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日本的政经界人士，是美国当时降伏日本的既定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下达了“降伏后合众国的初期对日政策”，同年十一月三日发布题为“对联合国最高司令下达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理基本指令”。GHQ就是基于这两项指令开始实行占领政策的。
美国政府十一月三日发布的这份指令中，就放逐行动赋予GHQ极高的权限。
在制定与实行侵略日本的计划中，应把那些在行政、财政和经济等方面制造过重大问题的人，以及大政翼赞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一个极右政治团体，于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日本政治会及其机关，乃至继承这些团体的重要人物一律加以拘留，待今后处置。此外，赋予GHQ放逐任何在位者的权利。另外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以来，在金融、商工业、农业部门居高位的人，也应被视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与侵略主义的主导者。
这项指令属于最高机密，即便是当时与美方总司令部有接触的日本首脑也无法窥知。
根据这项方针，前所未有的放逐行动在政界和思想界掀起一阵狂澜。
不过，在实际执行这项放逐行动时，GHQ全体并未达成共识。很快，G2和GS的意见便背道而驰。
关于这一点，马克·盖恩［马克·盖恩（Mark Gayn，？-1981），一九四五年以特派员身份赴日，观察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百态，写成《日本日记》一书］曾提及。
批评家表示，总司令部内部严重分裂，全政策立案者分成两个对立阵营。其中一个阵营（QS）确信日本需要改造，另一个阵营（G2）则基于“保守的日本才能让我方将来以最佳状态与俄罗斯斗争”为理由反对基本改革。这个阵营认为，日本只需稍微抬头而已。反对此案的人，列举出下列论点：①彻底放逐会使日本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引发革命。②就算真的需要放逐，也应逐步进行。应给予国民休养生息的时间。③放逐行动仅限于最高领导者。因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部下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以谍报部门的代表为先锋，军方均反对放逐行动，国务院一些相关人士也赞同这一观点。支持放逐行动的单位主要是民政局，总司令部也只是零星有几个单位支持这项行动。（摘自《日本日记》）
马克·盖恩是在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下这段文章的。苏联当时还算是美国的盟友，但从这里已可预见日后的占领政策转换，这一点倒是颇耐人寻味。
放逐行动，正如美国统合参谋总部对麦克阿瑟下达的指令中所说，目的在于“永久除去那些欺瞒日本国民、妄想征服世界、犯下滔天大错者的权利与势力”，对象也设定在这个范围内。
然而，美国届防部陚予麦克阿瑟的这项有力的“放逐”武器，日后竟波及与最初对象相反的民主阵营。这是因为世界情势的变化，也就是美国与苏联的对立程度激化，美国为求自身安全，使得GHQ的政策出现大幅变化。换个说法，可说是“深信镇压是一种急救外科手术”的威洛比［查尔斯·A.威洛比（Charles A.Willoughby）当时是G2的部长］战胜“认为小规模改革比使用武方更能赢得支持者”的惠特尼［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当时为民政局局长，制定日本宪法草案的主导者］。
对于占领国，美国采取的策略不再像以往那样靠蛮力压制对方，而是让对方渐渐与美国同化。因此，驱逐可能干扰“同化”的旧势力，也是放逐行动的目的之一。
放逐的意义究竟是“惩罚”还是“预防”，这正是双方观点的分歧之处。最初的放逐的确包含这两种意味。旧势力的除去，固然是为了预防军部抬头和掌权的国家思想死灰复燃，但同时也想通过放逐来惩罚那些名义上说是“误导日本民众”，其实就是发动反对美国行动的倡导者。对战犯施行绞刑就是惩罚的极致表现。
不过，放逐的意义——正如后面提到的——之后出现了大幅度转变。到那时已不是“惩罚”了，而是更加明显的“预防措施”。
换言之，这次的目的不是为防止军部拾头或国家思想复活，而是反过来，要预防俄罗斯及中共的“同路人”扩大势力。或者说把重点放在了及早除去可能妨碍对苏作战的因素上。
麦克阿瑟的放逐行动最初的目的是彻底破坏日本的秘密警察组织，把一九四〇年以来，曾任警界高层的山崎严内相及其他高阶警官全数罢免。这项命令在十天之内实施，总共罢免了四千九百六十名内务省官员。然而不知基于什么理由，这项放逐行动在旧军部的上层阶级中进行得并不彻底。这一点后面再解释。
GHQ的首脑当初并不清楚究竟该把谁赶下来。
计划者自己对究竟该达成什么并没有明确的想法。此外，也没有人知道该把谁赶走。而在定义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指导性及有力者之际，就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等到麦克阿瑟接获进一步命令，必须赶走所有未将日本经济导向和平的重要财经人士时，这种不确定就更明显了。（摘自H.E.怀尔兹［哈利·埃默森·怀尔兹（Harry Emerson Wildes），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所著的《东京旋风》——以下简称怀尔兹）
首先，GHQ要求日本政府拟出经济、新闻、出版、广播、戏剧等各界的超国家主义指导者名册。十月七日的指令中又要求交出超过一千二百五十个政治团体的全员名册。这种做法使放逐计划I拖一延得比预期更久。因为，日本政府漏掉的名字被逐一发现。据审查委员之一的岩渊辰雄表示，日方希望尽量自行决定战犯并予以惩罚，遂选出三千名合适人选，把这份名册呈交给惠特尼。没想到惠特尼竟大发雷霆，嫌名册上的人数太少。据说惠特尼还骂说在德国颁布同样的放逐令以后，有三十万名纳粹遭到放逐，日本就算不能超过三十万人，至少也该放逐足以匹敌这个数字的人才行。
“谁也不知道究竟放逐了多少人，那份记录报告原本就不完整，保管情况又不佳，绝大部分都在一场民政局官员直呼不可思议的火灾中被烧毁了。根据惠特尼的正式报告，一九四八年六月，针对七十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五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总计有八千七百八十一人遭到放逐，另外还得加上十九万三千一百八十名军人。因害怕被放逐而主动离职者估计有十万人。”（怀尔兹）
放逐行动不只发生在中央，随着新宪法的制定与地方制度的改革，从县长到市镇村长和地方议会，放逐令逐步扩大使用范围，甚至连小助理、出纳员、农业用地委员都列入考察范围。
此外，放逐行动光这样还不算完，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从官方扩大到公共活动。公益团体、报纸杂志出版、电影、戏剧等各种表演团体、传播公司乃至所有报道机构都被纳入适用范围，对象多达两百四十个，有经济相关者两百五十人、新闻相关者―百七十人遭到放逐。继而连三流报社和五流出版社都被纳入，这些原本抱着隔岸观火的心态旁观财政界放逐行动的圈子，如今也意外地掀起放逐旋风。此外又添加了一项新规定，那就是严禁遭放逐者三代以内亲属担任公职。
根据《朝日年鉴》（昭和二十四年版）记载，到昭和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为止，总计有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二人遭到放逐。
放逐行动居然波及三代以内亲属，就连罪大恶极的罪犯都没受过如此待遇。但惠特尼却对抗议声充耳不闻。因为惠特尼接到密信，发现那些被放逐的人依然进出原来任职的公司，甚至依旧保有办公室，和下属交谈，或让自己的子女代为出席活动。除了要求日方交出放逐者名册之外，像这样通过密信决定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不知该放逐谁的占领军首脑，迫于情势只好采取这种方法。这促使日本人使用阴险的手段陷害同胞，同时，一旦被烙上放逐的烙印，人生就算完蛋了，必须设法搜集无罪证据去证明自己的清白。
