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不下车走路？我像你这般年纪就会下车走。会比坐这辆破铜烂铁快。”
“我没事。”科克回答说。他是密码员，患有白化病，此时正忧心地看着坐他旁边驾驶座的老头子。“我们大可以慢慢赶路。”他以最安抚情绪的语调补充一句。科克是伦敦东区人，聪明得像鬼，而梅多斯忧心忡忡的样子让他担心。“凡事顺其自然就好，对不对，阿瑟？”
“我恨不得把这些浑球全扔到莱茵河里。”
“你知道你不会的。”
当时是星期六早上九点。从弗里斯多夫到英国大使馆的路挤满抗议的车辆，人行道上摆满运动领袖的照片，横幅像广告标语一样横越马路。“西方欺骗了我们，德国人向东方示好没什么好愧疚的。”“现在就把可口可乐文化终结掉！”在长长车阵的中央坐着科克和梅多斯，他们的车子安安静静的，但四周的汽车喇叭却此起彼落，像个不停歇的音乐会。有时，汽车喇叭声会像波浪一样，从车阵的前头卷向后头，再从后头慢慢卷回前头，就像是从你头顶掠过的飞机声；有时喇叭声会齐声响起，一长声，一短声，再一长声，代表的是K字，也就是他们领袖卡费尔德的姓氏首写字母；有时则犹如一首即兴交响曲，任由各人自由发挥。
“他们到底想搞什么？那样子尖叫，头发长成那个样子。他们中间有一半人需要扔回学校读书。”
“他们都是些农民，”科克说，“我告诉过你的。他们要到德国国会外头抗议。”
“农民？这些人？我敢说他们有一半人只要弄湿了脚就会难过得要死。都是小孩。看看那边。恶心！只有恶心可以形容。”
在他们右边是一辆红色金龟车，坐着三个学生，二男一女。开车的穿着皮夹克，留一头很长的长发。他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挡风玻璃外面，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中央，等待按喇叭的讯号传来。他的两个同伴则扭在一起热吻。
“他们是配角，”科克说，“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嬉戏。你知道这些学生的口号是什么吗？‘只有为自由而战，自由才是真的。’但这跟我们英国那边的情况差不多，对不对？知道他们昨晚在格罗夫纳广场10干了些什么吗？”科克问，再一次想转移梅多斯的心思。“如果这就是教育的结果，我宁愿当文盲。”
但梅多斯并没有因此分心，仍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应该让他们去当兵的，”他瞪着那辆金龟车说，“可以让他们恢复正常。”
“他们当过了。这里二十岁上下就要去当兵。”意识到梅多斯愿意放轻松一点，科克决定选择一个最有可能让他振奋精神的话题。“迈拉的生日派对热闹吗？很成功，对不对？我敢打赌她一定很开心。”
但出于某些理由，这个问题反而让梅多斯更加愁容不展。至此，科克认定，不说话是更明智之举。他试过每一种话题，但一概无效。梅多斯是一个正派的、生活得一丝不苟、已经绝种的人，值得任何人花时间去关心，但就连科克那种子女侍奉父母般的耐心也是有极限的。他试谈过梅多斯为退休生活而买的新车——一辆免税打九折的路虎。科克赞美它的外形、它的舒适、它的装备：赞美得口水都干了，但得到的惟一响应只是咕哝一声。他试谈过“放逐者汽车俱乐部”（梅多斯是它的热心会员），试谈过“英联邦儿童运动会”（当天下午会在大使馆花园举行）。现在，他甚至把昨晚的盛大派对拿来当话题——他们夫妻并没有参加派对，因为珍妮特快要生了。科克本来以为，迈拉的派对一定会是梅多斯感兴趣的，没想到还是碰了钉子。他的法宝用尽了。一定是缺乏假期的关系，科克心想，缺乏一些阳光普照的长假，让梅多斯可以远离卡费尔德和布鲁塞尔的谈判11，以及远离他女儿迈拉，他才会陷入低潮。
