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后方的朱元璋其实一刻也没放松对前线的指挥，尤其是在战略部署方面，北伐大军就像放飞的风筝，长线的另一端的手柄始终牢牢握在朱元璋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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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州即现在的山东临沂，地处山东南部，元代时归属中书省管辖，镇守沂州的就是朱元璋对北伐将士们所举例的王宣父子，父亲王宣，儿子王信，父子发家得益于王保保。尤其是儿子王信，因曾追随王保保对田丰复仇而被元廷重用，蒙古人明令这位汉人儿子随父“还镇沂州”。
父亲王宣现在已经是“元帅”级别的大人物了，正式称谓为“义军都帅”——凡是蒙古人组织的民团乡勇，元廷一概称为“义军”。其实王宣正式的官衔是“招讨使”。
从名义上来说，王宣现在应该能节制元廷所有的山东驻军，但事实上做不到，驻守乐安（今惠民）的元将俞胜及驻守益都（今青州）的元将普颜不花是不会理睬这位汉人“都帅”之军令的。
驻守山东的元军也就是这几大股，除此之外的各州县基本没有部队驻守。诸位可能要问了：那王保保不也是位军旅奇才吗？怎么会不明了山东对于元大都的重要性？
倒也不是如此，自京杭大运河被元廷费大力气取直（之前西绕开封附近）之后，山东便成了元大都的左侧门户，不光京师的米粮盐茶需要路经山东，南方若对大都用兵，这京杭大运河也是一条最为近捷运兵之“黄金水道”，而山东，无疑就是扼住这水道的咽喉之地。
所以，王保保也在此布了精骑数万，由自己的弟弟脱因帖木儿统帅，防备朱元璋窥觑山东。
但是，计划往往跟不上变化，元廷对王保保的讨伐令一下，别处元军虽然采取观望姿态，但导致讨伐令颁下来的李思齐等人却是对王保保玩儿真格的，双方在山西掐了个死去活来，中间一度王保保还占了下风，这时的王保保不管什么猪元璋、羊元璋了，一道军令把脱因帖木儿的数万铁骑调到了河南支援自己。
主力部队一开拔，山东的所谓防务也就成了应景，各地官员虽然“守土有责”，但当真兵临城下之时，又有谁会与城共存亡？
具体到镇守沂州的大元招讨使王宣，首先遇到了是坚决抵抗还是就势投降的两难问题：蒙古人待他可谓“君恩深厚”，不打一下对天下人也说不过去；但若要真打？二十五万大军犹如狂飙突降，不是眼睁睁赔进我王氏父子的两条性命？
有没有一条万全之策？别“万”了，两全之策也行啊！最好能躺在炕上抱火炉，上下两面都能热热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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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初，北伐大军顺沂水来到沂州城下，主帅徐达致书王宣、王信父子：“投降吧，放下武器，待遇从优。”
王宣父子收到徐达的劝降书之后，掂量再三，觉得还是靠近大锅有饭吃，这些南方蛮子再怎么折腾，还能当真胜过蒙古铁骑？但是，前途远大代替不了眼前之危，过年的饺子再香顶替不了月饼过中秋，对徐达的水路大军，还是要应付一下。
这就是所谓“缓兵之计”！计定速行，王宣狠狠心大出血了：遣使携巨款去了应天进贡，态度诚恳表态：愿意改邪归正，立即站到人民这边来，愿意为祖国再立新功！
与此同时，王宣派出了儿子王信，秘密前往莒县、高密一带招兵买马，自己强大了，还怕你什么徐达？什么朱元璋？
朱元璋分析了王宣的处境，认为这是大好事，给整个北伐开了个好头，可以作为敌占区各城守将的表率！立即派遣徐唐臣到了沂州，授予王信江淮平章政事，令其受徐达节制，共同北伐。
朱元璋的使臣？这可是条大鱼！逮住他解往大都，皇上不光不会追究自己的弃土不守之罪，肯定还会有另外封赏！
