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警察名叫安德烈奥蒂。他的搭档是个不太黑的黑人巡警，待在楼下问薇拉话。安德烈奥蒂身材壮得像只熊，一头蓬松的黑发，两道浓密的眉毛。他跟着我到三楼去埃迪的公寓。他说：“你自己也当过警察，所以想必你都按着程序来。你没有碰过任何东西、或改变过任何东西的位置吧？”
“没有。”
“他是你的朋友，可一直没露面。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约好了吗？”
“我以为昨天会碰到他。”
“是啊。呃，他当然是没办法去了。法医会确定死亡时间，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他死亡已经超过二十四小时了。我才不管那些小册子上有什么规定，我要开窗子。你去把厨房的窗子也打开吧？”
我照办了，也顺便打开客厅的窗子。我回来后，他说：“他没出现，然后呢？你打电话给他？”
“他没有电话。”
“那这是什么？”那是床边一个权充床头柜的柳橙木箱，上头有个黑色的转盘拨号型电话机。我说电话是不通的。
“真的？”他拿起话筒凑到耳朵上然后又放回去。“原来如此，是没接上线还是别的原因？不，这电话应该没坏才对。”
“被停机好一阵子了。”
“他搞什么鬼，把电话机当艺术品收藏？狗屎，我不应该碰的，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现场。我们马上要把这个地方封锁，现在看起来情况很明显，你不觉得吗？”
“看起来是这样。”
“我以前见过几次。高中、大学那种年纪的孩子们。我第一次看到时，心想，狗屎，这样根本不可能自杀成功，因为我们碰上的那个孩子，是在他自己的衣柜里被发现的。你能想象吗？他就坐在一个倒着放的牛奶箱上头，那种塑料牛奶箱，脖子上套着打了结的床单，然后缠在衣柜横杆上。你想用这种方法吊死自己的话，其实不可能。因为只要站起来，就会把加在绳子上或床单上的重量移转掉。就算身体的重量真的能把绳子拉紧从而迅速把自己绞死，也会先把整根杆子拉垮。
“所以我打算排除自杀的可能，猜想是有人把那个小鬼勒死想布置成自杀，但破绽百出。我当时的搭档给了我一些提示。他指出的第一点是那个小鬼是光着身子的，他告诉我，那是‘自慰性窒息’。
“我以前没听过这个词儿，那是一种手淫的新招数。把自己弄得半窒息呼吸困难，借此刺激快感。可是要是一个不对，就会像这个可怜小王蛋一样，成了一块死肉。你的家人发现你的时候，你就是这副德行，双眼凸出，手里握着你的小鸡鸡。”
他摇摇头。“他是你的朋友，”他说，“可是我敢说你没见过他这副惨相。”
“是没见过。”
“不会有人知道的。那些高中的孩子们常常互相学来学去，要是成年人，去他的吧。你能想象一个成年人告诉别人，‘嘿，我发现一个很棒的自慰奇招’吗？所以你发现了就会大吃一惊，以为他不过是心脏病突发之类的，是吧？”
“我只不过是合理地担心有些事情不对劲。”
“管理员用她的备用钥匙开了门，门是锁着的？”
“上了两道锁，弹簧锁和闩锁。”
“所有窗子也都关着的？你要问我的话，我是觉得看起来相当明显了。他有什么可以通知的家人吗？”
“他的父母亲都死了，就算有其他家人，他也没提过。”
“寂寞的人死得寂寞，真够伤心的了。看看他多瘦，可怜的小王八蛋。”
到了起居室，他说，“你愿意正式认尸吗？既然联络不到他的亲人，我们必须找个人指认他。”
“他是埃迪·邓菲。”
“好，”他说，“这样就够了。”
薇拉·罗西特住1B，在公寓后方，设计就跟埃迪一样，但因为是在整栋楼的东侧，所以每样东西的配置都是相反的。不过因为重新装潢过了，所以她的厨房里没有浴缸，可是靠卧室旁边的小浴室里，有个两尺平方大的淋浴棚。
她坐在厨房里一张锡桌面的餐桌上，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说我想喝杯咖啡。
“我只有速溶的，”她说，“而且是无咖啡因的。你真的不要改喝啤酒吗？”
“无咖啡因速溶咖啡就好。”
“我想我需要一点东西来让自己振作一点，看看我抖得多厉害。”她伸出一只手，掌心向下，就算真抖了也看不出来。她从水槽上方的碗碟橱拿出一瓶二百毫升小瓶装的提区尔牌苏格兰威士忌，往一个塑料的透明果冻杯里倒了大约两盎司，她把杯子和酒瓶摆在面前餐桌上，坐下来，拿起杯子，眼睛盯着，一口喝掉一半，接着就咳了起来。她全身战栗着，然后重重叹了口气。
