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九思远远便望见，杨炳新和一位小个子男人站在汇丰银行用来吓唬中国储户的爱奥尼克柱下，显出手脚无处安置的样子，很不自在。果然，杨炳新一见面就怒冲冲道：“你让我们俩站在这个地界等你，拿我们寻开心哪。”
冯九思没想到这个地方会对穷人的自尊心有所伤害，但他又不想当着新同志的面服软，便强词夺理道：“到这儿来你也该化个妆才是。”然后他立刻转向另一位同志，伸出手来说：“见到您很高兴。”那人的身材又瘦又小，黑黑的脸上满是穷苦，握住他的手说：“我是‘大象’，在三条石……”
冯九思拦住他的话头说：“你好，你好，叫我老冯。”他并不是不想对同志介绍自己，但地下工作风险太大，组织上要求他严格保守自己身份的秘密，不经领导批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
这时杨炳新却说：“我还得回去一趟，你们先走，我随后就到。”冯九思不解，悄声问：“你小子也是凶手的目标，都这会儿了，还满大街乱窜，是私事还是公事？”杨炳新顿时面有惭色，但很快又板起脸来说：“我是你的领导，听从指挥。”
得，这可就没话说了。冯九思很不情愿地把地址告诉杨炳新，然后带着“大象”上车离开，银行门前站岗的两个巡捕咔地碰响鞋跟向他行礼，他对这些手下也只是挥了挥手而已。
这算怎么回事呢？他指挥着司机开车在英、法租界里一阵乱转，希望摆脱凶手可能的跟踪。说实话，他很希望杨炳新能留下来，因为他对这个案子的下一步进展根本就毫无线索。这一点杨炳新不清楚，但他自己清楚得很，他对杨炳新讲的那些东西，大多都是在小仓的提示下做出的判断，严重缺乏事实依据，往好里说这是推断，往坏里说他这是在“撞大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算是小仓的提示没错，他的判断也很正确，凶手确实是冲着“吉田事件”的参与者来的，但凶手今晚的目标到底是谁，他可就无从猜测了。现在他告诉杨炳新说“大象”是凶手今晚的目标，但如果凶手今晚偏偏选中了杨炳新，而将“大象”安排在明晚，那么，杨炳新此时此刻的处境就太危险了。
再换一个角度来看，杨炳新和上级党组织显然赞成他的判断，如今也把“大象”交到他手里，然而，要想最终证实他的判断，就必须得等待凶手向他们动手的那一刻，这也就是说，他这是在拿“大象”的性命做诱饵，以便向组织上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判断正确。这可不像是正派人想出来的办法，他对自己很是不满。
望着“大象”对他充满信任的眼神，他在心底悄悄自问，我算得上是个好人吗？这话得看由谁来说，但他认为自己基本上应该算是一个好人。我是个好的革命者吗？也许吧，至少马马虎虎。那么，我是个好同志好伙伴吗？只怕未必，因为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太看重自己了，以至于忽略了同志。
他的家是所一楼一底的公寓，邻居多是各大洋行的外国职员。隔着三个路口他们就下了车，又步行绕了两条街，看清楚没有人跟踪，这才开锁进门。
“大象”见什么东西都新鲜，特别是门上的美国新型弹簧锁，关门开门地拨弄了半天，像是见到了难得的玩具。他则打电话给饭馆订了三个人的晚餐，然后领着“大象”在楼下各处转了转，并且特别说明了抽水马桶的使用方法。你得坐在上面，他格外强调，因为多年前他也曾在家中隐蔽过一位同志，不想那位同志居然蹲在马桶上方便，结果弄得很不好收拾。
方才在回来的路上，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根据通常的组织纪律，他认为杨炳新必定没对“大象”透露他的双重身份，这样一来，在杨炳新不在场的情况下，他就可以摆出一副上级领导的架式，对“大象”进行正式“询问”，让“大象”吐露他所了解的有关“吉田事件”的细节——“吉田事件”导致了领导对他的不信任，这是他的心结，他一直在寻找正式询问当事人的机会，现在终于找到了。
