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近乎自由的一天：是你待在伦敦却可以遐想乡村的一天。在圣詹姆斯公园，提早报到的夏天已迈入第三周。沿着湖边，女孩子像一朵朵鲜花似的躺着，沐浴在五月一个星期天下午不自然的炎热里。一个管理员先前点了个火堆，燃烧的树叶味与车流的回声交织在一起。只有在湖心岛上晃来晃去的鹈鹕看来有什么地方要去，也只有阿伦·特纳看来是在赶路——他的大鞋子在沙砾上磨得嘎嘎响。这一次，就连湖边的女孩都分不了他的心。
他的鞋子是厚重的粗革皮鞋，滚边已重粘过几遍。他身穿一件有污渍的夏天外套，手上提着个有污渍的帆布袋子。他是个高大壮硕的人，金发，相貌平平而脸色苍白，有着登山家的宽肩膀和粗手指，而他的步伐像是缓缓向前推进的驳船——一种显眼、带侵略性、警察般的步伐，固执而不讲究技巧。他的年纪难于猜测。大学生会觉得他老，但只是觉得他比大学生老。他的实际年龄老得会让年轻人吓到，又年轻得会让上了年纪的人吓到。他的同僚从很久以前起就赖得再去猜他的年纪。大家只知道他是很晚才入这一行的（这不是个好征兆），从前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的研究员。外交部的内部刊物对他语多保留。尽管这些刊物对外交部其他特纳的背景都会交代得巨细靡遗，惟独对阿伦·特纳的背景却是守口如瓶——就像是考虑过所有事实以后，它们觉得沉默才是最宽厚的做法。
“这么说把你也找来了，”从后面赶上他的兰伯特说，“卡费尔德这一次可真是把事情闹大了。”
“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当人墙？补破网？”
兰伯特是个个子小而精力旺盛的家伙，喜欢人家说他跟谁都处得来。他在西方司占据一个资深职位，并主持一支各级人员都可以参加的板球队。
他们开始爬“克莱武台阶”。
“你休想改变得了他们。”兰伯特说，“这是我的观点。这是一个多疑症病患构成的国家。总是想着有人会对他们不利，要在背后给他们一刀子。被迫害妄想狂。这是他们的毛病。”
他给特纳时间去附和他。
“我们整个部门都得来加班。包括女孩子。”
“老天，他们看来真的是吓到了。连后备队都用上了。”
“你知道这事情可以让我们在布鲁塞尔的希望泡汤的。犹如一记当头棒喝。要是德国内阁屈服于国内的压力，我们就没戏唱了。”他的语气像是在品味这样的前景，“那样的话，我们就得另找一个完全不同的办法。”
“我不认为找得到一个。”
“外相已经和他们的大使谈过话。我听说对方答应完全负担我们的损失。”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继续度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睡大觉。”
他们已经走到台阶顶部。印度的缔造者25一只脚漫不经心地踏在青铜基座上，眼神越过他们，心满意足地看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林间空地。
“他们还把门开着，”兰伯特说，语气温柔，带着敬意，“还是照平常工作日一样谈判着。他们真的很拼命。”他的话没有获得回响。“好吧，到啦，先这样。”但马上又一脸狡猾地补充说：“对了，有一番说词对我们会很管用：把欧洲的其余国家团结在我们后面将可以抵抗纳粹的威胁。没有比跺军靴更能拉拢我们的老盟友的了。”说完这个，兰伯特带着不气馁的友善表情最后一点头，走进了大楼26主入口威严的阴影里。特纳凝视他的背影，把他的小身体与宏伟门廊那些托斯卡纳式的柱子对比了一下。特纳的表情中甚至有一点眷恋的味道，就像是他真的很想成为兰伯特这样的人：小个子，整洁，圆滑，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最后他终于回过神，继续走向大楼边上一扇较小的门。那是一扇脏兮兮的门，玻璃后头镶着块褐色的硬木板，写着：未经授权，不准入内。特纳花了一点点气力才把门推开。
“拉姆利先生要见你呢，”门卫说，“当然是等你抽得出一分钟空的时候啰。”
他是个脂粉气的年轻人，喜欢在大楼的某一边当班。“他特别问到你呢。哦，你都打包好了。要去德国是吧。”
他的短波收音机整天开着：有个记者正在汉诺威现场作实时报道，背后是阵阵像大海咆哮的人群咆哮声。
“听到这声音就知道你一定会受到很好的接待。他们已经在图书馆捣乱过，正在向领事馆进发。”
“他们午餐时间就在图书馆疯过。那是一点钟的事。警察在领事馆四周布下警戒线。有三重那么多。他们别想越雷池半步。”
