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有位大才子，号称一支笔杆子抵得过三千毛瑟枪兵。对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梁任公。
梁任公少年得志，不过他老师康先生的运气却背得到家。康先生十九岁就取得了秀才身份，可如今胡子都一大把了，愣还考不上一个举人——所以“公车上书”就给历史开玩笑似的延误了一把，这一拖，就到了一八九四年。
不过康老师一直挤不上“公车”，还得怨梁启超这帮少年得志的学生。
少年早达的梁任公进了京城后，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公羊学”新解。虽然也有翁太傅领衔的一帮粉丝呐喊助阵，但反对的也不在少数——比如说，号称“老道”的大学士徐桐，就对“公羊学”深恶痛绝，还说得很不客气：“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于是每次徐老道都给外派广东的主考官打招呼：选文章差点的不要紧，可千万不能录了康有为！
有一点必须得说明：徐老道和康有为还真没什么个人恩怨。但有这么个家伙挡道，康有为能出头才是怪事。
可是一八九三年的广东乡试，两个主考官忙着吵架，大家一赌气，就把徐老道的嘱托给扔到爪哇国去了，鬼使神差地把这康有为录了个第六，也有说是第八的——反正，从此康老师是够资格坐“公车”了。
于是甲午年，一帮举人们不好好考试，却大搞“公车上书”。算来晚清的政治动荡，还多一半和这场轰轰烈烈的上书有牵连。戊戌变法、庚子拳变、保皇革命之争，哪一桩都和康老师的人生轨迹沾点边。
徐老道虽然冥顽不化，但说的话还有点见地——什么公羊母羊，都是乱天下之学！至少他是说准了康有为“公羊学”对晚清政治的影响。所谓“公羊学”，原指研究“春秋三传”之《公羊传》的学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个“儒术”，其实就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体系。徐老道说“公羊学”是乱天下之学，说的就是“公羊学”在西汉中后期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儒家学术流派的兴替，其影响绝不亚于一次实实在在的改朝换代。汉代的董仲舒、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阳明……这不，连刚挤上了“公车”的康老师，都已经把他的《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扛出来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