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大部分人只知道大河、毁坏的公路和它们两边的东西。此外的一切均属未知，我们只能为之惊诧。我们很少偏离常规的路线，其实我们出门的次数都不多。好像我们到这里来已经跑得太远，没有心思再动了。我们只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东西：公寓、商店、俱乐部、酒吧、日落时的河畔。有些周末，我们也到河马岛上去玩。河马岛位于急流上游。不过，岛上荒无人烟，只有河马，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见到了七只，现在只剩下三只了。
至于隐蔽的村庄，我们只能从到镇上来的村民身上了解一二。他们已经与外界隔绝多年，缺衣少食，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形容枯槁，衣裳破烂，能再次自由出行他们似乎都很高兴。我经常从商店里看着他们在广场的商铺前闲逛，盯着各式布匹和成衣，或者漫步到食品摊前，看着一堆一堆放在小块报纸上的油乎乎的煎飞蚁（论勺卖，价格不菲）。还有橙色的毛虫，眼睛外突，身上长着毛，在瓷盆里蠕动着。还有白白胖胖的蛴螬，装在小纸袋里，一个袋子放五六条，用潮湿松软的泥土养着。这些蛴螬富含脂肪，身体吸收能力强，没什么味道，沾甜的能吃出甜味，沾辣的能吃出辣味。这些都是森林食品，不过现在村庄里已经找不到了（蛴螬生长在一种棕榈树的树心），大家也不想跑到森林深处去找。
村民们本来只是到镇上来逛逛，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镇上露宿。一到晚上，街道上、广场上到处都有做饭的。商店雨篷下的人行道是睡觉的地方。在这里睡觉的人还搭起了象征性的围墙：用石头或者砖块支撑着纸盒子，构成矮墙；或者在地上插上棍子，用石头围住棍子，保持棍子直立，然后在棍子之间拉绳子，形成小拳击台的样子。
小镇的人气又旺了起来，不再像原来那样荒凉。人们从四面八方的村庄里赶来，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他们。接着，从镇外茫茫一片的未知之中，传来了战争的消息。
还是那场战争，我们至今没有从中完全恢复过来。它是一场半部落性质的战争，在独立运动中爆发。战争让小镇受到重创，成了空城。我们都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打完了，该了结的都了结了，战争的狂热也化作乌有了。没有任何迹象让我们想到别的结局。连本地非洲人也开始觉得那是个疯狂的时期。说疯狂是实至名归。从马赫什和舒芭那里，我听说了很多关于那个时期的可怕故事。听说这里接连几个月都有士兵、叛兵和雇佣兵在肆意杀戮；人们被捆成让人难以接受的形状，在街上被活活打死，一边挨打，一边被迫唱一些歌。从村子里来的人对这种恐怖毫无准备。而现在，这可怕的情形又要重演了！
独立时期，我们这一带的人因为愤怒和恐惧而失去理智——殖民时代郁积了太多愤怒，部落之间潜伏的各种恐惧也被唤醒。这一带的人不仅受到欧洲人、阿拉伯人的虐待，也受到其他非洲人的压迫。独立运动开始后，他们不愿接受首都的新政府统治，于是掀起了这场起义。起义是完全自发的，没有领袖，也没有宣言。要是这场反抗更理智一些，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这一带的人本可以建成新的国家，把河湾的小镇收归自己名下，成为新国家的首都。但他们过于憎恨入侵者，因为入侵者在这个小镇上统治，从小镇上发号施令，统治其他地方，所以他们连带着憎恨起小镇。他们宁可把它毁掉，也不想自己接管。
毁了小镇，他们又感到难受。他们盼着这里重现繁华。现在小镇露出了一点生机，他们却又害怕起来。
这些人好像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他们遭受的苦难太多了；他们给自己带来了太多苦难。他们从村子里出来到镇上游荡的时候，一个个都显得那么疲弱和癫狂。到了镇上，他们看上去非常需要小镇的食品和安宁，但一回到村里，他们就想把小镇重新推倒！多么可怕的愤怒！就像森林里的暗火，潜入地下，沿着被烧掉的树木的根系暗暗地燃烧，然后突然从一片光秃秃的焦土中冒出来。在废墟和贫乏当中，毁灭的欲望又燃烧起来了。
这场战争我们都以为已经远去，突然之间又冒了出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时听说我们熟悉的路边发生了伏击事件，听说村庄被攻击，听说部落头人和官员被杀。
这时马赫什说的一席话让我印象深刻。他的衣着打扮总是那么一丝不苟，他总是那么养尊处优，为他可爱的妻子着迷不已，真是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马赫什告诉我：“你能怎么办？你生活在这里，你还问这个问题？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呗。只能继续下去。”
