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
三月二十八日（大泽芳男）
结束为期三个月的住院生活，我回到了东十条的家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虽说已是春天，空气却依然带着几分寒意，樱花也毫无开放的迹象。
从东十条的商店街拐进狭窄的巷弄，一看到那幢熟悉的木造二层小楼时，两小时前走出医院大门时的兴奋心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正要伸手去推临巷的玻璃门，我迟疑起来。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进去合适吗？万一迎头碰到伯母，该跟她说什么好？不，应该说，我会被她怎样地冷嘲热讽？种种念头在心里纠结，我缩回手，插在口袋里。
我抽出一支七星牌香烟衔在嘴里，随即想起在医院的六人病房里熬过的那些日子，与之相比，毕竟还是这个家要好得多。我扔掉香烟，迅速伸脚将它碾灭。除了这里，我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我自嘲地笑了笑，再次伸手去推玻璃门。
门没上锁。我迈进玄关，心里暗自嘀咕，老人家一个人住竟然不锁门，这也太不安全了。冰冷的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线香的味道，周围一片寂静，悄无声息，但我感觉得到，伯母就在窄廊尽头那个六叠大的房间里。现在是下午两点，这个时候她应该正在午睡。要是把她吵醒，她一定会老大地不高兴，于是我脱了鞋子，准备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
楼梯就在玄关旁边，黑黝黝的，中间部分已经磨损了，刚一踩上去，脚下就嘎吱嘎吱地乱响。
惨了，我不禁咂舌。
这栋楼房是战前盖的，如今早已破旧不堪，到处都有毛病。还没走出三步，不知哪里发出一声怪响，声音大得就算是耳背的伯母也肯定能马上察觉。
“谁啊？”
果不其然，从里间传来伯母粗哑的声音。真是倒霉。我只得打消上二楼的念头，就像被伯母的声音拖拽着一般，乖乖走向窄廊尽头的房间。我觉得自己简直跟傀儡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一到伯母跟前，整个人就矮了半截？从少年时代起，伯母和我就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六七岁，这种情形依然丝毫没有改变。我长年累月地生活在伯母的高压统治之下，屈指算来，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是我，芳男。”
说着，我拉开伯母屋子的纸拉门。“我回来了。”
“既然要回来，怎么不先捎个信儿？”
伯母坐在暖桌边，用责难的口气问我。暧桌的被子旁摆着一个枕头，看来伯母刚才一直躺在暖桌底下睡觉。
伯母今年七十九岁，体力已经逐渐衰弱，爱唠叨的毛病却没有半点儿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嘴巴愈发刻薄。常有人说，人上了年纪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依我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伯母满脸皱纹，戴一副圆框老花眼镜，锐利的眼神活像中世纪女巫。我老是想，如果她遭受中世纪的女巫审判，八成当场就会被宣判死刑。
“我原想打个电话来着，不过怕打扰了您的午休……”
“你是在讽刺我吗？”
伯母眼中寒光一闪。她动不动就这样。
“我没有那个意思。”
“提前写封信来不就行了。你还是跟以前一个德行，死脑筋。”
伯母很讨厌电话，就算听到电话铃响也绝不会去接。我心知一触到这个忌讳她就会怫然不悦，只得老老实实地赔罪。
“我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一周出院，所以没来得及写信，对不起。”
“是吗？”
指望伯母说句“提前出院就好”之类的贴心话，根本就是做梦。
这间六叠大的屋子里没有开灯，临着院子的拉门又关得紧紧的，即使现在是大白天，光线也不太好。伯母一向怕冷，从不打开门窗通风换气，屋子里飘着一股老年人特有的腐臭气息，让我有点儿作呕。暖桌的被子旁蜷伏着一只名叫小黑的黑猫，它昂起头瞪着我，仿佛我形迹可疑似的。这只猫总摆着这么一副冷淡嘴脸，都说宠物随主人，简直再对不过了。
“这么说，你的病全治好了？”
所谓“病”，是伯母特有的挖苦说法。
“已经没事了，让您为我操心了。”
“你可真像你母亲，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这跟我母亲没关系。”
我的口气不自觉地强硬起来。话一出口，我就暗叫不妙。
“哦？”