当初，日本各界人士都以为放逐是“永久的”，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项命令竟会在四年后解除。之所以认定为“永久”放逐，只因指令中有这么一句“永久排除旧势力”。共同通讯社的加藤万寿男表示，民政局的浬比尔议会课长曾经偷偷向他透露，表示这项活动顶多持续四年，并要求加藤不得告诉他人。换言之，放逐行动只有四年的期限，说穿了，就是一项有时效性的立法。如果事先知道这项计划是有实际预定进度的计划，那么日本这些被放逐的人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并大受打击了。既然提前知道四年后会复职，自然就可以事先拟定适当对策。正因他们将放逐理解为“永久性”，才会出现前面所说的“同胞相侵，以阴险的方式暗斗”。
放逐名册的拟定起先由政府一手包办，但从昭和二十一年六月起，根据官制成立了“公职是否适合委员会”，这一机构将独立于政府之外进行审查。委员长是美浓部达吉，成员包括马场恒吾、饭村-省、入间野武雄、古村唯一郎、寺崎太郎和山形清。放逐行动扩大到地方之后，各地也纷纷成立审查委员会。此外，为了应付异议者的投诉，又另行成立了公职资格请愿审查委员会，任命泽田竹次郎等七人担任委员。
罢免诸多公职人员导致旧秩序瓦解，却未能促成新秩序诞生。其中有阴谋也有恳求，还有一些例外。不过，“肃清”行动大致上还是按照GHQ的既定计划进行。
日本人虽然成立了以上两种审查会，但几乎都是有名无实。因为一旦发生什么问题，那些被检举人与其拜托这些日籍委员，还不如直接找GHQ投诉更省事。为求脱身，到处都有人托关系求情。此外，还有许多团体明知无法逃过一劫，却依然喊出“放逐行动本身就是错的”，并展开激烈的反驳。撇开形式问题，至少能避免实际的放逐行动。当然，若能向美方夸示自己的存在对其有利，或许能免遭放逐。此外，还有人私底下献出财宝或打美女牌，拜托她们代为说情。
遭到放逐的人，虽然一时间会六神无主，但很快便能看穿美国对日政策的本质。因为有一个窥视孔。
在那些遵照J03（统合参谋总部）命令理应遭到放逐的军人当中有两名陆军中将，分别是曾在希特勒当权时担任驻德武官、后来被派往马尼拉担任投降使节团团长的河边虎四郎，以及曾任陆军情报部长的有末精三。这两个人都不会说英语，便用德语和威洛比交谈。威洛比本名是冯·捷佩·温特·怀登巴赫。
麦克阿瑟保护的第三名军人是服部卓四郎上校，原本为东条的秘书官，做过参谋总部的作战课长。在日本海军以海军身份欢迎麦克阿瑟的中村龟三郎中将，以及首屈一指的海军战略家大前敏一上校则受美方保护。据以美方记者身份被派到这个集团的克拉克·H.河上说，与河边、有末一起工作的旧日军等人，奉命都要以原来的军阶称呼他们。至于其他没这么幸运的日本人，包括皇族在内都沦为了普通人。当然，不只是这些本该遭到放逐的军官享有特权，曾以交换教授身份被派到德国的荒木光太郎教授及他的艺术家夫人，战时与德国外交官来往甚密，因此也受到远胜于一般日本人的礼遇。（怀尔兹）
这位荒木光太郎，是画家荒木十亩的儿子，他的夫人荒木光子后来分配到一间游船大楼里的独立房间，负责编纂史书。谣传光子被威洛比如此厚待，其实是“金屋藏娇”。有别于与凯吉斯［当时的GS次长］过从甚密的子爵夫人鸟尾鹤代，以及学习院［宫内省直辖的贵族学校，战后才改为接受一般平民入学］的小团体。荒木夫人是以高明的外交手腕赢得威洛比的赏识，鸟尾夫人则是基于爱情和凯吉斯结合。人们普遍相信，楢桥渡［政治家，历任法制局长官、国务大臣及运输大臣］正是通过鸟尾夫人向凯吉斯说情，才免于被放逐的。
岩渊辰雄还表示：
我告诉他：“要我们交出三十万名放逐者当然没问题，不过这些人并不是该下台才被放逐的，而是要给他们反省的机会。所以，把他们赶下台，做做样子之后就要立刻帮助他们。如果美国同意这点，我就愿意干。”
吉田马上去找麦克阿瑟商量。结果，麦克阿瑟说：“我一开始是这么想的，因为你们没有主动提，所以我才保持沉默。”遂决定让吉田成立请愿委员会作为救济机构，同时更换有名无实的委员会结构，成立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个单位。
可是，我与加藤先生，以及现任日本化药社社长的原安三郎先生一起执行后才发觉不对劲。换言之，吉田直接见麦克阿瑟征得谅解这件事，令GS的凯吉斯很不是滋味。导致请愿委员会再怎么努力都拿不到 Approve（许可）。
眼看昭和二十二年的总选举即将开始，我们却放逐了楢桥，对方这才抱怨“请愿委员会在磨蹭些什么啊”，并叫我们“一个星期以内完成对楢桥的重新审查，务必让他赶上选举”。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不认可请愿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之前，其实还有这段经历。（摘自《日本周报》昭和三十一年四月刊）
当然，把希望都寄托在鸟尾夫人那种人身上的，可不只楢桥一个。不论效果如何，财政界的大人物都在拼命找门路求生。
这些军人是如何获得GHQ的工作的？司令部有个单位叫“历史课”，名义上是编纂战史的。在这里工作的服部卓四郎说：“虽然编纂麦克阿瑟那段历史是从政治角度着手的，但其实其内容并没有那么政治性，只不过是战史资料的搜集罢了。就连人选，也只是挑选那种战时长期任职于陆海军统帅部、适合处理战史相关事务的人。不过，我们之所以会爽快地答应协助搜集相关战史资料，是基于与威洛比将军的情谊。我们之间那种不同国籍但同为军人的惺惺相惜般的友谊，至今仍让我铭记在心。”
而威洛比却在日后否认曾经下令编写那段历虫。据推测，那个部门职员的实际工作，其实是整理有关苏联活动的谍报资料。因此，这些战前已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职业军人自然是最佳人选。日本参谋总部想来应该拥有西伯利亚至沿海各州的精密地图与作战计划。
日后有关“服部机关［指以服部卓四郎为首的军人，成立G2的协力机构和情报机构，后通到民政局反对，在麦克阿瑟的指示下撤除］”的谣传也可佐证此推论。
此外，还有些广为流传的谣言称荒木夫人任职于历史课时，曾与其他团体一起帮威洛比整理佐尔格事件［一九四一年，德国新闻工作者佐尔格和尾埼秀实等人涉嫌将日本政府的机密提供给苏联政府，因而逋到逮捕］的资料。联系后来威洛比拿这份资料去对付GS的新正派（New Dealer）（请参照《出卖革命的男人：伊藤律》），便可理解这些职员为何会接受“威洛比将军的友情”了。这今问题，等后面提到相关部分时会再提及。
荒木夫人是个极富魅力又聪明过人的社交名嫒，很有政治野心，在德国与意大利外交官之间相当吃得开。威洛比对她深信不疑，非常依仗她的建言。不仅给她自由进出办公室的特权，还将编纂史书这种颇为棘手的工作和财务方面的事全权委托给她。威洛比雇了两百名日本人协助一批临时找来的美国人，名义上由荒木教授负责监督。这些人中有五十名陆、海军高级军官，还有些人实际参与过作战计划，还都是极为核心的人物。这批邮船公司员工既没有历史学家，也没有作家，却要搜集日本方面的记录，编纂官方日本战史。另外，从威洛比在面对《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克拉克宏时一口否认曾编过这种战史可看出，他们那时的工作被列为机密，严防世人知悉。（怀尔兹）
威洛比会否认，是因为当时有人指责编纂战史是为了彰显麦克阿瑟的个人功绩。
无论如何，服部卓四郎还是完成了探讨日本战败原因的《大东亚战争史》，全四部。可是，荒木小组在耗费了庞大的人力、财力与时间后，却以成果不尽理想为由，拒绝将资料公之于世。难怪怀尔兹会说“历史课的工作其实是整理苏联的作战情报”。
原本应该遭到放逐的军人不仅成为GHQ的雇员，当初率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相关人士竟也受到他们的雇佣，命运得以起死回生。
马克·盖恩在《日本日记》中曾提及去山般县酒田的情形。
盖恩和当地分局长的对话如下：
分局长：“我只是一名小警察，不认识特高警察。警局里虽然有特高组，但组长是县政府派来的人。”
盖恩：“那人怎么样了？”
“被放逐了。是九月二十三日的事，特高的人全都被解雇了。”
“那个人现在在哪里？”
“你看，门口不是坐着一个男人吗？就在美军步哨旁边，他就是原来的特高组长。”
“那他现在在美军宿舍做什么？”
“他负责联系美日双方。九月二十四日就接获任命了。”
“其他特高成员呢？”
“这个局里本来有六个人，其中三人现在在联络处替美军工作。”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了罗伯特·B.特克斯塔的《日本的失败》这本书中。
一九四六年，在我所任职的县市邻县任职的队长告诉我，他有一名非常“珍贵”的部下，专门替他处理最重要的任务，此人原本是有恐怖组织之称的日本秘密警察组中的高阶警官。分队的某队员曾惊叹地表示：“这名前秘密警察对县内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分队长有这名得力下属相助，就连新政派占领军与日本人的接触都能仔细监控。”
面对持有“放逐”武器的GS，G2端出了CIC这个“谍报”武器来对抗。因此，雇用干练的前特高警察任下级雇员来搜集情报也不足为奇。在此，美方占领日本后，首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组织不知不觉已纳入G2麾下，被重新组织了起来。
