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莱姆·斯诺普斯来尤拉·瓦尔纳父亲的店里当店伙计时，她还不到十三岁。在十六个孩子中，她排行最后一名，是个幺妹。在她十岁那年，她的身高已超过了她的母亲。现在，虽然还不满十三岁，可她的个儿头已经比大多数成熟的女人还要大，甚至她的乳房也不再是青春期或少女时代的娇小、坚实、乳头硬直挺立的圆锥形乳包了。相反，她的整个外形令人联想起某种源于古老的狄奥尼修斯时代的象征景象——阳光下的漂亮姑娘和汁液饱满的葡萄，扭缠在一起的、果实丛生的葡萄藤蔓，在强悍、贪婪的牧羊神的践踏下，流淌着汁液。她仿佛并不是她当下境况中一个活生生的完整人，而是生活在浩瀚的真空里的人，在那里，她的日子仿佛在隔音的玻璃后面相互追逐。她好像在运用一种从所有的哺乳动物那儿继承下来的令人倦乏的智慧，聆听她自己身体器官的扩张增大，忧郁而茫然。
像她父亲一样，她也懒惰得不可救药，尽管在她父亲身上，懒惰表现为一种悠闲，一种持续不断的喧闹熙攘，令人愉快，而在她身上却表现为实实在在的一种力量，不可摇撼，甚至无情残忍。除了上桌下桌、上床下床之外，她全凭自己的意愿行事，简直就是一动不动。她很晚才学习走路。她有乡民们见到的第一辆也是唯一的一辆摇篮车，这是个样子笨拙、价钱昂贵的玩意儿，几乎像单匹马拉的双轮马车一样大个儿。她待在摇篮车里，到她个儿长得很大，腿在里面伸展不开很久以后，她还待在里面。她的个头越长越大，几乎要用成年男人的力量才能把她从摇篮车里拎出来。在被迫的情况下，她从摇篮车里走了出来，接着，她开始往椅子里坐。她要到一个地方去，就有人背她，这倒不是她坚持要这样做。情况仿佛是这样：甚至在婴儿时期，她就已经知道，没有一个地方是她想去的，任何过程的最终结局都没什么新东西，或令人感到新奇之处，一个地方和另一个地方与所有的地方都没有两样。直到她长到五六岁，当她不得不到某个地方去时，她们的黑人男仆就会背着她走，因为她的妈妈不愿意在自己不在家时把她留在家里。人们会看到他们三人一行沿路过去——瓦尔纳太太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戴着围巾，身后跟着黑人男仆，他有点儿摇摇晃晃地走着，在他背上是那个个儿头大、摇来晃去、已经无疑是负担的女孩，宛如一古怪的、被人护送的萨宾人抢掠的女人。
她有常见的娃娃玩具。她把它们摆在她坐的椅子周围的椅子上，它们就放在那儿，彼此都很相似，都像真的或都不像真的。终于，她的父亲让他的铁匠给她做了一辆袖珍摇篮车，她的第一个三年就是在那里面度过的。摇篮车外观粗糙，分量也很重，但却是乡间所有人曾经见过的或听说过的唯一的玩偶摇篮车。她把所有的娃娃玩具都放在摇篮车里，她坐在车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里。一开始，他们认为这种表现是智力上的迟钝，她还没到成年女人母性发育的雏形时期，不过他们很快就认识到，她对玩具没有兴趣，为了使玩具动动地方，她不得不让自己动起来。
她在椅子上从一个幼儿长到八岁，从一把椅子上移到另一把椅子上，只有打扫清理房屋和吃饭这类急事才能迫使她从椅子上下来。在她母亲的坚持下，瓦尔纳继续让铁匠制作小型的持家用具——小扫帚、拖把、一个小型的真炉子——希望可用来作为消遣，用所有这类家庭用具，单个的和成组地做游戏。显然，对她来说，这就像给一个老酒鬼一杯冷茶，不起作用。她没有一个玩伴，没有亲密无间的女童密友，她不需要她们。她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孩结成过那种狂热、有时是短命的亲密关系，两个女孩结成随时准备战斗的秘密阴谋集体，以对抗她们的男孩对手，还有成人的世界。她什么也不做。她也许还只是个胎儿，好像出生了的只是她的一半儿，她的心灵和肉体不知怎么地变得完全分离开来，要么就是令人绝望地纠缠在一起；在两者间仅有一方呈现，要么就是一方呈现，另一方并不与它相伴，而是孕育在其中。“也许她注定要长成一个顽皮姑娘。”她父亲说道。
“什么时候？”乔迪问道，他极度愤怒，眼睛中迸射出火花，转瞬即逝，“无论怎么说她都会是那种样子的，在她攀上去之前，五十年里也不会有一棵橡树长大，倒下来，腐烂掉，被当成柴火烧的。”
到八岁时，她的哥哥认定她应该去上学了。她的父母原打算让她某一天开始她的学业的，这也许主要是因为，威尔·瓦尔纳是学校的核心人物，主宰者，这是学校理事会正常推选的结果。如同乡间其他孩子的家长认为的那样，学校实际上是瓦尔纳的又一个行业，而且瓦尔纳或早或晚会坚持让他的女儿上学的，至少会让她上一阵子，正像他会坚持收取计算出的最后几文利钱。瓦尔纳太太对她女儿是否上学并不特别在意。在乡村里，她是最好的管家婆之一，而且她对做好家庭主妇乐此不疲。她收藏好熨过的布单，整理塞满杂物的货架，收拾土豆窖，用彩带装饰烟熏房屋的椽木，从中她能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快感，这与她深谋远虑、勤俭持家的成功与满足毫不相干。她本人念不懂书，虽然在她结婚那会儿，她能看懂一点儿东西。从那时起，她就没有多去实践，在随后的四十年间，她甚至已经没有了读书的习惯。现在她更喜欢直接面对具体生动的生命事件、想象或传闻，并能加以评论，对其做出道德判断。所以，她看不出女人识字有什么必要。她相信，食品配料的适当调拌，其关键并不在于书上怎么说，而在于勺子搅拌出来的味道怎么样，等着到学校上学，然后才知道减去已花出去的钱，自己还剩多少钱的家庭主妇，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管家婆。
在她八岁的那年夏天，正是她的哥哥乔迪作为见多识广的人，几乎是强迫她去上学的，而三个月以后，他又后悔得要死。他并不后悔正是他本人坚持要她上学的。他后悔的是，他依然相信而且他知道自己始终相信，为妹妹必要的学业他现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她拒绝走着上学。她并不反对去上学，到学校里去，她只是拒绝走着到学校去。那段路并不远，从瓦尔纳家走不到半英里路。可在她上学的五年里，如果根据她在那里所做的一切按照钟点来计算的话，那就不能以年甚至不能以月来计，而是要以天数来计，到学校去和从学校回来，她都让乔迪驮着他。其他的孩子到学校的距离有她的路程的三四倍远，而且在所有的天气条件下，都是步行往返，而她却要骑在哥哥身上。她只是平静地拒绝行走，没有商量的余地。她既不求助于眼泪，也不在感情上进行对抗，更不用说用体力进行抗争了。她只是坐下来，一动不动，显然连想都不愿去想，她就像是一匹脾气倔强、故意作对的小雌马，胆大妄为，刚愎任性，对正常的要求置之不理，她还太年幼，尚不具有独到的价值，可再有一年左右，她就会有特别的用途，也正是为了这种原因，她那愤怒至极、备受折磨的主人才不敢用鞭子抽她。她父亲即刻很有主见地表示不再管这件事。“那就让她待在家里，”他对太太说道，“在这儿，她也懒得不会动动手。不过，她从一把椅子移到另一把椅子上，不挡道妨碍别人干活儿，或许至少也会了解些持家的本领。不管怎样，我们所想要的是，她能平安无事，长大成人，长到足够和一个男人睡觉，不把我和他都搅在其中的年龄就行。那时，你就可以把她嫁出去。也许你甚至能找到一个使乔迪也不受穷的丈夫。这样，我们就把房子、商店和整个家当都给他们，你和我到他们所谈论的在圣·路易斯的世界交易会上去，老天做证，如果我们喜欢那儿，我们就买个帐篷，在那儿住下。”
可那当哥哥的坚持要她上学。她仍然拒绝走着上学，她懒洋洋地坐着，显得柔弱，吃不得苦，在她平稳的脑袋上面，她的母亲与哥哥正在言辞激烈地干架，她无动于衷，甚至不去想这事，甚至很明显地连听都不听。最后，那个黑人男仆把四轮轻便家用马车赶了过来，带上她走半英里路到学校去，在正午时和三点钟学校放学时带着家用马车等在那里。这个黑男仆过去在她母亲外出时背过她。这种做法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瓦尔纳太太不让这么干了，因为这太浪费人力物力了，就像用火烧热容量为二十加仑的锅，只是为了做一碗汤，实在太不值了。她下达了最后通牒，如果乔迪想让他妹妹去上学，他就必须自己想办法让她到那儿去。她提议说，既然他无论如何每天往返商店都骑着马，他可以让尤拉坐在他后面，带着她上学和回家，她那女儿再次坐在那里，既不去想也不去听有关那由来已久的对峙的咆哮和恐吓。早晨，她坐在前面的门廊上，手里拿着他们给她买的油布做的书包，等着她的哥哥骑着马过来，到走廊边上，粗暴地吼叫，要她过来，她就骑上去，坐在他后面。他把她送到学校，中午去接她，然后再把她送回去，学校一天课上完时在门口等她。这样持续了将近一个月。随后，乔迪决定，她应该走上两百码，从学校的房子那儿走到商店那里，与他在那儿会面。出乎他的意料，她爽快地答应了。这样刚刚持续了两天。在第二天下午，当哥哥的夹着她，一条腿拖在地上，飞快地赶回家里，冲进房门，站在大厅里，俯视着他的母亲，身体由于生气和愤怒颤抖不已，他喊叫道：“难怪她那么容易就答应了我的要求，那么快就走到商店那儿与我会面！”他高声叫道。“如果你沿路每一百英尺远就安排一个男人站在那里，她会一直走回家的！她完全像是一条狗！只要她从成熟的男人前面经过，她就开始释放出某种气息。你能闻到那种味儿的！你在十英尺开外都能闻到那种味儿的！”