两年前，虽然他本人也参与了“吉田事件”的行动，但对行动细节知之甚少，也从来没见过吉田次郎本人。那次行动出问题之后，领导又一直不让他与当事者接触，这便让他找不到任何证据为自己辩护。或许，导致领导不再信任他的事实，就藏在“大象”的“鼻子”里。为了弄清楚领导不信任他的真相，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是的，一切代价，哪怕是杀人放火，否则这日子就没法过了——两年来，每想到此事，他就不禁怒火中烧。
瓦斯炉上的水烧开了，他打算泡一壶红茶。突然外边门铃响，他告诉“大象”是送饭的来了。“大象”兴冲冲地又去摆弄门锁，但开门迎进来的却是警务处副处长乔治·安德森。
安德森拿他那双生了锈的铜铃般的大眼睛紧盯在“大象”脸上问：“这是谁？”冯九思平淡地说：“通下水道的工人。”然后他示意“大象”躲进卫生间。
安德森又把大眼睛盯在他脸上问：“你小子背着我在玩什么把戏？”冯九思丝毫也不畏惧这条爱尔兰大汉，即使赤手相搏，他们当初也不过是打了个平手，但他实在不想看这家伙因为终于能爬到他头上而表现出来的志得意满的神气，便没好气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安德森说：“我刚刚才听说，你小子故意违抗我的命令，没去调查那两起爆炸案，而是正在帮助共产党调查连环杀人案。”听到这话，冯九思心下一沉，知道安德森必定掌握了相当准确的情报，这才前来兴师问罪。安德森接着说：“不论这是共产党自己内讧，还是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仇杀，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冯九思问：“你从哪听来的这些胡说八道，还当了真啦？”安德森说：“周孝存先生是位可敬的绅士，我们合作多年，他从没说过谎。”
如果是周孝存告的密，这件事可就蹊跷了。他为什么要阻止我调查这个案子？冯九思不明白。这时安德森又说：“我早就说你小子是共产党，但工部局的董事们却说，像你这种贪污受贿逛交际花的租界警察，共产党不要；我现在终于有证据了，等我把事情真相报告给董事会，看他们怎么说。”到了这会儿，冯九思已经没有退路了，他拿起电话递给安德森说：“我在警务处这么多年，得罪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董事会每个月都接到几十封针对我的告密信，这几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诬陷我是共产党，我这不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吗？所以，你最好现在就打电话向上报告，省得老惦记着晚上睡不着觉。”
这叫以攻为守，但是他知道，这一回要想脱身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国民党特务向来与租界当局关系紧密，这次又是周孝存亲自出面，他手里必须得有些过硬的东西抵挡一阵，才能有机会利用现有的职务和权力完成党组织交派的任务。至于说日后警务处对他的调查，他倒不太在意，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像两年前的“吉田事件”一样，蒙混过关的机会还是有的，实在不行，他还可以乘机丢下这份危险的地下工作，正式参加抗日队伍，或者，仅仅是或者，他也可以带着蓝小姐去南洋过小日子……
也就在这个时候，安德森突然得意地大笑起来，一张胖脸笑得好似开花馒头。他说：“还有一件事，我还掌握着一件证据。”冯九思这会儿不想再与他纠缠，便推着他往门外边走边说：“你还有什么东西尽管拿回家自己玩去。”刚把他推出门，安德森却说：“我知道跟你在一起的那个小子就是共产党。”冯九思故意大笑道：“就是那个通下水道的工人吗？”安德森说：“不是，是姓杨的小子，这件事你那聪明的小脑袋没想到吧，这是日本人专门派人送给我个人的情报，说你小子私通‘共匪’。”
