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下
之所以只写了“阁下”二字却空着姓名，主要是我至今仍在犹豫该寄给谁。或许会填上警视厅某搜查官的名字，抑或理所当然地填上律师的名字，再不然就这样任其空白。在没写完这封信之前，我还无法作出决定。
况且我还不太确定究竟要写成信还是手记。如果写成信函，行文未免太过复杂，有点失礼，如果当做手记，预设收信人的文体又过于个人化。索性让这篇文章介于这两者之间吧，应该也没什么关系，而且这样更能意有所指。
要写这个，就得从昭和二十五年（一九六〇年）的四月谈起，距今七年。
当时我任职于东京某银行，三十一岁。公司在日本算是一流银行，单身的我对生活状况毫无不满，每天都过得有趣，对未来也和―般人一样抱有希望。
我在阿佐谷车站后面租了一间房子，和妹妹同住。那时那附近有一小片杂木林，不过不知道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如果勉强嗅闻，多少还能嗅出几分武藏野的天然气息，每天搭车上班的生活对我来说十分愉快。
我妹妹名叫光子，当年二十七岁。她十九岁那年结婚，眼看着战争即将结束时丈夫却战死了，是个不幸的战争未亡人。我只有这么一个妹妹，遂把她接来照顾。幸好她没有孩子，我总是暗自留意，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对象，想让她再婚。
妹妹天性开朗，总是一边唱歌一边在厨房整理或洗衣服，有时候我嫌吵还会骂她两句。我从银行下班后，只要一走到家附近，总会听到《从上海回来的梨琉》之类的旋律。当时这首歌刚开始流行，妹妹很喜欢。有时候我和也住附近的同事笠冈一起下班回家，听到时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开朗活泼是好事呀！”
笠冈说完便看着我笑了，他四十二三岁，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另一课的课长。因为我们住在同一个方向，所以经常一起上下班。
“喂，你都这把年纪了，还好意思大声唱歌，别闹了好不好！”
我刚关上格子门，便站在玄关处对妹妹怒吼。光子吐吐舌头。
“哎哟，我真有那么老吗？”她说。
“对呀，女人年近三十就算老太婆了。”
“讨厌！干吗多算人家三岁。你知道吗？还有很多人喊我小姑娘呢！”
光子说得没错，可能是因为身材娇小吧，她看起来的确比实际年龄要小。也许是因为婚姻生活短暂，她的个性还有些幼稚，穿起花哨的洋装倒也很合适。
“说这种话会被人家笑话哦。刚才就是，我和笠冈先生一起回来，走到巷口就听到你那大嗓门，人家都苦笑了呢！”
“哎哟，怎么可能。”妹妹说，“笠冈先生还夸奖过我，说我歌唱得很好听呢。他好亲切啊，他还说第一次看到我时，以为我只有二十岁出头呢。”
“哼，你少得意了。”
我感到很不快。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妹妹，另一方面是对不知不觉竟和我妹妹熟到会说这种话的笠冈有点不悦。有人瞒着自己在背地里做事，多少总会让人不快的吧。
况且，这个笠冈虽已四十出头，却是个浓眉大鼻、看起来精力旺盛的男人，之前就曾听说他多次出轨，让妻子受了不少委屈。看来还是防着点好，一旦发现什么征兆，一定得警告妹妹。
从那时起，我便不动声色地暗中观察，不过一切并无异样。既然毫无问题，我自然也不好再啰嗦什么，反而觉得自己瞎操心，错怪了好人。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六月底。某天光子吃完早餐后对我说：“哥，后天是辉南的忌日，我好久没去扫墓了，想回乡下一趟。”
辉南是光子的亡夫，这里的“乡下”指的是山形。光子的确有两年没回去了。
“也是，好久没问候人家也不好，那你去吧。”
我爽快地答应了。当天还从银行预支了薪水交给光子。
“不用啦，反正我也用不到什么钱。”
光子客气地推辞，但我还是硬塞到她手里。事后回想，或许算是一语成谶吧。
隔天早上，光子神采奕奕地走出家门。可能是很高兴吧，天还没亮她就起床准备，又哼唱起那首《从上海回来的梨琉》。不过，她这次没敢唱得太大声，我也就没骂她。我正好要去上班，便跟她一起走到新宿车站。
“再见。”
她站在月台上，对挤进开往东京的满员电车中的我挥挥手，夏日的朝阳照亮了她的半边脸。