“这样好多了。”她说。
我相信。
烧水的壶发出笛音，她过去帮我冲那杯根本不算咖啡的咖啡。我搅了搅，把汤匙留在杯子里，据说这样咖啡会冷得比较快，其实我很怀疑这种说法。
她说：“我连奶精都没有。”
“我喝黑咖啡。”
“不过倒是有糖。”
“我不加糖。”
“因为你不想破坏速溶无咖啡因咖啡的真正香味。”
“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吧。”
她把剩下的威士忌喝光，然后说：“你一闻到那味道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你知道会发现尸体。”
“那种味道你不会忘掉的。”
“我也不指望自己能忘掉。我猜你当警察的时候，一定常常走进这种公寓。”
“如果你指的是里头有尸体的公寓，那没错，恐怕我是见多了。”
“我想你已经习惯了。”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习惯，通常你会慢慢学着去掩饰自己的感情，不让别人也不让自己发现。”
“有意思。那你又是怎么应付这种事情呢？”
“唔，喝酒很有用。”
“你确定你不想——”
“是，我很确定。除了刻意不让自己有任何感觉之外，你还能怎样呢？有些警察对这种事很生气，或者会对死亡表现得很轻蔑。他们搬运尸体下楼时，几乎是拖着走，尸体就在一级一级阶梯上撞来撞去。要是你是尸袋里头那家伙的朋友，你当然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可是对那些警察或殡仪馆的人来说。那是把尸体非人性化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就像是处理垃圾一样，那么你就不会太苦恼，或者也不会想到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天哪。”她说着又在杯子里倒了点威士忌，脸上带着痴痴的笑容。她盖上瓶盖，拿起酒杯。
“你当过几年警察，马修？”
“好几年。”
“你现在的职业呢？要退休也太年轻了。”
“算是私人侦探吧。”
“算是？”
“我没有行业执照，没有办公室，没在商用电话簿上头登记。到目前为止，生意也接得不多，不过时不时会有人要我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
“你也都能处理。”
“只要我办得到。现在我在替一个印第安纳州的人工作，他女儿来纽约当演员，曾住在离这儿几个街区的一栋套房公寓，两个月前失踪了。”
“她怎么了？”
“这就是我应该去查出来的。我现在所得到的资料，不会比刚接这桩案子的时候多。”
“这就是你想见埃迪·邓菲的原因？他跟她交往过吗？”
“不，他们两个人没关系。”
“唔，告诉你我的理论，这个念头刚刚才闪过我的脑子。他可能曾找她去拍那些杂志的照片，然后你听说她演过那种以暴力死亡高潮为收场的色情片，想来这儿査出点什么。会不会是这样？”
“暴力死亡高潮为收场的色情片？或许吧，我听说过这玩意儿。我唯一看过的那一次，很明盒是在演戏，假得很。”
“你看过真正的这类片子吗？有人找你去看过吗？”
“我没有理由老看。”
“好奇不就构成一个理由吗？”
“我不认为。我想我对这种影片没那么大的好奇心。”
“我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想，或许看了会希望自己没看过，也或许没看却希望自己看过。她叫什么名字？”
“那个失踪的女孩？保拉·赫尔德特克。”
“她和埃迪·邓菲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吗？”我说没有。“那你为什么想见他？”
“我们是朋友。”
“老朋友？”
“最近才认识的。”
“你们两个都做些什么，一起去逛街买杂志？抱歉，这样说对死者太不敬了。可怜的家伙死了。他是你的朋友，而他死掉了。可是你们两个不像真的是朋友。”
“警察和罪犯往往也会有很多共同点。”
“他是罪犯？”
“曾经是。他混过一小段时间。在大街上成长的人总难免要经过这一关。当然以前这一带比现在险恶多了。”
“现在变得绅士化、雅痞化了。”
