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想起第一次和耶苇特见面的情形。那天晚上，她的家里洋溢着非洲的欧洲气氛，她穿着玛吉特·勃兰特牌黑色短衫，地板上台灯柔和的光线打在她的身上，琼·贝兹的歌声在我心中挑起万千遐想。
换个场合，换个时间，她或许不会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或许，如果我当天就读了耶苇特给我的雷蒙德的文章，第二天下午她到我的公寓里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就不会找理由让她靠在客厅的白墙上向我展示她的侧影，我们或许会径直去希腊俱乐部。中午看到她住的房子，已经让我有些吃惊。要是拜访后立刻通过文章认清雷蒙德，我就能进一步看清耶苇特——她的野心，她错误的判断，她的失败。
她这样的失败我一点儿也不想卷进去。我之所以想和耶苇特偷欢，只是想要如入云霄的快乐，想要脱离我现在的生活：沉闷，无谓的紧张，“这个国家的现状”。和同样被困住的人纠缠在一起不是我的本意。
但现在就是这个局面。我无法逃脱。那个下午，是我发现了她，但自此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猎物，被这个我一直希望赢取的女人占有了。满足感无济于事，只是打开了新的空白，启动了新的需求。
我眼中的小镇变了，它开始有了新的意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天气关联着不同的记忆和情绪。店里的抽屉里原来放着雷蒙德的杂志，也就是我忘记去看的那些杂志。现在换成了耶苇特的照片。有些照片很旧，对她来说应该很珍贵。这些照片是她送给我的礼物，她在不同时间送给我，或是用来示爱，或是作为奖赏，或是表示她的柔情。我们第一次见面没有拥抱，后来我们心照不宣地保持这样，不和对方说那种卿卿我我的情话。我们的感情以堕落的肉体方式宣泄，但我更喜欢耶苇特的照片，我觉得它们最为纯洁。我特别喜欢她孩提时在比利时拍的照片。当时的她还觉得未来是个琢磨不透的谜。
抽屉里有了这些照片，从店里看外面的风景就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广场上湿淋淋的树，商铺，四处游逛的村民，没有铺柏油的马路晴天尘灰满地，遇雨则一片红色泥泞。在这个破败的小镇，我曾经感到自己死气沉沉，而现在，我觉得它简直是为我而存在的。
与此同时，我开始关注政治，甚至可以说有一种政治焦虑。本来我不需要政治，但我无法克制自己。通过耶苇特，我和雷蒙德拴在了一起；通过雷蒙德，我和总统的权势——是事实也好，是一种认识也好——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看到到处都是总统肖像，我开始觉得我们不管是不是非洲人，都是他的人民。因为雷蒙德的缘故，我还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们都依靠着总统，同时，不管我们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自认为是在为自己工作，我们都是在为他服务。
有很短一段时间，我相信雷蒙德就是因达尔所说的总统的白人亲信，我为自己和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离得这么近而感到激动。我觉得自己超越了这个我熟悉的地区及其日常生活——山一样的垃圾堆，坑坑洼洼的公路，狡猾的官员，破败的城镇，每天从丛林里来的无所事事、无以果腹的村民，醉汉，动辄发生的谋杀，还有我的商店。总统远在首都，而围绕在他周围的权力，还有生活，却显得是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本质之所在。
认识到雷蒙德的真正处境，总统随之远去，再次成为高高在上的人。但现在我和总统之间仍有一种联系：我觉得他的权势是某种个人的东西，好像我们每个人都通过一根线和他的权势连在一起，这根线他想收就收，想放就放。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来没有过。和镇上其他外国人一样，我过着本分的生活。我们把总统的官方肖像挂在自己的商店和办公室里；我们还购买各种总统基金。但我们都尽力把这一切当作背景，和自己的私人生活分开。比如在希腊俱乐部，大家就心照不宣地避开政治话题。
