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
南京 瑶岗 北平
南京的四月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满城的梧桐树张开了如篷的绿荫；一株株玉兰树绽放着洁白硕大的花朵；东郊中山陵满坡满山的梅花飘舞着如雪的落英，纷纷扬扬，香飘十里。
李宗仁流年不顺，无心赏春。月初送走了和谈代表团，九日刘仲容秘密返回南京，但带来的毛泽东的口信并不令人满意。白崇禧更是愤懑激烈，当他听到毛泽东说他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中央政府，人尽其才，请他指挥国防军时，他冷笑一声，说：“算了吧！让我当降将，绝不可能。他们果真有和平诚意，就不要过江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步也不能退让，绝不退让！绝不退让！只要不过江，一切好说；要过江就什么也别说了，打就是了。”
刘仲容未料白崇禧的火气如此之大：“健公，恕我直言，要是我们能打，就不会有这次谈判了。既然不能打，毛先生开的这些条件不能说不优厚。我这次到北平感到共产党对和谈还是有诚意的，在不少条款上都做了让步，而且，这都是以德公和健公你为对象才做的让步。共产党是战胜者——有句话也许不当讲，战败求和原本就不易——现在共产党已经敞开的大门，不要用我们的手再关上。”
白崇禧怒不可遏：“你怎么给共产党当起说客来了？我们怎么不能打了？我们百十万部队，我们的空军、海军，都是吃素的？我可以告诉你，美方已经答应支援德公，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中共敢过江，就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不是投降，不能气短，不能听人摆布！他们要过江，就让枪炮去谈吧！”
李宗仁听白崇禧说到美国，心里一颤，像倒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涩，说不清什么滋味。
前些日子，百般无奈的李宗仁也是急乱了神，突发奇想，谋划了一个激将法，想刺激刺激美国。他派了手下试探着和苏联接触，欲达成一个由苏联出面调停内战的协议。不料美国根本不买账，司徒雷登戏称李宗仁向苏联“暗送秋波”，形同一个低贱的娼妓。结果鸡飞蛋打，两边都得罪了。没办法，李宗仁又硬着头皮登门拜访那位曾经和他有过不错私交的美国大使司徒先生。
李宗仁面对隆鼻灰目的司徒雷登，哀求般地说：“老朋友，重提一个老话题，希望贵国能借给我的政府十亿美元；不行的话，五亿也可，帮助制止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
司徒雷登很直率：“对不起，关于美元的事，国务院已经作了答复，我想我不必重复了。”
国民党战和两难，美国对国民党也到了取舍两难的境地。尤其当美国明白他们鼎力扶持的这个代总统不过是块空招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热情更是降到了零点。当这个没有希望和廉耻的政府反复向他们伸手要美元的时候，他们那种鄙弃的神色仿佛是说：要肉吃吗？那么首先证明你有咬人的本领啊！
不过，共产党的渡江计划还是促使美国政府产生了一点怜惜之心。四月十四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一九四八年四月三日所通过的《援华法案》延期至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以为该法案拨款四亿美元中尚未动用的五千四百万美元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
李宗仁摇头苦笑，这不过是杯水车薪。
渡江和谈判紧密联系在一起，几天来军委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谈判前景忽明忽暗，渡江日期一推再推，总前委不得不面对漫长的等待。雨一个劲儿地下、下、下，河汊水网涨满了水，瑶岗的田野迅速膨胀、积水盈尺。
邓小平的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凭窗而立，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烟一支接着一支。渡江作战的担子有多重，邓小平两肩称得出。由湖口至上海八百里江防线上有国民党的二十个军，他们不但在装备、火力上居于优势，且有海空军的配合。双方对比，国民党的军队是以逸待劳，解放军是攻坚冒险。一易一难，悬殊有如霄壤。态势上，国民党是隔水设守，长江天堑屏障一般挡在前面，宽处达十华里：而解放军要越江而过，凭借的只是打渔的小木船，且为数不多。除此之外，解放军最不利的是，不动则已，一动就使自己陷入背水作战的局面——此乃兵家之大忌。以上等等已属不易，如果渡江时间一拖再拖，长江的雨季再提前到来，后果将是不可设想。
邓小平接连抽了三支烟，在桌前坐下，一脑子的事，却不知从何做起。
陈毅审阅完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关于新区筹粮工作的指示》，信手抓起一本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他看了没几页，将书一丢，骂道：“个老子，啥子天气嘛！”说着拎起一顶斗笠，出门去了。
他在村外转了一圈，路过一间草棚，一猫身，走了进去：“王秀才，下盘棋如何啊？”
被称为“秀才”的王哲宝确实是前清的秀才，知书达理的一个人，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弄得穷困潦倒，妻离子散，樓栖在一顶破草棚里。陈毅一进门，一股霉腐臭气冲鼻而来。王秀才正蜷卧在地铺上哼着黄梅小调看《聊斋》。