小镇上有军队驻扎进来了。这些军人来自于一个武士部落。他们原来伺候这一带的阿拉伯人，帮他们找奴隶。后来经过几次血腥叛乱，转投殖民政府门下当兵。所以，小镇的治安管理仍旧照搬原来的套路。
不过现在不需要奴隶了，而且在殖民时代结束后，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枪支，每个部落都可能成为武士部落。所以这支军队行事谨慎。街上有时会出现一卡车一卡车的士兵，但这些士兵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器。他们有时也在营房附近练练步伐。他们的营房也就是我那老乡建的宫殿，楼上楼下的走道被隔成几块，晾着女人的衣服（军人制服的洗涤被一个希腊人承包了）。仅此而已。这些军人都不张扬，也不敢张扬。他们周围都是过去的敌人，是他们原来猎捕的对象。他们定期领军饷，日子过得还不错，不过军备很短缺。这个国家刚换总统，新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用这种方式辖制国家，控制桀骜不驯的军人。
就这样，镇上的人们勉强相安无事。这些军人待遇不错，而且已经被驯化，和他们做做生意还是挺不错的。士兵们也舍得花钱，他们买家具，也喜欢地毯——这是跟阿拉伯人学的。不过现在镇上的平衡局面受到威胁了。军队真的要去打仗。把现代武器交给这些人，下命令让他们去杀人，他们会不会像各自为政的独立运动时期一样，变得如同他们猎捕奴隶的祖先，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谁都不知道。
千万不要这样。我在这场战争中是中立的，两方我都怕。我不想看到军队失控的局面。我也不想小镇毁在本地人手里，尽管我对他们抱有同情。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只希望回到过去的平衡局面。
有天晚上，我预感战争近了。半夜醒来，我听到了远处的卡车声。可能是任何一方的卡车，甚至有可能是道莱特的运货车，从遥远的东海岸过来。我在想：“这是战争的声音。”听着机器发出的不间断的、刺耳的声音，我想到了枪。我在想这些枪会被用来对付疯狂的、食不果腹的村民——他们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黑乎乎的，和灰烬一个颜色。不过这都是半夜惊醒时的焦虑。过了一会儿，我又睡着了。
早上梅迪送咖啡来的时候说：“士兵们跑回去了。他们往大桥方向走。一到桥上，他们的枪就开始弯曲。”
“梅迪！”
“我正在跟你讲呢，恩主。”
糟了。部队要是真撤退就糟了。我不希望这支部队撤退。如果不是真的，那也够糟糕的。梅迪说的传闻是从本地人那里听来的。他说部队的枪变弯了，这就意味着反抗者——也就是那些衣衫褴褛的人——听信谣传，认为自己有森林和大河上各种阴魂护佑，刀枪不入。也就是说，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镇上的人立刻就会揭竿而起。
够糟的，不过我也没什么办法。商店的存货——根本没办法保护。我还有其他什么值钱的东西？还有两三公斤黄金，是我在各次小交易中挣下的。还有我的证件——出生证、英国护照等等。还有照相机，我以前给费迪南看过，后来再也不用它来吸引人了。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放进一口木箱子里。我还把父亲托梅迪带来的圣地贴画放了进去。另外我也让梅迪把他的护照和钱放进箱子。梅迪恢复了在我们家做奴隶时的样子，慌慌张张，在这种节骨眼上还为了面子处处跟我学。看我把东西放到箱子里，他也照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里塞，我不得不叫他停手。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把箱子埋了下去。那个坑就在楼梯下面，红土中没有石头，很好挖。
其时天色尚早。我们的后院荒凉乏味：早晨的阳光洒下来，院子里飘着邻居家的鸡的气味，地上是红色的尘土和死去的叶子，晨光中，树影斜斜地横在地上。这些树我在海岸的时候就很熟悉。一切都这么平淡无奇，我在想：“这样做真蠢！”过了一会儿，我又想：“我不该这样做！梅迪现在知道我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在那口箱子里。我现在只能听他摆布了。”
我们离开家，到商店开门营业。我得继续下去。早上第一个钟头，我们做成了一笔小生意。但紧接着，集市广场的人都走了，小镇陷入沉寂。阳光耀眼而炽烈，我盯着不断缩短的树影，以及广场周围的商铺和房屋。
我想我有时能听到急流的声音。那是河湾处永远不息的声音，若是平时，这里根本听不到。现在，那声音随风飘来，忽有忽无。中午，我们关门去吃饭，我开着车穿过街道，四处一片寂静，只有强烈的阳光下金光点点的河流还有一点儿生气。河上没有独木舟，只有一堆一堆的水葫芦，从南部漂过来，又向西部漂去。水葫芦的花茎粗粗的，宛若桅杆。
