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到一队蚂蚁在行军，你会发现有一些蚂蚁掉队或者迷路。蚂蚁大军没有时间等它们，只会继续前进。有时候，掉队的蚂蚁会死掉，即便如此，也不会对行进的队伍产生什么影响。死蚂蚁的遗体会带来些许不安，但这不安最终会被克服，到时死去的蚂蚁也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其余蚂蚁照样忙忙碌碌，循规蹈矩，在离开巢穴赶往别处，或是从别处赶回巢穴时，遇到迎面赶来的同类，照样会一丝不苟、客客气气地打招呼。
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的情形也是一样。要是在过去，他的死会激起众怒，大家会千方百计把凶手找出来。但现在，我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仍旧是外人，不算定居者，也不算游客，待在这里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低下头继续干自己的事。
惠斯曼斯神父之死只给我们带来了一个警示，那就是我们应该好好照应自己，不应忘记我们所处的环境。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埋头干自己的事，结果却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逐步在实现神父对小镇的预言。他说小镇的退步是暂时的，在每一次退步之后，欧洲文明都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小镇会从头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进步。恢复和平之后，小镇不是单纯在重建，而是切切实实在发展。叛乱和神父之死很快被人淡忘。
我们没有惠斯曼斯神父那样长远的视野。我们有些人对非洲人和他们的前途有明确的认识，不过我们都没有神父那种对未来的信念。要不是相信非洲这一带会发生变化，我们是不会来做生意的。因为没有任何意义。抛开表象不论，我们对自己的态度和神父对自己的态度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觉得自己是宏大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他若在天有灵，想必也不会觉得自己的死有多么重要，不会觉得他的死应该造成什么不安。我们也是这种感觉，只是角度有所不同。
我们都是简单的人，有自己的文明，却除了这里没有其他家园。情况允许的时候，我们也会像蚂蚁一样，做些不得不做的复杂烦琐的事。我们偶尔会得到一些回报聊以自慰，不过，无论时运好坏，我们都清楚自己是可以牺牲的，我们的辛劳随时可能付诸东流，我们自己可能被击得粉碎，别人会来替代我们。别人会在更好的时候来，这正是让我们痛苦的地方。而我们只能像蚂蚁一样，继续维持我们的生活。
处在这种境况中的我们一会儿从绝望的谷底跃上乐观的巅峰，一会儿又从巅峰跌入谷底。眼下我们处在繁荣期。我们能感觉到首都统治者的智慧，还有能力；市面上大量铜钞在流通。秩序和金钱这两样东西就足以让我们建立信心。只要有一点儿信心，我们就可以维持很久。信心也让我们释放出自己的能量。我们没有足够的才智，也没有大把资金，我们有的只是能量。
各种各样的项目在启动。各个政府部门也恢复了生气，小镇终于成为一个可以正常运转的地方了。我们本来就有汽船提供航运服务，机场现在也被修葺一新，并得到拓宽。首都来的飞机开始在此起降，士兵也被空运到镇上来。旧城区住满了人，新城区也在陆续建造，但这一切都不能应付不断从村里迁来的人。镇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一直有人搭棚或扎营居住，现在又多了公共汽车，以及更多出租车。我们甚至有了一套新的电话系统，虽然太复杂，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需要，但这正是首都的大人物希望为我们提供的。
城区的垃圾堆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在油桶里把垃圾焚烧掉，而是直接扔到破烂的街道上——都是细细的、灰烬一样的非洲垃圾。这些垃圾堆一下雨就平了，但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越来越结实，一个个像小山一般，堆得和城区那些盒子状的水泥房屋一样高。
没人愿意搬动那些垃圾。出租车里满是消毒剂的味道，非常刺鼻。卫生部门的官员对出租车抓得非常紧，就是为了消毒的问题。在殖民时代，依照法律，卫生部门每年要给公共交通工具消毒一次。消毒员可以收取费用，纳入自己的腰包。这个传统大家还没有忘记，所以很多人想从事消毒这一行。现在的出租车和卡车可不是每年消毒一次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被拦住了就要消毒，每一次都要收费。消毒者坐在官方的吉普车里，在垃圾堆之间和出租车、卡车捉起了迷藏。镇上那些布满红色尘土的马路很久没人修整维护了，现在车水马龙，路面很快变得凹凸不平。消毒的人在后面追，反消毒的人在前面逃，但有趣的是，逃的追的都不快，都是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来颠去，仿佛深海行舟。
包括卫生官员在内，这些通过市政服务迅速聚敛财富的人一个个精力充沛，或者有了机会就会变得精力充沛——海关官员、警察，甚至还有军人。政府机构不管实质上多么空虚，人员却比以前充实多了。有事总可以找到人，只要你的方法对路，总可以把事情办妥。
