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帝性格的一个特点是：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崇祯帝认为：明朝覆亡原因，都由“诸臣误朕”！他临死还不认错，也不自省。许多人同情崇祯帝，认为他还是一个勤政之君，他的悲剧原因之一，在于“生不逢时”。时势虽不能违逆，但可以顺应。崇祯帝登极后，杀了太监魏忠贤，却启用太监高起潜等，对于宦官顽症问题，换汤不换药，改革无决心，仅做个案处理，没做制度改革。
崇祯十七年（1644年），在严峻形势面前，他重用太监：命太监高起潜监军山海关，太监杜勋镇守宣府，太监曹化淳守广宁门（今广安门），太监王承恩提督京师全城防守。太监杜勋到任宣府后，不率众坚守，却立即“降贼”。廷臣要追究责任，崇祯帝受太监假情报的蒙蔽，传旨：“杜勋骂贼殉难，予荫祠。”不仅不加惩治，还建庙祠祭祀。不久，李自成带着杜勋到广宁门外，还有原在西安的秦王，在太原的晋王，也被押在广宁门外。杜勋在城下呼喊，要进城，见皇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守城的是太监，见城下呼喊的也是太监，就把太监杜勋用吊筐提到城墙上，同入大内。杜勋见崇祯帝，“盛称贼势，劝帝自为计”。崇祯帝左右大臣，请扣留他们，杜勋说：“不可，如果不返，则二王危。”于是，将他们放出，还是用绳吊筐缒下。杜勋还在广宁门做策反：“吾曹富贵固在也！”鼓动大家都投降。不久，农民军攻打广宁门，太监曹化淳打开城门投降，此是后话。崇祯帝用人的一大特点是：对太监是三个字：信，信，信；对忠良大臣也是三个字：杀，杀，杀！
一杀王洽。明崇祯朝六部中的兵部，第一个下狱死的是兵部尚书王洽。王洽，临邑（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人，万历进士。王洽貌美：“仪表颀（qí）伟，危坐堂上，吏民望之若神明”；清廉：“其廉能为一方最”，既廉洁、又能干，是一方官吏中最为优秀的。王洽官工部侍郎，主持部务。崇祯元年（1628年）十二月，兵部尚书王在晋罢免，崇祯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即擢任之。”（《明史·王洽传》卷二百五十七）崇祯帝任命王洽为兵部尚书。王洽上任不到一年，就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八旗军由大安口攻入，过通州，到京城，北京戒严。十一月，崇祯帝深感忧虑，召集廷臣，商讨对策。这时，侍郎周延儒言：“世宗斩一丁汝夔，将士震悚，强敌宵遁。”意思是说，当年蒙古俺达兵临北京城下，嘉靖帝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斩首——“即日斩于市，枭其首，妻流三千里，子戍铁岭”。（《明史·丁汝夔传》卷二百四）于是，官兵震动，敌军撤退。暗示这次皇太极兵临城下，首要的是将兵部尚书王洽斩首，以振奋将士守城御敌的决心。崇祯帝点头，将王洽下狱。王洽这位兵部尚书，上任不到一年，虽有责任，却无死罪！次年四月，王洽死于狱中，死了还不算，还要“寻论罪，复坐大辟”。“大辟”是古代五刑中最严重的一种，包括枭首、腰斩、剖腹、镬烹、车裂、磔死等，崇祯帝将王洽大辟处死。
二杀袁崇焕。袁崇焕也是挂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在皇太极率领八旗军攻打北京城时，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恼羞成怒，不听大臣恳请慎重，“敌在城下，非他时比”的谏言，先将袁崇焕下狱，后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三杀陈新甲。陈新甲，四川长寿（今重庆市长寿区）人，万历举人，知晓边事，以才能著。史书称他办事干练：“军书旁午，裁答无滞。”崇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为兵部尚书。明朝自弘治以后，非进士出身，不能官尚书。但形势危殆，诸大臣不愿任兵部尚书，陈新甲才获任此职。当时的局势，南北交困，内外危机。崇祯帝开始秘密同皇太极进行议和。陈新甲为兵部尚书，受命遣使关外，负责这项工作，但朝廷官员不知。崇祯帝先后手写书信数十封，交陈新甲同皇太极联系，告诫他千万不能泄露。一日，陈新甲所派遣的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回京，以机密文件报告。陈新甲深夜看完报告后，没有收起来，放在几案上。第二天早晨，陈新甲的家僮误以为是塘报稿（“塘报”相当于现代的《内部简报》），交付出去，进行抄传。于是，朝廷上下，舆论哗然。崇祯帝下严旨，命陈新甲回奏。陈新甲不但不引罪，反而夸功——这就使君臣矛盾激化。崇祯帝览奏大怒，将陈新甲下狱。陈新甲在狱中派家人上下行贿求人营救，没有结果。有的大学士营救，说：“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奏上，不听。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将陈新甲凌迟处死。（《明史·陈新甲传》卷二百五十七）
崇祯朝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王洽、袁崇焕、陈新甲三人都惨遭磔刑，千刀万剐，不得完尸。崇祯帝刚愎自用，不听谏言，专制独断，酷刑大臣，必自食其果。唐太宗说：用功不如用过。崇祯帝如有唐太宗的大度与胸怀，对王洽、袁崇焕、陈新甲等，不仅能用其功，而且能用其过，那么，大明江山会是另一番局面，至少不会由自己演出“末日疯狂”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