现在言归正题，遭到放逐的政治家们，不可能忽视的动向。他们很快就注意到G2与GS的对立状态，进而发觉这是美方管理日本的政策本质。随着美苏对立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日渐明显，似乎使他们确信跟着G2走才是正道。
这些政治家最后发现，能逃过放逐令的最好方法就是讨好G2（他们是指定名单里GS的死对头），借此打败GS那帮人。纵使他们躲不过被指名放逐的命运，也要在其他方面——也就是本质上——确保享有未被放逐时同样的权利。
起初，的各单位纷纷各显神通，企图放逐更多日本人来博取麦克阿瑟的欢心，各单位都想让麦克阿瑟看到他们在多么勤奋地工作。因此，渐渐的，即便是放逐范围之外的人也被纳入名单中，原因就是想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取印象分”。
不值得被放逐的人也被指名，因此人人自危。相较之下，原本被指名的大人物却通过上述种种关系躲过了放逐。占领军队对“指名放逐”的无知，导致他们只能惩罚无力的小人物，狡猾的大人物却继续为所欲为。
在此，笔者无意也没兴趣讨论放逐政治家与官僚的内幕。如果读者想了解这方面的事，可以找一些过去出版的书籍来读。我只想讲述鸠山一郎［鸠山一郎（Ichiro Hatoyama，1883-1959），日本政治家，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自由党，担任总裁，后来被剥夺公职，复职后又成为日本民主党总裁］的案例。
鸠山的事，部分人深信是与GS交好的楢桥渡搞的阴谋。在《鸠山一郎回忆录》中，针对当时的情形记载如下：
根据美国记者及随后那些美国人的叙述，当时，司令部有很多“桃色份子［指略带共产主义倾向的人］”，据说就是这些人做主将我放逐。我等于是用反共声明放逐了自己。关于我的放逐，可说是我自己太不小心。再有就是楢桥渡当时大肆宣扬说美国官兵主动提出将我赶出政界。我在自由党的创立委员会及总务会上都曾发言抨击政府此举极为可恶。我捉住楢桥话语中的矛盾点，攻击他：“如果真有这等事情，为何日本政府不向对方说明根本没有理由放逐我，这样坐视不管，岂不是太不亲切了？”不过，我只忙着攻击，完全没有注意到防御。马克·盖恩便拿《世界之脸》来攻击我，其实他只是断章取义地截取了文中的可议之处，译成英文后分发给记者团。虽然没看过那篇译文，但我猜应是照原文直译。如果不是直译，不可能有材料可以攻击我。结果记者团就对我穷追猛打，正如盖恩自己所写的，把我逼上了放逐之路。
时至今日，世人皆知鸠山遭到放逐的理由之一是他战时从欧洲回国后，出了一本可称为旅行札记的书，谈论他对世界各国元首的印象，书名就叫《世界之脸》。书中褒奖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此引起祸端。
不过，起初GS对于放逐鸠山一事并没有那么积极。鸠山的情况根本无足轻重。逼GS放逐他的，据说是盖恩这些进步派的美国记者。盖恩把鸠山约到位于丸之内的新闻俱乐部，拿这本书来围剿他。我从盖恩的《日本日记》中摘录了对当时的描述。
就在这次晚餐之前，我组织了一次政治性审查会。被告是鸠山。身为报社特派员，或许不该介入政治，但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项正当工作。身为美国人的我只想帮助日本揪出这个首屈一指的战犯——此人光是被指定为下一任总理候选人就已极具危险性了。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总司令部的某些军官拿了一本鸠山的游记译本给我，那是他结束造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后，于一九三八年回国写的。书中尽是身为民主日本的下一任总理绝对不该发表的危险言论。那些军官本来试图以这本书为由放逐鸠山，没想到失败了。于是，他们把这本译稿交给了我。晚餐开始之前，我把这本书撕成十二份，发给有兴趣的中、英、美等国特派员。
没想到第一弹竟是INS吧的特派员，澳大利亚籍的弗兰克·罗伯特森发射的。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弄到书的，总之，他拿着鸠山著作的其中一节，开口问鸠山对此作何解释。那一节写于一九三八年，内容是这样的：希特勒打从心底爱着日本。日本国民应加强精神训练，万万不可辜负希特勒的信赖。这之后，众人纷纷质问鸠山，现场逐渐火热。我承认炮火开得的确有点猛。不过，对于那段过去，鸠山除了怨恨自己之外，不能怪罪任何人。
随着问题益发尖锐，鸠山逐渐陷入混乱。起初他坚称什么都不记得了，于是我们引用他书中的文章逼问他，结果他说那本书写的都不是真心话。但我们的武器可不止那本书。等有人开始提供更多资料时，鸠山已完全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无法与众人理论，变成一个畏畏缩缩的老人。就在鸠山欣然入座，准备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的八小时后，我们给了他致命性一击。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之前审查鸠山后让他过关了）看到明天报纸的大标题后，会有什么反应。
不过，正如鸠山在回忆录中所述，众人用来讨伐他时所用的《世界之脸》是已被拆散了前后顺序、断章取义后的。如果加上中间原有的文章，读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观点不朋了。不巧的是，这部分不是鸠山写的，而是由评论家山浦贯一代笔。所以鸠山不管被问到什么，自然都只能说不记得了。显然，这是利用一些欲加之罪把鸠山逼上放逐之路。
如果真要抓人语病，那威洛比以前写过的这段文章不知会有何下场。
就在墨索里尼入侵法国前夕，威洛比曾就佛朗哥元帅及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写过深表同情的文章。他说：
不受一时情绪影响的历史判断，想必会借由重建白色人种在传统和军事上的优越感来抹消败北记录，这功绩将永远归于墨索里尼吧。（摘自特克斯塔所著《在日本的失败》）
由于每个党都无法取得绝大多数势力，因此当时的政局可以说处于停滞状态。鸠山打算和社会党合作，在他看来，事前既已安排好了应该没问题。没想到社会党夺下了九十二席，气焰大涨，对鸠山的合作案不为所动。同时币原首相在楢桥书记长和进步党干事长犬养健等人的安排下，决定以现职身份接任进步党总裁。但鸠山―心想与社会党联手，丝毫不想和进步党合作。
如果楢桥暗中搞鬼，放逐鸠山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放逐鸠山应该是为了让币原内阁顺利连任。可是，这里的问题不是日本政党之同的钩心斗角和暗算，而是这种勾当竟然是由GHQ一手包办的。反过来说，其实是利用G2与GS的对立，乘虚而入，以这个矛盾来整垮对手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社会党某议员天天去司令部说某党员大佬的坏话，要求将其放逐。这种“打击对手”的行动不只限于日本人内部，后来还将矛头对准了GHQ内部的“敌人”。
例如平野力三［平野力三，农民运动家、政治家，曾任农林大臣，后遭罢免。其夫人平野成子也是社会运动家及社会党参议员］，虽因得罪GS而遭到放逐，但平野夫人却在平野的“敌人”凯吉斯失势前后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岩渊：“那背后还有一段秘闻。最后给凯吉斯致命一击的，其实就是平野先生的夫人。我记得是昭和二十四年吧，有一天，第八军司令部派哈德森上校去拜访当时担任参议员的平野成子，告诉她：‘老实说，如果不把凯吉斯赶出日本，占领政策就无法顺利推动，现在虽已有各方证据，却无人署名，这样不具效力，所以想请平野夫人签名。’夫人一听高兴地说：‘我现在就签。’当场就签了名。”
平野：“那是他放逐我的报应。”
（摘自《日本周报》昭和三十二年四月座谈会特刊）
赶走凯吉斯的阴谋，正是通过日本人的情报，由G2主导进行的。G2拥有CIC这个干练的谋略机关，做这种工作简直易如反掌。
与政界的放逐行动同时进行的财经界改革，则由掌管经济、金融和各实业的ESS（经济科学局）负责推动。在进行经济民主化这方面，GS和ESS的步调可说完全一致，来往也很密切。
GHQ最早是由G单位（参谋部）、行政部门（GS）和外事局这三个单位为主导的，其余单位只能称为“部”。
举例来说，日后改为天然资源局的NRS原本就是一个“部”。
负责的业务中包括号称扭转了日本命运的农地改革，相当于现在日本的农林省。因此，负责“放逐”的和负责“民主化政策”的NRS之间的关系自然日渐紧密。例如被派到NRS推动农地解放的拉德津斯基，后来却变为批判GS赤化的借口，这也是这种集团合作的例证。在民主化方向上，ESS也没什么改变。
还有一点非提不可，那就是被称为Legal Section（LS）的法律局（原本也是部）。在其与GS的密切合作下诞生了特审局。这个特审局的变化过程，如实道出了政策大逆转的来龙去脉。换言之，特审局让我们清楚看到了放逐右派转变为放逐左派的经过。
