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面将责任推在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马建忠开脱。然而数百万两银子出入的大事，李鸿章如说毫无所闻，那是自欺都欺不过的，他只好以“当法使议约未成之际，军事旁午，臣虽知商船暂换美旗，而未悉其详，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词。这样说法，自嫌牵强，因而再一次使尽吃奶的力气作官商之辩，论事机之迫：
“且此等事件，华商与洋商交涉，彼此全凭信义；律师既援西例担保，而官长却未便主议。外侮横加，商情惶迫，数千人身家关系，而官无法以保护之，更无力以赔偿之，商人自设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好在各省公款八十余万，商本四百数十万，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纵自如。但冀法约早定，船栈照议归还，中国商务复兴，更无吃亏之处。惟闻法人四处侦探，总疑商局轮船，并非实售与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间攫拿，俾为军用，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竭力保护。
此中机括，尚求圣明默鉴而曲原之。”
这个奏折是由专差送到京里，投递总理衙门。总理大臣已有十三员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权的只有三个人：阎敬铭、许庚身、张荫桓。而阎敬铭忧心时局成病，在家休养，许庚身在军机处极忙，不大到署，所以这些公事都归张荫桓看。
张荫桓才气纵横，明敏异常，一看李鸿章这个奏折，支离破碎，不仅不能自圆其说，简直不成话说。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为“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未说清楚。如为实售，则旗昌所开“收票”，应该向银行收兑，纵为“期票”，兑现亦总有日期，现在交与律师收执，到期不兑，不是白白吃亏利息？
若是“代为经管”，则产权仍属招商局，旗昌经管营运，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说凭几张不能兑现的“期票”及“收票”，凭空接收价值数百万银子的轮船栈埠去做生意，所入尽归于己，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闻？
至于说事机急迫，仓卒定议，“美国官商亦惴惴相与隐讳”却总不能说连朝廷也瞒着。这一点心迹难明，真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如今不说别样，只责成李鸿章将“两面所押契据，银行期票与收票”，从戴恩那里收回呈验，就拆穿了西洋镜，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张荫桓以前受李鸿章的赏识，最近受李鸿章的重视，论私谊自然要替他遮盖，谈到公的方面，与法交涉濒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赖斯人，亦不宜在此时将他置于言官围剿的犀利笔锋之下。好在当初电旨所责成李鸿章的，亦无非“设法收回”，这一点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问。找个方便的机会，跟慈禧太后回一声就是了。
谁知这个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泄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细读之下，只觉得李鸿章处处拿洋人欺压朝廷，只因为“官法所不能绳”洋人，还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维持”这个借口，便该放纵商人，自作主张。这样的想法做法，又与汉奸何异？
