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提及二·二六事件的各种书籍、记录，通常都是从相泽事件［相泽事件指皇道派陆军中校相泽三郎于一九三五年趁执行任务之机刺杀了统制派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进入二·二六事件的。事实上，从相泽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爆发，中间只隔了六个月，所以这么写也很自然。当然，这期间发生的事基本上也会提到，只不过都简略到几乎只是串场的程度。
然而，二·二六事件爆发前的那六个月其实很重要。如果不仔细审视这段经过，或许会误解二·二六事件的本质。不管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社会趋势，还是从个人动向来看，没有哪个时期比这半年更耐人寻味。
笔者有幸，得知许多大众不知道的内情和未公开的资料。纵观事前形势，一句话总结，就是永田铁山的暗杀事件令陆军部动摇，也对政府高层和政界造成了影响。虽然林陆相［陆相指日本陆军的最高领导机关陆军省长官，简称陆相］（林铣十郎）最后引咎辞职，但在那前后，包括进入川岛义之担任陆相时代的陆军，为收拾事态、重整军纪都颇为苦恼。这个问题可不小，因为以真崎（真崎甚三郎）为首的皇道派企图趁机卷土重来，他们正虎视眈眈地想夺取主导权。统制派为防止他们变本加厉，不得不大费周章。
区区一名中校，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陆军省斩杀长官，世人因此开始对陆军的权威起疑。军中的内斗和以下犯上的情形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军纪之松驰令人瞠目结舌。相泽事件的爆发，让原本对军方内部一无所知的国民不禁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军方的威信严重下滑。不只国内，对外也需费心设法恢复权威。可是，“肃君”方针如多头马车莫衷一是，内部又有日渐激化的统制派与皇道派的主权之争，造成时局动荡不安。高层决策因此更加暧昧不明，欠缺决断力。
这件事使得军方已无法再彻底压制皇道派青年军官及右翼浪人的活动。宪兵队和东京都警视厅的特高（特别高等警察）虽然对他们的行动高度关注，但也只能袖手旁观，无法做任何具体的预防措施。
皇道派青年军官在相泽事件发生后表现得极为亢奋，由于该事件而受到最大刺激与鼓励的，就是这群青年军官了。
这群人为四十七岁的相泽竟勇敢斩杀永田的行为深深触动。“一把年纪的相泽先生做到了，我们年轻人居然让老前辈抢先一步，真是不好意思！”，“这样太对不起相泽先生，我们也该迎头赶上，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就是这股感动驱使他们立意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事件发生后过了八十几天，以相泽为被告的预审结束了，预计翌年一月进行第一次公审。就在这当口，突然出现了新的状况。那就是军方打算在十二月份将第一师团移往满洲［指中国的东北］，据称翌年五月左右正式动员移防。这一消息令青年军官们感受到强烈的焦虑，尤其是步兵第一连队（下文简称步一）和步兵第三连队（下文简称步三）的随队军官，更是大受冲击。日俄战争结束后，第一师团有整整三十年没离开过东京，现在军方上级居然想把他们调到满洲，这明摆着是要把被视为“危险分子大本营”的步一步三，连同整个师团一起发配边疆，放逐满洲。
虽说去满洲的人原则上两年以后便可回国，但这种事都变化多端，军官们或许会战死，或许在当地走散、各奔东西，况且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团结。因此，要行动，就必须抢在移防满洲之前。错过这一次，就算不能说发动昭和维新［当时军部激进派和右派推动的国家革新，效法明治维新，力主天皇亲政］至此永无机会，至少也会被大幅度后延。时间上的紧迫感，成为二·二六事件爆发的内在导火线，甚至可以说就是“时间”逼他们在二月发动那次“起事行动”的。当然这并非唯一原因，但“起事”的其他条件也有不少是配合时间勉强制造出来的。
在这种氛围下，相泽案在昭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特别辩护律师满井佐吉中校，及众多相泽的支持者（军人和右翼团体）决定仿照五一五事件［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海军青年军官及陆军士官学校学生袭击首相官邸，射杀犬养毅首相的暴乱事件，军部趁机终止政党内阁，推动军方独裁政治］的法庭战术展开一场法庭抗争。他们打算利用公开第一师团军法会议，企图通过法庭抗争让世人了解被告辩护的想法与辩护律师的主张。无论右派还是左派，一旦面临“审判”这项国家公权力的制裁，运用的战术其实都差不多。相泽案就是企图运用法庭抗争使得相泽减刑，并宣扬他基于尊皇思想提倡的“革新”，进而让皇道派势力占上风。
这场法庭抗争进行得还算顺利。如果纯粹就此案而言，相泽的支援者们大可以乐观寄望。然而另一方面，第一师团将移防满洲的命令已在内部非正式布达。“时间”继续对这群计划诉诸武力解决问题的激进青年军官施加压力。在昭和十一年五月启程移防满洲之前一定要釆取行动，他们心中的焦躁随着“末日”的逼近而与日俱增。
此外，还有美浓部达吉［美浓部达吉（Tatsukichi Minobe，1873-1948），日本著名宪法学及行政法学家，前贵族院议员，提倡天皇机关说，强调主权在国家，天皇为国家的最高机关，因此常与提倡军权绝对主义的上杉慎发生争执］的天皇机关说遭到围剿等次要因素。总之，纵观二·二六事件发生前的状况，大致可以如此简单概论。当然这是极为粗略的，无法详细说明二·二六事件的全部状况，一桩大事件通常会掺杂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是相互作用下才会发生的。
摘自第七部《军阀的暗斗》
到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底为止的事态动向，总的来说就是相泽一案公审的抗争行动，即全面性的维新运动。这一时期，姑且决定以相泽公审为中心展开运动。这是包括前面提到的住在乡下的前辈上尉们的一致意见，栗原和矶部也基本上认同了这项决定。这段时期大约持续到昭和十一年的一月下旬，可被视为运动初期。
一月二十八日，相泽公审首日的晚上，众人在麻布龙土轩进行了第一次聚会。与会者有香田、栗原、安藤、村中、矶部、龟川、涩川等步一与步三的中尉和少尉共十二三人。这一晚大家只是听取旁听了法庭审理的涩川善助报告情形，纯属报告会。
到二月四日的第二次龙土轩聚会时，与会成员略有变化。有步三的野中上尉、安藤上尉和同队的坂井（直）中尉；还有步一的栗原中尉、同队的林（八郎）少尉；以及步三的常盘（稔）少尉、同队的清原（康平）少尉和村中、矶部、涩川。
这些人都是后来二·二六事件的执行者，事后除常盘和清原被判无期徒刑外，其他人都相继遭到处决（唯有野中上尉自杀）。
以下是新井勋的回忆。
“那天还是一样，以涩川描述当天的公审情形为主，偶尔就他记不大清楚的部分向村中和矶部发问。最后作出‘今后可能会进入证据调查’的结论后就散会了。”（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按照新井的说法，在十二日举办的第四次龙土轩聚会上，步一的军官和步三的军官在方法论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栗原、矶部和村中等激进派主张立刻起事，但安藤上尉所属的步三却漠视此论调，坚称还不到最佳时机。
同时，当天散会后，安藤、新井所属的步三组和村中、矶部留在别室继续议论，针对步一的矶部和村中提出的论调，安藤嘀咕了一句：“不管步一怎么想，步三都会坚持步三的态度。”据说后来和新井一起离开龙土轩、朝六本木走去的安藤曾对他说：“今晚的事别告诉任何人，步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步三的原则。”（摘自新井所著《震撼日本的四天》）