“他们打算在广场里烧书，”门卫从后面大声说，“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我会的，那正是我他妈将要做的事。”他的声音极为平静，但传得很远；一种约克郡的声音，寻常得像杂种狗。
“他帮你订到了去德国的票。你问问旅游科就知道！是二等车厢的火车票。肖恩先生出差都是坐头等！”
推开办公室的门后，特纳看到肖恩懒洋洋地坐在桌子后面，他的近卫军夹克挂在特纳的椅背上，八颗纽扣被从彩绘玻璃折射过来的阳光照得闪闪发亮。他正在打电话。“他们得把一切必需品先给准备好，”肖恩说，用的是最温柔的声音，温柔得足以让最平静的人所说的话都显得歇斯底里。同样的话他显然已经说过好几遍，只因为考虑到对方头脑不好才再说一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所有当地雇员都得回家去，我们可不想德国公民因我们受伤而要负赔偿责任。告诉他们这个，再打给我。”“老天！”他挂断电话后尖声向特纳说，“你跟那家伙打过交道吗？”
“谁？”
“总务科那个光头小丑。负责各种具体细节那一个。”
“他叫克罗斯。”特纳把袋子扔到墙角。“他也不是小丑。”
“他是个神经病，”肖恩喃喃地说，失去了坚持的勇气。“我敢打赌。”
“那就别说出去，否则他们就会把他调来安全室。”
“拉姆利找你。”
“我不想见他，”特纳说，“我压根儿不想浪费时间。汉诺威是个D级单位。他们没有密码员，什么都没有。我去那里能干些什么？抢救他妈的皇家宝石？”
“那你为什么把袋子带来？”
特纳从桌上拿起一页电报。
“他们知道有这个游行已经几个月。从西方司到我们，没有人不知道。波恩的参赞处三月就报告过这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撤离人员？为什么不把小孩送回来？没钱，三等车厢的车票已经售罄。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叫他们见鬼去吧！”
“拉姆利说要马上见你。”
“拉姆利也见鬼去吧。”特纳说，坐了下来。“看完所有数据以前我不打算见他。”
“不把他们送回来是政策。”肖恩接过特纳的论点。他一直认为自己被调到安全室来只是暂时的，就像是两次派遣中间的一趟休息。他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熟悉政治事务的机会。“我们不容许在暴民面前表现出胆怯。再说，参加示威的毕竟是少数人。英国雄狮可不容许自己会被几个流氓的三脚猫把戏给吓到。”
“对啊，它不会给吓到的。它怎么会？”
特纳推开一份电报，开始看下一份。他读得很快，而且不费力气，眉宇间有一种学者的自信。他又根据某些他自己才知道的标准把电报归类为不同的一叠叠。
“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突然失去了矜持？”他问道，一面继续读电报，“为什么要把我们召来？是怕西方司那些小娃娃心里不平衡？到底他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静一静？”
“因为那是德国。”肖恩软弱无力地提出一个可能的解释。
“再掰啊。”
“只希望这事情没有坏了你的周末大计。”肖恩说，发出一声讨人厌的嗤笑声。他一向怀疑特纳的性生活要比自己的多姿多彩。
第一份电报是布拉德菲尔德发来的。上面标示着“急报”。发出时间是11点40分，交到值班柜台的时间是2点28分。电报中说汉诺威总领事已经把所有英国职员和家人召集到使馆区，也派了紧急代表与警方交涉。第二封电报是转述路透社在11点53分一则实时新闻的内容：示威者业已闯进英国图书馆；警察人数不足以维持秩序；图书管理员爱希女士的下落目前不明。
紧接着是另一封来自波恩的电报：“据北德电台报道，爱希女士已为暴民所杀。”但这封电文马上又受到另一封的否定：布拉德菲尔德在内政部的西布克龙先生的协助下（“我与西布克龙先生具有紧密关系”），已经成功与汉诺威警方取得直接联系。根据他们的最新评估，英国图书馆遭到了洗劫，它的藏书遭到公开焚毁。一些大型海报被贴出，上面写着些反英的标语：“德国农民是不会为你们的帝国买单的！”或“要吃面包自己烤，别偷我们的！”格尔妲·爱希女士现年五十一岁，住在汉诺威霍伦佐勒尔街四号。她在暴动中被示威者拖下两层石头楼梯，脸部受到拳打脚踢，示威者又逼她把图书馆里的书扔到火堆里。骑马的警察和镇暴工具正从邻近城镇调集中。