那天，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光子。
光子就此失踪了。
我在一个星期之后确定了这一点。我发了一封电报给她在山形的婆家，对方回复说光子根本没来过。我不禁愕然。
为谨慎起见，我又搭快车去了一趟山形。她的确没来过，对方也是一脸忧虑。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我马上回东京去警视厅报案。我把她的年龄、身高、体重、离家当天的穿着等详细特征，附上一张近照一并交给警方。脑海中不停浮现不祥的景象，不安与恐惧令我夜夜无法入眠。对于报警寻人，我一半期待一半其实已死心，警方正忙着处理更重大的案件，我不认为他们会认真到为了这种小事费神。
对于光子离家的原因，我毫无头绪，之前也看不出任何迹象。如果她真的失踪了，那绝非出于自愿，一定是遭人挟持。我很后悔为何让她一个女孩子单独出远门。可话说回来，她都二十七岁了，不需我随伺在侧。不过如今回想起来，没陪她一起去似乎是个严重的错误，我非常后悔。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只能作最坏的打算。我急忙订了三份报纸，每天搜寻社会版，心里虽然害怕，却还是强迫自己去看。
大约在光子离家后的第四天吧，早晨上班途中我遇见了好几天没碰面的笠冈。
“这阵子令妹不在吗？我看你家的门总是锁着。”他问。
“对，她去乡下了。”
“哦，哪里的乡下？”
“山形。”
那时我还不知道光子失踪，像往常一样和笠冈并肩抓着电车吊环，一边闲聊一边同赴公司。
等到确定光子下落不明时，笠冈也曾来安慰我。不过因为同事们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他的慰问之词也跟其他人没两样。
“听说令妹好像出事了。”他一脸关心地低声说道。
“不好意思，让你操心了。”
“你向警视厅报案了吗？”
“嗯，已经报案了。”
“光报案还不行，如果认识上头的长官，拜托人家关照一下，警方会处理得更积极哦。”
他如此建议。然后安慰我说光子是个开朗的好女孩，希望她能早日平安归来。
我接获光子的消息是在她离家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我报警后的第十天。报案果然有效。
“I县的Y分局通报，有一名死者疑似令妹。由于不是谋杀，因此那边没送照片过来。你要去看吗？”负责此案的警员对我说道。Y镇是北陆著名的温泉胜地，方向正好与山形相反，所以我有点迟疑。
“死者的相貌、体型、衣着都与你提供的资料很像。听说对方是在温泉旅馆中猝死的，由于身份不明，所以由当地镇公所代为下葬。”
听了这些话，我终于下定决心去一趟Y镇一探究竟。我搭夜车出发，翌日下午抵达。
这个温泉区三面环山，有一弯溪流流过，因某首民谣而出名，而现在却成了我的伤心地。在镇公所职员的引导下，我看到了从公墓一隅的临时墓场里挖出来的遗体，的确是光子。虽然存放在棺材中多日的遗体已有些腐烂，但仍依稀保有一些样貌特征。确认之后，我不禁哭了。之后我检查了镇公所暂时保管的行李箱和手提包，里面装着洋装、内衣、化妆品……件件都是光子的东西。
“有没有少了什么？”
听到职员这么问，我又检查一下，只少了一样，那就是光子平日放在手提包里的名片夹不见了。
“少了名片夹。”我回答。
职员与在场陪同者顿时面面相觑，露出古怪的表情。其中一人指着行李箱的某处要我看，名牌被扯掉了。我由这一点又想到其他东西，再次寻找一番后发现绣有光子姓名英文缩写的手帕也不翼而飞。
之后我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光子在旅馆里因狭心症发作突然断气，她的心脏本就不好。清晨五点发作，医师一个小时以后赶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心跳。
“令妹不是一个人来的。”职员语带顾虑地说。
其实我已大致猜到了，但还是满脸通红，无法抬头面对。
我去了一趟旅馆，为妹妹带来的麻烦向大家致歉。老板和女服务生露出既尴尬又同情的表情向我说明经过。
光子于七月一日与一男人结伴到这家旅馆投宿。那是光子与我在新宿分手的第二天，所以她应该是从东京直接来此地的。当晚毫无异样，她还说很喜欢这里，想再续住一晚，没想到第二天拂晓时分不幸发病。