但现在，通过雷蒙德和耶苇特，我被带入政治的深层，认识到每一幅新的官方肖像的用意，每一尊非洲母子雕塑的内涵，我再也不能把这些肖像和雕塑当成背景。或许会有人告诉我，为了印这些肖像，政府欠了一大笔钱，但认识到总统的目的，就不能不受到感染。来访者可以对母子雕塑嗤之以鼻，但我不能。
雷蒙德那本历史著作情况不妙——杳无音信。因达尔临走的时候曾答应过问此事（他还把手放到耶苇特大腿上了），但一走便再无音信。我说因达尔也没有给我来信，我还说他自己也有大麻烦，但这一切都安慰不了耶苇特。她并不是为因达尔牵肠挂肚，她只是想听到一点儿新的消息。因达尔离开这个国家之后很久，她仍在等着从首都传来只言片语。
与此同时，雷蒙德已经完成了总统演讲稿的编纂工作，接着写那本历史著作。他很擅长掩饰自己的失望和紧张，但这些情绪却从耶苇特身上流露出来。有时候，她到我家里来，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她那年轻的皮肤看起来非常苍白，下巴上的肉开始松弛，露出双下巴的模样，眼角的鱼尾纹也更明显了。
可怜的姑娘！这可不是她嫁给雷蒙德时所期望的生活。他们相遇的时候她还在欧洲读书。雷蒙德当时随一个政府代表团出访。他辅佐的人刚登上总统的宝座，虽然他的顾问角色应该是保密的，但他的显赫地位却人所共知，所以耶苇特所在的大学邀请他去做讲座。在那次讲座上耶苇特提了一个问题——她当时在写毕业论文，主题是关于非洲的法语作品里的奴隶制。后来他们再见面，雷蒙德对她百般殷勤，她被征服了。雷蒙德以前结过婚，独立后没几年，也就是雷蒙德还在当教师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妻子和女儿都回到了欧洲。
“人们说男人结婚前应该看看未婚妻的母亲，”耶苇特说，“而像我这样的女孩应该先想一想被男人抛弃的或者被他们耗得油尽灯枯的女人，就会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但你能想象吗？这个帅气而杰出的男人第一次带我出去吃饭，就去了最昂贵的地方。他做这一切的时候显得漫不经心。但他知道我的家庭背景，他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心里都有一本账。他请我的这顿饭花的钱比我父亲一周的薪水还要多。我知道这是代表团的钱，不过我不在乎。女人很蠢。不过，要是女人不愚蠢，这个世界就没法运转了。
“应该说，我们结婚后，感觉好极了。总统经常邀请我们吃饭，前几次我就坐在他的右边。他说他不能亏待了他的老教授的妻子——但这不是事实。雷蒙德从来没有教过他，这些话都是说给欧洲媒体听的。总统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我还应补充一句，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他是在说些敷衍的废话。第一次我们的话题是桌子，真的是桌子。那桌子是用本地木头雕刻出来的，边上刻有非洲的图案。让人毛骨悚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他说非洲人天生擅长木刻，这个国家的人足以为全世界打造高质量的家具。这就像最近盛传的在河边兴建工业园的说法——都只是聊天的话题。不过我那时候初出茅庐，人家说什么我都相信。
“四周总有摄像机。甚至在一开始那几年就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在为他们摆造型——你知道，这样照来照去，谈话很难进行。他从来不肯放松下来。他总是主导着话题。他从来不让你提起新的话题。否则他会直接转身走掉。这是皇家礼节——他是从某个人那里学来的，我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很不容易。他会突然从你面前走开，这像是一种个人风格。到了指定的时间转身径直走出屋子——他好像喜欢这种派头。
