下，接着是两下，最后又是三下。然后便听到门外有人轻声地问道：“我是江北来的，这里是不是唐大哥家？”
里面的人听到敲门声，立即屏住呼吸，仔细地倾听着十分有节奏的敲门声。“不错，是暗号！”唐老板喜形于色。
“太好了，‘娘家人’终于让我们盼来了！”要塞政工文书、挂着国民党上尉肩章的女地下党员何漪激动得热泪盈眶。
唐秉琳向何漪使了一下眼色，暗示她去开门。何漪便站起身，走到门口。当她打开门时，吴铭和王征明站在她的面前。吴铭说：“我是益生猪行的王福生，请问哪位是唐先生？”
吴铭的这句问话也是联络的暗号。何漪做了个手势，请他俩进了屋。唐秉琳虽然日夜盼望着上面派人来，可是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一定要谨慎小心。他告诫自己，一定要沉住气，弄明白了再接头。于是，他客气地说：“我就是唐先生。可是，我并不认识什么猪行的王福生，请你走吧。”
吴铭明白唐秉琳的用心，便笑着说：“唐先生，我的确不是王福生。你们可能不知道，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同志已经被捕，你的大哥君照派了另一位同志来替代唐坚华。”他指指身边的王征明说，“他就是老家派来的王科长王征明同志。”
唐秉琳上下打量着王征明，依旧没有放松警惕。为了进一步证实王征明的身份，他试探着问：“王征明同志，你知道我是哪里人，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吗？”
王征明回答说：“你是建湖冈门人，你哥哥叫唐碧澄，化名王福生的唐坚华是你的侄子。我说得对不对啊？”
唐秉琳这才相信了王征明的身份，上前握着王征明的手，抱歉地说：“对不起，斗争的残酷性迫使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出了娄子，个人暴露牺牲是小事，组织机密被泄露可是大事！为了以防万一，不得不多问几句。”
“你做得对，”王征明赞许他说，“我们做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警惕性。”
关系接上了，大家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纷纷抢着上前与王征明、吴铭握手问好。吴铭赶到城外，将李干一行带来。唐仲衡上街打酒买菜，盛情款待王征明一行。大家边吃边谈，互相交流着情况。
“我先汇报一下这里的情况。”唐秉琳说。他如此这般地介绍完要塞地下党的基本情况后，拿出要塞的火力配备图、目标指示图、协同作战计划等，重点介绍要塞的兵力部署情况。
接着，王征明向大家传达了叶飞、韦国清的指示，谈了起义的计划和部署。他们一直研究到天边发白、公鸡打鸣方才各自回家休息。
这天下午2点多，要塞司令部门口突然来了一辆小轿车，小轿车的后面有十几辆摩托车保驾。这时，从轿车里钻出一位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将军，他就是汤恩伯。戴戎光听到哨兵的报告，慌慌张张地带着十几个军官出门迎接汤恩伯。
年约五十岁的汤恩伯挺着大肚子，脸色冷漠地跟着戴戎光走进了会议室。戴戎光吩咐手下又是倒茶又是敬烟。汤恩伯脱下白手套，从皮包里抽出一份报纸，递给戴戎光，厉声说：“拿去看看，你们要塞有多少共产党？”
戴戎光一愣，接过报纸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目瞪口呆地望着汤恩伯。这是一份江阴办的《正气日报》，在头版头条上，醒目地刊登了一篇题为《江阴要塞是江南共军大本营》的报道。戴戎光傻了，额头上冒出了冷汗，他语无伦次地说：“汤总司令，这不是真的，是有人恶意造谣！我们这里怎么会有共产党？”
汤恩伯紧绷着脸，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眼睛却不时在戴戎光、唐秉琳、唐秉容等人身上打转。唐秉琳察言观色，沉着地说：“汤总司令，我认为发现共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至今还不知道谁是共军。这是我们的失职。”
戴戎光也渐渐冷静下来，便接着唐秉琳的话说：“汤总司令，你既然按图索骥来抓共党，我马上将我们要塞区的所有人集中起来，你就点着名抓吧，有一抓一，有二抓二，你看如何？”
汤恩伯听了他俩的话，突然站定，摆摆手说：“不要急着集合。我来这里，目的是提醒你们。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如果你们这里没有共产党，报纸上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呢？这样的消息登在报纸上，如果上面知道了，你们怎么办？”
汤恩伯的话让唐秉琳松了一口气，原来汤恩伯并没有掌握到什么有力的证据，只是看到报纸上登的消息而来追查的。于是，他假装生气地说：“汤总司令，我知道这条消息是怎么来的！”
汤恩伯一听，立即侧着头，瞪大眼睛问：“快说，究竟谁是共产党？”
唐秉琳摇摇头说：“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提供这条消息的是谁。”
汤恩伯不耐烦了，他催促着说：“别绕弯子了，快把你知道的情况说出来！”
唐秉琳装着气愤的样子说：“春节前，江阴有80多个民工要回苏北过年。警备局的杨副局长在码头上设了收税关卡，逼着每个民工交出5块大洋，说是过年税。民工们一年好不容易辛苦挣来的钱，岂肯送给警备局？于是，民工和收税的警察发生了摩擦，从争吵发展到动起武来。我接到哨兵报告后，派部队去调解。为确保治安，我们硬逼着警察放了民工。杨副局长怀恨在心，认为我们砸了他们的聚宝盆，便耿耿于怀，到处造谣，说我们要塞有共产党。”
戴戎光为了推卸责任，也附和着说：“对对对，就是杨副局长在背后捣蛋，向我们捅刀子。汤总司令，你千万不可轻信啊！”
汤恩伯听到唐秉琳说得振振有词，语气缓和下来，说：“没有共产党更好，我也不希望有这种事发生。如果真有共产党在你们要塞区活动，上面怪罪下来，我也脱不了干系。”说罢，转身对他的副官说，“刘副官，你马上到江阴公安局去核实一下，有无春节收过年税之事。”
“是！”刘庆明副官答应着，转身出门去调查了。
汤恩伯对戴戎光说：“我今天到此有两件事要办，这是其中的一件。另外，是来检查你们的防务情况，请你陪我走一趟。”
汤恩伯在戴戎光、唐秉琳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江防。汤恩伯用望远镜四处观察了一会儿，对戴戎光等人说：“一个月前，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时，不是要你们在江边增修两道步兵防御工事吗，怎么至今还没修呢？”
戴戎光望着汤恩伯那咄咄逼人的眼睛，无法回答他的问题。
这时，唐秉琳又上前解释说：“戴司令回来后的确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由于修工事缺乏材料，加上农民春耕大忙，找不到劳力也是一个因素。”
汤恩伯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雷霆大发，严厉地说：“我三令五申要你们加强江防，你们全当了耳边风。据说共军马上就要过江！你们的江防如此脆弱，叫你们修，你们这样那样的理由说了一大堆。你们知道吗？要塞是兵塞，是京沪杭江防的支撑点，没有要塞，也就没有江防！共军一旦从这里突破，上海、杭州能保得住吗？”
