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殿试中，由皇帝亲自出题，提出有关时政和策略的问题，叫作“策论”。一般说来，殿试不会再有淘汰，只是根据皇帝亲自甄试，重新安排一下名次而已。例如清末会试第一名（会元）谭延闿，殿试后却成了二甲第三十五名（赐进士出身），而刘春霖却中了状元。那么，金榜题名，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呢？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殿试要以文才论高下。其实，会试、殿试，文章高下虽同考试结果有关，但并非决定性因素。真正要紧的是书法。比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探花刘凤诰，殿试那天，太阳落山，他还没有完卷。这自然是违反考场纪律的，惹得监考大臣要轰他出场。幸好礼部尚书常青见他书写工整，书法秀劲，让发给蜡烛，由他写完！几天后发榜，刘凤诰名列一甲，高中探花。与其说是常青慧眼识才，不如说是一笔好字救了刘凤诰。（昭梿《啸亭杂录》）但好事多磨，相传乾隆皇帝见到刘凤诰时，发现此人其貌不扬，一眼大一眼小，不大喜欢他，就当场出对子考他，刘凤诰当即应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
乾隆帝以四方星宿入题，“摘星手”一语尽展帝王气象；而刘凤诰以四时名花应对，“探花郎”更是一语双关，堪称妙对，传诵至今。刘凤诰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参与纂修《清高宗实录》，道光年间过世。
又如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进士徐树铭，考试时已经完卷，还没有上交，却急着上厕所。他见身旁站着一位少年，就求道：“劳驾代为关照！”随即匆匆而去。少年翻阅他的卷子，见书法工整，非常欣赏，于是默默记下了“徐树铭”这个名字。这位少年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不久，道光帝去世，咸丰帝登极，随即多次超擢徐树铭。（《凌霄一士随笔》）一笔好书法，天子知遇恩。徐树铭后考取庶吉士，又点了翰林，步入升官快车道，曾官拜工部尚书。
有清一代，科考以书法论高下，考卷多以楷体书写，因此有“楷法取士”的说法。这就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考生唯恐字体不合读卷官喜好，于是一味求稳，泯灭个性。日久天长，形成所谓“馆阁体”。这种字体看起来千篇一律，用在抄书的工作上（比如编修《四库全书》）或许合适，对于有才华、有见地、有个性的考生则不啻灾难。另一方面，考生为博得皇帝青睐，往往打探皇帝喜欢的字体，答卷时投其所好。如顺治帝喜欢欧阳询的字，当时的状元就多有练欧体字的；康熙帝则喜欢赵孟頫、董其昌的字，于是写赵、董体的字又成了中状元的窍门。（王士祯《分甘余话》）偶尔遇到一个字写得不好却中第的考生，就会记在历史上。
晚清学术大家俞樾，做过章太炎的老师，又是俞平伯（红学家）的曾祖。他曾在《春在堂全集》里回忆说，自己从小就不练小楷，科考却中进士。后来才知道，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为读卷官，欣赏俞樾的文章，宁可打破规矩帮助他。俞樾一直活到86岁，官运并不顺遂，却成了一代学问大家。龚自珍却没有那么幸运。龚有才华，书法不合“楷法”，虽中进士，却未取庶吉士。有学者认为，龚自珍不满之情，在过镇江时溢于诗作：“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其实，虽说是楷法取士，可读卷官却未必个个是书法家。极端的例子，比如乾隆朝的重臣兆惠，出身满洲正黄旗，汉文并不好。他率军平定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班师回朝。乾隆帝龙心大悦，命他参与殿试阅卷。兆惠照实说自己汉文不行，乾隆帝倒潇洒，对他讲：“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卷也！”可怜一届苦练楷书的贡生，做梦也想不到要比试“圈多圈少”！道光时，大学士托津汉文也不熟练，同样奉命阅卷。他干脆请同事代阅代评，而且把这告诉监考官，毫不避讳。（《十朝诗乘》）看来读卷官首先是一种待遇，其次才是职务吧。
殿试点甲，读卷官只有建议权。最后还是皇帝说了算，并不需要解释理由。既然信息不透明，各种传说就多了起来。比如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殿试，秦鸣雷夺魁，吴情为探花。有人说，本来状元是探花吴情的，可是此人运气不佳，名字和“无情”谐音，俗话说“无情无义”，嘉靖帝听了“无情”两个字很不舒服。加上当时大旱，嘉靖帝正在祈雨，夜里梦见打雷。于是“秦鸣雷”的名字成了吉兆，让他捡了个便宜。当时流传一句打油诗：“无情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捡便宜。”文章好，不如书法好；书法好，不如名字好。类似传说还有，清末恩科状元刘春霖，也是因那年大旱，慈禧太后盼天降甘霖，就点了刘春霖为状元。清朝末科（不算恩科）状元王寿彭，也有故事。
王寿彭，山东潍县人，家在南关新巷子。两岁时，邻居曹鸿勋于光绪二年（1876年）中了状元。曹家很穷，据说高中之时，报子到他家里报喜，家里没有钱招待客人饭菜，更拿不出赏钱，还是邻居们帮忙现凑的。也许是榜样的力量无穷，27年后，王寿彭保和殿试，钦点状元，入翰林，授修撰。潍县城里一条长不过百米、宽不足三米的小胡同，二十多年间，连出两状元，曹王两府，南北相对，无比荣耀。可是流言也就传开，说王寿彭之所以中第，因名字有“寿齐彭祖”的吉祥之意。读卷官为讨好即将七十大寿的慈禧太后，就故意将他的试卷放在最上。慈禧一看果然高兴，就点了王的状元。王寿彭听说，当然不服气，写首打油诗来回应：
有人说我是偶然，我说偶然亦甚难。
世上纵有偶然事，岂能偶然再偶然。
换句话说，就算点状元有些偶然，此前科举的一路高中，难道都是偶然吗？平心而论，能呈送慈禧太后阅看的十份卷子，肯定是篇篇优秀，水平在伯仲之间。所谓靠名字取胜的说法不仅没有根据，而且也不能否定王寿彭文才书法俱佳的事实。在毛泽东的遗物中，就有一方铜盒装的砚，盒盖上有王寿彭的题字，被有关部门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王寿彭中第后，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学习，考察政治、教育和实业。日本之行影响了他的后半生。1925年，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兼山东大学校长。他在任上虽做了些尊孔复古之事，有些不合时宜，但也能聘任留学东西洋的知识分子执掌法、工、农、医等学院，兼取科举出身的经史学者，新旧结合，使山东大学颇有生机。
殿试还有故事。著名文学家袁枚（1716—1798年），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异禀，聪明过人。乾隆元年（1736年），弱冠二十，被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以“年最小，试报罢”。四年（1739年）又参加殿试，中二甲第五名进士。他得意地说：“霓裳三百都输我，此处曾来第二回！”（袁枚《随园诗话》）就是说，四年之间，两入殿试。袁枚虽为庶吉士，但无意做官，“卜筑江宁小仓山，号随园，崇饰池馆，自是优游其中者五十年。”（《清史稿·袁枚传》卷四百八十五）他出游山水，为文辞歌赋，名流造访，岁无虚日。著《随园集》等三十余种，尽享天年，寿八十二。这是读书人的另途。但大多进士还是选择——走仕途，入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