“我们有时候和他一起出访。我们出现在几张早期的官方照片的背景里——以白人为背景的照片。我注意到他的穿衣风格变了，我以为他只是想穿比较舒服的衣服，非洲风格的乡下衣服。我们每到一处，总有那些表示欢迎的séances d\'animation，也就是部落舞蹈。他对此兴趣浓厚。他说他要为这些被好莱坞和西方丑化的舞蹈正名，要给它们以尊严。他想为这些舞者修建剧院。在某次欣赏这样的舞蹈时，我陷入了麻烦。他把手杖放到地上。我不知道这样做有特殊的意义。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闭嘴。要知道，在部落酋长时代，手杖放在地上的时候你如果说话，他们会把你活活打死。我离他很近，说了一些关于这些舞蹈者的技巧的话，都是一些很平常的话。他愤怒地噘起嘴唇，转过脸去，头抬了起来。这完全不是装派头。周围的非洲人都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这时我感觉到游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当然，这不是他和雷蒙德闹僵的原因。事实上，这件事发生以后，他对雷蒙德比以前更友好。他后来和雷蒙德关系破裂是因为他觉得雷蒙德对自己不再有用，觉得自己在首都身边跟着白人是件让人难堪的事。至于我，他不再和我说话，但是他坚持派官员来嘘寒问暖。他凡事总要找效仿的榜样，我想他肯定听说过戴高乐派人问候政敌的妻子的故事。
“所以我想，如果因达尔去打听雷蒙德的著作出版一事，肯定能传到他耳朵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传到总统耳朵里。你知道，这地方是在唱独角戏。我原指望听到一些间接的话。但我没有想到，这么长时间，他甚至连问候也不转达了。”
她的痛苦远甚于雷蒙德。这个国家对她来说还是陌生的，她还在摇摆，还在将信将疑地依赖别人。而雷蒙德已经视这儿为家乡。他现在面临的处境对他来说或许并不陌生。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当教师那阵子，他就像现在这样门庭冷落。或许他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个性：教师的自足自知，孤芳自赏。但我觉得还有点儿别的东西。我觉得雷蒙德在刻意遵循他给自己定下的某种准则，遵循这种准则，他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
由于这种准则，他不能表达失望或者妒忌。在这种状态下，他不同于继续到领地来拜访他、听他高谈阔论的年轻人，他仍旧给人重任在肩的感觉。他仍然有一箱又一箱大家都想看的书。毕竟这么多年他都是大人物的白人亲信，是人们眼中对这个国家最了解的人，他的声望依然如故。
这些访客有时会批评某人的著作，或者某人在某地举办的会议（现在没人邀请雷蒙德去参加各种会议了），雷蒙德总是不说话，除非他对这些著作或者会议确实有高论可以阐发。他总是直直地看着来访者的眼睛，好像只是在等他说完。我注意到他经常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在听打断他说话的人说完。遇到这样的场景，耶苇特的脸上会露出惊讶或难受的表情。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一位来客说，雷蒙德想申请一份美国的工作，但是遭到了拒绝。来客蓄着胡子，眼神卑鄙，不可信任，好像是站在雷蒙德一方说话。他的语气甚至有为雷蒙德抱不平的意味。我想他可能就是耶苇特说过的那个访问学者。此人和耶苇特一起看雷蒙德的文章时曾借机向她献殷勤。
留胡子的人说，从六十年代上半叶，时代就变了。现在非洲研究者已不那么稀罕，一辈子奉献给这片大陆的人正在被遗忘。各个大国暂时都不插手非洲事务，他们对非洲的态度也变了：他们过去常说这个时代是非洲的时代，曾经抢着巴结非洲的伟人，而现在，这些人放弃了非洲。
耶苇特抬起手腕，仔细地看表，像是故意要打断谈话。她说：“非洲的十年十秒钟前结束了。”
以前别人提到非洲的十年，她就开过这样的玩笑。这一次，她的小把戏同样奏效。她笑了，雷蒙德和我也笑了。留胡子的人也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不再提雷蒙德申请被拒的话题。
留胡子的男人的一席话让我心情沮丧。耶苇特下一次到我公寓来的时候，我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要离开。”
“你没有想过离开吗？”
“是的，最后是要离开的。”
“最后我们都要离开。你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差不多算是和那个人的女儿订婚了，你说过的。一切都在等待着你。而我的生活还说不定会怎么变化。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不能就这么待下去。”
“但你为什么一开始不告诉我？”
