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通过传统的邮政渠道收到了来自于利比亚的那份信息。
这完全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假如任何人把它拆开——人们不会这么做，因为爱尔兰共和国不准私拆邮件——那么他们不会发现任何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内容。免费邮寄戳表明该信件来自于日内瓦，事实正是这样，而邮票旁的标志说明写信人在世界宗教委员会工作，其实不是。奥布赖恩神父在大厅内餐厅旁他的邮件孔里发现了这封信。这是1987年初春的一个早晨，他刚刚吃完早饭。他看了一下写给他的另四封信，但他的目光回到了来自日内瓦的那封信上。
信封的背面有一处淡淡的铅笔记号，这告诉他不能在公众场合拆开或放任不管。
这位教士朝走向餐厅的两位同事友好地点点头，回到一楼他自己卧室去了。
这封信打印在通常的信纸上。信件的内容友好而热情，抬头写着，“我亲爱的德莫特……”是一位从事神职工作的老朋友与另一位神职人员的说话口气。即使世界宗教委员会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但一位随随便便的观察者决不会认为路德教的一位牧师写信给碰巧是天主教神父的朋友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日内瓦的那位朋友向他问好，祝他身体健康，闲谈了一些关于世界宗教委员会在发展中国家里的工作。实质内容在信中的第三段。写信人说他的主教回想起上次与奥布赖恩神父的愉快的会面，并很乐意再次与他见面。信末署名很简单，只是“你的好朋友哈里”。
奥布赖恩神父若有所思地放下信件，通过窗户去眺望威克洛郡至布雷之间的绿色的田野，以及再远处的灰色的爱尔兰海的水域。海洋彼绵延起伏的山丘所隐藏，从桑迪蒙的这座古老的庄园房子看过去，即使布雷的塔尖也显得暗淡和遥远。但阳光明亮地照耀在他所喜爱的绿色的草地上。他对绿草地的喜爱如同他对海峡对面的仇敌的痛恨一样深切。
这封信引起了他的兴致。自从他访问的黎波里，去拜见利比亚的伟大领袖穆阿马尔·卡扎菲上校——即信中被称为“主教”的那个人之后，已经好长时间了，差不多两年了。
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珍贵的机会，但除了花言巧语、话声柔软和慷慨承诺之外，后来一件事情也没兑现。没有为爱尔兰事业提供一分资金或一件武器。最后，事情变得令人失望，当时负责安排会见的那个人，即现在签名为“哈里”的人，是利比亚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处长，名叫哈基姆·曼苏尔，他对此事表示了抱歉。
现在又是这封信，一次召唤。虽然没有说明会见主教的具体时间，但奥布赖恩神父知道没有必要说。哈里的意思是“不得耽搁”。尽管阿拉伯人办事拖拖拉拉，但卡扎菲以这种方式发出召唤时，被召唤人就得去，如果他想得到赏赐的话。
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那些在爱尔兰事业中的可信赖的朋友确实需要那种赏赐。来自美国的资金已经减少了；爱尔兰政府，即被奥布赖思神父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经常性地呼吁不要给爱尔兰共和军资金和武器的援助，已经起到了作用。对来自于的黎波里的召唤不加理睬是不明智的。问题在于要找一个较好的借口，以便再次快速出行。
最理想的是，奥布赖恩神父能获得几个星期的休息。但他三天前刚从阿姆斯特丹返回，显然是去参加了那次“需要的战争”研讨会。
当他在欧洲大陆期间，他曾溜出阿姆斯特丹，使用他早先存放在乌德勒支的资金用假名长期租赁了两套公寓，一套在荷兰罗尔蒙德，另一套在西德明斯特。这些公寓以后将成为那些年轻的勇士们的安全房，他们要到那里去执行打击敌人的行动。
旅行，对奥布赖恩神父来说，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经常性的部分。他的教会从事传教及促进耶稣教广泛联合的工作，而他是该教会组织的国际秘书。这是进行那种战争的最佳身份掩护。不是“需要的战争”，而是反击英国人的战争。自从多年前他在伦敦德里捧住那个临死的年轻人的破裂的头颅，看见英国伞兵跑向街头、做了祈祷，并立下了他的教会和主教所不知晓的他自己的另一个誓言之后，反抗英国人已经成了他的职业和生活。
从此以后，他已经积聚起对海峡对面那些人的深仇大恨，并把自己的工作贡献给了爱尔兰事业。10年来他一直是当地爱尔兰共和军的主力国际“协调人”。他已经筹集了资金，把经费从一个隐蔽的银行账户转移到另一个，制作了假护照，安排了安全接取和储存塑胶炸药和跳动开关。