伯母隔着暖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说：“一提到你母亲，你立刻就急了呢。”
我无话可说。我总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落入伯母的圈套。
不经意间，我望向了伯母头顶上方的佛龛。立式镜框中，过世的伯父正带着柔和的表情冲我微笑。
唉，如果伯父还在世就好了。
我被这个家庭收养，是在中学一年级的秋天。那年春天，我父亲因为交通事故不幸身亡，悲伤的母亲日夜沉湎于酒精不能自拔，最后沦为彻头彻尾的酒精中毒症患者。我听伯母说，邻居见母亲天天打骂我，实在看不过眼，便和伯父联系，由他来把我接回家里抚养。至于母亲，从此就再没见过面，只听人说，几年后她因感冒久治不愈，没多久就死了。后事是伯父帮她操办的，我连葬礼都没能参加。
伯父是父亲唯一的兄弟，比父亲大十多岁。他收养我之后，对我视如己出，尽心呵护。他和伯母没有子女，我就是他最亲的人了，因此他对我很是疼爱，一直供我读到大学。伯父的恩情，我无论怎样也感激不尽。
可与伯父正相反，伯母不仅性格乖僻，毫无幽默感，还对我的品行、交友、学业乃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横加干涉。伯父是保险公司的调查员，出差频繁，经常不在家，我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伯母的巨大影响。
在人格形成的最重要时期，我却一直身处伯母的严厉监督之下，日子过得很郁闷。我性格天生就有消极内向的倾向，再加上这种环境，自然而然地就愈发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现在我已经三十七岁了，却依然无法轻松自如地和异性交谈，这全都是伯母造成的。我至今还是单身，但这绝非因为我讨厌女人或者性无能。
大学即将毕业时，伯父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年仅六十八岁。当时我正一心憧憬着毕业后悠闲自在的生活，却偏偏发生了这种事。自那之后的十五年，我一直和伯母这样奇妙地相依为命着。虽然她和我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还是没办法抛下她离家而去。
离开她其实很容易。那么，是因为我笃于亲情、不忍割合吗？非也。是因为伯母拥有房产和土地。虽然是在东京的偏僻地段，但最近地价高涨，不动产的价格已经飙升到以亿为单位，而我又是伯母唯一的亲人。倘若我冷落了她，她铁定不会把财产留给我，十有八九会悉数捐给某个地方的慈善机构。她就是这么薄情的人。
“你有义务照顾我。好好想想，你是托谁的福才能念到大学的？”
伯母总把这句话挂在嘴上，我早就听得够够的了，但想到总有熬出头的一天，也就一直忍耐着。
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的交友范围十分狭窄，几乎没有什么知心好友。但我丝毫也不在意，与人交往只会令我心烦，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多么愉悦自在啊，还能有效地利用时间。
二楼伯父的书房里有很多藏书，我看得十分投入。伯父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可以说是百无一用，但他很有品位，尤其喜爱文学，曾向多家杂志投稿小说、汉诗和俳句，不过从没听说被采用过。尽管如此，伯父照样整天笑眯眯的，显得很满足。
伯父的藏书里有不少推理小说，我很喜欢看。我看书时伯母倒是从不唠叨，因为她只上过小学，没什么文化，只要是书，不管什么内容她都会另眼相看。我猜伯父也是为了逃避伯母的碎碎念，才会躲到书本的世界里。我敢打包票，一定是这样。
至于我，大学读的英文系，毕业后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而是靠翻译养活自己。这其中固然有我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原因，但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逃避伯母。我窝在二楼做棘手的翻译工作时，伯母是不会来多嘴多舌的。
“手上积压了不少工作，我先去忙了。”
向伯母说完这句话，我便走上久违的二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伯父过世后，我获准将他的书房当做工作间使用。自从五年前伯母患了风湿，腿脚就变得很不灵便，去附近的商店街购物还能对付，上下楼梯就不行了。因此只要我待在二楼，就可以不受伯母的干涉。
房间门扉紧闭，里面又黑又冷，潮乎乎的，但当我打开电灯，眺望书架时，心情就马上沉静了下来。我不禁感叹，纵使目击过骇人的惨案，这个家依然是我唯一的安居之地。
要不要把房里的窗子打开，这让我颇为踌躇。我心里明白，一旦推开，就会看到二〇一号室，我害怕那时的噩梦重现。但如果克服不了这种恐惧，就得再去医院治疗，而是否能彻底治好也无从判断。