“为什么说这些明知不能实现的事？再说了，这种事传出去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你知道的。雷蒙德现在在国外没法混了。”
“那他为什么还要申请？”
“是我叫他申请的。我想也许有一点儿可能呢。雷蒙德自己是不会做这种事的，他太忠诚。”
以前因为雷蒙德和总统关系密切，人们争相邀请他到世界各地开会。现在，正因为他和总统曾经的关系，去申请海外职位反而没有人认真考虑。除非发生不同寻常的事，否则他只有守在这里，仰总统的鼻息。
他在领地的地位要求他表现出权威。不过他随时可能被剥夺这种权威，落得一文不值，无依无靠。换成我处在他的位置，我是不会去扮演权威的——对我来说，这简直太难了。我会放弃，因为我了解马赫什多年前告诉我的那句话的真实性：“记住，萨林姆，这里的人狡猾而恶毒。”
但是从雷蒙德身上看不到任何犹疑。他仍旧那么忠诚——忠于总统，忠于他自己，他的思想，他的著作，还有他的过去。我对他的钦佩之情与日俱增。我研究了总统的演讲——首都每天都有日报空运过来——想从中找到雷蒙德东山再起的蛛丝马迹。和耶苇特一样，我也开始鼓励雷蒙德，拥护他，甚至在希腊俱乐部里宣传他，我说他虽然没有发表多少著作，但他是真正了解非洲的人，是所有明智者都应该拜访的人。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因为我怕他离开，把耶苇特带走。我是不想看到他落难。我钦佩他有自己的准则，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像他一样坚守某种类似的东西。
镇上的生活毫无秩序可言。耶苇特认为我的生活已经定下来了，在某个地方一切都在等着我，还说她自己的生活依旧变化不定。她觉得自己不像我们这些人一样胸有成竹。不过我们的感觉其实也一样：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化不定，觉得别人比自己安稳。不过在镇上，一切都是无序的，规则只是规则，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不确定。我们都没有任何把握。我们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必须经常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无序。到最后，我们都说不出自己身在何处。
我们为自己而活。大家都得活下去。但由于我们感觉到生活的不确定性，我们都感到自己是孤独的，不觉得自己要对什么人或者什么东西负责。这就是马赫什面临的局面：“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这也是我所面临的。
这和海岸那边我们的家庭和群体的生活截然相反。那里的生活充满了条条框框。太多条条框框。那里的生活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到了这里，所有这些条条框框都被我抛弃了。在叛乱时期——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发现，我已经失去了这些规则给予的支持。这么想下去，我觉得自己无牵无挂，一片茫然。我宁肯不去考虑这些——如果认真考虑这片大陆上小镇的实际处境，再想想自己在镇上的处境，结果只会感到恐慌。
在这种无序的生活中，雷蒙德却始终遵循他为自己制定的准则，在我看来真是不平凡。
我把这话说给耶苇特听，她回答说：“你也不想想，我会嫁给平凡的人吗？”
这话听起来很奇怪，以前她对雷蒙德可没少批评，或者在我看来是批评，不过，我和耶苇特的关系中种种奇怪的地方很快就不奇怪了。这段关系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而我来者不拒。
和耶苇特——和耶苇特、雷蒙德夫妇——在一起，我开始了一种家庭生活：在我的公寓，我们尽情享乐；到了晚上，我们在领地的房子里安享家庭生活的温馨。我的生活被搅乱了，但就在这种时候，我体会到了家庭生活的感觉。这种生活还在继续，我已经习以为常。那时候，一切都游移不定。生活被搅乱了，而我居然镇定自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让我非常吃惊。换作以前，如果听说有人在过这样的生活，我会觉得十分糟糕。我觉得通奸是件可怕的事。我仍然按照海岸那边家人和我们那个群体的看法来看待这件事，觉得它是狡猾、不光彩的行为，是意志薄弱的表现。