在他的帮助下，在伦敦摄政王公园和海德公园的那些炸弹把那些年轻的管乐队队员们炸得四分五裂；在他的协助下那辆装有尖刀的马车在伦敦哈罗兹旁边的街道上横冲直撞，刺破了行人的肚子，割断了他们的肢体。他对于必须这么做而感到遗憾，但又认为这是正义的。他将在报刊上看到这些事件的报道，并在庄园的电视室里与他那些吓得心惊肉跳的同事们一起观看电视新闻播放；而且当教区里的同事相邀时，他照样能以平静的心灵去主持弥散仪式。
在那个春天的上午，他的问题已被《都柏林报》上的一份小小的声明所解决。这份声明他在喝早茶时已经读过了，现在仍放在他的床上。
他的房间同时也是他的办公室，而且他还有自己的电话。他打了两个电话。在打第二个电话时，他得到了热情的答复并被邀请参加已在报纸上宣布过的那个朝觐团活动。然后他去见他的上司。
“我需要那种经历，法兰克，”他说，“如果我留在办公室里，电话老是响个不停。我需要安静和时间去祈祷。如果你能同意，我倒是愿意去的。”
上司看看那份日程并点了点头。
“带上我的祝福，德莫特。你在那里要为我们大家祈祷。”
朝觐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奥布赖恩神父知道他不需要报告军事委员会请求他们的同意。当他回来时能带来消息，那样会更好。如果没有消息，那也没有必要去麻烦军事委员会。他发了一封信给伦敦，付了额外的加快费以确保能24小时随时投递。他知道该信件能在三天内抵达利比亚人民办事处——利比亚政府对其大使馆的称呼。那样能使的黎波里有足够的时间作出他们的安排。
朝觐以在诺克的那个爱尔兰圣殿里的弥散和祈祷开始，然后移到香农机场并租了一架喷气飞机飞到了法国比利牛斯山山脚旁的卢尔德。在那里，奥布赖恩神父偷偷地离开由俗人、修女和牧师组成的朝觐团，在卢尔德机场登上了一架等待着他的小型包机。4个小时以后，飞机把他扔在了马耳他瓦莱塔，在那里他将由利比亚人接管。他们那架没有标志的公务喷气机降落在锡尔特外面的一个小型军事基地里，距这位爱尔兰教士离开香农机场正好12个小时。温文尔雅的哈基姆·曼苏尔在那里迎接他。
因为要急于返回卢尔德并重新加入朝觐团，所以没有时间安排他与卡扎菲上校的会见。实际上也根本没有这种打算。这是一项一直由曼苏尔独自负责处理的行动。这两个人在基地腾出来的一个房间里会谈了，外面围着曼苏尔的私人保镖。会谈结束时，爱尔兰人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然后他经过马耳他回卢尔德去了。他很激动，他所获得的消息，如果能实现，将使他的事业获得一次巨大的突破。
哈基姆·曼苏尔落实了三天以后与伟大的领袖的会见。与往常一样，他是在最后的时刻接到了召唤的通知，让他去卡扎菲当天所在的地方。自从上一年遭到轰炸后，利比亚的领导人比过去更频繁地变换住所，越来越多地在离的黎波里一小时车程的沙漠里生活。
那天他正处于曼苏尔在私底下称之为“贝督因人的状态”。斜躺在他的沙漠营地一顶华丽的大帐篷内一堆靠垫上面，身穿一件宽松的白袍。他显得没精打采，与往常一样，一边在听取两位盘腿坐在他面前的神情紧张的部长的情况汇报。这两位部长是在城市里生长的，显然更愿意坐在办公桌后面。但如果伟大领袖的念头是他们应该蹲坐在地毯上的坐垫上时，他们将蹲坐在垫子上。
卡扎菲注意到曼苏尔进来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在一边坐下等待。当部长们退出后，卡扎菲喝了一口水，并让报告事情的进展。
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实事求是不加夸张地作了一番汇报。与利比亚领导人身边的所有人一样，他也对穆阿马尔·卡扎菲感到敬畏。那人是一个谜，人们对谜总是感到敬畏的，尤其是这个人只要一挥手就可立即要了你的命。
曼苏尔知道，许多外国人，尤其是高层次的美国领导人，相信卡扎菲疯了。他，曼苏尔知道穆阿马尔·卡扎菲一点也没疯。如果那个人精神错乱，那么他根本不可能在这块动乱的、支离破碎的。充斥暴力的国土上占据了18年的最高权力。
实际上，他是一个阴险、老练的政治艺术家。他曾经犯过错误，着迷于他自己的幻想，主要是关于在他自己国家外部的那个世界，以及他在那个世界里的位置。他真的认为他是一颗孤独的超级巨星，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央。他真的相信，当他鼓动国外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推翻他们的领导人并在纯化伊斯兰的事业中要接受他的惟一的最高领导权时，他那冗长的、喋喋不休的演讲已被这些人们所接受和崇敬。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没人敢于对此提出异议。