正如惠斯曼斯神父说的那样，河湾的小镇又一次恢复了印度洋地区的人和欧洲人到来前的面貌，重新成为这个幅员辽阔的地区的交易中心。商人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他们的旅程比扎贝思的还要艰险，有时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到达。汽船到了镇上就不再前进，在急流上游只有独木舟（有的装上了舷外发动机）和汽艇出没。我们的小镇成了货物集散地，我收购了好些代理处，纳扎努丁以前经营的那几个也重新开张了。通过这些代理处，我开始批发一些以前零卖的东西。
代理处大有赚头。产品越是简单，生意就越简单，越兴旺。这种业务不同于零售。以电池为例，货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大量地买进卖出，甚至不用亲手接触，也不用亲眼看见。好像买进卖出的都是一些话语，或纸上的想法，这简直是在做游戏——到后来某一天，电池真的到货了，你也只须去海关的仓库走一趟，亲眼看到它们真的存在，真的是某个地方的工人生产出来的。如此有用、如此必要的东西——其实用普通牛皮纸包一包就可以了，但生产它们的工人却不辞劳苦，为它们贴上漂亮的标签，印上动人的宣传语。贸易，商品！多么神奇啊！我们制造不了，但可以买进卖出。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原理是什么。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这些神奇的东西吸引到丛林深处来，让我们如此随意地买进卖出！
首都来的销售员大多是欧洲人，他们现在不坐汽船了，喜欢坐飞机来回。如果坐汽船，过来要花七天时间，回去要花五天。到了镇上，他们就住进凡·德尔·魏登旅馆。他们为小镇的生活增添了一点儿新的色彩。在希腊俱乐部，在酒吧，他们终于带来了欧洲和大城市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我能够想象纳扎努丁在故事里描述的那种生活。
马赫什的商店和凡·德尔·魏登旅馆对门，中间只隔一条马路，旅馆里人来人往，全落在马赫什眼中。激动之下，他和旅馆里的人做起了生意。马赫什这人有些奇怪，脑子里总想着做一笔惊天动地的大生意，但遇到不值一提的小买卖，他也肯花力气，甚至耗上好几周的时间。
有一次，他买了一台用来雕刻字母和数字的机器，同时还买了一大堆硬塑料牌子以备刻字之用。他想刻一些标志牌在镇上卖。他在家练起了这门手艺，舒芭说那机器吵得不得了。马赫什无论在家还是在店里，逢人就拿出他练习用的标志牌，仿佛牌子上漂亮的字母是他本人而不是机器刻出来的。刻字机既现代又准确，更主要的是刻出来的东西确实有“工业生产”的味道，这让马赫什激动不已。他以为其他人也会像他一样激动。
刻字机是马赫什从住在凡·德尔·魏登旅馆的一个商人那里买来的。他做生意的方法一贯随意，到了考虑刻字订单的时候，他只想着穿过马路去凡·德尔·魏登旅馆——卖机器给他的商人就是从马路对面走到他店里的。他寄希望于凡·德尔·魏登旅馆，他希望把所有房间号码都重做一遍，把洗手间等处的所有“男”、“女”标志牌换掉，还想给楼下每个房间门上都贴上解说牌。真要做成了凡·德尔·魏登旅馆的生意，足以让他忙上几周，这样完全可以收回买机器的成本。但是旅馆的主人（一对意大利中年夫妇，平时总躲着，凡事由他们的非洲总管出面）对马赫什的想法根本不买账。我们也没几个人想在三角形牌子上刻自己的名字，摆在自己的桌子上。马赫什的想法最终成了泡影。刻字机也渐渐被遗忘了。
马赫什每次提出新点子，总是神神秘秘。有一次，他想从日本进口一种机器，用来刻吃冰激凌用的木铲和木勺，一开始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和我直说，只是把商人送他的样品给了我一个，是用纸包着的小木勺。我看了看那小小的船形勺子。有什么可说的？他叫我用鼻子闻闻这勺子，然后叫我用舌头舔舔。我按他的话做了，见他看着我的样子，我觉得可能会有什么让我吃惊的东西。不过并没有什么好吃惊的，他只是要告诉我冰激凌勺子和铲子不应该有气味，也不应该有味道——这倒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
他想知道本地有没有那种日本良木。要是在进口机器的同时也从日本进口木头，免不了会有很多麻烦，且会把勺子、铲子的价格抬得比冰激凌还要高。所以那几周我们心里想的嘴里说的都是木头。马赫什的想法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为之着迷，开始换了一种眼光来打量各种树木。我们找机会在一起闻木头，舔木头，我们尝过很多种木头，包括开运输公司的道莱特从东部给我们捎来的品种。但到后来，我突然想到，本地人的口味比较独特，在制造木勺子的机器到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喜不喜欢冰激凌？有可能他们不喜欢呢？否则为什么别的人没有想到冰激凌的主意？镇上毕竟还有意大利人。还有，怎么制造冰激凌呢？到哪里去找牛奶和鸡蛋？
马赫什问我：“做冰激凌还要用鸡蛋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在问你啊。”
令马赫什心醉神迷的不是冰激凌，而是造冰激凌勺的那种简单的机器，更准确地说，最吸引他的是成为镇上唯一拥有这种机器的人。当初舒芭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修摩托车的，舒芭对他的钟情使他超越不了当初那个他。所以他一直对小型机器或者电动工具这些东西情有独钟，觉得这些东西是神奇的谋生手段。