一天下午，耶苇特在我的公寓里建议我去她家和他们共进晚餐。她这样做是出于爱意，出于对我的关心，因为我晚上总是一个人。她认为这种安排没有任何问题。我却感到紧张。刚做完那样的事，我觉得无法走进雷蒙德的家面对他。但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雷蒙德还在书房里，一直到吃饭的时候才出来。看到刚刚还赤裸着身子和我颠鸾倒凤的耶苇特俨然一副妻子的模样，我感到一种新奇的刺激，把紧张忘到了九霄云外。
我坐在客厅。她一会儿进来，一会儿出去。我感到心旷神怡。她每一个家庭主妇式的举动都让我动心。她的穿着很平常，我很喜欢。她在自己家里举动更轻快，更自信，法语（雷蒙德已经在桌边落座）说得更准确。我不再紧张，我一边听雷蒙德说话，一边在想象中把自己和耶苇特的距离拉开，尽力把她当成陌生人，然后透过这个陌生人观察另一个我认识的女人。
这样两三次之后，我让她开车送我回公寓，我们不需要花心思找借口：雷蒙德一吃完饭，立刻就回书房去了。
耶苇特原以为我只是想兜兜风。弄明白我脑子里在想什么之后，她发出一声惊叹，她的脸——刚刚在餐桌上她的脸还是像面具一样的家庭主妇的脸——顿时变了，洋溢着喜色。她一路上都在笑，几乎是在大笑。我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如此轻松，如此开心，如此放松。
她知道自己吸引男人——那些来访的学者让她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我们下午已经缠绵了那么久，现在她得知自己又一次被渴求，被需要，这似乎让她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她对我很满意，对自己也极其满意，我们俩如此默契，仿佛不是一对情人，而是一对老同学。我把自己想象成她，有那么一会儿，我产生了幻觉，仿佛进入了她的身体和思想，理解了她的快乐。知道了我对她的生活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想我明白了她自身的需求和缺憾。
进门的时候，梅迪在家。过去，按照老规矩，我尽量不让他看到我生活中的隐秘，至少会装一装。但现在，隐秘既不可能也不必要，我们不再理会屋里的梅迪。
这是个不寻常的夜晚，它后来成了我们相处的模式。晚上在雷蒙德家里和雷蒙德吃饭，或者饭后和雷蒙德见面，在这段插曲前后，下午和深夜在我家里还有两场好戏。在雷蒙德家中，一旦雷蒙德出现，我的头脑就很清醒，能十分认真地听他谈话。
雷蒙德的习惯丝毫未变。我——还有偶尔上门的其他访客——来的时候，他都在书房里，总是好半天才露面。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头发总是湿湿的，整齐地梳到后面，衣着很齐整。每次离开前他总要发表一点儿议论，这使他的离开很有些戏剧效果，但他进来时通常很低调。
他喜欢——特别是在饭后的聚会当中——装出很害羞的样子，好像自己是家里的客人一样。不过，要他开口也不难。有很多人想听他讲他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他和总统的关系。不过，雷蒙德现在不说这些话题了，更愿意说自己的作品，然后引申开去，谈论更广泛的思想问题。他很喜欢谈论特奥多尔·蒙森的天赋才华，他说此人重写了罗马历史。我后来渐渐发现他是怎样把话题引到这里的。
他从来不回避政治评论，不过从来不主动提及政治话题，也不会陷入政治辩论。无论来客对国家的批评多么严厉，雷蒙德总是由他们说下去，就好像在耐心地听插话者把话说完。
来客的批评越来越有火药味。他们对祭拜非洲圣母像的事情很有意见。和总统母亲有关的各个地方都建了圣殿，而且还在建，总统下令在特定的日子里让人们去祭拜。我们知道这些祭拜仪式，但在我们这一带并不多见。总统的母亲来自河下游的一个小部落，离我们这儿很遥远，在我们镇上，只有几处半非洲风格的雕塑，还有一些圣殿和祭拜队伍的照片。不过，去过首都的人都有很多话要说。作为旁观者，他们很容易摆出嘲讽的姿态。
渐渐地，他们开始把我们——雷蒙德、耶苇特和我——也当作嘲讽对象。他们开始把我们看成被非洲人同化的外地人，觉得我们唯官方马首是瞻，不越雷池半步。这些人只是匆匆过客，也许和我们再也不会相见，而我们尽了最大能力招待他们，他们最后会回到自己的国家过太平日子。听到这些人的嘲讽，我们有时会觉得很受伤害，但是雷蒙德从未被他们的话激怒过。
