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鹏年（1663—1723年），湖南湘潭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出任浙江西安（今浙江衢州境内）知县。陈鹏年在任上，清理豪强霸占田地，平反徐氏冤死十年错案。他下令禁止溺死女婴，当地民众被感化，将本想扔掉的女婴留下抚养，都改姓陈。后陈鹏年调任山东，亲自分发赈济粮食，严控借赈肥私官员，“全活数万人”。康熙帝南巡回銮，在山东济宁船上召见他，赐予御书。不久，陈鹏年升任江宁（今南京）府知府。陈鹏年一生中，曾三次蒙受大难，三次到武英殿修书。
一蒙难一修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第五次南巡。江南江西总督阿山召集属下，商量加征地丁银，作为皇帝巡幸的接待费。陈鹏年身为下级，竭力反对，事情告吹。阿山和陈鹏年结下疙瘩，又让陈鹏年去主管建造行宫。阿山的侍从向陈鹏年索贿，都被顶了回去，于是嫉恨陈鹏年的人就开始传闲话。康熙帝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检阅水师，阿山成心刁难陈鹏年，命令他在江上垒石铺路，限期一天完工。江流湍急，施工困难。众人担心完不成任务，人心惶遽。陈鹏年亲自率百姓运输土石，到黎明时，工程告竣。阿山还不罢休，又上奏折，参劾陈鹏年贪污残暴，将他关押在江宁监狱。阿山必欲置陈鹏年于死地，又加上“大不敬”的罪名。陈鹏年在任江宁知府时，下令封闭妓院，并将其改为讲堂，悬榜曰“天语丁宁”，每月宣讲圣谕。这本是好事，但被阿山指为亵渎圣谕，论罪当斩。消息一出，江宁百姓，呼号罢市，千余士子，举幡叩阍（告御状），江宁织造曹寅也叩头为陈鹏年祈情。康熙帝经过调查，命陈鹏年罢官免死，征入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一次入武英殿修书。
陈鹏年逃过一劫，蒙恩免死，感激涕零，对修书事，格外用心。他曾有《初伏直武英殿》诗，其小序云：“奉命直武英殿，日在凉堂广厦之间，带星而入，昏黑而返。”起早贪黑，辛劳修书。
二蒙难二修书。陈鹏年在武英殿修书，一干就是三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陈鹏年再次被起用，出任苏州知府，后任江苏布政使。他一如从前，改革风俗，清理积案。当地发生饥荒和瘟疫，《清史稿·陈鹏年传》说他亲自“周历村墟，询民疾苦，请赈贷，全活甚众”。他获得巡抚张伯行的器重：“事无钜细，倚以裁决。”不料就此卷入总督和巡抚矛盾旋涡之中，再遭厄运。清制：各省设巡抚，一省或数省设总督；总督和巡抚往往同城，发生很多摩擦。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不仅和巡抚张伯行矛盾很深，而且因陈鹏年“素伉直，忤噶礼”，也和陈鹏年矛盾很深。噶礼找茬弹劾陈鹏年，不仅要夺他的官，而且要将他遣戍黑龙江。翌年，危难之时，又是康熙帝下旨宽宥，让陈鹏年回京到武英殿修书。是为陈鹏年第二次入武英殿修书。
三蒙难三修书。噶礼仍穷追不舍，又上书康熙帝，举报陈鹏年写“反诗”。康熙帝把诗发给阁臣传阅，说：“朕阅其诗，并无干碍。朕纂辑群书甚多，诗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今与尔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还下谕：“噶礼曾奏陈鹏年诗语悖谬。宵人伎俩，大率如此。朕岂受若辈欺耶？”为陈鹏年主持了公道。后世有人称赞康熙帝此举“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这自然有些过誉，但康熙帝的博览群书、明察秋毫，的确让陈鹏年又躲过一次生死劫难。武英殿的“凉堂广厦”，也再次成为陈鹏年仕途受挫时的避难所。是为陈鹏年第三次入武英殿修书。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噶礼，满洲正红旗人，其先祖为清开国五大臣之一的何和礼，其母为康熙帝幼年的乳母。噶礼依恃祖上的功劳和母亲的恩遇，狂贪暴虐，恶贯满盈。后噶礼的母亲向康熙帝叩阍，说噶礼在食物中下毒药图谋弑母。康熙帝命刑部调查，刑部核实，拟噶礼当极刑，谕令噶礼自尽。