“胡说八道，”瓦尔纳太太说道，“除此之外，别让我操心，我不管这事儿，坚持一定要她上学的是你，不是我。我生养的还有其他八个女儿，我以为她们长得相当有出息。不过我很乐于相信，一个二十七岁的独身男人对她们知道得要比我多。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让她退学，我想你爸爸和我都不会反对。你把肉桂给我带来了吗？”
“没有，”乔迪说道，“我忘带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记住带来。我马上要用它的。”
这样一来，她在商店那儿往家赶，行走的几步路也不再走了。她的哥哥会在学校附近等她。到现在几乎有五年了，这种情景早已成为乡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天四次，一个星期五天——那匹菊花红棕马驮着那个情绪激昂而愤怒的男人和那个女孩，甚至在九岁、十岁、十一岁时，她的个儿都长得太大了——太滚圆的腿，太丰满的乳房，太肥实的臀部，太多的雌性哺乳动物的肉，与俗艳的、用油布做成的装东西的玩意儿，显然是小学生用的书包联系在一起，是对整个教育主张的滑稽模仿和似是而非的体现。甚至即使坐在她哥哥后面的马背上时，那肉乎乎的人儿仿佛也过着两种完全分离、截然不同的生活，就像婴儿在保育护理行为中的表现一样。一个尤拉·瓦尔纳为臀部、大腿和乳房供应血液和营养；另一个尤拉·瓦尔纳则只是栖居在它们中间，它们到哪里，她就跟到哪里，因为这样做不费多少力。她在那里待着很舒服，但她不打算参与它们的活动。就像你待在一间不是你设计的房子里，家具全都摆放好了，房钱也付过了的感觉一样。第一天早晨，瓦尔纳让马一溜小跑，想赶快把她送到地方完事，可他几乎立刻就开始感觉他身后的整个肉体，那在椅子里甚至一动不动的肉体，仿佛在直线运动中不言而喻地令他生出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感，那贴在他背上柔若无骨、富于曲线的肉体抖动着，他想象着他本人的运送旅程不仅要跨越乡村的地平线，而且要像太阳本身的运行一样，越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全景舞台，做一种围绕哺乳动物椭圆形肉体的、万花筒式的旋绕。因此，他让马慢下来走着。他不得不这么做，他的妹妹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吊裤带或是他的外衣的后面部分，另一只手拿着书包，他们走过商店，那里通常有一定数量的男人会蹲着和坐着，走过小约翰旅馆的阳台，那里通常会有来回走动的旅行推销员或马贩子——而且瓦尔纳此刻相信，自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为什么他们也在那里，他们驱车二十英里，从杰弗生那儿来——再赶到学校，那里其他的孩子穿着工装裤和用粗糙的花布做成的衣服，还有他们不经常穿的、大人不要的鞋子，他们早已聚在那里的真正原因是，在此之前他们已走了三倍、四倍、五倍于他所走的路程。她从马上溜下来，她的哥哥会多坐上一会儿，情绪激动地望着她的背影，看到她已经像妇女那样用髋部来走路了，他恼怒而徒劳无益地思忖着，是否立刻把那个学校的老师（是个男人）叫到外面，跟他说清楚，别招惹她，警告他，威胁他，甚至用拳头吓唬他，要么等到事情发生时再找他，而他，瓦尔纳相信，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他们在一点钟又会聚在那儿，在十二点和三点时往相反的方向去。瓦尔纳骑着马，在路上向前走一百码，走向一棵倒在地上的树，这棵树被矮树丛遮掩着，那个黑人男仆一天夜晚坐在马上、手里拎着灯就被它绊了一跤。瓦尔纳骑马来到树旁边，在她站在树上往马上去时，他声色俱厉地第三次朝她吼道：“该死的，难道你就不能骑到马上来，而不让人觉得马好像是有二十英尺高吗？”
一天，他甚至认为，她不应该再双腿分开骑跨在马上了。这种想法持续了一天时间。他偶然往旁边和身后望了望，看到她那弯曲摇晃着的腿毫无顾虑地露在外面，腿长得令人难以置信，长筒袜与衣裙之间的大腿部分裸露着，如同天文台的圆形拱顶那样大个儿，从里到外都是光光的。她并不是故意要裸露自己的，这种想法只能使他更为愤怒。他知道她只是不在乎，无疑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腿露出来了，而且即使她知道，她也不愿去麻烦自己把裸露的部位盖上。他知道，她甚至坐在运动着的马上，也像她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一模一样，他知道，就像是坐在学校里面的凳子上一样，因此，他不时愤怒而徒劳地在想着，臀部持续不断地受着那种相当大的、稳定增强的力量的冲击，即使是在单纯的行走运动中也是如此，仿佛实实在在地要人去注意那丰富内心想象和意志力的、充盈生命汁液的柔软肢体；坐着，甚至是在运动着的马上，她私下甚至并不是闷闷不乐地在痴想着某种东西，无论它是什么，都与欲望、肉体没有关系，一点儿关系也没有；透过她身上穿的衣服，她实实在在地展现出那种自我存在的无所顾忌的个性，她就是她，她无力去改变，甚至懒得去留意那种事儿。
她八岁上学，一直上到她十四岁那年圣诞节刚过的时候。不用说，她会把那年的学上下来的，而且很有可能把来年甚至后年的学业都完成的，虽然什么也没学到，可在那年的一月份，学校关门儿了。学校关门儿是因为老师不见了。他一夜之间就没了踪迹，没有跟任何人留下一句话，他没领那一学期的薪水，也没有从他房子里搬走为数不多、像隐士用的那些私人用品，那是间他租用的、里面没火的披屋，他在里面住了六年。
他名叫拉巴夫。他来自邻近的乡村，纯属偶然的机会，威尔·瓦尔纳本人在那个乡村发现了他。当时任职的、那个唯一的教师，是个年老的男人，生性嗜酒，学生不服他的管教，令他进一步沉溺于酒杯之中。女孩子们既看不上他的观点和知识，也对他传授观点和知识的能力缺乏敬意；男孩子们完全不把他的能力放在眼里，不用说教他们了，只要能让他们服从，让他们行为本分，甚至对他有礼貌就算是不错了——情况早已不是单纯地与他对着干了，那种情境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罗马的牧人节，他们像是在欺负一头肮脏而没有牙齿的老熊一样对待他。
因此，所有的人，包括那位教师，全都知道下一学期他就不会在那儿了。不过，没有人对明年学校的学业是否能正常进行特别在意。学校是他们自己的。他们自己建了学校，花钱雇老师，只在孩子们在家无事可做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学校，所以学校只在收获季节与播种季节之间的那段时间——从十月中旬到三月底开门。换教师的事情一直没着落，直到夏季的一天，瓦尔纳碰巧做生意要到邻近的乡村去，这件事才开始着手办。他在天黑时赶到了地方，应邀在一间荒凉的、里面有用短木料做成的地板的小屋里过夜，小屋坐落在一贫瘠的、面积不大的坡地农场上。走进屋子时，他看到一个极为苍老的妇人，坐在冰冷的壁炉旁边，抽着一根肮脏的陶制的小烟管，脚上穿了一双看上去很结实的男人的鞋，鞋子的外观显得有点不合规矩，甚至有点儿古怪。不过，瓦尔纳并没有注意鞋子。后来他听到自己身后响起一阵刮擦撞击的声音，他转过头来，看到一个大约十岁的女孩，穿着一身破旧但却相当干净的方格花布衣裳，脚上穿的鞋子和那个老妇人的鞋子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她脚上的鞋子显得还要大一点儿。这时他才注意到了鞋子。第二天早晨，当瓦尔纳要离开时，他又看到了三双同样的鞋子。此刻，他发现这种鞋子与他所见过，甚至听说过的鞋子都不一样。主人告诉他它们是些什么鞋子。
“什么？”瓦尔纳问道，“橄榄球鞋？”