但在利比亚国内，他没有遇到过挑战，而且实际上他是不可挑战的。他依赖于一小圈知心密友为他出谋划策。他有各个部长们，但他的内层高级顾问，除非他怀疑其中有人不忠，是出主意和行使真正权力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关于“国外”那个神秘的地方。这方面，在英国公学受过教育的哈基姆·曼苏尔是专家。曼苏尔知道卡扎菲有一处性格上的弱点。这得到了证明，在早些年，这位国家安全局国外情报处的头头亲手处决了躲在欧洲隐藏地的卡扎菲的三名政治对手，从而证明了他的效忠。
对这位贝督因独裁者仍需要谨慎对待。有些人采用的方法是花言巧语、阿谀奉承。曼苏尔怀疑卡扎菲会接受这种溜须拍马而只是有保留地相信。他自己的接近方法是令人尊敬的，但他不对事实加以修饰。他仔细地选择着阐述事实所使用的词句，而且肯定没有把事实和盘托出，那等于是自杀，但他怀疑在那梦幻般的微笑和几乎是女子般的手势背后，穆阿马尔·卡扎菲想听到事实真相。
1987年4月的那一天，哈基姆·曼苏尔向他的领导人汇报了爱尔兰教士的来访以及他们的讨论。在他的述说过程中，卡扎菲私人医疗组中的一位医生，原先一直在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搅拌着一服药剂，这时候走过来把那只小杯子递给了卡扎菲。利比亚领导人吞下药物后挥手让医生离开。那人收拾起他的医药用品，几分钟后走出了帐篷。
虽然自美国的战斗轰炸机摧毁他的住处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但穆阿马尔·卡扎菲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仍然遭受着偶尔的噩梦的侵袭和过度的精神紧张的影响。那医生刚才给他服下的是一种镇静剂。
“那种材料各分一半——这能接受吗？”他问道。
“教士会报告那种条件，”曼苏尔说，“我相信军事委员会会同意的。”
“那么美国大使之事呢？”
“也一样。”
卡扎菲叹了一口气，好像肩头上承担着太多的世界事务。
“还不够，”他梦幻般地说，“还应该更多些。在美国的本土上。”
“搜查在继续，阁下。问题依然相同。在英国存在着爱尔兰共和军，他们强烈要求去为你的正义复仇效劳。那些异教徒将按你的旨意去摧毁异教徒。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使用爱尔兰共和军作为卡扎菲对英国复仇的渠道和工具的主意，其实是由曼苏尔想出来的，但卡扎菲现在相信这个见解是他的，是他在安拉的鼓励下想出来的。曼苏尔继续往下说：“在美国没有可被同样使用的在位的游击队网。搜查还在进行。你的那些复仇工具会被发现的。”
卡扎菲点了几次头，然后挥挥手示意会见已经结束。
“把这事办好。”他轻柔地说。
收集情报是一项奇怪的业务。一次漂亮的行动极少能够提供所有的答案，更不用说解决所有的问题了。搜索那个单一的、奇妙的解决方案是一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特性。在大多数情况下，那幅图案出现了，似乎一个拼图字谜正被仔细地拼合起来，一件一件地。通常，最后的十几件永远不会出现；一名优秀的情报分析员能从各种碎片的鉴定和比较中确定该图案。
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并不是来自于正在研究的那张拼图，而是来自于其他方面。有时候，这些碎片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它们永远不能像一幅真正的拼图那样每一片与每一片能够清晰地吻合起来。
世纪大厦，即英国秘密情报局总部里的一些人是拼图的专家。他们通常总是伏案工作；情报收集员和外勤特工，是把情报碎片带来的人。分析员们努力把它们拼装起来。4月底之前，一个新的谜面的两块碎片抵达了伦敦的世纪大厦。
一件来自于卡扎菲服药时在帐篷里的那位利比亚医生。那人曾有一个他非常钟爱的儿子。小伙子在英国读书，将来想当一名工程师，但利比亚国安局接近了他，建议如果他爱他父亲他就应该为伟大领袖执行一项任务。他们交给他去安放的那颗炸弹提前爆炸了。失去了儿子的父亲把悲痛藏在心底里，并以他在穆阿马尔·卡扎菲宫廷里工作人员的身份把他所能得到的情报传递给英国人。
他的报告是他在退出帐篷前所听到的一次谈话的一半。该报告不是通过在的黎波里的英国使馆传递，因为使馆被日夜监视着。而是送往开罗，是一个星期后到达的。从开罗它被送到了伦敦，因为相当重要，所以它被直接交到了秘情局头头那里。
“卡扎菲想干什么？”局长在听取了报告后问道。
“听起来似乎他答应了要把炸药和武器作为一件礼物送给爱尔兰共和军，”蒂莫西·爱德华兹说，他刚刚在这个月里由局长助理升为副局长。“这至少应该是这次偷听到的谈话的惟一的解释。”
“他是如何答应赠送的？”
“显然是通过一名飞到利比亚去的爱尔兰教士。”
“我们知道是哪一个教士吗？”
