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皇帝来说，最得意的形势莫过自己居于天下之中央，四方来朝，八方进贡，直辖地外围最好有一系列属国、藩国，也算是中原帝国的缓冲保险带吧，这样和平即能持久，天下就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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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大明朝廷接到兰州告急时已经十二月底了，朱元璋立即召开了御前会议，与诸将商议紧急增援兰州的进兵方略。
朱元璋对将领们摆明了面临的形势，但却把漠北的元顺帝放在了前面：“元廷现在大体分为两部，元主在塞外，王保保犯兰州。王保保其志无非准备侥幸得点尺寸之利，不出兵消灭王保保，这个祸患不会自行消解，朕现在决定派你们出师，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西、北两面，应当哪方为先？”
谁知诸将意见出奇地一致，包括徐达在内，全都认为王保保并不是什么大患：“王保保之所以入寇边关，无非因为元主犹在，我军若直入大漠取元主，王保保还能指望什么？只要干掉了鞑子皇帝，王保保便可能不战而降。”
许多后世史家根据诸将这段话做出推断：明军将领实际上不愿与王保保照面对阵，集体意见愿北伐不愿西征，这是对王保保有所畏惧的表现。
其实不然：自王保保与明军交手以来， 无非一个韩札儿在韩店占过明军的一点小便宜，王保保本人却乃货真价实的徐达手下败将，太原之战中十万铁骑被两万多明军给打了个稀里哗啦，就算是之前有些闻名忌惮几分，现在也应该早就没有了“恐保症”。
这个结论也可以从金兴旺率两千余弱旅击败王保保手下大将贺宗哲数万大军的凤翔保卫战得到证实；更不用说还有目前正在进行的兰州保卫战；就连于光率几千将士出援兰州，被俘后宁死不降，也充分说明了这时的明军将领根本没拿王保保当做什么一盘大菜，更谈不上畏惧一说。
这还是战略眼光的问题，认为只要尽全力消灭了元帝，整个元廷也就大厦倾塌，那个王保保救不了没有了皇帝的元朝。
这里，诸将领们有些一厢情愿：就算是这种“围魏救赵”之计实施顺利，那王保保会那么赤胆忠心？万里回师救皇帝？那还不如让他“自然死亡”，自己干呢！当初朱元璋出兵泸州解救自己的“皇帝”韩林儿，不是也因刘基反对而犹豫再三么？
再说了，明军北击应昌，遥遥万里，那元帝能是瞎子聋子？提前得到信息是必然的，一旦溜号，明军虽然人多势众，也肯定无法追捕要犯于茫茫草原大漠。
还是应该这样断定：朱元璋作为明军最高统帅，看问题无疑高于包括徐达在内的诸将。事实上对进兵方向以及主次先后早就心中谋定，因为朱元璋立即向诸将解释：
“王保保正在以重兵临我西边，若舍彼而攻取元主，是忘记了地理远近，不明白战事的缓急，这不是什么尽善之计。
我准备把大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大将军率主力西征，自潼关出西安直捣定西，目标就是王保保！一部分由左副将军李文忠率一支奇兵北伐，出居庸关进入沙漠，目标就是元主！这样将使元廷彼此自救不暇，还能相互应援？
况且，目前元主远居沙漠深处，决不会想到吾雄师立至，这就像一只孤狼遇到了一只猛虎，还能保命么？不是说有些事能一举而两得？就是指这种情况。”
诸将经皇帝这般细致分析，还能再有什么异议？没说的，徐达再次奉诏挂上“征虏大将军”印绶，三军紧急动员，于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初三，两路大军同时踏上了征途。
为保万全，朱元璋在派出了两路大军西征北伐的同时，还特地下旨给大将金朝兴、汪兴祖，让他们分别进攻山西、河北北部元军残部；北平都督华云龙出击云州，以策应主力作战。这下等于五路大军同时出动，不管是王保保还是元帝，要想断定明军主力究竟是那一路，也要大大费些力气了。