“那是种游戏，”拉巴夫说道，“他们在大学里玩这种游戏。”他解释说。那是他的大儿子，这会儿他不在家，到一个锯木厂干活儿去了，要挣钱回大学读书。他在大学里已经正式上了一个夏季学期的课，还上了随后的半个学年的课。正是在他上学的那个大学里，人们玩橄榄球，那种鞋子就是玩橄榄球用的。他那儿子想要学习，成为一名学校的教师，他第一次离开家到大学里去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当父亲的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农场就在那儿，将来有一天就属于他了，农场永远能让他们维持生计。可是当儿子的坚持要那样。他可以在锯木厂干活儿，做工，挣到足够的钱，到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上学，学习成为一名教师，因为在夏季学期里他们所教的就是这些。他甚至可以在夏季晚些时候回来，及时帮助收割庄稼。这样，他挣了钱——“干的活儿也比农活儿重”，老拉巴夫说道，“不过，他快二十一岁。我不能挡他的道儿，即使我能做到这一点。”——接着他进校学习夏季学期的课程，时间是八周。这样，八月份他就又会回到家里，可他没回来。九月份到了，他仍然没有回来。他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他们为他担心，但更因他而烦恼，更关心他，甚至有点儿恼怒，觉得他不该抛下他们不管，让他们去干剩下的收割庄稼的活儿——摘棉花，用轧棉机去籽，收玉米，把玉米放进仓房——这些活儿本来等着他回来一块干的。九月中旬，他寄来一封信。他打算在大学里多待上一段时间，一直过完秋天。他在那儿找了个工作；他们必须在没有他在的情况下收割庄稼，他没有说自己找到的是什么样的活儿，做父亲的想当然地认为他在另一个锯木厂工作，因为他从来不会将任何一种挣钱的职业跟上学联系在一起。直到十月份，他们才又一次听到他的音信，第一批邮件到了，里面装了两双模样稀奇的有防滑跟儿的鞋子。十一月上旬，第三双鞋子寄来了。刚刚过完感恩节，最后寄来的两双鞋也到了，这合起来一共是五双，尽管在家里一共有七双。于是他们不加分别地穿用这几双鞋子，无论是谁，拿着就近的鞋子随意穿，就像用雨伞那样，四双鞋的情况都是这样，拉巴夫解释道。那个老妇人（她是老拉巴夫的祖母）把从鞋盒里露出来的第一双抓过来，固定下来只能她穿，根本不让任何其他人穿那双鞋子。她坐在椅子里，摇动着腿，她仿佛很喜欢防滑鞋底儿在地板上弄出的声音。不过，还有四双鞋子。这样现在孩子们就能穿着鞋子上学，回到家里把鞋子脱掉，让需要到外面去的人穿。一月份，儿子回家来了。他给他们讲了有关橄榄球的游戏。他整个秋天都在玩橄榄球，为了让他打球，他们让他整个秋季学期都待在大学里。为了打球，那些鞋子免费供他们穿用。
“他怎么会碰巧弄了六双鞋子呢？”瓦尔纳问道。
拉巴夫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那年他们手里有一堆鞋子，”他说道。他们还给了在大学里的儿子一件运动衫，一件质地很好、又厚又暖和的深蓝色运动衫，正前方印有一个巨大的红色M，曾祖母把它也拿了去，尽管运动衫对她来说太大了一点儿。她在星期天就会把运动衫穿上，一年四季，在晴朗的日子里，她坐在他身边的到教堂去的马车的座上，那赏心悦目、象征勇气和毅力的深红色，在太阳下显得光彩夺目，在阴沉的日子里，她坐在椅子里，摇晃着，嘴里吸着烟丝不燃烧的小烟管，运动衫挂在她那枯萎干瘪的胸脯和肚子上，上面的字七扭八歪，一点儿不显眼，但依然是深红色，依然是勇敢的象征。
“这么说他现在还在那儿，”瓦尔纳说道，“打橄榄球。”
不，拉巴夫告诉他说，这会儿，他在锯木厂。他算过了，今年夏天他不去上学，而是去工作，他就能够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他甚至在他们不让他留下打橄榄球之后，仍然可以待在大学里，把一年里的课都完整地上下来，而不只是上夏天的课，在夏天，他们只教人们如何成为中小学的教师。
“我还以为他就是想成为中小学教师呢。”瓦尔纳说道。
“不是的，”拉巴夫说道，“这是他在夏天的课程中所学的东西。我猜当你听到他说的话，你会笑话他的。他说他想成为州长。”
“那挺好。”瓦尔纳说道。
“你会笑话他的，我猜会这样。”
“没有，”瓦尔纳说道，“我没有笑话他，州长。嗯嗯嗯。下次你见到他时，如果他能够考虑把当州长的事儿放上一两年，先去学校教书，告诉他到法国人湾来见我。”
那是七月的事。也许瓦尔纳实际上并没有指望拉巴夫前来见他。不过，他也没有为填补这个空缺做任何努力，这件事儿他肯定不可能忘了的。且不说他作为学校的理事负有责任，他本人也有个孩子大约在明年要上学。在九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他在自家的庭院里，躺在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用桶板做成的吊床上，鞋子脱下，放在一边，他看到一个男人迈着脚步，穿过院子，朝他走来，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人，但他即刻就知道了来人是谁——这是个并不太单薄但确实是瘦削的男人，他长了一头直直的黑发，像马尾巴一样粗，他有着印第安人那种高高的颧骨，锐利的眼睛颜色较淡，显得从容，一个思想者式的鼻子，鼻梁很长，但鼻孔略显圆弧形，给人以傲慢自大的感觉，一张薄薄的嘴唇，显得神秘、残酷、野心勃勃。他长了一张雄辩家的脸，一张相信语言的力量战无不胜，如果必要，可以牺牲原则的脸。一千年以前，这会是一个隐士的脸，这个人极富战斗精神，狂热极端，他毫不妥协，为信念而背弃整个世界，内心充满真正的喜悦，他走向沙漠，并在那里度过他余生的日日夜夜，他沉着镇静，没有一时一瞬自我怀疑的内心冲突。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拯救世人，他对世人的一切漠不关心，对世人的苦难，他只有蔑视，而没有任何形式的同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满足自己不可遏制的、无法平息的自然欲望。
“我来是要告诉你，今年我不能为你教课，”他说道，“我没有时间。我现在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样整整一年我都能待在大学里。”
瓦尔纳没有起来。“那也仅仅是一年，明年怎么样？”
“我还安排了锯木厂的活儿。明年夏天，我打算到锯木厂干活儿。要么就干些别的什么。”
“是这样，”瓦尔纳说道，“我本人也一直在想这事儿。因为这里的学校只需要到十一月一日才开学。在此之前，你可以一直待在牛津，打你的橄榄球。然后，你可以来这儿，开学上课。你可以把自己的书从大学里拿到这儿来，温习功课，到你又要打橄榄球时，你可以回到牛津去打球，并让他们看看你是否没落下他们在书里应学的东西，或让他们看一下你是否学会了他们需要了解的东西。然后，你可以再回到学校里来，甚至是一天或两天都没关系。我为你备了一匹马，你骑上它八个小时就能到地方。从这里到牛津只有四十英里的路。接着，一月份，到了考试的时间，你爸爸告诉我的，你可以把这里的学校关了，回大学去，一直到你考试完。然后，在三月份，你可以把这里的学校关了，回到牛津去，余下的时间待在那里，直到来年十月底再回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认为一个真正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为把自己的功课学好，不会因为仅有四十英里远的路而有多大问题的。你怎么想？”
此刻，瓦尔纳知道，来人不再看得见他了，虽然他的眼睛的位置没有移动，而且他的眼睛仍然睁着。拉巴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穿着一件非常干净的白色衬衣，衣服洗得太频繁了，此刻已显露出蚊帐的质地，他的上衣和裤子也十分干净，但不匹配，上衣对他来说太小了一点儿，瓦尔纳知道，这是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套衣服，他拥有这套衣服，只是因为他相信，或者让人明白，这是个不能穿大衣到大学教室去的人。他站在那里，不是为令人兴奋、难以置信的狂喜和希望所包围，而是被那种折磨人的狂怒所围困。消瘦的身体并没有受到其外在环境的冲击力的影响。但却仿佛因其内在的东西而收缩和变小，宛如经历磨难。“好吧，”他说道，“十一月一日我会在这里。”他转身准备走。
“难道你不想知道你将得到的是什么样的报酬吗？”
“好的。”拉巴夫说道，他停下脚步。瓦尔纳对他说着。他（瓦尔纳）在吊床上没有动，他的手工织的袜子一直拉到了膝盖那儿。
“那种游戏，”他问道，“你喜欢玩吗？”
“不。”拉巴夫答道。
“我听说它和真正的搏击没多大区别。”