“不知道，先生。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教士。有可能是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用的一种身份掩护。但赠送似乎是来自于卡扎菲。”
“好。嗯，我们必须查明这位神秘的牧师的身份。我要告诉MI-5局，并了解一下他们是否知道任何情况。如果该教士在北方，那么他属于他们的范畴。如果他在南方或其他地方，那么由我们去对付他。”
MI-5局即英国保安局，是反间谍机构，负责在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的反恐怖任务。秘情局主管各地，包括爱尔兰共和国，即南方的情报或进攻性的反情报行动。
当天，秘情局局长与他的同事——MI-5局总局长一起吃中饭。坐在饭桌上的第三个人是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他的工作是向不管部发出警告。两天后，MI-5局的一次行动结果带来了那幅拼图的第二片情报。
这事原先根本没有预见到，这只是工作中的某一次偶然的好运气。一名年轻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驾着一辆行李箱内放着一支阿马利特步枪的轿车，出乎意料地遇上了一处由皇家北爱尔兰警察设置的路障检查站。小伙子犹豫了一下，担心车上的步枪会使他在梅兹监狱里蹲上几年，于是他试图闯过关卡。
他差不多就成功了。假如他经验更丰富些，他也许可以成功，在这辆偷来的汽车窜上前来时，路障处的那位中士和两名警察不得不跳到了一边。但站在后面的第四名警官端起他的步枪，朝疾驰而去的那辆轿车发射了四颗子弹。其中一颗子弹击穿了小伙子的头颅。
他只是一名送信的小青年，但爱尔兰共和军认为他应该获得一次享有军荣的厚葬。葬礼在死者家乡的村庄举行；那是在南阿马的一个小地方。那个悲痛万分的家庭得到了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的抚慰并被要求做一件好事。他们是否同意让一名来访的教士作为该家庭的多年老朋友，代替教区牧师主持葬礼仪式？这个家庭的成员全都是强硬的共和党人，且有另一个儿子因谋杀罪而被判终生监禁，他们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仪式及时地由德莫特·奥布赖恩神父主持了。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成员在北爱尔兰被埋葬时的一个小小的已知事实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领导人往往把葬礼作为一次会面的机会，互相交流情况。仪式受爱尔兰共和军“铁杆人员”的极为严密的控制。每一位哀悼者——男人、女人和孩子，全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坚定的拥护者。在南阿马、费尔马纳和南泰隆，有些小村庄的全体村民都是狂热的支持者。
即使在仪式中使用了电视摄像机，但爱尔兰共和军的头头们能避免被观众分辩出他们说话的口型变化，从而轻声低语地讨论计划、作出决定、交流信息，或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处于经常性的监视之下。一名英国士兵或皇家北爱尔兰警察，即使想走近参加葬礼的人群，也会引起一场骚乱甚至是那名士兵或警察被杀死，这种事情已经有过证明。因此，监视的手段是长焦距的照相机，但这种设备无法听到从嘴边咕哝出来的谈话声。所以爱尔兰共和军常利用神圣的葬礼来计划进一步的破坏行动。英国人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很快行动起来了。有人曾说过，一名英国绅士所获悉的最重要的事情，正是在它停止作为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所以英国人对棺材实施窃听。
葬礼前夜在巴里克莱恩，两名穿便衣的英国特别空勤团士兵闯进了摆放着那口空棺材的葬礼厅。那具尸体，按爱尔兰传统，仍摊放在街那边那户人家的前厅里。其中一名士兵是电子专家，另一名是熟练的木匠和漆匠。一个小时之内，那只窃听器被植入了棺木里面。窃听器的使用寿命不长，因为次日午前它将被埋入地下6英尺处。
第二天，在村庄上面山腰上的一个极为隐蔽的地方，特空团官兵们监视着这场葬礼，一架镜头像火箭筒那样的照相机拍摄了在场的每一张脸面。另一名战士监听着来自棺材木料中那件设备发出的声音；现在灵枢正穿越村里的街巷进入教堂。那件设备录制了整个葬礼仪式的声音，战士们注视着那口棺木重新出现并被送往那处空墓穴。