“对了，”科克再试投一球，“‘荷兰壳牌’又涨了。”
“而‘盖斯特·金’12则连跌了三天。”
当初投资时，科克决定要买非英国的股票，但梅多斯却宁可付出爱国的代价。
“布鲁塞尔谈判结束之后会再涨回来的，你不用担心。”
“开什么玩笑？那谈判现在跟停摆没两样。我也许不如你聪明，但却是读得懂报纸的。”
科克其实比谁都知道，除投资失利外，还有各种各样让梅多斯忧愁的理由。梅多斯先前在华沙一干就是四年，而且几乎没有休假就被直接调来这里，单这一点就足以让任何人抓狂。而现在，他又将在秋天退休。科克感觉得到，随着退休日一天天逼近，梅多斯的心情只有更糟而不是更好。更不用提的是他有一个需要他整天悬着一颗心的女儿：没错，迈拉正在迈向康复，但如果人们有关她的传言有一半可信的话，那她要走的路还很长。
档案库的工作也把梅多斯压得喘不过气，特别是在这个热腾腾得无以复加的非常时期。就连只需要窝在密码室里的科克也可以感受到一点压力：额外的乘车时间，额外的加班时间，而珍妮特又临盆在即。压力来自四面八方，让人很难开朗得起来。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前一分钟你会被要求发出一份关于不来梅暴动或明天汉诺威示威的实时报告，下一分钟又会收到一份有关淘金热或布鲁塞尔谈判的电报，或是一份要求在法兰克福或苏黎世加码数百万英镑的指令。而如果说密码室的工作很累的话，那负责档案的工作就更累了：你得钻进一堆纸堆里，把要用的档案调出来，或是给新进的档案编号，放到适当位置备用……想到这个，科克出于某些理由突然想起，他应该打个电话给自己的会计师。要是“克鲁伯”13的工会继续这样搞下去的话，他说不定应该进点瑞典钢铁的股票，摆个几天，好让小宝宝的银行户头可以充实点……
“啊哈，”科克眼睛一亮，“有打架可看了。”
两个警察走下人行道，走向一个开奔驰车的农民。先前，那农民摇下车窗，向两个警察咆哮；而现在，他更是打开车门，再次向他们咆哮。眼见好戏上场，然而，很突然地，两个警察掉头走了。科克失望地打了个哈欠。
他怀着缅怀的心情回忆起，从前，恐慌都是每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一次。要么是柏林走廊出现叫嚣，要么是俄国直升机在边界挑衅，要么是四强督导委员会在华盛顿发生争执。不然就是有火要灭：摆平某个德国在莫斯科提出的可疑外交提案，或是掩饰一次对罗德西亚禁运的破坏，或是隐瞒一场在明登发生的莱茵军14暴动。仅止于此。这些时候，你只要按部就班把工作做好，回家时就是自由人一个。就这么多。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波恩。不管你是像莱尔那样的外交人员，还是只需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的非外交人员，生活都是一样的：偶尔碰到一点点激烈场面，然后玩一点点股票，然后复归于无聊，等待下一个调派。
直到卡费尔德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切。科克郁郁不乐地打量那些示威海报。九个月前。科克还记得，从九个月前开始，梅多斯一再匆匆从档案库的连接门走进密码室，带来各种消息：基尔发生示威、卡费尔德被提名为领导人、学生静坐抗议和各种他们后来慢慢会习惯的零星暴力。这次倒霉的是谁？一些反示威的社会主义分子。一个被打死，一个被扔石头……在那时候，听到这个都会让他们吃一惊。老天，他想，当时我们好嫩。感觉上那就像是十年前。但科克却几乎可以把这九个月来每一小时发生的事给娓娓道来。
大使馆医生就是在基尔发生示威那天早上宣布珍妮特怀孕的消息的。自那天起，就再没有事情对科克来说是一样的。