“是的。”拉巴夫说道，再次用简短的话答道。他停在那儿，有礼貌地等在那儿。他望着那个瘦削、精明、没穿鞋子的老男人极为悠闲地俯伏在吊床上，仿佛已经对他降下咒语，把他留在那里，逼迫他花时间去想他从未告诉任何人，而且也不打算谈论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事无关紧要。他本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一时刻或其他任何具体时刻，抑或此后的时间里他们的交往，都绝对没有什么意义。那事始于一年以前夏季学期刚过完的时候。他原打算学期末帮助把庄稼收割完，他告诉父亲说他会到时候回来的。可是，就在学期结束前，他找到了一份工作。那完全是送到他跟前的好事儿。当时距棉花长熟、采摘、用轧棉机去籽的时间还有两三个星期。他在要工作的地方已经住下了，只需多少再花点儿钱，他就可以住到九月中旬。这样一来，他工作的大部分所得将都是纯收益。他接受了那份工作，具体的活儿是把地面弄平，建一个橄榄球场。那时，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橄榄球场，而且他也不在乎它是什么。对他来说，那只是每天让他赚如此之多的额外的钱的机会，他不时带着一种讥嘲的阴冷心绪想着，为这种游戏准备场地，需要花费的人力和费用，远远超过平整面积相同、用来种庄稼的土地所需的人力和费用。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让手中的铁铲停下来。说实在的，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以求有收获，人至少要在上面种取黄金才能说得通。到了九月份，他对建这种场地依然觉得好笑，而不感到好奇。场地建好了，开始投入使用，他发现在场地上运动的年轻男人甚至不是在玩橄榄球，而仅仅是在练习。他会看着他们练习。他看着他们练球，可能更仔细或至少是更为经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脸上、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了某种东西，他对此也一无所知，因为一天下午，练球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已经发现玩这种球要付给教练钱）冲着他说道：“你认为你能把球打得更好，是吗？好吧，你到这儿来。”那天晚上，他坐在隐没在干燥、灰尘遍野的九月份黑夜中教练房子的台阶上，依然在平静而耐心地说着不字。
“我不会只是为了玩橄榄球而去借钱的。”他说道。
“你不必那么做，我告诉你！”教练说道，“你的学费要付。你可以睡在我的顶楼里。你可以喂我的马和牛，挤牛奶、生火，我给你饭吃。你明白了吗？”那不可能是他的脸，因为都在黑暗中，他不相信说话的那个声音是他的声音。可是教练说道：“我知道，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不相信，”他说道，“我不相信任何人只是为了打球而给我所有这一切。”
“你愿意试试看吗？你愿意留在这里做一做看，直到某个人来到你这儿向你要钱时再走吗？”
“如果他们这么做，我能自由自在地走开吗？”
“那当然，”教练说道，“我向你保证。”因此，那天晚上，他写信给父亲，说他不能回家帮助收完庄稼了。如果他们还需要一个人手，干他要干的活儿，他会寄钱去的。接着，他们给了他一件制服，在那天下午，就像在他依然穿着工装裤干活儿以前的一个下午一样，其他打橄榄球的人中的一个倒地后没能立即站起来，他们向他解释说是怎么回事——适用抢夺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他耐心地尝试着进行这类区分，去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如果我让他们抓住我，把我拉倒在地，那我怎么能把球带到那个界里呢？”
他没有讲这件事。他只是站在吊床的旁边，穿着干净、不配套的外衣，镇定自若，神情庄重，对瓦尔纳提出的问题，简洁而平静地回答是或者不是，与此同时，事件此刻在他的记忆中重现，快速而流畅地掠过，重现完毕，结束了，隐没在他脑后，没有任何意义，那年秋天过得很快，像做梦一样，如插入的一段生活。睡在冰冷的阁楼里，每天凌晨四点钟起身，到五个不同教练的屋子里生火，然后折回来喂牲口，挤奶。接着是讲座，所有人曾经想到的、探索的学识和智慧，在爬满常青藤的墙壁之间，在修道院的房间里回荡着，丰富多样，没有边际，有限的只是听众的接受力和对知识和智慧的渴望；接着是下午的练习（很快他就找到理由，每隔一天参加一次，在不参与练习的下午，他把五个庭院里的树叶耙在一起），接着是为第二天生火准备煤和木柴。然后又是挤奶，然后是他穿着教练给他的外衣，在没有生火的阁楼里，坐在灯下看书，直到他趴在印有文字的书页上睡去。他就这样干了五天，星期六达到了极限。那天他拎着那个无聊的、不值一提的长长的椭圆形玩意儿，走过那条变得模糊、毫无意义的白线。可是，在这些分分秒秒里，尽管他看不上这种球类活动，抱着根深蒂固的成见，有着从上辈人那儿继承来的刚毅、简朴、崇尚实际的品性，他还是感受到了，强烈而自然地感受到了——践踏在脚下的土地、震撼、重重的喘息和紧抓住球不放的手、那种速度、看台上观众震天动地的喊叫，即使是在这种时刻，他的脸上仍然带着嘲讽的表情，不大相信这类活动有如此大的魔力。还有那些鞋子。瓦尔纳在打量着他，他的手放在脑袋下面。“他们的鞋子。”瓦尔纳说道。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那种活动会持续到第二个星期六，拉巴夫可以回答的，但他没有，他只是站着，两手静静地放在身体的两侧，望着瓦尔纳。“我猜想他们手边始终有大量的鞋子。”瓦尔纳说道。
“他们买鞋一买就是很多。他们手边备有每种尺码的鞋子。”
“那当然，”瓦尔纳道，“我猜一个人只要说鞋子不合脚或者丢了，就可以弄到一双新的。”
拉巴夫的视线没有移开。他静静地站在那儿，面对着躺在吊床里的男人。“我知道那种鞋值多少钱。我曾想办法让教练告诉我一双鞋要花多少钱。鞋子是属于大学的。每一次底线得分就是一双鞋的价值。赢球就可得到鞋子。”
“我明白了。你只有在赢时才会拿一双鞋。而你往家里寄了五双。你打了多少次球？”
“七次，”拉巴夫说道，“有一次谁都没赢。”
“我知道了，”瓦尔纳说道，“噢，我猜你想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家。十一月份我会把马备好的。”
十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拉巴夫开学上课。在这个星期里，他用拳头震住了爱捣乱的学生，学生捣乱的坏习气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星期五晚上，他骑着瓦尔纳许诺给他的马，走了四十多英里到牛津，上了上午的课，下午打橄榄球、睡觉，一直到星期天中午，然后在午夜时分，回到法国人湾，躺到那间没有生火的披屋里的小床上。他住的地方在一个寡妇的房子里，离学校很近。他有一把刮胡刀，一套不配套的穿在身上的外衣和裤子，两件衬衣，一件教练的大衣，一本柯克的书，一本布莱克斯通的书，一卷本的密西西比州报告汇编，贺拉斯的原著和修昔底德的原著，这两部原著是教古典课的教授送他的，他为教授家早晨生火，教授给他书的时间是圣诞节。他还有一盏村民们见过的最亮的灯，灯是用镍金属做的，它有气门、活塞和量计；灯就放在他那木板桌面上，显然这盏灯比他所拥有的其他东西加在一块还值钱，村民们晚上从很远的地方赶来，观看灯喷出的炽烈、平稳的刺眼火焰。
到第一周的周末，他们全都认识他了——那张饥饿的嘴，令人讨厌、没有幽默感的眼睛，极为丑陋、刮得发青的脸，就像是由伏尔泰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海盗的模样合成的图画。他们称他为教授，虽然看上去他是——二十一岁——那种模样。学校里只有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年龄不等，从六岁的孩童到十九岁的男人，他不得不用拳头来维护他做教师的尊严。他教的课很杂，从单调枯燥的ABC到普通分数入门全都搅和在一起。他教他们所有的课，什么都教。他把开教室门锁的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就像一个商人掌管他仓库的钥匙一样。每天早晨，他把门打开，清扫房间，根据年龄和个儿头大小，他把男孩们分成提水的和劈木柴的组，对他们进行训斥、恐吓、嘲笑和施暴，看着他们乖乖就范，有时也去帮帮他们，不是为他们示范，而是要消耗自己多余的精力，以获得一种独自享有的藐视他人的生理上的快感。当他们不好好干这些活儿时，他就会冷酷地在放学后把年龄大一点儿的男孩留下来，自己站门前，把门插上，把他们打到开着的窗户那里。他逼迫他们和他一起爬上房顶，更换木瓦，干诸如此类的活儿。瓦尔纳，作为主管人，留心到这种事，追着他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抱怨他。到了夜晚，过路的人会看到披屋窗户那边，他那盏独有的灯迸发出一动不动的、耀眼的光焰，他就坐在那里，书放在下面，他并不太喜欢那些书，但他知道自己必须去读，要全部读过来，要聚精会神，把里面有用的东西榨干，就像他劈木柴那样用力尽心，虽然他看不上那种活儿，他在不可改变的时间里，在瞬间即逝的分分秒秒中，打量着翻动的书页，像一条叶子虫一样极为缓慢地向前移动。