那天中午，我在那对亚洲夫妇家中吃饭。他们原来是做运输生意的，独立运动爆发后，生意立刻停了，家里其他人全部离开了。我和这对夫妇每周一起吃两次饭，但一直以来，他们家毫无变化。这对夫妇几乎从来没什么新消息，我们之间也仍然没多少话可说。他们的房子简陋得像农舍，坐在走道上看，院子里仍旧停放着运输公司留下的那些日益发霉生锈的汽车。这要是我自己的生意，我会觉得这幅场景有碍心情。不过老夫妇俩好像并不介意，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很多。他们好像觉得把日子挨过去就够了。和我们家上一辈的人一样，他们觉得自己完成了宗教和家庭规定的传统义务，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够了，圆满了。
过去在海岸的时候，每当在我们群体中看到像他们这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会感到悲哀。我总想让他们觉醒，让他们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但现在能和这对安详的老人待在一起，我感到心情十分平和。在这样的一天，如果能一直待在这里多好啊。真希望能回到童年，生活在睿智的长者的庇护之下，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一切！
日子顺当的时候，谁会需要哲学和信仰？日子顺当的时候，每个人都能应付。只有在不顺当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借助外力。说到借助外力，非洲人是最擅长的。非洲人掀起了这场战争，他们会因战争吃尽苦头，他们面临的苦难无人能比。但他们能够应付。不管穿得多么破烂，他们都有自己的部落和村庄，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至少可以逃回他们隐秘的世界，消失在其中，以前他们就这样干过。即便他们遭到巨大的不幸，在临死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踏实的，因为他们知道祖先在上面看着，祖先赞许他们所做的一切。
但费迪南做不到。他血缘混杂，和我一样，在这个镇上也是个陌生人。下午，他来到我的公寓，看上去非常疯狂，几近歇斯底里，充满了非洲人对陌生的非洲人的恐惧。
学校已经停课，目的是保证师生安全。费迪南觉得学校很不安全，他认为镇上一旦发生叛乱，头一个攻打的就是学校。他摆脱了原先装出的种种角色和姿态。他原来一直大模大样地穿着运动校服，显示自己是非洲的新一代，现在觉得这衣服危险，会彰显出他的与众不同，于是给扔掉了；下身的白短裤也换成了卡其布长裤。他语无伦次地说要回南部，回到他父亲那边去。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这不可能。不要说去南部，就是沿着大河送他回他母亲的村里都不可能。
这孩子已经老大不小，可以说是个大人了，这时竟然抽抽搭搭：“我又没想到这里来。我谁都不认识。是我妈妈要我来的。我没想到这镇上来，也没想来上学。她为什么要送我来读书啊？”
这种时候，我和梅迪都觉得安慰别人本身就是一种安慰。我们决定让费迪南住进梅迪的房间。我们给他收拾了一些铺盖出来。见我们这么关心他，他平静下来。天还没黑，我们就早早吃了饭。吃饭的时候费迪南一言不发。回各自房间后，他和梅迪聊了起来。
我听见梅迪在说：“他们到了桥上，所有卡车都停住了，他们的枪也弯了。”
梅迪嗓门很高，声音很兴奋。他早上告诉我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声音。现在他的腔调和本地非洲人一样，他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到了早上，商店外面的集市广场毫无生气。小镇仍然空空荡荡。流浪的，露宿的，似乎全都躲起来了。
中午我到马赫什和舒芭家吃饭，发现他们的高级地毯不见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上好的玻璃器皿和银器，以及水晶玻璃的裸女塑像。舒芭看上去很紧张，特别是眼睛周围。马赫什更紧张，最让他感到紧张的是舒芭。我们吃饭的时候，情绪一直随着舒芭的情绪起伏。今天她好像要为她准备的饭菜而惩罚我们。我们吃了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舒芭用疲惫的眼神低头看着桌子，马赫什则不断地看向她。
舒芭最后终于开口了：“我这一周本应在家。我父亲病了。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萨林姆？我应该和他在一起，而且今天是他生日。”