我闭上眼睛，推开窗户，再缓缓睁开眼。什么也没有发生。对面的二〇一号室窗子紧闭，一如我住院之前看到的景象，但此刻再见，我并没有觉得恐怖，甚至没有任何不安的感觉。
看来病是治好了，眼前的一切也就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再次看到二〇一号室，我也没有产生幻觉或幻听，那些如地狱般的日子已经永远离我而去了。
半年前的那个早晨，我发现了二〇一号室的尸体。那个女人颈上勒着肉色的长筒袜，翻着白眼，仿佛有一腔怨恨似的看着我。
身为第一发现者，照理说我应该马上报警，但我却没有那样做，因为那会暴露我的偷窥癖。我可能会因为这项小罪遭到警方的调查，但最可怕的莫过于这个见不得人的爱好被伯母知道。“恬不知耻的家伙，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种事！”——我简直都能想象出伯母怎样的劈头痛骂。
我沾染上偷窥的习惯，是从高中一年级开始的。那年夏天，我和伯父一起去后乐园球场观看巨人队与阪神队的比赛，伯父给我买了一个八倍双筒望远镜。最初我只是拿它来遥观星星和鸟儿，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用它偷窥别人的生活。
在二楼偷窥的话，我担心会被伯父发现，所以总是等到天黑后偷偷上到阁楼。在漆黑一片的屋子里，我把双筒望远镜贴到眼前，透过格子窗窥看外面的世界。因为角度的关系，刚好能清楚看到对面公寓二楼的房间，里面全家团聚、夫妇拌嘴、乃至慵懒做爱的光景都能尽收眼底。而伯母即便在身子硬朗的时候，除了除夕大扫除，平时也难得上来阁楼一趟，我尽可安心享受这份乐趣。
时光飞逝，几年前对面的公寓重新翻建，名字从“日出庄”改成现在的“日升雅苑”，住户也变得年轻化，不是新婚夫妇就是OL和学生，偷窥起来愈发刺激。翻译疲乏时，用偷窥来调剂一下心情，真是最合适不过了。从外面看不出阁楼的存在，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有人在偷窥。
对我来说，阁楼是一个秘密的隐居之地，只要待在那里，就能沉浸在安逸的世界中。
然而那天早晨，阁楼却变成了噩梦般的源头。我想这是上天对我的严厉惩罚，我享受了二十年偷窥的乐趣，如今终于要全盘大清算了。自那天起，无论是睡是醒，颈勒长筒袜的女人总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女人的尸体当天就被亲属发现，随即报了警。警察在附近展开了一连几天的搜查，当然也来过我家了解情况，但伯母说自己什么也没发觉，我也回答说当时正在埋头工作，没看到可疑的人影。后来警方锁定了女人公司的同事，但因为对方有不在场证明，警方手头的证据也不充分，最终未能逮捕凶手。
案子变成了无头案。此后二〇一号室重新刷了墙，面貌焕然一新，然而有关命案的记忆却无法就此抹去，那里迟迟没有人人住。由于这间房里有人遇害，凶手还逍遥法外的消息不胫而走，因此谁都没有勇气住进来，即使降低了租金也毫无效果。
房间无人居住，窗子总是关着，也没有灯光，黑洞洞的屋子静寂得可怕。我关上二楼的窗户，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可是却办不到。看着稿纸，眼前却不时浮现出女人那了无生气的脸，工作上半分进展都没有。之前米尔德里德·戴维斯的《楼上的房间》已翻到尾声，我强打精神把剩下的翻完，交给出版社，然后就再也没碰其他工作了。
每当我想睡觉的时候，那个女人的影子就会浮上心头，弄得我怎么也睡不着。自然而然地，我染上了借酒助眠的恶习，而且酒量越来越大。我原本就是不能沾酒的体质，对酒的接受力很弱，等我惊觉时，早已深陷在酒精中毒的泥沼里了。
去年十二月前后，我终日酒不离手，过的真是地狱般的日子。就算靠酒精的帮助睡着了，也必定会梦见那个女人。我看到凶手背对着我用长筒袜勒住她的脖颈，看到她满脸痛苦地向我呼救，仿佛是在责怪我，她死不瞑目都是我的错。
出事那天，我也是没命地喝酒，好不容易进入了梦乡，那个女人却又出现在我的梦里，瞪大眼睛伸出手向我求救。我感觉勒死她的凶手正在窥探我的动静，抬头一看，那竟是我自己的脸。我的脸扭曲变形，看起来有说不出的狰狞。
“呜哇！”
我在梦中大叫，而现实世界里似乎也有人在大叫。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芳男、芳男”的叫声，让我恢复了意识。我顶着昏沉沉的脑袋凝神细听，叫声又一次响起：“芳男！”那是伯母的声音。我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走到楼下。当时是凌晨一点多，伯母穿着睡衣，靠在里间的纸拉门上，像幽灵般站在那里。借着小电灯泡的光，我模模糊糊地辨认出了她的身影。小黑趴在伯母脚边，咕噜咕噜地哼哼着，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怎么了？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伯母个子矮小，身高还不到一米五，但那时看起来却出奇地高大，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已经醉得云里雾里了。