每个星期五下午，他就到瓦尔纳的围场里，骑上那匹精瘦、强壮而鲁钝的马，到第二天比赛球的地方，或到能把他运到那地方的铁路那儿去，有时他到那地方仅有时间在哨子吹响前把球衣换上。不过，他总是在星期天早上回到学校，尽管在有些情况下这意味着，在星期四与星期天之间，他只有一个晚上——星期六——是在床上度过的。在两个州立学院之间进行的感恩节球赛之后，他的照片被登在孟菲斯的报纸上。他身穿球衣，那张照片（在村里的人们看来，而且是为了那种原因）看上去不像是他。可是照片上的名字是他的名字，人们能认得出来，不过他没有把那张报纸带过来。他们不知道在那些周末，他都干了些什么，只知道他在大学里工作。他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接纳他，虽然他的教师任命是一种荣誉称呼，但那依然还是女人看重的称呼，作为一个为人敬重的荣誉称呼，它实际只在女人的世界里起作用。他们虽然并不真的禁止他饮酒，但他们不和他一起喝酒。当着他的面，他们说话也比较谨慎，但不像他们面对一个真正的神父时那么小心翼翼，可如果他做出某种反应，他就可能会发现，下个学期一开始，那个位置就不再属于他本人了，对此他心知肚明。对于教师这种荣誉称号，他按人们给予他的样子接受，而且甚至还比较把它当回事，接受的方式还是那样令人讨厌的自负，不完全是自傲，也不真的是好斗，他神情严肃，镇静自若。
大学期中考试那段时间，他离开了一个星期。接着，他回来了，追逼着瓦尔纳清理出一个篮球场地。他本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和那些年龄较大的男孩一块干，并教他们如何打球。第二年的年底，他们的队打败了所有他们找来的与其比赛的球队。到了第三年，他带着球队到了圣·路易斯，他本人也是队员之一，他穿着工装裤，光着脚，他们打败了所有到来的球队，获得了密西西比谷地锦标赛的冠军。
当他把他们带回村子里时，他的任务完成了。学了三年，他毕业了，获得了一个文学硕士学位和一个法学学士学位。此时，他最后一次离开村子——带上书籍、精美的灯具、刮胡刀、一张阿尔玛-塔德马原作的复制品，这是教古典课的教授在第二个圣诞节给他的——回到大学，轮流到文学院和法学院听课，一节连着一节，从早饭时间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他这会儿不得不戴着眼镜读书了。离开一间教室，步行去另一间教室，迎着光痛苦地眨动着眼睛，穿着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套不匹配的上衣和裤子，从成群结队、大笑不止的青年男子和姑娘中间走过，他们穿着他来到此地之前从未见过的漂亮衣服，他们并没有瞪着眼睛看他，他们根本就没有多看他一眼，就像他们对上面安有路灯的电线杆子不多看一眼一样，两年前，当他到这儿来时，他既没有见过这些人，也没见过这些路灯。他在他们中间走着，脸上带着那同一种表情，就是他俯视着橄榄球场防滑脚踏跑线的那种模样，他轻蔑地望着那些分明来此地是找丈夫的姑娘，望着那些年轻的男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到这儿来他不知道。
后来，有一天他穿着租来的长外衣，戴着租来的帽子，和其他人站在一起，接受卷得紧紧的大学毕业文凭卷轴，形状不比卷起来的日历大。不过，它像日历一样，标示着那三年的岁月生活——橄榄球场里防滑鞋践踏得边界模糊的白线，骑在不知疲惫的马上的一个个夜晚，还有他身穿大衣，仅用那盏灯取暖，坐在那展开的书上面，翻看上面写满死气沉沉的冗词赘语的那些夜晚。过了两天以后，他和同学们一起，站在牛津一间真正的审判室的法官席前，被律师会接纳，这样，仪式就举行完了。那天晚上，在饭店餐厅一张喧闹的桌子旁边，他做出了选择。法官正在主持晚宴，在他的两边站着的是法学院的教授们和其他法律界的支持者。这里就是通向那个世界的前厅，为了进入那个世界，他始终在进行着努力，迄今已有三年——四年了，应该把他还没有看清楚目标的第一年也算上。他只是坐在那里，脸上始终是那副表情，等着那最后的委婉的客套话说完，等着那最后震耳的掌声消逝。他站了起来，走出前厅，向前走去，他的脸坚定地朝向他选择的那个方向，不管怎样到现在三年过去了，他丝毫也不犹豫迟疑，他不往回看。而且他不能那样做。尽管在朝向自由（他知道的，他说的）显赫地位和自尊的路上已经走出了四十英里，但他不能那样做，他必须返回村里，投身于一个十一岁女孩的魔力的世界，这个女孩即使是坐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休息，眼睛隐藏在太阳投射出的阴影里，像只小猫，吃着凉红薯，也显示出那种舒展无羁的特质，这是在他的荷马史诗和修昔底德作品中出现的女神的特质：既腐败堕落又纯洁无瑕，既是童贞处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
在她哥哥带着她来学校的那个第一天上午，拉巴夫对自己说：不，不，不是这儿。别把她留在这里。他在学校教书才仅仅一年，五个月一学期，其间还有些中断。他每周晚上要骑马去牛津然后返回村子，一月份他参加期中考试要花去两周时间。但是，他不仅从他的前任留下的混乱无序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他甚至还强行制订出了课程计划，把其变成某种类似秩序的东西。他没有助手，甚至在那个单一的屋子里没有分隔部分，可他却根据能力把学生们隔离开，使之成为一种常规，他们不仅遵守这种常规，而且逐渐相信应该这么做。他并不为此感到骄傲，他甚至并不满意。不过他对情况在变化、有进展感到满意，如果不是朝着在更大限度上增加学生的知识的方向发展，至少也是朝着教会他们维护秩序、遵守纪律的方向发展。后来，有一天上午，当他从那粗糙的黑板那儿转过身来时，他看到一张八岁女孩的脸及十四岁女孩的有着二十岁女人曲线的身体，在那一瞬间正越过门槛，为这间简陋、光线很差、冷冰、用于严苛的清教徒式初级教育的校舍，带入一股湿润的、春意微醉的堕落气息，犹如一个异教徒在至高无上的原始子宫前得意扬扬地进行朝拜。
他望了她一眼，看到她的哥哥无疑会是最后一个能识别出的人。他看出来她不仅不准备学习，而且她不需要了解这里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书里的东西，她天生就完全具备应有的一切，未来能发明出来的任何东西，她都不仅能够面对，与之搏斗，而且能够战胜它。他看到在未来的两年里，他要看管这个女孩，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一开始他感到的只有愤怒。她年龄只有八岁就已经成熟，显然在子宫里她已到达青春期并已度过这一阶段。她安静地想着心事儿，对于外部的无论什么样的强行指令她都服从，甚至也没显出不高兴的样子，她那种静静等候的特质仅仅是从一组墙那里转移到另一组墙那儿，这种静候透过逐渐展开、无法让其加快步伐的时间，穿越日渐增多的日子，并置身其下，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来打破她的静候，使之不复存在，无论这个男人是谁，无论他叫什么名字，长着什么样的脸，她也许从来也没有见过他，从来也未听说过他。五年来他都在注意着她。每天早晨她的哥哥把她带来，只要他离她而去，她就待在那同一个位置上，而且几乎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她的双手一连几个小时地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就像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沉睡的身体。当终于将她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时，她会回答你说：“我不知道。”要么你若逼迫她说什么，她会回答说：“我没有想那么远。”疲劳和厌烦仿佛对她的肌肉和身体都不产生任何影响，她好像是懒洋洋的处女时代的象征性自我，她拥有生命但却没有感觉能力，只是等待着，直到她的哥哥到来，那个好嫉妒、激愤不已、阉人一般的单身汉来学校，把她带走。