这时，刘副官气喘吁吁地跑到汤恩伯面前，敬了个礼，报告说：“警备局的杨阿林局长说，春节码头设税卡的事的确是真的。但是，警备局和要塞的戴司令都设了税卡，因为税卡，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发展为武力冲突。”
原来是这样！汤恩伯气得大声骂道：“胡闹，简直是胡闹！”他恶狠狠地瞪了戴戎光一眼，气急败坏地说，“当务之急是防共！防共！你们懂吗？你们和警备局为了争税卡互相斗嘴怄气，这成何体统？这么说来，你们俩是半斤对八两，没一个好东西！下次如果谁再设税卡，老子就毙了谁！”汤恩伯抛下这句话后，便拂袖而去。
汤恩伯一走，王征明、唐秉琳等悬着的心轻轻地放下了。一场虚惊后，王征明、唐秉琳等抓紧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4月20日下午，唐秉琳掌握的秘密电台收到了第十兵团发来的关于21日晚渡江的紧急通知。他们立即召开全体地下党员会议，最后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21日晚。
4月21日凌晨，汤恩伯打电话给戴戎光，告诉他解放军已在芜湖、繁昌登陆的消息，并提醒他，江阴要塞区应百倍提高警惕。戴戎光一放下汤恩伯的电话，便匆匆检查要塞区各部门戒备情况，反复叮嘱全体官兵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晚上8点半左右，戴戎光发现江对岸炮火连天、万船齐发，便紧张地在电话中对唐秉琳大声惊呼：“不得了了，共军渡江了！不得了了，赶快开炮，赶快开炮，目标对着共军的船队！”
唐秉琳不慌不忙地说：“戴司令，现在目标不明，可能是江对岸民房起火，不能随便开炮。”说罢，他便“啪”地挂断电话。
不一会儿，附近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打来电话，指责唐秉琳说：“你们怎么搞的？共军已开始渡江了，你们怎么按兵不动？怎么不开炮？赶快火力支援！”
唐秉琳此时的心情特别紧张，不开炮就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开炮必然会伤害到自己的同志。怎么办？他急得团团乱转，脑子里快速地思索着。时间不允许他犹豫，几分钟后，他果断地决定先下手为强，命令将大炮对准第二十一军。随着他一声令下，炮声隆隆，几百发炮弹落在第二十一军的防区内。第二十一军的官兵措手不及，乱成一锅粥。第二十一军在电话中大声地骂道：“他妈的，你们昏了头了，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要告你们！”骂了好一会儿，再一看炮弹仍旧呼啸着落在自己的阵地上，气急败坏地大叫道，“他妈的，赶快停止炮击，赶快停止炮击！”
就在第二十一军乱成一团之时，吴铭、唐秉煜、李干等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戴戎光的指挥所。他们高举手枪，对着惊慌失措的戴戎光大喝一声：“举起手来！我们郑重向你宣布，要塞官兵起义了！”
戴戎光一惊，他举起颤抖的双手，全身像筛糠似的，说：“别开玩笑，有话好好讲，不要举着枪，怪吓人的。”
唐秉煜厉声说：“我们没时间和你开这种玩笑。你老老实实地投降，否则，我们一枪毙了你！”
戴戎光这才发现自己已成了瓮中之鳖，只好老老实实地缴械投降。
要塞的7000余名官兵在要塞地下党的领导下，宣布举行战场起义，阵地上一片欢呼声。拂晓，解放军第二十九军顺利登陆，消灭了敌第二十一军残余敌人，与要塞起义官兵胜利会师。
起义后，他们向纵深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进行猛烈炮击，将五十四军打得落花流水。当天，江阴解放。
粟裕、张震赶到江阴要塞，接见了全体起义官兵，高度赞扬他们为渡江战役立下大功，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辉煌一页！
第二十九军渡江之时，陶勇正指挥着第二十三军抵达江南。他们渡江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紫石英”号事件。
关于“紫石英”号被我军击伤的情况，在文化大革命前，众说纷纭。究竟真相如何，叶飞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真实的披露。
那是在4月21日下午，第二十三军的全体指战员们正准备渡江，突然发现江面上行驶的几艘外国军舰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陶勇接到报告后，立即打电话请示叶飞：“在我第二十三军渡江地段约两公里处，有几艘外国军舰游弋不定。你看怎么办？”
叶飞头脑中立即出现了两天前总前委的告示：林遵指挥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将举行起义。他想，会不会是起义的军舰呢？于是问陶勇：“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着起义的信号旗？”
“没有！”陶勇肯定地告诉叶飞，“他们挂的是外国旗，肯定是洋人！你看是不是打沉它？”
叶飞思索片刻，坚定地说：“谁阻止我们渡江，我们就将他消灭。不过，你还是先通知前沿的观察所，将信号旗升起来，向他们发出警告，请他们自觉地离开。如果对方不离开，就下令开炮！”
陶勇答了一声，放下电话，向榴炮三团传达了叶飞的命令，榴炮三团遵命执行。可是，江面上的军舰没有丝毫要撤走的意思，反而将全舰人员集中到后面，将炮口对准了江北的第二十三军阵地。
陶勇弄清了阻挡他们渡江的是英国军舰，便及时向叶飞作了汇报。叶飞听说英舰的行动后，怒发冲冠，气愤地说：“这些洋鬼子太猖狂，现在已不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代了，竟敢在我们的领土上横冲直撞！现在我命令，向这些可恶的洋鬼子开炮！”
随着一声令下，榴炮三团的炮口对准了江面上的英舰，发出了愤怒的炮火。顿时，英舰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双方开始了一场炮战，战斗持续近1个小时。英舰“黑天鹅”号拖着浓烟溜走了。另一艘“紫石英”号军舰也被击中30余处，受了重创后，像一个喝多了酒的醉汉，摇晃着逃跑时撞在江边搁浅了。英军气急败坏，又派出一艘名叫“伴侣”号的军舰前来援救，却被我炮火击中，身中5发炮弹后，仓皇掉头，全速撤退。
看到洋人军舰被我打得狼狈逃窜，第二十三军的指战员们欢呼跳跃。近百年来，洋人以为中国人从来不敢碰他们的一根毫毛。今天，中国人不仅碰了，而且是狠狠地揍了洋鬼子一顿，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洋人的威风！中国民众为之拍手，连国民党官兵也暗自高兴。
炮战后，叶飞指挥所里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叶飞抓起电话，那边传来了严厉的训斥声：“你们怎么搞的，怎么同英国人打起来了？是谁开的第一炮？一定要查清楚！”