在海岸的时候，我认识我们那个群体中一些像马赫什这样的人。我想只要某些机器还没有在本地生产出来，就会有这种人存在。他们善于动手，有自己独特的禀赋。他们对进口的机器总是很着迷。这是他们才智的一部分。但进口到这些机器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些变味了，让人感觉他们不仅拥有机器本身，甚至还拥有机器的专利。他们希望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这些神奇工具的人。马赫什总是在寻找可以独家代理的小型进口机器，巴不得通过这些小东西走上权势和财富的捷径。从这方面说，马赫什并不比把现代商品贩卖到村里的商贩强多少。
我有时在想，镇上发生了这么多事，马赫什一直都在，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无疑，这说明他心态平和，聪明或者说精明。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这人很随意，没有疑惑或深沉的焦虑。此外，别看他总是在说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国家去（这里人人都这样说），其实他并没有远大的志向。他在这地方很合适，换个地方很难混得好。
舒芭就是他的生命。她总是告诉他，或者通过自己的钟情向他表明他的出色。我敢说他对自己的看法和舒芭对他的看法一样。除此之外，他都不是太在乎，凡事随波逐流。他现在的态度随意得无以复加，往常还稍稍藏着掖着，现在竟放胆做一些让人心惊肉跳的所谓“生意”。不管什么业务，他一概来者不拒。现在他的业务多半来自军队。
新的军队我不太喜欢。武士部落的那些人虽然野蛮一些，但我还是更喜欢他们。我能理解他们的部落自豪感，并对此持宽容态度，我也喜欢他们的直率。新军队的军官们属于另一类人。他们没有武士的规矩，根本没有规矩可言。他们在许多方面和费迪南很像，年岁也和他差不多：一样咄咄逼人，但没有费迪南那种潜藏在内心的温和。
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和费迪南穿运动校服的样子很相似：他们也把自己看成非洲的新人，同时也是新非洲的人。他们大肆显摆国旗和总统肖像（这两样东西现在总是形影不离）。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建设性的自豪感，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么复杂。国旗和总统肖像只是他们的神物，是壮声势用的。这班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国家需要建设什么。对他们来说，该有的都有，伸手索取便是。他们相信凭自己的身份，索取是名正言顺的事。军官们级别越高，就越腐败——如果“腐败”一词用在他们身上还有意义的话。
这些人带着枪，开着吉普，四处偷象牙，偷黄金。象牙、黄金——再加上奴隶就齐了，和过去的非洲没什么两样。要是有奴隶市场，我敢说他们一定会涉足。偷到了黄金等物，特别是象牙，他们总是找当地的商人脱手。整个非洲大陆的各国政府和官员明着宣布象牙交易非法，自己却暗中在做这种买卖，造成走私猖獗的局面。我很谨慎，不想蹚这池浑水。我担心的是当地政府。他们连自己的法律都能破坏，就别说毁个人了。他们今天可能还是你的业务伙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你的监狱看守，甚至更糟糕。
但马赫什不在乎这些。我看他就像个孩子，送上门的糖他都吃，也不管糖里有没有毒。当然，他已不是孩子，他清楚这些糖果是有毒的。
他说：“哦，他们是会为难你。真遇上了，给他们塞些钱就行了，仅此而已。你只要塞给他们一些钱。在算成本的时候，你得把这些考虑进去。我想这些事你不太理解吧，萨林姆，确实不好理解。并非这里的人不讲对错，而是没有公理。”
有两次他打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说来也怪，我居然听出他是在求助，只好跑到他家去拿东西。
第一次是某个下午，他打来电话东拉西扯地说着我托他买网球和鞋子的事情，接完电话，我开车到他家门口，在外面按喇叭。他没有下来，而是把客厅的窗户打开，对着大街上喊：“我派人把网球鞋给你送去。稍候片刻，萨林姆！”然后他仍站在窗前，转过身用土话对屋里的人叫道：“Phonse！Aoutchikong pour Mis\'Salim！”Aoutchikong是从法语词caoutchouc演化而来，意思是橡胶，在当地土语中指帆布鞋。在众目睽睽之下，男仆伊尔德丰斯拿着什么东西下来了，外面用报纸草草包着。我接过来，将它扔到车后座，一刻不停地开走了。后来我发现，报纸包着的是一卷外国钞票。天一黑，我就把它埋到外边楼梯下的洞里。不过，为马赫什做这种事只会让他变本加厉。第二次我给他埋的是象牙。埋象牙！我们生活在什么年代？人们要象牙干吗？顶多是刻一些烟斗、小雕像之类的垃圾（而且如今的做工让人无法恭维）。
不过，马赫什还是从这类交易中赚到钱了，他很感激我的帮忙，投桃报李，我的黄金储备有所增加。他说这里没有公理。我难以适应，而他却驾轻就熟。他总是那么冷静而随意，从来不会性急。这一点着实让我佩服。不过，这种随意也会使他陷入荒唐的境地。
有一天，马赫什摆出谈论生意时专用的那副神神秘秘、过分无辜的神情，对我说：“萨林姆，你总在看国外的报纸。你有没有注意铜市的行情？行情到底怎么样？”确实，铜的行情很好，这我们都知道，我们这里之所以这么繁荣，归根到底是铜在支撑着。马赫什接着又说：“这是美国人打的那场战争闹的。听说他们在这两年消耗的铜比过去两个世纪全世界消耗的还要多。”这都是市面繁荣时说的话，是凡·德尔·魏登旅馆的商人们谈论的话题。马赫什就住在马路对面，这些话免不了传到他耳朵里。要没有这些话，他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楚。