有一次，他告诉一位愚钝的访客：“你如此激动地说这是对基督教的模仿，不过你忘了，这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才有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我说的这个原因，在总统看来，这个主意可能没那么好。若说这里的圣母崇拜是对基督教的模仿，总统真正要传达的信息就表现不出来了。因为圣母崇拜的核心是非洲妇女的拯救这个宏大的主题。不过，像如今这样表现圣母崇拜，可能会让人们因不同原因产生敌对心理。原本要传达的信息遭到误解。崇拜背后的伟大思想可能得延后两三代才能被接受。”
这就是雷蒙德的风格——还是那么忠诚，对这些他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他还是尽力为之辩解。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心思全都白费了。首都还是杳无音信。他和耶苇特仍然悬在半空中，没有着落。
过了大概一个月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耶苇特告诉我，雷蒙德确信他选编的总统演讲稿得到了认可。我为他们高兴。这很荒唐——我发觉我在用新的眼光看总统的肖像。虽然仍旧没听到直接的消息——这么长时间以来，雷蒙德一直处于被动，还为圣母像说了那么多话——但他更愿意和来客争辩了。他甚至还用原来的那种口吻，暗示说总统是很有一手的，能够给国家指明新的方向。有一两次，他还说总统演讲集可能会出版，会给人民带来很大影响。
最后确实有书出版了。不过不是雷蒙德编的那本。后者长篇累牍地摘录演讲的内容，中间穿插着评论。真正出版的是一本薄薄的思想语录，叫《格言录》，每页印着两三条语录，每条四五行字。
一捆一捆的《格言录》运到镇上来，出现在所有酒吧、商店和办公室。我的商店分到一百本，马赫什的汉堡王连锁店分到一百五十本，蒂弗里也分到一百五十本。人行道边的小商贩也进了一些货，每人五到十本：数量多少取决于专员。这些书不是免费派发的，要花钱买，二十法郎一本，五本五本地买。专员得把所有书款返给首都，所以一连两个星期，高大肥胖的专员一直坐着他的路虎四处奔波，车上装满了《格言录》，他得把这些书全部推销出去。
青年卫队也有一些库存，他们在一个星期六下午组织了一次儿童行军活动，把大部分存货打发掉了。这些行军活动每次都搞得很仓促，很狼狈。孩子们穿着蓝衬衫、帆布鞋，几百双小腿忙着抬起放下。有些孩子还很小，这样的行军把他们吓坏了，个个眼泪汪汪的，每走几步都要小跑一阵才能跟上本区的队列。所有人都希望快点儿结束，好赶紧回家——有的孩子住在好几英里之外。
拿着总统的《格言录》行军比平时更狼狈。上午刚下过雨，下午的天空乌云密布，地上的泥泞在慢慢变干，到了说硬不硬，说软不软的地步，人走在上面，或者有自行车驶过，都会溅起成块成团的泥巴。泥粘在孩子们的帆布鞋上，鞋子整个儿成了红色的，溅在他们黑黑的腿上，看上去就像伤口。
青年卫队要孩子们一边走一边举着总统的小册子，还要喊总统的名字。总统给自己取了个很长的非洲名字，孩子们没有经过像样的训练，喊起来乱七八糟。乌云在天上翻滚，看来又要下雨，孩子们走得比往常快得多。他们只是举着书，深一脚浅一脚地乱走，带起的泥巴溅到队友身上。卫队队员一声大喝，他们才机械地喊几声总统的名字。
我们早就觉得这些行军简直是在开玩笑，不过我们的感觉根本无人在意。大多数人，包括丛林里来的那些人，都知道圣母崇拜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想广场和集市上没多少人知道拿着《格言录》行军是什么意思。说实话，我认为就是马赫什也不知道这行军是怎么回事，是从哪儿学来的，直到后来有人告诉他。
《格言录》在我们这里并不成功。我想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报纸一开始说这书供不应求，但没过多久就自动放弃了这个话题。
雷蒙德又说起了总统：“他知道什么时候收手。这向来是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人民近乎残酷的幽默。最后他可能会发觉自己采纳了错误的建议。”
到了这个时候，雷蒙德还在等候。我原来觉得他有自己的准则，现在我开始觉得这只是顽固、虚荣的表现。耶苇特甚至不再掩饰自己的不耐烦。她对总统的话题彻底厌倦了。雷蒙德或许实在无路可走，但耶苇特躁动不安。对我来说，这不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