叶飞一愣，刚刚是因为太气愤，才下令向英舰开炮，一时却忘了政治上的后果。经上级一提醒，他才清醒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打电话给陶勇说：“糟了，刚刚我们炮击英舰，上面打电话来追查了，问是谁开的第一炮。”
“怕什么？”陶勇满不在乎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是他们挡住我们渡江的路，他们凭什么在我们的长江上胡作非为？”陶勇越讲越生气，提起炮击造成的巨大伤亡，他心痛地说，“叶司令，我们一个最好的团长邓若波被英国佬打死了，他可是我们军里文武双全的人才啊！你知道吗，我一共伤亡了252人？”
叶飞听了陶勇的诉说后，沉默了片刻，他想到英国人一定会在炮击问题上大做文章，不会善罢甘休的。于是，他对陶勇说，不论谁问起此事，都要一口咬定是英国人先开的第一炮。两人订好了“攻守同盟”。果然，上面很快就派来了调查组，一方面了解情况，一方面到实地查看，事情越闹越大。
几天后，英国皇家海军发表声明说，他们受到敌对部队的攻击，英舰伤66人、亡42人，其中包括舰长卡格列，而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的海军中将军服也被弹片穿了几个洞。
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说，解放军炮击英舰是暴行，要求英政府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报复。
4月31日，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就英舰暴行发表声明：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
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来远东“实行武力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252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要求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你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捍卫，决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及在中国他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叶飞下令炮击英舰，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着巨大的意义。事情发生后，粟裕命令第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和第二十三军炮兵第三团政委康矛召，与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总司令及其代表——“紫石英”号军舰舰长克仁斯海军少校交涉。
“紫石英”号事件从1949年4月20日至7月30日，共历时102天。在此期间，双方除发生了四次武装冲突外，还举行了十余次谈判。
在经过多次谈判和发表声明之后，鉴于英方并无谈判的诚意，而我方在此事件中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主动地位，国际舆论亦对我方有利，因而英方虽然耍赖拖延，我方也不必与之长期纠缠。
1949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对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的处理事宜致电总前委和南京市委，指出：“你们估计‘紫石英’号一般是不会偷走的，但应准备该舰如采取偷走办法时的对策。我们认为，如果‘紫石英’号采取偷走的办法，我方军舰及江岸、炮兵应装作不知道是‘紫石英’号，而让其逃去（此点应事先秘密通知有关方面），不要攻击，然后迅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同时，你们又应防止香港英国军舰可能偷入我长江防线接走‘紫石英’号……如果‘紫石英’号经过江阴偷走，可不予炮击；如果‘黑天鹅’号试图偷过吴淞或江阴进入内河，则必须给予打击。在放第一炮前，可先令其停驶，如其不听，则炮击之。”
7月30日晚9时，“紫石英”号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该舰下驶之际尾随潜逃，最后从崇明岛北口逃出长江。
40年后的1989年，康矛召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文章说：
4月20日在长江出现的并不是美国军舰，而是英国军舰，这倒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把“紫石英”号击伤搁浅在三江营后，来援的竟是一艘英舰“伴侣”号。“伴侣”号早就停在南京也是我们的疏忽。重创两英舰后，国民党于当晚宣布国共和谈破裂，芜湖以西的几路解放军开始利用黑夜偷渡并取得成功。镇江以东的几路解放军则在21日击退了英国远东舰队“伦敦”号诸舰后，才发动渡江的总攻。当时，千帆掩霞，万桨拨浪，炮击南岸，尘烟蔽空，船如潮涌，残敌胆丧。我大军顷刻将江防突破，开始追奔逐北。这伟大的胜利鼓舞了解放军将士连续战斗的热情和壮志。相比之下，我们同英国军舰的小规模战斗显得微不足道。直到4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外电最早的报道和评论，向解放军通报了“炮击英舰的新闻已经震动了世界”，才激起我们的重视和欢腾。
世界舆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报道基本上是客观而公正的，这反映了世界人民对正在争取独立解放、并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英国的评论虽有褒贬之别，但也批评了炮舰政策及其在历史上对中英关系的破坏，英国的进步人士和学者也把“扬子江”事件看作英国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终结。
在渡江战役中，叶飞还经历了另一件惊心动魄的事。
说的是渡江战役前，陈毅、粟裕叫叶飞随第一梯队过江，指挥先头部队向江南纵深挺进。叶飞打仗总是靠前指挥，那天上船后，他随第二十八军过了江，上了岸回头一瞥，却发现自己只带了一个警卫排，忘了带电台——没有电台就无法与第二十八军军部联系。他们来到一个小村边时，天已快亮了。叶飞和韦国清便坐在村子边的小路旁休息，让黄云参谋先进村与第二十八军联络。黄云进村后，不由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村里住满了国民党的军队。黄云一进村，就被三四个背着机枪的国民党哨兵发现了，只是因为天还没有大亮，对方没看清黄云的身份，以为他是自己人，便开口问道：“你是哪个单位的，村外坐着的是什么人？”