那教士的黑色长袍在晨风中翻卷着，他拖长音调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把一撮泥土撒在了正被吊下去的棺材上。泥土落到棺木上的声音把负责监听的士兵吓了一跳，声音太响了。在墓穴上方站在德莫特·奥布赖恩身旁的那个人是英国人所知道的，他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他们低下头颅，隐藏着嘴唇开始说话了。
他们说话的内容被录入到山腰上的那盒磁带里。录音磁带被送到阿尔德格罗夫机场，然后又送到了伦敦。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行动，但其结果非常重要。奥布赖恩神父向军事委员会详细汇报了卡扎菲上校的赠礼事宜。
“有多少礼物？”两天之后在伦敦，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安东尼爵士问到。
“20吨，安东尼。那是他要提供的。”在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看完之后，MI-5局总局长即合上卷宗把它放回到他的公文箱里了。那盒磁带没出现在这里。安东尼爵士是个大忙人，他所需要的只是阅读情况的梗概。
那盒录音带已在伦敦的MI-5局放了一天多，专家们正在抓紧工作。音质当然是不好的。一个原因是，窃听设备是通过棺木中一条半厘米的缝隙来努力倾听话语的，而且谈话开始时棺材正被吊下墓穴。另一个原因是现场混有各种杂音：那个死者母亲在旁边的号哭声，清风吹过空墓穴和吹动教士长袍而发出的飒飒声，戴着高筒黑礼帽头盔的爱尔兰共和军仪仗队朝空中发射三颗空炮弹时的劈啪声。
广播电台肯定会认为该磁带录的是一团乱糟糟的声音。但这盒音带决不是用于广播。况且，电子强声的技术已经相当先进了。声学工程师们仔细地区分出那些背景杂音，把话语声“提升”至一个不同的频率模式并把它们与所有其他声音分离出来。主持仪式的教士以及站在他身边的军事委员会人员的讲话声肯定得不到演讲大奖，但他们所说过的话已经是够清晰的了。
“那么条件呢？”安东尼爵士问，“肯定还有条件吧？”
“没有，”总局长说，“在这20吨军火中，一般将包括机关枪。步枪、手枪、手榴弹、迫击炮、定时炸弹和火箭筒——很可能还有捷克式RPG-7冲锋枪。再加上两吨塑胶高爆炸药。这当中一半肯定被用于一场在英国本土上的爆炸战役，包括有选择的暗杀，其中包括行刺美国大使。显然利比亚人坚持要搞成那项行动。”
“朋友，我要你把这些材料都交给秘情局，”安东尼爵士最后说，“请不要在部门之间扯皮。全力配合，全方位。这事可能会是一场海外行动，是他们秘情局的管辖范畴。从利比亚到爱尔兰海岸某个凄凉的小海湾，这将是一次国外行动。我要你给他们以绝对的合作，从你往下。”
“没问题，”保安局总局长说，“他们会得到配合的。”
夜幕降临前，秘情局局长及其副手蒂莫西·爱德华兹在他们的兄弟机构位于柯桑街的总部里听取了详细和全面的情况传达。例外地，局长准备承认，他要把北爱尔兰的信息与那位利比亚医生的报告进行核实。通常，谁也休想从他那里挖出关于秘情局在国外财产的一丝一毫口风，但这次情况特殊。
他提出来，并得到了他想要的合作。MI-5局将加强监视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肉眼监视和电子监控。只要奥布赖恩神父在北方，也同样对他实施监控。当他回到爱尔兰共和国去时，将由秘情局接管监视。对在墓穴边谈话中被提及过的那个人的监视也将加倍予以实施，那人是英国的保安机构所了解的，但从来没有受到过指控或遭到过监禁。
局长命令他自己在爱尔兰共和国的谍报网密切注意奥布赖思神父的返回，对他进行盯梢，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他坐飞机或坐船去国外时，要立即报告伦敦总部。
回到世纪大厦后，局长召来了山姆·麦克里迪。
“阻止它，山姆，”他最后说，“在利比亚或在转运途中阻止其源头。这20吨东西决不能进去。”
山姆·麦克里迪在黑暗的影视室里坐了几个小时，观看在葬礼现场拍摄到的录像。带子播放了在教堂里的整个仪式，然后镜头转向了外面的墓地，出现了站在那里以防任何人走近的一些爱尔兰共和军的卫兵。他们全都戴着连面具的黑色高筒礼帽，无法辨认出面容。
当送丧的人群出现在教堂的门廊并向那个空墓穴走去时，其中有6个蒙面人抬着灵枢。麦克里迪让技术员把音和像调成同步。没有说过任何可疑的话，直至那教士弓着头站在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的那个人身边。那教士曾有一次扬起头来向正在哭泣的小伙子的母亲说了几句表示安慰的话。
“停住镜头，拉近画，增强图像。”
当奥布赖恩神父的脸面占据了屏幕时，麦克里迪盯着看了20分钟，记住了每一个特征，直至他能够在任何地方认出这张脸。