再说说第三次龙土轩聚会，那次发生在第二次聚会（四日）和出问题的十二日之间，具体说来是二月八日晚上召开的。据宪兵报告，此次聚会的出席者只有“香田、村中、矶部、涩川外加一人”，可说相当冷清。香田上尉是前面提到的佐藤军法官的副官，所以这次聚会是为了和其他四名民间人士（姑且假设那个“外加一人”也是）商讨公审对策。
如果说激进派和自重派之争在二月上旬日趋白热化，那么到桥本证人出庭，审理不对外公开的十二日为止的这段时期应可视为事件爆发前的中期。换言之，那时的运动已不仅限于初期举办的广泛松散的聚会，而是更注重实质性。受凝聚力影响，庭审期间开始逐渐盯紧民间团体和青年军官，这自然诱发了激进派与自重派之间的裂痕。
早一月份起，激进派的军官之间就出现了不少别有用心的小动作。步一的栗原、丹生中尉等人经常对下级士兵灌输昭和维新教育，进人一月份以后，教育的内容变得更加露骨。不仅“对新兵的教育方法尤为露骨”（摘自宪兵报告），军队还开始禁止宪兵出入。
在兵力的调度上，平时对下士官兵的“特殊教育”极为重要。如果没有事先对下士官兵进行精神教育和训练，一旦起事，他们必定派不上用场，只能等着失败。尤其麾下直属士兵有超过半数是一月十日才人伍、连军队什么样都还搞不清楚的新兵，栗原等人想必相当辛苦。
除了新兵，如何控制下士官也是个问题。下士官如果不听从军令，指挥官等人就等于失去了手脚。而即使再怎么教育下士官，他们也不可能具有和青年军官同等程度的维新精神，况且这次的行动又是袭击各地、刺杀大官，因此士官是否会听命行事，确实很让人不安。
矶部也很在意这一点，曾经如此回顾。
“无论以何种条件来看，部队都是不可能完成理想的维新训练的。有鉴于此，余以为若不能训练出理想的下士官兵，就得提高指挥官的决心，除了要和田中（胜中尉），河野（寿上尉）密切联络，同时还要修养自身，加强余之决心。”（摘自《行动记》）
要靠指挥官的“异常决心”去说服下士官兵，勿庸赘言，自是以“长官下令”，必须绝对服从的军队纪律为前提。
可是，就算士兵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解决，麻烦的还有下士官。下士官多半是长年“吃军粮”的老油条，熟知军中表里，深知所谓的“要领”。其中还有人对中队长暗怀反抗之心，要“感化”这些下士官，困难可不是一点点。
没想到事件发生后，下士官远比预想中服从指挥官。就整个事件来看，似乎不仅仅是指挥官的“威严下令”奏了效一尤其对军旅生涯较久的下士官而言，更要归功于青年军官平日里进行的人性化教育与精神教育。这点在第九部还有详细论述。
摘自第八部《北、西田与青年军官运动》
二十五日晚上，在步一第十一中队代理中队长丹生诚忠中尉的军官室内，矶部、村中、香田等人针对翌日凌晨即将发动的行动进行了讨论。另一方面，山本又预备少尉则忙着油印《起事宗旨书》。
狙杀那些大官以后的善后处理当然是一大问题，善后处理反而比行动本身更重要，因为那关系到是否能让局势转为有利。
矶部的《行动记》是这样写的：
印刷《起事宗旨书》，草拟对陆军大臣要求事项之文案。此外，拟定名单列出哪些军人该斩杀、哪些军人该放过。
要求事项由村中、香田二人草拟。概要如下：
一、事态艰难，应尽快善后；
二、逮捕小矶（国昭）、建川（美次）、宇垣（一成）、南（次郎）等将军；
三、召唤同志军官大岸（赖好）、营波（三郎）等人；
四、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
吾等未见维新曙光之前决不退让，誓死达到目的。
内容大致如此。此外，余拟出的斩杀名单上有林、石原（莞尔）、片仓（衷）、武藤（章）、根本（博）等五人。立此计划时，二月二十五日这一晚的夜色正逐渐转浓。
陆相提出的四项要求中，第二项是要逮捕“危害皇军”的宇垣一派，将其斩草除根。相对的，第三项则要把革新派的老军官召到东京协助处理善后事宜。此举的目的是要拉拢和歌山的大岸赖好、鹿儿岛的菅波三郎、朝鲜罗南的大藏荣一、丸龟的小川三郎、青森的未松太平等地方代表，稳定全国各地部队的军心。
至于其他决意参加行动的军官，他们深信“只要我们登高一呼，必可带动全军起义”（高桥太郎少尉的供词）。而矶部之所以企图召集地方部队的主官，也正是期待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
要求事项的第四点“行动部队驻守原地不动”是用来支持第一项“应尽快善后”的。起事的大部队一旦占领各个行动要点，便可对政府和军方施加压力。“决不退让”也牵涉到此，撤退必然招致失败。
因此所谓的“要求”，其实是凭借这股势力对军方和政府的“胁迫”。目的是逼迫害怕“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承认起事部队为“义军”。
在矶部所列的“该斩杀军人”名单中，据说片仓衷少校是“士官学校事件”［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十一月，陆军皇道派青年军官与士官学校学生密谋叛变遭到检举，召开军法会议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幕后主使。此事件使得矶部和村中被赶出陆军，因此矶部对他恨之入骨。
要求事项的“意见陈述文”由矶部、村中和香田拟定，再由香田正式誊抄在陆军通信纸上。这点可参照前述的矶部供词。
再次，不妨将焦点移至下士官兵。依序审视步一、步三和近步三的各行动部队。
步一出动了栗原中尉的机关枪队（队长为小泽政行上尉），以及丹生中尉的第十一中队。毋庸赘言，栗原是起事军的核心人物，因此当然要从栗原的枪队开始行动。
这一点从事件平定后，步一方公开的题为“事件前至事件结束之概况”的调查报告中也可见一斑。这是针对枪队的下士官兵侦讯之后整理出的结果。
其中“事变突发前的概况”大致如下：
一、二月二十五日晚七点三十分左右，栗原中尉来到枪队军官室，与当时的值周士官林（八郎）少尉会谈。晚八点，林少尉命甲班值周上等兵梅泽富久前往第十中队的兵器组，以训练为由借出轻型机枪。九点左右，上等兵从该中队顺利借出三挺轻型机枪，九点半左右又以同样借口向第一中队借出三挺轻型机枪。
二、栗原中尉把管理兵器的上等兵虎见逸平叫到兵器室，宣称明日（二十六日）一早要进行基本射击训练，问对方能否提前拿些弹药。虎见上等兵回答说夜间不行，栗原便拿起弹药登记薄表示要亲自交涉，并交代虎见准备手枪。
三、晚九点左右，第一内务班长栗田下士在下士官室召集各班上等兵，调查有多少可以使用的机关枪。上等兵以为管理兵器的下士官不在，因此暂由栗田代理调查，所以并未起疑。十一点左右，栗田下士悄悄命班内新兵起床，在林少尉的指挥下把弹药从药库搬至兵器室，之后又立刻命士兵就寝。随后命虎见上等兵填装弹药。
四、十一点后，有其他连队的军官进出。
五、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奉栗原中尉之命，在军舍前替每支分队准备机关枪六挺、空包枪身三支，配弹药每枪约七百发。十一点后，石川、仓友和长田亦加入准备工作。
同时在军舍前准备了小型枪械包，其中送至舍前的轻机枪包内含七个装填弹药的弹匣。林少尉把这些分配完毕后，分发给各部队和第十一中队。
斧头由枪队事先准备，但不确定是谁提供了这项武器。不过根据事后调查，发现林少尉曾经在二十六日深夜一点，拿着手电筒在消防器材放置场搜寻，由此可推断，应是林少尉找来的。
这就是翌日（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枪队全体紧急集合之前的概况。
根据上述可知，起事时的兵器和弹药是栗原利用下士官和上等兵取得的，当周值班的林少尉参与协助。各内务班都有负责管理兵器和服装的上等兵。兵器委员则由数名尉官组成，加上数名下士官担任助手，有时助手也有可能由兵长或上等兵担任。
这么一来，担任兵器委员助手的上等兵其实也有责任，因为他们不用服从并非正规队长的栗原（军阶仅为随队军官，被下士官兵称为教官）的命令。正因如此，当管理兵器的虎见上等兵说“夜间不行”时，栗原只好说：“那我自己去交涉。”
没有子弹就无法打仗，站在栗原的立场，非取得大量弹药不可，而且不只要满足枪队所需，还得替近步三的中桥队和第十一中队的丹生队准备。他的苦恼就在于此。
判决书上写着：
（栗原安秀，于二十五日深夜）十一点左右，将连队兵器委员助手石堂信久叫至枪队室，与林八郎一起持手枪胁迫石堂，最终得以从弹药库搬出小枪、机关枪及手枪各一百包。
对于并非“同志”的兵器委员助手，栗原不得不用这种手段逼对方交出弹药。
二十三日，步一的卫兵勤务由六中队担任，二十四日改由七中队担任，二十五日又不如为何变成混合编队。而且被任命为内务卫兵司令的，是第十中队的关根茂万这个刚当上下士勤务的上等兵。关根上等兵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接获派令的。