黄云虽然冷汗直冒，可是表面上却无丝毫的慌乱，他急中生智回答说：“那是我们的师长，他烟瘾上来了，没有火柴点火。我是来找火柴的。老兄，你能不能送一盒给我？”
听说那是个师长，哨兵不再打探，便从口袋里摸出一盒火柴，讨好地说：“我这里有，我去送吧，正好见见师长长什么样。”
黄云心想，我想抓你当舌头都怕惊动这些国民党兵，现在你自己送上门来，这不是求之不得吗？于是，他点点头说：“行啊，师长就在那边，我们走吧。”黄云把哨兵带到叶飞面前，向叶飞使了个眼色，然后一个猛转身，右腿一扫，使哨兵跌了个嘴啃泥。他还没回过神，就被黄云摁住了，嘴巴被堵上了，喊也喊不出来。经审问，他们才知道第二十八军没经过这个村，这里驻扎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
黄云想想都后怕，对叶飞说：“叶司令，好险啊，我们差一点儿成为人家的俘虏了！”
“是啊，”叶飞笑着说，“如果共产党的兵团司令和兵团政委送上门，成了人家的俘虏，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
说笑后，他们继续寻找二十八军，一直跑到常熟才找到。这时，二十九军已占领了无锡、苏州，二十军占领了丹阳，二十六军占领了天王寺、上沛，二十三军占领了湖州，正向杭州靠近，三十一军也到了常州，三十四军占领了镇江。由于东集团和中集团过江后，采取了两翼包抄的战术，南京成了口袋。南京敌人不战而逃，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30艘舰艇，在南京的笆斗山江面上举行起义。另有23艘舰艇在镇江江面起义和投诚。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3日早晨，从明故宫机场匆匆乘飞机飞往桂林，逃之夭夭。国民党一时间群龙无首，军警逃光了，机关人员走尽了，路旁的墙上、电线杆上、门板上，到处涂满了留言启事：王团长今到杭州，吾妻王美娟到上海找我；三大队到宜兴集合……真是兵荒马乱，不一而足。
4月23日，对南京人民来说，是个永远难忘的日子。粟裕考虑到南京是敌人重点守备的地区，为了减少伤亡，确保一举拿下南京。在作战步骤上，首先由第三十五军和第三十四军钳制江北三浦，保证渡江兄弟部队第一梯队的突击成功。当第一梯队渡江突击成功以后，第三十四军在仪征一带继续佯攻，分散、吸引南京守敌的注意力。第三十五军则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动进攻。
敌人对南京的防御部署分内外两层。外围浦口、江浦、浦镇是个三角地区。南京国防部把这个地区当作护卫南京的大门。这里的阵地完全由据点构成，阵地前面挖有装满水的外壕。这里有国民党南京政府末期的精锐部队。
敌人对南京城防的部署，花了很大的代价。卫戍副总司令陈浠兼任主任，具体负责城防工事的构筑。城防工事结构以城垣工事为核心，之外修筑一道钢筋水泥工事，然后再修筑若干野战工事，形成三道前后相互支援的防御配系。这三道封锁线从东北面的紫金山起，围绕着南京的东、南、西三面延伸，北面有长江天险，从四面把整个南京保卫起来。
进攻发起后，我第三十五军最先夺取的是江浦镇。江浦是敌人的外围阵地，四周有高约7米、宽约3米的城墙，城墙上密布着明暗火力点。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一零三师占领了江浦镇，歼敌2000余人。占领浦镇是夺取三浦中的艰苦一战。守敌第二十八军八十师是嫡系。为了有把握地消灭这支精锐部队，我第三十五军一零四师负责主攻，已夺取江浦的一零三师迅速东进，向敌人左侧进攻，威胁敌人侧背，协同消灭敌人这支部队。
4月21日，我军向浦镇逼近。敌人为了阻止我军前进，拼命用火力封锁，江南岸和军舰上的大炮，一齐向我军轰击。
我军冒着密集炮火穿插前进，包围了浦镇。敌人进行疯狂反扑，坦克、装甲车一起向我军冲击。我主力部队和敌人在浦镇以北的山地及敌人主阵地之间，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经过一整夜的战斗，我军夺取了平顶山、大顶山和二顶山等制高点和其他全部重要阵地。22日清晨，因害怕被我军全部消灭，残敌慌忙向浦口方向逃跑。
我军夺取浦镇后，兵不解甲，马不卸鞍，不停地向浦口追击。22日下午和晚上，敌人慌乱地向江南撤逃。
23日上午，我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下午，第三十五军在浦口车站开会，研究迅速渡江、抢占南京的作战方案。为了克服缺乏船只的困难，军党委号召全军指战员积极找船。于是，各个战斗部队一面派人在江北找船，一面派侦察人员到南岸敌人手里夺船。23日晚7时，三十五军在当地船工的帮助下找来了两只小船。军部命令先由18名侦察兵分乘两只小船，从浦口出发，越过4里宽的滔滔江面，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到达南京下关登岸。这时，敌人早就卷着金银细软逃得无影无踪了。下关发电厂的工人们听到解放军进南京的消息后，派6名工人驾驶着“京电”号小火轮，将三十五军从江北运到了南京城。半夜时分，三十五军大队人马以整齐的队列，迈着坚定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挹江门开进了南京市区。一零四师控制了紫金山天文台、中山陵，一零三师占领了清凉山、水佐岗、五台山等制高点，一零五师控制了下关沿中山北路到鼓楼、新街口。一零四师三一二团的指战员们如潮水般拥向总统府大门，冲开红漆大门，高声呐喊着，冲进了总统府内。他们对前后大殿、各条通道、各办公室进行搜索后，登上门楼，扯下了门楼上的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将鲜艳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南京解放了！总统府上空，欢呼声如春雷滚动。
第三十五军是由华东野战军鲁中南纵队与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合编而成的，他们占领总统府，对蒋介石是个绝妙的讽刺。
4月27日晚8时，陈毅、邓小平带着总前委机关成员王德、庄杰等，从合肥坐着吉普车赶到中山码头。这时，却找不到车。侦察参谋李伏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辆公共汽车，匆匆将陈毅、邓小平送到了总统府。当陈毅、邓小平来到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时，桌上的台历翻在4月22日。他俩当晚在总统府的西花园留宿，第二天移居中山北路萨家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从此定南京为首都。抗战期间，国民党曾迁都武汉和重庆达8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南京。南京作为国民党首都前后有14年。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垮台，标志着蒋家王朝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陈毅拿起电话，给北平新华社的范长江打电话。他自豪而又兴奋地告诉范长江：“南京已经解放了！我们正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办公室里给你打电话。”
