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武修文，对刘秀来说，绝不是简单地表表姿态，而是一条原则、一个方针。
这些年来，匈奴趁中原动乱，不断剽掠边境，这对很多中原帝王来说，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但凡能喘过一口气，都会以倾国之力来跟匈奴算算账。
可刘秀作为一个有追求、有性格的中兴之主，他的观点却是与民休息，息事宁人。
他罢省定襄郡（治山西右玉南），徙其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州东南）、代（治今山西大同市之阳高县）、上谷（治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等郡，吏民六万余口全迁入居庸、常山以东，向匈奴示以忍让、退缩。
刘秀这个举措，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因为以刘秀手下的百战之兵、百战之将和匈奴对砍，并不见得就输。
可是刘秀却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这样做，无非是想减少边境上的军事摩擦，减少兵役和劳役调度，让百姓休养生息。
匈奴却得寸进尺，光武帝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一度进至天水、扶风、上党。
次年，又侵犯上谷、中山。
这实在太欺负人了！
然而，刘秀——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会打仗的皇帝，一忍再忍，努力克制自己，愣是没有因此发动战争。
西域各国诸如莎车、鄯善等国不堪匈奴的折腾，纷纷派使者进贡，表示愿意归属汉朝，共同对抗匈奴。
刘秀以中国刚刚安定为由，不答应。
不答应，就意味着把莎车、鄯善等国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因为，这些国家在匈奴的侵夺中，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投降匈奴。
可刘秀就是不为所动。
所幸的是，恶人自有恶人磨。
匈奴步步进逼，气焰嚣张，连老天也看不过眼了。
接下来的连续几年，其境内遭受到了连年的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大半”。
这还不够，东面的乌桓还借此机会，连连向匈奴发动攻击，逼迫得无数匈奴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匈奴的国力因此日下千里，国势衰微。
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口，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了争夺统治权的内讧。
应该说，这正是消灭匈奴的大好时机。
这样的时机，千载难逢。
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匈奴“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当中国一郡”。
时任左中郎将的臧宫与杨虚侯马武联合上书，请求要将大汉的心腹大患彻底从地球上清除，一了百了。
他们说：“数万匈奴人的性命全悬于陛下一人之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不能因为固守文德而堕废武事啊。”又说：“要灭掉匈奴，不过指掌之间，我们做臣子的担心陛下仁恩不忍，文臣胆怯，白白错过了这万世刻石之功。”
遥想当年汉武帝屡次调兵遣将，大将卫青、霍去病数度出塞，虽然对匈奴多有杀伤，但总是功败垂成，最后不了了之。
而现在，一旦能平灭匈奴，就能完成汉朝几代人的心愿，堪称“万世刻石之功”啊。
面对“万世刻石之功”的巨大诱惑，刘秀最终还是放弃了。
在他看来，“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国家刚刚安定，百姓尚未喘过气来，劳师动众，只能走上王莽当年的老路。
他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
他毅然做出了“苟非其时，不如息人”的选择。
又说：“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
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援还到处宣扬他那“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的好战言论，自然是和刘秀偃武修文的治国理念格格不入的了。
晚年的刘秀，爱惜民力和国家财力，反战厌战，全心致力于与民生息，基本上，谁和他谈论军事谁触霉头。
皇太子刘强对父亲行军打仗的事很有兴趣，跟很多青少年一样，把父亲当成自己的偶像崇拜。一天，向父亲请教攻战之事。
刘秀大为生气，斥责道：“往昔卫灵公向孔子请教争战之事，孔子不答。此非尔所及。”
刘强是真定王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所生，刘秀定都洛阳，立郭圣通为皇后，刘强为太子。
可是，天下人都知道，刘秀最爱的人是阴丽华。
“娶妻当如阴丽华，仕宦当如执金吾”，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玩笑话。
刘秀心中的皇后是阴丽华。
可是刘秀自北渡黄河，出使河北，就与阴丽华两地分隔，没生有共同的儿子。
郭圣通有子，母以子贵。
阴丽华只做了一名贵人。