大家注意，这时明军诸将的座次出现了微小变化：全军主帅还是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征虏大将军徐达，徐达的主要副手即继承了常遇春职务及兵权的浙江行省平章、左副将军李文忠，但这时的李文忠已经脱离了徐达节制，是独率一军出漠北。
从军中职务上看，皇帝给李文忠配备的副手是御史大夫邓愈，军中职务为“左副副将军”， 不过，邓愈这位“左副副将军”实际并没有追随李文忠“左副将军”，却跟随徐达去了西线，这无疑是朱元璋刻意所为，也明显看出了朱元璋对西征与北伐两路大军主次分配。不过，硬塞进去一个“副”字也够别扭的。
刚刚挨了皇帝训斥的都督冯胜依然为右副将军，中山侯汤和这时成了冯胜的副手，为“右副副将军”。
就军中职务来说，李文忠已经跃居冯胜之上，这应该是对李文忠那次果断出兵解救大同的奖励。
正月初三出兵，正值隆冬，这不是什么适合长途行军的季节，但朱元璋还是坚决下令出兵了，看来之前训斥冯胜不顾天寒而擅自班师的季节理由不能成立，天寒不适合班师就能适合出师？要点还是在于“擅自”两字，再就是完善的准备了，致使士卒冻饿于路上，只能责怪主将准备不足。
两路大军，朱元璋称为“近”些的兰州前线，实际上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并不“近”，徐达督促大军日夜不停，也是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算率部抵达定西，据史载，徐达的西征军到达定西的确切时间为三月二十九日。
从时间上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种结论：兰州得以最后能坚守成功，其实与援军没多大关系，真正救了他们的还是他们自己。
与以往一样，朱元璋这次西征北伐也是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给漠北的元帝送去了亲切问候外加威吓、许诺；对兰州城下的王保保，朱元璋期待更为殷切，前文说过，派最高级别的元朝降将李思齐作为钦差前去劝降，结果大家已经知道：王保保毫不客气索要了一份额外大礼：李思齐的一只左臂！至于投降？那就不用多余表态了。
此时，王保保已经撤围兰州半月之久，十万大军于三月十三日夺取了定西州(今甘肃定西县)之西部，并以此为据点开始了如兰州四郊那般的劫掠行动，收获颇丰，军不愁食，又持先到之利，愿意设伏或阻击之主动权尽在王保保手中。
两支大军就要接触了，但是，王保保却是率领一支歇足了劲的部队，而徐达正相反，数千里行军，无疑是疲惫不堪。
对于徐达来说，战事的关键有两点：首先能否避免进入王保保预设的圈套；其次则是能否顶住王保保以逸待劳的最初突击——这种情况必然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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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爆发的大战，王保保思虑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设伏的计划，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威震天下的徐达，此人不久前还曾把自己痛打了一顿，若不是当时自己当机立断“丢靴保命”，或许现在早就沦为了徐达的阶下囚，所以，这种寄希望于必须绝对保密的伏击战实在毫无胜算。
十万大军设伏，怎样保证信息绝不外泄？光是吃喝拉撒睡就无法做到真正保密。这就出现了最关键的一点，若徐达得到信息，将计就计怎么办？不用玩些别的花招，也就慢慢磨蹭数日即可，这便要了在冰天雪地中埋伏的元兵的命，兴许不用打，那徐达就自然获胜了。
至于借助以逸待劳，照面痛击明军，王保保也设想过利用目前的有利战机，但琢磨再三也还是放弃了这种诱惑。
原因唯有一点：自己能想到的，那徐达岂能想不到？自己最多不过能接触对方前锋而已，就算是能够一举击溃明军前锋，于徐达主力还是无损，并且还会因此警示了徐达。