“刚才做了个有点儿可怕的梦。不好意思，把您吵醒了。”
我装出滴酒未沾的清醒模样，但却瞒不过伯母的眼睛。
“你身上有酒味啊。你背着我在喝酒？”
“只是一点儿睡前酒……”
刚说到这里，我的脚一下子没了力气，很丢脸地当场跌坐在地。
“怎么回事儿，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不像样？”
这是我失去意识前，听到伯母说的最后一句话。
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四周都是白墙，墙上绽着裂痕，感觉凄凉得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窗子是不能开合的框格窗，镶着厚实的磨砂玻璃，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倒是窗框上部有一小片玻璃是透明的，抬头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
一开始我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在闻到淡淡的药味后，我便猜到应该是医院。就在这时，一位中年护士像算好了时间似的走了进来。
“你醒了？”
“这里是……”
才说了这一句，我的头就痛得几乎要裂开，忍不住从喉咙深处发出呻吟。这是重度宿醉的症状。除此之外，我还隐隐感到有些恶心。
“来，我帮你打点滴吧。”
护士抓住我的右腕，不由分说地将粗大的注射针扎了进去。疼痛让我的脑子瞬间清醒，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好像倒在了伯母面前……
护士告诉我，我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整个人瘫软如泥。在我倒下的隔天早晨，束手无策的伯母叫来了救护车。我以为是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实际上已经过去两天了。我是确确实实的酒精中毒了。当晚，我被好几家医院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最后总算被板桥区的这家精神专科医院收治，住进这里的戒酒中心。
万幸的是，虽然看似很厉害，但其实我的症状还算是轻的。住院三天后，我就被转到了六人间病房，这里住的都是症状相对轻微的患者。我的脑子依旧嗡嗡作响，像是有个火警报警器在敲个不停，双手也止不住地颤抖。体内的酒精消解后，我就开始馋酒，医院里当然一滴酒也没有。在医院唯一允许做的事就是吸烟，因此我只能昏昏然地待在休息室里狠命地抽烟。
之后的一周，死去的女人仍不时出现在我的梦中，睡着睡着就会做噩梦。但随着体内酒精的逐渐消除，看到幻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
住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打点滴，午后在院内略作散步，然后接受医生的诊查。我被迫过着这种无趣又没酒喝的日子，身处的环境也和之前的截然不同，不过或许这样反而对精神颇有裨益吧。大约两周后，我对那个女人的恐惧感消失了，此前一直折磨着我的幻觉和幻听也销声匿迹，宛如从未发生过。
一天，我向主治医生表达出院的意愿，原因是我怕住院太久会耽误手头的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老人。”
对医生说的则是冠冕堂皇的理由。
“如果你是挂念你伯母的话，不必担心。我们已经把你的病情详细告知她了。”
“可是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啊。”
医生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他露出温和的笑容，说现在还不能准许我出院。
“你需要住院三个月，这是常规。”
医生说得斩钉截铁，不容辩驳。
“如果现在回家，你有信心不再喝酒吗？”
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感到气馁。我不知道当我回到家，从工作间看到二〇一号室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难保过去的那些幻觉和幻听，不会再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当然不可能告诉医生发现尸体的经过，明知道那就是病根所在，却死也不能说出口。
