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帝国是提倡腐败的，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制度会提倡腐败。因为无论何种制度和政权，君主的，民主的，专制的，共和的，腐败都只会导致其灭亡。君主专制的政权，甚至比民主共和的政权更不能容忍腐败。试想，一个视普天之下皆为王土的皇帝，岂能容忍手下的臣子盗窃\"他的\"财产？又岂能容忍属下的官员，利用他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置他和帝国的根本利益于不顾？所以，在那些皇权强悍、天子独裁的时期，比如明的洪武年间，清的雍正年间，吏治往往较好，贪腐往往较少。相反，如果腐败猖獗贪墨成风，则不是皇帝大权旁落，便是君王有意纵容。但即便纵容，也多半是个案（如乾隆之纵容和珅），不大可能是规矩，更不可能提倡。事实上，历朝历代都至少会在理论上把反腐倡廉看作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我在《帝国的惆怅》 一书中讲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监察制度的国家之一，自秦汉始就有了专门的监察部门。它在西汉时叫\"御史府\", 东汉以后叫\"御史台\"，明清改称\"都察院\"。不论御史台，还是都察院，都是直属天子的独立部门，不但不受其他官员和部门的制约，反倒有权监督一切部门和官员。首先是权限大，上至亲王宰辅、重臣勋贵，下至督抚州县、司官道员，甚至包括其他监察干部和监察部的领导，都可以弹幼。其次是责任轻，可以\"风闻奏事\"（也叫\"风闻弹事\") ，不必负核实的责任，也不受反坐的处分。第三是独立性强，弹幼官员不必知会有关部门，也不必经自己的长官批准。为了支持御史独立行使监察权，朝廷甚至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隆重的礼仪。但凡重大弹勃案，御史要头戴一种名叫\"獬豸xièzhài冠\"的法冠，身穿内白外红的法袍，当着皇帝和百官的面在朝堂上宣读\"起诉书\"，被弹劾的官员则必须立即站出来等待处分。监察之受重视，其实毋庸置疑。何况历代王朝不但有监督官员的专门机构，也都有惩治腐败的严刑峻法，打击的力度也常常很大。朱元璋甚至规定凡受贿八十贯者，就要剥皮实草（活剥人皮，肚子里塞草）。帝国对于腐败，难道是纵容的吗？
然而腐败却并未因此有所收敛，反倒有\"前腐后继\"之势。一批贪官倒下去，更多的贪官跟上来。最后的结果，则是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在大面积不可救药的腐败中垮台。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帝国的反腐倡廉治标不治本，也不可能治本。其实，由于权力是可以赎买的，所以但凡存在权力关系的地方，就有腐败的可能。因此，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限制权力。最起码，也得遏制权力的赎买。
可惜帝国的作为却往往是背道而驰。
首先，帝国根本不可能限制权力。相反，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它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加强集权的过程。因此越到集权强化的时期，腐败就越严重。比如明清两代的腐败，就比秦汉唐宋严重得多。这两个朝代，简直就是腐败成风。所谓\"官场陋规\"，就是此时之风气。而这两个朝代，则又是集权最甚、皇权最强、专制最力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腐败和专制是一对孪生子。
然而要求帝国放弃集权却不可能，因为权力是它的生命线。一旦没有了这种强制性的集权，帝国制度顷刻之间就会土崩瓦解。甚至就连限制权力也做不到。因为如果要限制，首先就得限制皇帝的权力，这就等于不要帝国制度。当然，官员的权力也有限的。但这种\"有限\"，只是相对于皇权而言。相对于民众，则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帝国既然要维持它对臣民的绝对统治，皇帝本人又不可能亲自牧民，就不能不赋予其代理人在实行代理时的绝对权力。无疑，官员们只有在实行代理时才拥有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如果不再代理皇权，那他们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不过这已经足以导致腐败了。没有人会愚蠢到在并不代理皇权时去搞腐败，实际上那时也不会有人前来赎买。相反，正因为官员们都明白，他们的权力只有在代表帝国时才不受限制（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有限的），因此必须抓紧时机将其兑现为实惠。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正是许多官员在以权谋私时表现得十分猴急和疯狂的原因。
官员权力的有限，还因为他们要受到上级领导和监察部门的监督。问题在于，这些人也是官员，他们和被监督的官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就等于是让大狼狗去监督牧羊犬，其效果可想而知。事实上这些官员手中的权力（监督权和监察权）也可以出售或出租，办法则是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坐地分赃，就像小偷和小偷\"见面分一半\"，或者小喽啰向山大王缴纳抢劫所得一样。所谓\"官场陋规\"，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分赃行为所作的一种不成文规范。自从有了这种规范，牧羊犬们在盘剥百姓出售权力时，是更加得心应手和胆大妄为了。
显然，问题还不完全在于权力及其使用是否受到限制和监督，更在于由谁来限制和监督。恰恰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国不可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它根本就不可能将监督权交给人民，尽管这是根治腐败唯一可能的途径，但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则无异于自杀。因此它宁肯选择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甚至半公开地容忍腐败。毫无疑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任何对权力的监督以及对这种监督的设计，都将徒劳无益甚至徒有虚名。问题并不在于技术上有多少困难，更在于帝国是否真正有监督自己的愿望，在于作为权力社会的典型（集权社会），帝国所拥有的权力是否当真是可监督的。