若要真正解决徐达全军，那就唯有一个办法：将徐达主力诱至一个不利地势，一个能令自己放心而徐达不放心的地势。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保保还当真寻觅到这么一处地方：定西的车道岘至谗口关、平西寨、沈儿峪这么一道好战场。
车道岘即今天定西和榆中交界处的车道岭，乃平凉、天水通往兰州的咽喉，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黄土山梁，长约五十里、宽约六公里，这道黄土山梁地势高于它处，易守难攻，简直如同一道天然长城，且极难绕过，自己的兵力能尽数展开，而山梁之下的明军却要被迫处于随时被攻击的态势，是最适合与徐达一决雌雄之地形。
王保保立即将部队收缩于车道岘，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
至今好多史家、文豪、古代军事发烧友们一直在考证大战的真正战场，与史书记载印证现在古战场遗址，大家也是各说各的论点，但几乎都疏忽了一点：十万大军驻地，哪能处于一个小地方？你就是今天把十万大军放在一个大县境内试试？那还不得满眼遍地都是当兵的！
所以，可以断定，战场决不会是一处，元兵也好，明军也罢，其驻扎的地盘都会不少于方圆几十里，至于为什么把此战定名为沈儿峪大战，也就是因为此处战斗最为激烈，其实战役的结束地点还是在车道岘。
王保保在车道岘等待徐达，谁知徐达师出定西之后，仅仅遣左副将军邓愈在车道岘不远立栅建寨，自己却到了沈儿峪一带下令扎营，不再逼近元军了，这使王保保分外失望：自己盘算好的借地利立即突击明军主力的设想一下落空。
下令大军围击邓愈所部，那邓愈并不应战，仅仅借栅寨掩护以火铳、弓弩大量杀伤元军，王保保明白，这叫“疲军之计”，以少数兵力来给主力争取休整时间，自己若继续与面前耍赖的明军纠缠下去，那徐达就一切准备停当了。
等侦察到了明军驻防实情，原先指望的以逸待劳痛击疲军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相反自己的部队却需要重新前出至沈儿峪，不然就等于坐等徐达休养战力，啥时能实际交手就更说不准了。
不动声色间，徐达成功地反客为主，避开了将士疲惫却要被迫投入大战的凶险。
王保保更深知，决不能让徐达大军安稳恢复体力！在率部急速抵达徐达营垒附近时才发现，欲立即突击却不是那么容易：徐达于沈儿峪所建营寨前有一条西南东北走向的天然深沟，深沟坡度虽然能够攀登上下，但大军突击是做不到的，一旦被人家阻击于沟内，那就沦落到挨打无法还手之境地。
所以，双方自然的形成了隔沟相峙，明军于深沟东南，元军于深沟西北。此沟就是沈儿峪，据专家们考证：也就是今天定西市境内的大涧沟。
但现在主客颠倒了，王保保却难以忍受这种不知需要耗到几时的隔沟对峙，明军兵力据说达十五万之众，但却有稳定的后方支持大军辎重供应，而元军却需要派出小分队四处“打粮”谋生，现在定西四周已经搜抢得差不多了，十万大军靠什么保障长期供给？
所以，王保保必须积极求战，徐达则可以慢慢来：不着急，兰州不是已经解围了吗？那咱就大眼对小眼对下去，看看哪个先饿死！
奇怪的现象出现了：远道而来的明军本来是攻击方，理应步步推进主动攻击；王保保所部是阻击明军对兰州的增援，理应就地构筑工事，将明军拦截在定西就算成功了，没有必要主动招惹兵力强于自己的徐达援军。
而眼下恰恰反过来，徐达稳中求稳于荒野筑战垒，王保保却一日数次冒险越沟挑战徐达。
徐达所筑的战垒高约十米，顶上面积约五百平方米，据载“上可坐千人，下可屯万骑”，后人起名为“中山垒”，今天称为“福台”，此遗迹尚存，位于今定西城北的福台村。
可以断定，这种“战垒”其实是人工制造的作战平台，是以人力创造的局部地利，与王保保选择屯军车道岘有同工异曲之妙，可以设想：野战中明军列阵，以这种“中山垒”为核心，垒下骑兵能得到垒上强弩与火铳的掩护，垒上的重装备步兵也避免了蒙古铁骑的冲击，前敌指挥员也能居高望远，当然会大大占据优势地位。
震惊天下、闻名后世的沈儿峪大战一触即发！我们趁空了解一下东路明军的情况，此刻，李文忠率十万大军正在征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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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两路大军出动之后，负责北平守御的华云龙便依照朱元璋旨意开始首先出动，并且于二月攻占西北方向的云州，俘虏了元廷平章火儿忽答、右丞哈海等人。