他从铜转向其他金属。我们无知无畏地谈了一会儿锡和铅的未来行情。然后马赫什话锋一转：“铀你觉得怎么样？现在什么价格？”
我回答说：“我想铀是不会公开报价的吧。”
他用那种无辜的眼神看了我一眼：“不过价格一定很高吧？这里有个家伙想把一块铀脱手。”
“他们现在论块卖铀了？是什么样子的？”
“我没有见过，不过这家伙说想卖到一百万美元。”
我们就像这样。前不久我们还四处觅食，吃上面蒙了一层灰的罐头，用火盆或者在地上挖洞生火做饭，但现在说起“一百万”这样的字眼来眼睛都不眨一下，就好像我们一向谈的都是这种大生意。
马赫什说：“我告诉这位将军，铀只能卖给外面的大国家，他说好，让我去卖。你知道老曼西尼吧？他在这里好几个国家做过领事。我总是在想，这应该是一桩好买卖。所以我去找曼西尼。我把情况和他直说了，曼西尼不但毫无兴趣，反而勃然大怒。他跑到门口，把门关上，靠在上面，然后叫我滚蛋。他的脸都气红了，通红通红的。这里每个人都害怕首都的大人物。萨林姆，你说我该怎么和将军交代呢？他也很害怕。他说那块铀他是从一个高度机密的地方偷出来的。我可不想得罪将军。我不希望给他留下我没有尽力的印象。你觉得我怎么和他说才好？说正经的，说正经的。”
“你说他害怕了？”
“非常害怕。”
“那你就说他被人监视了，这样他就不会再来找你。”
我拿出我的科学杂志和儿童版百科全书（我开始喜欢上这些东西了），查阅有关铀的内容。这种东西我们都听说过，但不是很了解，就像石油。过去通过看书或谈话，我以为石油是随着地下水流动的。后来我从百科全书中发现，储藏石油的容器其实是石头，甚至是大理石，石油藏在它们里面的小穴中。我想将军的思路和我当初相似，他听说铀很值钱，便以为它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金属，一种金块一样的东西。领事曼西尼肯定也是这么想的。我看了书才知道，数以吨计的粗矿石经过加工、精炼，才会形成比重很大的小块。
将军提出卖“一块”铀，可能是受骗上当了。但不知何故，他后来再也没有找过马赫什。可能马赫什对他说他被监视了吧。不久，他就被调去别的地方，离开了我们小镇。这是新总统的用人方法：他给手下的人足够的权势，但是不会让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落脚生根，成为一方霸主。他真给我们省了不少麻烦。
马赫什同往常一样镇定自如。受惊吓的只有曼西尼，那个领事。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都像这样。我们觉得四周都是宝贝，就等着我们去捡了。给我们这种感觉的是丛林。在空虚而闲散的那段时间，大家对丛林漠不关心。叛乱时期，丛林让我们感到压抑。现在，丛林让我们兴奋——未经开发的土地，未经发掘的宝藏。我们忘了那些先行者，他们也曾有过和我们一样的感觉。
这繁荣也有我一份。这期间我也在小打小闹地折腾。不过我总是感觉烦躁不安。大家对和平适应得太快了，这有点像健康——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不会有多在意，你不会惦记着生病时对健康的渴盼。在一派和平繁荣的气氛之下，我第一次感觉到小镇的平凡。
我的公寓、商店、商店外面的集市、希腊俱乐部、酒吧、生机盎然的大河、独木舟、水葫芦——这一切我是如此熟悉。特别是在酷热的下午，那强烈的阳光，黑黑的影子，以及那种静止的感觉——似乎人类的希望在此终结了。
我不希望像马赫什及其他人那样在河湾了此一生。在内心深处，我总是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我仍然觉得自己只是过客。不过我的归宿在哪里呢？我说不上来。我从来没有积极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等着某种启示的降临，等着这启示指引我找到归宿，去过我仍在期待的“生活”。
父亲不时从海岸写信过来，信中说他希望我安定下来——也就是和纳扎努丁的女儿结婚。这件事似乎已经成了家人的承诺。而我却比以前更想退缩。不过我有时也在想：在这个地方之外，还有种完整的生活在等着我，有种种关系将我同某块土地联系起来，让我知道自己有所归属。偶尔这么想想，也不失安慰。但在内心，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知道，对我们来说，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安全了。
我担心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纳扎努丁在乌干达开轧棉厂，那儿出事了。到目前为止，乌干达一直是个安全的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接纳周边各国涌来的难民，纳扎努丁以前就跟我们说过这国家，力图激起我们的兴趣。而现在，乌干达的国王被赶下王位，被迫逃亡。据道莱特带回的说法，有支军队失去控制了。我记得纳扎努丁和我说过，尽管运气一直不错，他结局不会好。我想他的运气应该到头了。但我错了。纳扎努丁还是那么好运。乌干达的动乱并没有持续多久，倒霉的只有那位国王。那里的局势不久就恢复正常了。但是，我开始对纳扎努丁和他的家庭感到害怕，我不再认为娶他的女儿是天经地义的家庭义务。这种义务只会让我感到压抑，我索性把它抛到脑后，决定不到万不得已就不作考虑。