南京解放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毛泽东那里，他欣喜万分，浮想联翩。30年前，蔡元培、李石曾在北京组织华法教育会，搞起了勤工俭学。1919年4月，毛泽东送蔡和森、萧子升到上海，去法国留学。他俩走后，毛泽东经南京浦口转车时，游览了南京。他坐在高高的古城墙上，尽情地欣赏着南京的大好景致。石头城给他留下了永远磨灭不掉的美好印象。
1949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号外发表了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渡江的消息。毛泽东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历史的篇章：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晚9时，刘伯承风尘仆仆地从安徽赶到南京总统府。陈毅听说刘伯承到了，从萨家湾赶到长江路上的总统府。两位老战友相见，相互问候，相互拥抱。他俩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不由心潮起伏，感慨万分，说不尽的喜悦荡漾在他俩那历经战火风霜的脸上，阵阵欢声笑语从他们口中飞出。
5月1日，在南京长江路“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军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做了即席讲话，他说：“同志们，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来到了！然而，正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
三位领导的讲话，赢得了阵阵欢呼声和掌声。与会的同志们亲眼目睹了仰慕已久的三位领导人那和蔼可亲的形象，激动得热泪盈眶，喊哑了嗓门，拍痛了双手。会场上高潮迭起，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陈毅、邓小平、刘伯承三人开完会师大会后，便收到了粟裕发来的郎广大围歼战斗详报。郎广之战是粟裕的一次神机妙算之役。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粟裕如围棋高手，指挥打仗向来是走一步看三步。
4月21日下午，在泰州白马庙的三野指挥部里，粟裕、张震正在认真地听取作战科长谭旌樵和作战股长秦叔瑾的战况报告。粟裕边听边思考，当谭旌樵话音一落，他就提出问题，道：“中集团已从繁昌、芜湖一线登陆，东集团十兵团也从江阴登陆，我东西两支大军马上就要向纵深发展，你们估计敌方会出现什么态势？”
张震纵观全局，指着地图分析说：“李宗仁、汤恩伯得知我东西两路大军过江向纵深发展的情报，一定会有一种被包围之感。因此，我认为这时芜湖、南京、镇江之敌一定会弃城而逃。”
谭旌樵说：“总前委在3月31日下达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说，我军渡江后，敌人会出现五种情况：第一，敌人集兵与我东集团实行决战；第二，敌收缩兵力，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浙赣线与我决战；第三，敌人放弃沿江一线退守浙赣线和无锡、上海、杭州顽抗；第四，敌军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顽抗；第五，敌人完全混乱。”谭旌樵分析说，“我认为，敌人不可能同时出现以上五种情况。根据敌人目前的心态，则向杭州方向逃跑的可能性最大。”
在别人发言时，粟裕默默地站在地图前，手持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做着标记。谭旌樵话音一落，他满意地点点头，说：“谭科长的判断我给90分！”他问张震，“参谋长，你判断敌人在我东西两线登陆后，会呈现什么态势？”
张震回答说：“从敌人沿江一线部队的番号看，他们大部分是在豫东、济南、淮海战役中被我军歼灭后重新拼凑起来的新部队。这些部队刚成立不久，还没来得及进行军事训练。所以，他们的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再从各军发来的战斗详报看，我军过江后，敌人抵抗甚微，大多望风而逃。所以，我估计南京、镇江之敌也会不战自逃，趋向是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溃逃。”
“嗯，你的回答可以打99.9分。”粟裕说，“因为你的判断有分析、有观点，所以，给你打个高分。”
张震见粟司令今天情绪特别好，便笑着问：“粟司令，你在哪方面扣了我0.1分呢？”
粟裕收敛起笑容，认真地说：“我们现在只是停留在分析判断、纸上谈兵的阶段，那0.1分要等过江后，抓住这股敌人才能给你。”他回到地图前，继续说，“目前，我们仅仅是胜利渡江。可是，敌人跑了，我们还没能歼灭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只能算是小小的胜利。我们不能满足于这样的胜利，要力争全歼敌人有生力量。”粟裕对检验大胜的标准，初步考虑了三条。他说：“第一，要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我们共产党的军队不能同于农民起义和封建王朝的军队，他们火烧阿房宫，不仅用战争来毁灭人的生命，同时也摧毁了人类文化。江南的许多城镇，保留了秦汉唐宋明朝时期的大量古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旦被毁，损失是无法用金钱估计的。你就是用百万、亿万黄金也无法买到的。所以，我郑重地提醒大家，要珍惜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物！”
粟裕考虑的第二条标准是，要超前追歼逃敌，不让大股敌人进入杭州、上海。这些敌人一旦拥进城市，便有了喘息的时间，必将增加解放军攻城的难度。在野外歼灭一个师容易，而要歼灭城市守敌一个师，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粟裕考虑的第三条标准是，不使敌人溃散为匪，力争在野外集中歼灭他们。若敌人溃散为匪，东一群，西一堆，占山为王，势必分散解放军兵力。因此，要及时将南京、芜湖、镇江溃逃敌人歼灭在野外，要采取东西两翼迂回战术。
粟裕讲完他的三条标准后，指着地图说：“你们看，从长江的走向看，繁昌至江阴是一个大的弓背状的弧形；从陆地上的地形看，繁昌至江阴连成一条直线，呈弓弦形。我们要在繁昌至江阴的弓弦内围歼南京、芜湖、镇江逃敌。”
大家听了粟裕的设想预案，纷纷点头叫好，拍手鼓掌。