卫兵哨所在营门旁边。卫兵司令通常由下士官担任，奉值周司令之命指挥卫兵。
关根上等兵是下士勤务，地位等同于下士官，因此此项任命并未违反军队内务令的规定。但是让刚当上伍勤、毫无经验的他任卫兵司令，而且是在二十五日午后突然下令，不得不让人怀疑值周司令山口一太郎上尉别有用心。
根据内务令规定，卫兵司令的任务包括以下三项：
一、负责兵营内的警戒，监管营门，盘查出入者；
二、如有外来者要求约见下士官以上的官兵时，应将其姓名登记在访客薄上，并向值周下士官通报，由其作出判断；
三、在弹药库设卫兵岗哨。小心看管保险拒、钥匙和弹药。
就在二十五日晚间，矶部、村中、汤河原组的水上源一等四名民间人士相继来“约见”。行动部队预计在二十六日凌晨离开营门。只要看山口值周司令故意指派没经验的菜鸟上等兵驻守大门，其用意便可想而知。此外，第十中队的随队军官林八郎少尉在调为枪队随队军官之前，也对关根上等兵颇为照顾。
卫兵哨所负责保管弹药库的钥匙。而栗原非把弹药库打开不可。
以下是关根茂万的供述：
我负责教育新兵，相当忙碌。怎么会突然让我担任卫兵司令.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二十五日）晚间七点左右还毫无异状，我要不时出去巡视.无暇他顾。那天晚上特别冷，还不时飘雪。士兵哨所的暖炉烧得火红，大家纷纷围炉取暖。
十点过后，林少尉来了，他说：“把弹药库的钥匙借我。”
但因为没接到值周司令的通知，所以我拒绝了他：“就算是教官您，我也不能答应。”林少尉没说什么就走了。
关根上等兵之所以说“就算是教官您”，当然是念及林少尉之前很照顾他，出于一种同胞之情。或许林事前就算准了这一点，以为只要他一开口，关根一定会百依百顺，所以才会怂恿山口值周司令派关根担任卫兵司令。
没想到，关根却拘泥于规定，不肯把弹药库的钥匙交给他。林无奈之下只好撤退。拒绝奉栗原之命去拿弹药的枪队兵器负责人虎见上等兵也一样。
不过林少尉并未因此打消念头。关根的供述还有下文。
过了一会儿，林少尉又来了，这次还带着兵器委员助手石堂军曹［军曹是日本军使用的武官官衔之一，位阶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中士］。石堂军曹命令我“把弹药库的钥匙交出来”。既然兵器委员这样说了，我也只好把钥匙乖乖交出去。
我记得挂着值周士官红布条的林少尉当时好像说过“要干一番名留青史的大事”。但无论他说什么我都不能把特殊弹药库的钥匙给他，因为那里放着毒气弹。
后来，负责弹药库的卫兵通知我“约有十位士兵来打开过弹药库”。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时，本来站岗的高桥千年一等兵早已不见了踪影。
判决书上虽说栗原和林曾用手枪胁迫石堂军曹从弹药库搬出弹药，但遭到胁迫的石堂是在林的陪伴下从卫兵哨所拿到钥匙的。
后来石堂被关进枪队兵器库，直到起事部队走出营门才获释。说句题外话，据说后来石堂（当时为准尉）举枪自杀了，有人说他是为了这件事引咎自裁，也有人说并非如此。
由于起事军官率领了一千四百多名下士官兵，因此必须先拉拢掌管兵器组、被服组和后勤组（粮食）等供给部门的下士官。此外，由于成员大多是一月十日才人营的新兵，所以还得控制管理他们的上等兵（多半是负责新兵教育的班长）。
起事的青年军官除了对普通兵做精神教育时会提到昭和维新的精神，平时还要对中队的下士官和上等兵灌输“革新”的意义，因为这些人才是实际的带兵者。
然而，这些下士官和上等兵究竟有多少会归顺起事军官，尚且存疑。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真正的“同志”至少要参与或计划一部分具体行动，还应提前知悉起事日期。但这些下士官和上等兵对这些一概不知，他们听到的只有“昭和维新的精神”和“革新时机已经来临”等极为抽象的口号。
青年军官也是一直到起事前夕才接到主要干部的通知，不过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猜到计划正在进行，所以早有心理准备。只有下士官与上等兵们一无所知。
摘自第九部《二月二十五日晚间》
步兵第一连队的栗原安秀中尉在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紧急召集三百名机关枪队士兵。栗原是机关枪队的随队军官。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两点左右，我叫醒部分班长和士兵，并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紧急召集枪队全员在军舍前整队。我向全员训示：“正如平素所言，今日我们终于要朝维新前进了。”
并公布口令“尊王斩奸”。（东京宪兵队栗原供词）
丹生诚忠中尉的第十一中队比栗原的机关枪队提早三十分钟集合。丹生任代理中队长。
二十六日凌晨三点，余紧急召集中队全员一百七十名官兵，留下病患，于凌晨四点在营前整队。（丹生供词）
步兵第三连队则由安藤辉三上尉负责。“我指挥我的中队和机关枪队四分队总计两百零四名官兵，带机关枪四门，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列队出发。”（安藤供词）
安藤的第六中队在午夜零点紧急集合，三点左右在军舍前整队。
坂井直中尉的第一中队也很早就紧急集合了。坂井是随队军官。
二十六日正子（午夜零点）命令士兵起床着装准备，于凌晨三点二十分准备完毕，并于舍前整队。（坂井供词。东京宪兵队制作一以下同）
接着是野中四郎的部队。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奉值周司令安藤上尉之令紧急集合后，在步兵第一连队栗原中尉的率领下出发。（常盘稔供词）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三十分，命令各班长亲自叫士兵起床。（铃木金次郎供词）
二十六日午夜零点，（在军官室）休息之际收到值周司令传令，命令我们紧急集合。（清原康平供词）
常盘、铃木、清原这三名少尉均奉安藤之命，加人野中上尉的第七中队。
判决书上记载安藤“于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左右发布紧急集合，命令全体官兵在军舍前整队”，但其实三点已整队完毕。步三的紧急集合发生在午夜零点。虽然极早，但因为要分编成野中队（包含常盘、清原和铃木队）、安藤队和坂井队三支队伍，想必花了不少时间。
至于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中桥基明中尉，则是“于二十六日凌晨四点二十分接获紧急集合令，遂命令近步三的七中队全体集合”。（中桥供词）
各起义部队离开兵营的时间如下：
步一：袭击首相官邸·栗原部队（林八郎、池田俊彦少尉、对马胜雄中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占领陆相官邸·丹生诚忠部队（香田上尉、竹嶋继夫中尉、山本又、矶部浅一、村中孝次）——同上
步三：袭击侍从长官邸.安藤部队——凌晨三点三十分左右
袭击斋藤内府私宅·坂井部队（高桥太郎、麦屋清济、安田优少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袭击警视厅·野中部队（常盘、清原、铃木少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近步三：袭击高桥藏相·中桥部队（中岛莞尔少尉）——凌晨四点三十分左右
众人相约于清晨五点一起发动袭击，配合这个起事时间和抵达各目的地所需的时间来决定出发时间。安藤部队从营区出发的时间比其他部队早一个小时，想必是因为铃木侍从长的官邸位置较远。抵达袭击目标地的时间不可过早，也不可过晚。因此，他们肯定在行动前做了实地勘察与演习，事先测量过距离。即便如此，市川野战重炮的田中胜中尉率领部队（负责运输）从市川进入东京的时间还是太早，在抵达陆相官邸之前，只好先在靖国神社、皇居二重桥和赤坂的步一连队前打转。
将于汤河原袭击牧野的河野寿上尉（所泽飞行学校）的部队，也配合东京方面于清晨五点开展行动。
凌晨三点半至四点，当东京的部队紧急集合之际，河野队分乘的两辆车正开往何处呢？
以下是参与行动的民间人士绵引正三的手记。
