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也就是李自成十三岁这一年，大明王朝与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建州女真决战于萨尔浒。明军大败，关外猛将锐卒损失殆尽，数年间，辽东之局已不可收拾。从此，“辽事”成为大明王朝的痼疾。
所以若干年后，顾炎武唱到：“我国金瓯本无缺，乱之初生自夷孽。征兵以建州，加饷以建州。土司一反西蜀忧，妖民一唱山东愁，以至神州半流贼，谁其嚆矢由夷酋……”正是说的建州女真的崛起对大明王朝灭亡的推动作用。
由于与建州女真连年征战失利，大明王朝的财政几乎陷入崩溃，只好杀鸡取卵，采取“加派”的办法筹措粮饷。腐朽的官僚体系，又借机中饱私囊，搜刮无度，进一步导致民穷财尽。而陕北，本身地理条件差，工商业经济也不发达，土地又比较开阔，加派的负担相当重。屋漏偏逢连夜雨，崇祯初年，陕北又遇到大旱，老百姓无以为生，而官吏为完成财政征收任务，就这还要“严为催科”。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惨况。陕西籍官员马懋才给皇帝上书说：“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历史文件，详细地说明了陕北“流贼”蜂起的原因。
明清之间的大诗人吴伟业，也曾在他的《绥寇纪略》中记载了一些人吃人的惨剧：“永宁民苏倚哥食父母”、南阳女子霍氏“以母而食女”，闻喜民杨雷“以父而食子”，张河图等人“杀人母子而并食”……
两千年前的孟子说过，“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这不折不扣是个“率兽食人”的年代。
不过这笔账，也不能全算到崇祯皇帝头上，《明史》说得好：“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相对于他爷爷神宗，父亲光宗，哥哥熹宗而言，崇祯还算是比较励精图治的一位。如果要说有什么毛病，充其量能说他缺乏政治经验，做事太急躁多疑，顶多算是工作能力不尽人意。崇祯做皇帝做得很认真，也很辛苦，他十七岁登基，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七年，这十七年里没过几天舒坦日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叫他爷爷旷工，爹爹短寿，哥哥贪玩呢？谁家摊上这么几个家长，也得闹出不少事来，何况是帝王家？所以南朝刘宋的小孩子皇帝，会可怜兮兮地对篡位贼们说：“愿世世勿生帝王家！”
谁说皇帝家的儿子是好当的？
崇祯皇帝登基后，面对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只能到处补窟窿。为了替这个民穷财尽的帝国省钱，他自己节衣缩食，每天加班不说，还和大臣们想了许多办法，其中有一条叫做“整顿驿站”。朝廷计划，通过裁减驿站和驿卒，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这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效果：每年可以节省白银六十万两。裁减的结果是许多驿卒下岗——我们今天之所以还把这事正儿八经地提出来讲，主要是因为下岗的驿卒中有一个有点特别，他叫做“李自成”。
李自成和李过叔侄俩小时候读过五年私塾，长大些了喜欢舞枪弄棒，还为此离家出走。
李自成干过酒佣，打过铁，当过雇工，给当地富户放过羊。但干得都不大好：当酒佣，“日沉醉”；学打铁，“又不成”；替人家耕田，枕着锄头柄睡觉；放羊吧，偷杀主人的羊来吃……二十一岁时当了驿卒，又经常出事故，骑死了好几匹驿马，还弄丢过公文。借了艾家的钱还不上，被鞭打，还给戴上大枷在烈日下暴晒示众……历史书上记载了许多关于他年轻时代的事儿，似乎都不怎么值得炫耀。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
李自成十八岁时娶了个漂亮媳妇，不过对方已经是第三回嫁人了，而且还不大守妇道。一次被他捉奸在床，他没抓着奸夫，就单把淫妇杀掉了，这在当时叫做“捉奸须双，今止杀妻，于律不合”，于是吃了冤枉官司。他看看官司打不赢，愤而越狱逃出，和李过一起杀了审理案件的糊涂贪官艾同知，然后两个人逃到甘肃投军。到崇祯三年初的时候，李自成已经是甘肃军中的一个小头目，职务相当于今天部队中的排长。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绕过袁崇焕的关、宁防线，率后金兵入大安口，威胁北京城。袁崇焕星夜驰援京师，双方在城下展开激烈战斗，一时形势相当危急，明廷遂“征天下镇巡官勤王”。李自成所在的部队也奉命北上，走到金县，找地方上要给养，县令实在没钱粮应付过往的军队，竟避而不见。带兵的王参将亲自去找县令说话，等了好久也没见人。不耐烦的兵们就在衙门的院子里大叫大嚷造势，王参将觉得自己的兵有点过分了，就抓了六个人打了顿板子——其中有三个是李自成的部下。
李自成听说自己的兵给领导打了屁股了，很生气，认为王参将优柔寡断，没本事要到钱粮，只会打自己人。他就带了几个人，冲入县衙门，把县令抓了起来，准备送到总兵杨肇基那里去“说理”。半路上遇到王参将，双方又吵起来。李自成从要部队流血就要给兵们吃饱饭的角度上讲，认为县令就是渎职；而王参将则认为，地方上也有难处，大家要相互理解，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其实大家的持论都有道理，只是立论的角度不同。双方争执不下，正在气头上的李自成就拔出刀子把王参将杀掉了，然后率一些人哗变，投靠了农民起义军王左挂的队伍。
在那段时间里，军队因为不能及时发放粮饷，和地方上发生了很多矛盾，有不少部队因此而哗变。这些哗变的士兵走投无路，只好投身为“盗匪”。正是他们的军事技能大大提高了农民军的战斗力，使官军在今后的战斗中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
当时有位县长大人诉苦道：“突然给你发道公文，命令送豆麦几千石，草几千束，运交某部队；又来一道公文，让买健壮毛驴若干头，布口袋若干条，运交某部队；再来一道公文，让造铜锅多少口，买战马多少匹，运交某部队……可是费用该找国防部还是找财政部报账？这个没人管你，反正一说就是延迟则军法从事。”
你说说，被过路军队吃怕了的金县县令，敢出来见这帮愤怒的大兵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大明朝的灭亡，实实在在是经济上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