冯九思相信安德森说的全部都是实情，然而他一点也不害怕，恰恰相反，这倒让他在心里产生了几分解脱感，因为这家伙把所有的实话都说了，也就等于把日本人和国民党特务所掌握的与他有关的情报全都透露给他了。于是他笑道：“你小子糊涂了，还是喝醉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是一嘴的旧词儿，还‘共匪’？你忘了，自从日本人占了华北，租界就成了‘共匪’和‘蒋匪’的避难所，跟谁‘私通’都没有杀头的罪过。”说罢他便猛地把门摔上了。
斗嘴归斗嘴，他认为，安德森这次打上门来毕竟是个麻烦。在租界当局看来，私通“蒋匪”绝不是罪过，但私通“共匪”可就不好说了。但他不怕，因为这只是与他在警务处的前途有关，对党组织的事业伤害不大，即使花上十天半个月的功夫最终被查实，并且将他开除出警务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让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周孝存和日本人会同时把矛头指向了他？为什么？现在他越发感觉到，自己调查的这起连环杀人案背后，一定有大秘密，大文章。
尽管冯九思明知道连环杀人案刻不容缓，但他还是决定先向“大象”询问“吉田事件”的细节，因为他知道，等杨炳新赶来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尤其是单独面对一个信任他的当事者的机会。
“大象”很诚实，也很老实，被冯九思摆开架势一问，便讲述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说：“从哪儿说起呢？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夏天，热得让人流油，‘大锤’来通知我时，我正修理‘翠鸟’送过来的发报用的按键，那玩意儿坏得不能用了，我就申请经费买了一根铜尺、一根木尺和两个铜螺丝，给做她了个新的，遇到情况时两下里一分便是两根尺子，不会被怀疑……你是问都有谁参加了那次行动？一共有多少人我不大清楚，我知道的有‘狸猫’、‘大锤’、‘老虎’、‘猴子’，还有‘翠鸟’……”
听“大象”流利地讲出这一连串的代号，让冯九思着实羡慕这种有同伴可依靠的自信和安全感，尽管这些人中大部分都牺牲了，但他还是羡慕。同时他也记起，在本地党组织的这一系统中，行动人员的代号是动物，情报员的代号是鸟类，而指挥行动的指挥员的代号都是五金工具。但“翠鸟”是谁？杨炳新此前并没跟他讲过……
然而，他现在没时间听“大象”细说，也没时间担心“翠鸟”是不是还活着，会不会是杀手的下一个目标。他必须得避开领导对他的控制，赶在杨炳新到来之间弄清楚与行动失败有关的核心内容，因为，他隐隐地感觉到，如果杀手当真是冲着“吉田事件”的参与者来的，案件的线索很可能就隐藏在行动细节之中。于是他问：“是谁制造的炸弹？”
“大象”说：“是‘猴子’，还有我；梯恩梯总共有二斤多吧，分装在三个瓶子里，没有电雷管，我拿手电筒上的电灯泡、擦皮炮和火雷管做了三个‘电雷管’给‘猴子’，也是通电引爆的，试验的时候，每三个雷管里有两个能管用，所以才分了三瓶，要是有德国电雷管，一个就足够了；‘猴子’是个机灵鬼，他怕炸药力量不够，又从工厂里弄了三瓶煤油，然后把所这些东西都装进一个种花用的大木桶里，周围的空档里又塞上锯成三角形的钢片和糟烂棉花……”
冯九思记得清清楚楚，杨炳新的计划是，找来与吉田次郎家门前的盆栽一样的大木桶，然后在夜里把他家的盆栽偷出来，把植物移栽到装炸弹的木桶里。
“那个主意可太妙了，”“大象”讲得眉飞色舞，“那天晚上是我和‘狸猫’两个去偷花盆儿，回来后‘猴子’安装炸弹，还把移栽的土啊、草啊照原样弄好，完事‘猴子’就走了，说是又有新任务，引爆的事就交给了‘狸猫’，他可是经验丰富……”
冯九思问：“你们的电线是怎么拉的？”这件事一直是他心中的疑窦，因为在吉田次郎家和战友们埋伏的那所房子之间，还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妇。