繁荣归繁荣，我却心怀焦虑，几乎和开始时一样不满和不安。这不只是外在压力或是自己的孤独和性情使然。我的不满和不安也同这个地方本身有关，同和平环境下这里所发生的改变有关。改变怪不得任何人，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叛乱期间，我对森林和大河之美有着敏锐的感觉，我还向自己许诺，一旦和平了，就一定要接触这种美，了解它，拥有它。我的诺言都没有兑现。真的和平了，我却不再环顾四周。现在，我感觉这个地方的神秘和魔力不复存在了。
在那些恐惧的日子里，我觉得我们通过非洲人触到了大河上、森林里的神灵，一切都充满了紧张意味。现在，这些神灵似乎都离开了，就如同惠斯曼斯神父死后神灵离开了面具一样。那些日子里，我们对非洲人感到紧张，哪个非洲人都不敢小瞧。我们是入侵者，是凡夫俗子，而他们是有神灵保佑的人。现在神灵离开了，他们也成了凡夫俗子，邋遢而又贫穷。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真正的主人，我们有他们所欠缺的才干和技能。而且我们非常简单。在这片重新变得平凡的大地上，我们为自己安排了平凡的生活——酒吧、妓院、夜总会。唉，都无法让人满足。不过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我们只是尽我们所能。我们只是遵循着马赫什的箴言：我们要继续下去。
马赫什自己却不只是继续。他做成了一桩成功的生意。他一直在看购物目录，填写优惠券，写信索取详细信息，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业务，找到了可以全套进口的东西，这东西让他踏上了生意和财富的捷径。他把汉堡王连锁店带到了镇上。
这是我未曾料想到的。马赫什以前一直经营着一家奇怪的小店，卖各种铁器、电器、照相机、双筒望远镜和各式各样的小工具。我甚至说不准小镇人会不会吃汉堡王。但他却毫不怀疑。
他说：“他们做过市场调研，决定在非洲大举发展。他们在西海岸一个法国统治的地区设立了地区分公司。那家伙几天前过来了，做了各种测量和估算。他们不只给你送酱汁来，你知道，萨林姆，他们把整个商店都照搬过来！”
他们确实这样做了。几个月后，汽船运来的箱子里装着开店所需的一切：炉子、奶昔机、咖啡机、杯子、盘子、桌子、椅子、定做的柜台、高脚凳、定做的墙镶板——上面有汉堡王的标志。除了这些正经的装置外，还有玩具：汉堡王调味瓶、汉堡王调味番茄酱罐、汉堡王菜单，汉堡王菜单夹，还有各种可爱的广告：“汉堡王，大汉堡、一级棒！”广告上还有各种汉堡的图片。
看了汉堡的图片，我感觉那面包就像嘴唇，白而光滑，而汉堡的碎肉夹心就好像舌头。我和马赫什说了这个比喻，他一点儿都不喜欢。我决定再也不说对汉堡不敬的话。以前马赫什很喜欢拿这个项目开玩笑，等开店的东西到齐了，他突然变得严肃得要死，仿佛自己也成了汉堡。
马赫什的汉堡店结构很简单，是镇上标准的方盒形房子，水泥结构。马赫什请来本地的意大利建筑商，很快就把原来的货架清理掉，重新布上线，铺上水管，装了一个小吃吧台。吧台非常漂亮，好像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汉堡王店的原汁原味确实奏效了。待在汉堡王里面感觉很不错：闻不到街上四处散发的下水道味道，看不到灰尘和垃圾；一进来，看到的东西样样都很现代，比如那些广告招贴等等。马赫什果真做到了。
汉堡王的漂亮装修也影响了舒芭。她变得活跃起来，发挥出她们家族的生意才能。经过她的精心部署，连锁店很快顺利运转起来了。她安排从本地新开的超市购买肉（超市的肉和鸡蛋一样，都是从南非运来的），从一个意大利人那里购买白面包。她还对店里的伙计进行培训，给他们排班。
男仆伊尔德丰斯被从家里调到店里，戴上大厨的帽子，身穿黄色的汉堡王夹克，在柜台工作。马赫什还在伊尔德丰斯的制服上贴上标示牌，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头衔：“经理”。是用英文写的，这样更增添了派头。马赫什喜欢搞这些小玩意儿，虽然行事随意，但他本能地知道怎样在镇上做生意。他说他给伊尔德丰斯“经理”头衔，目的是为了消除非洲人对这个崭新、豪华的地方的愤恨，同时也为了吸引非洲顾客。他还坚持让伊尔德丰斯每天全权负责几个小时。
不过伊尔德丰斯这人有些奇怪。他喜欢自己的汉堡王制服，也喜爱他的工作。要是马赫什和舒芭在场，没有人比他更勤快、友好、客气。马赫什夫妇都信任伊尔德丰斯，信任他的工作，并为这种信任而自豪，当着伊尔德丰斯的面吹嘘这种信任。可一旦夫妇俩不在场，伊尔德丰斯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表现出很茫然的样子。不是粗鲁，只是茫然。我发现其他地方的非洲雇员也有这种人前人后两张脸的情况。它让你觉得，这些人不管是在多么窗明几净的地方工作，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都是给老板看的，他们对工作本身并没有什么兴趣。你会觉得这些人有种奇特的本领：一旦周围没人了，不需要再装给什么人看了，他们的心思就离开了环境、工作和制服。
汉堡王大获成功。对面的凡·德尔·魏登旅馆只求从床位和房间赚钱。其服务和厨房实在太差，逼得顾客出来找东西吃，汉堡王占尽地利，吸引了大量从凡·德尔·魏登旅馆逃出来的食客。汉堡王还吸引了不少非洲军官和军人，他们喜欢这里的装潢和现代化氛围。马赫什原来只开着一家小五金店，现在却成了小镇的焦点。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前后不到一年。现在的事情发生得都很快。好像每个人都想把蹉跎掉的岁月弥补回来，他们都感到时间紧迫，感到这地方随时有可能重新垮掉。
有一天，马赫什告诉我说：“诺伊曼出两百万要买我的店。你知道诺伊曼这人啦。他要是出价两百万，就说明我这地方值四百万。”
诺伊曼是本地的一位希腊大亨。本地一家新开的家具店——生意非常红火——就是他的。他给马赫什出的两百万是本地的法郎，和美元的比率是三十六比一。
