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科尔索再度来找我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在他去葡萄牙的几天以前。据他说，那时他已经怀疑大仲马的手稿和《幽暗王国的九扇门》只是冰山的一角罢了，为了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必须去调查这两本书之间那如同死者泰耶菲手上打结的领带一样交缠的历史背景。这并不容易，我告诉他，文学领域里很难有清楚的分界线。所有的著作都与其他著作有某些关联，到最后成了镜子般的反射，或俄罗斯玩偶般彼此层层叠叠的文字游戏。胆敢去寻求其中的源头，或想从中架构出一套准则的人，若不是太过愚蠢，就是普通的文学研究者。至于我，什么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我只会从书中去寻找答案，书本的记忆比我们人类好多了。
“罗史伏尔是《三个火枪手》中最重要的配角之一，”我对科尔索解释着，“他是红衣主教的助手，也是米莱荻的朋友，同时也是达太安树立的第一个敌人。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是1625年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默恩那个地方……当然了，我指的是故事中的达太安，而不是克尔琪尔斯·山朵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中的那个真正存在过的达太安。不过罗史伏尔并没有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大仲马是从山朵拉的另一本虚构的《罗史伏尔伯爵回忆录》中撷取这号人物来用的……有人说，他可能是罗史伏尔侯爵，也就是亨利·路易·阿罗尼，但这已经牵扯得太远了。”
我从茶会所在的咖啡厅里，望向窗外傍晚街道上的车流。我们身旁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桌上摆满了报纸、茶杯和正冒着烟的烟灰缸。其中有两位作家、一位正走下坡路的画家、一位事业正如日中天的女记者、一位元舞台戏的演员和四五个坐在角落的学生，久久地目瞪口呆，看着我像望着上帝一样。在他们之间，科尔索穿着大衣，靠在窗玻璃上，喝着杜松子酒，不时地记着笔记。
“此外，”我接着说，“为了等着看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决斗，而从头到尾看完《三个火枪手》六十七章的读者们，最后都失望了。因为大仲马只用两三行字就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而且老是巧妙地为他们避开这个机会。在续集《20年后》一开始，作者就交代达太安和罗史伏尔已经交手过很多次了，而罗史伏尔的身上也多了更多的刀疤。然而，他们已不再互相仇视了，而是彼此存有一种只有在宿敌之间才有的奇异敬意。命运再度使他们为互相对立的两派人马奋战，只不过比从前多了一种友善的默契。罗史伏尔落入马札尼诺主教手中，逃出巴士底监狱，参与了福伦德内乱，最后死在达太安的怀里——在一场混乱中，达太安没认出他来，失手一剑刺死了他……他对着达太安说：\'这是我的命运，我从你的三个剑伤中复原了，但我活不过你的第四个剑伤。\'说完就死了。\'我刚杀死了一个老朋友。\'达太安这么对波尔托说，这也就是他给黎塞留主教的老爪牙的墓志铭。”
这番话引起了在座众人的热烈讨论。那位曾主演过《基督山伯爵》电视剧的过气小生，整个下午眼光都没离开过那名女记者，在画家和两位作家的鼓动之下，开始大谈他对剧中人物的回忆。我们就这样从大仲马谈到泽瓦科和保罗·费巴，最后还是无可避免地提到拉法叶·萨巴提尼的伟大。我记得还有人提到了胡里欧·维尼，但只是起哄的性质罢了。在这场有关剑术、英雄冒险小说的热烈讨论会中，维尼笔下那种缺乏灵魂的冷酷英雄在这里并不受欢迎。
至于那位在周报中执笔某专栏的时髦女记者，她的文学知识只能从米兰·昆德拉算起，所以她也自始至终保持缄默，惟有听到自己曾听过的一些人名、书名和轶事才松了一口气似地点头表示同意。在此同时，科尔索就像一贯静静等待的猎人一样，他以专注的眼神一直盯着我，慢慢地等待众人的讨论回到主题上。女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她认为冒险故事都太过肤浅，科尔索趁着众人处于窘迫的沉默中时，把话题再转回原点。
科尔索边咬着铅笔头的橡皮边问道：
“巴肯先生，您对于《三个火枪手》中罗史伏尔的角色有什么看法？”
所有的人都望着我，尤其是那些学生们，其中有两位女学生。我不懂为什么在某些场合中，人们总是把我当成得道的高僧一般，每次我一开口，他们就目瞪口呆，一副准备聆听真理的模样。甚至于我在文学性的杂志上发表的评论，竟能对一些新进作家的命运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没错，这真是荒谬极了，但这就是人生。有一次在一个愚人节，我随意地对那本一点都不怎么样的作品《我，奥南，寻找自己》大大地胡吹乱捧了一番。后来那本书不但大卖，还得了全国文学奖。为了这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但所谓的文学奖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
“刚开始的时候，罗史伏尔是个敌人。”我说，“他代表了黑暗的力量，剧情中黑暗的一面……他是围绕着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恶魔般阴谋的爪牙，红衣主教暗中设的诡计，屡次让他们遭逢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