“大象”说：“炸弹的接线头在木桶底下，‘猴子’给做成了插座型，只要发现目标回家，不用费心接线，夜里拉着电线爬过去，把两根接线柱往上一插，就跟三个雷管都接通了，反正那家伙每天出门都很早，我们可以把电线从‘老犹太’的房子后边绕过来，只要不是白天，发现不了；可是，不知道您老还记不记得，那几天可真是旱哪，天热，又不下雨，炸弹是安装好了，也摆在了他们家门口，可万万没想到，那个混蛋居然又上北京去了，我们也不敢把炸弹再换回来，但又怕时候长了木桶里的那棵锯掉一半根的松树干死；您老明白，小日本儿狡滑狡猾的，松树叶只要一黄，必定被他们发现……”
冯九思被“大象”有趣的讲述给吸引住了，不由得替他们担心，忙问：“那该怎么办？”
“大象”得意地笑道：“每到夜里一两点，等大街上没人了，我跟‘狸猫’就爬过去给那棵松树喷水，足足喷了三天……”
现在该进入关键内容了，冯九思小心的问：“爆炸的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大象”说：“‘大锤’给我们打信号，说那小子回来了，当天夜里我们就把线接好，等着他转天早晨出门时送命，后来我听说，那家伙被送回日本之后才死的。”
冯九思问：“爆炸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情形？”
“大象”说：“我们的任务是看信号引爆，炸弹一响，我们就必须得从后门撤退，不许往外看，否则……”
冯九思问：“难道你没看到爆炸时的情形？那么，谁看的信号，谁操作的起爆器？”
“大象”说：“起爆器让‘狸猫’拿着，他是大行家，从没失过手；看信号也是他，他说前后只差几秒种，等我看了信号再告诉他就已经晚啦。”
冯九思不解地问：“怎么就差几秒钟？”
“大象”说：“‘大锤’交代了，他一打信号立刻就引爆，不能耽搁，稍一耽搁日本娘儿们就送出门来了，怕炸着她们；这我就不明白了，日本娘儿们管她们干什么，死一个少一个不是……”
冯九思心想，看来杨炳新原本设计得不错，并没打算炸死平民，只是没想到中途会出差错。他忙问：“‘大锤’那天是怎么发的信号？”因为他不在场，对当时情形的了解仅限于事后勘察现场。
“大象”懊恼地说：“事情坏就坏在这儿，后来组织上反我调过去审这件事，要我作证，但我确实不清楚‘狸猫’是不是看到信号后立刻就引爆的；当时‘老虎’也跟我们在一起，他却说‘狸猫’是看到信号后等了一会儿才引爆的；后来领导偏偏就信了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那么你到底看没看见‘大锤’打信号？”冯九思认为自己正在接近真相。
“大象”抓了抓脑袋说：“应该看见了，对，我想起来了，好像是还有一个人应该跟‘大锤’在一起，听说他叫‘戴胜’，是由他打信号给‘大锤’，再由‘大锤’给‘狸猫’发信号；后来调查的时候，我也把这件事对组织上讲了，要说引爆晚了应该怪罪谁，我说就该怪罪那个‘戴胜’……”
冯九思忙问：“你见过‘戴胜’吗？”
“大象”说：“没有，‘狸猫’也说他没见过，好像除了‘大锤’，没人见过他。”
也许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冯九思发现，他此前把事情全都想“拧”了，错怪了杨炳新，其实并不是杨炳新在领导面前诬告他，而是有一部分同志把行动失败的原因都归罪到了“戴胜”身上——而他自己就是那个代号叫“戴胜”的情报员。
他一时间感到怒火中烧，认为这些同志并非如他此前所想的那么纯洁。我到底错在哪啦？有证据吗？我当时根本就没在现场。这股怒火在胸中横冲直撞，在他的胸骨和后背引起阵阵刺痛。难道，他妈的，难道这些同志们为了逃避行动失败的责任，故意把罪过都推到了我的头上？这也太不义气了！
不过，转念一想他又发现，自己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上级领导都是聪明人，不可能只因为同志们的误解便将他投闲置散这么多年。不会的，一定还是更深刻的原因，只是这些事却是“大象”这种行动人员接触不到的。