出事以后，同行的男人显得极为狼狈。等到医师宣告死亡，女服务生好心地为死者脸部盖上白布时，那个男人已悄悄换上西服，声称要去邮局一趟，便走出了旅馆。旅馆的人都以为他是去拍电报。至于那男人是何时拎走公事包，又是何时从死者的手提包里偷走名片夹的，当时一片混乱，旅馆里竟无一人察觉。男人就此一去不回，大家猜想他一定是直奔车站离开了。
旅馆登记簿上填的是假名，旅馆方面发出的电报也因“查无此人”而被退了回来。无奈之下，只好请镇公所代为安葬死者。
“没见过那么绝情、那么狠心的男人。”
女服务生们至今仍对那个男人骂不绝口。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那人的相貌，又看了登记簿上的笔迹。然后把光子二人的住宿费连同谢礼一并交给旅馆之后，翌日就带着她的骨灰回到东京。
天底下再没有比笠冈勇市更卑鄙的男人了。
当然，光子被他勾引，她自己也要负一半责任，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并不怪他。我只恨他在光子猝死温泉旅馆之后独自潜逃的行为。想必他是怕这场突发事故会揭发他的丑事，对他的婿姻和社会地位带来不好的影响。对他来说，光子的猝死纯属意外，他当时惊慌逃走的心理多少可以理解。然而，身为光子兄长的我无法原谅他，光子死后还受到他的侮辱。为了掩饰自己下流的行为，他竟然拿走光子的名片，让她变成一具无名尸，这种卑鄙行径令我燃起憎恶之火。现在回想起来，他若无其事地跟我打招呼，说什么 “令妹好像不在家”应该就是从Y镇逃回来的翌日吧。后来他针对报警寻人提出的建议，也是怕事迹败露的伪装。
我在旅馆打听到的男子的长相和登记簿上的笔迹都直指笠冈，我以前在银行里见过他写的公文，那风格特殊的字体与登记簿上的一模一样。而且据说他曾在七月初请假一个星期，宣称要返乡探亲。一切都纹丝合缝。
光子的葬礼上，笠冈果然没有露面。他以身体微恙为由，让妻子代为出席。毫不知情的笠冈太太一脸狐疑地在灵前参拜。我在众人面前谎称妹妹在亲戚家病死，银行的同事多少都抱有些疑问，但我一直坚持这个说法，这不仅是为了保全妹妹的名节，也是为了我的自尊。此外，虽然还有点模糊，但我确实已经萌生出一个想法。
葬礼之后，第一天回银行上班，我便再次与笠冈勇市碰面。我要求他跟我去楼顶，他的脸色当下就变了。
楼顶空无一人，强风呼啸，被强烈阳光照射着的东京街景在下方铺展。除了充斥四周宛如粗哑歌声般的噪声外，一切都仿佛无机物。
笠冈的脸色苍白如纸，看得出那不单是因为骄阳的照射，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皱成一团。我诘问他是否去了Y镇，他坚决否认，声称回关西乡下去了，那件事与他完全无关。我嗤笑道：“既然你这么说，要不要我把Y镇温泉旅馆的女服务生叫来见你？”
这下子他才沉默不语。
耗了一段时间，他总算开始坦白。一阵强风吹乱了他稀疏的头发。“原谅我！”他说。这是他自白的第一句话。
他和光子是从两个月前开始交往的，至今已发生过五次关系。我对自己的迟钝感到错愕，也很生气。霎时，我甚至恨起光子。那趟旅行自然是两人事先约好的，我将预支的薪水交给光子时，她再三推辞，是因为笠冈会支付旅费。
我不相信妹妹是那种淫荡的女人，虽然她个性活泼，但私底下是个脚踏实地的人。她的婚姻生活很短暂，失去丈夫后便搬来我家住。她没有朋友，也很少外出，简而言之，可以说是不解世事。相较之下，笠冈本来就是情场老手，引诱光子对他来说想必不费吹灰之力。二十七岁的光子一旦尝到情场老手笠冈给的甜头，不难想象会以多快的速度沉沦下去。或许是出于直觉吧，我也曾偷偷提防过，却还是疏忽了。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光子在旅馆发病、痛苦挣扎时，笠冈吓坏了，立刻叫醒旅馆主人请他们找医生过来。不知何故，医生并未及时赶到。光子挣扎得益发激烈，脸孔都变成暗紫色了。女服务员东奔西跑，引起一阵骚动，弄得笠冈愈发狼狈。后来，光子一直揪着胸口的手突然静止，但笠冈并未马上发现她已断气，直到医生抵达才恍然大悟。
做梦也没想到光子会死的笠冈，被这一结果吓呆了。情急之下，他只能想到这件事会引发多么可怕的后果。不能让妻子知道，不能让光子的哥哥知道，更不能让银行的同事知道。虽然大脑一片混乱，他还是记起要拿走光子的名片夹，并扯下了她行李箱上的名牌，甚至细心地把绣有光子姓名英文缩写的手帕也一并带走了。除了开溜，他想不到其他可行途径，一心只想着先走为妙。
“原谅我！都是我的错，随你怎么打我都行。”
笠冈勇市招认一切后就跪地不起，大声哀求。
“打你？”
