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先从共和说起。
纵览世界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无论古典共和国，还是现代共和国，几乎都是商业国家。古代的雅典共和国是，罗马共和国是，中世纪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国家是，近现代的英国和美国也都是。英国作为虚君共和国，美国作为联邦共和国，都是商业共和国。相反，那些\"货真价实\"的帝国，比如中华帝国和蒙古帝国，则多半是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建立的。农业民族崇尚权力，游牧民族崇尚武力，而帝国，恰恰是一种既崇尚权力又崇尚武力，依靠武力来获得和维系权力的制度（请参看本书第一章）。
这就与\"天下为公，和平共处，选举换届\"的共和精神相去甚远。当然，农业民族也热爱和平，中华帝国也主张天下为公，大清王朝也做到了五族共和。这是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农业帝国与牧业帝国的不同之处。当然，只要水草丰足，不受侵犯，游牧民族也未必发动战争，他们同样热爱和平。但相比较而言，农业民族更希望安定和稳定。因为只有社会安定，政局稳定，一无天灾，二无人祸，农民才可能有收成，也才能通过辛勤劳动和逐年积累慢慢走向小康。但是，手无寸铁一盘散沙的个体农户们，是没有能力来维护安定和稳定的。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集权政治，即依靠一个强势政权来维持秩序，以免他们受到侵犯和骚扰。要知道，在那些既无国内法又无国际法的年代，侵犯和骚扰是很容易发生的——境外有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乡里则有为非作歹的地痞流氓。只有帝国才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也只有帝国的长治久安，才能给他们以奔向小康的希望。这是每到天下大乱时，他们总是会盼望\"真命天子\"早早出世的原因。于是事情竟是这样：帝国的和平共处其实是靠权力和权力背后的武力来维持的，天下为公则不过是维护统治的借口，其实质是产权国有、治权王有，而非政权共有。至于定期选举，换届执政，就更是免开尊口——帝国并不同意，民众也没兴趣。希望安定和稳定的帝国臣民，并不喜欢执政者的频繁更替。
共和精神与共和制度只能产生于商业民族，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商业民族就比农业民族或游牧民族高尚或高明，而只因于获利方式的不同。正当的获利方式是辛勤劳动，这在农业民族、游牧民族和商业民族那里都是一样的。但如果要巧取豪夺，那么，商业民族更倾向于巧取，而不是豪夺。谁都知道，商业上的成功，主要靠精心策划、反复计算和讨价还价，而不是靠明火执仗、打家劫舍。动用武力的事情也有，但那多半是为讨价还价铺平道路或创造条件。如果全凭暴力掠夺，那就不是商人，而是强盗了。
所以商业民族也更主张谈判，而不是战争。所谓\"谈生意\"，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是谈成的，不是打成的。即便进行\"通商战争\"，轮到做生意时，还得谈。通商不同于掠夺之处就在于，任何交易都得有个商量。反过来也一样。只要能商量，任何事情都可以看作交易，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包括政治问题。这就是\"和\", 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交易能够最终达成，其方案一定是\"互利\"的；争端能够和平了结，其方案必定是\"双赢\"的。互利和双赢不是一方压倒或吃掉另一方，因此不但是\"和\"，而且是\"共和\"。
政治争端的解决既然被视为交易，当然也就要按照商业的方式和规则来进行。首先是要谈，即\"主张\"，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推销产品和报价（包括陈述定价的理由）。这是需要专业能力和专门人才的，由此便产生了职业政治家，比如议员。议员虽然名义上是民选，实际上不可能得全票，其实只是政治主张相同或接近的一群人选出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与公司派出的商务代表没什么两样。议员的任务是同其他的代表去\"谈生意\"，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就是\"议会民主\"和\"代议制\"。这种制度在商业民族那里一点都不难理解，因为这就像把自己的业务交给中介公司或专业公司去打理，比如找专门的会计公司帮自己算账，找专门的投资公司帮自己理财。选举议员，则不过找那些专门搞政治的人，来代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现代商业社会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率的做法。所以，只有在商业共和国的早期，他们才会实行\"直接民主\"的制度。因为那时他们大多是\"个体户\"，每笔生意都是自己亲自去谈的。
交易要想成功，不但要谈（主张），还得让。这就是\"妥协\"，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讨价还价。讨价还价不仅包括要价，更重要的还是让价（当然要有底线）。只有讨价没有还价的买卖不是买卖，也不能成功。双方各让一步，交易才能达成。如果一方自以为大权在握，另一方自以为真理在手，或者双方都唯我独尊，谁也不肯让步，那就只有\"互斗\"和\"一边倒\"，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了。事实上没有妥协就没有共和。美国的1787 年费城宪法，就是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伟大妥协\"的产物。其结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共存，和平共处，互相监督，轮流坐庄，这就是\"共和政治\"。
最后就是\"签约\"了。这就是\"立法\"，相当于商业活动中的签订合同。不过，这不是一般的合同，毋宁说是\"框架协议\"。它规定的是原则，而非具体事务。由于规定的是原则，因此它甚至需要一个关于如何签订合同的合同，这就是\"立法法\"；还需要一个规范一切交易原则和签约原则的总合同，这就是\"宪法\"。只有在宪法框架内达成的交易和签订的合同才是合法有效的，也才受法律的保护，这就是\"宪政制度\"。请看，民主、共和、宪政，或者说，议会民主，共和政治，宪政制度，是不是背后都有商业活动的影子？