于是他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弄清事实真相，一定要把这些真相摊在领导面前说个明白，同时也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多么坚定不移的革命者，绝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只是个粗暴的租界警察。
这时门铃一响，送饭的来了。然而，让他吃惊的是，跟在送饭的小伙计身后进门的，居然是蓝小姐。而更让他吃惊的是，“大象”一见蓝小姐，便很亲热地说：“‘翠鸟’姐，两年多没见，您胖了……”
蓝小姐一见“大象”，身子不由得抖了起来，脚步也一个劲儿地往门外退去，口中连声道：“你认错人了，你认错人了……”冯九思上前一把将她拉到身边，厉声道：“这下子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打发走送饭的小伙计，他让“大象”在厨房里先吃，自己拉着蓝小姐到了楼上的卧室里，咬牙恨道：“你瞒得我好苦啊。”如果早知道她参与了“吉田事件”，也许他早便套问出真相，并且在领导面前替自己洗清了冤屈。况且，如果早便知道她是党内同志，他也就用不着为“谈婚论嫁”的事费心思了。
到了这个时候，蓝小姐反而镇定下来，她说：“我枉费一片好心，怕你生气过来哄你，不想你却设计害我，弄了个共产党的叛徒来指证我过去的那点破事。”
听了蓝小姐的话让他一愣，随即他便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她就是杨炳新所说的“吉田事件”之后脱党的那位“同志”，而且她也一定是误会了，以为“大象”叛党，将她出卖给租界警察。
不过这同样也是个机会，于是他借着蓝小姐的误会，乘机冷下脸来继续逼问：“我也刚刚才知道，你原本是共产党，后来脱党不干了，对不对？”不想，蓝小姐双眼一翻，拿出闯码头的女人身上必须要有的泼辣劲儿说：“脱不脱党的我记不得了，反正是要杀要打都随你，我对你的这一片好心就全当是喂狗了。”
眼前的事情既是个机会，但也不容易处理，他在飞速地思索着解决办法。蓝小姐此刻已经不再是党内同志，如果他坦承自己的真实身份，好言劝说她讲述事实，一来是未必能够如愿，二来也违犯了组织纪律，会给自己和党组织带来危险。但是，如果不能讲明身份，他就只能充分利用她的这份误解和恐惧，拿出警察的传统手段，用刑逼供了。
身为情报员，她必定了解许多“大象”接触不到的重要情报，而这些情报很可能会让他接近“吉田事件”的真相。现在时间紧迫，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他终于拿定主意，然后伸手抓紧蓝小姐的双臂，将他拉近身前说：“我必须得问你几个问题，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吧。”
也许是看到他现出了凶狠的眼神，蓝小姐的身子先是畏缩了一下，然后才说：“我脱党之后，共产党大人有大量，没下令‘处置’我，这让我感激不尽，可没想到我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却落在你这个‘拆白党’的手里，你到底是汉奸还是国民党特务？可是，你难道不愿意跟我去南洋了吗……”
他知道，只靠言语纠缠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蓝小姐是见过大世面的女人，寻常手段制服不了她，弄不好自己还会被她绕进去。看看已经接近午夜，杨炳新随时都可能赶来，阻挠他对真相的调查，所以，他必须得用最快的速度从蓝小姐口中得到实情。
于是他找出两根领带捆住蓝小姐的手脚，又找了块毛巾塞在她嘴里，然后拔出手枪顶在她的额头上。这是革命工作，儿女情长就先放在一边吧，至于日后如何安置她，是向组织上替她求情，让她重新归队，还是自己请求她原谅，这都是后话。
他仔细地现出狰狞面目，一字一句地说：“现在我问你一句，你回答一句，听明白了？”蓝小姐点点头。他问：“有关‘吉田事件’，你都知道些什么？”