我啼笑皆非地瞪着他。我们对“报复”的理解未免差太多了。
“随你要怎么揍我都行。条件是，请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万一说出去我就完了。唯独这一点，请你务必帮忙。”
“完了”是什么意思？是指被老婆知道会有麻烦吗？还是会在银行里待不下去？我凝视着这个极端自私的男人，他这种以为只要挨揍就能了事的心态，和随便玩弄女人、出事之后就逃之夭夭的行为有一脉相承之处。
要是他没有吐出这么廉价的“揍我吧”这种台词，或许我也不会对他产生杀意了。
我决定杀死笠冈勇市，促使我下此决心的理由没必要一一详述，简单来说就是憎恨。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想报复他对光子的薄情，但从这个原点又衍生出更多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情绪就像经过了发酵。我绝对不能允许笠冈勇市在这个世上存活。
关于杀他的方法，我考虑了很久。行动本身其实并没什么好伤神的，杀害的手段也多得很。重点在于，必须是一个不会让人发现我是加害者的方法。如果我因此而被捕坐牢，那就没用了，这种为了报复而报复的做法毫无意义。
为此我看了许多书，发现大部分罪犯为掩饰罪行都煞费苦心到令人同情的地步，但最后都自取灭亡、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努力，方法却太幼稚。不过会写进书里的，自然是已查明凶手身份的案例，仅凭此不足质疑完全犯罪是否存在。这世间应该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罪行，有许多未被逮捕的凶手。
如果杀人计划成功，我并不打算隐藏笠冈勇市的尸体。大多数罪犯都败在这里，那样太傻了。总之，只要让人看不出来是我干的就行了。
我也看了一些侦探。可惜都派不上用场，只有一些虚构的不可行的诡计显得分外刺眼。反正那些本来就是虚构的消遣物，倒也无所谓。不过，其中有些作品实在荒谬到让人喷饭，充斥着只有魔术师才办得到的夸张情节，以及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解答。
其中唯一能提供一些参考的就是不在场证明。我认为，要摆脱追捕必须靠这一点。不过，我也知道所谓不在场证明其实都是耍小聪明，为了证明长到一两个小时，短到二三十分钟不在案发现场，罪犯不是要行动宛如幻术师，就是要利用时钟，再不然就是像演员一样迅速变身，或是借用录音机。这些方法固然有趣，低我觉得太不实用。主要是时间太短。我决定想一个时间比较长的不在场证明。我坚信一定可经找到一个方法。
接着，我打算尽量将自己排除在嫌疑犯的范围之外。就算行动再怎么巧妙，一旦被列入嫌疑犯名单，风险还是很高。再碰上当今如此先进的搜查与侦讯技巧，我怕迟早会被逼得露出破绽，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立于不受怀疑的安全地带。
一个人被杀害以后，警方必然会以这个被害者为中心，对他生活圈的各个方面一一进行清查。亲族关系、交友关系、公私方面的交际，都在这个圈内。警方会抽丝剥茧地寻找动机，把当事人的行动调查得比当事人自己的记忆更清楚。这样的话，到头来还是无法脱身。
我打算让自己站在这个圈子之外。换言之，就是断绝我和笠冈勇市的关系。比方说，如果我现在杀了他，身为银行同事，我自然在他的生活圈里，这样势必会成为嫌疑犯，太危险了。
深思熟虑之后，我渐渐有了腹案。为切断与他的关系，我决定辞去银行的工作。我和他只存在同事关系，所以只要我辞职，就能成为远离他生活圈的外人。不过光是离开银行还不够，住处也必须要一鼓作气地搬离东京。离他越远，就越不容易受到警方的怀疑。若接下来的工作也选择与银行无关的职业，想必效果会更好。
不过，做完这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毕竟只要有人还记得我，风险就还是很高。我——黑井忠男这个名字，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从所有人的记忆中彻底删除。先决条件是，当人们发现笠冈勇市遇害时，必须完全想不起黑井忠男这个名字。唯有这个条件成立，我才能完全置身在搜查范围之外。