于是，王宣豁上了，率兵趁夜偷袭了明使驻地，准备活捉徐唐臣，谁知行动也过于心急了，徐唐臣初来沂州，本来就警觉异常，发觉了不对头立即连夜走人，只身逃到了徐达军营。
这下王宣惨了：徐达何等人？得知沂州阵前起义有变，第二天一早便挥师向沂州发动猛攻，而且为了万全起见，还命都督冯宗异（冯胜）开坝放水，沂州城顿时水火交加，王宣再怎么琢磨，也觉得无路可逃，还是走老路吧：开城投降。
徐达认为还是应该给人出路，不管啥时候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便允许了王宣再次投降，但却命令王宣给儿子王信写信招降，儿子来了，你父子全部有功无罪，不然……
镇抚孙惟德当了王宣的信使，把老爹的深情呼唤送给了正在莒县招兵买马的王信——为了老子的性命，做儿子的也应该有点表示吧？
谁知这时的王信来了个绝的：父子既不同路，何妨“大义灭亲”？不光拒不投降，反而一不做二不休，来了个“破釜沉舟”，杀死信使孙惟德，远远逃往了山西。
这下儿子当真把老子送上了断头台！徐达还会对反复无常的王宣客气么？立即将其处死，任命了自己的部将韩温镇守沂州。
王宣父子一个死一个逃，被扔下的部将之愤怒可想而知：于是峄州（今枣庄）赵蛮子、莒县周黻、海州（今连云港）马骊及沭阳、日照、赣榆等诸县官员，皆尽投降。
一场大水，没用动刀见血，沂州全境就此全部收伏，山东的南半部已经不属于大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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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州“战事”结束之后，声明不干涉具体军务的朱元璋却派人专程给徐达送来了下一步行动的作战意见：“将军现在已经拿下沂州了，下一步按照既定方略应该是进军益都，但如兵向益都，主力却不应该用在益都方向！
我军精锐应该扼黄河要津，敌人只要等不到西方的援兵，也就自然失去战意。所以，断其援兵为主，益都可以必克！即使益都未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转兵进取济宁、济南即是。
济宁、济南二城既下，益都则无根，元廷在整个山东也就势穷力竭，还能不尽是我囊中之物？”（见《明史纪事本末》）。
可见，远在后方的朱元璋其实一刻也没放松对前线的指挥，尤其是在战略部署方面，北伐大军就像放飞的风筝，那长线的另一端始终牢牢牵在朱元璋手里。
令人不得不叹服：在战略布局方面，没多少文化素养的朱元璋的高瞻远瞩犹如天授，在这方面绝对不是徐达能够望其项背的！
没说的，谁的官大——不，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吧。
徐达按照朱元璋遥控指挥，派平章韩政率精兵占领榆行、梁城诸镇寨，占领了黄河要冲，山东的一切援兵就此被切断。在此期间，韩政派千户赵宝进兵滕州，元守将杨知远既不敢出城迎战，也没敢依城固守，来了个一走了之，滕州全境不战而下。
徐达则亲率大军来到益都，益都守将大元宣慰使普颜不花是员蒙古骁将，虽然明知外援无望，守城凶多吉少，却宁死不肯突围败走，而是亲登城头督战不降。
不过，这毕竟是大汉国土，红巾军能依靠民众孤城坚守数年，蒙古人可没有这个条件，再加上粮草不济，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如何能保住士卒士气？整个益都城头咋呼的热闹，其实没有多少人当真舍命守城，围城数日益都即破，普颜不花眼看大势已去，只得只身退到了自己家里。
普颜不花妻子儿女外加老母都在家中，普颜不花惨然与老娘诀别：“儿不能忠孝两全了呀。”
徐达派兵围了普颜不花住所，却不挥兵进院，对于这位蒙古将领，徐达也是早有所闻，据说此人在蒙古人中还算个另类，当得一个“贤”字，若能说服其归降，那对日后的战事无疑是大大有利的！
徐达竟然如同对待两国交兵一般，派遣使者进院谈判，这实在是给足了普颜不花面子！