……途中曾停车解手两三次，随后抵达小田原市区。街上只有黯淡的街灯，四周安静异常。车子穿越市区后开始走海岸线.并在根府川休息站停车。因为比预定时间早了，只好在此消磨时问。
我们叫醒某会所负责人，生火取暖，休息了约四十分钟后再次启程。但不到半小时，上尉（河野寿）便下令停车。当时行至山边道路，下方隐约可见农户灯光，也可听见浪涛声。
夜晚的寒意直透脚尖。上尉命令大家下车。
众人围在上尉四周，拿出地图（牧野所在的伊藤屋别馆地形图），详细说明进攻原则。
一、不抵抗者不杀；
二、牧野是个老人（七十几岁），一旦发现立刻格杀；
三、不得伤害妇孺；
四、达到目的立刻撤退，（原注：与东京栗原中尉队伍会合）；
五、丰桥应有援兵赶来，对方只负责驻守在外。
……
听完说明之后，吾等才对两名驾驶员解释原委，他们答应与我们共进退。汽车再度奔驰在黑暗的沿海公路。四点过后，抵达距目的地汤河原温泉区四五个街区外的地方，温泉区的灯光遥遥在望。还有一个小时，吾等在此停车休息了三十分钟左右，四点半再次上车，慢慢驶往汤河原……
接着是同样参与了起事的黑泽鹤一前一等兵的手记。
凌晨四点后车子抵达汤河原入口。暂时停车，取出手电筒研究地图，给众人大致解释牧野睡觉的房间位置。已事先确认与警察的距离，在此决定派谁入内。最终约定持枪者进屋，持武士刀者负责把风。（摘自《人物往来》杂志昭和四十年二月号）
他们做梦也没料到，对马、竹嶋、井上辰雄中尉和铃木五郎等人率领的丰桥教导学校队竟会中止袭击西园寺的计划，还在期待这支援军从兴津赶来汤河原。
袭击斋藤府的人马本来预定分为第一突击队（坂井中尉和麦屋少尉），第二突击队（高桥和安田少尉），以及警卫队（末吉曹长）、不料末吉曹长和中岛军曹临时失踪，因此警卫队最终不设队长，由各警卫分队长负责。关于末吉、中岛这两名下士官的“逃亡”原因，前面已大概提过。
然而编组的细节并不是事先就商定好的，而是行动前才由坂井下令部署的。
整队完毕由坂井中尉阁下负责编组，此次不按小队编制，而是以中队里的下士官和来自第二中队的下士官为基准，破例采取“某军曹麾下数名”这种分队编组方式。差不多共有十二三个分队，我奉命尾随中队。（麦屋清济供词）
之所以不按小队编制而采用分队编组，乃因齐藤府四周的警卫十分分散，若按小队队形反而不易掌控。
部队出了营门就沿青山一丁目、信浓町、四谷仲町三丁目的路线行进。走青山一丁目、权田原坂、中央线高架桥下，抵达斋藤府。这条路线虽然比较省时，但会经过大宫御所前，恐皇宫警卫起疑。
对斋藤府的事前侦察除了坂井自己，高桥和麦屋也曾奉命执行过。时间是在二十四日晚九点左右，此外高桥二十五日早上上班途中又侦察了一遍。后来由坂井画了一幅斋藤府周边的地形图。与这支部队同行的安田优少尉（炮工学校学生）的供述如下：
在坂井中尉的安排下，队伍中有两成是下士官，我曾针对这点提出意见……凌晨四点，坂井中尉命众人于军舍前集合听训，士兵们极为踊跃。后率此中队出发，绕行外苑，经过信浓町，完成分批前往斋藤邸的计划（编组）。（安田供词）
可见行军途中，坂井已将起事的部署传达给各位下士官。
斋藤府后侧的警卫——小枪分队长（军曹）新正雄。兵九名。
同——小枪分队长下士梶间增治。兵八名。
同府外西南三岔路的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军曹）漥川保雄。兵七名。
同府西方崖下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内田一郎。兵九名。
同府附近省线高架桥上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木部正义。兵九名。
同府东北隅外三岔路的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下士）丸岩雄。兵五名。
同府西崖下道路附近的警卫——机关枪一分队和小枪二分队指挥（曹长）渡边清作。
同府后门附近的三岔路警卫——轻型机关枪分队长（军曹）蛭田正夫。兵六名。
同府后门附近的警卫——小枪分队长（军曹）青木银次。兵十二名。
同府正门附近的警卫——小枪分队长（下士）北岛弘。兵九名。
以上为判决书上所记载的警卫线配置。
紧跟在坂井、高桥和安田这三名军官之后，内府袭击组的轻型机关枪分队长林武下士也率领十四名士兵进入府内。轻型机关枪分队长濑一下士率领六名士兵，对着正门玄关架起轻型机关枪。二中队的长濑是受安藤上尉照顾的下士官中唯一的“同志”，二中队的下士官就是靠他的努力才被纳入一中队的坂井麾下。
斋藤府南北分临四谷台地和权田原坂的台地，夹于谷地之间。西临信浓町，贴着悬崖。南侧尚有中央铁路线的高架桥。
根据坂井中尉的供述，侵入该府的情形如下：
按照事先的安排展开进攻，各警卫部队分头前进。第一突击队在正门外，第二突击队在小门外集合。清晨五点一到，准时按第一要图所示开门冲入。警卫队附带配备。
正门轻易开启，第二突击队放弃小门，改绕正门。
当时玄关前岗哨内的二十名警员还在狼狈穿衣，突击队杀到并将之包围，对方毫无抵抗。（坂井供词）
青木银次前军曹的叙述如下：
我带领一中队的士兵负责后门。我记得应有三名巡警，我们将他们的武装解除后，便命令他们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我说谁敢动就杀，因此巡警们连动都不敢动。
摘自第十部《袭击》
接着要谈行动部队所属的各师团、连队所受到的冲击。
管辖中桥中尉率领的近卫步兵第三连队的近卫师团长桥本虎之助中将的备忘录上有下列记载：
四点半左右，起事；
六点二七，第一D［指第一师团——作者注］副官来报。同时紧急戒备。
七点半，至办公室，第四R［指近步四连队——作者注］准备归来。
七点四十五，任命第一R长方守卫队总指挥。九点暂时换班。
第一行所谓的四点半左在“起事”，指的当然是中桥部队离开近步三营门的时间，并于五点左右袭击高桥府。而到了六点二十分第一师团的副官才来通报，这似乎太晚了。根据前面提及的“近卫师团行动详报”，近卫师团当天的值班士官大岛上尉是五点五十分左右才接获警备司令部“安藤上尉正指挥约五百名士兵袭击各大臣”第一报的。得知此事后，近卫师团立即移往皇居，进入紧急戒备状态（按照皇居附近紧急救火规定部署）。
可见，这份“桥本备忘录”只记载了第一师团副官的通报，省略了近卫师团值班士兵的报告。
不过据桥本的家人表示，当天天还没亮，就听见近步三响起紧急集合的号角。桥本师团长一听马上跳起来，换上军服，佩挂手枪。近卫师团长的宿舍位于步兵一连东侧，也就是现在的六本木“俳优座”剧场后面一带。在宿舍里早晚都能听到步一、步三和近步三的喇叭声，但在喇叭声之前会有各连队的符号曲加以区别，还可从曲调中听出是演习还是真有事情发生。桥本师团长黎明前听到的，就是近步三的非演习号角。如此看来，在五点五十分近卫师团的值班士官大岛上尉接获警卫司令部的通知前，近步三应该已经知道出事了，并唤醒了全体官兵。
中桥结束了对高桥府的袭击行动后，在赶往皇居的途中通过联络向联队报告“帝都有突发事件”，并通报预计将于五点半左右抵达皇居。而近步三的紧急集合令或许就是在这之后发出的。此外，皇居守卫队司令官门间少校很可能也是在此时发出通报，那时天色还漆黑一片。
桥本师团长身着军装走出玄关；近卫师团副官和第一师团副官连忙上前敬礼。桥本在听取了两人的简报后，告诉家人：“接下来可能有三四天不能回家。”说完便离开了。家人虽一头雾水，却能感受到发生了比相泽事件更严重的事。
但桥本在备忘录里却写着“七点半，至办公室”，时间上晚了许多。不过这份备忘录是在三四天以后补写的，记忆很可能有些出入。不如理解为“七点半，已经封了办公室，准备让近步四从演习地返回”，那么就和接下来的“近卫师团的行动详报”一致了。
早晨七点三十分左右，根据东警作命第二号，下令出动兵力，并进行相关准备，于上午七点四十分将近步四众演习地召回。
近步四连队当时正在千叶县的习志野演习。
接着，上午八点左右，桥本命近步一队长将麾下一大队、守卫中的近步三之一大队，及驻守竹桥、皇居东北角和图书馆附近的近步二之三中队［这可谓紧急情况下的部署——作者注］合并指挥，并负责保护皇宫。上午九点半，又命令近步一之一大队和近步三之大队换班，在下午一点左右完成交接。
八点，他命令近步第一连队长担任该连队第一大队、近步第三连队的守卫队（包括中桥中尉率领的第七中队）、近步第二连队之三中队的皇宫警备混合部队总指挥。因此，守卫队司令官门间少校八点后就也必须听从近步一连队长的指挥。这是第一阶段的安排。
第二阶段，他于下午一点命令近步一的大队接替出问题的近步三执掌的守卫队。虽然原本两个队就该在这时交班，但这项安排里“排除问题部队”的意味似于更浓。
就这样，近卫师团总算做好了保护皇官的准备。这段期间，师团内部想必一片混乱。
摘自第十部《各方的行动》