康熙六十年（1721年），黄河决口。康熙帝想起了当年赈灾的陈鹏年，第三次起用他，让他去治河，不久任河道总督。他忙得没时间回府，“止宿河堧（ruán），寝食俱废”（《清史稿·陈鹏年传》卷二百七十七），就是夜宿河堤旁空地，废寝忘食，日晒水浸，洁己奉公，疲病交加。雍正元年（1723年），陈鹏年病逝于治河工地，年六十。雍正帝下谕说：“鹏年积劳成疾，没于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陈鹏年官到总督（正部），积劳成疾，累死之后，家贫如洗，四壁空空，就像倒悬的罄一样。陈鹏年身后谥“恪勤”，可谓恰如其分——恪尽职守、勤勉任事。他的两个儿子树芝、树萱，也在武英殿校对书籍。
方苞和陈鹏年，是武英殿修书官员的代表。当时，皇帝挑选全国最有学问的大量官员参加修纂工作，选定的工匠也是百里挑一的。清代康雍乾时期武英殿编修与刻印的图书，用欧阳询、赵孟頫字体，可谓是书写精秀，刻字精良，校勘精细，纸墨精粹，印刷精湛，装潢精美，流传四海，嘉惠士林。康雍乾时期武英殿图书刻本，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赞誉为“尽善尽美，跨越两宋”，版本学上称之为“殿本”。
康熙朝开始用铜活字，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代表；乾隆朝又用木活字，称为“聚珍版”，武英殿聚珍版因此得名。“聚珍版”共刻成大小枣木活字253500枚，先后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书”134种，2389卷，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翁连溪《清代宫廷刻书》），成为古籍中的精品。先后出版《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后用套色印《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圆明园四十景诗》等，有双色、三色、四色、五色套印，还有大的舆图。如《渊鉴类函》、《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以及《南巡盛典》、《皇舆全览图》等图版20余万块，都至今保存完好。尤其是《满文大藏经》，因其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龙藏》，计108函（夹），699部，2466卷，印制精良，装潢精美。其经版保存完好，现藏故宫博物院。还有《万寿盛典初集》，记录康熙六旬生日的文献。清王掞（shàn）监修，王原祁、王奕清等奉敕撰，120卷，版画插图148页。内容构图严谨，人物密致，景物繁复，是一幅长约60米的空前版画巨制。其稿本初由宋骏业所创，继由冷枚、王原祁等重加修润完成，著名刻工朱圭将其全部刻成版画，刻印极为精丽。故宫博物院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武英殿刊本。光绪朝引进铅活字，取代铜活字与木活字，沿用了一个世纪。
武英殿的刻书，几乎囊括了清代历朝圣训、方咯、御制诗文集及历朝奏议等，内容遍及经、史、子、集，总计633种，53221册，于文化传承，其功绩大焉。
“殿本”图书虽流芳百世，曾经储藏在武英殿的两套活字——古代最大规模的铜活字和木活字，却遭遇悲惨。康熙、雍正年间编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共刻20余万个铜活字。时间一长，监守自盗，管事者怕东窗事发，借口乾隆初年“京师钱贵”，经报准后，将这些铜字全部化为铜钱。乾隆年间，曾任四库全书副总裁的金简，组织工匠刻出25万余木活字，主持印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这批举世无双的木活字也贮藏于武英殿，其下场比铜活字更让人扼腕惊叹：晚清值班卫士把这些木活字当劈柴烧火取暖了。
宫廷武英殿印书处表明：盛世制铜活字，衰世则化铜活字为制钱；盛世制木活字，衰世则化木活字为劈柴——国盛则文盛，国衰则文衰！
武英殿和文渊阁在明清两代，特别在清代，既是中华各族传统文化之收集、整理、校勘、编辑、出版、珍藏的历史见证，也是专制君主扼杀大批知识精英之学术批判精神和思想创新精神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