马赫什还说：“我想你的店也值不少钱了。你知道，当初纳扎努丁是想卖给我的，他出价十五万。你想它现在值多少？”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这种关于财产的谈话。每个人都在核计这段经济繁荣期自己赚了多少，自己现在的身家是多少。大家都学会了怎么平心静气地谈论那些大数目。
在殖民时代快结束之际，也曾有过一段繁荣期，急流边现已成为废墟的郊区就是那次繁荣期遗留下来的。纳扎努丁说起过。他说有天下午他到急流边去看，觉得那里与其说是地产宝地，不如说是丛林，所以他决定把手上的地皮脱手。当时来说，他这样做很幸运。而现在，那片曾经是一片死寂的郊区又有人进驻了。此地的开发，或曰重建，是这场繁荣最重要的特色，它导致近来镇上房地产价格急剧升温。
人们在砍伐急流边的丛林。推土机开来了，把原来看上去将永恒不变的废墟夷为平地。新的林荫大道正在规划。这都是大人物安排的。政府接管了这片地方，宣布这里为国有土地，大人物想把这里建设成一座小城。一切都在飞快地发生。钱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流动，使得我们小镇的物价普遍上涨。推土机发出深沉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和急流声混在一起，此起彼伏。汽船运来一船船的欧洲建筑师和技工，飞机也在运。凡·德尔·魏登旅馆现在几乎天天爆满。
总统所做的一切都有他的理由。他统治的这片土地上随时会产生敌对行为，所以他要新辟一块地方，他要让自己和自己的旗帜来统领一切。作为非洲人，他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座新城。他想建得比原来更加壮观。在小镇上，真正有所“设计”的现代建筑就是凡·德尔·魏登旅馆。对我们来说，领地的建筑更让人吃惊——巨大的水泥天窗，冲天的水泥大楼，五彩斑斓的玻璃。小一点儿的建筑，如居民楼、平房，则和我们熟悉的房子差不多。即便如此，也比我们这里的房子要大，墙外还有很多凸出来的空调机，如同滑下来的积木，看起来非常豪华。
有些房子即便装修完了，大家还是不清楚它们的用途。有人说这里要建一个新型模范农场和农业学院，有人说要建成会议中心，为整个大陆服务，也有人说要建成度假村，给忠于总统的公民使用。总统本人并没有什么说法。我们带着惊讶的心情看着这些大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后来我们才明白，总统心目中的宏图已经庞大到他自己都舍不得说出来的地步。他要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非洲。他要创造一个让世界瞩目的奇迹。他避开真正的非洲，由丛林和村庄构成的非洲，困难重重的非洲，想要创造出不比其他任何国家逊色的东西来！
这个国家领地——还有其他地方的类似领地——的照片开始出现在那些有关非洲的杂志上。这些杂志在欧洲出版，出资者却是像我们这样的非洲政府。这些照片传达出的信息是明确的——在新总统的统治下，奇迹出现了：非洲人也成了现代人，也可以造出水泥和玻璃组成的大厦，坐到罩着合成天鹅绒椅套的椅子里。惠斯曼斯神父预言过：非洲式的非洲将会退缩，欧洲的移植将取得成功。这预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应验了。
这里鼓励游客来参观，游客有城里来的，有破败的小镇上来的，也有附近村庄来的。一到星期天，公共汽车和军车就载着大家到这里来，士兵们充当导游，带着大家沿着有箭头标示方向的单行道参观，让这些不久前还想把小镇毁掉的人亲眼看到总统为非洲创造的这一切。等你习惯了这些建筑物的形状，你会发现其设计是何等粗劣，其家具是何等花哨！——但诺伊曼开的家具店却发了。在镇子外面，独木舟依旧，溪流依旧，村庄依旧。镇上酒吧里满是来自国外的建筑师和技工，喝着酒，随意开着这个国家的玩笑。一切都让人感到痛苦，感到悲哀。
总统本想给大家展现一个新的非洲。我也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非洲，我看到了失败和屈辱，而在以前，我只是把这些当成一般的现实。对于大人物、穿着破烂衣裳在领地闲逛的村民，还有带着大家看那些拙劣风景的士兵，我心里都充满了温情。不过，一旦有士兵愚弄我，有海关官员为难我，我的心态就陡然一变，回到原来的感觉，恢复到酒吧里的外国人那种有些玩世不恭的心态。旧的非洲很简单，似乎能够包容一切。而现在这地方让人紧张。这里有愚蠢、嚣张、骄傲，也有伤痛，穿行于这一切之中，怎不叫人紧张！
领地到底是派什么用场的？这些建筑物让人自豪，其目的或许就是让人自豪，它们满足了总统本人的某种个人需要。难道就是为了这些？这地方可是投入了数以百万的金钱啊！农场没有出现，没有中国人来耕种非洲现代模范农场的土地，某个外国政府捐赠的六辆拖拉机在空地上一字排开，生了锈，周围长满了野草。据说要做会议中心的那幢建筑附近的游泳池开裂了，里面仍旧空着，顶上覆盖着一张网格稀疏的绳网。领地建设得很快，雨淋日晒之下，毁坏得也快。第一个雨季之后，宽阔的道路两旁新栽的小树有很多死掉了，根部泡在水里，渐渐烂掉。
但对首都的总统来说，领地仍旧是个生机勃发的地方。竖起了雕塑，装了路灯。星期天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照片依旧登载在政府赞助的非洲专门杂志上。后来，人们终于为这些建筑物找到了用武之地。
领地成了大学城和研究中心。会议中心改成了理工学院，招收本地区学生。其他建筑改成了学生和教职工宿舍。从首都陆续来了一些讲师和教授，不久其他国家的教员也来了。这里的生活同镇上的生活没有什么交集，因此我们这些人对其知之甚少。理工学院就坐落在原来的欧式郊区的遗址上——刚来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里是某个已经逝去的文明的遗迹。费迪南从公立中学毕业之后，获得一项政府奖学金，去了这个学校上学。