事件爆发的二月二十六日晚间，行动部队在据点上通宵戒备。战时警备令使他们被纳入步三连队长涩谷上校麾下，并编为警备队，受“官军”意识浸淫，稍显安定。那时发布戒严令的手续虽然迟了一步，却至少在逐步推行。
问题出在之后的内阁。尽管越早决定越好，但既然目前的形势对行动部队有利，当然得针对主导权进行商议。
其中的一次商议就是“帝国饭店会议”。这次会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但就当时的状况而言，确实是一段不能忽略的花絮。因此略述如下。
打电话将此事告知三岛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的，是东京每日新闻报社的林广一，具体时间是二十六日早晨七点半左右。
林广一与建川美次中将关系亲密，负责为任大阪师团长的建川提供东京方面的情报。建川和小矶国昭同属宇垣派，和皇道派敌对。建川自昭和八年（一九三三）被派驻外省（任第十团师长）以来，就没再调回过中央。而小肌昭和七年从陆军次官升任为关东军参谋长，而后又任第五师团长和朝鲜军司令官，也一直无法回中央。这都是因为遭到掌控军方中枢的皇道派（尤指真崎）的排挤。
桥本欣五郎和长勇等人是发起三月事件［指昭和六年三月，陆军军官密谋叛变，企图拥护宇垣一成陆相成立军事政权，但因计划不周而宣告流产］和十月事件［指昭和六年十月，为呼应满洲事变，激进派组建“樱会”，以桥本欣五郎和民间右派人士大川周明等人为主，企图叛变，但最终未果］的“樱会”的中心人物。虽是小肌、建川派，但在追究十月事件的责任时，相关人士已分散到满洲及其他地方。而这自然不是弘扬大义的公正处分，因此遭到处分的村中和矶部事后一直对此耿耿于怀（请参考第四部《“樱会”的野心》和第六部《士官学校事件》等内容）。
被调至外地的“樱会”成员纷纷于昭和十年年底回到中央，但中央的形势已天翻地覆，变为所谓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皇道派中的真崎和荒木相继失势，统制派的中心则转移到随队青年军官的身上。桥本趁机集结旧时同好，组成了所谓的清军派（取“期待肃清军部”之意），可惜并未发展成第三势力。仍有部分“樱会”成员滞居外省，后来又出现了倒戈者自然也是一大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革新运动的重心已转至尉官级，这股年轻势力压倒了校官级，使他们失去活力。再加上带头的桥本欣五郎又被绑死在三岛野战重炮连队，无法在东京展开行动，加重了不利条件。至于长勇，虽已调至参谋总部对华课，但他属于“英雄型”人物，没有运筹帷幄的能力。
之前也曾说过，清军派的立场与其说中立，其实更接近于统制派。这可说是桥本等人遭到青年军官排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正如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政变的计划书中所写，这几位算是革新运动的前辈。然而他们的政治背景太重，且一心只想着升官。聚会也多半选在奢华的日式居酒屋或茶楼，总是脱离不了酒香美色。在青年军官看来，这样就是素行极度不正，因此刻意疏远他们。此外，军方受到反皇道派幕僚的控制，也是促使桥本等人向统制派靠拢的原因之一。
待在三岛探听东京情报的桥本，一接到东日报社林广一的来电便立刻不顾一切地冲去找旅团长，借口视察军情强行获得了一天的假期。连队长向来不得擅自离开驻守地，但在桥本看来，此时正是叱咤风云的好时机。
林广一在日本桥的“二见”茶屋等待桥本。桥本搭下午三点的列车从三岛出发，五点抵达品川车站，在田中弥上尉的迎接下进入柳原伯爵府。田中弥是兼任参谋总部员的陆大教官，他与长、小原重孝等人都是桥本的直系。
桥本在柳原府稍事休息后，便随田中搭车前往军人会馆的警备司令部。在此与满井佐吉中校取得联系，在满井的安排下，约定与青年军官在陆相官邸会谈。这么安排是为了直接听取他们对成立新内阁的意见，不过也不能说桥本个人完全没有“政变前辈”的意识。
凌晨十二点后，桥本来到“二见”。林后来把桥本当时说过的话如实记录在了自己的著作《革命未成》里。借此来了解陆相官邸的戒备状况，可谓颇为有趣。因此在这里引用该段谈话。
……到第一步哨的时候车子就停下了，坐在副驾的田中弥跳下车，高举右手大喊：“尊皇！”哨兵立刻回答：“斩奸！”尊皇和斩奸是好比高山对流水的暗号。
接着田中说：“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到访！事先已有联络！”
“好，可以通过了！”
于是田中上车，车子继续行驶。到第二个岗哨时又重复了一遍同样的步骤。大臣官邸门外还有下士哨。只见十五六个人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熊熊篝火旁，看起来异常威猛，可见戒备相当森严。在此又重复了同样的步骤。
“尊驾远道而来辛苦了。可通过！”
哨长只是一右曹长，却一脸认真地说出这种舞台上才听得到的古老台词，简直自以为是明治维新的志士了。
说到自以为是明治维新的志士，在茶屋大谈政变计划“醉卧美人膝”的桥木等人应该才是前辈吧。
陆相官邸的警卫线如上述所言，多达三重，最后一道内线由下士官把守。因为是行动部队盼母令部，所以戒备极为森严。桥本进入官邸后——
走廊上堆满了桌椅，好像是用来作为路障的。年轻气盛的军官们身挂军刀，咔嚓咔嚓地迈着大步巡逻。只见阿部（信行）和林（铣十郎）等四五名军官拜陆军上将的军事参议官正弓着身子、畏畏缩缩的，那窝囊样简直惨不忍睹。被小小的中尉颐指气使，任凭别人用命令的口吻朝他们吼叫，撵他们走开。
当时，军事参议官似乎正与起事干部会面。就算去除桥本叙述中的夸张部分，军事参议官的卑躬屈膝之姿和青年军官的傲慢自大估计也八九不离十。不难想象，那些小尉官对陆军上将大呼小叫时该有多么痛快。
桥本一到会客厅，便说：“野战重炮第二连队长桥本欣五郎上校报到。这次的壮举实在震撼人心！为借机一举贯彻昭和维新的夙愿，桥本欣五郞自愿助各位一臂之力。”
这番话也很像时代剧里的台词，不过和现场的维新氛围似乎很搭调。上尉［这里或许指香田清贞——作者注］旋即将桥本带进偏室私谈，同交谈的还有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不过，他提出由真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建川出任陆相的方案却遒到矶部等人的反对。
就这样被委婉地赶出陆相官邸的桥本，转而奔赴茶屋“二见”。在他向林广一复述这段谈话之际，田中弥上尉奉桥本之命离席，去联络满井佐吉中校和石原莞尔上校。
田中回来后，向桥本报告已和满井取得联系，并约定见面。应该也可以顺利见到石原，并问桥本在哪里见面比较好。
“就在帝国饭店吧。这种时候，饭店大厅反而最不惹人注意。”
摘自第十一部《占领与戒严令》
军方决定对行动部队采取的武力镇压决定是：“清晨五点将奉敕令交给戒严司令官。司令官据此下达戒严令，并在陆相官邸以非正式形式通知小藤上校。如果维新部队愿意服从此令撤退那还好说，若拒不撤退，迫不得已只能于正午或午后一点攻击。”（摘自杉山的备忘录）
二十八日凌晨五点就此拍板定案。虽是“非正式”通知，但当这项命令传达给步一连队长小藤上校时，奉敕令事实上已经传达给带领行动部队的直属指挥官了。
而小藤早在两个小时以前的凌晨三点左右，就偕山口一太郎上尉和铃木贞一上校造访戒严司令部，亲眼看到石原将“立刻出击”这道奉敕令下达给受领者，因此他对中央的讨伐态度极为清楚。但小藤他们不只连续两次向起事干部隐瞒奉敕令，反而十一点半左右还将起事者的要求传达给中央，摆出斡旋商讨的姿态。
接着谈一谈村中的叙述。
离开小藤上校办公室时，巧遇柴有时上尉，上尉说：“今早戒严司令部的气氛异常恶劣，欲令诸士从现在的位置撤退。我得知司令有请求相关奉敕令的计划后，立即面告山口上尉，上尉惊愕不已，立刻会见戒严司令官及军事参议官等人，现正努力控制事态。”（摘自村口遗书《续丹心录》，收录于河野司编辑的《二·二六事件》）
就时间来看，村中去小藤的房间应在上午十一点半左右。因为村中打电话向园山近步三连队长中桥传达奉敕令是十一点左右（园此侦讯笔录），而他去找小藤抱怨正是为了这通电话，因此拜访时间应在打完电话之后。他离开小藤的房间想必是在十二点左右。村中虽未在遗书上写明时间，但可大概推定。
柴上尉说山口跑去找戒严司令官和军事参议官等人，努力控制事态，应指后面提到的香椎司令官、荒木和林这两位军事参议官，及满井等人的会面。而根据“杉山备忘录”的记载，这次会面是从上午七点三十分开始的。