“不过还是保留了过去的痕迹。还是有一些狠角色住在这附近。我最后一次见到埃迪，他告诉我他曾目击一桩杀人案。”
她皱起眉头，面露忧色，“哦？”
“有个家伙曾在一个地下室的火炉房，用棒球棍把另外一个家伙活生生打死。几年前发生的。不过用球棒打死人的那家伙到现在还照样混得很好，就在几条街外开了家酒吧。”
她喝着威士忌。她喝起酒来像个酒鬼，没错。而且我想这不是她今天第一次喝酒。早先我就从她呼吸的气息中闻到一股酒味，可能是啤酒。不过这并不代表她喝了很多。一旦你戒了酒，很自然就会对别人身上的酒味变得格外敏感。或许她只是中餐时喝了瓶啤酒，这在现代人来说是稀松平常的。
不过，她喝纯净的威士忌的样子看着像个老手。难怪我会喜欢她。
“再来杯咖啡吧，马修？”
“不，谢了。”
“你确定？不麻烦的，水还是热的。”
“现在还不想喝。”
“咖啡很糟吧？”
“没那么难以下咽。”
“你不必担心我会因此难过。我的自尊可不是放在这些咖啡上头，这些从罐里舀出的来咖啡一点也不会伤到我的自尊。有一阵子我都买豆子自己回来磨，你要是那个时候认识我就好了。”
“天注定我现在才认识你。”
她打了个呵欠，双手伸展高举过头，像猫咪伸懒腰。随着伸展动作，她的胸部往外挺，绷紧了法兰绒衬衫。过了几秒钟，她放下手臂，衬衫又回复松垮垮的了，不过我依然盯着她的身体。她告退去洗手间的时候，我看着她离桌走开。她的牛仔裤紧紧包着臀部，两块鼓出来的地方磨得几乎成了白色，我一路盯着她走进浴室。
然后我看着她的空杯子，还有旁边的酒瓶。
她从浴室出来的时候说：“还是闻得到。”
“味道不在你的房间里，而是在你的肺里。要摆脱那个气味还得一阵子。不过那儿的窗子都打开了，而且公寓里也很通风。”
“无所谓。反正房东也不会出租那个房间。”
“拿来当仓库？”
“我想是吧。等会儿我要打电话给他，跟他说他失去了一个房客。”她一只手抓住瓶子底部，另一只手旋开瓶盖。她戴着一个塑料表带的数字手表，手指没有戒指，也没有擦指甲油。她把指甲剪短了，其中一个拇指靠近指甲根的地方有块白点。
她说：“他们把尸体搬走多久了？半个小时吗？现在随时会有人来按我门铃，问我有没有空房间可以出租。这个城市的人都像秃鹰。”她在杯子里倒了一点威士忌，又傻笑起来，“我就说已经租出去了。”
“外头还有很多人睡在地铁车站里。”
“还有公园板凳，不过现在太冷了。我知道，到处都看得到那些人，曼哈顿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世界国家了。可是街上流浪的人却无法租到公寓，他们付不起每个月一千元的房租。”
“还有些租到房子的人付得更多。有些公益旅社的单人房一个晚上就要五十块钱。”
“我知道，而且又脏又危险，我指的是那些公益旅社，不是去住的人。”她喝了一口酒，“或许去住的人也一样吧，看起来是这样的。”
“或许吧。”
“又脏又危险的人，”她荒腔走板地唱着，“住在又脏又危险的房间里。这是八〇年代的城市民谣。”她两手伸到脑后弄着头发的橡皮筋，胸部再度挺出来绷着衬衫，也再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拆掉橡皮筋，用手指梳弄着头发，晃晃头，头发披散在肩膀上，围住她的脸，使得脸部轮廓的线条变得柔和起来。她的头发是深浅层次不同的金色，从极浅的淡金到深棕。
她说：“整件事情太疯狂了，整个系统都烂掉了。我们总是这么说，而看起来好像我们一直没错——就算解决的方式错了，至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对的。”
“我们？”
“该死，我们总共两打人哪，耶稣基督。”
没想到，她有一段往事。二十年前她在芝加哥念大学，参加过民主党大会的示威活动。当时芝加哥市长戴利派警察镇压暴动，她的牙齿被警棍打掉两颗。她原本就已经是激进学生，这次的意外促使她加入“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一个旁支“进步共产党”。
“出于无意的巧合，”她说，“最后我们的缩写落得跟‘天使之尘’一样。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灰尘毕竟积不了多少重量，不过我们也一样，全部成员从未超过三十个人。我们要展开一场革命，要把这个国家扭转过来。生产工具国有化，我们要消灭所有年龄、性别、人种的阶级界线所造成的差别待遇——我们三十个人将要领导全国走向天堂，我觉得我们也真的相信这一点。”