“哎哟！陈团长光临寒舍，不敢当，不敢当！”王秀才一推身旁的破烂，请陈毅在他的地铺上坐下。
“王秀才的黄梅戏唱得很有味道嘛。”陈毅笑道。
“陈团长还能听出这是黄梅调？”
“你可不要小看我，我可是上台演过戏呢，黄梅调也能唱几句，不过唱得不好，不如我的棋术。咱们还是书归正传，下棋。”
王秀才也不谦让，摆开阵势就“杀”了起来。
第一次和陈毅下棋，是王秀才找上门的。他自报了家门，说听说陈团长是位棋圣，前来讨教。陈毅说，棋圣不敢当，倒是三岁时就下“裤裆棋”了。
此时陈毅一面下棋，一面打量这个蜗居，一眼看到墙上王秀才自题的对联：
借一升吃一升升升不断
拉新债还旧债债债不清
“对得很好嘛。”陈毅说，“如果不抽鸦片，辛勤劳作，还用借债吗？”
王秀才一怔，脸刷地涨红了，举着棋子半天放不下。
陈毅继续道：“贩卖鸦片，罪在蒋介石反动政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键还是事在人为嘛。”
“是，是，都怪自己，怪我自己……”王秀才满面羞惭。
陈毅一面示意他继续下棋，一面说：“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钢……男儿自有守，可杀不可苟。你知书达理，这个记得吗？”
“记得，记得，梅尧臣《宛陵集》上的。陈团长真好记性啊！”
陈毅看了看尴尬万分的王秀才，笑道：“那好嘛，戒鸦片也要有‘可杀不可苟’的决心。马上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需要你们这些肚子里有墨水的人噢！”说着递过一支老刀牌香烟。
王秀才躬身接过香烟，趁机擦去满脸虚汗，这才把手中举而未定的棋子向前跨了一大步。
二人下得正酣，邓小平派人来请陈毅。
陈毅撂下棋子即回。
一进那个三进瓦舍，邓小平就递给他一个记录本。那是广播监听记录稿，邓小平在其中发现了一条很有价值的新闻：汤恩伯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内成立了由他自兼主任的政务委员会。
邓小平说：“如此看来，他们是不想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了！”
陈毅看毕点头道：“你分析得有道理。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有把他们打得招架不住，才有和平的可能。”
邓小平、陈毅当下决定将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找来，一起开会研究。两个小时后，总前委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发出。
军委并二野、三野：
……我们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三同志来，商量结果。
（一）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二十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做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愿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二十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二）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九、七、三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一处成功且能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
该电是这一天总前委就渡江问题，向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三份电报。长江似一根敏感的神经，横在国共两党之间；又似一副道具，摆在国共和谈的谈判桌上。
和谈半个月，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鲜明对比，人心的向背，从共产党报刊传来的国内形势发展情况，与中共首脑的接触，种种熏陶和启迪，南京代表的思想感情由量到质迅速发生着变化。
四月十五日晚七时，紫禁城勤政殿朱门洞开。国共两党和谈代表经过五天的正式谈判，今晚将给这次谈判画上句号。
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递到了张治中手里。张治中注意到，这份文件中已删去“草案”的字样。周恩来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变的，南京政府同意就签订。但无论签订与不签订，到四月二十日为止，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张治中问：“那么，这是最后的文件，只能说同意或不同意？”周恩来点点头：“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最后的态度。”
张治中沉默了一会儿，接着深深吐了口气，说：“也好，干脆！”
四月十六日，南京代表团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
派这两个人回去，张治中是有考虑的。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之女婿，便于做南京政府上层的工作。
临行前，周恩来特地去南京代表住的六国饭店与黄绍竑、屈武话别。周恩来对黄绍竑说：