这成了刘秀的一桩心病。
阴丽华很争气，自从入了洛阳皇宫，便连生了五个孩子。
其中的大儿子刘阳聪明伶俐，十岁就读懂了《春秋》。
天才啊！刘秀赞叹不已。
而在“度田”运动中，刘阳对那张“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纸条的解释，更让刘秀对他刮目相看，大为赞赏。
最绝的还不止于此。
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河南原武县有人煽动民众造反。刘秀派大军征剿，但是由于原武城太坚固，士兵死伤很多，迟迟攻打不下。刘秀召集大臣商议对策，众大臣都建议悬赏贼首。刘阳却另有建议，说：“贼人胁众造反，必然不能长久。这中间肯定有许多人心里后悔，想逃出来，只是因为外面包围得很紧，没有办法脱身，这才拼命死守。现在应该下令围城不要太紧，让他们出城，贼众一散，那些带头的就孤立了，很快就可以把他们抓住的。”
刘秀认为这个计策可行，依计行事。
其结果是：原武不日平定。
能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人，是最厉害的，也是刘秀最喜欢不过的了。
这样一来，刘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而且，早在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刘秀就废了刘强的母亲郭圣通的皇后之位，将贵人阴丽华册封为皇后。
刘强虽然比不上刘阳聪明，但也没有蠢到对自己处境一无所知的地步。
他做出了一个很漂亮的行动：上书请求让位。
刘秀很爽快地同意了，改立刘阳为皇太子，他下诏说：“《春秋》之义，立子以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强为东海王，立阳为皇太子，改名庄。”下诏的当日，刘秀便册立东海王刘阳为太子，改名为刘庄，而以东海王封原太子刘强。
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刘秀这个决定是明智的。
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北匈奴的外交代表团来到武威郡，他们通过武威太守上疏刘秀，希望能与汉朝和亲。
和亲是件好事，刘秀召集公卿在朝堂商议，准备答应与北匈奴和亲，很多人也都举手赞成。刘庄却持不同意见，他说，北匈奴之所以想跟我们和亲，是因为看见南匈奴和我们和亲了，他们担心我们会出兵协助南匈奴攻击他们。实际上，我们既不能为南匈奴出兵，又与北匈奴走近，甚至做起了亲戚，南匈奴就会有其他想法，而南匈奴和我们疏远了，北匈奴就不会跟我们来往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
刘秀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声称是，从而打消了与北匈奴和亲的念头，专心和南匈奴搞好政治依附和军事同盟关系。
这也奠定了东汉政府对匈奴联南打北的基本国策。
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了刘庄过人的才华。
正是由于刘庄的聪明和能干，让帝国顺利渡过了柏杨先生所说的帝国发展“瓶颈期”（友情提示：柏杨先生所说的瓶颈期是指一个王朝政权自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到第二、第三代的时候，就进入了发展的狭道，它将面临了两个选择，或者是挤过去，冲破危机，开启一代盛世；或者是无法通过，消失于历史舞台。最具代表性的是秦、隋两朝没能通过瓶颈期，二世而亡。而西汉、唐朝、明朝等经过了诸吕之乱、玄武门事变、靖难之乱，最终开辟了一代盛世），及时地处理了宫廷危机，坚决地执行刘秀的治国措施，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走进另一个辉煌，开创了“明章盛世”，为东汉二百年的历史夯实了基础。
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刘秀已经六十岁了，依然勤政不怠。
他每天的工作安排大致是这样的：早晨朝会，之后处理政务，晚上听儒生讲经，生活过得充实而繁忙。
当时没有纸，用以书写的材料是布帛，刘秀写文书认真而节俭，“常自细书，一礼十行”，日落才罢。
夜里召集公卿、将军、郎官等人讲论经学义理，往往到半夜方始就寝。
他还经常延请功臣参与议政，将他们特别安排在侧位，论时政毕，道古行事。
也常请在家所识的乡里能吏，闲语共议。
刘秀所做的这些，太子刘庄基本陪伴在侧，从中学到了不少为君治国之道，得益非浅。
不过，看见年岁已高的父亲这样勤劳不怠，也忍不住有些心疼，劝他说：“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
刘秀握着爱子的手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友情提示：成语“乐此不疲”即出此处）
西汉的文书制度，凡是上报中央的，一律用青布囊素包裹密封，上书后，就到北军等候批复，往往连月乃决。
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刘秀下令“上书启封则用”，往往当天就能“奏诣阙，平旦上”。
有冤屈的，常在日出时派驺骑驰出召入，其余文书则等到日中使者出报，即罢去。所断若神，远近不偏，无隐情不能上达。
《太平御览》评论刘秀：“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
勤政如此，刘秀仍觉不足，自称德薄，离圣人还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