起先，我把这个时间定为三年，后来又觉得三年似乎不太保险，于是又改为五年。但这样我还是不放心，最后终于定为七年。七年，应该就可以从笠冈勇市的生活圈完全消失了吧。相较之下，一两个小时的不在场证明诡计未免太性急、太小家子气了，难怪会失败。七年听起来似乎太漫长，可想想一旦失手，说不定会被判死刑，这么一想的话，这点时间的等待根本算不了什么。说穿了，就相当于制造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时间久了，人们往往就不会意识到了。
此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让外人发觉，这一点很重要。幸好，没人把光子的死和笠冈联想到一起，我也没向任何人透露。知情的，只有我和笠冈。
笠冈恳求我别把这件事说出去，我答应了他。如果只有我们俩知道这个秘密，外人就绝不可能发觉我的动机。
我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再次找来笠冈谈判。
“事到如今，生你的气也于事无补。毕竟我妹妹生前爱过你，所以我决定不追究了。不过为了我妹妹，我希望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密。”
笠冈听了两眼发亮，热泪盈眶，喜出望外。
“真的吗？老弟。谢谢，谢谢！我是个罪人，任你怎么揍都无话可说。谢谢你肯原谅我。当然，我一定会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
就因为他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种话，我对他的憎恨才会愈发强烈。我执拗地苦等七年也是理所当然的。
笠冈看起来真的很高兴，接下来的日子动不动就想和我拉近关系，我也努力地假意迎合。在我离职之前，绝不能在他人眼中留下我们俩不合的印象。
一个月以后，我找了个借口离职了。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山口县的宇部这个小城市的一家水泥公司找到了新工作，宇部是一个位于东京与本州边际的沿海小城。而从银行到水泥公司，单就环境而言，这样的隔绝条件已是无懈可击。
在我的送别会上，笠冈勇市是最激动的一个，他再三握住我的手，说我的离开让他很伤心。此人本就好酒贪杯，借着祝福我日后前途似锦的机会，不停率领众人一起举杯，那轻浮的举动就像离开的是他似的。对他来说，我的存在想必很碍眼吧。我一边冷眼旁观一边推测。
他与其他同事一起到东京站为我送行，在站台上高呼万岁、频频挥手。真不知那声声万岁究竟是为谁而喊的，我相信看到此情此景，绝对无人能想象我们俩之间曾有过节。我看着品川附近的灯光消逝，暂时告别了东京，主动将自己隔离到远距离之外。
然而，我并非毫无作为地离开了东京，而是早已事先做好了安排。在我原来工作的单位，有一名从杂役升上来的部下，名叫重村，我一直对他颇为照顾，他也很敬重我。
“重村老弟，我虽然离开了银行，但毕竟在这里待了很多年，还是很怀念。等我到了那边，请你一定要把大家的消息告诉我。如果有人事变动，也请你写信告诉我！”
重村答应了。事实上，这几年来他也的确信守承诺，只要有变动，他就会来信，并附上社内通讯簿。
我担心的是笠冈勇市会有什么变化。要是七年后失去了他的下落可就无计可施了，因此即便身在远方，我也要继续监视他。幸好靠着重村的报告，总算可以掌握笠冈的动向。七年来，为了让重村为我报信，我只好不断送礼给他，以表达善意。
就这样，我在乡下待了两年，好几次也曾一时冲动想回东京看看，但每一次我都忍住了。对于乡居生活已逐渐习惯，我的决心不动如山。这期间不时有人劝我结婚，但都被我婉拒了，因为我怕环境会消磨意志。
度过了第三年和第四年。笠冈先是当上了吉祥寺分行的副行长，接着又调任目黑分行任副行长。重村的报告从没中断过。第五年时，笠冈调任为涩谷分行副行长。
还剩两年。我耐心等待，意志未曾改变，有人知情的话或许会说我是偏执狂。我内心里对笠冈勇市的憎恨与敌意丝毫未减，从这点来看，为妹妹报仇的正当念头反而显得有些薄弱。
我的境遇也有一点变化，公司升我为组长了，我也有了喜欢的女人，但没有和她许下婚约。宇部是个水泥城，住宅的屋顶都覆盖着一层白灰，仿佛薄薄的一层积雪。连栋住宅楼的彼端，是平静无波的浩渺沧海。晴天时，还可以欣赏到九州的山。可即便是如此平和悠然的景色，也没能软化我的意志。