汽车喇叭再次狂野地响起；车龙开始移动，又陡地停下来，形成一片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尖锐刺耳声。
“那些档案找回来了吗？”科克探问道，心里开始有点明白梅多斯可能为什么事忧心。
“没有。”
“那辆手推车现身了吗？”
“没有，那手推车还没有现身。”
“别在意了，阿瑟，没必要为这种事心烦。这里又不是华沙。你现在是在波恩。听着，你知道单单过去六星期，大使馆的食堂就搞丢了多少杯子？我不是说打破的，是说不见了的。你猜？二十四个。”
梅多斯毫不动容。
“谁又会想去偷杯子？没有人。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你要知道，现在是危机时期，人人都一堆事，变得心不在焉。这样的事发生在大使馆每一个角落。档案的情形也是一样。”
“但杯子不涉及秘密，这是差别所在。”
“用来推档案的手推车也不涉及秘密，”科克语带恳求地说，“还有本来放在会议室而不见了的电暖炉也不涉及秘密——管理组的人为这件事气疯了。打字组那部不见了的长滑架打字机也不涉及秘密。听着，没人可以怪你的，阿瑟，你有那么多的事要做。你知道外交人员起草电报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吗？看看莱尔，看看加韦斯顿，他们都是梦游者。我不是说他们不是天才，但他们有一半时间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他们的头是被云遮住的。别人不能因为一些档案不见了就怪罪你的。”
“我会被怪罪的。我是负责的人。”
“好吧，你爱折磨自己就请便。”科克最后的耐心消失了，“要说有责任也是布拉德菲尔德的责任，不是你的。他是参赞处的头头；他要为安全事务负责。”
说完这番拉倒的评论，科克再一次打量四周不怡人的景物。他断定，在不止一个意义上，卡费尔德要为很多事情负责任。
科克面前的景色对不管有什么心事的人都不会是怡人的。天气很糟。一层莱茵区15薄雾像呵在镜面上的雾气一样，笼罩着官僚波恩整个已开发的旷野。一栋栋尚未完工的巨大建筑伫立在未耕种的田野上，显得阴阴郁郁。前头不远处就是英国大使馆，它坐落在一片褐色的欧石南地面上，灯火通明，宛如苍茫暮色中的临时战地医院。大铁栅门处，英国国旗神秘地半降着，在三五个德国警察头上垂头丧气。
选择波恩作为柏林的候选城市这个决定，本身就是怪异的事，而现在更是成为乱事一桩。大概只有德国人才会把自己的首都摆在使领馆的大门口。为了容纳大批外交官、政治家和政府雇员的迁入（也是为了把他们保持在一个距离之外），波恩人在城墙的外面建起一整个市郊区。现在壅塞的车流想要通过的，正是这个市郊区的南端。这个市郊区是一个由庸俗高楼和低矮的临时营房构成的杂烩，沿着一条快速路两旁向南延伸，几乎可以通到巴德戈德斯堡那些怡人的矿泉疗养地——巴德戈德斯堡过去的主要产业是瓶装矿泉水，而今则变成是外交。没错，一些政府部门是获准进驻波恩市区；没错，一些大使馆是落脚在巴德戈德斯堡。尽管如此，联邦政府本身和90%以上的使节团——更不用说各种游说团体、报社、政党、难民组织、德国高官的官邸和无形政府的大本营——都是分布在这条介于科隆主教前驻地与一处莱茵区矿泉区16的维多利亚式别墅间的动脉公路两边。