“季宽（黄绍竑字）先生，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我们等你回来。请你转告李德邻先生，希望他能飞北平来签字。”
黄绍竑说：“依我看，协定能否签得成，至多是五十对五十的希望。也许更少一些，但我会努力去办的。”周恩来点头：“毛主席祝你和屈武先生一路平安。毛主席说跟你相约过，等签订了协定，你们要填词唱和呢。”
黄绍竑显得很激动，说：“周先生，不管协定签不签得成，我都要回来的。”
“好，好。”周恩来说，“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与对桂系的希望，我们释放了白先生的海竟强师长，明天你带他一起回去吧。”
黄绍竑带回的《国内和平协定》令南京政府大失所望。李宗仁一夜未眠。专程从武汉飞到南京的白崇禧，看完协定往台上一拍，冲着黄绍竑喊道：“真难为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
黄绍竑声调也不低：“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中共接受了我方所提四十余处修正意见的一半还多。”
“就是一百条又如何？我的条件就一条！”
“什么？”黄绍竑冷冷地看着激愤不已的白崇禧。
“共产党不过江！”
“健生，”黄绍竑嘴角不经意地挑起一丝嘲讽，“我们说话还是现实一些，明白自己的处境。这种强硬态度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可以，在如今已是有些滑稽了。”
“你什么意思？！”白崇禧拍案而起。
“你不必考虑我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没有用。现在我们面对的是这个协定书，毛泽东、周恩来的意思全在上面了。无论我们签不签字共军都要过江，而且，限定在四月二十日前答复。”
白崇禧怒不可遏，一声冷笑：“嗬！若不看人，我还以为这是共产党的代表在跟我说话！黄季宽，你有没有搞错？你是政府派出的代表，理应代表政府立场！据说政府还有‘腹案’为据！你黄季宽和张文白不仅有负重托，屁股还坐错了椅子！我告诉你，你也好，张文白也好，历史会记下你们这一笔的！”说罢摔门而去。
一口一口品茶的何应钦这时冷冷地说：“想不到是这样一个协定，还美其名曰‘和平协定’。德公，你看怎么办？”他斜了李宗仁一眼。李宗仁打禅一般坐着，默不做声。
何应钦见李宗仁久不开口，又道：“行政院开个会吧，总归是件大事。”说罢告辞了。
客厅里只剩下李宗仁和黄绍竑。一盆杜鹃花不解人意地在窗下开得火爆热闹，上百朵茶杯大小的粉白色花朵竞相怒放。
“德公，”黄绍竑在厅里踱了几步，走近李宗仁，“作为首脑，当断即断。当断不断，遗恨万年。中共的条件虽说有些苛刻，但还在八项条件之内嘛。桂系如果在这最后关头再失去机会，一切都将付之东流。”
“难呐……”李宗仁半天吐出了两个字。
他这个代总统何止一个“难”字了得？他是和谈的倡导者，如今这样一个协定，就是他签了字，蒋介石不理睬，还是废纸一张。更难的是，白崇禧的日益坐大，大有与他平起平坐之势。若是他断然在这个协定上签了字，不仅意味着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还有和白崇禧势不两立的可能。而和兵权在握的白崇禧对立，就意味着与桂系分裂。从最近的事态看，白崇禧的屁股似乎正悄然向蒋介石挪动。不久前，他在给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的密电中称：“吾人今日爱护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地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
李宗仁既不能伤及蒋介石，还要关照自己集团首脑的情绪。
“德公，”黄绍竑声调低沉地说，“咱们一定得头脑清醒啊，绝不能与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介石最后还是要退保台湾的，我们呢？形格势禁，没有别的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啊！”说着他有一些动情了，“你我和健生，自投军校就是同窗，投入军旅又为同志。我们几十年来生死相依，风雨同舟，患难共济，才有我们桂系一片天地。德公若出面与中共签署和平协定，便可在联合政府有副主席的席位，我们广西子弟也可保全下来，确保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这几项对我们都还是有利的。事到如今，我们要面对现实，思谋自全之道了！……”
李宗仁摆摆手：“我对个人去留并不计较。我是力主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我将毫不犹豫地卸职归田，以谢国人！”
第二天，李宗仁便派张群乘专机去了溪口。蒋介石一看协定的内容，嘭地一拍桌子，骂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和谈的气球在中国的上空耀眼地飘浮了几个月，就这么嘭的一声，破裂了。
四月十九日，电台广播了中宣部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黯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还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才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
这代表了南京政府的态度，更是蒋介石的态度。溪口的所有电台电波狂放，一系列命令，甩开李宗仁直接发向一线各个将领。
北平的毛泽东、朱德慨然应战，签发了全军总动员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