不过，他只是从整个文气中，有这样一种感觉，谈到西洋的各种律例，买卖规矩，他就不太懂了。好在有个人可以请教，这个是他本旗的晚辈，名叫杰治，曾跟崇厚当随员，驻留过法国和俄国，西洋的情形相当熟悉。
杰治也说到底是实售，还是代为经管，搞不清楚，“倘是实售，断断没有将来‘将银票给还、收回船栈’之理，那是另一码事。为什么呢？”杰治解释：“船是活动的，天天在走，船身机器，都要损耗，出意外沉没也有常事，虽有保险，到底不是原物。如何得能如数收回？”
“这样说，是代为经管了？”
“更不是！”杰治大摇其头，“代为经管比实售更麻烦，实售只要价钱谈妥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快当之至。代为经管便要谈经管的酬劳，管得好，怎么样优为酬谢，管得不好，要负点儿什么责任？有得好谈，不是十天半个月能完事的。”
“那么，照你看，是这么一泡猫儿溺呢？”
“这话，熙大爷，我可不敢说了。”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证：“我不会叙到折子里去。
你尽说不妨。”
“照我看，是卖掉了。只是怕这块肥肉，会有骨头卡在喉咙，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赃不迟。”杰治又说，“折子里，旗昌付的到底是什么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说银票，后来又说期票、收票，莫衷一是，这就有毛病。”
“这三种票子不同？”
“当然不同。银票是银行里出的票子，就跟咱们中国的庄票一样，只要这家银行信用好，搁长些不要紧，随时都可兑款。不过，也没有这样傻的人，不去兑款，白吃亏利息，若是相信这家银行，拿银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里生息，岂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说越多了。”盛昱很有兴趣地问：“期票、收票又是怎么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开。譬如说，我有一笔款存在英国汇丰银行，留下签字式样，银行就发一本收票，只在存款数目以内写明，凭票付多少就是多少，这就叫收票。期票也是收票，只不过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这比中国钱庄凭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但盛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将杰治的话从头细想了一遍，找到疑问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么知道你银行里存着那么多的钱？”
“这自然是凭信用，比较妥当是到银行里‘照票’，现在有电报，重洋万里，片刻之间亦可以查清楚。不过‘收票’不兑，总有危险，万一出票商家倒闭，收不到钱，岂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实在不懂，为什么要拿契据、期票、收票都交给英国律师收执？”
“这又是搬出洋人来唬人，以为洋人信用好，万无一失。如果他呈验契据，又可以推托，说存在洋人那里，一时取不到。”
“那有这回事？”杰治笑道：“这话哄小孩子怕都哄不过。洋人居间，也不过多拿一份契据副本。几百万银子的出入，岂能一点凭据都没有？至于向银行收银的票据，更没有交给律师的道理。万一律师跟对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来就怀疑，怎么说‘收回关键，马建忠惟戴恩是问，众商惟马建忠是问，节节矜制，断不容稍有反复。’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担得起五百万两银子的责任？且不说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盗这笔巨款，只说马建忠跟戴恩之中，万一有个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则所谓‘节节矜制’岂不是脱了节，如断线之鸢，无影无踪？如今听你所说，根本不合规矩，则所谓‘交戴恩收执’云云，完全是架空砌词。国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轻侮吗？我非参不可。”
