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从一九四九拖到一九五九、六九、七零、七一、七二、七三……还没完呢。
先是给“中华民国”办丧礼的，拖到办丧礼的大老板死了。于是开始给自己办丧礼，小老板死了。小小小小老板，包括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个接一个死了。追随大小老板的走狗族也死了。连阳明山公墓都客满了，新起的公墓一片接一片开辟了、新盖的灵骨塔一座接一座造起来了。
一九八二年，黄花岗七十一年后。
莫纪彭死了十年了，林光烈出狱四年了，白色恐怖终于扫到了他，他坐了多年大牢，总算出狱了。
林光烈试着打听莫纪彭埋骨何处，可是没人知道。人们知道的，只是慈湖、慈湖、慈湖，那是一连五任所谓“总统”的暂厝所在。在这伪总统第五任就职之日，他的儿子做了伪行政院长。有讽刺意味的是，儿子做行政院长的任命，竟是执政党中央常会决议“吁请”伪总统“征召”贵儿子而来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啊，他会服气吗？袁世凯后来要做皇帝不做总统，他失败了、儿子接班失败了；但蒋介石呢？他表面上没做皇帝，但事实上他成功了、儿子接班成功了。蒋介石归骨慈湖，祭文上哀悼着“龙驭”、“崩逝”，门坊上石雕着“陵寝”，不是皇帝，谁敢这样僭越呢？可怜的“中华民国”啊、可怜的“天下为公”啊、可怜的莫纪彭啊、可怜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啊……一切名义与正义、都沦为蒋家天下的垫脚石了。
那真是漫长漫长漫长的一场丧礼。
都以为岁月过去了，人世停下来了。
其实人世过去了，岁月停下来了。
岁月停下来了。岁月坐视人世的衰变与死寂。那曲线不是朝阳的，而是落日的。日历从一九六一撕到一九八一，撕下的，不过是一张又一张作废的纸，但是，撕裂的心灵，又归泊何处呢？
圆山“忠烈祠”的牌位，一层层蒙上新的尘土；告朔饩羊的祭典，一波波轮换新的衣冠。“民族救星”终于使民族得救了，他在“中华民国”亡国二十六年后，放掉了眼冒金星的民族，一具黑棺，寄厝在慈湖之畔。他的儿子虽接掌了全部政权，但是接掌不了全部淫威，落日更落了。
被奴役的人们捞到一点喘息，但也摆明了青春不再。十七师的番号改了又改、撕下来的老兵，星散在岛上山之巅、水之湄、和公寓门口管理台的后面。最后，当他老得认不清访客、倒不动垃圾，他被扫入“荣民之家”，在一块草席的空间里，耗掉四大皆空的岁月。
在丧礼进行曲中，有个人彷彿是个例外，他是一名计程车司机。
蒋介石的太子接班了，有了一点变化。岛上人口多了，计程车也多了。
为了抢生意，计程车司机龙蛇杂处着。其中一位，非龙非蛇，而是一条马陆。马陆是智慧型的节肢动物，圆柱形，约由三十个同形环节组成，有单眼数只、短触须一对，它智慧，因为它会装死。你碰碰它看，它立刻蜷成一团，一动也不动。龙就会动，会被屠龙；蛇就会动，会被斩蛇，但马陆不动。马陆要想想看，才会动。
马陆的名字，叫李师科。
李师科因为退伍退得比别人早，他躲过了直接送往“荣民之家”的“优遇”，他在人海里，有个挣扎的机会，就是开上计程车。
一九八二年到了，开了多年计程车的李师科，有了惊人之举，他变成独行侠、抢了银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李师科事件”。
“李师科事件”发生后，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直到一篇文章振聋醒聩，阐明了原委，李师科的真正怀抱，才大白于世。
文章是预备军官写的，题目是——
为老兵李师科喊话
文章如下：
土地银行抢案说破案了，报纸满版、电视满档、警察满面堆笑、内政部长满口胡言——竟要全国人民做警察耳目，处处一片叫好声，一点也不奇怪。
奇怪的倒是这名嫌犯——计程车司机李师科。一般认为他会去酒廊赌场，他却不吃不喝不抽不赌；一般认为他是江洋大盗，他却身材瘦小相貌和善；一般认为他有犯罪习惯，他却纪录清白全无前科；一般认为他是年轻小伙子，他却年过半百五十有六了。
更奇怪的是，认识李师科的人，对他都是一片赞扬之声：“老实”，“诚恳、和善”，“客气”，“义气”，“豪爽”，“人缘不错”，“生活很俭朴”，“不但尊敬老年人，更疼爱小孩子”，“在长巷弄里，他是可人的‘糖伯伯’”，“如果他是个伪装的好人，怎么可能十几年来一点破绽都没有？”“好多的邻居，都没有人说李师科是个‘坏人’！”
不但如此，李师科在邻居办喜事的时候，免费提供计程车队；在乘客遗落物品时候，主动送到广播电台；在自己吃馒头喝白水时候，花一千元为小朋友们买玩具；在绿灯户见到那些可怜女人时候，加倍给她们卖肉钱！
而李师科自己，却一二十年，长在陋巷之中，房间只有三坪大，被床、破桌、破椅，一切都是破的，包括一颗对国家破碎的心。