他轻轻从蓝小姐口中掏出毛巾，等她回答。不想，蓝小姐的眼中突然冒出火来，高声道：“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你杀了我吧，我什么也不说……”他慌忙又用毛巾将她的嘴堵上，侧耳向楼下静听。“大象”一定还在后边厨房吃饭，没留意到他们的吵闹。他关紧卧室的房门，又看了看手表，发觉时间过得飞快。
看起来，如果不使点硬手段，短时间内必定解决不了问题。他心中有些不忍，却在脸上挂起一层“严霜”，故意拿着架式在蓝小姐身边转来转去，目光上下打量，然后凑到她身前恶狠狠道：“下边我还要问你话，每个问题只问一次，如果得不到诚实的回答，我就立刻勒死你。”说着话，他攥紧拳头在她的肋骨上用力捶下去——此刻他觉得自己很丑陋，同志们批评他“只是个粗暴的租界警察”一点也没说错。
蓝小姐的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喉咙中连声咳嗽，把身子向一边歪过去。他知道，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地下工作中最无情的一面，然而他却不能手软，便又在蓝小姐另一边的肋骨上捶了一下，蓝小姐的喉咙中又发出一阵闷哑的嘶叫。
他知道他必须得捶两下。通常情况下，如果只捶一下，被审问者就会以为自己还有生机，但捶两下就会打消他的这个念头，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到下边还会遭受哪一种折磨上来。
该死的，怎么杨炳新到现在还没赶过来。他此时突然又希望杨炳新能在身边，可以帮他做个见证，证明他这样做全然都是为了工作，不得不如此——对自己以前的同志，特别是对一位女士用刑，这让他从内心深处感觉羞愧。但转念一想他又发觉杨炳新是个好话题，至少从他身上开始会更接近问题的核心——领导是根据什么证据做出的最后判断，以至于不再信任他。于是他轻轻从蓝小姐口中掏出毛巾，问道：“杨大锤为什么恨你？”
蓝小姐满脸是泪，泣道：“他恨我抛弃了他的义弟。”
冯九思问：“他的义弟是‘狸猫’吧，你为什么要抛弃他？”蓝小姐恨道：“那家伙表面上装得又义气，又大度，其实小肚鸡肠，贪财好色，他蒙得了杨大锤，可蒙不了我，也蒙不了上级党组织。”冯九思感到很奇怪，便问：“他干了些什么？”蓝小姐说：“我也不清楚，只是那家伙突然有了很多钱，说要带我去香港，我那会儿还年轻不知深浅，就向上级报告了，结果他受到了处分，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冯九思感觉蓝小姐的这段话对他没什么用处，便又问：“听说杨大锤认识一个叫‘戴胜’的人，你了解这个人吗？”突然，他发现蓝小姐眼中现出了一丝畏惧之色。她慌乱地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没见过面，听说‘吉田事件’都是他搞砸的，但具体怎么弄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向组织上作证，说‘狸猫’思想有问题，意志发生了动摇，当然，我自己后来也动摇了。”
他又问：“跟你有联系的还有一个情报员，是不是？”话题的转移让蓝小姐像是如释重负，她说：“那个人的代号叫‘喜鹊’，也是‘吉田事件’的证人之一，他认为错处也在‘狸猫’和‘戴胜’身上，我知道这个人住在哪，可以带你去，求求你，放了我吧。”
看来她真的软化了，有问必答，冯九思觉得有必要再诈她一诈，便说：“我知道，除了‘喜鹊’之外还有一个情报员，隐藏得最深，不是‘戴胜’，是另外一个，快说。”蓝小姐把身子一点点地往后缩，眼睛也不再望着他，而是四下里乱看。他认为自己一下子击中了要害，便用一只手按住她的嘴，另一只手在她腋下的皮肉上用力拧了一把，又拧了一把，再松开她嘴上的手。她忙叫道：“那人就是我，再没别人啦。”