“熙大爷，”杰治提醒他说：“合肥自命懂洋务，实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许有人在欺骗他，亦未可知。”
“那自然是马建忠。我当然也放不过他，而且必得从他身上来做文章。不过，说合肥受欺，这话倒难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属下也没有人敢欺他。”说到这里，盛昱长叹一声，“怪来怪去是我错！”
“这就奇了。”杰治大为困惑，“跟熙大爷你什么相干？”
“我不该参恭王。”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枢廷，合肥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再往前说，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如今，大不同罗！”
“那，熙大爷，你是说，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醇王主战，跟合肥主张不同，不过，要开仗，也还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他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于这样子悍然无忌。”
“啊！”杰治恍然大悟，“怪不得！合肥一只手洋务，一只手北洋，是和是战都少不得他。做官做到这样子，真正左右逢源，无往不利了。”
“对了！你算是看透了。我再告诉你吧，合肥何以主和不主战？战有胜败，一败他就完了。只要能跟洋人讲和，他那一只手的北洋，唬不住洋人，却能唬朝廷，可以当一辈子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等杰治告辞，盛昱随即动笔草拟弹章，明攻马建忠，暗攻李鸿章。将他们绾合在一起，作一建议：
“奴才揆今日情事，纵不能将该员监禁为质，似应即行革职，饬下总理衙门，责马建忠以收赎招商局保状，饬下李鸿章，责以羁管马建忠保状。招商局关系江海码头，中外商务，势不能不稍从权宜，以冀收赎。如竟不能收赎，即将该员正法，如该员逃匿，即将李鸿章正法。使外国人闻之，知小臣权奸，皆难逃圣明洞鉴。”
折子是拟好了，但就在要誊清呈递时，得到消息，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下旗出京。这是交涉决裂，邦交中断，双方将以兵戎相见的鲜明迹象，所以总理衙门密电各省督抚备战。大敌当前，战机迫切，如果以这样严峻的措词，参劾重臣，未免太不识大体。因此，盛昱只有将折底锁入抽斗，等大局平定了再说。
谢满禄下旗出京的那天是七月初一，但交涉之必归于决裂，当曾国荃在上海与巴德诺开议那天，就已注定了。
正式开议是六月初七。曾国荃与陈宝琛以外，新派驻日使臣许景澄，道出上海，亦奉旨协助交涉。巴德诺提出要求三款，其实只有两款，又重在赔兵费上面，开价两万五千万法郎，折合纹银一千二百五十万两，同时要决定交款的地方期限。如果中国政府干脆痛快，愿意速了的话，赔款可以减少五千万法郎。至于第一款要求革刘永福的职，只要赔款谈妥，当然可以让步。
曾国荃由于曾得李鸿章的授意，当即表示：可以用抚恤法国阵亡官兵的名义，付给五十万两。巴德诺一口拒绝，而朝廷又以轻许赔款，传旨申斥，曾国荃搞得两头不讨好。而会办大臣陈宝琛为了支援张佩纶，又坚决主张由南洋派出两条兵轮到福建，正遇着曾国荃情绪大坏的时候，就没有好脸嘴了。
“不行！”他率直拒绝，“我决不能派。”
“元帅，”陈宝琛的词气也很硬：“闽海危急，岂容坐视？
不能不派。”
“闽海危急，南洋难道不危急？前一阵子张幼樵电奏要船，军机处复电南北洋无船援闽，由广东、浙江酌调师船。这件事，老兄又不是不晓得？”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如今小宋制军急电乞援，本乎守望相助之义，亦不能不急其所急。”