马赫什的目光在桌子上方飘来飘去。他又说了那段我曾觉得很聪明的话，不过效果大打折扣：“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一切都会好的。新总统又不是傻瓜，他不会像前任那样，躲在家里什么都不管。”
舒芭插话了：“继续下去？继续下去？我一直就是这样过的。我一辈子都是这样过的。我在这些非洲人中间就是这样过的。萨林姆，你说这能叫日子吗？”
她看着盘子，并没有抬眼看我。我也没开口。
舒芭又说了：“萨林姆，我这辈子都荒废了。你想象不出我这辈子是怎么荒废掉的。你不知道我待在这里多么担惊受怕。你不知道我听说你来的时候有多恐惧，你不知道我一听说镇上来了陌生人有多害怕。你知道，我不得不害怕所有人。”她的眼睛抽搐了一下。她停住不吃了，用指尖按住颧骨，好像要把神经的疼痛挤压走。“我是富足人家出来的，我们家挺富裕。这你也知道。家里人给我安排好了一切，可我遇到了马赫什。他那时开了一家摩托车店。当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我和他刚认识就上床了。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风俗，所以我想你也知道我做出这种事有多糟糕！不过糟糕的还不止这些。自从这件事以后，我们就不想和任何人交往。这也是我命苦！你怎么不吃啊，萨林姆？吃啊，吃啊，我们还要继续下去呢。”
马赫什的嘴唇紧张地闭起来，看上去有点儿傻。听到责怪的话中含有表扬的意思，两眼又开始熠熠发亮。他和舒芭已经共同生活快十年了。
“我的家人把马赫什毒打了一顿。不过这更坚定了我的决心。我的哥哥弟弟扬言要泼硫酸毁我的容貌。他们可是说到做到的。他们还扬言要杀马赫什。所以我们躲这儿来了。我每天都在防着我的兄弟们来。到现在还是。我在等待他们。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家，有些事是开不得玩笑的。后来，萨林姆，我们住在这里的时候，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马赫什说我天天防着兄弟们其实很傻。他说：‘你的哥哥弟弟不会自己大老远跑这儿来。他们会派别人。’”
马赫什插了一句：“我那是开玩笑。”
“不，那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天知道他们会派什么人过来，任何人都有可能。不一定非得是亚洲人。有可能是比利时人、希腊人，或者其他欧洲人。也可能是非洲人。我怎么搞得清？”
吃饭的时候就舒芭一个人在说，马赫什没有打断她，似乎他以前应付过这种局面。饭后，我们一起进城，马赫什说他不想把车开过去，于是上了我的车。刚离开舒芭，他的紧张就一扫而空。舒芭说了这么多他们之间的事，可他一点儿没有感到难堪，也没作评论。
我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马赫什开口了：“舒芭夸张了。事情没有她想的那么糟。新总统可不是傻瓜。汽船今天早晨还开过来了，里面都是白人。你不知道？你要是到凡·德尔·魏登旅馆那里，就会看到一些白人。新总统出身不好，好像是女仆生的。不过他会把局面收拾起来的！他会利用眼下的机会，好好修理修理这个国家，让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去凡·德尔·魏登看看，你就会知道独立后是什么情形了。”
马赫什说得没错。汽船确实开过来了，车子驶过码头时我向那边瞧了一眼，果然看到船停在那里。船来的时候并没有鸣笛，我也没有注意，所以根本不知道它开来了。这艘汽船甲板低，平底，几乎被海关的小屋挡住，只有船尾的船舱上层的顶盖露在外面。我把车停在马赫什的商店外，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我看到一些军车，还有一些被临时征用的民用卡车和出租车。
马赫什说：“非洲人记性不好，这是好事。你去看看是谁来阻止他们自杀。”
凡·德尔·魏登是一幢现代化的楼房，高四层，水泥结构，线条笔直，是在独立之前的经济繁荣时期建起来的。尽管历经沧桑，仍勉强维持着现代旅馆的模样。沿人行道装了很多扇玻璃门，接待大厅铺着嵌花地板。里面有电梯，不过时常出故障。接待处仍放着独立前的航班广告，还有一个“客满”的牌子，从来没有撤走过，但事实上这家旅馆已经有些年没有客满过了。
我原以为大厅里会有很多人，熙熙攘攘，吵吵闹闹。可进去一看，发觉比平时还冷清，甚至可以说是悄无声息。不过旅馆还是有客人的：在贴花地板上放着二三十只箱子，都贴着一样的蓝色标签，上面写着“黑兹尔旅行社”。电梯今天坏了，只有一个服务员在值班。那是个矮小的老人，穿着殖民时代仆役的服装：卡其布短裤，短袖衬衫，外面罩着宽大而粗糙的围裙。老人沿着电梯旁的水磨石楼梯独自一人把箱子一个个往上搬。他的顶头上司是个腆着啤酒肚的非洲人。那人好像是河下游的人，平时总是站在接待处后面，什么也不干，只是拿根牙签剔牙，对谁都很粗鲁。不过今天他却站在箱子旁边，做出忙碌而又严肃的样子。