领地离小镇有几英里路，有公共汽车通往那里，不过班次不是很有规律。我和费迪南本来见面就不多，他去那里上学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更少了。梅迪失去了一个朋友。费迪南处境的变化终于使得两人的差异明朗化了，痛苦的一方我想是梅迪。
我自己的感情要更复杂些。我觉得这个国家会再度陷入混乱。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没有人值得羡慕。但我禁不住在想，费迪南真是太幸运了，他拥有的这一切来得实在轻松。你把这孩子从丛林里带出来，教会他读书写字。你把丛林推平，建成理工学院，然后送他到这里读书。就这么轻松，你只要出生迟一些，就能发现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而在别的国家和民族，人们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一切：写字、印刷、大学、书本和知识。我们其他人只能一步一步来。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纳扎努丁和我自己——祖祖辈辈在我们大脑和内心积淀了多少东西，使得我们寸步难行。费迪南从一穷二白开始，但只迈出一步就获得了自由发展的机会，冲到我们前面。
这个俗艳的领地其实只是一场骗局。无论是下令建设的总统，还是从建设中大发横财的外国人，都对他们正在建设的一切没有信心。以前是否有过更强的信心呢？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惠斯曼斯神父解释过这句校训体现出来的狂妄。他自己对这句话的真实性确信无疑。不过较早时期的城市建设者中，有多少人会同意神父的看法呢？过去的骗局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这个国家的人，这个新骗局想必也会塑造现在的人们。费迪南把理工学院很当一回事：通过在这里的学习，他将来会当上实习官员，继而掌握大权。对他来说，领地是好地方，也应该是好地方。和在公立中学的时候一样，他依然那么自负。
妒忌费迪南或许荒唐，毕竟他的家还在丛林里。不过我还是有些妒忌，这并不是因为他冲到我前头去了，能掌握更多知识，进入我从未涉足的领域。我妒忌的是他的自高自大，他的自负。我们住在同一块土地上，我们看到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他来说，世界是新的，而且会日新月异。可在我眼中，这个世界单调乏味，没什么希望。
我开始讨厌这地方的外在感觉。我的公寓没什么改变。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我什么都没有改变过，因为我总在想，这地方随时有可能化作乌有。卧室还是原来的卧室，刷成白色的窗户，大大的床，泡沫床垫，做工粗糙的衣橱，里面放着臭烘烘的衣服和袜子。厨房里面照旧有一股煤油和食用油的气味，到处是灰尘，蟑螂闹翻天。还有白色的客厅兼画室。这一切原封不动，过去从未真正属于我，而现在只会让我意识到时光的流逝。
我讨厌进口的装饰树木，这些我童年就认识的树木，摆在这里显得如此造作。我讨厌一下雨街道上的红色尘土就化为泥泞。我讨厌这里的天空——阴云密布时只会更热，万里无云时骄阳似火。即便下雨，天也凉不下来，只会让到处都变得潮乎乎的。我讨厌黄褐色的河流——上面依旧漂着一簇簇水葫芦，淡紫色的花朵，坚韧的绿色枝茎，在河流上一直漂，不分昼夜地漂。
费迪南只是搬到了几英里之外，我不久前还是他的师长，而现在，我感到忌妒，感到落寞。
梅迪也变得魂不守舍。自由有自由的代价，以前他是奴隶，拥有奴隶的安全。而在这里，他却要把自己和其他人比较。到目前为止，在比较当中他都能得到满足。而现在，他从这种比较中品尝到了一丝苦涩。他似乎在躲避他的朋友。
梅迪的朋友很多，各种各样的人都到店里或家里来找他。有时候他们会派别人来找。有一个跑腿的小姑娘后来我都认识了。她很瘦，就像个小男孩，让人想起划独木舟的那类小姑娘，在她的同胞眼中，她只会被当成苦力，看成干杂活的。辛劳的工作和粗劣的食物磨掉了她的女性特征，使她看起来不男不女，她的头差不多秃了。
她常到店里来找梅迪，每次都在外边逗留很久。有时候梅迪也和她说话，有时候对她态度粗暴。有时候甚至装作弯腰捡石头的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赶走。而弯腰捡石头是本地人用来吓唬野狗的。奴隶出身的人最擅长辨认其他奴隶，也知道如何应付他们。这女孩看来低贱得到头了，不管放到哪一个非洲家庭里，她的地位都近似于奴隶。
梅迪成功地把她从店里赶走了。但是一天下午商店打烊后，我回到家中，却看到那小姑娘又站在外面的路上，就在我们后院门口灰蒙蒙的野草丛中。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罩衫，好像没洗过，宽大的袖子，宽大的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她瘦小的肩膀上，里面好像什么也没穿。她的头发非常稀疏，就像剃了光头。她的脸非常瘦削，好像皱着眉，但也不是真的皱眉，只是表示她没在看我。
我回去泡了一杯茶，换了衣服，下了楼，发觉她还在那儿。我正准备去希腊俱乐部打壁球。每天下午打壁球已经成了我的规矩。不管刮风下雨，也不管心情好坏，我都不放弃每天的锻炼。打完球，我开车去大坝，进了悬崖边重新开张的葡萄牙夜总会，在那里吃了点煎鱼——那味道我实在不敢恭维，我想葡萄牙那边做得肯定比这儿好。我去的时候还早，乐队还没有开始演奏，镇上的大部分客人也还没有来，但大坝上的灯光已经亮起来了，他们还为我打开了树上的彩灯。