曾国荃只是摇头，“我南洋也要紧。”他说，“没有从井救人的道理。”
这是表面文章，曾国荃真正的顾虑是怕一派兵轮，贻人口实，巴德诺会认为一意备战，并无谋和的诚意，因而使得大局决裂。
希望保全和局的，不仅只南北洋两大臣，连主战最力的醇王，反对赔偿兵费最坚决的阎敬铭，亦都动摇了，因为调兵筹饷，处处棘手，倘要开仗，实在没有把握。阎敬铭愿意设法筹一百万两银子，以“边界费”的名义，付予法国，征得醇王的同意后，会同入奏。
醇王几乎天天被“叫起”，只是为了避嫌疑，表示与恭王以前的“议政王”有所不同，从不与军机大臣一起进见，或则“独对”，或则与总理大臣同时跟慈禧太后见面。皇帝仿照穆宗的成例，亲政以前，先与慈禧太后一同接见臣工，学习政事，只有召见“本生父”的醇王时，方始“回避”。
这天是与奕劻、阎敬铭、许庚身及其他总理大臣同时“递牌子”进见，奕劻首先陈奏：“巴德诺已经有照会给曾国荃，昨天是西历八月初一，议定赔款的限期已到。今后法国任凭举动，无所限阻。看样子，只怕一定要占领我中国一两处口岸，作为勒索之计。事机紧迫，请皇太后早定大计。”“法国的限期，也不止说了一次了，到时候还不是没事？”慈禧太后微带冷笑地说，“你们天天商量，是和是战，到现在也总没有一句切实的话。要打，有没有把握，要和，能不能不失面子？总得找条路让大家好走啊！”
“现在法国也是骑虎难下，巴望着找个台阶好下。”醇王答道，“上海有赫德从中转圜，据曾国荃打来的电报，恤款能有三百万两也就够了。李凤苞从巴黎来电，说法国已有话透露，可以减到两百五十万两。照此看法，再磨一磨，能给一百万两银子，一定可以和得下来。”
“一百万两也不是小数目，那里来？”
“跟皇太后回话，”阎敬铭接口答奏：“这个数目，臣可以筹足。”
“是赔法国的兵费吗？”
“不是赔兵费，是给法国的‘边界费’。”
“什么叫‘边界费’，还不就是‘遮羞钱’吗？”慈禧太后坚持不允，“决不能给！这一次是法国无理，反而叫咱们中国赔他兵费，欺人太甚。照我说，应该法国赔咱们兵费。凡事总要讲道理，如果你们肯用心办事，早请出别的国家来调停公断，何致于弄成今天法国得寸进尺的局面？”
“各国公论，并不足恃。”奕劻答道，“如今只有美国愿意出面调停。奴才等天天跟美国使臣杨约翰见面，总拿好话跟他说，杨约翰说美国极愿意帮忙，总在这几天，他京城里就会有确实回音来。”
“那就等有了回音再说。”
“只是法国蛮横无理，怕他们这几日就要挑衅，基隆、福州都很危险。”
“万一要开战，也只有接着他们的。”慈禧太后冷笑，“天天嚷着备战，总不能说一听和局保不住，自己先就吓得发抖吧？”
听到这样的话，醇王只觉得脸上发烧，再也说不出求和的话了。
“我也不是一定说要开战，不过求和不是投降，但凡能叫人一口气咽得下，什么都好说。”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法国兵舰有好些开到福建，当然不能不防。你们再仔细去筹划，果真开仗没有把握，咱们另作商量。”
慈禧太后有回心转意，也愿保全和局的模样了，而就在这时候，张佩纶上了一个“密陈到防布置情形”的折子，使得她的态度，又趋强硬。这个奏折是这样写的：
臣于闰五月二十五日以法船日增，注意船局，奏请进军马尾，力遏敌冲，饬记名提督黄超群，引军由陆潜进。二十七日复得北洋大臣李鸿章电，称法领事林椿有二十八日期满，即攻马尾船局之说。臣恐敌衅，即在目前，于是夜冒雨遄发，侵晓驶至船局，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晤商一切。两营队伍选锋亦至，臣令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
除了疑兵之计以外，张佩纶又很得意地奏报孤拔对他有忌惮之意：
“先是臣军未至，与何如璋密商，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敌人恶之，三日以来，赖以牵制。晨光熹微，法水师提督孤拔，骤见臣军旗鼓，则就师船诘问，疑我欲战，臣令张成答以中国堂堂正正，战必约期，不尚诡道，嘱该提督无用疑惧。该提督即邀张成相见，词气和平，言中国待我有礼，闻百姓惊疑，我船亦拟先退两艘等语。视二十七日法领事帕里塞照会之辞顿异。臣仍饬水步各军严备，并亲率黄超群等周历中岐山，以望敌师，船则大小五艘，错落罗星塔，距船厂仅半里许。连日茶市颇停，民情汹惧，盖敌取福州之说，腾播于两月以前，即洋商亦皆疑之也。”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慈禧太后幽幽地叹口气，转脸又问：“阎敬铭，你怎么说。”