“你经常做噩梦吧？是有什么烦恼吗？”
不愧是医生，眼睛雪亮，一眼就看出我有心事。
“方便的话，不妨和我谈谈。酒精依赖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如果不能在精神层面完全治愈，将来还会复发。既然来我们这里治疗，希望你能充分信任我们……”
“我很记挂工作。”我说道。
“忘掉工作吧。就算暂时不工作，生活也不会成问题，对不对？请你尽量保持愉快的心情。”
最后我被医生说服，决定继续住院。万一匆忙出院导致病情反复，那就亏大了。我索性想开，干脆把这次住院当成一个漫长的假期。
改变心态后，我便开始悠闲地观察其他患者了。我住在一号病房，同房的病友症状都比较轻微，如果说大家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是天生海量。我们都是为了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安，才喝起并不怎么喜欢的酒，不知不觉深陷酒精中毒的泥沼，到后来离开酒就简直活不下去。令我震惊的是，患者中甚至还有教师、僧侣和工会职员。
病患是按症状轻重分到不同病房的，重症患者所在的病房情形就要悲惨得多。被父母子女抛弃、靠政府救济度日的男人；和老公离了婚每晚哭叫的女人；受酒精毒害，小脑不正常的男人；形同废人的年轻小伙儿……其中还有几个人不思悔改，利用自由活动的时间偷偷把罐装酒带进病房。医院方面对违禁喝酒者的态度很严厉，一旦发现就会将其关进被称为独居房的单人间。犯这种事儿的大多是出院后又喝酒，然后再度入院的患者。他们走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终于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要是落到那个地步就完蛋啦。”同病房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叹着气说。他在信州经营一家欧式度假旅馆，提供的法国菜要搭配葡萄酒，多年来他不断尝试葡萄酒的口味，结果患上了酒精依赖症。别看他现在看起来很有精神，当初入院时可是喝得酩酊大醉，被家人强行送来医院的。日常生活中潜藏着许多可怕的陷阱，专门张大了嘴巴等待猎物，稍有不慎就会被它们诱骗得酒精中毒。听他的口气，应该是说如果二进宫的话就完了，以后会不断进出医院，一辈子都将断送掉。
“我看你最好趁现在把病彻底根治了，免得落得那个下场。”
我听得不寒而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就这样，在戒酒中心经历了三个月宝贵——不对，可以说是反常的体验后，我终于回到了家。
现在即使看到那间受诅咒的二〇一号室，心里也没有任何不安了，这证明我的病已经彻底治愈。书桌上放着住院前一天还在奋战的原版书和稿纸，看起来就像是昨天才放在那里的，房间里也依然是一派杂乱无章的景象。
依我现在的状态，马上开始工作也没问题，但想到今天刚回到家，还是先缓一缓再说。眼下最忌讳的就是急躁。过了一段悠闲的住院生活，之前那种十万火急赶着交稿的日子恍如久远的往事。我打算遵照医生的嘱咐，按照自己的步调平心静气地工作，一点一点地适应现实生活。
不经意间，我发现二〇一号室的窗子打开了。
我顿时心脏狂跳，就像被猛地攫住了一般。尽管不想看，视线却还是情不自禁地被那个房间吸引。
房间里面，有重新粉刷过的雪白墙壁，看起来很干净的榻榻米……还有，一双白净的脚。
“怎、怎么可能……”
那是个年轻的女人。她躺在浅绿色的床垫上，一动不动，夕阳映在她的脸际，将她的脸染得鲜红如血。那个噩梦又出现了。怎么会这样！
不对，这只是幻觉。另一个自己在耳边低语。看来我的病还没完全治好，明天再去住院吧。我心情惨淡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香烟，想用打火机点燃，手却抖个不停，怎么也点不着。
好不容易点着了，我一边狠命地吸着香烟，一边抬头仰望天花板，等待心情恢复平静。我告诉自己，刚才是我的错觉，然后再次望向二〇一号室。
女人依然躺在那里。但仔细打量，她那淡粉色衬衫下的胸部似乎有轻微的起伏。
她是活的！这根本不是我的幻觉，她是新搬进来的房客。我大松一口气，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放松了。
这时，女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视线，她的身子颤动了一下，起身下了床。她揉着眼睛走到窗边，伸了个懒腰，很自然地望向我这个方向。我们俩目光相接的刹那，她的身体明显僵住了，我也有种时间凝固了的感觉。
好一会儿，我就那么杵着不动。女人微微一笑，向我点头致意。这意外的发展让我不知所措，不等我反应过来，对面的窗子已经关上，女人的身影也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
三月二十八日（清水真弓的日记）