从一份档案（那是肖恩从档案科调出来的，上面有他的眉批），特纳读到了一些有关可怜的爱希女士的背景。她是个退休的老师，曾经为英国占领军工作过，也担任过英德会社汉诺威分社的秘书。她在1962年获颁国际交流贡献奖章。
“另一个倒大霉的亲英派。”特纳喃喃地说。
接下来是一封长而乱的电文，内容是一些电台和报章报道的摘要。特纳照样把它细细读了一遍。看来在场没一个人明白暴动是什么引发的，也没有人明白一开始群众是受到什么驱使而冲向图书馆。虽然示威游行如今在德国已属司空见惯，但这种规模的暴动却前所未见。德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表示了“深切关注”，而内政部的路德维希·西布克龙先生亦打破一贯的沉默，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情况确实有值得忧心之处”。当局作出了一个实时决定，那就是给整个联邦德国境内的官方和准官方英国建筑物增加额外的警力保护。英国大使在经过起初的犹豫以后，亦已同意对其人员实施自愿性的宵禁。
对于事故的来龙去脉，不管是警方、报纸还是学生代表本身的说法，都混乱得不能再混乱。有些人宣称暴动是自发性的，群众因为看到图书馆大楼有“英国”的字眼，受到刺激，便一拥而上。这是很自然的，他们说，因为布鲁塞尔谈判的最终结果近在眉睫，而“再造运动”的一贯政策是反欧共体的，也因此是反英的。另一些人则指天誓日说群众是看到信号——一条从一扇窗户向外挥舞的白色手帕——才会一拥而上的；有个目击者甚至说他看到一支火箭从市政厅后面升空，然后在半空爆炸，迸射出红色和金色的星星。有些人认为群众是主动向前冲，另一些则认为群众是被“人流”不由自主地卷着走。“那是由中心领导的，”一个资深警察报告说，“在中心部分移动以前，圆周部分本来是一动不动的。”但西部电台却认定“处在中心位置的示威者一直保持冷静。暴乱是由少数站在前头的流氓发动的，其他人只是被迫跟从而已。”看来只有一点是各种说法意见一致的，那就是事故是在音乐声最响的时候爆发的。甚至有一个女性目击者认为，那音乐声本身就是一个发动群众向前冲的讯号。
另一方面，《明镜》周刊的记者在北方电台接受访问时，却有一个详尽而不同的说法。他说，示威开始前一小时，有一辆灰色巴士把“三十个精壮的保镖”载到汉诺威的市中心，他们守在讲台四周，形成一个“保护圈”。巴士是以吕讷堡的迈尔先生的名义租的，那些保镖则部分是大学生，部分是年轻的农民。带头往前冲的人就是他们。由此可见，整个行动是由卡费尔德本人指使的。“那是一个公开的宣言，”那记者说，“表示从此以后，‘再造运动’会按自己的音乐迈进。”
“那个爱希，”特纳终于开口说话，“她有什么最新消息？”
“她跟预料的一样好。”
“有多好？”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好。”
“幸而不管爱希或图书馆都不是英国人的责任。图书馆是占领时期兴建的，占领一结束，它就被移交给了德国人。它既不是由土地所有者控制或全部拥有的。所以说跟英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说，他们烧的是他们自己的书啰。”
肖恩愣了一下，然后咧嘴一笑。
“对，确实如此，”他说，“这是个有用的点子，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交给新闻科。”
电话响起，肖恩拿起话筒接听。
“是拉姆利，”他说，手盖住话筒，“门卫告诉他你来了。”
特纳置若罔闻。他在读另一封电报。是一封相当短的电报，只有两段。它的抬头写着“拉姆利亲启”，标示的等级是“紧急”。特纳读到的是副本。
“他要你接听，阿伦。”肖恩递过话筒。
特纳把电报念了一遍，接着再念一遍。然后走到铁柜前面，抽出一本没用过的黑皮小笔记本。他把笔记本塞入外套暗袋。
“你这个白痴，”他站在门边，静静地说，“为什么你总学不会自己读电报？我们要打点的是一个叛逃者，你却去张罗什么灭火器。”
他把那张粉红色的纸张举到肖恩面前。
“他们称之为有计划的离开。四十三份档案失了踪，没有一份是低于机密级的。一个属于最高机密的绿档案自星期五起就不见了。不可否认，这是有计划的。”
特纳没有理手上还拿着话筒的肖恩，大踏步走出走廊，朝他老板的办公室而去。他的眼睛是一个游泳者的眼睛，颜色非常淡，像是被无色的海水漂白过。