她每天上午来，带着那个油布书包，里面装着其他一些东西和烤红薯，她在休息时吃，拉巴夫对此一无所知。她仅仅在班上同学座位中间的过道里那么一走，就能把那些木质的桌子和凳子变成一个爱神的丛林，她吸引着屋子里的每个男人，从刚进入青春期的小男孩，到十九、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当了丈夫，做了父亲，这个人在日出和日落之间这段时间里可以翻地十英亩，他与准备搏击的对手角力，要求每个人先动手打他。有时在星期五晚上，学校校舍里会举行晚会，学生们在他的监督下玩那些青春期互相戏弄的游戏。她不参与他们的游戏，但是她却控制着他们。她坐在炉子旁边，完全就像上学的时间坐在那儿的样子，她漫不经心，神态安详，置身于尖叫、脚踏地板的喧闹声中心，被同时从十来个阴影笼罩的隐蔽处和角落里出来的十来个穿着花格布衣或印花布衣的人们围在中央，她既不是她班的头，也不是她班的尾，这不是因为她拒绝学习，也不是因为她是瓦尔纳的女儿，而瓦尔纳开办了这所学校，而是因为她入的这个班在她进入二十四小时之后就不再有头或是有尾了。在当年内甚至也不再有她要从其中向上晋升的低年级班了。她从来不在有生命跃动的任何存在的任何一端。所有的只是一个点，像是一群蜜蜂，而她就是那个点，那个中心，蜂拥而至，纠缠在一起，但她却安详自在，完整无损，而且显然甚至一点儿也不在意她周围的一切，平静地勾销了整个人类思想和苦难，这些东西被人称为知识，教育，智慧，既极端繁冗又令人不可冒犯：女王，生命之本。
他两年来都在留意着这一切，与他想到的那些东西并存的仍然只有愤怒。第二年年底他就要毕业了，并获取两个学位。到那时他的任务就完成了，教完了。他在学校教书的一个理由将被取消，不再称其为理由。他将以自己付出的相应代价达到他的目标，实现他的愿望，尤其是他每次往返大学都要在晚上骑马走四十英里，既然他是农人的后代，有着自耕农的传统，他骑马并不是为了好玩。然后，他会继续往前走，离开村子，再也不看它第二眼。在最初的六个月里，他相信自己将这样做，而且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他依然告诉自己要这样做。不仅告诉自己这样做，而且相信自己会这样做，都是非常容易的事儿，当时他远离村子，在大学春季学期的最后两个月和接下来的夏季学期的八个星期里，他在忙着完成第四学年的分科的学业，接着是被学校称为假期的八个星期，他在锯木厂度过了这段时光。尽管当时他不需要钱，没有钱他也能毕业。不过，他这样做的结果是，当他经过最后一扇门，面对极为艰难的道路，在他与其目标之间除了自我什么也没有时，他的兜里会有很多钱。接着，在秋季的六个星期里，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橄榄球场的白线在他脚下掠过，尖叫声、喧闹声不绝于耳，一派歇斯底里的气氛，而他在此飞速而逝的分分秒秒中依然沉浸在运动中，他勇猛强悍，专注于橄榄球赛，尽管他还是不太相信事情会是那样。
随后有一天，他发现几乎两年来他都在向自己撒谎。那是在他第二个春天回到大学之后的事，离他毕业还有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没有正式辞职离校，可他一个月以前已离开了学校，当时他认为瓦尔纳和他本人都明白，他教书只是能使他本人完成大学的学业。因此，他相信自己离开了村子，这是最后一次。终考还有一个月，接着是律师考试，随后那扇大门将向他敞开。甚至他在选择的职业领域有人已许诺给他某个位置。然后，有一天下午，他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征兆，他走进自己寄宿的那个人家的餐厅，准备吃晚饭，这时房东太太过来对他说：“我要给你一样东西尝尝。这是我姐夫给我带来的。”说着，她把一个盘子放在他面前，上面放着一囫囵个儿的烤红薯，看到他脸色在变，房东太太大声说道：“怎么了，拉巴夫先生，你病了！”他费力地站了起来，离开了餐厅。在他的房间里，他仿佛终于做出了决定，他一定要马上就去，现在就走，甚至要走着去。他能够看到她，甚至可以闻到她的味儿，她坐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吃着红薯，平静安详，慢慢嚼食，不仅对她衣服外面的一切显得无力自助和没有知觉，而且对她身体的裸露也是一样，甚至对其一无所知，那种样子真是令人畏惧。此刻他明白了，不是在学校校舍的台阶上，而是在他的心里，她始终都在，两年以来一直这样，而他看到她那种样子所感到的根本就不是愤怒，而是畏惧，那进身之门的幻象，他将其视为目标的东西并不是目标，而仅仅是一个要达到的点，就像逃离大屠杀的人，他跑得快不是为了获奖，而是要逃离生命的毁灭。
不过他那时并没有真正放弃，虽然他第一次说了那样的话，我将不再回去了。先说那些话没有必要，因为直到那时他还相信自己在向前发展。但是至少他仍然尽可以让自己相信他不会回去的，在他毕业，初获律师资格，参加宴会的过程中，这也是一直让他挂心的事。就在仪式举行之前，他的新入道的伙伴中的一个人向他走了过来。等宴会完了之后，他们打算去孟菲斯，要进一步庆贺，举办非正式的宴会。他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喝酒，然后，至少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去一家妓院。他婉言拒绝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童男子，也不是因为他没有钱去做那种事，而是因为直到最后一刻，他依然相信自己脑子里的东西，依然有山地人对教育抱有的毫无根基的、纯粹是情绪性的盲目信念，相信拉丁学位的巨大魔力，实际上就像过去的神父相信木十字架的魔力一样。接着，最后的祝辞消逝在最后的鼓掌声和椅子在地面上的滑动声中；那扇门打开了，路恭候着他，而他知道自己不会沿着那条路走。他走向那个邀请他去孟菲斯的男人，接受了邀请。他和那群从孟菲斯火车站下车的人一道下车，并悄悄地询问如何能找到一家妓院。“见鬼，伙计，”那人说道，“要克制自己，至少让我们在饭店登个记，走一下形式。”可是他却不愿意。他独自一人按照那人给他的地址找到了地方。他坚定地敲击着那扇暧昧的门。这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也不指望会有什么帮助。他的那种气质是特有的，缺少这种东西，没有一个男人能完全成为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或完全变成一个胆小鬼。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能让他看危机的两面，并想象他本人已经战胜了——危机及其导致的失败和灾难。至少她不会去嘲笑我还是个处男，他告诉自己说。第二天清晨，他从自己晚间的伴侣那儿借来一张廉价的、上面有格子的信纸（信封是粉红色的，上面曾经洒过香水），写信告诉瓦尔纳他将在那学校再教一年书。
他又教了三年书。到那时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光棍，那光线很暗的学校校舍，那面积不大的、贫瘠的村庄是他的圣山，他的客西马尼，也是他的各各他，他对此很清楚。他是过去时代的性力旺盛的隐士。没有热气的披屋是他无人光顾的窝穴，削薄简陋，放在石头地板上的小床是他用石头垒成的寝卧处，他在上面脸朝下趴着，在冰冷的寒冬夜晚淌着汗水，他赤身裸体，四肢挺直，在他那张学者的脸上，你能看到他牙关紧咬，他的双腿上长满了毛，就像是半人半羊的农牧神的腿一样。随后，白天会到来，他会起身，穿衣，吃东西，可他甚至不去品所吃东西的味。无论如何，他过去对自己所吃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很在意，但是现在已经吃过了东西他也不总是会知道。接着，他会到学校去，打开校舍的门，坐在他的桌子后面等待着她从过道中间走下来。他很久以来就想着和她结婚，等待着，直到她长大成人，向她求婚，他试图这样做，接着就放弃了。首先，他根本就不想要老婆，当然现在不想要，而且可能永远都不要。其次，他不想要她做老婆，他只想要她一次，就像一个手上或脚上患有坏疽的男人渴望来上一斧，以使自己再次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自我一样。不过要使他从对她着魔的迷恋中解脱出来，他甚至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只是他知道这事永远都不可能成，不仅因为她的父亲不会同意，而且因为她，因为她具有的那种内在气质完全勾销了任何独身生活允诺的交换价值或献身的能力，勾销了任何对所谓的爱有保留的男人那种微不足道的讨价还价的可能性。他几乎可以看到将来某一天她会有的丈夫。他会是个矮人，一个侏儒，没有性能力或欲望，他不过是她生活中的一个生理因素，就像一本书的扉页上写着的书的所有者的名字。还是那种东西，还是从书里出来的，已令他失望的那类有着致命外观残疾的家伙：瘸腿的伍尔坎，面对那个维纳斯，他并不拥有她，他只是凭借魔力赋予的单一力量占有了她，这种魔力是金钱、财富、奢华的饰物、装饰品所具有的魔力，他可能拥有的，不是一幅画，雕像，而是比如说一片土地。他看到那片土地了：一片良田，丰沃、污秽、散发着恶臭，始终在那儿，对他声称拥有它无动于衷，毫不在意，它自身产出的良种十倍于它的拥有者毕生能够储藏和篱笆圈起来的数量，生产出的谷物千倍于他所能希望收割和贮存的丰收产量。