他认为，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杨炳新没有对他讲，蓝小姐也不肯讲，或许此人才是关键。然而，再往下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很显然，蓝小姐方才所讲的一切都没用，“戴胜”和杨大锤是他先讲出来的，而她交代出来的“狸猫”和“喜鹊”都已经死了，至少“喜鹊”被杀的新闻今天已经登在报纸上，她应该能看到。这也就是说，她的话中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看起来，他还得加把劲才行，然而，如果再用刑逼供，他就应该扭断她的手指，或是用枪柄砸烂她那涂了寇丹的脚趾，但这可就有违他的初衷了。于是，他只好换了个同样关心的话题来问：“你跟周孝存到底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脱离共产党之后又投靠了国民党？”蓝小姐忙说：“不是，共产党不是想脱离就脱离得了的，现在他们还让我帮忙搜集有关周孝存的情报。”
“都是什么情报？”“什么情报都要，他的收入支出，跟什么人交往，对什么人什么事感兴趣。”“比如？”“比如周孝存为什么会对你感兴趣，为什么要转弯抹角地送钱给你，你们之间有什么勾结等等。”“也监视我吗？”“当然，他们对你也有兴趣。”
此刻，冯九思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促狭的念头，突然问：“周孝存的太太就没打上门来找你的麻烦吗，我听说她对你很感兴趣啊？”
不想，他的话音刚落，便发现蓝小姐的脸上突然变了模样，似乎马上就要窒息，嘴像出水的鱼一般张得大大的，双眼向上翻。他连忙捏紧她的双颊，伸指向她口中一搅，发觉并没有自杀用的毒药。于是，他便打开临街的窗子，让冬夜清冷的空气吹在她的脸上。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缓过劲来，嗫嚅道：“你这狠心短命的，再打我两下，我的心脏病就该犯了。”
这时，电话铃猛地响了起来。他希望是杨炳新打来的，这家伙已经离开几个小时了，若是再没有消息，必定已经横尸街头——他发觉自己太专注于“吉田事件”，太专注于自己的私事了，以至于忽略了凶手今晚还会再杀人的可能。然而，电话中传来的却是小仓温文而雅的英语，他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来打扰您，不过，为您的事我翻找旧案例，发现一个案子可能会对您有用；那是明治初年的案子，有几个浪人合伙抢劫了一家大商号，而这几个浪人事后也全都被人杀死了，几乎成了悬案……”
冯九思仔细听。小仓接着说：“多年后因为别的案子又将这个案子牵扯进来，才发现，这几个浪人中间有一个人并没死，而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假死的现场，然后才偷偷地杀死了其他同伙，独占了埋藏的财宝……”
这才叫醍醐灌顶，冯九思心中霍然开朗起来——所谓死人其实可能还活着。为此，他感觉能结识小仓先生当真是他的幸运。放下电话，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把剪刀，拿到蓝小姐眼前晃来晃去，逼问道：“你未婚夫，也就是‘狸猫’死的时候，你在场吗？”蓝小姐的眼睛随着剪刀惊恐地转来转去，口中道：“杨大锤说他是出任务时牺牲的，我没在场。”他又问：“还有另外一个人，死了很长时间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他还记得杨炳新说过，参加行动的人中间，有一个人脱党了，现在知道就是蓝小姐，还有另外一个人早就牺牲了，但他一时疏忽，没问那人的代号。
蓝小姐说：“你把剪刀拿开，那个人牺牲的时候我在场，是眼看着他死的。”冯九思问：“是怎么死的。”蓝小姐说：“两年前，我负责的电台被敌人突袭，‘小猪’当时是我们的警卫，毁掉电台和密码之后，他带着我们边打边撤，牺牲了两名同志，我和他终于逃了出来；但是，他的肚子上挨了一枪，我们俩躲在郊区的一个联络人家里，不敢去医院，也没有药给他治，就这样，他整整挨了七天，最后牺牲了。”