山口自午夜零点从柴上尉那里听说了奉敕令一事后一直四处奔走。对从小藤上校房间出来的村口所说的，应是山口初次听闻幕僚部形势时“惊愕不已”的样子。因此在这之前，村中应该没把午夜零点之后发生的种种变化告诉他。
（中略）
而行动部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军方称为叛乱部队的呢？正式说来是在三月一日，陆军次官通报“将今次不法胜动部队（者）称为叛乱军（者）”。但寺内寿一陆相表示：“叛乱始自踏出营门时。”（针对六九议会上贵族院三室户敬光的质询所做的答复）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一般而言，自二十八日下午六点，第十二号戒作令（戒严司令部作战令）——“依第七号戒作令，小藤上校无需亲自指挥官兵”——发布的这一刻起，他们就已被定义为叛乱部队了。秦郁彦在著作《军中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中也提到，“二月二十八日傍晚，第一师团长对小藤第一连队长下达‘尔后无需指挥占领部队的官兵’这道命令时，行动部队就已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叛军处理了。”
不过正确说来，应该早在三十分钟之前的下午五点三十分，发布戒作令第十一号——“叛乱部队终于违逆天命，自此只能用武力恢复治安”——起，就已被称为“叛乱部队”了。
在那之前，还有“起事部队”、“维新部队”、“行动部队”、“占领部队”、“小藤支队”和“地区警备部队”等各种说法，不过都是两边自行命名的。现在从戒严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编的《作战命令集》中挑出镇压者的正式称谓来看看吧。称谓的变化，表现出中央对事件的苦恼。
首先是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东警作命第三号。
第一师团长，包括今早起持续行动的部队，应根据昭和十年度战时警备计划书维持重要方面办警备与治安。
“行动部队”之名由此产生。
从“包括”一词中看不出“行动部队”对于第一师团而言到底是敌是友。之后的第六项规定中提到“部队间绝对不可自相残杀”，自此能隐约看出有对立关系存在。
二十七日上午十点半。变成戒严司令部的警备司令部发布的作命第三号。
第一师团大致将得力部队部署于赤坂见附、福吉町、虎之门和日比谷公园之间，以防止占领部队的行动扩大。
在此被冠上了“占领部队”之名，区别已变得十分明了。
二十七日下午七点。戒作命第七号。
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应听从第一师团曲町地区警备队长小藤上校指挥。
此处明确指出“二十六日早上出动的官兵”受小藤步一连队长指挥。因此，自此行动部队又被冠上“小藤部队”、“小藤支队“或“地区警备队”的称谓。等于是“官军”，名目上为警戒“革命党”。
二十八日上午五点三十分。戒作命第八号。
贵官应在小藤上校的指挥下尽快将占领部队集结于步兵第一连队。
此外，为让该部队通过赤坂见附，两师团应开放该地区周边领域。（摘自寄给近卫、第一师团长的信。给小藤上校的则是“通知”。）
二十八日上午七点。戒作命第九号。
目前局势平稳，占领部队极有可能顺利撤退，留意避免刺激他们而酿成不测事端。（摘自给近卫师团长的文书）
到此为止都称“占领部队”。
二十八日下午四点。戒作命第十号。
余奉上之命，须尽快恢复治安。为此可动用武力。第一师团长应率领属下及指挥部队（包括步兵第二连队及步兵第五十九连队，各步兵一大队与工兵第十四大队，以及一中队）对盘踞首相官邸附近至三宅坂附近的反抗部队准备攻击。
到这里，变成了“反抗部队”。
香椎奉杉山次长下达的“省部大多数人希望果断处理”之命，被迫采取武力镇压。再加上安井戒严参谋长的嘱托，最终在上午十点十分公开表示“改变决心，断然讨伐”。之前所说的戒作命第十号，就是在六个小时之后发布的。
当天下午五点三十分，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一号，六点又发布了戒作命第十二号。
到了二十八日夜里十一点，发布了戒作命第十四号，内容是这样的。
叛乱部队终究不服上命，因此决定动用武力，以恢复治安。
第一师团坚守现在的防线至明天（二十九日）上午五点之前，并做好准备，以待随时展开袭击，将战斗区内的敌人尽数杀光。（对近卫师团也下达了相同的命令。）
到了这里已经明确变成了”敌人“。
虽然谈不上千变万化，但这短短三天之内的变化的确惊人。领导人的仓皇失措显而易见，不协调之处比比皆是。
摘自第十一部《奉敕令》
一旦兵临占领区前，急欲避免“皇军自相残杀”的军方可就束手无策了。这边行动部队的干部认为，一旦军方的管理权和军事中枢地带成方“人质”，对方最后就一定会答应行动部队的要求。正因如此，他们更加坚定地拒绝了毫无保证、只是一味要求他们撤退的和解方案。
然而，幕僚派远出他们预期中的强硬，终究不惜选择“皇军自相残杀”。打出的大义名号是“讨伐违背奉敕令的叛徒”。战势到二十八日傍晚已一触即发。
事情演变到这金地步，起事军官也不得不做好应战准备了。
余根据事态发展判断迟早会发生皇军自相残杀的悲剧。
其后恐已无计可施，唯有静待变化。入夜后将发起攻击的态势愈发明朗。已收到将有夜袭的情报，因此严加戒备。（摘自村中遗书，收录于河野司腾编《二·二六事件》）
接着再从士兵的角度看看目前时情势。
以下是步三第三中队的前上等兵泽田安久太郎（属清原少尉部队）的手记。
二十八日早晨，以所剩无几的口粮准备完早餐后离开大藏大臣官邸。只见避难民众推着堆满家具和日用品的推车，仓皇走在积雪上。在这肃杀的气氛中终将会爆发战争吧。毫无实战经验的我们，设想了各种作战方式。事态似乎在紧迫的氛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被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我们也感到事态严峻，同时对未知前途产生不安和焦躁，且束手无策。
夕阳西沉已看不到避难的市民了。我们进入一幢位于皇宫附近住宅区内的豪宅，门口挂着“中村藤太郎”的门牌。这家人似乎已经出外避难，只留下两名学徒看家。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二十六日以后的报纸。二十八日发行的每份报纸上，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写着“明早中央将对叛军发动攻击，呼吁曲町周边的市民尽快避难”。曾几何时，我们竟已被当成叛乱军，虽无人开口，但彼此都心知肚明。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并有种逐渐被逼上断崖的绝望感。在昏暗的灯光下，担心儿子安危的双亲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忽隐忽现。于是利用休息时间修书一封，寄给故乡的双亲权充遗书。“为推动昭和维新而起事，却不幸蒙上叛乱军的污名。儿子认为，只要忠实服从长官命令，不管别人怎么说都俯仰无愧。感谢爸妈这些年来的养育之恩。”
悄然无声的深夜里，喇叭正广播着什么，我听不清楚。我们在附近找来几个垃圾桶之类的东西当成防御碉堡，并把轻型机关枪架在上面，伺机而动。上面已经下达严格指令，即使敌人来袭，在对方开炮之前我们不可主动射击，只能持步枪刺刀应战。
为掩护外面同志的行动，我们已用铁夹尽数剪断街灯电线，够不到也扔石块砸坏了。四下一片漆黑，伴随着异样的声响，心头有种难以言喻的不祥预感。
东方天空刚泛白，长官就下达了出击的命令。集合地点在三宅坂。为抵御饥寒，我们捡来些朽木生火。此时谁也没心情谈笑。
这时清原少尉来了，他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说道：“为了国家的前途，原本我们立志即便战到只剩最后一人也要实现昭和维新，但某些怯懦的同志临阵倒戈，使得我们濒临瓦解。现在只剩下第三中队和第六中队了，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的意见。抱定必死决心即便战到最后也要起事的人请举手。”
听到这话，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手。