所以，这事成不了。可是他却仍然耿耿于怀。他有待在那儿的便利条件，他等待着，直到最后的课上完，教室里空无一人，他于是站起身来，脸上现出悲哀的神情，他平静地走到那条凳子那儿，把手放在木凳上，凳子表面因为她坐过或甚至跪过而依然是温暖的，他把自己的脸放在凳面上，迷恋地将脸贴在上面，拥抱着那坚硬、没有知觉的木头，直到那上面的热度消逝。他疯了，他知道自己疯了。到现在已经有好几次了，他甚至不想和她做爱，而只想去伤害她，看着血液喷涌、流淌，望着她那张安详的脸在他本人的脸下面扭曲成恐惧和巨痛的持久性标记，然后望着它变得甚至不再是一张脸。接着他再将那一切抹去。他要从他那里将其驱走，他们的位置将调换过来。现在，在那张脸前乞求、臣服的将是他本人，尽管那张脸仅仅是张十四岁孩子的脸，这脸上显露出一种他永远不可能获得的令人厌倦的学识，那是一种过度放纵，一种所有倒错经验的满足过剩。在那种学识面前，他将会是个幼童。他将会像一个少女，一个处女，被迷惑得发狂，惊叹不已，令他坠入陷阱的，不是引诱者的成熟和经验，而是存在于她内心的盲目而残酷的诸种驱力，现在她认识到，在她甚至不知道它们就在那里的情况下，自己已和它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他将在那张脸前匍匐膜拜，满怀渴望地乞求：“教教我怎么做。告诉我吧。我愿意做你要我做的任何事，任何事情，学会和了解你所知道的一切。”他发疯了。他知道自己疯了。他知道早晚会有某种事情发生，而且他也知道，无论那会是什么，他都将是被征服的人，尽管他还不知道自己盔甲上的裂缝是个什么样的，她都会本能地、毫无偏差地找到它，而且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危险？他想道，大声喊道。危险？不是她身处险境，身处险境的是我。我害怕我可能去做的一切，不是因为她，因为没有任何我或任何男人能对她所做的事会伤害到她，而是因为我可能做的事会让我处于危险的境地。
接着，一天下午他找到了他的斧子。在首次拙笨的劈砍之后，他几乎是在极度的快感高潮状态下继续劈砍坏疽组织的悬吊着的神经和筋腱。他没有听见一点儿声音。最后一场橄榄球赛打完了，那扇门最后一次关闭了。他没有听到那扇门再次开启，可是，有某种东西使得他从凳子上抬起自己那张痴迷的脸。她又一次来到教室里，注视着他。他知道她不仅看到了他跪着的那个地方，而且知道他为什么跪在那里。或许在那一刻他相信她始终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即刻就知道她既不畏惧他，也没有笑话他，她根本就不在意。她也不知道，她正在注视的是一张潜在的杀人犯的脸。她只是松开手抓住的门，沿着过道朝教室的前方放炉子的地方走去。“乔迪还没有来，”她说道，“外面的天很冷。你在那儿干什么？”
他站起身来。她稳步地走了过来，背着那个油布书包，到现在她已经背了它五年了，他知道除了往里面放凉红薯外，在学校的教室以外她从来不打开书包。他朝着她走动着。她停下脚步，望着他。“不要害怕，”他说道，“不要害怕。”
“害怕？”她问道，“怕什么？”她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又站住了，看着他的脸。她并不害怕。她还没有产生那种意识，他想道；接着某种令人恼怒和冰冷无情的东西，那种断绝往来和失去亲友的凄凉感同时在他内心生现，尽管他在脸上没有显露出来，他那张悲哀、病态而晦气的脸上甚至还绽出了一丝笑意。
“这就对了，”他说道，“这就是问题所在。你不害怕。这就是你必须学习的。这就是无论如何我要教你的一种东西。”他教过她另外某种东西，只是在一两分钟里他难以找到它。在学校的五年时间里，她确实学习过一种东西，眼下她就要为此参加考试并通过考试了。他朝着她移动过来。她依然还站在那个地方。随后他抓住了她。他迅速而无情地对她动手，好像是她拿着橄榄球，或好像他拿到了橄榄球，而她站在他和那道白色终线之间，他恨她挡道，而且他必须冲过去。他抓住她，很粗暴，两个人的身体猛烈地扭缠在一起，她甚至连动都没动，以避开他的纠缠，更不用说去反抗他了。她仿佛一时间被完全身不由己的、愚蠢的突然袭击给震住了，眼睛大睁，一动不动，几乎与他在同一高度上眼睛对着眼睛对视，她的身体仿佛总是在它所穿的衣服之外，甚至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明显地使欲望炽烈的男人热血沸腾，为了获得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这一身躯的权利，他付出了三年的代价，牺牲前途，忍受痛苦，自我惩罚，不停地与他自己无法平息的欲望冲动搏斗，他迷恋这具汁液充盈、无肌肉的、神奇的、保持童贞的奶油般光滑的身体。
此刻这具身体开始进行猛烈而无声的反抗，即使在这时他或许还是能看出她对他既不恐惧，甚至也不痛恨，而只是惊愕和厌烦。她身强力壮。他预期会是这样，他渴望如此，他一直等待着这种结果。他们猛烈地搏斗起来。他仍然在微笑，甚至低声说着话。“就是这样，”他说道，“打呀。打呀。”就是这么回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搏斗。互相仇恨。杀死对方，只有这么干，另一方事后才会永远明白他或她死了。甚至死了也不能安静地躺着，因为后来在那个坟墓里的将始终是两个人，这两个人无论在什么地方永远都不能再次安静地躺在一起，而且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独自躺着，享受安宁，直到他或她也死去。他抓住她的身体，不太紧，这样可以更好地感觉她身体的骨骼和肌肉的剧烈反抗，抓牢她，使她刚好不能真的碰着他的脸。她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尽管她的哥哥来叫她时从未晚过，他这会儿一定就站在教室外面。拉巴夫不去想这些。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在乎。他轻松地抓住她，依然在微笑，低声细语地吟诵着乱七八糟的希腊语和拉丁文诗句，说着美国密西西比地区的下流话，就在这时，她突然间奋力挣脱出一只胳膊，用胳膊肘向上猛击他的下巴；这一击使他失去了身体的平衡，没等他重新站好，她的另一只手用尽整个手臂的全力打在他的脸上。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着，碰到一张板凳，和板凳一齐摔倒在地，他身体的一部分压在凳子的下面。她站在上面俯视着他，呼吸声很重，但她没喘气，甚至连衣服头发都没散乱。
“别再用爪子碰我，”她说道，“你这没脑子的老马夫以迦博·克莱恩。”
她离去的脚步声和关门声停息了。他听到了廉价的钟表走的声音，这钟表是他从自己在大学里的房间里拿回来的。在寂静之中钟表的声音很响，同时还伴有一种尖细的声响，像是一细小的铅沙扔进桶罐里的声音。他还未来得及站起身来，门又一次开了。他坐在地上，抬起头来望着她，看着她走回过道上来。“哪里有我的——”她问道。接着她看到它了，那个书包，把它从地板上拾起来，再次转身走开。他再次听到关门声。这么说她还没有告诉他，他想道。他也认识她哥哥。他不想等着先把她带回家，他想要立即就得手，最终证明五年以来那极端的、未经证实的信念没有错。无论怎么说，那都值得一做。不会是身体的插入，这不用说，不过会是那同一个肉体，那同一个温暖真实的肉体，相同的血液在其中奔涌，至少在碰撞作用下——会感受到一种悸动抽搐，一种极乐高潮，一种宣泄，无论如何——某种了不起的感觉。于是，他站起身来，走到他的桌子那儿，坐下来，把钟表摆正（表原来斜着放在那里，这样他可以在用于课堂教学的凳子前面的位置看到表，通常他就站在那里），让钟表直对着他。他知道从学校到瓦尔纳家的距离有多远，他骑着马往返大学的次数太多了，足以使他计算出骑马走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他还要骑着马回来，他想道。于是，他测算那段距离和分针要走多远，他坐在那里，看着分针悄悄地向那个算出的刻度走去。随后，他抬起头来，望了望教室里只是相对而言开阔的空间，炉子还在房间里，不用说那课堂教学用的凳子也在房子里。炉子是无法移动的，但那凳子可以移动。可即使那样……也许他最好在房子外面见见她的哥哥，要么有人会受伤的。接着他想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有人受伤，然后他悄悄地问自己，谁呀？接着他回答自己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这样他又回头看了看钟表。可是甚至当整整一个小时都过去时，他依然还不愿向自己承认那最终的灾难已降临到他身上。他正隐藏在某个地方，拿着枪，准备伏击我，他想道。可是在哪儿埋伏？什么样的埋伏？他所想要埋伏的哪个地方会比这里更好？他已经看到第二天早晨她再次走进教室，样子很平静，无忧无虑，甚至什么都已不记得了，她拿着凉红薯在休息的时间吃，她坐在阳光照耀下的台阶上吃着，就像是一个不贞洁的、可能甚至是不知是怀了谁的种的女神，坐在阳光灿烂的奥林匹斯山的山坡上，吃着天堂的面包。