冯九思问：“于是？”蓝小姐长出一口气，音调也高了起来，说道：“是的，我害怕了，再也受不了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理想，不再参加组织上的活动，而是找到一个当年的姐妹，从此就干上了这个没脸的行当。”
虽然冯九思还无法判断蓝小姐是不是只因为这点小事就选择了脱党，但是，他对她在“敌人”的严刑拷问面前表现出来的机智却很赞赏。她说了那么多话，谈到了那么多的人物，却没有主动交代一位对方不知道的同志，没有给党组织带来任何危险，同时，却又让她在“敌人”面前显得很合作，少受了许多苦。
这是个聪明孩子，为此，他对蓝小姐又产生了几分怜惜之意，往日与她相处时的那种“打茶围”的心态也消散了许多，觉得如果她能回心转意，再次参加革命工作，娶她为妻也应该是件乐事。
该死的杨炳新，死到哪去了，怎么还不过来。他知道，从现有的情况看，除了“狸猫”死不见尸，所有牺牲的同志都已有着落。如果小仓的推断有可能将他引向真相的话，他就必须得先找到杨炳新证实“狸猫”是真死还是假死。至于蓝小姐，现在放她走可不是办法，还是等杨炳新回来，再由他向蓝小姐解释一切吧，也许这正是让蓝小姐重新归队的好机会。
他想到楼下去交代“大象”一声，让他留神门户，等待杨炳新。于是他重又堵住蓝小姐的嘴，走出卧室，把门关好，但刚走到楼梯中间，便听到门铃响。杨炳新这个该死的家伙终于赶过来了。他听到“大象”冲出厨房去开门，便连忙转身往回走。杨炳新对他的印象已经够差的了，他可不想再让杨炳新发现他是个对女人用刑的混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楼下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响……该死的，这下子不用再猜了，凶手今晚的目标是“大象”，而杨炳新应该还活着。同时，“大象”的死也说明，凶手的谋杀对象确实是“吉田事件”的参与者，他在小仓的提示下做出的判断非常正确。不过，他也感觉很后悔，同时还认为自己很自私——他方才一味地专注于洗清自己的嫌疑，以至于忽略了“大象”的安全。
他不知道来了几个凶手，不能贸然冲下楼去，只好轻手轻脚回到卧室，关上灯，将蓝小姐塞进衣橱，又用椅子把橱门挡住，然后举枪从门缝中对准楼梯。
楼梯上没有脚步声。他移身到临街的窗边朝下望去，发现有三个人正从他的公寓里冲出来，分头逃散了。这些家伙们显然知道在租界里杀人罪过不轻，逃得很快。他急忙从窗子跳到街上，再回头来看，发现“大象”倒在门边，脑袋下边满是血，已经必死无疑了。
这件事让他不由得感觉到害怕。为了保护“大象”，他采取了周密的措施，但是，这些家伙居然能找到他家，而且就在他的家门口把“大象”杀掉了。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如果他和蓝小姐刚巧在楼下，会不会也被他们当场杀掉？
然而他知道，害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他只要是能够抓住一个凶手，就不用再费心跟着小仓先生研究什么《地狱变》了。他选择了只有一个凶手逃跑的方向追下去，同时掏出警哨狂吹不止。这会儿正是用得上那些租界巡捕的时候，可这些混蛋都躲到哪去了？
凶手一路向西狂奔，他也在后边紧追不舍。他希望能追近到二三十米的距离，这样就可以开枪将其击倒，只要能问出凶手的老窝，管他是死是活。然而，就在他开始缩短与凶手的距离的时候，却发现凶手又折而向南逃去。他知道，只要这家伙逃过马场道，便出了英租界进入日军占领区，那时他便无能为力了。
那家伙的脚步已经不像方才那么快了，但他自己也开始气喘。远远的他已经能看到日军在马场道上用沙包垒起的工事，那家伙再加一把力就能逃脱了。他只好站定脚跟，举起手枪向那人射击，那人脚下不停，却也不时回身还击。
然而，就在凶手冲出英租界的一刹那，把守街口的日本兵却开枪了，一排子弹打在凶手身上，巨大的推力让他横着跌出去一丈多远。眼看着日本兵把那家伙当成强闯关卡的暴徒给打死了，冯九思当即便认识到，他眼看就要到手的线索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