我打开刚买的崭新日记本，躺在榻榻米上沉吟着该写点儿什么。既然是随心所欲的日记，从哪天写起都无所谓，但老是空在那里，总觉得有种莫名的压力。原本想说一定要写得有条有理，结果写了好几行都是漫无边际的闲扯。
接下来，要打起精神好好写才是。
不管怎么说，这么顺利就租到房子真是太好了。（这种事写来做什么？）
日升雅苑二〇一号室。“日升雅苑”这个名字很洋气，但实际上还是叫“日出庄”更合适。这是幢二层建筑，每层有三个房间，如果用“东京随处可见的杂乱公寓”来形容，或许比较容易想象。二〇一号室是上到二楼后，最里面的一个房间。
租金是六万元，附带浴室和卫生间，可以说是相当便宜。在房屋租赁杂志上看到这间房时，我觉得就算地处郊区，这个价格也是捞到大便宜了。抱着碰碰运气的心态，我联系了一下中介，没想到答复说房间还空着。我立刻赶去，当天就把租约敲定。从四月一日起我就要走上社会工作了，办事决不能磨磨蹭蹭。
以上是昨天的事了。今天早上我离开池袋的商务旅馆，提了个旅行包便住了进来。至于衣服，妈妈会从老家用快递寄给我。
我先买来卧具和窗帘之类的必需品，然后开始着手整理房间。房间是一室一厅，进门就是厨房，右边是流理台和煤气灶，左边是一体式的浴室和卫生间。往前走，里面是一间六叠大的和室，榻榻米刚换了新的，感觉很不错。
整个房间整洁干净，令人难以相信已经半年没人住了。我从一楼的管理员那里拿钥匙时，向他打听过这个问题，但他一听就移开了视线，显得有些不安。这让我多少有些在意，不过还是算了。
打开朝西的窗子，阳光立刻洒进屋里。现在还蛮惬意的，不过到了夏天就会很热吧。窗外是幢老旧的木造两层小楼，楼前有个约三十坪的院子，看起来像是个家庭菜园。一个老婆婆头上缠着白毛巾，正在院子里用小铲子不停地挖土，撒下种子。院子一角有个脏脏的库房。
老婆婆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就算是站直了身子，她的腰也还是弯得很厉害，应该是有些岁数了。她摘下头上的毛巾，露出满头白发，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挽了个发髻。接着她用毛巾掸掉膝上的泥土，拖着右腿顺着窄廊走进家里，砰的一声关上拉门，声音大得连我这里都听得到。
看着老婆婆的样子，心情渐渐变得像在老家时那般恬静。一直以来的紧张感倏地消失了，我铺上刚刚买回来的绿色床垫，躺了下来。太阳照得我暖洋洋的，好舒服。
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只属于我的空间，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不会被任何人打扰。望着满天春霞，意识渐渐恍惚了起来。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幢木造小楼的瓦砌屋顶，不知何时，迷迷糊糊地沉入了梦乡。
醒过来时，天色已暗。慢慢下沉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染得红彤彤的，漂亮极了！
我站在窗前正看得出神，突然感受到一股几乎要刺破皮肤的强烈视线。我吃了一惊，定睛望去，视线来自对面那幢给人以阴森之感的木造小楼，一个男人正站在二楼的房间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们相距约二十米，气氛瞬间僵了起来。
想到我刚刚搬来这里，觉得还是跟邻居打个招呼比较好。于是我努力挤出礼貌的笑容，向他点头致意。
男人却仿佛吓了一跳，毫不客气直盯着我的视线也没有移开的意思。他长着一张长脸，脸色苍白，看起来有点儿神经质，蓄着短短的、邋遢的胡子。留着长发，乍看年纪很轻，但应该超过三十五岁了。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太多，总觉得他的眼里闪着病态的光芒。
关上窗后，我的背上一阵发冷，很难说这只是因为傍晚的寒意。要是每天都跟那个男人打照面，恐怕连我也会变得忧郁起来。
这个房间一直没人租住的原因，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或许房子选得有些太轻率了，我有点儿后悔。
三月二十八日续（大泽芳男）
晚上十一点多，我偷偷溜出了主屋。伯母通常九点就寝，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小时，应该不用担心会被她起床撞见。但从二楼下来时，我还是谨慎地挑不会咯吱作响的楼梯边缘落脚，慢慢地走了下来。
我卸下后门锁的插销，轻轻推开玻璃门。这门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刺耳声响，必须小心地徐徐打开。明天给合叶上点儿油吧。