与此同时，大同指挥金朝兴也奉命由大同西出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战事也是格外顺利，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便击溃元廷在东胜州的守军，俘虏了元廷平章荆麟等。
大同西南方向，都督同知汪兴祖也奉命出动，攻克了武州(今山西五寨)、朔州(今山西朔县)，元知院马广等人做了明军俘虏。
就全局来看，明军的东路北伐军声势要远大于徐达的西征军，几乎如同四面开花，处处结果，各路明军分不清哪路是主力，遥遥对漠北的大元皇帝形成了月牙形包围，朱元璋觉得，与漠北的元帝谈谈“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时机已经成熟。
“武斗”靠将领，“文攻”就要靠皇帝了，朱元璋于南京城内挥毫泼墨，开始了与漠北应昌的元帝远距离对话：“老兄啊，前两次给你老哥送去‘交心书’没见回信，甚念！但送信人怎么一直没见回来？莫不是被老哥留用了吧？
朕站在你的角度仔细琢磨，觉得这种态度并不一定对头。你大概肯定会这样想：老子本来就是天下之主，四海皆为我家，你姓朱的不过我昔日之百姓，值得我与你这平民通讯问候么？老哥这样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对，属于人之常情，也应当如此。
这事儿合情未必合理！什么是皇帝？天下的仁义之主才能称为皇帝！什么叫天命、人心？天命归谁，乃民心左右！古人不是说过吗：‘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哥们儿不会连这句名言都没听说过吧？要不怎么如此固执不回片纸？
说句掏心话，今天的形势，绝非朕当初所希望，实在是因为四方战火炽热，九州兵争沸腾，所在家乡，难避纷扰，朕当初连自保安宁于乡里都做不到，怎会有意于天下？
后来的情形老哥都看到了：群雄争霸皆无所成，而我老朱的兵力却日益强盛，这大好形势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为什么能有今日？告诉你个中真谛：此诚天命非人力也！哥们儿又何必幽怨于此事？
废话不多说了，老哥若能奉天道、顺人事，遣使通讯‘哥俩好’，安心在塞外近处牧马养牛，我可以给你授权，让你借威号令其余部落，老哥仍可安稳做一邦之主，以便供奉你故元宗祀。
若阁下不听良言相劝，继续与我为敌，以残兵出没边塞，于我大明边民为患，那就别怪朕不客气了：朕绝对会大举六师深入沙漠，嘿嘿！到时候可没有地方去买后悔药！
给老哥通报个消息：近几天我北平守将把云州之战中所获战俘、你的平章火儿忽荅、右丞哈海等八人送到了南京，朕问了问，都是老哥信任依赖的重臣加忠臣，就因为老哥您的面子，朕都免死留用了！今天再次令人携书前往贵处，就一个期望：老哥三思利弊而后决行止！”
凭良心说，朱元璋此信威吓多于劝解，奚落重于说理，与其说遣使劝降，不如说是意在气煞元主！
可以断定元帝阅读此信后的心情：士可杀不可辱！这个要饭和尚……真真气煞老夫也！
你别说，朱元璋片纸胜过雄兵，元顺帝还就是被挖苦的三魂飞了两魂，五魄丢了四魄，就此重病缠身，再也没有了兴趣欣赏“十六天魔舞”。
从时间上来判断，这一系列的花哨战事，都应该是李文忠到达北平之后的精心策划的，当然，朱元璋的“文攻”除外。
李文忠所面对的战事与徐达的西线战事大不一样，元帝现在应昌纳福，而应昌位于大漠之北答儿海子附近，沿途大多城池现在仍然控制在元军手中——去年的攻取元上都开平，虽然获胜，但并未留军驻守，还是扔给了元军。
这一路需要攻城拔寨不说，问题是还需要深入沙漠追捕元帝，别指望有什么后援以及辎重保障，这是地道的“无后方”作战，大军一切供应都要靠作战取得，其中任何一战，一旦没有物资缴获，即使打胜了也是败仗，因为你再往前打就没有底气了。