特审局这个单位是昭和二十九年九月从内务省的调查部发起的。昭和二十一年由部升为局，后来遭到解散，变成总理厅内事局第二局，之后因与内务省解体相关的“麦克阿瑟命令”而逐渐萎缩。
昭和二十三年，司法省变成法务厅，第二局才获得“特别审查局”这个头衔，被纳入法务厅管辖。
这个特审局的工作是基于波茨坦宣言——“除去日本军国主义，排除对民主主义的妨害”——负责监视工作，因此与占领军的关系极为密切。
GHQ起先考虑该局内部职员均从内务省官员中挑选，但内务省的国家主义色彩仅次于军方，显然不合适。于是转而决定从他们认为不具政治色彩的法务厅检察官中选拔人才。因为在美国，法官深受民众信赖，如果把这项工作交给与法官同等地位的检察官，凭其权威与民众基础，应可担起这项重大责任。
第一任特审局长是由片山内阁任命的泷内礼作，他曾涉及很久之前发生的尾崎法官贿赂案——此案被视为司法部内的赤化事件，曾掀起轩钱大波。当时泷内是札幌地方法院的预审法官，只因赞同友人尾崎法官的意见，涉嫌贿赂，因此一度被判入狱，判决执行后遂辞去法官之职。片山内阁成立后，律师铃木义男当上法务总裁，这才提拔这个朋友担任局长。单看被视为共党同情派的泷内都能当上特审局首任局长，便可看出该局的个性。换言之，与其说GS和特审局的关系密切，不如说它其实就是GS的政策执行机构。
因此，内阁一开始组阁，各报的政治组记者便纷纷涌入特审局打听组阁消息。因为组阁必然以被GHD认可的入选为主，而判断有无嫌疑的就是特审局。
“哦，你说A氏啊，那人恐怕不行吧。”
特审局课长阶层的人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对报社来说就是重要消息了。说穿了，特审局等于是GS和LS这两派人马在日本的机构代表（参考司法记者团编《法务省》）。
简言之，特审局直属于联合国最高司令部。诸位负责的事务中也带有这种外交性。我们与民政局的关系要遵守两个原则。第一，特审局行事透明，一切都要向民政局报告，绝对不能有所隐瞒，或背地里偷偷摸摸做事；第二，要保有日本人的良知，即使面对民政局也要不亢不卑，言所当言。同时，为我们工作负责的应是日本政府，因此不能把责任推诿给民政局。外出工作时严禁提及司令部或民政局这些字眼……（摘自昭和二十五年十月，吉河特审局局长在人事院五楼讲堂对新入职人员所作的训示）
这一点可说是特审局的特性。换句话说，特审局虽直属GHQ，表面上却打着日本政府的招牌，是个典型的行使间接统治权的机构。
有一段关于吉河特审局局长是如何被威洛比发掘的趣谈，而这和前面提到GHQ“历史课”的工作也有关联。
历史课的实际工作似乎是整理苏联战略情报，这一点前面已提过。同时，威洛比还在着手搜集佐尔格的资料。据说整理相关资料的人似乎是荒木夫人及她的小组。
当时的记录几乎均毁于空袭，顶多只剩检察官和法官各自持有的油印复写本。受到GHQ侦讯的检察官与警察均隐瞒了负责佐尔格案的检察官姓名，而此人正是吉河光贞。众人皆不透露是因为说出名字就一定会被开除，特别是年轻的检察官，一旦被革职，以后便无法立足，因此才尽量隐瞒。
查不出事件真相的G2只好利用CIC展开巨细靡遗的调查。但唯独与佐尔格相关的部分怎么查都是一片空白。G2不耐之余开始对日方施压，日方最后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供出吉河检察官的名字。吉河光贞至此在G2声名大噪。
乖乖去G2报到的吉河检察官，带着未被烧毁的佐尔格打字稿。这是佐尔格在拘留所中亲自用铅笔校正过的德文稿。如何证明这是逃自佐尔格手下的呢？吉河的回答是：“首先，用铅笔写的德文的确是佐尔格的笔记。此外，每台打字机的字体都不一样，即便是个人用的打字机，也会因多次摩擦而打出这台打字机所特有的字体。这点只要和佐尔格打过的其他文件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这份打字稿是把他平时惯用的那含打字机没收后，命令他打的。”这份珍贵的资料立刻被交到威洛比手上。美国出版的《威洛比报告》中用大字写着：“这是吉河先生从满目疮痍的东京抢救出来的唯一资料”。但他同时利用了这段“发现经过”，篡改、捏造了该书的重要部分。这份《威洛比报告》其实是威洛比用来打击GS的武器。
在这份报告书中，提到了佐尔格的间谍活动如何扰乱日本作战。他的策略远至日本在诺门坎（Nomonhan）败给俄军，甚至影响日本军没有北攻却改采南进的战略活动，非常详细地架构出“佐尔格自白”的框架。这份报告书中还首次出现了间谍伊藤律的名字，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除了GS，美国政府内部也有“赤色分子”，因此也等于是在警告他们。不过G2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新政派从GS彻底赶出去。
吉河光贞学生时代时参加了东大的新人会［一九一八年，东大校内社会主义派学生组成的思想运动团体，于一九五四年解散］，据说因此迟了一年才得以进入司法省，此人可说是左翼通。吉田首相做主，让他接替泷内礼作担任特审局局长，打从一开始就为放逐赤色分子打好了基础。
前面提到那段吉河局长的训示是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的事，实际上，GHQ的政策就是在这一年出现大转变的。
一旦开始大举放逐财政界人士，外界的批评不可能不浮上台面。
美国杂志《新闻周刊》（Newsweek）就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一月二十八日这一期刊登了《日本的放逐行动内幕——美国军人的对立》这篇论文，作者是该杂志的东京分社社长康普东·帕克南。
这篇论文不只抨击经济放逐，指责这是错误政策，还挑明了GHQ内部的对立。他的主张是：“由于放逐行动波及财界，日本约有两万五千至三万财界人士失去原职，甚至连亲属都无法就职，所以牺牲者预估超过二十万人。此举将导致日本所有的经济机构丧失功能。如此一来，日本的经济就将会落入炒新钞［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为应付战后通货膨胀而禁止使用旧钞，转而发行新的日本银行券］的暴发户、黑市商人和投机者手中。极左派不仅占尽便宜，还给了虎视眈眈的苏联一个机会。有能力、有经验又有教养的国际阶层——他们素来乐于协助美国——将会被彻底斩除。”
文中如此抨击。
GHQ自然不会对此放任不管，他们显然认为这篇论文“有害”，不久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反驳，论战日趋白热化。麦克阿瑟首先表明，写这篇报道的人对问题根本一点都不了解。
放逐计划的细节是慎重决定的，名单上没有一般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因为这些人并未影响日本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政策立案），这样的行动居然被曲解为违反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甚至遭到反对，这实在太可笑了。我接获命令后，结合各方情势对实施方法作过周详的考量，身为司令官我打算从宽处理。之所以马上作出计对，并不仅仅因为身为最高司令官本该服从基本命令，而是考虑到若采用其他方法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争端，甚至造成新的战争。
民政局引用麦克阿瑟这番驳斥言论，强调放逐行动对日本的经济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然而，帕克南的口诛笔伐仍未停歇且毫不留情，他在四月到五月发表了数篇痛批日本经济混乱的报道。五月二十六日那期，再度以石桥湛山［石桥湛山（Tanzan Ishibashi，1884-1973）记者、政治家，曾任内阁总理大臣，战后因进驻军的经费问题和GHQ对立而遭到放逐］遭到放逐一事公然和GS对立。
大多数占领军相关人士都对放逐行动将扩大到何等地步持有疑问，也开始毫不避讳地质疑为何亲美派日本人被大刀阔斧地逐一铲除。民政局一直捏造事实，声称放逐行动是日本政府干的。但在东京，人人都知道这场运动其实是民政局指导的，有时甚至还直接下令日本政府动手。
接着，帕克南便以石桥湛山事件为例，详细揭露了已被日本审查委员会判定不需放逐的人却遭到惠特尼局长擅自下令放逐的经过。
此外《新闻周刊》六月十三日这一期，又以长达五页的篇幅刊载《日本的混乱》这篇报导。
放逐行动对美国造成的打击之大，远比日本激进派势力抬头更严重。放逐范围本应由麦克阿瑟决定，但他全权委托给了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由他拟定放逐行动的施行细则，并强迫日本政府视之为政令。这一切都是为了伪装成日本人放逐自己同胞。放逐行为充满左派和反资本主义色彩。东京有许多美国人深信，藏身在民政局内部的激进分子们，偷偷将这种主义运用在放逐行动中。（摘自住本利男《占领秘录》）