在这个不自然的首都乡村里，在这个岛国里——它因为缺乏政治向心力和社会腹地，以至于永远处于一种过渡状态——英国大使馆是它不可分的一部分。你只要想像一座乏善可陈、随意延伸的工厂厂房，在它背后漆上一个莱茵河的阴郁天空，加上一点点（只是一点点）纳粹建筑的味道，再在它后头的空地上放上两根供低下阶层踢球用的褪色球门柱，那你对英国大使馆的模样就会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想像。它以一只延伸的肢体抱住过去，用另一只安抚现在，用第三只在莱茵河的湿土里焦虑地探索，看看里面埋着什么可为未来所用的东西。因为是筑成于占领政策匆匆收摊之时，英国大使馆的样式精确捕捉住英国人的矛盾心绪：它以一张石头脸面对着前敌人，以一个灰色微笑向今日的盟友示好。随着车子开进大使馆的铁栅门，我们看得见，在科克左手边的是红十字会的总部，在他右边是一家奔驰汽车工厂。在他后面，隔着马路，是社会民主党的党部和一个可口可乐的仓库。英国大使馆与这些不相称的邻居相隔着一片长条形的荒地：随处都是裸露的红褐色土壤，平坦地向着远处的莱茵河延伸。这片荒地被认为是波恩的城市绿化带，是当初城市规划者引以为傲的设计。
大概，总有一天他们会搬到柏林去的。这个可能性甚至在波恩这里也偶尔会被谈及。大概，总有一天，整座灰色的山脉会垮下来，沿着公路一直滑到人去楼空的国会大楼外面的停车场。但在这一天来到以前，这些混凝土的帐篷将会继续留着，小心翼翼地暂时抗拒梦想，小心翼翼地永远抗拒现实。它们会留着，繁殖，生长，因为在波恩这里，进步被移动所取代，而大凡不会生长的东西就会死亡。
把车停好在食堂边他惯停的位置后，梅多斯例行地绕车子走一圈，拉拉门把是否都已上锁，检查车身是否有被砂石打到的刮痕。他打前院走向前门廊时仍然满腹心事。心里仍然不快的科克远远地走在后面，以至于他到达大门的时候，梅多斯与两个警卫已经交谈了一阵子。
“那你又是谁？”那个中士问道。
“档案库的梅多斯。他是为我工作的。”梅多斯想要瞄一瞄中士手上的出入名册，但中士却把本子靠到身体上。“他昨天请病假了，所以我想看看他好了没有。”
“那他又怎么会在一楼工作？”
“他在一楼有个房间。他有两件工作。两种不同的职务。一种跟我做，一种在一楼做。”
“没有。”那中士说，又看了出入册一眼。一群女打字员轻快地走上他们背后的台阶——她们的裙子短得逼近大使夫人所容许的极限。
梅多斯犹豫了一下，仍然不愿相信警卫的话。“那你是说他没来上班？”语气像是渴望对方否定他的说法。
“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没有来。他不在这里，可以了吗？”
梅多斯和科克尾随那些女子走入大堂。走到地下室入口栅栏旁边的时候，科克拉住梅多斯的手臂，把他拉到一个暗处。
“怎么回事，阿瑟？你担心的是什么事？不只是那些搞丢的档案对不对？什么事让你慌里慌张？”
“我没有慌里慌张。”
“那利奥生病又是怎么一回事？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生过一天病。”
梅多斯没有回答。
“利奥是怎么回事？”科克心中升起极大的疑问。
“没事。”
“那你为什么会问起他？你不可能是把他也搞丢吧！他们二十年来就一直想把他弄掉。”
科克感受得到梅多斯的内心挣扎：他已经非常接近吐实的边缘，却又硬生生把话吞回去。
“你不必为利奥负责的。没有人有必要。你不可能当每个人的爸爸，阿瑟。他大概是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17了。”
科克话差一点还没讲完，梅多斯就霍地转身，怒容满面地瞪着他。“你说的是什么话？你凭什么这样说！利奥不是这样的人。‘把一些汽油券拿去兜售’，你凭什么这样说？就凭他只是个……临时雇员？”
科克尾随梅多斯走上通向二楼的楼梯，但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之外。他心里想的事情写在脸上：如果这就是年纪带给人的影响，那六十岁退休就绝不嫌早。至于他自己，退休后希望可以住在一个希腊岛屿上。克里特岛，他想，不然就是斯派采岛。如果股票都听话，一到四十我就拍拍屁股走人。唔，顶多不超过四十五。