新来的客人有几个坐在院子里的露天酒吧里。院子里有几株绿色棕榈树和藤蔓植物，栽在水泥盆子里。水磨石地板从四面向中间倾斜，正中是栅栏状的地漏，那里总是发出一股下水道的气味，一下雨更是难闻。现在气味还不算太糟：空气干燥而闷热，阳光投射到一面墙上，形成三角形的一块亮斑——白人们就坐在这样的环境里，吃着旅馆的三明治，喝着淡啤。
这群人穿着平民服装，不过他们走到哪里都会显眼。平常酒吧的顾客中总有一些看上去没什么力气的人，而且年龄参差不齐。而这些白人个个体魄强健，里面也有几个灰白头发的，不过看起来不超过四十岁，说他们是运动员也有人信。这些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拨，其中一拨看上去粗野一些，有些吵闹，有几个穿着鲜艳的衣服。还有两三个年轻人假装喝醉了，正在插科打诨，逗大家发笑。另外一拨人严肃一些，脸上修得很光净，看上去受过更好的教育，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乍一看，两拨人好像是碰巧在酒吧遇上了，彼此毫不相干，但仔细一看，你会发现他们都蹬着一模一样的沉重的黄褐色马靴。
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服务员平时总是没精打采的。年长一些的坐在板凳上什么也不干，只等着人家来给小费。他们大多长着一张瘪瘪的苦瓜脸，穿着短裤，围着宽大的围裙，就像跟班的穿的制服。有时候没事做，他们就把手缩到围裙下，看起来就像是在理发的人。年轻一些的是独立后长大的年轻人，穿着自己的衣服，在柜台后面叽叽喳喳地聊天，好像自己是客人一样。不过现在这些服务员都很警觉，都在忙乎。
我要了一杯咖啡，很快就上来了，速度之快简直是破天荒！给我上咖啡的是个身材矮小的老人。我不止一次想过，在殖民时期，这家旅馆挑服务员是不是看谁更瘦小，更好摆弄。怪不得此地过去出了那么多奴隶：选来做奴隶的人体格都很差，除了生育下一代的能力，其他各方面都只能算半个人。
咖啡上得很快，还有装在不锈钢壶里的牛奶，是奶粉冲的，量很少，而且好像不新鲜。我把牛奶壶举了起来，还没张口老服务员就看见了，吓得面如土色。见他吓成这样，我只好把壶放下来，无奈地啜饮着苦涩的清咖啡。
酒吧里的人来者不善。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伴——可能已经展开行动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寻常角色，知道我是来看他们长什么样子的，也知道服务员害怕他们。今天早晨，旅馆的服务员还在说森林里的人如何如何刀枪不入。别看这些服务员身材矮小，一旦小镇上掀起叛乱，他们指不定会用那瘦小的手干出什么事来！这还没多久，他们就沦落到这么可怜的地步了。我们该为此感到庆幸，但同时又有些同情他们。这就是这个地方给你的印象：你永远不会知道应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感受。要么感到恐惧，要么感到羞耻，别无其他。
我回到商店。日子还得继续下去，这样还能打发时光。凤凰树长出了新叶，毛茸茸的，嫩绿嫩绿的。日头在移动，人影树影斜斜地横过红色的街道。换成别的日子，一到这时候我就会想着回家喝茶，或者到希腊俱乐部打壁球，然后找家简陋的酒吧去喝冷饮，坐在金属桌子边上，看着黄昏的光线慢慢暗下去。
快四点的时候，商店正要打烊，梅迪突然跑来了：“白人今天早晨来了。有的去了军营，有的去了水电。”他说的水电是指水力发电厂，离小镇有几英里路，在我们的上游。“他们到军营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岩义上校给毙了。是总统下令让枪毙的。他可是说到做到，这个新总统！岩义上校正跑出来迎接他们呢，他们没等他开口，就一枪给毙了，当着男女老少的面给毙了！还有依颜达中士，他还在我们这儿买过一卷苹果花纹的窗帘布呢，也让他们给毙了，还有其他几个当兵的。”
这个依颜达我还记得。总是穿着一身浆得笔挺的制服，脸四四方方的，小眼睛，总是笑眯眯的，眼神挺狡诈。我还记得他当时用手掌摩挲着印着大红苹果花纹的布，记得他掏出一卷票子付账的样子，别看他神气活现地掏钱，其实那东西不值几块钱。窗帘布！听说他被处决，当地人肯定都很开心。这并不是因为依颜达是坏人，怪就怪他来自猎捕奴隶的部落，就好像军队里其他人一样，比如他的上校。
总统把恐惧带到了镇上，带到了这个地区。他明着是吓唬军队，暗里是吓唬本地老百姓，在杀鸡给猴看呢。处决军人的消息会不胫而走，老百姓会更加困惑，更加紧张。他们会跟我一样，第一次觉得独立后首都还是有管事的人，感觉到人人有份的独立已经到头了。