中国农民的凄凉身世
李师科生在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是山东昌乐人。他在家乡念小学时候，日本侵略中国，他书也不念了，上山去打游击，那时他十几岁，已用枪声和行动，证明了他是爱国者。
李师科是中国农民，在抗战胜利后，他想解甲归田，重新回到家乡和土地，但是，巨掌拦住了他，他要继续爱国下去，他一次又一次的参加战斗，在枪林弹雨中，他只被打败，没被打死；最后，他跟到台湾。他眼看政府退后，自己却不能退伍，因为，正如政工人员所说：“国家需要他！”
“国家需要他！“国家需要他！”在国家的需要下，李师科付出了他的二十岁、付出了他的三十岁、付出了他的四十岁，付出了他的青春和自由，付出了他的血汗与眼泪。为了防守台湾，他不准退役而不断服役，不准结婚也无力结婚。直到他老了、病了，才获准自军队离开。
在一九六零年代，我做预备军官第八期排长，在野战部队中，见过成千上万李师科型的人物。他们省籍容有不同，性格自有各异，但在风沙里、在烈日里、在恶臭的营房里、在粗粝的伙食里、在昏暗的灯光里、在迷茫的回忆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身世与凄凉。
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国农民，他们勤劳、朴实、忠厚、愚鲁，他们爱乡土、爱母亲、爱老婆、爱小孩小狗、爱成长中的稻田与麦穗。但是，当政府不再能保护他们，他们反倒被政府拉去，拉去保护那永远保护不完的政府。他们有的是上街买菜，就一去不回；有的是新婚之夜，就被从床上拉起。从此就远离了属于自己的一切，自己属于国家了！
自己属于国家了
唐诗里写古代拉夫的情形，写“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凄惨，其实一千年后，还在中国变本加厉的重演着。据红十字会会长的调查，在贵阳的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就有这样的惨象：
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水都没有的喝。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栓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惊然！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的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的躺着不少病倒的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么了？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的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事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了？”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到时候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
一次又一次的劫后余生
在我接触过的和经年累月一起生活过的这些中国农民，他们当兵的前夜，都大同小异的历经过“挨打”、“少而粗粝”的食物、“拉肚子”、“集体大小便”、“奄奄一息”、“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等苦难，最后，他们劫后余生，正式编入了部队，又面临一次又一次的战场上饥饿与伤亡。在多年的“子弹没眼，上天有眼”以后，他们再劫后余生，困守在台澎金马，年复一年的升旗、点名、操练、换防。他们手下的充员士兵，在服役两三年后，可以退伍回家，但是他们却不准，他们无伍可退、无家可回，眼看着一批充员走了。一批充员又来，来去之间，又是两三年过去了。几次来去，一二十年就过去了。
当他们老了，当他们受伤难医、有病难治了，国家开始放走他们，让他们自由，由他们自力更生。但是，他们也知道他们跟社会脱节太久了，“以军为家”太久了，太久的单调军人生活，使他们除了放枪以外，什么都不行了。因此，回到社会，他们满怀欣喜，却也为之情怯。我排里的一位老兵，当他手提包袱，脚穿球鞋，泪流满面的接受我们欢送的时候，他突然坐在地上，不肯走了：“我为国家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在我年轻时候把我抓来，不让我走；如今我老了，打不动了，又要赶我走。我到哪儿去啊！”