她为这个运动奉献了多年的青春。她会搬到某个城镇，去当女招待或女工，遵从组织的一切命令。“命令不见得合理，不过无条件遵从组织纪律是我们认可的一部分。你不必去管那些指令合不合理。有时候我们会有两个人接到命令搬到阿拉巴马州迪普许镇，假扮夫妻租个房子住下来。所以两天后我就跟一个几乎不认得的人住在一个拖车屋里，跟他睡在一起，为了谁洗盘子而吵架。我会说如果他希望我去做所有家务，那么他就是落入了老套性别歧视角色的陷阱；而他会提醒我，我们应该融入环境，而你在这个低阶层白人拖车停车场里，能找到几个有这么先进的观念的丈夫呢？然后两个月过去，我们才刚刚步入轨道，上头又要他去印第安纳州加里城，而我则被派到俄克拉荷马市。”
有时候她会奉令去跟工人谈话，召募新成员。她还曾从事过几次深入的工厂破坏行动。她常常搬到一个地方，静候进一步指示，却没有任何指示下来，最后她又奉命再搬到另一个地方，再等。
“我说不出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她说，“或许我该说，我不大记得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了。组织成了你全部的生活，你被隔绝在一切之外，因为你生活在一个谎言中，所以你无法在组织之外建立深入的人际关系。朋友、邻居和工人都只是你眼前伪装成全世界的布景、道具和舞台服装而已。此外，他们只不过是那个历史的伟大追逐游戏的小卒子，他们不知道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麻醉剂——你必须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五年前她开始真正地醒悟过来，可是想把她生命中这么大一块一笔勾销，还得花上好一段时间。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你在上头押了那么多赌注，当然不会愿意罢手。最后她爱上了一个和运动完全无关的人，便不顾党内纪律嫁给了他。
他们搬到新墨西哥州，不久后婚姻破裂。“我明白这桩婚姻只不过是脱离共产党的一个方式，”她说，“如果这是代价，那我已经付出了。所谓天下没有绝对的坏事。我离了婚，搬到这里，成为一个公寓管理员，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住进公寓的方法。你呢？”
“我怎样？”
“你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已经问过自己这个该死的问题有好几年了。
“我当过警察，当了很久。”我说。
“多久？”
“将近十五年。我有老婆有孩子，以前住在长岛市的赛奥西特区。”
“我知道那个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醒悟，反正无论如何，原来的生活不再适合我。我辞掉警察的工作，从家里搬出来，在五十七街租了一个房间，我现在还住在那儿。”
“套房公寓？”
“比那个好一点点，西北旅社。”
“你不是很有钱，就是符合房租管制的保护资格。”
“我没有什么钱。”
“你一个人住？”
我点点头。
“还没离婚？”
“几年前就离了。”
她靠近我，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气息有浓浓的苏格兰威士忌味儿。我不确定自己喜欢以这种方式闻到酒味，不过比起埃迪公寓里的味道要容易接受多了。
她说：“那，你觉得呢？”
“觉得什么？”
“我们一起看到死亡。我们互诉彼此生命中的故事，我们没办法一起喝醉，因为两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喝酒。你一个人住，有跟谁交往吗？”
刹那间我忆起简位于利斯本纳德街的房子，坐在她沙发上的那种感觉，伴着韦瓦尔第的室内乐和煮咖啡的香气。
“没有，”我说，“没有跟谁交往。”
她的手按住我的，“那么，你看怎么样，马修，你想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