我能从梅迪身上看到变化。他不断带回糟糕的消息。但他比早上要平静一些，也让费迪南平静了些。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开始听到枪声。要在早晨，大家肯定都慌作一团。可现在我们竟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枪声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远不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雷声响亮。不过，这陌生的声音让镇上的狗惊惶不安，它们此起彼伏地叫起来，有时把枪声都盖住了。出门来到楼梯平台上，只看到黄昏的阳光、树和炊烟。
日落后四周一片漆黑。停电了。可能是机器坏了，可能是线路被人故意掐了，也可能是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但现在没有电也不是坏事，说明至少今天晚上不会发生暴乱。这里的人不喜欢天黑，有的人甚至要在屋子里点着灯才能入睡。不过我、梅迪和费迪南都不相信发电站被叛军占领了。我们信任总统派来的白人。早晨我们还看不清局势，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我坐在客厅里，就着油灯看旧杂志。梅迪和费迪南在他们的房间里说话。他们的声音和白天或者有电时不一样。两人的嗓音都压得低低的，带着沉思的意味，沉稳老成，像是两个老人在谈话。我来到走道上，发现他们的门是开着的，梅迪穿着背心和衬裤坐在床上，费迪南也穿着背心和衬裤，躺在地铺上，一只脚翘得高高的，抵在墙上。在油灯摇曳的灯光下，他们看起来像是躺在某间窝棚里面。两个人悠闲地聊着，慢声细语，不时停顿或沉默，同他们的姿势十分相配。这些天来，他们头一次这么放松。他们觉得危险离自己很远，所以竟聊起危险、战争和军队这些事了。
梅迪说他早上看到白人了。
费迪南回答说：“南部有许多白人，那里的打仗才叫打仗呢。”
“今天早晨你真该见识一下。他们直接冲到营房，拿枪指着所有人。我从来没见过当兵的这样。”
费迪南说：“我第一次见到当兵的那会儿还很小。那时欧洲人刚走，我住在妈妈的村里，还没有去我父亲那里。这些当兵的跑到村里来，也没个领头的，什么坏事都敢干。”
“他们有枪吗？”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他们四处搜白人，搜到了就杀。他们说我们把白人给藏起来了，但我看他们纯粹是找麻烦。后来我妈妈走过去和他们说了几句话，他们就走了。只带走了几个妇女。”
“你妈妈和他们说什么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看她把这些人吓住了。我妈妈会魔法。”
梅迪说：“我们海岸那边有个人，和你说的有些像。那人好像是从这一带过去的，他让人对阿拉伯人动手，见阿拉伯人就杀，从集市上杀起。我当时就在现场。你真该见识一下，费迪南。那些胳膊和大腿扔得满街都是。”
“他干吗要杀阿拉伯人？”
“他说他是在执行非洲之神的命令。”
这话梅迪倒没和我说过。或许他觉得这并不重要，或许他是给吓坏了。不过他并没有忘记。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想费迪南可能在思考他刚听到的话。他们再次开口时把话题扯开了。
枪声继续传来。不过还是在远处。是总统派来的白人在开枪，好像是在承诺秩序和稳定。很奇怪，枪声竟让人感到安慰，让人有一种深夜听雨的感觉。一切外部未知世界的威胁都被遏制住了。焦虑散尽，坐在客厅里，看着油灯的灯影摇曳，电灯光永远造不出那种阴影来。费迪南和梅迪用闲适而又老成的声音聊着天，把自己的小屋变成了温暖的小窝。这样的情景，确实让人感到慰藉。感觉像被送到了隐蔽的森林村庄，送到沉沉夜色下的小屋，隐蔽而又安全——外界的一切像被一条施了魔法的线挡在外边。和印度老夫妇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想过，现在我又开始想，要是这一切是真的该多好啊。真希望一觉醒来，世界缩回到了我们熟悉而放心的小天地！
第二天一早，战斗机开过来了。听到声音，刚想出去看，它已经冲到头顶上方了，飞得很低，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让你感觉无法把持自己的身体，所有的感官似乎都关闭了。有架喷气式战斗机飞得低低的，你能看清楚机身下面是一个银色的三角形，这是杀人的东西。过了一会儿，它飞走了，很快就远得几乎看不见了。阳光越来越烈，把远去的飞机照得雪亮。后来战斗机又回来了几次，其中一架就像一只凶狠的大鸟，盘旋在天空中，不肯轻易离开。接着，它又飞到丛林上方，最后终于爬升到高处，远远地投下炸弹，炸弹当即在丛林里炸开，声音一如我们熟悉的雷声。
一周内，战斗机来了好几次，是同一架。每次都低低地飞到小镇上方，然后飞到丛林上方，随机扔下一些炸弹。不过战争第一天就打完了，而军队一个月后才从丛林回来，整整过了两个月，凡·德尔·魏登旅馆的新客人才陆续离开。
一开始，也就是白人到来之前，我还认为自己是中立的。我不希望任何一方赢，军队或者叛军。实际的结果却是两败俱伤。