回到家门口，我发现那女孩还在路边等着。这次她和我说话了：“梅迪在吗？”
她只会说一点点当地土语，不过别人说的时候她能明白。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Popo病了。告诉梅迪。”
“Popo”的意思是“小孩”。她的意思是梅迪在镇上什么地方和人生了个孩子，孩子病了。梅迪在外面过着一种不同的生活，不同于和我在公寓的生活，不同于早晨给我送咖啡的生活，不同于在店里帮忙的生活。
我感到很震惊。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如果在海边的家里，他也会有自己的生活，但没有事情能瞒住我。要是他和外面的女人好上了，或是生了孩子，我应该知道。在非洲的这块地方，我失去了梅迪。这里部分地算是他的故乡，他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我感觉很凄凉。我一直恨这个地方，恨我的公寓。现在，我发觉我在这间公寓里好歹把自己的生活安顿得不错，但我已经失去它了。
就像外面的女孩，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在等梅迪。很晚的时候，梅迪才跑回来，他一进来我就开口了。
“梅迪，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对我？”然后我用他在家时的名字叫他：“阿里，阿里娃！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把你收容在这里，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而你现在做出这种事来！”
梅迪恢复了过去当仆人时的样子，毕恭毕敬，尽量显得情绪随着我起落，心里和我一样难受。
“我会离开她的，恩主，她简直是动物。”
“你怎能就这样抛下她不管呢？事情是你做出来的，难道还能回头？你看你孩子都生了。阿里啊，你看你都干了什么？生个非洲小孩出来，在别人的院子里到处跑，小孩的‘小东西’摆来摆去，你难道不觉得恶心吗？一个长得像你的野孩子，你难道不害臊吗？”
“萨林姆，确实恶心。”他走过来，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感到很害臊。她只是个非洲女人。我会离开她的。”
“你怎么能离开她？这是你的生活！你当初难道没有想到现在的结局？我们送你上学，我们请毛拉教你，可你现在却干出了这种事！”
我是在演戏。不过有时候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受演了出来，这种时候，我们无法应付有些情绪，表演出来反而会轻松一些。梅迪也是在演戏。他装出忠心耿耿的样子，和我谈起了过去，谈起了其他地方，谈起了那天晚上我几乎无法承受的种种事情。我装模作样地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梅迪？”为了我，他也在装：“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萨林姆？我早知道你会有现在这种反应。”
他怎么知道？
我说：“你知道，梅迪，你第一天去上学还是我陪你去的。你哭个不停。我们一离开屋子你就开始放声大哭。”
他喜欢听我提起这件事，因为它说明我还记得他老早之前的样子。他几乎笑了：“我哭得很厉害？我很吵？”
“阿里，你把屋顶都给掀翻了。你戴着白帽子，沿着郭库尔家边上的小巷边走边哭号。我都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只听见你在大声地哭。我简直受不了。我想肯定是他们欺负你了，所以我苦苦央求家里人不要让你去上学。没想到把你从学校带回来也一样难。这些事情你都忘了，不过我也看不出你有什么必要记住。从你刚到这里来，我就开始注意你了。你好像翅膀硬了，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
“哎，萨林姆！这话你说得就不对了。我一直是尊重你的呀！”
事实正是这样。他到这里来算是放虎归山。他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不管他心里有多愿意，回到原来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他已经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在想：“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都在变。我不会继承任何房子，我建的房子也不会传到子孙手里。那种生活方式已经结束了。我已经年近三十，我离家寻找的东西至今还没有找到。我一直都只是在等。我将一辈子等下去。我刚来的时候，这房子还是那位比利时女士的。它并不是我的家，它像是暂时的营地。后来它成了属于我的营地。现在又变了。”
我半夜醒来，面对着空荡荡的卧室，外面是不友好的世界。我感觉到儿时处在陌生的环境中时那种头痛。透过刷白的窗户，我看到了外边的树——不是它们的影子，而是它们的轮廓。我想家了，接连几个月我一直想家。不过现在有家也难回了。家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已经失去它了。在我们工作的这个小镇上，我已经和衣衫褴褛、神情落魄的非洲人没什么两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