这当然是我们民族不可能有的政治传统和思维方式。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既不主张巧取，也不主张豪夺，而主张实干。根据实干的精神，清谈是要误国的。这就使我们对议会民主之类的制度，先入为主地不以为然。同样，由于长期以来对商业、商人、经商活动和通商贸易的蔑视和鄙视，交易、妥协、讨价还价之类在我们民族这里从来就是贬义词。我们主张的是大义凛然，是一诺千金，是重义轻利，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是\"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妖魔让寸分\"。因此，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巧取豪夺，但那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更不能公开号召，而必须饰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为民请命\"、\"清君侧\"）。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只有宫廷政变，没有议会民主；只有逐鹿中原，没有共和政治。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有宪政制度。因为我们更看重的是信义而不是契约，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怎么可能有法治，又怎么可能有宪政呢？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只有商业活动，才强烈地要求明晰产权，分清公私，因为买卖无非权属的让渡。这件东西原本是我的，卖给你以后，就是你的了。这就必须首先明确这件东西是不是我的。如果是别人的，我就无权出售。如果是公共的，我们就不能买卖。所以商业活动既要求明晰产权，又要求分清公私。如果产权不明，买卖双方就不能成交。谁敢购买一件产权不清的商品呢？同样，如果公私不清，也很难走向共和。因为共和国（republic ）这个概念来自\"公共事务\"( res publica ) ，它是相对于\"私人事务\"( res priv ata ) 之外的领域。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有共和与否的问题，私人事务领域内是无所谓共和不共和的（甚至反倒应该是独立）。可见区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是实现共和的前提。
宪政亦然。宪政要限制的，是公共权力的使用，不是私人权利的享有。相反，它还要求不得立法侵犯民众个人的基本权利。宪政和法治的原则是：对于政府，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都是不能做的；对于个人，则凡是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可见其公私之分明！至于民主之必须分清公私，更是不言而喻。如果公就是私，私就是公，也就无所谓主权在君还是在民。其实民主、共和与宪政，都旨在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而不在干预私人领域中的自由。但如果没有私人领域，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而如果没有私人财产，恐怕也很难有私人领域。因此，明晰产权，分清公私，方有民主，方有宪政，方有共和。
然而正如本书第五章所述，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和家国一体的上层建筑，却导致了传统中国的产权不清和公私不分。这就使我们不知何谓民主，何谓共和，何谓宪政，也不知何谓共产主义。比方说，先是把共产主义解读为\"共产共妻\"，继而又把\"共产\"理解为\"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这真是大谬不然。其实日本人把Communism 翻译为\"共产主义\"，意思是\"共同集体生产\"。可见日译\"共产主义\"的\"产\"，是生产的\"产\"，不是财产的\"产\"。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其实该叫\"共劳主义\"。当然，准确的说法，还是\"共同主义\"或\"共同体主义\"。因为Communism 的语源Community , 原本有社区、团体、群落、公众、共同体等义。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共产主义社会叫做\"联合体\"。他们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请问，这是均贫富、打平伙、吃大锅饭，是\"共产共妻\"吗？
事实上，共产主义决不意味着\"共别人的产\"。恰恰相反，\"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正如作为共和前提的\"天下为公\"，只意味着公共领域的公众共享，决不意味着将私人财产和私人权利\"充公\"；共产主义也与理解为\"一切财产归公\"的\"天下为公\"相去甚远，更不是\"打家劫舍\"之后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反倒与共和主义不乏相通之处。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这部经典文献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三个条件：一、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三、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请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 卷，第12 页）。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共产共妻\"的意思。相反，人们不再奴隶般地服从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进行工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从而构成一个多样共存的社会，岂非和谐，岂非共和？
显然，传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总在左右着我们的思维，决定着我们每一变革的成败。因此，无视传统的理论是掩耳盗铃，无视传统的制度是无根之木，而无视传统的改革则难免屡遭挫折。钱穆先生有云：\"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看法，总体上是值得商榷的，但此说却不无道理。看来，事情最好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有民主、共和、宪政的传统，只要把它们开掘出来就行了。
但问题是，我们有吗？
这就决定了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共和、民主、宪政，必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探索、摸索、实践、纠错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吧！只是我们不知道那河有多宽，也不知道石头有多少。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