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占据成都后，遣使臣四出招地方官员和乡绅前往成都朝见他，并下令：百姓有敢于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有敢于不去朝见者，凌迟。
除了乡绅本人以外，其家属也一同被拘押前往成都，但这些人一到成都，即全家被杀害。
除此之外，张献忠还命令各地学官率领当地生员前往成都参加考试——学官的老婆也要率领生员们的老婆一块前往成都，据说是要参加点验。但这帮人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男子一到便被杀害；妇女全数发往娼院，倍受侮辱之后，也被杀死。
据说，张献忠曾取出一面纵横各一丈的大黄旗，让生员们书写一个满幅的“帅”字，不但要有气势，还得一笔书就——谁能写得出，就可以不杀。
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以大缸贮墨，浸濡三日，提出直书，不爽毫厘。张献忠先生端详了半天，也觉得这字儿写得不错，实在没什么茬好找，只好改口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下令把这位王志道拉出去砍掉，祭他刚写好的大旗。
反正，是有理由要杀，没有理由创造理由也要杀。
这则故事，出自鲁迅先生推荐的青年必读书籍之一的《蜀碧》，这位王志道先生，正是《蜀碧》作者彭遵泗的外曾祖父，当年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其家人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是值得相信的。
张献忠把官兵称为“毛贼”，有被俘虏的，就被捆起来投入沸水锅中，或者凌迟处死；官员则都被指斥为“贪官”，统统剥皮。如果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手艺不够高，粘皮带肉的话，就换人把刽子手的皮也剥下来。
还有乡绅被石碾碾压成肉酱的。
张献忠的文华殿大学士严锡命，向他老人家上了个折子，说他老人家此前子嗣未广，主要是因为工作对象有问题：“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建议他重新娶个德才容貌兼备的老婆。目前有个现成人选，崇祯朝最后一个宰相陈演的小女儿，才德色俱全，似乎够资格当大西朝的皇后。
张献忠先生琢磨着这门婚事也不算太吃亏，就同意了。
过得几天，宫中忽然传出消息，说陈娘娘想要“斋僧”，通俗地说，就是想请和尚们吃顿斋饭，有时干脆发钱，算是行善积德兼炫耀排场的一种方法——这在当时的大户人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据说是大和尚赏银十两，小和尚六两。成都的和尚们乐得不得了——也不动脑子想想，张献忠的饭是好吃的么？
据说有些人趁机剃掉头发混入和尚队伍，还有行贿的——有小儿恳求和尚：“我愿剃度为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到这一天，几万真假老少和尚入寺领钱，大兵们关闭寺门，每十个和尚用绳子穿一串，全被杀掉了。
蜀王府的宗室疏属多在灌县，张献忠发兵包围灌县，无论宗室细民，尽皆屠戮。
投降的官员是不是日子好过点呢？也不见得。
有位江鼎镇先生在张献忠朝廷里当礼部尚书，考试总裁，相当得意。逢迎春，张献忠问他老人家应该走哪个门妥当，这位江先生满腹经纶，脱口而出：“走东门。”可张献忠先生既然把国号定为“大西”，自然希望一切都带个“西”字儿，听见这个“东”就老大不乐意了，问他出于何典。江先生乐了，考典故啊，这个俺在行，“出《大明会典》”！
这把张献忠先生气个半死——敢情您老还知道有《大明会典》啊？当即下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痛打一百军棍，江先生有位门生何某，愿意替先生代挨五十棍。结果，第二天师生两家一起被满门抄斩。
兵部尚书龚完敬更糟糕，以细故惹火了张献忠，堂堂国防部长，居然被剥皮。具体操作流程据说是这样的：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背脊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往两侧慢慢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有点像蝙蝠翅膀。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剥皮是个非常细致、需要相当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操作者本身风险相当大，剥不好要把自己也填进去——如果被剥皮的人在工作完成之前，不巧自己吓死了，负责剥皮的人也要被别人剥皮。
据说孙可望曾好奇地问被剥皮的人感觉如何，对方说是“死得快活，浑身清凉！”颇有点金圣叹临死大口喝酒大呼痛快的味道。不过，按这种死法，痛则痛矣，快则未必，绝对谈不上“痛快”。
龚完敬先生被剥完皮之后，他的皮囊还得装上草，穿上平日穿的衣冠去游街示众。张献忠先生的逻辑是：“文官怕没人做耶！”
有位大西朝的夹江知县，想拍马屁，给张献忠送荔枝。但这位老兄不知怎么头脑发热，把荔枝核去掉，用盐渍上，以为这样可以保存得长久一些。张献忠大怒，命近臣王珂去宰掉这个笨蛋。其左右求情，说这位县太爷是个没见过荔枝的乡下人，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张点头，嗯，你们说得也对。随即发一道诏书：“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吧！”这道诏书后来落到资阳某人手中，到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录的是诏书原文，语言相当平实近人。
他还假称进行科举考试，要求地方官把读书人都送到成都来，不愿意来的押也得押送来。来了之后在大慈寺里点名，高于四尺的统统拉出去杀掉，他们遗留下的笔砚堆积如山。据说只有两个士子实在年纪太小，还达不到绳子的高度，被留下来当书记。其中一个小孩子叫做欧阳直，嘉定人，后被张献忠裹挟到川北，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侥幸逃脱，和彭遵泗的叔祖是亲家，因此这桩暴行才得以流传至今。
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备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摔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这样开科取士，搞过好几回，倒也不是回回都搞这么要命的恶作剧。
至少有一回，他正儿八经点了个状元张大受，文武双全，状貌奇伟，手下纷纷拍马屁，说我大西皇帝得一天下奇才。张献忠颇为高兴，赏赐这位状元公刀马金币，赐宴时心血来潮，又批准把桌上的金银器皿全赏给他。第二天一早，状元入朝谢恩，张献忠再赏宅第一座，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再明天一早，状元又入朝谢恩，张献忠皱皱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教他再来见咱老子。”
结果这位状元先生，糊里糊涂地给宰掉了。
据说张献忠曾亲见天神对他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自己再加了两句：“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让所属州县刻石昭录，称之为“圣谕碑”，就碑文读来，确乎是劝诫的意味。但有些史料却又记载碑文为：“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将其称之为“七杀碑”。刻有这两种碑文的石碑，据说都有残留下来的，但究竟孰是孰非，却又成了历史的谜团。
“七杀碑”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但当事人留下的亲身经历，却确确实实在向我们讲述历史的真相。
曾经闻名天下的蜀锦制造，也因明末这次大动乱而没落，只有孙可望留下了十三家织工，后来将他们带到了云南。所谓的云南“通海缎”，就是这些织工所传下的蜀锦遗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