看来根本的原因仍在于制度，而帝国制度本身是荒谬和矛盾的。帝国是一家没有股东和股权的大公司。它的财富产权不清，权力来路不明。明明要靠赋税来支持运作，却不肯承认纳税人是主人。明明要靠暴力来维持统治，却偏要说成是皇恩浩荡。结果，最有资格进行监督的人（人民）无权监督，最该接受监督的人（皇帝）不受监督，夹在中间的官僚集团正可以上下其手两头通吃。这样的制度，又有什么指望呢？
唯一可以指望的是道德。不可否认，正是由于道德的作用，帝国的官员才不至于腐败得全军覆没。在帝国的历史上，确实不乏克己奉公的各级官员，也不乏为了遏制腐败打击贪官坚持斗争甚至以身殉职的监察官员。他们是一些有理想有信念的人。在他们看来，为理想和信念而献身，是崇高和光荣的。事实上，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帝国的表彰和人民的崇敬（比如包拯，比如海瑞）。然而就大多数官员而言，这种崇高和光荣并不可效法，因为代价太高。同样，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也不可效法，因为风险太大。比较可行的是贪赃不枉法，贪得而有厌。比方说，收取大家都收的\"耗羡\"和\"陋规\"，在权限范围内，即在不明显违背帝国法规和公认道德的前提下，为自己和他人适当谋取利益。这很可能是大多数官员的心态。平心而论，作为饱读儒家经典的人，这些官员也曾经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可惜理想和信念并不能当饭吃。过低的俸禄，使他们不能不选择大家都尚能认可的\"非典型腐败\"。我甚至怀疑，所谓\"官场陋规\"，便正是出于这种心态而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帝国又为什么要实行低薪制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谓\"道德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它不但是\"立国之本\"，而且是\"治国之方\"。也就是说，国家政权既靠道德原则来建立，国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则来执行。这样，作为国家政令的颁布者和执行者，各级官员在理论上就应该是道德的楷模。他们应该带头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当然也就不能拿过高的薪水，以免玩物丧志，浪费奢靡。相反，如果他们能够克勤克俭，缩衣缩食，以为君父分忧，以为小民垂范，则可保国富民强，天下太平。
但这恐怕只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情况则很可能是：帝国的财政根本就无法负担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统治，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得力的官员都是必不可少的。此外，皇家的气派和官府的排场也同样是政治的需要，因为非如此不足以体现帝国权力的神圣，非如此不足以让小民敬畏、番邦惶恐。这就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而\"王道乐土\"和\"尧舜之君\"的理想或假象，又不允许帝国直接向子民征收过高的赋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就只能进行选择：皇家的气派是必须保证的，否则体面不存；军队的粮饷也是必须保证的，否则政权不保；可以马虎一点的，也就是官员的俸禄了。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就连这些极低或偏低的俸禄，官员们也常常领不到，或被朝廷变相克扣。东汉末年，官员上任甚至要反过来向朝廷交钱。曾任巨鹿太守的司马直，就是因为交不起新任命的\"上任钱\"，又不肯盘剥百姓，不得已自杀于晋京途中的。
看来帝国的算盘打得很精。对待军队，是给钱不给权，也不给地位。对待文官，则给权不给钱（或少给）, 但不吝地位。帝国的老板很清楚，军队的权势不可过重。权势过重则尾大不掉，因此应以金钱赎买其武力。军队有钱无权，就只会看家，不会造反。何况不给钱也不行。不给钱，就没人替他卖命。一个王朝，如果连军队的粮饷也要克扣，那就离末日不远了。文官则不必花钱赎买。因为文官原本一无所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都是帝国赋予的，而这些权力和地位本身就是资源和财富。因此对待文官，不但不必赐以厚禄，反倒可以将其官爵公开招标，明码实价地在市场上出售。
卖官鬻（yù）爵的事在帝国之初就已发生，雄才大略的秦皇汉武则是其始作俑者。秦始皇四年（公元前243 年）开始鬻爵，千石粟米拜爵一级。卖官则自汉武帝始，六百石可买郎官。以后历朝历代都有此类情况，有的卖实缺，有的买名义。当然，卖官鬻爵只是特例，不是通则，大多数人还是通过\"正途\"（比如科举）进人官场的。但官爵可以出售，则说明权力可以赎买。文官并无其他生财之道，不寻租又能如何？帝国既然不愿也不能拿出钱来高薪养廉，也就只能纵容（至少是默许）官员出售权力。也许，在帝国看来，有着牧羊之功的官员们让羊群奉献一点羊毛，原本就理所当然吧！
然而这就等于是将帝国的财政危机转嫁于民众了。表明上看，这似乎很高明——既节省了经费，又维持了民众低税官员低薪的\"王道\"假象，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愚蠢和危险的自杀政策，因为它动摇了国本。何为国本？民为国本。民众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官员的盘剥却没有止境。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只要允许税外加税，费外收费，羊群身上的毛就总有一天会被拔光，\"官逼官贪\"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当民众被盘剥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挺而走险和揭竿起义的事就会发生，那时可是后悔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