关键之处还在于并没有什么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元帝自逃亡漠北之后，也算是在“励精图治”，用于上都开平以及新都应昌的守军也搜集了十余万兵马，其左侧辽东还有驻军金山的元太尉纳哈出二十万之众，最起码现在名义上还在服从元帝的指挥，这种深入沙漠远征之战明军以往还未曾有过，所以风险极大。
远征沙漠！这在明代无疑是个新名词，而这个新名词的创造者就是李文忠；也正因为这是大明对北元的第一次沙漠之战，统称为首次北伐，其实这应该是第二次出击漠北了。
也许很多朋友都会如同好多专家一样产生疑问：大军出征不易，劳民伤财打下了城池之后，却又马上丢弃，这是在做什么？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什么不就此占其地、服其民，将大明的真正边界推进到那里？
这不是个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关乎主权意识、风情民俗、文化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其最主要的莫过中原政权对国家安全的认识问题。
对于中国皇帝来说，最得意的形势莫过自己居于天下之中央，四方来朝，八方进贡，直辖地之外围最好有一系列属国、藩国，也算是中原帝国的缓冲保险带吧，这样和平即能持久，天下就算安宁。
即使不得已出师远征，其目的也就是耳朵里面能听到一个“臣”字，只要你服软了，哪怕只是口头称臣也绝没问题，泱泱大国绝对没有对你斩尽杀绝的必要。
事实表现的令人伤心：周边各国并不甘于长期称臣，尤其是靠劫掠致富的游牧部落，当真老实做臣民，怎好再随意抢劫边境居民？你们种地发财了，为何不能贡献出一些让大家共同富裕？
所以，明初的北伐与其说是民族战争，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范畴的斗争上升到了武力，明军打得再远也是心理上的自卫，不论胜负都是主动收兵，而北方的居民不同，是不甘于现状的主动求富，只不过手段不大光彩而已。
就朱元璋来说，除了心理上的自卫之外还有一种复仇心理，那就是：强盗们在中土作恶百年了，怎能不受到惩罚？
别被朱元璋一些对元廷高官的优惠政策忽悠了，那只是手段，是过程，其目的极为简单：就是为了彻底摧毁这个胡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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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攻应昌，必须首先重占原上都开平，李文忠的首要任务还是向开平进军。
不过，这次进兵开平与上次大大不同，明军右翼已经没有了原大元丞相也速部队的威胁，所以李文忠这次选择了一条最为捷近的进兵路线：出居庸关经宣德府（今宣化），从大同东北方向的野狐岭出外长城，准备首先占领北元的塞外重镇中都路。
之前由北平出发的华云龙所部攻占云州；大同守将都督同知汪兴祖攻占武州、朔州；指挥金朝兴攻略东胜州，看来都是为李文忠的主力大军警戒左右两翼，并且承担掩护北伐主力辎重运输后路的职责。
李文忠与副手左丞赵庸率部出塞之后，首先就是直扑北元中都治所兴和，兴和元军守将为平章竹贞，这时的竹贞面临几种选择：弃城而走；坚守待援；献城投降。
竹贞最后的选择是两条腿走路：副将留守兴和，自己率主力退守察罕脑儿——这是鱼与熊掌都想兼得，是如同做梦一般的选择！
实际发生的情形也是如此：留守所部迅速决定：献城投降。
谁也不能责怪留守元军什么，因为现在的退路都明明挂着牌子：此路不通！
弃城而走？往哪走？步步退军察罕脑儿？乃至开平？无异于引狼入室，还要必然担当主将竹贞安给的“畏敌避战而失土”的罪名，被杀一儆百宰掉也是说不准的事情。
坚守待援。前文说过，坚守成功的关键在于“待援”，假如不可能有援军呢？坚守也就失去了意义，一支看不到希望的部队无论如何也是没法提高士气的，就算是大明兰州的守军，不也是因为希望还在吗？是明将于光用生命给了城内守军希望：“徐大将军援军不久立至！”
