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她到警局。乔·德金策划得很漂亮，也多亏贝拉米和安德烈奥蒂的协助。薇拉没在警局里头待太久，因为她有那几栋房子，没有弃保潜逃之虞，于是被判交保释金，她的案子可能也一时也不会解决。
我想案子不会开审。报纸上的篇幅很大，她的美貌和激进的过去都没有被报导。虽然她的律师会尽力阻止，但我跟她交谈所录下来的那些话应该可以成为法庭证据，不过除此之外，没有具体的证据。所以目前看来，她的律师会希望在开审前认个比较轻的罪名，而曼哈顿的地检署检察官也会同意。
我从埃迪的公寓拿走几样东西一大部分是书，还有他的皮夹。有天晚上我把他所有戒酒协会的书带去圣保罗，把小册子放在桌子上那堆免费取阅的书堆里。我把他的《戒酒书》和《十二阶段与十二传统》那两本书送给一个叫雷伊的新会员，之前我根本没正眼看过他。我不知道他是否还会继续参加聚会，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保持戒酒的状态，但我想这些书总不会害他再去喝酒吧。
我留下他母亲的圣经，我自己已经有一本了，是詹姆斯国王版的钦定本，不过我想再加一本天主教的圣经也无所谓。我还是比较喜欢詹姆斯国王版，不过两本我都没看。
我花了超过七十二元的脑力，试图决定要怎么处理圣经里面的四十元和他皮夹里的三十二元。最后我指定自己当他的遗嘱执行人，并雇用我自己去追查，解开他的谋杀之谜，然后遵照他的意思以七十二元酬谢我的服务。我把空皮夹丢在一个垃圾桶里，无疑的，要是有掏垃圾的人眼尖看到，最后一定会很失望。
埃迪的葬礼由十四街圣伯纳德教堂隔壁的塔美父子葬仪社处理，米克·巴卢安排的，钱也由他付。“至少有个神父替他祷告，而且可以葬在一个像样的公墓，有个体面的葬礼，”他说，“不过到场的人可能只有你和我。”然而我在聚会上提到这件事，结果有二十来个人去替他送葬。
巴卢很吃惊，把我拉到一旁。“我还以为只有你和我，”他说，“如果我知道会有这么多人，我会安排葬礼后的餐点，几瓶酒和食物之类的。你想我们可不可以请他们全到葛洛根去喝几杯？”
“这些人不会希望这样的。”我说。
“啊，”他说，然后看看全场。“他们不喝酒。”
“今天不喝。”
“原来他们就是这样认识埃迪的，他们现在全来送他了。”他思索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想他去戒酒也不错。”他说。
“我也觉得。”
埃迪的葬礼过后没多久，我接到一通沃伦·赫尔德特克打来的电话。他们刚为保拉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告别式，我想他打电话给我，是整个哀悼过程的一部分。
“我们宣布她死于船难，”他说，“我们谈论这件事，这好像是面对的最佳方式。我想她的确是死于船难，即使不完全是，也差不多了。”
他说他和他妻子都一致同意付给我的钱还不够，“我已经寄了一张支票给你。”他说。我没有跟他争。我当了够久的纽约警察，已经不会跟任何想给我钱的人争辩。
“另外如果你想买车的话，”他说，“那是再欢迎不过，我会算成本价给你。我很乐意替你这么做。”
“我会不知道该把车停在哪里。”
“我知道，”他说，“换了我住在纽约，就算有人送我车我也不会想要。不过不管有车没车，反正我也不想住在那里。好吧，你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那张支票了。”
三天后我收到了，一千五百元。我想确定自己会不会不安，最后的结论是不会。这是我赚来的，我花了很多力气去做事，也得到满意的结果。我推过那道墙，墙移动了一点点，所以我已经把工作真正做好了，也应该因此得到报酬。
我把支票存进银行，然后提了一些现金出来，付掉一些账单。又把十分之一换成一元，而且确定自己的口袋里常有足够的一元零钱，当我在路上碰到跟我要钱的人，我就照旧随意地给他们一元。
收到支票那天，我在和吉姆·费伯吃晚餐，我告诉他整个故事。我需要找人倾吐一下，而他有风度地倾听一切。“我想出这笔报酬是怎么算的了，”我告诉他，“一千元是给我查出保拉的死因，一千五百元是报答我的谎言。”
“你没办法告诉他真相。”
“嗯，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告诉他。我告诉他‘一个’真相。我告诉他保拉死了，是因为她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我也告诉他杀保拉的人已经死了。葬身大海听起来要比喂猪吃好听多了，但这有什么差别？反正人已经死掉了，而且都同样是被吃掉。”
“我想是吧。”
“被鱼吃掉或被猪吃掉，”我说，“就这一点来讲，又有什么差别？”
他点点头，“你告诉赫尔德特克先生的时候，为什么希望薇拉听到？”
“我希望一开始焦点不在埃迪身上，而是保拉，这样我就可以趁她不备。而且我希望我录音时，她都在场，这样她被警方逮捕时，就不会乱找藉口脱罪了。”我想了想，“或许我只是想骗她吧。”
“为什么？”
“因为在我拿到埃迪的验尸报告，又在她的药物柜里发现水合氯醛之前，曾告诉过她很多我的事情。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疏远她。之后我没再跟她睡过觉。那回我们一起出去，我想我是故意让她喝那么多酒。我希望她失去意识，我希望我们两个不要上床。我不确定是她干的，那时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担心她会是凶手，所以我不想跟她太过亲密，或者有亲密的假象。”
“你在乎她。”
“当时有一点。”
“现在你有什么感觉。”
“不太妙。”
他点点头，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我们在一家中国餐馆，他们已经给茶壶添了两次茶了。“喔，趁我还没忘记，”他说，伸手去掏他那件陆军夹克的口袋，拿出一个小小的硬纸板盒子。“这或许无法鼓舞你，”他说，“不过有点用处。这礼物送给你，来，打开看看。”
盒子里头是业务名片，很漂亮，是凸板印刷。上头印着我的名字，马修·斯卡德，还有电话号码。没别的了。
“谢谢，”我说，“很漂亮。”
“我心想，老天，你应该有盒名片。你有个哥儿们在开印刷店，你应该有名片才对。”
我再度谢谢他，然后笑了起来，他问我有什么好笑的。“如果早先我有这些名片的话，”我说，“我就永远不会知道谁杀了保拉。”
一切就是这样。大都会队继续挺进赢得分区锦标赛，下个星期季后赛，他们将碰上道奇队。扬基队还是有胜算的，但看起来，美国联盟应该是波士顿红袜队和奥克兰运动家队出线。
大都会队确定赢得分区锦标赛那天晚上，我接到米克·巴卢打来的电话。“我想到你，”他说，“这阵子你找天来葛洛根吧，我们可以坐在那里一整夜，讲讲谎言和伤心的故事。”
“听起来不错。”
“到了早上，我们还可以赶去参加屠夫弥撒。”
“我会找一天去。”我说。
“我坯在想，”他接着说，“来跟埃迪告别的那些人。你也参加那些聚会，是吧？”
“是。”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几天我可能会找你带我去。只是好奇，你知道，只是想去看看怎么回事。”
“随时欢迎，米克。”
“啊，不急，”他说，“没什么好急的，对吧？不过这几天我会找一天的。”
“随时告诉我一声。”
“啊，”他说，“等着瞧吧。”
季后赛我大概会去谢伊球场看一两场球。他们解决道奇队应该不难。例行赛两队曾交手十二场，大都会队赢了其中十一场，所以他们应该可以轻松过关。
然而，你永远说不准。在短短的系列战中，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发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