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心存、翁同龢父子，江苏常熟（今常熟市）人，就是人们尽知的《沙家浜》故事发生的地方。翁家是常熟书香门第。翁氏一门，两朝宰相，两代帝师，两位状元，兄弟巡抚，三子公卿，四世翰林。翁氏家族有什么特点呢？
耕读之家。翁家有一副对联：上联是绵世泽莫如为善，下联是振家声还是读书。上联说的是做人，下联说的是修身。
翁心存（1791—1862年），出身耕读之家。父亲翁咸封家境贫寒，节衣缩食，勤苦读书，中乾隆举人，为海州（今连云港市）学正（教育局长）。心存用功读书，考中进士。但是，翁心存痛失状元：宰相英和主试，定江苏翁心存为一甲一名，但另一人提议定为广东人，英不同意。在关键时刻，英身体不适，请同仁完卷，竟将翁卷放在一边，于是翁心存失去状元。（英和《恩福堂笔记》）而其子同龢、孙曾源为状元。史称：“郁之愈久，发之愈光。”（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后在上书房，做皇子老师。翁心存为皇六子恭亲王奕的老师，这是他后来仕途宏达的关键。他是道光、咸丰两朝重臣，官阶逐步高升——由顺天府尹，历官工、刑、兵、吏、户五个部的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在朝与肃顺（后为咸丰帝顾命大臣）同官，但二人不和。肃顺等兴起户部大狱，差点要了他的命，先议降五级，后革职留任。咸丰帝死，同治帝立，恭亲王奕？辅政，他得到起用。不久，病死。有《知止斋日记》（手稿）藏国家图书馆。他的夫人许氏“通诗、易，五经大义，尤好观史”。（翁同龢《先母事略》）不仅教子读书，还教子做人，家训是：“行好事，做好人。”
幸为帝师。翁同龢（1830—1904年），上有两个哥哥：长兄同书，进士，官安徽巡抚；次兄同爵，官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同龢出生在北京，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常熟读书，春天虞山百花盛开，却不出书房一步；夏天酷热蚊子叮咬，他在几案下放个大瓮，把脚泡在瓮里——既消暑又防蚊；冬天，手持铜炉，诵读不辍。同龢26岁中状元。先后任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曾任都察院左都御使，刑部、工部和户部的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清史稿·翁同龢传》卷四百三十六）他在刑部任职时，处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此案先经省、府、县三级，七审七结，但浙江官员三十多人联名上告，慈禧太后命重审。翁同龢亲自访查，查阅案卷，反复议商，奏报慈禧，此案三年，最后平反。翁同龢在中法、中日之战的主战与主和，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学界有不同声音。在戊戌政变后，光绪帝被囚禁，翁同龢被革职——“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清德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二）
晚年悲凉。翁同龢生命的最后10年，不是回家颐养天年，而是待罪惶恐度日。行动受到监视与限制，还要到县衙去“听训”。他随时等待慈禧太后一不高兴，或懿旨自裁，或抄家问罪。他为表现不问政治，不与友朋往来——“灯市繁华常避影，酒场热闹早抽身”。他还在家乡常熟西山祖墓旁盖一座屋宇，名“瓶庐”，寓意是“守口如瓶”，结庐隐居。院中设置正方形石板一块，重大节日在石板上遥向北京紫禁城叩头。晚上也不安宁，常“中夜惊起”，“梦闻霹雳”。过着“与鱼鸟相亲”、“寂寞似孤僧”的生活。翁同龢在家做了两件事：一是购买一口快刀，二是屋旁挖一眼井，准备随时以刀自裁或投井自尽。
《左传》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升迁，因为他们是帝王之师——恭亲王、同治帝、光绪帝的老师；光绪帝被慈禧太后幽禁，翁同龢自然也跟着革职还乡。不过，翁同龢给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讲过课，所以慈禧最后给他留了一条活路，没有赐他自裁。他在江苏常熟的故居，名“綵衣堂”，保存尚好，今为翁同龢纪念馆。
给人点燃一盏善灯，为己留下一缕光明。翁同龢爱才、重才、惜才、举才。翁同龢识拔张謇，终成状元，是清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当年张謇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失去信心，经济拮据，改从实业，放弃科举。翁同龢不仅给予经济支持，而且予以精神鼓励。光绪十一年（1885年）张謇赴北京应顺天乡试，翁为主考官。试前，翁亲到张住处东单牌楼关帝庙探访，考试后亲阅张的试卷，录为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年（1894年），42岁的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中贡士第十名。殿试时，翁命收卷官等候张交卷，直送他手里。翁亲阅张謇试卷，评语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次日评定前十名次序，相传翁将张謇试卷放在最上面，又向帝力荐，光绪帝钦定，张謇中本恩科状元。后翁同龢落魄回乡，想结庐隐居，但无钱构筑。张謇仗义而为，给予资助，得以建成。另一门生是张元济，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后为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主持涵芬楼影印出版《瓶庐丛稿》和《翁文恭公日记》，今有中华书局《翁同龢日记》点校本，使翁同龢著述得以广为传播。
由上，张英和张廷玉，刘统勋和刘墉，翁心存和翁同龢三对父子，能够成为父子宰相，其原因何在，其借鉴何在？
第一，他们多处于政局稳定、崇尚文化的时代，又都有南书房、上书房的经历，既接近皇权核心，又为接班皇子的恩师。
第二，他们多生于文化发达、书香浓郁的地域。在明清时期，全国每县平均出进士30余人，其中山东诸城（现为县级市）有131位进士，安徽桐城（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吴青馆长统计有236位进士、1位状元，江苏常熟（现为县级市）据市图书馆包岐峰馆长统计则有395位进士、6位状元。可见，一个书香城市，对于一个青年、一个学子的成才有多么重要！
第三，他们多长于重视积善、洋溢书香的家庭。张英一门，有24位进士（桐城博物馆张泽国馆长提供数据）；翁家先后有11位进士、2位状元、1位探花（翁同龢纪念馆王忠良馆长提供数据）。他们都有一个清雅的书香家庭：“入我室皆端人正士，升此堂多古画奇书。”
第四，他们多善于以史为镜、修炼官场的智慧。大学士不仅能决疑定计，而且能慎密通敏——“胜此任者，非以其慎密，则以其通敏。慎密则不泄，通敏则不滞，不滞不泄，枢机之责尽矣”。他们都律己自戒，以史为镜：“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清史稿·孙嘉淦传》卷三百三）
总之，张英与张廷玉，刘统勋与刘墉，翁心存与翁同龢，其成功的一面，还是那句古训：“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所以，多积善事，勤奋读书，是他们人生成功的共因；花开必谢，富久生骄，是他们后世衰败的同果。
一般说来，高官显宦，富商大贾，不过三代。刘统勋三代，翁心存四代，张英六代——“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这算是特例。内阁大堂是大学士个人浮沉和家族兴衰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