档案库在走廊里和密码室只有一步之隔，再走一步，就是彼得·莱尔那个明亮的小办公室。参赞处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单位，而它年轻一辈的人员都是精英。这里要比任何地方更能让出色的英国外交官实现梦想，而又没有人比莱尔更接近这个梦想。他优雅，修长，说得上漂亮，虽然已经四十出头，看起来年轻依旧。他的仪态举止无精打采得近乎昏睡，但他这种无精打采是伪装的。莱尔家族的人丁数被两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减，然后又受接二连三的小灾难打击。他一个哥哥死于车祸，一个叔叔自杀，一个弟弟在彭赞斯度假时溺水身亡。因此，莱尔一点一点培养出幸存者会有的精力和责任感。他的仪态举止暗示着，他本来是宁愿不当外交官的，但因为别无选择，只好继承衣钵。
当梅多斯和科克走入各自的地盘时，莱尔正在收拾他办公桌上七零八落的蓝色草稿纸。把它们大概理出个秩序后，他就扣上背心扣子，伸了个懒腰，眷恋地看了温德米尔湖的照片一眼——它满足地荡漾在楼梯间的墙壁上，像是欢迎新一天的来临。莱尔走到长窗子前面徘徊了一下，睇视着一节节黑色的奔驰车示威车龙和由闪着蓝色警示灯的警车构成的一个个小岛。
“这些人对钢可真是热情十足。”他对米基·克拉伯说。克拉伯是个邋里邋遢的人，眼像两条裂缝，每天都会被宿醉折腾。他正在慢慢爬上楼梯，一只手紧紧扶住栏杆扶手，薄薄的肩膀耸起。“我先前忘了。我记得血，却忘了钢。”
“可不是，”克拉伯喃喃道，“可不是。”他的声音气若游丝，就像是正在吐出最后一缕缕的生命力。他浑身上下只有头发不显老，在他的小头上显得黑而浓密，就像是用酒精施过肥。
“运动会，糟啦！”克拉伯突然停下来喊道，“该死的大帐篷还没送来！”
“会来的，”莱尔安慰他说，“只是被农民暴动暂时耽搁了吧。”
“该死的德国佬。”克拉伯模糊地说，然后继续辛苦地把楼梯爬完。
莱尔尾随他慢慢走过走廊，每经过一扇门都会把它推开，探头进去，喊一个名字或打一声招呼，直到走到参赞的办公室门前才停步。在这里，他用力敲了敲门，然后推开，探身进去。
“全到齐了，劳利，”他说，“就等你有空。”
“我现在就有空。”
“对了，我的电风扇不会那么巧是你偷走的吧？它突然不见了。”
“幸好我没有偷窃癖。”
“路德维希·西布克龙要求四点钟和你碰面，”莱尔静静补充说，“在内政部的办公室。他不肯说原因。我追问，他显得不高兴。他只是说他想找你讨论一下我们的安全部署。”
“我们上星期才讨论过这事。他和我上星期四共进晚餐。我不认为我们还需要再做些什么。这个地方已经布满警察。我拒绝让他为我们筑一座城堡。”
他的声音严峻而自满，一种学者的声音，但又有军人味道。
莱尔向前踏出一步，走进房间，再转身把门关上，带上插销。
“昨晚的事情进行得如何？”
“差强人意。如果你想知道详情，可以读一读摘要。梅多斯会把它拿给大使。”
“我怀疑西布克龙找你和这事情有关。”
“我没有义务要向西布克龙报告，也不打算这样做。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找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会好开。你的想像力跑得比我的还快。”
“不错。我替你接受了邀约。这样看来比较明智。”
“约了什么时间？”
“四点。他会派人过来。”
劳利·布拉德菲尔德不以为然地皱起眉头。
“他是担心交通堵塞。他想派人帮你开路。”
“我明白了。一下子我还以为他是想帮我们节省开销。”
他们默默分享了这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