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关于那个教士报告他的利比亚之行的那部分录像的文字说明。后来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凝视着一些照片。
穆阿马尔·卡扎菲是其中之一，照片中他那膨松的黑头发在他的军帽下鼓了出来，说话时嘴巴半张着。另一个人是哈基姆·曼苏尔，正从在巴黎的一辆轿车里下来，穿着做工讲究的萨维尔罗西服，精通英语，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长得英俊潇洒，一副大都市里人的派头，而且阴险残忍。第三个是爱尔兰共和军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作为一名遵纪守法的新芬党当地政府的官员，在贝尔法斯特向公众发表演说。还有第四张照片，那是在坟墓边被提及过的、军事委员会可能派去接管和执行这项行动的人，也是奥布赖恩神父必须用信件向哈基姆·曼苏尔推介的那个人。英国人知道，他原先是爱尔兰共和军南阿马旅的司令员，现已脱离地方性工作转而负责特别行动，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老练、残酷无情的杀手。他的名字叫凯文·马奥尼。
麦克里迪盯着这些照片看了几个小时一努力想从脸面上猜测他们的思维。如果他想战胜他们，他就必须猜透他们的思路。目前是他们拥有优势。假设麦克里迪知道他们不但要做什么，而且怎么做，以及什么时候做。他知道第一点，但不知道第二和第三点。
他有两个优势。他知道他们心里的想法；他们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他能够认出他们；但他们不认识他。或者曼苏尔认识他的脸吗？那利比亚人曾为克格勃效劳过，而俄罗斯人知道麦克里迪。他们是否向那个利比亚人描述过骗术大师的脸面？
局长不准备冒这个风险。
“对不起，山姆，你自己绝对不能进去。我不管你的脸面存在他们档案里的可能性也许只有百分之一，但我的答案是不行。不是我们的私人感情的事，但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活捉。我可不想再发生一次巴克利事件。”
威廉·巴克利是中情局驻贝鲁特情报站站长，被伊斯兰真主党活捉了。他缓慢地、隐蔽地死去了。那些狂热分子最后给中情局寄去了一盒录像带，录有他们把他折磨死的整个过程的录像。当然，他已经吐露了，全都吐露了。
“你必须去另找一个人，”局长说，“愿上帝保佑他。”
于是麦克里迪去翻阅档案了。经过往前往后的不断筛选、分类、考虑和否定，最后他选中了一个名字，一个“可能”的人。他带着那个名字去找副局长蒂莫西·爱德华兹。
“你疯了吗，山姆？”爱德华兹说，“你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MI-5局对他恨之入骨。我们正在与他们合作，而你却提出这个……变节分子。该死的，他实际上是一个叛徒，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决不会去雇佣他。”
“说得对。”山姆平静地说。爱德华兹改变了立场。
“但他从来没为我们工作过。”
“他也许会的。”
“给我说一条他为什么会为我们工作的理由。”
麦克里迪说了一条理由。
“嗯，”爱德华兹说，“根据档案记录，那人是一个局外人。使用他是禁止的。绝对禁止。清楚了吧？”
“完全清楚了。”麦克里迪说。
“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德华兹补充说，“你可以按你自己的本能行事。”
当麦克里迪离开办公室时，爱德华兹把手伸进书桌下面关去了隐藏在那里的一台录音机。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没被录进去。用这种方法可以创建长久的、辉煌的职业生涯。
麦克里迪已经从一位老朋友，即负责安装的那位工程师那里了解了这台录音机，现在他朝廊道走过去，口中喃喃地说着：“好吧，老狐狸，现在你可以编辑了。”
他对爱尔兰共和军不抱任何幻想，那些小报记者们把爱尔兰恐怖小组描写成偶尔搞成一些行动的一群白痴，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
以前，如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时期，或许确实是那么一回事，当时的爱尔兰共和军领导层由一帮白痴般的中年人所组成，他们穿着风雨衣，携带着小口径手枪，在后街的车库里制作上炸弹。那时候可根据他们的行踪把他们“分辨”出来并予以制止。但是与往常一样，那些政治家们又搞错了，他们低估了危害。认为那些炸弹无非是民权运动的延伸。那种年月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到了80年代，爱尔兰共和军已经锻炼成长了，发展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恐怖组织之一。