“谢谢。看到你们有这个决心，教官我打从心底里高兴。”
同志们面面相觑，最后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
我们整理好军装，把子弹一颗不漏地填进枪支和轻型机枪，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中略）
二十九日早上天光大亮以后，起事部队的士兵开始出现明确的归降征兆。
据记载，步兵第一连队主力的状况如下。
让第五十七连队通过后，奉小藤上校随机应变之旨救助下士官兵。这时接到步兵第五十七连队长的电话，遂立即赶赴首相官邸，却阴错阳差没能见到栗原中卫。只得要求攻击军自重，不得对叛军轻举妄动。此时叛军往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集结归顺的情势已大致明朗，没必要安排前往连队。
之后，古闲（健）中校于上午九点多接到负责侦查的猪股少尉的报告，报告说叛乱部队已出现动摇，一线部队正相继归顺。于是急忙于十点前集合中队长以上干部告知各位新情况，并命各中队长前往第一线，设法说服叛乱部队中的下士官兵们归降。
具体派遣松永上尉麾下八名军官向赤坂见附、山王下和溜池三地出发。
而后古闲中校又接获先遣军官报告，得知叛乱部队正朝山王饭店及首相官邸附近集结，遂将川村少校派往机关枪队，将本乡少校派往第十一中队。命其现场解除官兵武装，整理部队后命众人原地待命。
上午九点起叛乱部队开始动摇，之后便相继有一线部队（包围军）归顺的报告传来。显然，通过广播、传单和广告气球宣传奉敕令已收到效果。
步一的机关枪队是栗原安秀的，十一中队是丹生城忠的，两者都是起事部队的核心。如今连队只派两名少校过去解除其武装和集结士兵，可见大势已去。
原本和栗原队一起守在首相官邸的中桥基明中尉的近步三，昨晚就已逃散，到今天黎明已经找不到了。
步三的野中部队中，清原康平少尉的第三中队被清原潜回兵营。坂井直中尉在德国大使馆前对矶部说：“什么都别说了，我要让士兵们回去。”然后就把士兵交给劝降的军官，让他们归营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撑。成所然尔，如今大势已去，一两个人的坚持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矶部也只能如此感叹。（摘自《行动记》）
（中略）
起事部队中的下士官兵均按原队归还，到二十九日下午两点左右，事件大致终了。
摘自第十一部《崩坏》
美国驻日大使乔瑟夫.C.格尔于二月二十六日早上十点，发了以下这封紧急电报给华盛顿的国务卿。
今早破晓，据报有部队占领了政府与部分市区，还暗杀了数名高官，至今一切尚无法确认。报社特派员无法发电报或打电话至国外。
发这份电报主要是为了确认我们的暗号电报是否正常。收到后请立刻报告。（摘自J.C.几格尔著作《滞日十年》，石川欣一译）
四天后的三月一日，格尔在日记上如此写道：
与这四天的种种相较，叛乱前发生的事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事到如今已懒得再提。但我必须将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一句地整合、叙述。这次事件的大团圆结局——我们都以为已被暗杀的冈田首相竟然毫发无伤地现身——有一种极为夸张的戏剧感。虽不知外界如何看待，但至少日本国民似乎都把叛乱者视为典型的大笨蛋。这是件好事。不过，悲哀与愤怒抹消了这起事件的幽默。（出处同上）
之后，格尔又把二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三日的日记整合为一章，拟了一个小标题，叫做《从早产的革命到公然的战争》。
被他称为“早产的革命”的这四天，东京市内，除了被叛乱军占领的区域外，一切都很平静。就连占领区的居民，明知军队之间即将展开战争，撤退时也都保持冷静，并未慌乱。他们很相信戒严司令部，完全听从收音机里的指示。
这应该是市民深信叛乱军不会乱来的安心感所致吧，即便是叛乱部队也会遵守军队纪律。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意识逐渐从市民心中消失，加上戒严司令部的宣传，使得他们对叛乱部队的指挥者日渐反感。
（中略）
再看三月布日寿内新陆相发表的声明的部分内容。
本起事件的起因原本就极为深刻。先以军方过分阐述建率本义，全军上下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规范军秩，充分落实天皇亲率之实，扶翼皇运、安定皇心。同时发表国体明征声明，加强皇基，涵养国力，增进国民福利。宣扬举国一新，并巩面国防保国家安定。在非常时期鞠躬尽瘁，使国运兴隆。
他嘴上说叛乱事件的原因“极为深刻”，却并未作任何具体说明，而是直接跳到了结论。“先以”全军一致正本除弊，振兴军纪，还要“同时”举国一新，巩固国防。乍看之下，还真看不出重点到底是整肃军纪还是稳固国政国防。
文章也两边各半，主旨不一。后半段还出现什么“天皇亲率”、“明征国体”这类字眼，正如众人所知，这是为了满足皇道派军人和国粹团体。此外，通过“举国一新，巩固国防”指向军方内部——也就是所谓新统制派（后述）的主张。换言之，肃军，又介入军方政治，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这篇声明稿中十分明显。不过就印象来说，反而是后者比较强烈。
（中略）
常设军法会议（指高等军法会议、师团军法会议等一般军法会议）是允许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的。但特设军法会议则完全不允许法官避嫌、公开审理、辩护和上诉。（参考陆军宪兵学校教官、陆大教授井上一男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大纲》和日高已雄所著《陆军军法会议法讲义》）
因此，由特设军法会议负责审理的二·二六事件，就算不公开、不允许辩护和上诉，也完全不违法。
然而，我已再三强调过，特设军法会议只适用于战时事变或封锁交通的戒严地区（被包围地区），因此在此有异议。战地和占领地区是基于其特殊环境，不得不尽快结束审判。另一方面，想必也是因为难觅适当的律师。可是，当时国内既没有战争，也并没有处于战时紧张状态，可用的律师也多得很。虽说颁布了戒严令，但三月后东京的治安已恢复，变得相当稳定，似乎没必要做到这个地步。
陆军方面应是基于相泽事件审判的前车之鉴。相泽的第一师团军法会议算是所谓的常设军法会议，允许公开和辩护。结果对手就利用公开审理，发起了所谓的法庭抗争。不仅给相泽机会发表公开演说，满井特别辩护律师还让真崎、林、桥本等将官出庭作证，并且不断申请大人物当证人。村中孝次、涩川善助等人还写下法庭旁听记录，借助相泽事件的文书宣传，煽动青年军官和右翼团体。二·二六的“起事”也受到了相泽事件的影响。
（中略）
特设陆军军法会议由陆军大臣担任最高长官，并一手指挥。因此，即便只是名义上，审判中也已渗入了陆军省的意思。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说。审理分为以下五个班。
第一班。
（一）香田上尉属下起事军官二十三名（包括涩川善助》。
（二）新军曹属下步三（六中队除外）的下士官四十名。
（三）大江曹长属下的近步三、步一和步三·六中队的下士官三十名。
（四）仓友上等兵属下步一和步三士兵十九名。
（五）宇治野军曹属下汤河原组七名。
虽然又将一班细分为成几个集团，不过这个班几乎都是军官、下士官和士兵。第一班很重要，尤其以（一）军官集团最重要，是整起事件的核心。
审理这一班的人员为：
（一）庭长 石本寅三上校
司法事务官 藤井喜一
法官 村上综治少校、河村参郎少校、间野俊夫上尉
（二）庭长 若松只一中校
司法事务官 山上综治
法官 浅沼吉太郎上尉、二神力上尉、中尾金弥上尉
（三）庭长 山崎三子次郎中校
司法事务官 冈田痴一
法官 谷川一男上尉、福山芳夫上尉、高山信武上尉。
（四）庭长 人见秀三中校
司法 事务官小关正之。
法官 根岸主计上尉、石井秋穗上尉、杉田一次上尉
（五）同上
第二班，包括山口、新井、柳下的步一、步三协助起事军官组，以及铃木、井上、盐田的丰桥教导学校军官组（原定袭击西园寺）。
第三班包括满井、末松、菅波、大藏等赞同派军官组和企业家石原广一郎（久原不起诉），以及福井（幸》、町田（专藏）和松井（龟太）等右翼浪人，最后还有斋藤浏。