“依臣看，以收束为宜。打仗打的是兵、是饷，目前饷源甚绌。最可虑的是，南漕多用海运，如果海上有事，招商局的船到不了天津，那时……。”阎敬铭很吃力地说道：“‘民以食为天’！皇太后圣明。”
北方粮食一向不够，如果南漕中断，这一缺粮，人心浮动，会引起极大的变乱。转念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照这样说，是不能打，就投降了？”
“岂有投降之理？”醇王异常不安地说：“圣谕教臣等置身无地。”
“是啊，不但你们置身无地，我将来又有什么脸面见祖宗？
大家总得想个办法出来！”
“臣愚，臣以为国家百年大计，不争一日之短长，而要有持久之策。”许庚身越次陈奏，“历来廷议，空言搪塞的居多，这一次要请严旨，责成大小臣工，悉心详议，如是空言塞责的复奏，当即掷还。”
许庚身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慈禧太后不自觉地点点头：“你这话说得实在。就照你的意思拟旨，这两天收到的照会，南北洋跟福建来的电报，陈宝琛的折子，都发下去，公中阅看。”
“是！”醇王答应着。
等退出殿来，醇王汗流浃背，神气非常不好。他的本心淳厚，争强好胜，然而是庸才！多少年来一直说恭王不好，受了孙毓汶的鼓动，贸贸然定计夺权，将一副千斤重担，糊里糊涂接了过来，一上肩就有不胜负荷之感，如今进退两难，寸步难行。想起有人传来恭王的一句话：“看人挑担不吃力”，自觉羞愧惶恐，因而才有那样内心的激荡，自我震栗失色的神气。
“星叔，”他对许庚身说，“我先回去。你们跟莱山商量一下，出宫先到我那里。”
“是！王爷请先回去歇着。千万不要着急！”许庚身安慰他说，“局势总还可以挽回。过了这一关好好筹一条持久之计，不患没有扬眉吐气之日。”
“现在也只有这么想。不过……，”醇王眨着眼，在轿子旁边想了好一会才说：“咱们回头再谈。廷议，你们好生预备。”
他是不到军机处的，平时办事，都是在府，常由庆王传话。最近因为局势紧急，而且醇王特加关照，所以这天下午军机处散值以后，庆王、孙毓汶、阎敬铭、许庚身一起上适园谒见。
“廷议定在二十二。”庆王说道：“御前、军机、总署、六部九卿、科道、讲官。”
这是报告规定参与廷议的人员，醇王诧异地问：“何以没有王公？”
“莱山！”庆王转脸看着孙毓汶：“你跟七爷回吧！”
廷议而不召王公，是前所未有的创例，此例是孙毓汶所创，目的则在解醇王的围。因为醇王“在野”时，放言高论，抨击恭王措施失当，词锋往往极其锐厉，如今易地而处，怕恭王，还有向来有什么、说什么，出言不加考虑的惇王，当着大庭广众拿话挤得醇王下不了台。
受窘是一事，更怕一激之下，加以讲官必然会随声附和，于是醇王在无法招架的情况之下，作成主战的结论，那时大局就难收拾了。因此，孙毓汶赞成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干脆不让恭王跟惇王与议。
当然，这话不便直说，他只答了句：“御前大臣当中，不也有王公吗？”
醇王也会意了，点点头不提这事，却问到讲官：“盛伯熙他们不知道会怎么说？”
“他们还能说什么？无非定论而已。”孙毓汶又说，“张幼樵在福建、陈伯潜在南洋、吴清卿在北洋、张香涛在广东，都是手握兵权的，如果开仗，他们当然运筹帷幄，决胜俄顷。朝廷预备着红顶子就是。”
在这番似讥似嘲的话中，孙毓汶透露了他的权术，是以清流制清流，甚至可能以清流攻清流。陈宝琛已说到“和亦悔不和亦悔”的话，足以看出主战的论调已大不如前。而非为讲官首领的盛昱，如果有所责难，亦就等于跟两张陈吴等人过不去了。
意会到此，醇王算是又放了些心。不过两三个月的工夫，当国的苦况，他已经领略透了，和战之间，并不能一言而决，和也罢、战也罢，都无法按照理路，直道而行。就拿眼前的情势来说，“不和而悔”不如“和而悔”，因为“不和而悔”必然丧师辱国，赔偿兵费，追究责任，搞得天下大乱，元气大丧。“和而悔”则至少保全了实力，可以徐图再举，发奋为雄。这样浅显明白的道理，就是不能一口道破，得要迂回曲折，绕上许多弯子来应付慈禧太后的责难和清流的主战论调，尤其是清流，人多口杂而个个振振有词，真是重重牵绊，处处掣肘。现在听孙毓汶所说，清流似乎已受箝制，事情就比较好办得多了。