来自那个著名的武士部落的士兵有很多被杀。后来，更多士兵丢掉枪支，丢掉浆得笔挺的军装，抛弃了他们花了不少钱装修的营房。总统在遥远的首都重组了军队。镇上的军人来自不同的部落或地区，成分比以前复杂多了。武士部落的人手无寸铁地被丢到镇上。营房那一带的景象让人毛骨悚然，有女人在通往森林的路上哭，一会儿捧起自己的大肚子，一会儿又放手让它重重地垂下来。一个鼎鼎大名的部落，就这样落入过去的猎物之手：好像是大自然在冥冥之中把森林里的古老法则颠倒了。
那些面黄肌瘦的叛乱者不久又在镇上出现了，看起来比原来更饥饿，更落魄，黑乎乎的破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就在几个星期前，这伙人还觉得自己有神力相助，以为敌人的枪管会弯掉，打出来的子弹都会掉到水里。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脸上带着怨恨，有一阵子他们独来独往，好像有些癫狂。他们曾想毁灭这个小镇，但又需要它。正如马赫什所说，人们把他们从自杀边缘拽了回来。他们意识到有人在远方掌控着这里的一切，于是恢复了以往的顺服。
从抵达镇上的头一天到现在，我第一次发现凡·德尔·魏登旅馆出现了一些生机。汽船不仅给总统的白人士兵送来物资补给，也带来了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是河下游的，一个个体态丰满，浓妆艳抹。我们这里划独木舟的、扛货的女人往她们身边一站，简直就是皮包骨的小孩。
后来我们终于获准开车到大坝和水电站去。那里临近两军交战的地方。水电站的设备毫无损坏，不过一家开张不久的夜总会已经不在了。夜总会老板原来是南部葡萄牙占领区的人，为了躲避征兵，逃到我们这里来，开了这家夜总会。这儿环境非常优美，夜总会坐落在悬崖上，前面的大河一览无余。这里是我们刚刚开始习惯的好去处：周围的树上总是挂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我们悠闲地坐在这里，一边喝着低度葡萄牙白葡萄酒，一边欣赏着大峡谷和打着灯光的大坝，简直是种奢侈的享受，让我们感觉自己很有品位。不过打仗的时候，叛军占领了夜总会，将它洗劫一空。夜总会的主要建筑十分朴素，没什么特别的：水泥墙围在四周，舞池是露天的，边上有个酒吧间。那四堵墙仍在，但很多地方有火燎的痕迹，可见他们曾想连这水泥墙一起烧了。所有装置都被毁坏了。叛军的怒火好像是冲着一切不属于非洲森林的东西，如金属、机械、电线等等。
其他地方也能看到这种愤怒的印记。前一次战争结束后，联合国某机构曾把水电站和大坝上面的堤道修好，离大坝有段距离的地方竖立了一座金字塔形石碑，碑上有块铭牌，记载着联合国修坝一事。铭牌好像被用沉重的金属物件砸得走了形，上面的字母也被人一个个锉掉了。堤道一端本来有些铸铁的路灯柱子，都是从欧洲运来的，竖在这里作为装饰。代表新势力的地方装一些老式路灯，主意不错。可惜这些柱子也被砸得面目全非。灯柱都是十九世纪的巴黎工匠制造的，上面还刻着他们的姓名，这些姓名也无一幸免——凡是有字的地方都被人锉掉了。
让人忘不掉的是这种愤怒——那些头脑简单的人见着金属的东西就想用自己的手毁掉！刚刚停火没几周，随着村里的人又跑回到镇上，饥肠辘辘，四处觅食，这些事已经显得非常遥远，难以想象了！
恢复和平后没几天，惠斯曼斯神父再次出游，结果被人杀害。他的死本来不会有人知道，凶手随便把他埋到丛林里的某个地方就行了，谁也不会找到。不过杀害他的人故意要把事情抖出来。他们把遗体放入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漂游，最后被水葫芦缠住，停在了河岸边。尸体上面满是残害的痕迹，头颅被人砍断，还钉上了钉子。大家一切从简，很快把遗体掩埋了。
太可怕了。他这一死，让人觉得他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那么渊博的学识就这样随他入土了。对我来说，可贵的不只是他的知识，还有他的人生态度，他对非洲的热爱，他对森林信仰的感情。他一死，我觉得整个世界也死了一小块。
我敬佩神父的纯洁，但现在我不禁怀疑这纯洁到头来究竟有没有价值。面对如此可怖的死亡，我们怎能不去怀疑一切呢？不过我们终归是人，不管周围有多少死亡，我们总还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能带着怀疑的心态长久生活下去。所以，这一阵怀疑的情绪过去之后，我开始感觉到神父的一辈子过得比我们大部分人都好——在内心深处，他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一点我从不怀疑。神父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让他过着一种独特的全心投入的生活，激发他去寻找，去探索。我们看到的只有丛林，而他却发现了人性的丰富饱满。不过，他对自己的文明的看法和他的虚荣相似。他过分沉迷于研究大河边各民族的融合，为此付出了代价。