就在这时，我的脚碰到了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黑影一掠而过，冲到院外。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开门上，这一突发的意外把我吓得半死。黑暗中，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什么嘛，原来是小黑。”
小黑蹲在院子里看着我，喵喵地叫着。
“可恶，简直是存心吓我……”
我有些生气，不假思索地伸脚便踹，却踹了个空，连根毛都没碰着。小黑钻进树丛，就此消失了踪影。
等呼吸恢复正常后，我迈向伯母辟出的菜园。院子约三十坪大，与对面的公寓仅隔着一道水泥墙，临巷那边则是用木栅栏隔开。
我带了手电筒，但担心被对面公寓的住户盘问，因此一直没有打开。虽然没有月亮，但借着小巷路灯的微弱光线，依然可以看清院子的轮廓。伯母好像已经播下了种子，菜园里到处可见微微隆起的浮土。要是我乱踩一通，伯母定会吵闹个没完，因此我迈步时格外小心。
对面公寓的二〇一号室还没有熄灯。我不禁有些好奇，那个女人此刻正在做什么呢？从她房间里透出的灯光，将库房的房顶映得发白。
我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插进库房门口锈蚀的锁孔里。这间屋子已经老旧不堪，摇摇欲坠，里面也没有什么必须严防被偷的东西，这样居然还上锁，未免有些夸张。
随着令人愉悦的咔嚓一响，锁开了。
要推开库房入口的门，很需要点儿技巧。因为整个房子都已倾斜，过分大力反而不易推开，需要把手伸进门下方勉强可容纳指头的缝隙里，像按压般缓缓推动，门才可以顺利打开。
库房约有四叠半大，从冰冷的户外迈进里面，身体顿时被温暖的空气所包围。虽然天花板中央悬着一个四十瓦的电灯泡，我却不能打开，因为灯光会从门缝透出去。
我关上门，揿亮手电筒，光圈照射在积满尘埃的一堆破烂上。透过光线，能看到细微的灰尘如微生物般飞舞。少条腿的椅子、老式脚踏缝纫机、东京奥运会时买的黑白电视机、木柄从中间折断的铁锹、刀口残破的割草镰刀、用细绳绑扎的旧报纸、旧茶叶箱和网眼裂开的箱笼，这些一看就是老古董的玩意儿把库房占得满满当当。我很想把它们当做大件垃圾处理掉，但仿如旧时代化身的伯母却不答应。
“浪费东西会遭报应的，说不定哪天就派上用场了呢。”
我心想，开什么玩笑，那一天永远都不会来。明知道没半点儿用处，伯母却硬是对这些破烂留恋得很。
地板上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走路时想不被绊倒真是非常困难。不过凭我多年的经验，要对付这些还是游刃有余。库房最里边有个很大的瓦楞纸箱，上面的“冰箱”两个字早已退色，箱子里塞满丁破布和杂七杂八的零碎。
我弯下腰，搬开满是灰尘的瓦楞纸箱，下面现出一块木板。乍一看只是块被白蚁啃烂了的脏板子，但实际上，我称它为“通往异次元的门扉”。恐怕任谁也想不到，这破败的库房里还会有地下室，而这里就是地下室的入口。
移开木板，下方是一片幽深的黑暗。我伸手到黑暗之中，摸索着打开了灯。小电灯泡的昏暗光线，将地下空间影影绰绰地映照出来，看到在淡淡光线中浮现出的梦幻空间，我的心情不可思议地变得宁静起来。
我脚踩在不甚牢靠的梯子踏板上，合上头顶的木板，缓缓下到地下室。
无人知晓的秘密之地——虽然与阁楼的意义不同，但这里同样是我的“圣域”。
读高中时，有一次奉伯母之命整理库房，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地下室。当时我正在拖一个很重的东西，不知怎的触动了木板，一脚踩进敞开的洞口，差点儿摔了下去。幸好我双手及时抓住木板，脚也找到了梯子，才算逃过一劫。不过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决定到这个奇特的空间探险一番。那时不比现在，没拉电线，也没安电灯，我从家里拿来手电筒，再次踩着梯子下去。
下去一看，我很是吃惊。这里比库房窄上少许，看样子是个地下室。高度可容我直立，应该有一米八左右。四周都是泥巴墙，地面也是用土夯实的，除了铺了张破破烂烂的席子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
这个地下室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起初我以为是储藏葡萄酒的仓库，但伯父一向不喝酒，从来没有这种爱好；也不可能是存放酱菜的地方。
我在地下室的一角找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人偶的东西。人偶全身裹着已经变色的茶色粗布，内里填着稻草，由扁平的头部、身体和两条腿组成。奇妙的是，人偶的心脏附近有几个洞，像是被刀刺穿的，从洞里支棱出好几根稻草。莫非这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用它来祈祷，想要咒杀某人？
疑问很快就解开了。人偶旁边有一条粘着泥巴的毛巾，上面用墨水写着“爱国妇女队”五个字。虽然毛巾已经变成茶褐色，但仍可辨认出印染的国旗图样。我登时恍然大悟，这是太平洋战争时代的物件。在人偶旁还找到一根削尖的竹棒，我进而推测，伯母是把人偶当做敌兵，用竹枪来进行攻击训练。依伯母的性情，不难想象出她站在爱国妇女队最前列，尖叫着猛刺人偶的模样。