于是再商量复奏的措词。向来廷议必有复奏，称为“公折”，预先备好底稿，同意的列名，不然单独具奏。公折或由内阁主稿，或由军机撰拟，或由领衔召集的王公预备，看所议何事而定，这一次议的是和战大计，理当由军机预拟奏稿。
但孙毓汶又有异议，折底虽由军机预备，却不妨交由伯彦讷谟诂提出。这好象匪夷所思，但经他一说明缘由，却不能不佩服他巧妙。
这样做是为了要避免一个人扰乱全局，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从他五月间奉召复起，到京以后，恩宠不衰，仍旧入直军机，兼管神机营。但是他的脾气未改，依然好发大言，好骂人，而且神智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军机同僚，没有一个不觉得头痛。如果这个公折底稿由军机预备，他一定有许多意见和挑剔，弄得无法定稿，所以不如由这次廷议中爵位最尊，复奏领衔的伯王提出折底，干脆不使左宗棠与闻，反倒清静无事。
“这也好！”惇王深深点头，然后又皱着眉说：“此老实在烦人。”
“有办法！”孙毓汶接口说道，“此老本不宜参庙议，看机会还是请他出去带兵吧！”
“莱山这话如何？”醇王看着阎、许二人问。
阎敬铭和许庚身都保持沉默，七十老翁帝兵，未必相宜，而且论人情，亦觉得太过。只是此老在朝，也实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不愿表示意见。
“看情形再说吧！”醇王也觉得这样安排不妥，搁置不谈，“折底就请星叔动笔。”
“是！”
“我还有件事，跟大家商量。这件事我想了好久了，一直打不定注意。现在为了振作士气，不能不这么办，我想面奏太后，仿照老五太爷的例子，以‘奉命大将军’的名义，带领神机营，到越南去打法国鬼子。”
此言一出，举座大惊，连孙毓汶都张口结舌了。“老五太爷”惠亲王在咸丰三年奉旨授为奉命大将军，只不过督办畿辅防剿事宜，与出师越南岂可同日而语？
“祖宗创业维艰，虽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不过骑射是八旗的根本，修文亦不必偃武。本朝初入关的时候，王公大臣没有不能开强弓，说‘国语’的。承平日久，习于骄逸，纯庙高瞻远瞩，极力纠正，较射三箭不中鹄，立刻斥责，八旗子弟乡会试，先试弓马，合格了才许入闱，此所以有‘十大武功’。当时明亮、奎林他们，都是椒房世臣，用命疆场。纯庙圣谕：‘周朝以稼穑开基，至今以农立国，本朝以弧矢定天下，何可一日废武？废武就是忘本！’”醇王说到这里又激动了，“就因为八旗忘本，才有今天外敌欺凌之辱！”
“王爷见得极是。”孙毓汶劝道：“不过以王爷的身分，亲冒矢石，皇上何能片刻安心？”
“亲冒矢石也不致于。我自然是在关内安营，指挥督战，无须亲临前敌。”醇王又说：“唯其以我的身分，亲自督师，才能振作士气。”
“说实在的，王爷有这番意思就够了……。”
“不够，不够！”醇王抢着摇手，“一定要到前方，打个样子给大家看看。有人说神机营是虚好看，我不服气。从前文博川带神机营到奉天剿马贼，打得很好。他回来跟我说：神机营不是不能用，只不过京师繁华之地，把他们养得懒了。一到苦地方，摆不上‘旗下大爷’的谱，自己不动手，连顿饭都吃不到嘴，自然大改常度。这话真是阅历之言。再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朝，神机营操练了这么多年，临到该他们露一手，还不拚命争个面子？我意已决，你们劝我也没有用。”
“王爷！”
阎敬铭才说了一句，醇王便又抢着开口，“丹翁！”他拱拱手，“这饷的方面，你无论如何要帮我的忙。乾隆年间，大将军督师，都特简大臣筹办粮秣，你年纪这么大了，我当然不敢劳动你，不过，务必要请你派年轻力强，吃得苦、耐得劳的司官，替我管粮台。”
说到这样的话，阎敬铭只能恭恭敬敬应一声：“是！”
孙、阎二人都“没辙”了，只拿眼望着许庚身。他当然也有一番话说，只是看醇王满怀信心，意气甚豪，不便泼他的冷水，越泼越坏，变成激将，更难挽回。所以一直在思索着，怎么能让醇王知道，神机营不中用，而又不伤他的自尊？
才能让他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