他们具有四项基础，要不然没有任何恐怖组织可像他们那样存活20年。
首先，他们得到了一部分部落的支持，由此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地招募到新人，以替补那些已死的和“已走”的——进监狱的。虽然他们拥有的参加行动的恐怖分子数目从来没有超过150人，能够提供安全房、军火储存库和技术援助的积极支持者的数目也许从来没有超过那个数字的两倍；而且虽然他们已经死去了一百多人，另有几百人“已走”了，但是来自北方和南方的那些死硬的共和派社区的年轻的新手们填补了他们的空缺。招募的渠道永远不会干涸。
其二，他们在南方，即爱尔兰共和国，有安全的隐蔽处，由此他们可对由英国统治的北方开展行动。尽管许多人永久地居住在北方，但南方总是可以进去的，进去之后一名遭通缉的恐怖分子就可躲开追捕并消失。假如北爱尔兰是一个孤岛的话，爱尔兰共和军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被解决掉了。
其三，他们确立了目的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定的斗争精神。60年代末，那些为把他们的岛屿变成一个单一的联合爱尔兰并在统一的基础上实施民主统治的狂热的理想主义的老一辈领导人已被清退出去了。在他们的位置上崛起了一批强硬的狂热分子，他们老练、狡猾、受过教育、善于开动脑筋掩盖其残忍的一面。这些新一代的领导人是想建成一个联合的爱尔兰，没错，但要在他们的领导下，而且要按照他们的社会理论，这一点他们仍隐瞒着不让他们的美国捐款人所知道。
最后，他们已经建立起经常不断的资金来源渠道，这是一个恐怖组织或一场革命运动的血液。早年，这是一个依靠波士顿的一些酒馆捐款和偶尔对本地银行的抢劫的问题。到80年代的中期，他们控制了一个全国性的餐饮俱乐部、非法职业和“正常的”犯罪企业网络，每年为开展恐怖活动提供了滚滚财源。在他们明白了资金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明白了内部保密和严格分工的重要性。早先的说话太多和喝酒太多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
阿基利斯的脚踵体现在武器方面。有钱购买是一回事，用钱去换回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筒或地对空导弹是另一回事。他们曾有过成功，他们也曾有过失败，他们曾尝试过许多行动，为的是把武器从美国运过来，但常被联邦调查局抢在了前头。他们曾经克格勃同意，经由捷克斯洛伐克从东欧集团运进武器。但自戈尔巴乔夫先生上台之后，苏联对西方恐怖组织的交易已经减少，最终停止了。
他们需要武器，麦克里迪知道；如果对方能提供，他们将派出最聪明、最能干的人员去接取。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驾车离开克里克莱德镇，穿过没有标志的县界，向格洛斯特郡驶去。
那座经改装的谷仓就在他被告知的地方，隐藏在一条小路边，是一座古旧的科茨沃尔德式石头房子，原先曾关过牛羊，堆放过干草。这座安静的乡间房屋被改造得很好，四周围着一道石砌的围墙，花园里春天的花朵鲜艳夺目。麦克里迪驶进大门，在木门外面停了下来。一位正在编织花边的年轻漂亮的女士，放下手中的篮子站了起来。
“你好，”她招呼说，“你是来看地毯的吧？”
这么说，他想道，他把出售地毯作为一项副业了。也许关于那些图书销路不好的说法是真实的。
“不，恐怕不是，”他说，“其实我是来看汤姆的。”
她的笑容减退了，一丝疑云出现在她的眼神里，好像她以前见过他那样的人进入她丈夫的生活，并且知道他们意味着麻烦。
“他正在写作。在花园尽头他的那间棚屋里。过一个小时他可以完成了。你等着好吗？”
“好的。”
在明亮的、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客厅里，她为他倒了咖啡，于是他们等待着。谈话冷下来了。一个小时后，他们听到一阵脚步声从厨房那里传过来。她跳了起来。
“尼基。”
汤姆·罗斯出现在门边，他停住了脚步。他的微笑没有闪烁，但他的眼睛由于捕捉到麦克里迪而变得警觉了。
“亲爱的，这位先生来看你。我们一直等待着。你要咖啡吗？”
他没去看她，只是盯住他的客人。
“好的，咖啡最好了。”
她离开了。麦克里迪作了自我介绍。罗斯坐了下来。档案记录上说，他今年33岁，但没说他看上去身体非常结实。没有必要这么说。
