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着一条有溪水潺潺流动的深切的小山沟，对面山坡上是这个村子的另外一半。
这半边村子的中心是一座古代的碉堡。而那半边村子，则是一座只有一个大殿的寺庙。斜阳照耀之下，寺庙薄铁皮的顶子闪烁着灼人眼目的光芒。我只是坐在山沟这边的核桃树下，而不想下到沟底再爬上陡坡，却朝拜那座寺院。
过去，在这里做乡村教师的时候，我无数次去过那座寺庙。只不过，那时的寺庙还是一座没有完全倒塌的废墟。那时，同校的一位美术老师喜欢与我结伴在星期天去看那座废墟。我喜欢这座寺庙，是因为沉迷于一种被摧毁的不很彻底的东西所具有的一种特别的美感。我的同事，每次去都带着一个速写本，因为在一堵堵仍然端端正正耸立着的墙壁上，依然有许多残存的壁画。一些云纹，一些神仙身上灵动的飘带，一些牛头马面画，一些零碎的地狱场景。寺庙不知为什么失去了遮蔽风雨的顶子，所以，一堵堵墙上的壁画，都被雨水剥蚀得七零八落了。
我的同事临摹那些零碎的壁画，我却震慑于废墟给人的特别的美感。
那种美感，使我有了最初的诗歌的冲动，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日后回忆这座寺庙废墟时写下的。
那是整个中国都在改正过去错误的时代，所以，有人开始使用政府的拨款与百姓的捐助来修复这座被摧毁的寺庙。毕竟不是寺庙可以集中大地上所有精华的时代了，所以，寺院的顶子用铁皮来覆盖，也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当人们开始修复这座寺院时，我跟我的同事都失去再去这寺院的兴趣了。我是因为不能再欣赏废墟那独特的美感。她则是因为再也不能四处随意走到，任意临摹那些笔法灵运的壁画了。
又过了没有多久，我跟这位画画的同事，都相继离开。
80年代中后期，嘉绒地区来了一位很有名的美国人，即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那本书的索尔兹伯里。
我那时已经在文化部门工作。那时，我们一伙年轻人，眼看索尔兹伯里这位美国人，有那么多官员陪同，随意调阅对国人保密的史料，随意访问想访问的任何地方，都有些愤愤不平。同时，也为那些得意地在美国人鞍前马后效劳的家伙感到羞耻。其中的一位，陪了一程这位美国作家回来，就曾不止一次得意洋洋地对人描述美国作家如何如何的情状。
更为离奇的是，有一次，这人竟对我们夸耀，说是美国作家如何在行走长征路的时候，作出了他重大的发现。
我问他是什么发现。
他说，发现了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召开分裂中央与红军那次著名会议的地方。
我说，这其实用不着他去发现，因为张国焘开会的那座小庙就在那里，许多知道一点地方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庙就是眼前我所面对的白杉村里的寺庙。当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嘉绒的河谷地区筹集了粮草，便登上青藏高原的台阶，经过混编的一、四两个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进入横跨川甘两省的若尔盖大草原。但是，行到半途，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不愿再受制于实力损伤严重的党中央，命令所部从川甘交界的大草原上重新返回大渡河流域的嘉绒山区，想要打回四川盆地，在天府之国的平畴沃野上建立起一块根据地。
我曾见过张国焘所部留在岩石上的标语，非常直接了当地写着：打到成都吃大米！
从草地回返嘉绒后，张国焘便在白杉此地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
也就是所谓长征途中著名的“卓木碉会议”
当年，寺院有修复的时候，只是听说，张国焘在大殿里开过很多背盒子枪的人开的大会，但却没有在寺庙里，或者周围找到一点能够证明这次会议确实在这里召开过的蛛丝蚂迹。
后来，张国焘指挥大军涌出大河谷，向四川盆地攻击前进，在现在出产名茶的蒙顶山下，被四川军阀部队顽强阻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得已再次穿越雪山草地，北上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一部会合。
当太阳落到山梁背后，那座寺庙顶上的闪烁不定的光芒消失后，我就在晚风中离开了这个村庄。
离开的时候，年轻的画师要我留下地址，他说，要把画好的画给我寄来。我把地址留给了他，但却没有指望他把画给我寄来。我乘同一辆车离开足木足。
在热足下了车，我想再一次让来往的车辆为我选择去向。往上，回到马尔康，去上溯梭磨河的源头，此行开始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在此行之中，必然要去溯一条河流的源头，去登一座山。
往下，则是去过去嘉绒的中心促浸，今天的金川县。
我在热足桥头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来来往往的卡车与小汽车对我扬起的手视而不见，更不要指望他们会看见我竖起的表示乞求之意的拇指了。
最后，一辆长途班车驶来，不等我扬手，便吱一声在我身边刹住了。
我上了车，目的地就是70多公里外的目的地，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