在抗日战争起初，粟裕曾率新四军二支队在江南一带打鬼子；抗日战争反攻阶段，他又率新四军一师，从苏北南下苏浙。所以，他对这一带地形极为熟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指着地图对大家说：“这只是个初步计划和设想，还要算好双方的进度，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你们看，宜兴、郎溪、广德、长兴，我们曾在这里举行过天目山战役，这一带地形是山区，是围歼大股敌人的理想战场。我们要设法把南京、芜湖、镇江出逃之敌逼到这里。”他的右拳砸在地图上标着的宜兴、郎溪、广德、长兴一线，分析说，“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敌人只需四五天就可到达。我们东集团从江阴、扬中、镇江开始追击，到宜兴约80公里，如果攻击顺利，两三天就可到达。如果追到长兴，约130公里，也只需要四五天。谭副政委指挥的中集团，从繁昌到广德，要经青弋江、茂林、东流山，这一带地区全是大山。他们到郎溪、广德，路程是180至200公里左右，要跑五六天时间才能到达。时间上差不多，但是十分紧张，如果稍有差错，迟一两个小时，敌人就会在这段时间里漏网。所以，关键的关键是，东集团和中集团必须超前赶到郎广地区，将口袋扎紧。”
张震兴奋地说：“我算了一下，这一堆瓮中之鳖有六个军左右。我们如能迅速歼灭这六个军，就可为下一步解放杭州、上海创造有利条件。”
粟裕将手中的红蓝铅笔一放，果断地说：“就这么定了！张参谋长，现在你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电报给总前委和中央军委。电报分三段，第一段分析敌人动态及趋势，第二段是我们的结论和看法，第三段说说郎广大围歼的建议和设想。”
4月22日，总前委回电：同意计划。为便于实施大围歼，从即日起，谭震林指挥的中集团的七、九两大兵团归粟裕指挥，解除二野第四兵团进军南京的任务，确定八兵团的三十四军、三十五军担负南京、镇江警备任务。
粟裕手持复电，感到肩膀压上了千斤重担。他不敢有丝毫的大意，和张震一起，连夜向正在渡江和已到江南的各军下达新的作战命令。
他们令中、东两集团加速东西对进，包围歼灭南逃之敌。对各部的追击行动作了如下调整：第九兵团除第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第二野战军接替外，其余各军沿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疾进；第七兵团围歼当面之敌后，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九兵团右侧成梯次队形前进；第八兵团率第三十五、第三十四军担负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地区的警备任务，其第二十、第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与第二十三军共同沿丹阳、金坛、溧阳之线疾速南下，尾追南京、镇江地区逃敌；第十兵团除第二十九军沿沪宁铁路向东攻占苏州并向上海警戒外，第二十八、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向长兴、吴兴猛进，以求在长兴、吴兴与第九兵团会师，切断宁杭公路，断绝敌人退路。
各追击部队接到命令后，克服重重困难，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吃大苦，耐大劳，不为小敌所滞留，日夜兼程，跋山涉水，穷追猛打。许多部队连续行军四五天，一天吃不上两顿饭，睡不到几个小时的觉，严重的体力消耗使指战员们疲惫不堪，很多战士边走边打瞌睡。老天又不帮忙，连连下雨，战士们在雨水、泥水里前进，起了满脚的水泡和血泡，浑身淋得透湿，发烧的、拉肚子的日益增多。可是，为了早日围住敌人，官兵们不叫一声苦，不喊一句累。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快，一定要赶在敌人的前面！
4月24日，粟裕、张震率领三野机关陆续渡江。他们一到江阴要塞，见到遍地是敌人遗弃的汽车、枪炮、子弹。王征明、唐秉琳、唐秉煜、吴铭、王德容等率领起义官兵欢迎粟裕、张震的到来。粟裕和他们一一握手，并高度赞扬他们为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4月26日，三野机关进了常州城。
4月的天气，正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大好时光。太阳下的油菜花黄灿灿的，随着微风翩翩起舞，散发出阵阵清香。桃花、迎春花、梅花、兰花，风姿绰绰，鲜艳夺目。柳枝青青，随风摆动。小鸟在树上啼叫着，欢快地歌唱着，是那么的悦耳动听。第三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组成的，许多人是北方人，他们踏上江南的土地，陶醉在这大好的春光里，尽情地饱览着江南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司令部机关坐着缴获的汽车向常州开进，秦叔瑾的眼睛一直望着窗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清新醉人的空气，用羡慕的口气说：“啊呀，我今天才领略到‘心旷神怡’这个词的滋味。江南人真是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啊。不说别的，只要闻一闻这扑鼻的油菜花香，就足以让人醉死。”
不知谁突然插了一句：“是啊，难怪有人说‘人在花中死，做鬼也风流’呢！我现在算是体会到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粟裕扭头一看，说这话的是个小战士，不禁哈哈大笑，骂道：“你体会个屁，乱弹琴，瞎扯乱拉，你现在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的。”用手指点着他的头，笑着告诫他说，“下次可不要乱说了，不然人家要笑话你的。”
车厢里爆发出一阵嬉笑声，把这个小战士笑得不知所措。他莫名其妙地望望粟裕，又望望嬉笑的众人，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粟裕笑毕，感慨万分地说：“我1945年10月随新四军北撤离开江南至今，屈指已是三年有余。那时，我的体会是江南春色满天下，4月的江南无处不飞花。”
张震拍手说：“粟司令这句话就是一句绝妙的诗啊！粟司令，今日又回江南，你是不是助助兴，为我们大家吹一曲？”张震知道粟裕的口琴吹得呱呱叫。
粟裕兴趣盎然，他干脆地回答说：“好吧，我就吹一曲《新四军军歌》吧！”他从口袋里拿出口琴，兴致勃勃地吹了起来。琴声悠扬顿挫，将大家多日的疲劳吹得烟消云散。
车子驶进常州城。一到驻地，粟裕和张震便忙碌起来，首先派人架起了天线，开设电台。转眼的工夫，七八部电台开始了工作。一小时后，秦参谋手拿一叠厚厚的电报走到粟裕面前。粟裕问：“这些都是战斗详报吧？你快将司政后的首长都叫来，喜酒大家吃，捷报众人听嘛，让大家都听听！”
不一会儿，张震、唐亮、钟期光、张凯、刘瑞龙等都来了。粟裕招呼大家坐下后，叫张震宣读来自各军的战斗详报。一份份电报犹如一幕幕战斗片电影，清晰地展现在众首长的眼前，大家的思绪飞到了枪声大作的硝烟战场上。