第六年，笠冈再次升官，当上了大森分行的行长。还剰一年，六年的时光果然漫长。
现在，笠冈的生活圈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的存在了。不管再怎么扩大半径搜寻，也不会出现黑井忠男这个人。我与他的关系已完全切断，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彻底隔绝了。就算笠冈身上发生什么怪事，也不可能有人联想到我。与其说我不存在，不如说是消失了吧。
到第六年年末时，笠冈又调任为中野分行的行长。幸运的是，重村成为同一家分行的出纳员。
“笠冈先生当上分行行长后变得比以前更爱喝酒。几乎每晚都在新宿二幸后面的酒馆喝完一家换一家。”
重村在信上如此报告。
对我来说，这可是难得的重要敌情。
第七年终于来临了，想想还真是漫长。“七年”这沉甸甸的重量压在我心头，让我几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只是凭着触觉去感受。唯独我的决心，即使历经这番岁月，仍丝毫不见动摇，我都替自己欣喜。
四月，我向公司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或许不需要两个星期，不过我要把准备时间也算在内。遇到他之后一个小时就能解决，事成之后，我打算马上离开东京，这是我七年前离开东京时便已拟妥的计划。
氰酸钾早已弄到手，其实通过工厂，拿一点这种东西并不困难。我想还是用这玩意儿最理想，既可迅速搞定，成功率又高。
我把那个东西藏在口袋里，心情激动地启程前往东京。
在东京站下车，七年来的变化之大令我愕然，原本没有的高耸建筑物鳞次栉比。还是东京好啊，暌违已久的东京让我怀念不已。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落伍了，滞居乡下的七年的确腐蚀了我，映在街头展示橱窗上的那张脸也未老先衰，我的后半段青春全糟蹋了。但是，朝着笠冈这一目标虚掷青春的这段经历，我丝毫不觉得可惜。
我在东京站把南下列车的时刻表背了下来，虽然才刚抵达，但对脱身的准备不能大意。
傍晚，我住进神田的一家小旅馆。该处不仅靠近新宿，离东京站也很近，是一间不起眼的旅馆。
当晚，我漫步在新宿二丁目后面到歌舞伎町一带，从十点逛到将近十二点。这段时间，最有可能发现正在喝酒的笠冈勇市。实际上，路上的确有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不过，不管在什么人眼中，我都只是人潮中的过客，谁也不认识我，没有人知道我是哪里来的流浪者。七年前任职于某银行东京总行的证券员黑井忠男，如今已不存在了。
那晚，我终究还是没找到笠冈勇市，抵达的第一晚就遇上也未免太侥幸。翌日白天，我几乎没踏出旅馆一步，白天还是提高警惕比较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谁也不知道会不会遇上熟人。
不过这可能是我过于小心，即使遇到昔日熟人，阔别多年后叙旧闲聊，也绝对不会联想到笠冈勇市的横死吧。他和我的关系早已被彻底斩断。七年的光阴，加上一千零五十公里的距离，笠冈身边已经找不到我的身影。所以，白天我没有外出只不过是过度谨慎。
当晚我再度徘徊于新宿街头，但最后还是白走一趟，铩羽而归。我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他有可能生病或出差去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耗完两个星期打道回府好了，反正改天还可以再来。我一点也不失望，和枯等七年的辛苦比起来，这根本算不了什么。
然而，第三天晚上我一出门，就发现前一天都是杞人忧天。十点二十七分，我亲眼目睹笠冈勇市从二幸后面的酒馆走出来。
当我看到他的身影时，心情并未特别激动，也许是太过激动反而显得平静吧。笠冈勇市和我前两天见到的那些人一样，脚步踉跄，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他的头发原本就稀疏，如今头顶中央已秃了一大块。
“笠冈先生，好久不见！”我神色如常地说完，激动之情才突然涌上心头。
而笠同勇市似乎一时之间没认出我，他应该是在判断摆在面前的这张微笑的脸孔是哪个客户吧？不过，就时间来说，他并没有迟疑太久。他的脸上很快地闪过一丝愕然，接着以醉汉所特有的夸张动作，举起双手重重地搭在我的肩上。
