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筵”？“经”指经典，主要是儒家的“五经”即《易经》、《书经》、《诗经》、《周礼》、《春秋》等。“筵”的本意为竹席，引申指座位，此处是“讲席”的意思。合起来，“经筵”就是儒臣给皇帝上课，讲授儒家经典或治国之道等，也就是皇帝学习的制度。给皇帝讲课的官员叫作“经筵讲官”。通过经筵，君臣之间，学习经典，相互研讨，结合朝政实际，阐发儒家思想。经筵有大小之分：通常所指的是大经筵，举行的次数不多，礼仪隆重，仪式性多于实用性；“小经筵”则是指“日讲”，也就是日常给皇帝上课，次数频繁，礼仪从简，实用性多于仪式性。明清时期，大经筵多在文华殿举行。
经筵制度汉代就已出现，宋代成形。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帝，都是成年即位，大多勤政好学，经筵虽未定制，但并不很紧迫。而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镇，9岁即位。他的祖母张太皇太后督教很严。主掌朝政的名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深感教育幼主责任重大，上疏请开经筵，定下明代经筵制度——每月二日、十二日、廿二日举行经筵。
明清经筵，怎样进行？明清经筵，礼制相同，略有差异，以清为例，综合叙述。先由礼部动议举行，翰林院选任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和讲官共同拟定篇目、撰写讲义，奏请钦定。经筵当天黎明，由大学士等，到传心殿祭祀。经筵举行时，文华殿宝座前摆放南北三张桌子，北面是皇帝用的御案，南面分别是讲官用的讲案，三案相对，呈品字形。案上各置讲章（讲稿），镇以金尺（镇尺）。旁边站立展书（翻书）官两员。讲官在两张桌子上安放好讲义：左边是“书”，即“四书”；右边是“经”，即“五经”。讲官一共四位，满汉各二，两人一组，分讲书、经。参加经筵的官员很多，规格也很高：丹墀左侧站立着满人讲官，以及当班的大学士，吏、户、礼部的尚书和侍郎等；丹墀右侧站立着汉人讲官，以及兵、刑、工部的尚书和侍郎等。如果孔子的后人——衍圣公入京朝拜，也可能获准参加经筵。此外还有负责礼仪的鸿胪寺官员、负责纠正仪表的给事中等也参加。明朝御座前有金鹤一对，东西伫立，口含熏香，喷吐青烟，气氛神秘，为外国贡品。经筵开始，皇帝御殿升座，众臣行礼，然后开讲。展书官膝行（跪着前行）御案前展开讲章，然后退回原处。先由满人讲官出列，用满语讲“四书”，然后由汉人讲官用汉语讲。讲完之后，皇帝就讲解内容发些议论，叫作“书义”，大臣们跪着聆听。再由满、汉讲官依次再讲“五经”，皇帝阐发些“经义”，尔后下课。皇帝给参加者赐座，或在廊屋赐茶，然后起驾回宫。讲官等人随后到太和门东廊吃饭，有时在文华殿配殿本仁殿设席。赐宴的酒食自然不错，剩下的饭菜还允许打包带走。（《水南翰记》）这在当时是皇帝的恩典，在今天看是节约、不浪费。
朝廷经筵，贵在有常。乾隆七年（1742年），经筵之日下雨，大臣依例请求改期。乾隆帝不听，讲起了战国时魏文侯的故事：有一次，魏文侯和管理山林的人约好去打猎，恰好赶上下雨，为了不失信，魏文侯不顾大臣劝阻，决定冒雨前往。乾隆帝以魏文侯自比，拒绝经筵改期，但允许大臣穿雨衣，免去了一些礼节。他定下规矩，以后遇雨照此办理。（《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当然，大经筵在清朝也经常被取消。乾隆帝在位60年间，大经筵也不过49次而已。
清代经筵，还有特例。这就是为慈安和慈禧两宫太后举行的经筵。其经筵地点，改为养心殿；其御经筵者，从在位皇帝改为两宫太后。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母仪天下。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而是《治平宝鉴》。这是由南书房张之万、潘祖荫、许彭寿等编纂的。进讲仿照经筵仪式：正面坐着的是慈安和慈禧两宫皇太后，师傅坐在一张事先摆好的椅子上，旁边坐着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譞、钟郡王奕詥（道光帝第八子），另一边站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讲官每半个月轮一次。讲的内容除《治平宝鉴》的历史经验外，还列出宋、元、明、清四朝帝王政治事迹，共十五个专题，讲解历史，结合现实。