第一份电报是第二十五军军长成钧、政委黄火星发来的。
二十五军渡江后，乘着小船渡过了青弋江，来到芳山镇。前卫营长董光继抓来一个俘虏。审问时，俘虏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我们是芜湖下来的，大队人马在前面。我是联勤总部的，跟着队伍走了两天，实在走不动了，所以落在队伍的后面，被你们抓来了。”
董光继又问：“前面有个最大的集镇叫什么名字？”
“大概叫湾址镇吧。”俘虏怕说错，胆怯地望着董光继。
“你不要怕，”董光继安慰他说，“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问题。”
“我一定遵照长官的意思办！”俘虏点头哈腰地说。
“这里离湾址镇有多远？”
“大概20里路。”
董光继叫人带走了俘虏，自己则带着前卫营，跨过铁路线，一口气跑了20多里，到了湾址镇附近。然后又抓了个俘虏，审问后得知，国民党第二十军刚到这里。董光继连忙派人向团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团长又向师长报告，一级级上报到成钧那里。成钧接到电报后，忙对照地图，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的大追击，一迈腿就踩到了二十军的脊背上，这下有好戏看了！”他对参谋长熊应堂说，“你们马上拟一份电报，分别发到七十四师、七十五师，令他们火速赶到湾址镇，一举全歼二十军这股敌人。”
熊应堂拟好电报，成钧在上面签了字后，又在电报的右上角写了“十万火急”四个字，立即将电报发走了。
却说第七十五师是前卫师，谢锐师长接到电报，没等主力完全集结，见第二三三团上来后，便拔出手枪，有力地一挥胳臂，大声地命令说：“跑步前进，目标前方湾址镇，一小时内给我拿下！”
谢锐带着警卫员走在最前面，第二三三团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如猛虎扑进湾址镇。这时街上静悄悄的一点儿声息也没有，道两旁堆满了各种生活垃圾，堆在地上的剩菜、剩饭还冒着一丝热气，烟头还升着袅袅青烟。谢锐见状，一挥手，说：“快追！敌人刚刚离开，一定没跑多远！”
谢锐带着部队出了镇，迅速占领了一个小山头。他举起望远镜一看，发现湾址镇通向宣城的大路上，有一队人马在移动。他立即断定这正是从湾址镇逃跑的敌第二十军。于是，他派人火速通知二三二团向南抄近路拦截这股敌人，二三三团向东后再向西抄小路断敌退路。
两个团接到命令，如离弦之箭，向宣城方向飞奔，在桂花山、皂角树、鹭鸶窝、十八担、十字路包围了敌第二十军。这时，七十四师赶了上来，成钧、黄火星、熊应堂带着军部机关也赶来了。
第二十五军全部人马赶到后，成钧开了个简短的作战会，向各师下达了战斗任务。会议一结束，师长、团长们火速回到部队，做了简短的动员后，便以营为单位，向敌二十军发起进攻。其势如凌空霹雳，敌二十军无招架之力，一下子乱了阵脚，一个个如受惊的羊群，四处逃散。二十五军过江前，把马和炮留在了江北。大家这时见到乱蹦乱跳的战马，放开了逃散的敌人，去追马、拉炮了。成钧一跺脚，大喝一声：“先消灭敌人，再去捉马，谁不听命令就处分谁！”
战士们一听，只得悻悻丢下捉到的战马，去追击敌人。第二十五军追到了湾址镇与宣城之间，对敌第二十军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围猎场。成钧命令部队逐渐缩小包围圈，战斗从中午持续到黄昏。一场血战后，枪声渐疏。战斗结束时，战士们打扫战场，歼灭敌第二十军全部及第九十九军一个师，还有一个保安旅，共计歼敌1.5万人。第七十四师的两个战士押着一个敌将军来到成钧面前。成钧一见抓到了大鱼，威严的脸上露出了喜悦之色。他友好地给俘虏递上一支烟，打着招呼说：“很对不起啊，初次相遇，把你们打败了，请多多包涵啊！”
这位鬓发斑白的将军俘虏面对幽默的对手，尴尬地问：“请问你贵姓，是什么官衔？”
成钧大大咧咧地说：“我叫成钧，是解放军二十五军军长。请问你是何人？”
俘虏提起拐杖指指胸膛，回答说：“我叫陈章民，是国民党军二十军少将副军长。”
成钧露出不解的神色问他：“请问陈老将军，贵军速度为何如此缓慢？照一般行军规律，你们昨天就可以进宣城了，怎么如蜗牛似的向前爬行。你知道吗？如果你们进了宣城，我们是难以对你们形成包围的。”
“其实我们的速度不慢，是你们的速度太快了。”陈章民摇头叹息道，“别去说它了，都怪汤恩伯这个混账，他为了加强江防，上个星期给我们一个重炮团。渡江时，重炮团胆子小，一炮没打就被吓逃了。但是，重炮要车子拖才行啊，再说，半路上常常遭到游击队袭扰。结果，前面一辆车被炸坏后，后面的就无法前进。我们建议将重炮团丢了，杨军长又怕汤恩伯日后追查责任，所以，咬着牙带着重炮走，这样能快吗？”
成钧说：“你们的杨军长呢？他是不是叫杨干才？”
“军长叫杨干才，他在一小时前被你们的乱枪打死了。而且，他的一家都死了，死得很惨。”陈章民很难过地低下了头。
成钧好奇地问：“怎么会一家人都死了？”他一边问，一边递给陈章民一杯水。
陈章民喝了几口水，开口说道：“唉，我们哪里知道贵军对俘虏如此宽大啊！以前听到的宣传都说，共军抓到俘虏，统统杀死或者烧死，如果是女的，就要强奸后杀死。所以，杨军长的太太和女儿，以及很多军官的太太都怕当俘虏，昨天，她们一看形势不妙，都一起开枪自杀了。”
张震宣读完第二十五军的战斗详报后，黄参谋接着读了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发来的战斗详报。
4月23日，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从丹阳追击到了金坛，24日又追到了溧阳西南的胡桥。他们发现南京方向逃来的敌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等，沿着宁杭公路朝上海方向逃跑。国民党军队形混乱，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路上满地都是丢弃物，其状狼狈不堪。第二十三军和第二十军赶到后，原打算将其四面包围，但是，敌人有4个军，方圆拉开有200里，解放军兵力不足，难以形成包围圈。激战后，只消灭敌人1.5万人，大部分敌人改道向郎溪、广德方向逃窜。
接着宣读的是第二十八军的电报。报告说，4月25日，第二十八军赶到宜兴，切断了宁杭公路，歼敌5000余人。
谭科长宣读第二十七军电报说，4月22日，第二十七军从繁昌出发，走一路打一路，当天晚上攻占了南陵县城，歼敌第八十八军一个团。24日到达宣城，歼灭第九十九军一个师和八十八军一个师，活捉第九十九军中将军长胡长青。接着，部队以日行70公里的速度，连克广德、泗安，在吴兴县的虹星桥上与第二十八军胜利会师，封闭了合围口。
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战斗喜讯，大家高兴地拍手欢呼。粟裕站起来说：“同志们，我们在白马庙预设的郎广大围歼，现已形成了合围，被合围的敌人是芜湖、南京、镇江的第四军、二十八军、四十五军、六十六军和五十一军、九十九军一部，我估计有10万余人。为彻底全歼这10万余人，我们要调整部署。我先说个方案，大家议论一下。”