“嗨！你是黑井老弟？”
他瞪大了双眼，证明还没醉到忘了惊讶的地步。
“嗨！”
他又说了一次，接着似乎迟疑着不知该继续说什么才好。
“好久不见，看到你健康如昔真是太好了。”
我按捺着比他更激动的心情，面带微笑，试图让他镇静下来。我们站在路中央，路上的人潮避开我们，陆陆续续走过，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笠冈终于挤出这句话，他似乎也有千头万绪的复杂感受，只是勉强压抑着。
“刚到，好久没回来，东京越来越繁荣了啊。”我回答。
这时他总算恢复自我，换上酩酊醉客的嘴脸。
“东京啊，就只有人和车子多，乌烟瘅气的，无聊透顶！”他说。他的外型和气质都比七年前更体面，连说话方式都有了分行行长该有的派头。
“啊，对了，我都忘记道喜了，听说你已荣升为分行行长，真是恭喜你。”我为了讨好他不假思索地说道。
笠冈看着我。
“你听谁说的？”他反问。
我赫然一惊。
“哦，不，只是辗转略有耳闻罢了。真是恭喜你了。”我急忙说。
因为是恭喜的好词，因此笠冈也没再多想，心情变得大好。
“好久不见了，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吧！”他说。
我暗自抚胸庆幸，人果然不该多嘴，看来我还是不够小心。接下来要警戒。
我就是在等笠冈开口邀我去喝一杯，这个机会正是我处心积虑想要的。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一别至今，有多少年了？”笠冈边走边喜滋滋地说。看来，他已对过去毫无感觉了。
“七年了。”
“七年？已经这么久了吗？”他说。
已经这么久了吗？他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更助长了我的敌意。想必他还不了解“七年”的长度与重量吧。为了此人，我辞掉了银行的工作，自我放逐到西边的穷乡僻壤，把人生的前半段都在那里糟蹋了。不过，我马上就会让你明白这一点的，我斜睨着他的阔肩，暗自想着。
“啊，笠冈先生。”我假装临时想到似的说，“咱们喝酒时别再谈什么七年不见的话题好吗？因为，七年前的那段回忆，我至今还无法承受。”
光这样暗示他就该懂了，而且这句话也令他颇有感触。
“没问题！就像普通应酬那样喝酒吧。”
我们走进看到的第一家酒馆，里面很宽敞，客人也很多。这倒是个好条件，越混杂对我越有利。
笠冈似乎是这里的熟客，经过的女服务生看到他都眼带笑意。
“现在的公司有趣吗？”笠冈如此问我。
“不算特别有趣，不过乡下生活至少很悠闲。”
“生活悠闲最好了，像我这样，每天都绷紧着神经，实在受不了。”他略带骄傲地说。然后一边拿起送来的啤酒倒酒，一边催促我快喝。他醉了，我也假装醉了。
这个让我耗费漫长岁月、从本州西端一直紧盯不放的男人，现在居然就坐在我眼前。这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仿佛产生错觉般，感觉很奇妙，不时还会怀疑他是假的。
这时他突然低声唱起歌来，调子非常舒缓，起先我还没听出来。但当他扯高嗓门时，我不由得直盯着他。他唱的是《从上海回来的梨琉》。
啊，这个男人想必也曾听光子唱过很多次这首歌吧，说不定光子还教过他。大概是看到我——光子的哥哥，让他又回想起这首歌了吧。他满脸通红，呼呼呼地吐着气，继续吟唱着调子舒缓的《梨琉》。我忽然悲从中来，会突然悲伤，或许也是因为有点醉了。不知不觉中，我也跟着他的调子哼了起来。
“梨琉，梨琉，你在何处啊，梨琉，我的梨琉有谁知……”唱着唱着，仿佛又听见光于唱的我嫌吵的歌声，泪水不禁滑落脸颊。
“这首歌真好听。”唱完后笠冈摇着头说，“当时这首歌正流行呢，真令人怀念哪，是吧？”
正巧从旁经过的年轻女服务生瞥了一眼正如此感慨的笠冈，接着把视线投向我。虽然只是一瞬间，但她肯定听见笠冈说的话了，最好的证据就是，她也边走边哼起了“梨琉、梨琉”。我的心一沉，宛如正穿越什么隧道般，霎时两眼发黑。
我心想，看来得尽快动手不可了。再看笠冈，他已倚着桌子、闭上双眼打起了瞌睡，他面前的酒杯里还剩下一半液体，四周客人闹哄哄的，没有人往我们这边瞧。
我从口袋里掏出药包打开，看似阿司匹林的白色粉末堆成一座小山。我用指尖把纸对折，拿起笠冈的杯子藏在桌下，把药粉全部倒入。细细的白粉纷纷洒落，在黄色的液体中打着转。我内心十分平静，把杯子放回桌上，急忙加满啤酒。啤酒泛起泡沫，白色添加物已不见踪影。