谁知，普颜不花却并不领情，还是拒不投降，并且面对使者宣言：“我普颜不花乃大元朝进士，现在官至极品，忠臣各为其主，岂肯再事二姓？”
随即与总管胡睿、知院张俊当场自杀，普颜不花的妻子阿鲁真也不愧蒙古“铁娘子”，抱着一对子女投井殉节。
不过，别的元朝官员就没有这么坚决了，平章李老保与白知县等被俘后皆尽归降，益都之战，其实也就是摆了个攻城的样子，轻松便缴获军马粮食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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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元廷在山东能打两下的部队也就剩了驻守东平的马德一支。
岂知北伐大军还是没能过一把打仗瘾：十二月初，徐达派都督同知汪兴祖进兵东平，元平章马德眼看大局不妙，主动弃城而逃，汪兴祖进占东平还是兵不血刃。
马德节制的主要部队乃是驻守东阿的元廷参政陈璧所率五万余人，汪兴祖派指挥常守道、千户许秉率部进至东阿，那陈璧行事却更干脆：索性带领所部五万步骑集体放下了武器，这仗又没有打成。
俗话说“兵败如山倒”，这投降的风气也会传染：许秉一个区区千户带少许水军攻到了安山镇，元右丞杜天佑、左丞蒋兴都也是主动投降。
当徐达率主力来到济南东部门户章丘之后，元守将王成也自然就是主动请降。
十二月中旬，北伐大军兵临济南城下，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胞因帖木儿早已率所部逃走，手下无兵无将的元廷平章达呆只进巴等只得献城投降，并献俘三千八百五十五人，马四百二十九匹。
济南城的占领，标志着蒙古政权在山东的统治全面瓦解，与此同时，汪兴祖部又开始进攻济宁、巨野等地，元守将陈秉直弃城而逃。
避战或投降的风气还在逐步普及：元蒲台守将荆玉、邹平县尹董纲等见大势已去，一个个争先向徐达大军投降。
徐达任命指挥陈胜驻守济南，降将郦毅驻守邹平，指挥张孟驻守章丘，唐英驻守蒲台。徐达本人则自济南回到益都，挥师东进，进取登、莱诸州县。
战局极为单板无趣：元登州守将董车，莱州守将安然也是不战归降，这种仗再打下去就没啥意思了！于是，徐达便留下参政傅友德攻取莱阳以及胶东半岛北部诸城，自己率主力大军开始准备实施朱元璋的北伐第二步方略。
就此，山东境内黄河以南的广大地盘已完全为明军所控制，这么个重要地区，大都门户，徐达的北伐大军竟然有了英雄来到了“无用武之地”的感觉，那些闻名天下的蒙古铁骑就这么不经打？
就在北伐大军旅游观光一般收复山东之际，应天的朱元璋趁大军胜利之威，在政治上来了个大举措：宣布汉人的中央政权在应天建立，国号“大明”，这是中原汉人在相隔将近百年之后重新建立的政权！可以想象到：这对正在前方作战的大明将士是个绝大的精神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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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句闲话：大明的首任皇帝自然是朱元璋了，但是，据载老朱还是羞答答谦让了接连三次，说了些“本人无德无能，怎配担此重任？”之类的客气话。——这是中国古代人做皇帝的惯例，那意思就是：哥们儿并不想做皇帝，是大伙硬逼着在下干的呀！众人之心即天意，咱这个皇帝是老天授予，你看，想不干都推辞不掉！
没啥法子呀？那就“勉强”顺从众议吧。
可是，坐在了皇帝宝座上的朱元璋并没有被后方的政治、前方的军事，甚至还有西南四川云南前线的一切胜利冲昏头脑，反而冷静的替北伐主帅徐达考虑起了归降的元朝官员的安置问题。——在朱元璋看来，政策与策略是帝国的生命，是关乎大明能否健康生存的大问题！
朱元璋派遣天使来到北伐大军军营，向北伐主将徐达、副将常遇春传达皇帝的意见：“大军现在已经顺利拿下了山东，听说山东各郡县元廷降官降将甚多，两位将军皆若这样把他们留在军中令我很担心！不管是白天对敌作战还是夜间遇到敌袭，一旦有变就难说生出啥事儿来，这样处置绝非我军之利。