肖恩瞪着特纳的背影，心里想：当你向别的等级敞开心扉时，就总会是这种结果；他们抛妻弃子，在走廊里使用污言秽语，对一般的礼节不当一回事。他叹了口气，挂断电话，然后再次拿起话筒，打到新闻科去。我是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有关汉诺威的暴动，他想到一个很好的点子，说不定在记者会上派得上用场：那事情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德国人烧的只是他们自己的书……他心想这说不定还可以表现一下英国人的冷峻幽默感。对，肖恩，肖邦的肖，恩惠的恩。不谢，说不定我们可以找一天一起吃顿午餐。
拉姆利面前摊开着一个活页夹，他苍老的手按在上面，像双爪子。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外交部甚至没有他的名字。对我们来说，他是不存在的。他甚至没有经过安全审查，更不要说身家清查。我到人事部才挖到他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
“他有一点点异味。外国味。难民背景，是30年代移民来英国的。读农业学校，在皇家轻工兵服役，炸弹拆除小组。他是1945年跑回德国去的。当过临时的下士，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待过。听起来像是那些战后回德国寻找机会的犹太人之一。占领时期的德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的成功了，有些则漂流到各领事馆去。他们有相当多人回流，有的消失在茫茫人海，有的则重新取得德国国籍。还有一些走上歧途。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童年27，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啊，抱歉。”拉姆利突然说，脸几乎红了起来。
“他有搞出什么成绩来吗？”
“没有值得提的。我们查过他的近亲。他有一个叔叔住在汉普斯特德，名字叫奥图·黑廷。曾经形同他的养父。没有其他在世的亲人。他叔叔是制药的，但听起来更像郎中，卖的是一些狗皮膏药。他叔叔已经死了。十年前死的。从1941至1945年，他叔叔是英国共产党汉普斯特德分部的党员。曾经因为性侵害小女孩被判刑。”
“多小的？”
“这重要吗？利奥和他同住过一段时间。我怀疑老头就是那时候吸收他的……好对我们进行长期渗透。这很符合模式。又也许是后来有人重新提醒他他的身份。他们28从不放人走的。就像天主教一样坏。”
拉姆利厌恶宗教。
“他怎么能接近那些档案的？”
“不清楚。他的职衔是‘理赔和领事事务’——姑且不论那是什么意思。他有外交人员身份。二等秘书。你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职位。没得升迁，没得调动，没有退休金。参赞处等于是给了他一个栖身之地。不算是个正式的外交人员。”
“好命的家伙。”
拉姆利没理这话。
“交际津贴是……”拉姆利瞧了瞧资料，“一年一百四十英镑，但得要用在招待五十多个客人鸡尾酒和三十四个客人吃晚饭上。都是要收据报销的。还真是少得可怜。他是在当地被雇用的，换言之是一个临时雇员。他已经干了二十年。”
“却留下十六年的事得我去做。”
“他在1956年曾经申请要和一个叫爱克曼的女孩结婚。玛格丽特·爱克曼。他们是在军中认识的。但他显然没有把申请贯彻下去。自此以后有没有结过婚，我们没有记录，不得而知。”
“说不定是他懒得申请了。那些失踪档案是关于什么的？”
拉姆利犹豫了一下。
“只是个大杂烩。”他敷衍地说，“一般性的大杂烩。布拉德菲尔德已经在清点，点好会开列一张清单。”门卫的收音机再一次在走廊里震天价响。
“什么样的大杂烩？”
“跟政策有关，”拉姆利说，“不属于你的领域。”
“你是说不能让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你无须知道。”他相当漫不经心地说。拉姆利的世界已经垂死，而他不希望任何人生病。“我必须承认他选择了一个下手的好时机。有那么多事情正在发生。说不定他只是随手往档案堆里抓一把，然后就跑。”
“纪律方面呢？”
“没有太多记录。他五年前在科隆跟人打了一架。夜总会的斗殴。大使馆千方百计把事情掩饰起来。”
“他们没有因此炒了他？”
“我们喜欢给人一次机会。”拉姆利继续埋头在档案里，但语气满是讽刺。
他六十岁或以上，声音沙哑，一身灰色：灰脸、灰西装，像只猫头鹰；背微驼，干巴巴。多年前他当过驻某个小国的大使，但仅只一任。
“你每天打电报向我报告。布拉德菲尔德会帮你安排。但别打电话，明白吗？直接通话不安全。”他合起活页夹。“我与西方司说好了，布拉德菲尔德也与大使说好了。他们让你去，只有一个条件。”