于是他站起身来，把书本和纸整理好，连同钟表，他一同拿进自己那寒酸的小屋，每天下午拿进来，第二天早晨再带回去，把它们放进桌子的抽屉里，合上抽屉，他用自己的手帕把桌子的顶面擦干净。他走动着，不急不慢，脚步稳健，神色镇静，他把钟表的发条上好劲儿，又把它摆回到桌子上面。他的外衣挂在钉子上，这是橄榄球教练六年以前给他的。他对着衣服望了一阵儿，随后即刻走了过去，把它拿下来，甚至还把它穿在身上，并离开了房间，离开了那个此刻无人的房间，在它里面，依然有而且永远会有太多的人；在它里面，从她哥哥把她带进来的第一天，就有太多的人，无论是哪间房，只要她一进入，只要她在里面待的时间长得足够喘一喘气，她就会永远使那间房子里挤满太多的人。
他刚一出现，就看那匹菊花红棕马拴在商店门前的柱子上。肯定会这样，他悄悄地想道。不用说他不会在身上带把手枪，而且把手枪藏在家里的枕头下面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显然，情况就是如此。这里就是放手枪的地方；他告诉自己说也许那当哥哥的想要见证人，就像他本人想要见证人一样，他此时神情忧伤而镇定，沿着道路朝商店走去。证据会有的，他无声地喊叫道。证据就在活人的眼睛里和信念里，他们相信那发生的一切并不是真的。这种证据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尽管我到这里并不是要知道人们是否相信是这样。这在活人的心里将成为一成不变的信念，永远也抹不去，因为两人中知道的情况与此不一样的那一个将会死去。
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天，天空呈铁灰色，沉闷至极，是那些无风的日子中的一天，在那些日子里，空气黏滞，温度无冷热之变，天空凝重，死气沉沉，甚至连雪都下不来，甚至连光线也没有什么变化，仿佛是在黎明时分完全从虚无中生现，而且会一下子就又没入黑暗之中。村子毫无生气——轧棉花房和铁匠铺关着门，寂静无声，商店门因饱受风雨侵蚀而褪色；只有那匹一动不动的马显示着生机，这倒不是它在动，而且因为它类似某种人们知道的活着的东西。不过，男人们会在商店里。他可以看到他们——穿着笨重的鞋子和沉重的靴子，工装裤和工装上衣向外鼓着，里面套着厚厚的、看不出是什么样的内衣——他们分布在沙箱周围，里面是火炉和凹凸不平的沙子，他们蹲在那里，强劲奇妙的热流从里面迸射出来，有着实实在在的一股味道，男人的味道，几乎是修道院的味道——冬天里没有女人的聚会，蓄意把烟草唾沫弄到火炉的侧腹里去烧。那股热流真不错：他要进到里面去，不是因为凄凉、无聊和寒冷，而是因为那里有生机，他走上台阶，穿过那扇门，到了外面。那匹马扬起头，在他经过的时候望了望他。不过不是你，他对马说道。你要站在外边，站在此地，保持原样，设法做到让血液周身流通。我不要这样做。他登上台阶，穿过铺在走廊上的被鞋跟踩损的木板。在关闭着的门上，钉着一张招贴画，宣传一种专利药品，画的一半儿已损坏——那是幅肖像画的复制品，画中人物沾沾自喜，长着胡子，事业有成，住在遥远的地方，结了婚，有孩子，身居豪华的房子里，不显露激情和血性，甚至无须死去，用间隔法制成木乃伊，这种褪了色的、扯烂了的肖像画，挂在成千上万风吹雨淋、油漆剥落的门上、墙上和围栏上，一年四季经受风雨、冰雪和夏季酷热的侵袭，这种画无处不在，而且始终都在，遍布大地。
接着，他的手已经按在了门把手上，准备开门，这时，他停了下来。有一次——当然那是外出进行橄榄球比赛中的一次，只有那天晚上到孟菲斯游览时他乘坐了火车，此外他从来不坐火车——他当时下车走到一个光线很暗的车站月台上。突然之间，房门猛烈地响动起来。他听到一个男人在咒骂，喊叫，一个黑人从房门里面跑了出来，一个大叫着的白种男人在后面追赶。那黑人转身，弯着腰，旁观的人四下散开，那个白人用一把勃朗特手枪打中了黑人的身体。他还记得那个黑人如何用手紧紧抓住自己身体的中间部位，脑袋耷拉下来，接着突然之间仰面瘫倒在地上，实际上像是要把自己的身体伸展开来，至少要把他的身长增加一码。那个咒骂着的白种男人被制伏了，手枪给掉下了。火车鸣了一次笛，并开始启动。一个身穿制服的火车上的男人分开人群，跑着要追赶上火车，并仍然在跑动之中向后面看。他记得自己如何推开别人，让自己冲到前面，本能地应用自己在打橄榄球时用的技巧，腾出一块地方，他从那里向下望着那个黑人僵硬地仰面躺在那儿，依然紧紧抓住他身体的中间部位，他双眼紧闭，他的脸显得相当安详。接着来了一个人——一位医生或一位军官，他不知道——跪在那个黑人旁边。他在试图把黑人的手拿开。没有任何外部对抗的痕迹；只是医生或军官在用力拉的前臂和手仿佛已变得像铅一样沉重。那个黑人的眼睛没有睁开，他那安详的神情也没有改变；他只是说道：“要当心，白人兄弟们。我已经被打中了。”不过，他们终于还是把他的双手掰开了，而且他还记得黑人的工装被剥开的情景，工装裤和便装上衣下面的衣服，曾经是件大衣，臀部以下的部分用剃刀割掉了；再往里面是一件衬衣和一条便装裤。腰部的扣子被解开了，子弹穿过身体打到了月台上，没有血迹。他松开了门把手，脱去外衣，把衣服搭在胳膊上，至少我不会让我们中间的一个失望的，他想道，同时把门打开，走了进去。一开始他相信房间里面是空的，他看到火炉在上面有凹痕的沙箱里，围在旁边的铁钉桶和底面朝上的箱子；他甚至闻到了新近吐出来的痰烧焦的恶臭味。但是没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看到她的哥哥那张笨重、无趣、脾气大的脸在桌子上面瞪视着他，一时间他感到愤怒和屈辱。他相信，瓦尔纳把房间里清理干净，故意让他们都走开，以便拒绝他最终的辩白，他来用自己的生命获取的成功的认可；突然之间，他知道了一种出于激愤的厌恶，甚至是一种狂怒的拒绝，终究是拒绝去死。他迅速地向一侧屈下身体，他已经是在躲避，并急于在他周围抓取某种武器，这时瓦尔纳的脸在桌子顶端的上方进一步往前伸着，像一轮令人不快的月亮升了起来。
“你究竟在找什么？”瓦尔纳说道，“两天前我就告诉你说窗框坏了。”
“窗框坏了？”拉巴夫问道。
“在上面钉些木板，”瓦尔纳说道，“你是指望我专门到县城去一趟以让你过得再舒坦一点吗？”
此刻他记起这件事了。窗户上的玻璃在圣诞节期间被打碎了。他当时就用木板钉上了。他记不得做过这事。但是当时他并不记得两天以前被告知要修好那个窗框，更不用说过问这件事了。而这会儿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窗户的事儿。他平静地站起身来，伫立在那儿，外衣搭在胳膊上；现在他甚至再也看不到那张脾气很大、疑心很重的脸了。是的，他悄悄地想道，是的，我明白了。她根本就没有告诉他。她甚至也没有忘掉。她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任何事值得一提。瓦尔纳依然在谈论着，显然有人在与他交谈：
“好了，那么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钉子。”他说道。
“那么你就拿去吧。”那张脸已经在桌子上方消失了，“把锤子拿回来。”
“我不需要锤子，”他说道，“我只需要钉子。”
那个房子，那间没有热气的房子，到现在他在里面已住了六个年头，里面摆着他的书和那盏明亮的灯，就坐落在商店和学校中间的位置。当他经过那间房子时，他甚至都没有朝它望上一眼。他返回学校的校舍，关上门，把门锁上。他用一块断开了的砖头把钉子钉在靠近门边儿的墙上，把钥匙挂在钉子上。学校的校舍位于杰弗生路。他已经把大衣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