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所有说故事的高手一样，”我接着说，“大仲马是个很会编织谎言的人……对他了解很深的达许公爵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就说了，他只消编个假的奇闻轶事，人们就都信以为真了。您看黎塞留红衣主教，他是当时的伟大人物，但一经大仲马的手，他的形象已经被扭曲成邪恶无比的粗人了……”我转身面对科尔索，手里拿着那本书，“您知道这本书吗？这是17世纪末的一位剑客，克尔琪尔斯·山朵拉写的《达太安回忆录》。他笔下的达太安是真实世界的人物，达太安公爵，真名叫卡洛斯·巴兹卡思。他是伽司戈尼人，出生于1615年，也的确是个剑客，只不过他并非黎塞留红衣主教时代的人，而属于马札尼诺主教的时代。殁于1673年，正要接受元帅勋位之时战死于荷兰地区，就像大仲马书中的达太安一样……您可以看到，大仲马篡改的历史生出了美丽的产物。那拥有血肉之躯的伽司戈尼人早已被历史所遗忘，而我们这位撰写小说的天才却将他转变成了伟大的传奇人物。”
科尔索仍坐在那里听着，我将书递到他手上，他小心翼翼地带着好奇心翻阅着。他慢条斯理地逐页翻阅，除了每页的边缘以外，他的指腹几乎能不碰触到那些书页。偶尔，他会停下来注意某个名字或某个章节，镜片后的那双眼睛精确又迅速地移动。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把资料抄进他的笔记本中：“《达太安回忆录》，克尔琪尔斯·山朵拉着，1704年，共四册，第四版。”然后他合上书，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您刚刚也说了，大仲马是个大骗子。”
“没错，”我稍做退让，重新又坐下来，“但他做得很高明，在同样的情况下，别人或许只能用抄袭的，但他却能创造出时至今日仍历久不衰的传奇世界……‘人不需要偷抢，而是要去征服。’这不就是文字所要创造出来的吗？法国的历史提供他灵感的泉源，他的技巧是无与伦比的：保留史实的框架，替换掉其中的细节，大量使用他所得知的任何典籍的宝藏。大仲马将那些历史上的大人物矮化成次要人物，而将卑贱的平民升格为主角；在正史中占不到两行的小事件却是他书中的主要架构。达太安和他的朋友们的真挚友谊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们根本互不相识，拉费尔伯爵也一样不存在。或应该说曾存在过很多个同名的人，但没有一个叫做阿托斯。不过，在阿托斯则真有此人，他叫做阿曼多·西耶，是阿托斯领地的地主，在达太安加入国王的火枪队之前就死于一场决斗中了；而阿拉米斯则是亨利·阿拉密兹，于1640年加入由他的叔父领导的火枪队，最后回到他的领地，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过退休生活；至于波托斯……”
“您该不会告诉我，事实上也有个波托斯吧？”
“有的，他名叫以萨·波尔涛，而且他应该认识阿拉密兹，因为他比他晚三年，也就是在1643年，进入了火枪队。根据史料记载，他也是英年早逝，死于疾病、战争或者是一场决斗中，就像阿托斯一样。”
科尔索用手指轻轻敲打那本《达太安回忆录》，摇摇头微笑着。
“过一会儿您可能还会告诉我米莱荻也是真实的人物……”
“您猜对了，只不过她不叫安娜，也不是温特公爵夫人，在她的肩上也没有百合的烙印，但她的确是黎塞留红衣主教的助手。她是卡利耶伯爵夫人，而她也真的曾在一场为白金汉公爵举办的舞会上偷了两颗钻石……别用那种表情看我，这是根据罗伽佛考回忆录的史实，他的话是具有公信力的。”
科尔索定定地看着我，他不像那种会轻易为他人折服的人，尤其是关于书籍的方面；但此时他看起来似乎是相当地佩服。事后，等我真正了解他以后，也曾怀疑当时他表现出来的信服，究竟是真诚的，还是职业表情。现在事情都已告一段落了，我想我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诱导之下，我只不过是成了他资料来源的提供者之一罢了。
“这些真是非常有趣。”他说。
“如果您去巴黎见普林杰，他能给你更多的资料。”我看了看桌上的那份手稿，“……不过，我不知道加上旅馆费这样是否划得来，这样的手稿在市场上究竟值多少钱？”
他又咬了咬笔头，做了一个怀疑的手势：“值不了多少钱。事实上，我是要去办别的事。”
我同情地苦笑了一下，我少得可怜的家当就是一本以巴拉出版的《堂吉诃德》和一辆普通的国民车。当然，那辆车是比那本书贵多了。“我了解您指的是什么。”我用支持的语气说道。
科尔索做出听天由命的手势，他露出老鼠般的门牙，扮出一副酸溜溜的鬼脸说道：“总有一天会连日本人都对梵古和毕卡索感到厌烦了，”他说道，“然后他们就会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古籍奇书。”
我在位子上往后一靠，颇有同仇敌忾之感。
“但愿上帝让我们活到这么一天。”
“为您自己这么说吧！”他透过歪了的眼镜，以嘲讽的眼神望着我，“我可是想发财的，巴肯先生。”
他边起身边将笔记本收进大衣口袋里，背起他的帆布袋。
科尔索拿起他的手稿，我陪他走到门口，他在门厅前停下来和我握了握手。司汤达、孔拉和巴耶·印克兰的肖像画在那里严肃地俯视着——一幅我的邻居们坚持要挂在楼梯间的粗陋平版画。
我等到那时才鼓起勇气问他：“我得向您坦白，我真想知道您是从哪里找到这份手稿的。”
他停了下来，在回答我之前踌躇了一会儿。毋庸置疑，他是在计算这样做的好处和坏处。但我如此亲切地接待他，他已欠了我一份人情，再加上不知哪一天还会需要我的帮忙，所以，他也别无选择了。
“也许您也认识，”他终于回答了，“这份手稿是我的顾客向泰耶菲先生买的。”
我露出吃惊的表情，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成分。
“安立·泰耶菲？……那个主编？”
他流览了一圈我的前厅，最后点了点头。
“就是他。”
我们都静了下来，科尔索耸耸肩，而我也明白为什么。最近的任何一份报纸都在报导这件新闻，安立·泰耶菲一个礼拜前死了。他被人发现上吊陈尸在自己的客厅里：被袍子的丝质衣带环绕着脖子，双脚悬空，底下有一本翻开的书和一个摔成碎片的瓷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