这些人初次归附于我是屈于势力，我们并未得其心附，不如都送来应天，与我大明官吏杂居相处，等逐日亲近相互了解了，然后再视才使用，方可有利无患，像济宁、东平这些主动归顺的将士家属也一并送来，我将尽量厚待。”
朱元璋此举很是了不起！这对日后摧毁元朝残存的民心、军心将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不但这些，就是在军事上，朱元璋也更加谨慎：召回了刚刚打垮了元廷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陈友定的汤和，命汤和回到明州专门督造舟船，利用大运河漕运保证北征大军粮饷；又派都督同知康茂才率领援军一部开到了济南，从实力上继续加强了节节胜利的北伐大军！
朱元璋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事实便验证了新任皇帝没有在后方瞎指挥、白操心。
北伐大军在进逼乐安城时，驻守乐安的元将俞胜也是“学习邻居好榜样”，主动上门纳款表示归顺新建立的大明朝，徐达当然对其礼遇有加，再三安抚之后送俞胜回了乐安。
谁知过于客气了，这给俞胜传达了错误信息：这明军主帅就这么实在？——在大多情况下，“实在”就是“愚笨”的另一种说法——所以俞胜认为这些人成不了大事，自己的主动归降看来有些欠考虑！不要紧，不就是损失点钱财吗？身外之物，别放在心上。
于是重新整军备战，转脸又成了大元帝国的忠勇守将！
徐达碰到了类似沂州的状况：降而复叛！
这还了得？这种风气若传染开来，那么明军打下的地方也就只是名义上的，日后不管大军北伐还是西进，后方都会成了悬在脊梁上的无数利剑！
对付这种现象唯有两个字：惩罚！
于是徐达杀鸡祭出了牛刀：亲率大军强攻乐安。
俞胜之所以放心再归元廷，主要是还有点心理依仗：距乐安五里处有一土河，这应该是阻击明军的一道天然屏障吧，只要徐达的部队在土河稍有耽搁，乐安守军也就有了曾经顽强抵抗的“事实”，那时就是弃城远走也就不会被朝廷责怪了。
谁知徐达根本没把什么土河放在眼里，传令大军：填了它！
一道土河的确算不上什么天堑，大明士兵们也无需当做多大土方工程，大军一边进兵一边挖坝填河，铺天盖地一般涌向了乐安城，俞胜一看大局不妙，再回头表示觉悟也“不好意思”了，走人吧！
俞胜实施了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计”，撇下了郎中张仲毅带领着部队留在了乐安，张仲毅还能替远遁的主将困守孤城么？于是立即开城出降，乐安还是依旧归属了大明朝。
看来，如何安抚新得之地成了大事，朱元璋闻报采取了一个妙招：命令大明中书省专门派员去山东，各城遍贴大明朝廷招贤榜文！
城头刚刚换了旗帜，满城张榜却是为朝廷选材，号召人们凭各人才干到新政府任职，并且不论蒙汉，认人才不认人种，这是多强的心理暗示？于是，之前在元廷任职的官员迅速心安理得了，就算不应招的也顿时有了安全感：幸福生活到来了，还胡折腾什么？
山东眼看得到了稳定，北伐大军也就把兵锋转向了河南，徐达率主力沿黄河西进，坐镇应天的朱元璋还是不能放心，又传旨征南将军邓愈率本部自襄阳、安陆、景陵等处进兵河南，在河南南部开辟了第二战场！
就此，两路大军犹如一把巨大的铁钳，从东部、南部两个方向杀向河南，邓愈部将王成、李廷琛顺利攻克唐州（今泌阳），开始向南阳一带进逼；徐达则引兵于黄河两岸水路并进，一路克永城、收归德、伏许州，大军势如破竹杀到了陈桥。
山东西北部，常遇春提兵横扫东昌府（今聊城），元平章申荣竟然在大军威慑之下来了个一死了之！于是荏平等县皆尽归降。
眼看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不过，大好形势也不全是由于军事部署得当，正确的对敌策略也起了重要作用。
这把握对敌策略的人就是朱元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