而现在的兴和呢？主力已经北撤，迎面扑来的是李文忠的十万大军，东面的云州已经落入明军华云龙之手，西南不远的东胜州也被明军金朝兴占据，能指望的援军唯有东北方向云需府白驼山的驻军，那是大元太尉蛮子（是人名，不是我们理解带有贬义的外地人统称）所帅的数万铁骑。
但目前的兴和城却指望不上他们，蛮子太尉还要招呼远远迂回向应昌的两支明军。
要细述目前元军分布以及兵锋走向不大容易，因为史料过于简略，我们只能根据东线明军的军事活动来大体判断元军主力的情况。
这就引出了一个至今仍在争执的问题：东路明军的两场败仗。
我们若把明军同期的战事活动在地图上连接一道细线，便大致可以发觉：这是一个新月形状态，李文忠的主力部队位于新月底部，左右各前出了两个月牙尖。
东方前出的“月牙尖”即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已经率兵到了开平东部的落马河一带。据史载：元廷派出了太尉买驴迎战孙虎，具体战况不祥，结局清楚：明军全军覆没，孙虎战死。——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个折断了的右“月牙尖”。
西北方向的左“月牙尖”即与华云龙共同负责北平守备的骠骑大将军、大都督府副使孙兴祖，此时正率及燕山右卫指挥平定（人名）、大兴左卫指挥庞礼等，进兵兴和西北方向的三不剌川。
据史载：“遇胡兵，力战皆殁于五郎口。”
后世人们争执的就是三不剌川的具体位置、以及也可以划入名将之列的孙兴祖去那里干嘛、哪股元军使这位名将挂掉的？
这主要是由于明末清初地理学家、学者顾祖禹说了一句：“三不剌川在卫北境。其西为五郎口。明初，孙兴祖战死于此。”所以这“三不剌川”便跑到了陕西去了。
之后的《明史》以及《明实录》都有这么一句：
（孙兴祖）从大将军北伐以战死，年三十有五。
于是争议产生：怎么驻守北平的孙兴祖被徐达调到西线战场去了？
其实，这根本就不用争执：徐达乃大明军中第一人，身居“征虏大将军”之位，就是把李文忠说成“从大将军北伐”也没有什么不对，更何况一个都督府副使孙兴祖？
欲探讨历史真实，唯有根据当时实际战况来分析判断，文人留下的一句话不足为凭，别说属于“孤证”，就算是再有史籍记载也没用，一旦是后世史家照抄的前人的错误观点呢？
事实是东线北平的燕山六卫部队绝对去不了西线，连增援也谈不上，朱元璋与徐达都不会这么笨拙，与其调动北平的部队数千里增援西线战场，那还不如自南京出发时就让徐达再多分点兵力呢，再说了，西线战事无论怎样凶险，也不过就是王保保的十万孤军一股，绝对没有必要动用燕山六卫的“远水”来解兰州前线的“近渴”。
因此，孙兴祖是奉李文忠军令参加的东线战事无疑，而孙兴祖死地则应该是应昌西南约两百里的三不剌川，孙兴祖所部与孙虎所部一样，目标都是应昌，最大可能就是李文忠用来分去应昌以及开平蒙古守军的兵势，这种态势极像两根铁钳后面跟着一根铁矛，结果两根铁钳都被元军成功折断，却帮助了李文忠这根利矛实施了致命一击。
另据《明开国功臣录》记载：
正月副大将军北伐，三月甲午，（公历四月一号）兵次三不拉川，遇胡兵，力战死于五郎口，年三十有五。
由此时间可知：孙兴祖战死在徐达与王保保的定西之战发生前，这时的徐达大军尚在行军途中，孙兴祖是受到李文忠直接指挥无疑。
也可以肯定这点：李文忠这次进兵初期极为谨慎，于五处造势分散漠北元帝的注意力，自己所率的十万大军作为正兵沿大同至开平驿道逐步开进，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出动轻骑疾进的。
其目的也很明显：稳住——活捉或者干掉元顺帝！
但是，自古有句：人算不如天算，李文忠注定达不到活捉元帝的目的，真正掌握元帝命运的是冥冥天意：这位大元的末代皇帝提前走人了！据史载：元顺帝于四月二十二日（公历1370年5月28日）病逝于应昌。
至于哪股元军干掉了孙兴祖？史载不详，老孙也不敢妄断，反正绝对不会是兰州城下的王保保所部。
因为，这时的王保保已经没有闲情逸志去关注东线战事了，他需要面对的是向定西扑来的十五万大军：老对头徐达！
咱们这就开始回头细述王保保与徐达在沈儿峪的隔壕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