到哪儿去？去做蹩脚工人、去做蹩脚工友、去做蹩脚门房、去做蹩脚守卫、去做蹩脚司机，能找到这些差使的，还是他们之中的幸运者。等而之下的，就要去基隆海边做贫户、去屏东河床搬石头了。
他们老了，也需要亲情。大陆上的家，对他们已恍如隔世。在台湾成个家吧，那又谈何容易！只好“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我看一个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我至今感到心寒。
自己属于自己了
李师科是千千万万老兵中的一位，他是因病退役下来的。退下来后，在兵工基地做工两年，再申请到巴西做工，可是不准出境。于是，他奔波谋生，“日子过得好苦。”到了一九六八年，才找到开计程车的职业，“车子是向车行租的，每天租金就要五百块，有时跑了一天车，还不够吃饭。”
不够吃饭还不够，还得应付警察找麻烦。李师科多次遭到交通警察不公平的开“红单”，要不断的缴罚金，使他非常怨恨。警察是国家权力的象证，他恨上这种两脚会走的国家。
生活的困苦与对警察的怨恨，随着他的年纪，情况越来越深了。他戎马一生，到头来一无所有，他既不能养儿防老，又不能获得任何退休金，他的老境，是注定要堪怜的。现在的困苦，都没有人理他；将来的死活，又有谁理他呢？现在尚有能力谋生，都拮据如此；将来更老了，又怎么度余年呢？这种没有安全感，在他也是与日俱增。
要退伍不让退，要出境不让走，困苦、怨恨、没有安全感，每一项原因都是合理的、正常的，都构成一个老兵的抗议、都构成一个公民的抗议、都构成一个人的抗议。没有这种抗议，人还叫人么？
在另一方面，李师科没有家乡，也没有家庭，这种情况，是国家造成的。李师科的问题，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家庭破碎”（the broken home）问题，他在大陆的家庭，已因战乱而不能重建；他在台湾的家庭，也因战乱而不能新建。他的爱、他的感情，都没有归宿与寄托。他没办法“老吾老”，也没办法“幼吾幼”，最后“吾老矣”了，只好“幼人之幼”。他爱小孩子。更爱以前房东的一个两岁小女儿，他把自己的一无所有、自己的没有安全感，都投射在这小女儿身上，他希望这小女儿不要像他一生那样困苦失败、那样飘零而没保障。因此。他要想法子，想法子给这个小女儿美满安全的一生。
道德问题
当他看到国家银行千千万万的钞票放给特权、成为呆帐的时候，当他看到他牺牲青春、牺牲自己与家庭来捍卫的国家竟这样对待他的时候，当他看到这个国家如此缺乏公平与正义、公理与正道的时候，他涌起抢劫银行的念头，他终于在五十六岁的年纪，完成了这一任务。这样高龄又没有前科的银行劫犯，在犯罪学上，都是古今罕有的奇例。这种奇例，我们无法从犯罪学中的“体形学派”（typological school）来解释，也无法从“精神病理学派”（psychiatric school）来解释，甚至无法从蛋头们的学理研究来解释。这种奇例，只有从几十年来，一个老兵，他的生与死、他的爱与恨、他的委曲与耿直、他的汗斑与泪痕来解释，我们才能恍悟事实的真相。
李师科在抢劫前对朋友说：“要抢也不要抢老百姓辛苦赚来的钱，如果是我就抢政府的钱”；在抢劫时对银行职员说：“大家不要动——钱是国家的，命是自己的！”这些表现，充分证明了他是道德性极高的。他显然认为抢这种国家这种银行的钱绝非不义之财。抢钱，是为了补偿“他爱国家、国家不爱他”的代价；抢钱，是为了向贫富不均的社会抗议；抢钱，是为了给警察好看、给穷人出气；抢钱，是为了给自己养老、给房东小女儿念大学！……他每一个抢钱的动机都是罗宾汉式的、廖添丁式的、“打渔杀家”萧恩式的，从道德观点看，李师科实在是一位非常高段的人。国民党官方和国民党舆论丑化他的道德，这是十分不道德的。李师科的道德之高，实在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记者问：你抢劫银行的动机何在？
李师科答：我看不惯社会上许多暴发户，经济犯罪一再发生，所以我早就想抢银行。
问：那天如果银行警卫在场，你会下手抢劫吗？
答：不一定，也许会把警卫打死。不过，我曾考虑到警卫薪水没多少，他们的妻儿可怜，所以我问明警卫不在才下手。
由此可见，李师科是恩怨分明的人。这种分明，在目前这种混沌的社会里，只有在道德极高的人身上，才能显示出来，而老兵李师科，就是这样动人的一位。
问题道德
更动人的是，李师科把抢到的钱五分之四——四百万,都包在一起，送给那房东小女儿。据小女儿的母亲回忆：