粟裕的方案是，由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委郭化若统一指挥第九兵团和第十兵团，围歼郎广之敌；第七兵团继续向杭州进军，迅速抢占钱塘江大桥；第二十四军归建第八兵团，接替警备南京任务；第二十三军和第三十五军归建第七兵团，向杭州挺进。
粟裕的方案被大家一致通过，命令迅速被下发到各部。宋时轮和郭化若接到粟裕、张震发来的电报，坐上吉普车，连夜赶到郎溪，开设指挥所，指挥各军向包围圈内的敌人发起攻击。各军接令后，实行多路向心突击，朝敌人阵地猛插猛打。被围的敌人本来就如惊弓之鸟，解放军发起攻击后，他们顿时指挥失灵，建制混乱，丧失了战斗力。至4月29日午后1时，这股逃敌全部被压缩在界牌镇和泗安镇一带，无一抵抗，全部当了俘虏。
由于开始时包围圈大，村庄、丘陵多，相当多的军官及太太不惜用金条买来老百姓的衣服，化装成农民，在田里装作插秧、拔草，或在塘里装着摸鱼、捞虾，逃过了解放军的搜捕。这些在战斗中逃脱解放军追捕的军官和家属，在一年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一网打尽，无一逃脱。
郎广大围歼之际，谭震林指挥的第七兵团向杭州挺进。七兵团机关部队冒着滂沱大雨，忍饥耐寒，每人负重30公斤以上，沿着宁杭公路，日行百里，直奔杭州。大家感到虽然很辛劳，但情绪十分高涨。有的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今天都要进入“天堂”了！4月30日下午，第七兵团指挥部进到杭州附近的武康。当时，高架的长途电话线还是畅通的，杭州情况不明。谭震林要参谋处长金冶立即与杭州电信局联系，查明杭州市情况。电信局同志热情地告诉金冶，杭州市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南逃了。
进杭州之前，中央命令谭震林任杭州市军管会主任，兼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委成立时，中央又命令谭震林为浙江省委书记、省主席、浙江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主持浙江省党政军全面工作。谭震林得知杭州情况后，命令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三军向杭州奔袭。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带着部队，越过怪石嵯峨、道路陡峭的天日山区，如闪电般直奔杭州，5月2日中午即抵达瓶窑镇。军部在路边休息时，陶勇发现电话线横在空中，直指杭州方向。他脑子一转，便对通信科长说：“快去拿一部电话机给我，我要与杭州警察局局长说说话。”
通信科长遵命，抱来一部电话机。陶勇将电话机接在电话线上，抓住电话机摇了一阵，便对着话筒喊道：“喂，话务员，我要与警察局局长通话。”
很快，话筒里传来“喂喂喂”的呼唤声。陶勇说：“你是警察局局长吗？”
那边说了一声“是”，他便大声地说：“我找的就是你。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长陶勇。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第一，杭州有多少部队，现在情况如何？”
那边的警察局局长如实回答后，陶勇又说：“国民党军向宁波、温州逃跑，现在杭州已成了一座空城。我给你一个紧急任务，你马上派出警察，上街维持治安，不许任何人破坏城市和工厂，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你干得好，就给你立功受奖；干得不好，我会找你算账的。你听明白了吗？”
那边的警察局局长唯唯诺诺地点头答道：“长官放心，我一定服从你的命令，把杭州搞得干干净净，迎接贵军进城！”
陶勇放下电话，带领部队抄小路向杭州挺进。
就在陶勇打电话之际，另一支部队——第二十一军已经到了余杭。军长滕海清估计杭州近在咫尺，便对部队进军杭州做了分工，第六十一师攻占市区，并临时担负杭州市的警备任务。六十二师沿富杭公路前进，于3日拂晓攀登五云山峰，像神兵天降突然出现在钱塘江大桥上。仅半小时作战，便打垮了守桥部队，致使敌炸毁大桥的阴谋未能得逞。几乎是同时，六十一师向杭州市区进发。一八一团于古荡、董家要地区展开，一八二团于灵隐寺南北山地展开，向市区攻击前进。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已撤逃，市区仅有少数来不及逃跑的小股武装，部队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即进入市区。部队入城前，群众为防敌军溃逃前洗劫，家家关门闭户。部队一进入城区，工人、学生、市民立即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爬上楼房，欢迎解放军，到处响起锣鼓声、鞭炮声、“欢迎解放军，庆祝杭州解放”的口号声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许多人拥到行进的部队跟前，和战士们握手，有的流着眼泪说：“可把你们盼来了！”我们的战士在敌人面前是英雄，但是在大城市群众这样热烈的欢迎场合下，他们既兴奋，又显得腼腆和拘谨，见到热情的群众不知如何表达。
此时，部队更关注的是，向指定地区前进，搜捕残敌。一八二团部队在歼灭几小股敌人后，于上午9时占领杭州火车站。听到群众报告说，有几辆装着敌人和他们的物资的军车刚刚开走，一营立刻派部队向钱塘江大桥方向追击。到达大桥附近时，六十二师一八五团五连已冲上大桥，逃跑的四辆敌军车乖乖地向五连投降。与此同时，一八二团控制了东南部市区。一八一团部队进至庆春街时，欢迎的群众中有人说，菜市桥还有些国军。部队当即跑步前进，在群众的协助下，迫使敌中校团副萧铸久率200多人缴械投降。一八一团二营占领艮山门火车站，该团控制了市区东北部。接着，一八三团进至市区，师直属队进至以伪省党部为中心的市中心地区。5月3日，在群众的指引和帮助下，部队肃清了市区内残余的小股敌军，收容了散兵游勇，共俘敌2000余人。3日晚10时，一列装着物资和敌军政人员家属的火车被二营缴械。敌连长高叫：“我们是交警总队的，我是连长，请不要误会。”战士们风趣地说：“连长先生，国民党部队必须投降缴械，我们是不会误会的。”
5月3日晚，第二十三军也进入杭州，同第二十一军一起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
5月7日，谭震林在电台宣布，由他担任杭州军管会主任，开始管理杭州。这天，谭震林召集了第二十一军军长滕海清、政委康志强，第二十二军军长孙继先、政委丁秋生，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政委卢胜开会，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第二十一军继续向浙南进军，解放温州、平阳、文成等县；第二十二军在收复绍兴、诸暨后，继续解放宁波与浙东全部城镇；第二十三军担负杭州市警备任务。至7月9日，浙江全省解放，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浙江大地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