由于帕克南如此痛批占领军政策，使他成为GHQ的眼中钉，最后终于被赶出日本。不过他在占领初期的论调虽然当时得罪了GHQ，日后却正如他所言，GHQ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说起来实在讽刺。
麦克阿瑟安插在GHQ三名“亲信”都很无能，他们只有打仗经验，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高层无能又无经验，这已成了常规。举例来说，占领军负责经济科学方面的少将却一辈子待在炮兵队。担任GHQ民政局局长的少将则是正规的步兵军官，显然并没有监督日本全国民事行政的经验。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教育课程的中校，之前不过是在美国南方（众所周知那里并没有进步的学制）某一州的某所无名中等学校担任管理员。在军政部底下负责所有民间情报的中校，以前原本是某大型石油公司的广告宣传人员……掌管经济科学的部长，地位应该不低于经济学者，民事学部长这个职务应该分派给具有行政经验的人，教育部部长应是具备丰富经验与见识的教育家，至于情报部长，应该是宣传或舆论调查专家。而这些职位的接替者必须都是文官。（摘自特克斯塔《在日本的失败》）
对于这个人人批判的无能军方首脑部门，美国政府为何没有下令撤换呢？答案很简单，他们太相信麦克阿瑟了，而且“本土军人”比美国政府的势力更强。关于这点，只要想想过去日本关东军有多强势就知道了。
其中被视为军事专家的威洛比，就是日后朝鲜战争时，由于过分轻视中国军队的实力，导致战败的罪魁祸首。
威洛比性情粗暴，很喜欢欺凌下属，颁布的政策朝令夕改，完全不当一回事儿。惠特尼则是把一切都交给凯吉斯，自己花天酒地。马卡特［GHQ的经济科学部长］更喜欢在会议上针对最基本的经济术语问一些无厘头的问题，使得举座啼笑皆非。这些无能的首脑，为了争取麦克阿瑟的“印象分”，在各单位放逐了超过必要人数的人，也难怪日本各界会陷入混乱。加上这当中又掺杂了中伤和阴谋，还有GHQ的下级职员和口译者的介入，情势就变得更复杂诡异了。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后GHQ的政策不得不大幅度转变。
这个转变的重点，就是松本治一郎［松本治一郎（Jiichiro Matsumoto，1887-1966），企业家、日本参议院前副议长，致力于部落解放运动，号称部落解放之父］遭放逐一事。将半生都奉献给部落解放运动的松本，何以非得被放逐不可，这一点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果把此举视为GHQ政策转换的过渡，就解释得通了。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松本被列入房主黑名单，但立刻遭到抗议。当时任首相秘书官的福岛慎太郎向GHQ陈情，解释松本不该被列入放逐名单的原因。最终松本得以成为参谋院副议长，在国会开幕式上挑起天皇的拜谒问题。这一点招来保守党的反感，昭和二十三年九月，GHQ再次追究他的资格问题。昭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进行总选举，翌日松本治一郎就遭到了放逐。
松本被视为“右派”而遭到放逐，但他其实是左派分子，可算是这次清共行动的头号牺牲品。
如果不采取这种看法，就无法了解松本治一郎被放逐问题的本质。
占领初期，任职于GHQ民政局的多数要员都是思想开明且进步的。他们面对日本的民主化时，打算把在美国本土无法实现的理想政策与激进政策拿到日本实验一番。正如凯吉斯所说，他们想把日本当做试验地。
可是，这项民主化政策产生了GHQ没有料到的效果，那就是共产党的出现，劳工运动的日益激化。GHQ不得不自行扑灭自己煽起的火。
在占领管理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上，负责统治或管理的国家总会优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顺应国际情势的变化，联合国（尤其是美国）也随着政治利益的改变而改变政策，这么一想，修正管理日本的方针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为配合联合国（尤其是美国）期待日本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国际地位自然也会变化。（《战后日本小史》矢内原众雄编·冈义武稿）
清共之谜至今仍未解开，就连这场旋风的主导者究竟是谁都无法查明。是杜鲁门总统？麦克阿瑟元帅？还是GHQ的劳动课？不，难道是当时的政府吉田内阁出的主意？放逐名单的拟定和协助拟定者都是谁？传媒界人士为何最先被开刀？这些问题都未解开。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起，席卷全国各产业清共行动总共持续了约半年，无论规模还是手段都颇为复杂、古怪。（《文艺春秋》一九五九年六月《日本的污点·清共》）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的罗雅尔宣言［罗雅尔陆军长官在旧金山发表的演说中强调：“世界政局出现新的状况，如果不援助日本，就会被具有侵略性、非民主性的思想吞噬，因此我们必须协助日本，使其充分自立，在安定日本的同肘，也要固守自足，使得今后面对东亚或即将发生的新全体主义战争的威胁时，日本能够发挥屏障作用。”——作者注］，很快便给左派阵营和劳工运动界带来冲击。正好那一年三月爆发递信［日本递信省工会简称。递信省负责管辖交通、通信和电气等事务］斗争，这是后来阶级抗争的开端，而且是以国家机构中最激进的成员为中心，颇值得日后记述。
这等于是过去只在政府内进行的斗争转入职场和地区，连接成实际民主战线。这场斗争在各地引发浪花效应，罢工频发，威胁到政府与资本家阵营。这种情势直接导致政府颁布“公务员无权罢工”这项政策，不过美国顾问胡佛以GHQ公务员制度课课长身份施压也是部分原因吧。
胡佛企图在《公务员法》》中明文规定，日本公务员不像美国人，没有罢工权，也没有正规团体交涉权。
GHQ劳动课的齐伦课长和胡佛为此发生了冲突，当着麦克阿瑟的面展长达八小时的争论。但最终齐伦还是输了，虽然他的任期还剩一年多，却悄然搭上货船返回美国。
齐伦在启程返国的四个小时以前，召集全体干部，发表了三十分钟的演说。主旨是：“今后，日本公务员的处境恐怕会很艰难。不过你们拥有可与之抗衡的力量，或许可以抗争到底。但是，我无法断言现在釆取行动究竟是好还是坏。”
来事情正如齐伦所言，那一年十二月，《公务员法》被修正，同时制定了公共企业体等劳动关系法。此外，除国铁和烟草公卖局具有团体交涉权外，在其他部门任职品公务员不享有这项基本权利。自治体相关人士则被二〇一号政令［主要内容为禁止公务员罢工和参加政治活动］绑住，动弹不得。
就这样，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清共行动的阴影也在逐渐逼近。
官方对因清共行动而被解雇者宣称，“这是GHQ下达的绝对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凌驾于国内一切法令之上”。因此，无论什么协约，一旦碰上这项命令，就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最先盯上的是广播界——不过当时还没有民营电台，主要是针对NHK。接下来就以NHK为例，略作讨论。
NHK早在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就发生过罢工运动。那次是为了确立国体交涉权和要求加薪，主要发动者是报纸、通信和广播界工会。不过报界人士后来全部脱离，结果只有NHK展开了罢工。当时的民主势力还很强，所以劳方猜想，占领军应该不会介入。而资方起先确实采取守势，中途却开始转变态度，那是因为资方发现有占领军和政府撑腰。
广播部门是由CIE（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广播课监督的。该单位的人来到抗争团体中，劝工人们停止罢工行动，甚至无预警地突然跑到工人的工作地点，威胁对方如果不停止就会有麻烦。此举让资方顿时气焰高涨，这注定了工会的全面失败。
NHK起先也是不满战时的做法，频频推出民主化节目，并在这段期间教唱劳动节的歌曲。CIE的广播课不时指示他们在节目中讨论天皇制的问题，这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美国人的做法比较民主。后来，节目中出现了“真相箱”单元，并在播报新闻方面和民主化运动中加强这种倾向。渐渐地，广播课还通过部课长，要求国会减少激进派在讨论会上的发言，这种偏右的新倾向不断引发工会和资方之间的摩擦。昭和二十四年的春天，工会在位于砧区的广播技术研究所召开的大会上分为两派；职场上，“真相箱”和“周日娱乐版”逐渐成为其他员工的眼中钉。接着陆续有人离开，许多人脱离第一工会跑去第二工会，原本有八千人的工会，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而最终剩下的这些人全部被开除了。