“笠冈先生。”
我大声喊他，拍拍他的肩膀。
“哦。”他半睁开通红的醉眼。
“我们干一杯吧。来！”
我把自己的杯子也加满高高举起，笠冈发出呜呜的声音，伸手拿起眼前的杯子。只见他举杯就口，略微蹙眉。我虽然屏息但并不担心，再看他，耸动着喉结，咕咚咕咚地大口喝完，然后像是尽完了义务似的，再次把脸埋在桌子上。距离他开始痛苦挣扎应该还有一分钟，我穿上鞋，假装有什么事似的走到门口，一出门就迈开大步迅速离开。距离他咽气还有四五分钟，这么重要的事竟进行得如此简单，简直太无趣了。路上的行人依旧有说有笑地走着，毫不相干、冷漠无情，我又再次恢复东京外来客的身份。
看看时钟，十一点过三分。我记得晚上十一点三十五分有一班开往大阪的列车，就算先回旅馆收拾行李也绝对来得及。一辆空出租车驶近，我招手拦下，打开车门钻上车，大声吩咐：“去神田。”
车子加速，离开了“现场”。这时，笠冈勇市应该已经断气了吧。这就是七年光阴后，了结一切后的感想吗？实在太飘忽了，我内心毫无真实感。要化作实际的重量肯定还需要一些时间吧，我迎着窗口的风，茫然地想着。
阁下
看来已经到该把这个空白部分填上姓名的时候了，但我还是有点下不了决心，我必须写点儿什么。
在回程的夜车上，我反复思索自己可曾犯下什么疏失。经过细密的检视后，依旧找不出错误。基本算是满足，但我总觉得好像留下了什么破绽，那道破绽顽强地抵抗着，令我坐立不安。
左边就是海洋，但现在海上一片漆黑，不见一丝灯光。我看着那片黑暗的光景……啊，对了！我终于想到那道破绽是什么了，那就是喝酒时酒馆女服务生的眼神。当时我就觉得不太舒服，现在那种不祥的预感仍萦绕不去。我甩甩头，告诉自己不用担心，不会有事的，是我自己太神经质了，没什么不安的。我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
我绝对处于安全地带，我已和笠冈勇市的生活圈完全隔绝，不管警局再怎么清查他的人际关系，我的名字都不可能出现在调查范围内。一个七年前就已离职的男人能有什么嫌疑？那些作证的人想必连黑井的黑字都想不起来。这不是盗窃案，当局应该会朝感情纠纷和报复的方向调查吧。不过那件事谁也不知道，我己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消失。虽然在酒馆里被人看到脸，但这一点也不用担心，当时店内很混乱，我这种初次上门的新客也没什么好注意的。就算把我的长相记得一清二楚，可毕竟我只是个来东京的旅客，警方绝对不可能根据女服务生的描述找出我，因为我不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中。
这种安全感是我耗费多年、安排了各种条件所带来的，为此我付出了多少痛苦与忍耐。
之后重村来信告知我笠冈分行长被人用氰酸钾杀害，接着又来信说警方尚未找到凶手。我心想应该就没事了。
没想到，三个星期后的今天，我得知东京警视厅突然派了名调查员过来，向总务课打听我这个人。据说还执拗地追问我请假两个星期的事。总务课的友人如此告诉我时，酒馆女服务生的眼神、不祥的预感，都在我的心里扩大。我在刹那间醒悟了。
当时，笠冈勇市与我一起唱起《从上海回来的梨琉》，接着他感慨万千地说：“当时这首歌正开始流行呢，真令人怀念哪，是吧？”这话传入女服务生的耳中，女服务生瞥向我，同时也哼起《梨琉》。警方过去调查时，她想必说出了这件事。笠冈是那家店的常客，身为女服务生，本来就会不自觉地注意老主顾带来的同伴。
警方一定推测我和被害者是在那首《梨琉》刚流行时，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左右有过交情，于是缩小调查范围。既然已查到这条线索，接下来的进展就很快了。根据女服务生描述的笠冈同伴的长相，比对昭和二十五年任职于某银行的职员，要找出我可以说轻而易举。
缜密的计划及七年的忍耐，就这么被轻而易举地瓦解了。我忍不住放声大笑，是光子喜欢的《梨琉》害我露了马脚。那首歌，果然烦人！
我已经累了，没力气再继续写下去。不过我还想强调，虽然失败了，但我一点也不后悔。调查员应该很快就会来敲我家的门吧，对方的口袋里一定揣着逮捕令。
这封信，究竟该寄给搜查一课的课长？还是该填上律师的名字？抑或作为我的遗书，不用寄给任何人？即便再多犹豫几分钟，我依然难以下定决心。
首次刊载于《文艺春秋》别册五十九号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