如此看来，这间地下室原来应该是个防空洞。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伯父已年逾四十，征兵检查的结果是丙等，不算是合格的当兵料子。到他被征召入伍时，已是败象毕现的战争末期，多半还没等上战场，就在国内某地迎来了终战。因此B-29轰炸机飞来东京的时候，伯父正安居家中，并在库房下面挖了个防空洞。说来这也没什么稀奇。
这也只有巧手的伯父才做得到。那个年代很难弄到水泥，他就用泥浆刷墙，造出了一个相当够格的防空洞。而建在库房下面，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虽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向他本人求证过，但我当时真的是钦佩莫名，觉得不愧是伯父。我们这一带在东京大轰炸时并不曾遭受严重损失，战后一片混乱，伯父也就再也没有想起这个防空洞，不知不觉间忘得一干二净。只有人偶和爱国妇女队的毛巾还留在这间幽暗的地下室里，如同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让我得以知晓其来龙去脉。
二十年前发现这间地下室时，我正住在二楼伯父书房旁的一个房间里。那时伯母的腿脚还很利索，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监视之下，就在这个时候，我找到了这间地下室，很自然地，它成了我心灵的绿洲。我带了些蜡烛进去，拼命回想从伯父的藏书里学来的一鳞半爪的黑魔法知识，依葫芦画瓢造了座祭坛，然后点上蜡烛，煞有介事地举行祭祀。
我还把爱国妇女队的毛巾缠到人偶头上，把它当成伯母，用竹枪狠狠击刺，聊以发泄心中的积愤。
背着严厉的伯母进出库房，本身就够刺激的，在这里进行的种种仪式更是充满神秘而不可告人的味道。我通常选在深夜或清晨，伯父、伯母睡得正酣之际偷偷溜进地下室。那人偶没过多久就全身都是洞，被我连同竹枪一起丢掉了。它要真是诅咒用的稻草人，伯母早就该一命呜呼了。
伯父死后，我一点一点地给地下室的墙壁和地面刷上水泥加固。我继承了伯父的心灵手巧，虽然只是随便刷刷，难免会有些不平整，但比起以前还是光鲜多了。
我在屋子当中、齐眉的高度挖了个小洞，安了一扇天窗。点上蜡烛后，神秘的氛围便油然而生。我又从上面的库房拉来电线，装上了灯泡。大学毕业刚开始以翻译为生的时候，我曾一度对摄影颇有兴趣，便把这里当做暗室使用。
伯母因中风导致腿脚不便后，地下室和主屋的阁楼就都成了我的“圣域”。我依心情的不同，选择喜欢的地点作为休憩之地。
而今天，在久别半年之后，我再次来到了地下室。
从梯子的最后一级下来，我带着怀念的心情环顾着这个狭窄的空间。不流通的空气里泛着霉味，和入院前相比毫无变化。天窗边的水泥墙面斜斜地裂了道缝儿，水汽从裂缝里渗出，周围一大片都因受潮而发黑了。
身处这样一个局促而阴暗的空间，换了别人定会皱起眉头，但却带给我一种不可思议的恬适心境。烛台上的蜡烛早已烧完，只留下一摊熔化的蜡油。
地下室的一角靠墙放着一张收起的铁制折叠床，我把它打开放好，躺到上面，重又打量起地下室。对面的角落里，杂乱地堆着冲洗照片的工具。一张圆凳扔在地上，凳面的塑料覆膜已经裂开，露出里面的海绵。
在这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仿佛停滞了。
我闭上眼睛，全身充盈着愉悦的疲倦感。这里是如此地静寂，听不到丝毫声息，简直难以相信正身处东京杂乱的住宅区之中。
不觉间，我已酣然入梦。
不知过去了多久，醒来时已是凌晨四点。我慌忙爬起身。伯母通常五点起床，不赶快回到主屋就麻烦了。
我的肩膀睡得发僵，为了活动开，我不停地转动脖子。就在这时，我看到床底下有张折了好几折的报纸，上面用红色马克笔圈着一则不起眼的新闻——
二十八日凌晨一点二十分左右，在北区滝野川一丁目的路上，一名恰巧巡逻到那里的警察听到了女子的惨叫声，冲到现场时，女子已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敞开的手提包。从手提包里的驾照获悉，该女子名叫米泽由香（二十二岁），是一位公司职员，住在滝野川一丁目的平和庄公寓。米泽小姐当天没有回家，滝野川警署认为，米泽小姐很可能已卷入某起案件。目前警方正在现场附近进行调查……
想不到你这么有干劲儿，妈妈也放心了。本来应该陪你一起找房子的，可是实在请不了假，真的很抱歉。
虽然有点儿遗憾，不过得知你顺利找到了合意的房子，我也替你高兴。
旅游公司的工作看起来很时髦，但我听说其实很劳神，还蛮辛苦的。不过你别气馁，好好加油吧。妈妈相信，以你的能力，绝对可以胜任。等工作上抽得出身了，我一定会去一趟东京，请你静等那一天的到来。
不多说了，你多保重。
三月三十一日 母字
清水真弓小姐亲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