那天下午大概五点多，我先生不在，李师科拿了一包东西来说要寄放我家，因为他从来没有到过我家，而我们跟他多少还是有点距离，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我问他里面是什么东西，他只简单地说了声：“钱”，然后又说：“没有什么关系的，有事我负责！”我觉得更怪，再问他：“你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的？”他只是摇了摇头，眼泪突然落下来，便什么话也没有说地走了。
当记者追问这位母亲：李师科说他只打算留一百多万花用，放在你家的四百万是留给你的小孩作教育津贴的，你知道吗？这位母亲“黯然无语，只是低着头。”
合理的研判是：李师科知道这种行为有被小女儿父母告密的可能，但是他还是做了。告密的奖金是赃款的一半，小女儿的父母告了密，至少还可合法拿到两百万。两百万留给小女儿，那也差强人意了。
就这样的，在小女儿父母告密以后，几乎不可能破的抢案，等于由李师科自己给破了。——李师科求仁得仁、李师科盗亦有道、李师科甘愿自我牺牲、李师科不惜从容一死。
美国文学家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写《化石森林》（The Petraified Forest）写那个穷苦文人斯魁尔（Alan Squier），甘愿请强盗杀死他，为了死后可领五千保险金，送给他心爱的女孩，帮她离开沙漠，去过好日子；法国文学家雨果（Victor Marie Hugo）与《悲惨世界》（Les Miserables），写那个砍树枝的穷苦工人尚万近（Jean Valjean），甘愿坐长年大牢，为了养育他姐姐的七个小孩，而偷一个面包，这些动人的故事，告诉我们，穷苦的人有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正义。国民党的下三滥报纸《民族晚报》，恬不知耻的以“重振社会公义精神”为社论，满纸“人心大快，社会公义得到伸张”，“秘密证人制度的弹性运用，实际上也是公义精神的高度发挥。”这真是颠倒是非的谬论。因为真正的“社会公义”，是抑强扶弱，而不是欺负穷人；是哀矜勿喜，而不是人心大快；是鼓励行侠仗义，而不是收买卖友求荣。国民党《中国时报》说告密者“以无比的道德勇气，出面向警方举发”，“道德勇气发挥淋漓尽致”，也是谬论。告密者“淋漓尽致” 的，可以是恐惧、可以是勇气，但绝非道德。古往今来的道德里，从来没有把卖友求荣当道德的，国民党把卖友求荣当运德，这种道德，是问题道德、是线民道德、是国民党的道德，不是人类有史以来千千万万志士仁人所献身的道德！
“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
国民党《联合报》也登出谬论，是台湾大学心理系蛋头教授写的。写李师科：
对侦讯人员说：国家亏欠他太多，所以他要抢银行。从这种种蛛丝马迹看来，李师科反社会心态的对象，很明显的是“公家机构”、“警察”、“银行”……等等代表“国家”的象征。
李师科的行为很明显是错了。“国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任何人都可能对政府的措施感到不满，都可能觉得国家对自己有所亏欠。按理说，一个人对政府或“国家”有所不满，他应该循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绝不能肆意攻击代表“国家”的象征。
这话说起来堂皇，但是蛋头教授可曾想想：像李师科这样穷苦的人、这样低层的小市民，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向政府提出抗议，或要求国家给予赔偿或救济”呢？他们能吗？他们敢吗？纵使做了，又有效吗？正相反的，他们但求政府不再扰民就谢天谢地了！试看李师科这件案子，在没破案前，多少计程车司机遭了殃？老兵王迎先甚至被刑求致死，警察可以公然没有法院的传票，把他们一个个私设公堂，灌水修理，他们啊他们，他们有什么“合法的途径”，拒绝警察的非法抓人呢？”
李师科的“合法的途径”，想来想去，还有什么呢？
在法律上，李师科的途径是不合法的。但我们别忘了，李师科绝非普通的杀人越货的罪犯。李师科不是千千万万罪犯的缩影，而是千千万万老兵的化身。李师科如有错误，那不过是他对国家对不起他的一种回馈，国家对不起他，远超过他对国家不起。他十几岁就上山打游击，如今从爱国爱到寒心、爱到有罪，我们何不问问：“此水本自清，是谁搅令浊？”何不问问：这种罪，真该李师科负担的，究竟该有多少？究竟该占几成？
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当李师科被捕，治安人员把他推出展示的时候，他被包围在一个个彪形大汉里，一副手铐铐住他，再一副手铐铐住他的右臂，一只巨掌抓住手铐，右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左臂再被一只巨掌套住，右肩再被一只巨掌按住，太多的手铐和巨掌，更显出权威的膨胀和个人的渺小。但是，在鞭炮声里，在庆功宴上、在奖金的分红中、在内政部长的谈话下，我们看不到一丝悲悯的气氛，大家都在无情的对待这位老兵，像对待一只过街的老鼠。这种现象，不是太没心肝了吗？