这两个班虽然也被分成几个集团，但山口驻京组和铃木（五郎）等人所在的丰桥组的庭长由同时负责第一班的石本寅三上校和同组法官担任，这是因为他们与香田等起事军官组关系密切，并受到重视。第四班是包括北、西田、龟川和中桥（照夫）的民间组。庭长是吉田直上校（判决时为少将），吉田上校还兼任第三班浪人组的庭长。
第五班为真崎甚三郎上将。庭长是矶村年上将，法官为松木直亮上将，司法事务官为小川关治郎。关于这点将在他处另行讨论。第二、三班各组及第四班的司法事务官与法官的姓名在此省略。
司法事务官是专业的陆军法律家，奉庭长之命，负责实际的审理工作。而法官则相当于民间法院的陪审法官，对诉讼一窍不通。这些人是从全国各部队的军官中挑选出来的，却不知是以什么基准。
摘自第十二部《特设军法会议》
针对上述叛乱事件，本军法会议进行了审理，由检察官陆军司法事务官竹泽卯一作出如下判决：
判决
被告人村中孝次、矶部浅一、香田清贞、安藤辉三、栗原安秀、竹嶋继夫、对马胜雄、涩川善助、中桥基明、丹生诚忠、坂井直、田中胜、中岛莞尔、安田优、高桥太郎、林八郎均判处死刑。
被告人麦屋清济、常盘稔、铃木金次郎、清原康平、池田俊彦均判处无期徒刑。
被告人山本又判处监禁十年。
被告人今泉义道判处监禁四年。
（后面是长达两万字的判决“理由”）
昭和十一年七月五日
东京陆军军法会议
庭长法官陆军骑兵上校 石本寅三
审判员陆军司法事务官 藤井喜一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少校 村上宗治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少校 河村参郎
审判员法官陆军步兵上尉 间野俊夫
由各法官联名签署
法官认为麦屋、常盘、铃木、清原、池田等人是新任少尉，主要是在安藤上尉的命令或强制下被迫加入野中队和坂井队的，处于被动立场。而山本又预备少尉实际并未参与袭击重臣的行动，只不过负责守卫被占领的陆相官邸，且事后主动“自首”。至于近卫步兵三连队的今泉义道少尉，他对“维新思想”本无兴趣，是在中桥基明中尉的半胁迫之下被强制带走的。他不敢向皇宫守卫队司令官告发，还与士兵一起看守岗哨，但在接获交班命令后立刻归队，因此得以免除死刑。
至于涩川善助，虽是民间人士，但他与侦察汤河原的牧野伸显，以及叛乱军官有联络，二十八日投靠安藤队之后便一直与坂井直中尉等人在陆相官邸附近“巡视警戒线”，相当于犯下协助叛乱罪，因此处以死刑。
关于各位被告听到这项判决后的反应，可参考间野的手记。
历经日夜苦恼，参与拟定判决书的我在公审之际以平静的心看着诸位被告。庭长在宣读判决理由和最终判决时，被告均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庭长，不发一语也不见动摇。不过我记得有两三位检方要求死刑最终却逃一死的人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想必早在相泽中校的死刑判决成定论之际，他们便已有心理准备了吧。相泽赴刑场时还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把监狱里的犯人从沉睡中惊醒。五天前相泽放弃上诉，两天前执行死刑，这就是军法会议给他们的“预告”。
不过连他们都没料到会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以为顶多只有香田、安藤、栗原、中桥、丹生、坂井、村中、矶部这几个人，而且最该被处死的山口一太郎上尉却没有出现在名单上（检方求刑和法官的判决都是无期徒刑》。
据说判决结束后，回到牢房的栗原一直低语“实在太多了”，意思想必也是这结果远超他的预期吧。
摘自第十三部《判决》
关于判决。
死刑犯十七名、无期徒刑五名、山本十年、今泉四年，这分明是场不负责任的判决。余对起事同志及全国同胞深怀歉意以致食不下咽，对安藤尤感愧疚。安（安藤）只凭余一句话便下定决心出动如此庞大的部队，安对余说：“矶部先生的一句话让我出动连队全体，最可怜的是下士官兵。”这句话在我耳中萦绕不去。对西田北先生也很抱歉。余只凭一己所见，冲动过头，导致无数同志惨遭牺牲，实乃罪孽深重。每每思及此便痛苦不已。余只能不断祈祷，然而毫无效果。十二日早上。同志还是遭到了虐杀。
矶部对法院审判的态度正如上文所示，他对庭长的残酷判决大为不满。与之前不时引用法官手记的审理过程相较，此次审理似乎不同以往，一众被告几乎全被封了口，让人深感怨恨。
不过若仔细审视，审理过程进行得很顺畅。身为被告团代表的村中事后陈述说是按照庭长的方针，总之，审理“仅用了两天又十个小时便结束了”。关于罪行本身，被告方全面认罪，毫无争议，因此没有耗费太多时阀。被告均出于信念起义，因此了无愧色。
但在“信念的吐露”方面，他们却和审判负发生了争论。对于被告而言，这段陈述很重要。国体观、日本改造法案的精神、起义的思想等，正是他们想慷慨陈词之处。其实这段陈述该被视为“法庭抗争”，可惜审判不公开，令他们的期待落空。如果无旁听者、陈述内容也不容外界报道，那么任凭他们怎么陈述“信念”，也相当于是在没有听众的舞台上自言自语。
听众只有五名审判员（少数几名特别旁听人姑且不算）。审判员们奉陆军省指示必须控制时词，尽快结案。对于被告高谈阔论的国体观和改造思想也毫无兴趣。正如安田所呐喊的，反正这本来就是一场早已定论的审判。就算听被告慷慨陈词也只是在浪费时间。
对法官而言，被告那番“热血且真诚的高谈阔论”。想必听来极为无聊。宗教上的国难论只能一笑置之，评论国法更是越俎代庖。法官没那么多时间听这种扯淡。
间野法官的手记上虽然记载着“让被告畅所欲言”，但其实很有限。虽说单凭矶部的片面之词无法弄请真相，不过在他的遗书上似乎道尽了法庭内的情况。
矶部在遗书中特别提到对于被判处死刑的安藤“尤感愧疚”。因为安藤直到最后一刻仍对起事心存犹豫，是在矶部的热心劝诱下才加入的。“余只凭一己所见，冲动过头，导致无数同志惨遭牺牲，实乃罪孽深重。”矶部在这里首次承认自己明知条件不成熟，却断然起事导致失败（其他人的遗书多半将失败原因归咎于幕僚部的谋略）。这一点应该也可以套用在栗原安秀身上。不过，促使矶部等人铤而走险的，是他们对真崎甚三郎军方高层皇道派的期待。那并非单方面的期待，按照矶部的说法，是双方“将心比心”的承诺。这才是矶部最大的失算。
此处的问题并非那道命令所显示的天皇意愿，而是以他们认定的国家观与国家利益为生体。反过来说，一旦天皇的命令违反了他们所认定的国家观与国家利益，那就不再是至上命令了，只能算是宫中近臣或体制中长官的个人妄为。即便是天皇之意，也会被视为天皇的失察与不德。
宇垣对石原莞尔等中坚幕僚私下商议一事十分气愤，表示“天皇陛下都说要出面（收拾政局）了，那边却说‘用不着’，这未免太奇怪了”。这件事就是上述问题的具体体现，就连天皇的意思都敢蔑视。不过对石原等人来说，寺内陆相和杉山教育总监都只是体制内的长官，“不服从是理所当然的”。
在起事的青年军官当中，有很多人对现任天皇深表不满，最能说明此问题的就是矶部的遗书。此外，外围同志中似乎也有人保持着批判心态。
即便如此，据说起事军官还是在处决之前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这并不是在称颂天皇个人万岁，而是对现任天皇代表的“天皇制”（国体这个观念）高呼万岁。仔细深究，应该可以这么说。其背后有世人的混滑一不，甚至连当事人自己的认知都有混淆。
二·二六事件之后，石原莞尔的势力开始急速扩大，甚至出现“石原时代”。不过，以梅津美治郎（陆军次官）等人为中心的“保守派”很快卷土重来，石原集团的满洲组瓦解，石原也遭到孤立，众叛亲离，最后被东条英机等人赶出军部。这段期间，军部不断暗示“二·二六事件”将会再次爆发，借此胁迫政治、经济和言论界，并笼络以军需产业为主的重工业财阀，拖着日本国民往战争体制大步迈进。这种变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一直在日本国民看不见的高层内安静却确实地进行着。和天皇的个人意愿已毫不相干。而“天皇制”这个古代神权的巨人也开始采取行动，使得“山川悉数动摇，国土四方震动，国民死伤无数”（摘自《古事记·日本书记》）。
摘自第十三部《终章》
节录自《昭和史发掘》（《周刊文春》·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七月六日至四十六年（一九七一）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