神父是怎么死的，没有什么像样的说法。但他的尸体放在独木舟里，在河道上漂流，肯定被很多人看到了。公立中学里人们议论纷纷。虽然镇上大多数人对神父知之甚少，但大家都知道他热爱非洲。学校的男孩们有的感到难堪和羞耻，有的却火药味十足。费迪南属于后者。他已经从前一阵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也不再想着回母亲的村庄了。他对神父之死的态度我一点儿也不奇怪。
费迪南说：“博物馆是欧洲人的玩意儿。那和非洲之神犯冲。我们各家的屋子里都有这些面具，我们都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不必到惠斯曼斯的博物馆去。”
“非洲之神”——这话是梅迪说的，而梅迪是从海岸那边反抗阿拉伯人的暴动的领袖那里听来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那个从水电站传来枪声的夜晚，那晚我们感到自己平安了。不过这个说法暴露出费迪南内心的一些东西。住在我家的那些天，费迪南经历了一场危机。自此之后，他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这个角色很适合他，而且更合理。他不再想扮成某个特殊种类的非洲人。他就是个非洲人，愿意认同自己性格的各个方面。
这种新角色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些。他不再像以前一样有礼貌，他变得嚣张而怪异，背后是隐秘的紧张。他尽量不到我家里或者店里来。这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在经历了叛乱的巨大惊吓之后，他想向我表明，没有我他也照样活得好好的。但后来有一天，他托梅迪捎来一封信，打动了我。信写在从练习本里撕下来的一张印有线条的纸上，没装在信封里，而是折了几折，折得小小的，紧紧的，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字写得很大：“萨林姆！那个时候，是你把我带回家，把我当成自家人一样。F.”
这就是他的感谢信。把他带回家和自己一起住，这种善意对一个非洲人来说非比寻常，值得感谢。但他又不想显得自己好像是在巴结或者示弱，所以故意弄得这么粗糙——没有信封，带线条的信纸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大而潦草，信里不明确表示感谢，以“萨林姆”而不是“亲爱的萨林姆”称呼我，以“F”而不是“费迪南”落款。
我觉得这封信既好笑又动人。不过整件事有点讽刺。费迪南难得表现出的这种柔情，却是我的一个小小举动所引发的。对我来说，这只不过是出自特定背景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姿态。我来自海岸，我的家庭和我家的仆人生活得很近，可以说太近了，而这些仆人过去是奴隶，他们的祖先就是从我们现在所处的非洲土地上被掳走的。如果费迪南知晓这个背景，不知道他会多愤怒！不过，从这封信和他这个不卑不亢的新角色来看，作为一个男人，他已经成熟了很多。当初他的母亲扎贝思把他带到我店里来，请我照应他，想必心里盼的就是这种结果吧。
说起惠斯曼斯神父藏品的不只费迪南一人，其他人也开始议论了。神父在世的时候四处收集非洲的东西，大家都把他当成非洲的朋友。现在情况变了。大家觉得他收集这些东西是对非洲宗教的不敬，所以学校里谁也不敢接管这些藏品。也可能是因为别人都不具备神父那种学识和眼力吧。
学校有时会带访问者参观这些藏品。木刻还好，但由于枪支储藏室通风不佳，面具开始腐坏，味道比以前还要难闻。它们依旧躺在木条架子上，因为在腐坏，好像失去了神父教我去看的那种宗教魔力。没有了神父，这些面具只是一些奢侈的物件。
在接下来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镇上陆续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来自许多国家，有老师，有学生，有打着各种名号来帮忙的人，还有一些好像是刚发现非洲的人。这些人看到什么都表现得很惊喜，唯独对我们这些镇上的外国人不屑一顾。神父的收藏开始被人偷抢。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蹈。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储藏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偷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展览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展览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森林最丰饶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