“他们真精。”
“绝不能让德国人知道。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不能让他们知道他跑了，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找他。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一直有一条裂缝。”
“要是他抱走的是危及北约安全的秘密数据怎么办？”
“这方面的事情不用你来担心。我给你的指令是轻手轻脚。不要蛮干硬干，明白了吗？”
特纳没说话。
“你不得骚扰或冒犯任何人。他们在那边有如走在刀口上，任何闪失都有可能让他们失去平衡。今天如此，明天如此，任何时间都如此。要是德国佬怀疑我们玩两手游戏，与俄国人有地下交易，那就更糟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就一切都毁了。”
“看起来我们和德国佬玩的一手游戏玩得很辛苦。”特纳说，借用了拉姆利的用语。
“大使馆现在真正放在心上的只有一件事，那既不是黑廷，也不是卡费尔德，更不是你。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布鲁塞尔的谈判。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你最好记住，否则就会被扫地出门。”
“为什么不派肖恩去了？他圆滑得多。可以把他们迷得团团转。”
拉姆利推开横在桌上的一份备忘录——里面包含一些黑廷的个人特征。“因为你会找得到他而肖恩不会。这并不代表我仰慕你。你这个人会为了找到一颗橡子而不惜推倒一座森林。是什么驱策你的？你在寻觅什么？一些绝对真理？如果说有什么事是我最痛恨的话，那就是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人跑去寻觅上帝。也许你需要的是尝一点点失败的滋味。”
“我尝得够多的了。”
“有你太太的消息吗？”
“没有。”
“你应该原谅她的。你以前不也原谅过她吗？”
“老天，你是在瞎猜，”特纳呼吸急促地说，“你以为你对我的婚姻知道多少？”
“一无所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资格给你忠告。我只希望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继续惩罚我们。”
“还有什么忠告吗？”
拉姆利打量他，就像个已经没有多少案子可办的老警长。
“老天，你真容易鄙夷别人，”他说，“你让我害怕。我就免费再给你个忠告好了。你最好是赶快喜欢人类，否则就来不及了。在你还没有死以前，你会需要我们的——哪怕我们只是二流。”他把一份文件塞到特纳手中。“走吧。把他找出来。但不要以为你是脱缰野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我是你，就会搭午夜班车，好在第二天午餐时间到达。”他一手遮额头，黄色眼睛向着阳光普照的停车场闪烁。“波恩是个雾蒙蒙的鬼地方。”
“如果可以，我希望搭飞机去。”
拉姆利缓缓摇头。
“你等不及了，对不对？你等不及要扑向他。唉，我真希望我有你的干劲。”
“你有过的。”
“给自己找件西装或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穿吧。让自己看起来是有所归属的人。”
“但我不是有所归属的人，对不对？”
“你说不是就不是。”拉姆利说，不再在乎什么。“放低点身段吧。你们这种人已经因为自命不凡而受太多罪了。”
“有一件事你还没有告诉我。如果不能两者兼得，你最想要的是哪一样：人还是档案？”
“问布拉德菲尔德去吧。”拉姆利回答说，眼睛回避特纳的目光。
回到办公室，特纳打电话到太太住处。接电话的是她妹妹。
“她出去了。”她说。
“你是说他们还在睡觉？”
“你想要干什么？”
“告诉她我要出国。”
挂断电话时，他的心思再一次被门卫的收音机吸去。收音机的音量此时被开到最大。一位字正腔圆的女士正在读新闻简报。再造运动下一次的游行将会在波恩举行，她说；时间是本周五，离今天还有五天。
特纳咧嘴一笑。听起来有一点像是一个下午茶约。他捡起袋子，离开大楼，朝富勒姆而去。富勒姆以两样东西知名：供食宿的公寓和被妻子扫地出门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