经筵日讲，经常进行。明朝有两位少年天子：一位是9岁的正统帝，另一位是10岁的万历帝。我重点介绍一下万历帝。经筵内容都是儒家经典，教化内容多，道理也深奥，小皇帝理解起来很困难。首辅张居正对万历帝是尽心尽力。《明史·张居正传》记载，神宗刚刚即位时，张居正考虑到皇帝年纪小，挑选了先代治乱的经验，编成《帝鉴图说》一书，选取历史上正面81个、反面36个，共117个故事，每个故事，配上图画，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用通俗语言，给皇帝讲解。如“谏鼓谤木”，说的是帝尧在位，虚己求言，门前设敢建言的鼓，敢批评的木，招引贤人，击鼓书木，批评自己的过错。“解网施仁”，说的是商汤出巡，见有人设网捕鸟，他让人把网解开三面，让鸟飞翔，百姓称赞说，汤的仁德，惠及鸟兽，何况人乎！三十六国，四方归商。“脯（fǔ）林肉池”，说的是夏桀无道，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终于亡国。“游幸江都”，说的是隋炀帝巡游江都，船只数千艘，长二百余里，背拉纤者，锦彩为袍，靡费奢侈，不久隋亡。这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涵盖修身治国各个方面，便于少年天子接受。
但是，“三杨”和张居正对正统帝和万历帝两位少年天子的教育都不成功，甚至都是失败的。究其原因，于教学——读书过程是：一读，二讲，三写，四行，经筵日讲，有读，有讲，有写，但缺乏行，重知轻行。于教育——教师（讲官）、家长（太后或太皇太后）、社会（宫廷氛围）难能协调一致。于体制——“立嫡以长”、皇帝终身的君主制度。总之，明代君主常用各种理由取消经筵日讲，一会儿说身体不好，一会儿说天气太冷或者太热。虽然大臣经常上书诤谏，但是皇帝往往无动于衷。
清帝学习，每况愈下。清朝皇帝读书，早期好学，晚期稀松。康熙帝五岁便知读书，十七八岁时曾因学习过劳而咯血。他重视日讲。日讲先是隔日举行，后诏改为每日举行，在瀛台避暑时也不间断。三藩之乱时，翰林院以皇帝军务繁忙，建议改为隔日进讲，被康熙帝驳回。康熙帝学识过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经筵日讲制度。皇上听课，主要靠日讲。但乾隆十四年（1749年）以后，日讲也被取消。（《清史稿·礼志》卷八十九）看来和乃祖相比，乾隆帝的好学精神差多了。
清代四位幼帝中，以光绪为例。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十六日，六岁的光绪帝开始在毓庆宫上学。老师有翁同龢等。光绪帝坐北面南，前面摆着课桌，上面有笔墨纸砚。翁师傅写了“天下太平”、“正大光明”八个端庄颜体大字，后握着皇帝小手在红格纸上描红模子。尔后，用张居正的《帝鉴图说》做课本，讲修身治国故事。头两年，主要是认字、听课、背书。规定：每日生书读20遍，熟书读50遍。光绪帝常读到一半就不想读了，老师催促，则不开口。老师对皇帝不能打骂，也不能体罚，偶尔申斥几句，小皇帝就号啕大哭，声震宫外。光绪帝性格倔犟，有时十天半月不开口，翁同龢只好奏报慈禧，请醇亲王奕譞来陪读。另一位师傅孙家鼐想出“静坐法”，就是罚“不许动”。光绪帝发火，大骂起来，摔碎杯子，太监们“一”字排开，跪地求情，小皇帝根本不听，冲出书房，逃回宫里。皇帝罢课，慈禧出面，训诫皇帝，支持师傅。但另一位师傅李鸿藻教育灵活：“一日，穆宗（同治帝）学书，故为戏笔。鸿藻立前捧上手曰：‘皇上心不静，请少息。’穆宗改容谢之。”（《清史稿·李鸿藻传》卷四百三十六）光绪帝胆子小，怕雷电，一次雷雨，吓得直哭，翁师傅抱起皇帝，哄在怀里。有时光绪帝因肚子痛，未吃早饭就到书房，上一半课说饿了，翁同龢就让太监送来点心。光绪帝十一岁时，上课心神不定，催师傅提前下课，前后半月，经常如此。怎么回事呢？原来宫里有钟表，怕他分心，就撤了去。光绪帝借口怕误时，要了八音钟。他经常玩弄，给玩坏了，所以上课不专心，老惦记回宫修钟。后来翁让太监给他换了钟，才安下心来。光绪帝逐渐懂得感恩，九岁时新春赐“福”字，特意将“福”字从翁师傅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思是“全身福”、“全家福”。（《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命裁撤书房，翁同龢为光绪帝师傅达二十二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