其中编辑部员工早在清共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以前，就已被全部调到位于目黑区的广播文体研究所。他们在那里终日无事可做，相当于被流放荒岛。
广播节目基本上是由新闻和音乐这两大部分构成的，经过各种变化后还能以广播剧或其他形式呈现。朝鲜战争期间，新闻播报占了很大的比例。而说到演艺类节目，战前倒是有落语［落语是日本的一种传统表演艺术，这个词最早是指说笑话的人，后来逐渐发展成说故事的人。表演形式是，落语家坐在舞台上，描绘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滑稽故事，服饰和配乐等皆很有讲究。与中国的传统相声有相似之处，不过落语演出通常只有一人］表演或浪曲［日本曲艺，一种说唱艺术，一个人在三弦琴的伴奏下说唱戏曲故事，类似中国传统的评弹］演唱，不过这类节目都是“借用现场”，电台其实只负责提供场地，并不提供什么创意和设计。文艺部也一样，虽然有久保田万太郎［久保田万太郎（Kubota Mantrao，1889-1963），日本剧作家、导演、小说家、俳句诗人，代表作有《女人的一生》、《歌行灯》、《春琴抄》等］担任文艺部长，但其实文艺并不存在。为此，增田官房长官还曾为播报新闻太民主化向NHK抗议过。
不过，NHK的清共行动和报社不同，很明显，这里并非由经营者下令，而是有联合国最高司令官的指令。
这是因为GHQ负责管理电波，并以驻军广播部的名义使用NHK的部分建筑。无论是下达作战命令还是军令，广播都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在国内范围内，广播在及时性和广泛性上也都具有报纸所难以比拟的强大影响为。就这个角度而言，广播在朝鲜战争中扮演的角色，NHK的使命，以及辑社的作用各不相同，所占比重也不一样。例如，在朝鲜也听得到广播节目，朝鲜人又懂日语，因此GHQ在对广播的处理上非常谨慎。所以当时的NHK几乎毫无自主性，可说是由司令部直接管理，对解雇者的通告也是由GHQ直接下令。
这项命令并没有解雇书，仅用口头通知解雇者，对方就要在几个小时以后离开。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GHQ将解雇者集合，要求他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离开此建筑。
“在清共行动正式开展的那一天，早上十点过后，广播文化研究所的人都被叫去集合，GHQ以宣读文书的方式命令他们从现在开始不可进出此建筑。所长被GHQ叫去后仓皇归来，由部课长代为传达消息，部课长宣读文书时还不停地发抖呢。就算被追着问，得到的答案也只是“总之，这是上级的命令，这是麦声阿瑟的命令，我们无法违抗，只得奉命行事”，把责任通通推给麦克阿瑟。据说在大阪，“黑人宪兵全副武装，连总社大楼都有宪兵拿着枪把守，叫我们快滚。”——在NHK工作，并遭到驱逐的某员工如此说道。
说到清共行动的特征，无论在哪家公司都有以下几个共通点：
①这是占领军下达的绝对命令；②黑名单早已列出；③解雇者一旦接获通知，必须当场离开办公室或该建筑；④未发生抗争；⑤几乎所有公司都有第一工会和第二工会，工会势力不集中。
有关“清共行动是来自占领军的绝对命令”这一条，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间接接获通知的。只有NHK有GHQ代表出面，那是因为电波发送权由占领军占有，而且占领军也在使用该建筑。其他单位均未采用直接方式，都是通过经营者间接转达，宣称这是司令部的指示。例如，“读卖新闻”就是以社长公告的方式发表如下指令的：
奉联合军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于昭和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七日、二十六日、七月十八日下达的指令及文书指令，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分子从言论机关驱逐，乃自由民主的报纸的义务。此次有相关方面的再三嘱托，本报社决定借此机会，将激进派及其党羽全部解雇，今日，着令左记诸君立刻辞职。这次的处置优于一切国内法规或劳动协约，此点希望诸君谅解，并继续平静完成社务。
基于以上理由，在交给当事人的解雇令上写着：
本社决定将公然破坏日本安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一律解雇，因此命阁下今日立刻离职。
这份麦克阿瑟的文书指称：“激进派是有害团体，他们企图煽动大众，发动暴力行为，借此将和平稳定变为无秩序的斗争。”因此，日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都被剥夺了公职；并于六月七日评击《赤旗》［日本激进派机关报纸，战时被占领军禁止发行，后来改为日刊］为“充斥着虚伪、煽动和反动性的报导与社论”，将编辑部全员放逐，六月二十六日命《赤旗》停刊一个月，七月十八日下令无限期停刊。
各家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放逐行动，就是扩大延用对《赤旗》的这项解释。
遭到指名的社员们有守卫随伺在侧，在主管、局长和便衣刑警的环视下拿到解雇令，尽管社员们齐齐质问“这次究竟是美军的指示或命令，还是联合军的唆使”，局长却只是含糊其辞，并不多作答复-
接到放逐令的公司有“朝日”、“每日”、“读卖”、“共同”、“日经、”“东京”、“时事通信”和“放送协会”这八家，其后全国各地方报社也相继被给予同样处置。全国总共四十九家，被解雇的员工总数超过七百人。（《新闻协会十年史》》
GHQ对报纸的监视之前就已有些征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发动了一场反对公安条例的示威游行，谁知参加这场示威的东交工会成员桥本金二突然从建筑物二楼坠地身亡。而共同通讯社在报道这则新闻时，特意在照片上画了一条从二楼到地面的虚线。由于这篇报道明显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为愤怒。当下认定这是社内的激进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长伊藤正德在内的东京各大报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严厉警告。结果，共同通讯社把九名激进派领导打入冷宫，从编辑部调至资料室等地。后来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压下被赶出共同通讯社。这些都是日后清共行动的伏笔。
在可议的清共行动一齐展开的数天前（《赤旗》停刊后的第一个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脑，下达“立刻将社内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这项重大指示。各社接获通知后，共同约定于二十日下午三点一齐发布解雇通知。
这对工会来说非常出乎意料，虽说事前隐约已有预感，但工会还是大为震惊。部分勇敢的女性员工面不改色地接过解雇通知，还针对革命后日本的未来慷慨陈词，叫大家趁早觉悟；也有些男性员工苦苦哀求，直嚷着自己不是激进派，要求收回成命——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过，被解雇的人虽然拿着解雇书当面质疑，或跑去找工会商量对策，要求公司给个说法，却都只换来一句：“现在什么都不能说，等时机成熟，自然会告诉你的。”有些公司甚至还请来便衣或制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时间久了就强迫赶人，不肯离开的会被警察强行拖出去。（摘自赤泽新一所著《新闻界掀起赤色旋风》，刊于《文艺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号）
不只报社，其他产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此。不过资方接获指令后短短四天内就拟好了解雇者名册，动作之快令人惊叹。因此有人推测，这份激进派及党羽名册一定是事先就拟好的。
关于这份名单的拟定，可说因社而异。有些公司是将资方、GHQ和特审局三方提出的名单加以比对之后挑出共同人选，也有公司并非如此。当时，激进派要按照团体规定登记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肃清。这是由特审局长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说是特审局的名单。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审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还进行了不记名检举。凡是被单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在工会活动中发表过“偏激言论”的都在名单之内。