在大陆，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国家；在台湾，李师科用子弹保护我们的安全。当他老了、病了，孤苦无依，三餐不继，他用子弹保护他自己，保护他老去的一点血本，保护他老去的一点爱、一点希望。他的方法是错的，但他没有更对的方法；他不会巧取呆帐，只会豪夺现款，用蒙面的豪夺，暴露他一点悲愤与抗议。他这种行为，难道还得不到被他保护多年的统治阶级的怜悯吗？但统治阶级却要把他“速审速决，明正典刑外，井应要求三家电视台联播行刑实况，以吓阻歹徒效尤”（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了。这种现象，不是也太没心肝了吗？
国民党的宣传媒体上，已经用新文艺的词汇做着这样的预言：
李师科，在证据确凿下，一颗子弹，代表着法律，正飞向他的心窝！
也许，子弹正如他们所说，“代表着法律”，但它绝不代表着正义。照正义法学家的看法，法律必须和道德同一。和道德分离的法律，只会使人“目无法纪”！
李师科“目无法纪”，但他谈笑自若，干脆而从容，他显然毫不怕死。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人民不怕死的时侯，不论明正典刑多少个，也吓阻不了“歹徒”的效尤！
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头子郑为元，声言李师科是荣民的耻辱，郑为元显然错了！去问问那些老兵看，他们就不会同意这种将军的评论。李师科是他们的兄弟，他们一无所有，但还有着微弱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的打前站，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兄弟的血没有白流，使他们多少知道了他们也有声音嘲讽了这无情的社会。李师科代表的，是千千万万被侮辱者的悲愤与抗议；李师科遭遇的，是千千万万被损害者的反射与回声。他的音容，就是他们的宛在；他的笑貌，就是他们的热情；他的流血，就是他们的牺牲。
恰像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卡尔登（Sidney Carton）临刑前的说话，李师科做完了比他做过的更好的事，即将走向比他知道的更好的地方。李师科不会死，因为千千万万的李师科在活着。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
这篇文章写后十三天，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李师科被枪决在台北。
李师科死后，千千万万的人们怀念他。在台北县的新店山区，有人为他立了塑像。塑像就立在“无天禅寺”外面，又属于“无天禅寺”，又不属于“无天禅寺”，过路的人们会好奇的来看、来参拜，在香炉里，人们每每点燃一炷香烟，直插进去，蔚然成风，变成新店山区的一景。
消息传开了，上山去看的人也多了，提到“李师科庙”，人们都指点在那里。
李师科死后的一天清早，天还没亮，一辆计程车开上了北宜公路，左转右转，转到了“李师科庙”。一个身影从车中闪了出来，双手捧着一盆植物，静静的，放在李师科塑像的脚下。身影向四周张望一下，转身回到车里。循着原路，消失在晨曦里。
近午时分，几个善男信女上来了，他们有的在上香掷筊，七嘴八舌的报出明牌号码，向眼前的神衹祈求保佑、保佑中奖发财。一对夫妇夹杂其中，外带了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五六岁年纪，在一边张望着，她听任大人们七嘴八舌，她东张西望，忽然间，她看到塑像下的一盆花，她跑过去，盯着花看，又闻了闻它、又用指尖轻触一下，充满了怜惜、欣赏、与好奇。”
“喜欢吗？小妹妹，喜欢这盆花吗？”彷彿一个声音在旁关切着。
小女孩没转头，却点点头。
最后，善男信女们要下山了，那对夫妻带走了小女孩。小女孩回头望了那盆花——一盆小黄花。
“那盆小黄花好漂亮。”小女孩说。
“那是好心人给李爷爷上供的。”
“我们没有给李爷爷上供吗？”
“只要你来看他，他就很高兴了。你是李爷爷邻居的小女孩，你在李爷爷的眼里，就是他的女儿。”
“那盆小黄花，可以让我借来上供吗？”
“可以吧。”
“可是，那黄花不是她的。”
“当她有心把不是她的黄花送给李爷爷，黄花就是她的。”
“李爷爷最懂这个道理。”
“李爷爷最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