汤姆·罗斯曾是英国特别空勤团的一名上尉。三年前他退伍离开军队，与尼基结婚并在克里克莱德西部买下了一座老旧的谷仓。他自己动手进行了改建，每天和砖头、水泥、梁架、门窗和雨水管打交道。他已经把粗糙的杂草地平整成光滑的草坪，设置了花房，砌起了围墙。那是白天的工作，晚上他从事写作。
当然，那肯定是一部小说。根据保密法，纪实作品是禁止的。即使是小说，他的第一本书已经使得位于柯桑街的MI-5局总部勃然大怒。那本书描写的是北爱尔兰，是以一名隐蔽战士的观点来叙述的，把MI-5局的反谍报行动描述得一团糟糕。
英国的当局对那些忠心耿耿的人是相当客气的，而对于那些似乎转变了立场的人则是毫不客气的。汤姆·罗斯的小说最终还是找到了一家出版商，并取得了适度的成功，这对于一个没有名气的作家的第一本小说来所，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出版商已经约了他的第二本书，那就是他现在正在写作的。但从柯桑街传出来的话是，前特空团上尉汤姆·罗斯是一个局外人，在他们的范围之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接近他、理睬他或帮助他。他知道这一点，也没加理会。他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新的天地，配之以他的新家和新婚妻子。
尼基端来了咖啡，注意到这种气氛，就离开了。她是罗斯的第一任妻子，但罗斯并不是她的第一位丈夫。四年前，在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条简陋的街道上，汤姆·罗斯蹲伏在一辆面包车后面，注视着他的战友奈杰尔·奎德像一只穿上了盔甲的巨蟹那样缓慢地蹒跚着走向前方100码处那辆红色的福特牌轿车。
罗斯怀疑轿车的行李箱里有一颗炸弹。一次有控制的定向引爆可清除这个隐患，但高级军官要求尽可能拆除炸弹的引信。英国人知道在爱尔兰的每一个爱尔兰共和军炸弹制作人的身份，每一个人都因为组装时的方式不同而留下了其特有的“签名”。如果炸弹爆炸，那份签名就会被炸毁，但如果在拆除引信后得到它，它就会提供许多信息。炸药来自何方、起爆器、雷管、也许还有指纹。而且即使没有指纹，通常也能知道是哪一双手把这枚炸弹装配起来的。于是奎德，他的学生时代的老朋友，走向前去，他的身体因为裹着盔甲而显得举步维艰，他要去打开行李箱并试图拆下炸弹的引信。他失败了。行李箱盖打开了，但炸弹安在盖子下面的内侧。奎德正在往下看，半秒钟时间是太长了。当白昼的天光照在感光电池上时，那颗炸弹爆炸了。奎德虽然穿上了盔甲，但炸弹炸飞了他的头颅。
罗斯去安慰了那位年轻的寡妇。后来安慰演化成同情，同情转变成爱情。当罗斯向她求婚时，她提出了一个条件：离开爱尔兰，离开军队。当她看到麦克里迪时，她已经怀疑到了某种事情，因为她以前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那是安静的人，总是安静的人。那天是一个安静的人来找奈杰尔，请他去西贝尔法斯特那条简陋的街道。
在外面的花园里，尼基把锄头狠狠地砸向了野草，屋子里他的男人正与那个安静的人在谈话。
麦克里迪说了10分钟。罗斯倾听着。当秘情局特工说完时，前特空团军人说：“看外面。”于是麦克里迪去看外面。肥沃的农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一只鸟儿在歌唱。
“我已经在这里过上了一种新的生活。远离那种脏事，远离那些罪恶。我已经退出了，麦克里迪先生。完全退出了。难道柯桑街没告诉过你？我已经使自己没人来理睬了。一种新的生活，一个新婚妻子和一个新的家园，即使靠写书也能过上一种粗茶淡饭的生活。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呢？”
“我需要一个人，汤姆。一个地面人员，深入进去。能以一种良好的身份掩护去中东活动，一张他们所不知道的脸面。”
“另找一个吧。”
“那一吨高爆塑胶炸药，如运到这里英格兰，分成500个两公斤装的包裹，会炸死另外100个奈杰尔·奎德，和另外的1000名玛丽·菲尼。我要努力去掐断它的运输，汤姆。”
“不，山姆。不，不是我。为什么要我去呢？”
“他们让一个人去负责接运，他们那一边的。我认为是一个你所认识的人。凯文·马奥尼。”
罗斯的表情僵住了，似乎他受到了一次打击。
“他会在那里吗？”他问道。
“我们相信他会去负责那件事。如果他失败，那么他就毁灭了。”
罗斯长时间地注视着外面的景色。但他看到的是另一处乡间，一片深绿色的但料理得不好的乡间；他也看到了一座车库前厅；他还看到了路边的一具小孩尸体，那曾经是一个叫玛丽·菲尼的小姑娘。他起身走到了外面。麦克里迪听到一阵低沉的说话声和尼基的哭泣声。罗斯回来后开始去准备一只旅行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