有些人就算没那个意思还是被列进了名单。据说宣布名单时不仅当事人错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惊讶。但无论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说都会被赶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东京正下着小雨。在那场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赶出共同通讯社的大楼。经营者还叫了警察，强迫我们离开。几十名螫察将我们团团围住，恐吓我们如果不走就要动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两旁也都成排地站着螫察，曾经并桌而坐的同事只能从人缝中挥手向我道别。走出大楼后，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阵，紧绷的情绪才开始慢慢放松。浑身湿透走在路上的我，犹如一条丧家之犬。（摘自小琼广胜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为一点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购读《赤旗》还算说得过去，有些人只因为家里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就被烙上激进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为家中有拥护激进派的弟弟，导致高居课长一职的哥哥要被公司开除。还有人是因为在职工大会上批评过上司而遭到放逐。这些放逐行为全都建立在“这是占领军的指示”这种“凌驾于司法之上”的绝对命令上，所以当事人无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对经营者来说，也想趁机把平时热衷于工会运动或看不顺眼的人列入黑名单中一并铲除。虽然GHQ的新闻课课长殷波登曾发表言论说这项指令被放大解释了，但对大部分经营者来说，不必引发任何纷争便可让“眼中钉”乖乖离职，也就乐得把这项指令视为珍宝。而在主管的劝告下改变主意的人则可以继续留下。不久前还握着某人的手大加鼓励的女部长，自从放逐令发布以来，便突然对人不理不睬。此外还有人因为“协助”拟定名单工作而升官变成组长的。
面对这种情形，工会方面大致没什么反抗，甚至还有报社工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一、遵从占领政策；二、根据现有的资料判断，这次的处置应为不得已。”新闻界的劳工联盟虽然召开了驻东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却在会上爽快地认可：“这次的处置是秉承抵制激进派素来抵抗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加上其对朝鲜目前局势所表现出的态度，我们认定，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钳制民主主义和新闻言论界的劳工运动。”不管工会的反应如何，他们都无法抵抗这沆重的压力。
工会这种不抵抗态度，必须结合当时劳工运动的情势来研究。国铁发动定员法［日本政府于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施行的法令，将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撤］，并公布第一批开除名单，工会正要发起抗争之际发生下山事件［昭和二十四年，失踪的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被人发现陈尸于常盘县凌濑车站附近，由于总裁当时宣布大量裁员造成工会激烈抗争，在自杀或他杀不明的情况下，种种阴谋论对工运造成极大打击］；紧接着，第二批开除人员名单公布后又发生了三鹰事件［昭和二十四年，中央线三鹰车站内的无人电车突然冲撞出轨，造成死伤，检方怀疑是工会中的激进分子为了抗拒国铁裁员所做的计划性犯罪并予以起诉，后来法院裁决为非共产党员的单一犯行］和松川事件［昭和二十四年，东北本县松川车站附近发生列车脱轨翻车，被视为工会的共产党员抗拒裁员之举，一审和二审都判决有罪，但最后发现被告的自白为虚构，因此最高法院裁定无罪］。由于被渲染得对工会方面不利，导致劳工遭到其他阶级的孤立，瓦解了抗争态势，政府得以强行进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顿。相反地，工会的抗争却退潮了。虽然日立接着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反对企业整备抗争，但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也使得工会运动再度衰退。这段期间，产别［全日本产业别劳动工会会议的简称，是各种产业别工会基于共同抗争而组成的全国组织，也是二次大战后劳工运动的核心］旗下各有力工会内部的“民同”［民主同盟派的简称，工会运动中的右派］势力窜起，加速了工会组织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会相继脱离产别，最后结成“总评”［日本劳动工会总评让议会的简称］，产别完全失去主导权，萎缩为无力集团。劳工运动的这种状态，令日本政府和占领率更有信心强行推动清共行动。
此外，激进派对这次清井行动几乎毫无作为，这也是造成抗争意愿低落这一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这段清共斗争期间，激进派的内部斗争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断上演。不仅未能将斗争组织化，反而将大众抗争的努国化为流水。（摘自齐藤一郎所箸《战后日本劳工运动史》）
于是，在这种背景下，特审局又在拟定清共名单这件事中插了一脚。特审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内阁调查局演变而来的，是负责审查放逐者资格的审查机构。起初成立的目的纯粹是依照占领方针，对秘密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团体——或称反民主团体——与个人进行调查。没想到，团体等规制令一出现，特审局便私自扩大其解释，称反民主主义团体中包含左派，便逐渐将矛头转向左派势力。
这里拟出的清共名单是以这个团规令所交出的名册为主，包含亲共派名单，并在各个政府机构进行调查。据说连经济安定总部生活物资局局长东畑四郎（东畑精一的弟弟）都被列入了清共名单，让首任特审局局长泷内礼作大吃一惊。由此可见这项调查的牵涉范围之大及离谱的程度。
这次以报界为主的清共行动也引发了国会内部的一些问题，社会党的赤松和共产党的梨木议员都提出质询，然而大桥法务总裁却宣称：“将新闻机构内部的激进派及其党羽解雇是正确的，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不仅全面赞同这项处置，并极力支持。”接着，总司令部的纽坚特中校也在八月三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因此，有这两股势力撑腰，清共行动更是大肆进行。慢慢地，政府公务员、教育界、国铁私铁等民间产业也相继受到波及。
那么，这次清共行动的受害者后来的处境如何呢？根据《日本新闻协会十年史》的记载：
有人当场接受解雇，自动离职；有人以不当解雇为由向地方法院申请有身份保障的假处分，有人提起诉讼，有人以不当劳动为由向劳动委员会申诉；也有人不仅向老委员会申诉，同时向地方法院申请假处分。可说形形色色。法院方面对假处分的申请全部驳回，劳委收到申诉十九件，申请者总数多达一百八十三人。但之后分别以放弃、驳回、和解、救济等处理方式解决，到昭和二十六年八月为止，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多半申诉都已解决。
中央劳动委员会对这次解雇给出的解释是：清共不是与工会活动相关的解雇，因此并非不当劳动行为的解雇，所以这次解雇不在劳动委员会的处理权限之内。这是因为中央劳委会担心，如果把这次清共归为不当劳动行为，劳动委员会一定会被GHQ整垮。因为麦克阿瑟发起的这次放逐行动，并非根据国内某项法律开展，也不受司法约束。此外，各地的法院也陆续驳回了申请，可能是知道在这种状态下再怎么审理也毫无意义吧，法院多半劝当事人和解。
但在这当中，《朝日新闻》的小原和梶谷这两位记者的情况比较特殊。原本这两人既非激进派也不是同路人，小原记者由于报道了当时凑巧发生的改造社罢工事件而触到GHQ新闻课课长殷波的大忌，殷波等遂向报社主管提出警告，大意是说“小原是激进派，如果在我的报社里一定会被开除”。最终小原遭到放逐。而梶谷记者被放逐的理由，则是他曾咏诗吊唁某死去的激进派成员。这两人就公司的不当解雇一事一直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后历经八年，终于胜诉，回到原报社上班。
这种情形算是非常罕见，即便法院受理这类型案件，多数人也会因为耐不住漫长的审理过程而半途而废，不是选择“和解”，就是撤销诉讼。对经济上陷入窘境的被解雇者来说是无可奈何之举。对诉愿机关丧失希望后，被解雇者只能在贫困的生活中度日。
例如NHK的技术员转而当起收音机修理工，其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则做起翻译、写杂文、从商，或卖烤地瓜、卖酱菜、卖书……
眼看着他们的生活被逼到这种地步，也难怪有人开始动脑筋，想把他们训练成谍报员。
这次传播界的清共运动发生后，很快便波及其他产业部门。除了新闻、通讯、广播界有总共七百四十五人被解雇外，电力产业解雇二千一百三十七人，石炭产业解雇二千零二十人，化工业解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第一次金属制造业解雇一千零四十八人。失业者总计超过一万零八百六十九人。（数据由劳动者劳政局发表）
此外，八月三十日，全国劳动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也被视为激进派团体，遭到解散。
激进派在日本劳工运动中的势力就这样几乎销声匿迹了。
很多被解雇的人都受到威逼利诱，被迫成为内奸。例如，一名产别会议的干部某天在路上突然被一辆吉普车拦了下来，要求他从事间谍工作，甚至被用枪威胁。据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说，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抗争时，进驻军专用的线路曾遭剪断，于是，搬送工事分会长、全递的青年部长、副部长、工事协议会书记长都遭到逮捕，被送上军事法庭。之后书记长倒戈当起间谍，不久就升为组长。此外，不停有人劝他们，说只要透露公会内部的消息就不会遭到起诉，也不会受到军法审判。全递的村山副委员长表示：
有个现在在沼津当理发师的人，是全递出身，做过神奈川地区的全递总部书记长。昭和二十四年九月七日至十日出席了全递在上诹访召开的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由于他的发言推崇统一而遭到开除，之后一直有人强迫他从事间谍工作。后来他去了横滨，替进驻军工作，没想到却因之前曾在全递的经历被发现又遭到开除。这之后又经历了好几次开除，最后终于在横须贺的GID情报单位找到工作。由于他懂英语，因此被聘为口译员，但结果还是因身份被揭穿而被开除。神奈川的刑警盯上了他，无论他去哪里都会被跟踪，刑警看他走进横须贺的CID情报局，连忙通报，所以他才会被开除。据说曾有一名日裔美籍人主动找到他，劝他既然已经脱离原来的组织，不如把过去的事情抖出来，还说会照顾他一辈子，一开口就提议每个月给他五万圆巨款；见他不答应，甚至加码到十万圆呢。对方还说只要他把进去的所见所闻逐一报告就行了。但他连这个也拒绝了。据说对方还不罢休，又请他协助在《日本时报》的广告栏上刊登广告——那里经常有卖车或卖房的广告——想必这也是某种策略吧。听说一直到最近还在骚扰他。在全递成员中，他的情况算是最特殊的。日本各地还有许多人遇到这种状况；几乎都是被威胁。例如恐吓他们如果不干就会被开除，札幌电信局就发生过这种事。
同时，曾被训练为情报搜集员的人，如果没被现在的公安调查厅（由待审局转变而来）的情报网网罗，那就算是万幸了。
被烙上清共烙印而遭到解雇的人，不论再到哪家公司都得不到录用。
原本任职三菱电机的工会会长因清共而失业，辗转做过各种职业后，他灵机一动，决定去应征进驻军的驾驶员。结果他被叫到虎之门的CIC。到了那里，对方拿出照片说：“你曾经在三菱待过，这张照片上面拍得清清楚楚。”他大吃一惊，因为那是以前公司替占领军工作时，占领军拍下的员工个人照。
就算没有留下个人照，并因隐瞒了从前的经历而顺利就职，可一旦被发现，清共的受害者还是会被解雇。甚至有人因失业而自杀。
曾在全递的荏原电信局支部任职的某工会干部，前往其他地区支援时遭到警方逮捕，因此在清共行动中被开除。后来他曾多次就职，但都因清共历史被揭穿而遭到解雇。最后，终于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底，于横滨卧轨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一岁。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东京都厅共有一百七十人在清共时被开除，其中有一名江户川区公所的公务员，被开除后当过领日薪的打工族，也去地方报社做过记者。他才三十三岁，但要养活一家三口。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底，他跳入荒川排水道自杀身亡，未留下遗书。
一名任职于都立结核病医院的二十九岁护士，本为工会干部，清共时被开除后辗转多家私人医院。她原本想在大医院谋职，但每次一做背景调查就会被发现有“前科”，无论去哪里都找不到工作。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春天，她失意地返回故乡枥木县，途中在列车上服毒自杀。
此外，因这场清共运动丢了工作，之后又找不到工作，在懊恼与贫穷的交迫下精神崩溃、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人，光东京都就有四人。以上还是以东京为主，如果放眼全国，类似的例子想必会更多。
经营者对雇佣者一律都会先做严格的背景调查，检视其是否为激进派。其中日经连（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所属的各家公司，对昭和二十四五年的离职者调查得特别严谨，号称铜墙铁壁，无缝可钻。
同样遭到解雇，报社记者至少还能摇笔杆，勉强撰文为生，算是比较幸运。最悲惨的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不过也有些公司专门雇佣清共时被开除的人，此举是最想借助他们的经历来对付工会运动。看看战前激进派倒戈组的大佬今日的地位，想必就能理解这个说法了吧。
在清共运动中被开除的人再次求职都四处碰壁，因此只好做点小生意，或是当领日薪的打工族。贫苦的生活逐渐夺走了他们的信念，为了糊口他们什么都能做，当初最激进的分子也脱离了组织。到了这个地步，不只社会和经济，连组织也抛弃了他们。软弱的人只能等待人格破产。
此外，组织本身也遭到了国际情报局的批判，分裂成所感派与国际派［一九五○年一月，共产党国际情报局的机关报上刊载了一篇《关于日本情势》，根据斯大林的意向批判日本在美国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日本共产党政治局紧接着也发表论文《<关于日本情势>有所感》反驳前文，因此被称为“所感派”。接着，中国批判日本共产党，党内为了是否该接受批判而发生争执，遂分裂成所感派和国际派］。归属于某一派的下级党员，往往因立场不同而被赶出去。他们能在困苦的情况下继续生活，是靠这个精神支柱勉强支撑的，一旦连这个支柱也丧失，他们便会陷入毁灭。甚至其他清共受害者也会迫于贫穷的压力而背叛自己的良心。也正因如此，有些过去工会运动的斗士，如今却靠诈欺敛财，或加入黑道帮派，或是盗领公款。清共行动所带来的影响，至今依然存在着。
不，不仅如此。当时遭到清共放逐的人如今多半已四五十岁了，所以轮到他们的子女在求职时被他们过去的经历所影响。他们不得不在孩子面前极力隐瞒自己的过去。
当初GHQ高唱着要将那些极端国家主义者，以及将日本推向战争的指导者“永久除去”，宣称放逐行动“遍及三代以内亲属”。可是真正受到惩罚的却是在清共运动中惨遭解雇的这批人。
他们一生求职无门，连子女都受到波及。
和这种悲惨情况比起来，在占领初期被放逐的人均已完全复活。在政治、经济各界继续活跃，生活安乐。被烙上“红色”烙印的劳工遭到“永久”放逐，在美国占领初期被选为放逐目标的“黑色”领导阶级，身上的烙印却早已消失无痕。
清共行动真正的倡导者，我想应该是无法掌控远东情势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
原题《黑色放逐与红色烙印》
摘自《日本的黑雾》第十一部，首次刊登于《文艺春秋》·昭和三十五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