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不要回头，”约翰对他的妻子说，“隔着两张桌子那边有两个老姑娘，她们正打算给我催眠。”
劳拉反应很快，巧妙地做了个打哈欠的样子，然后侧着头，好像在天上寻找一架并不存在的飞机。
“就在你背后，”他补充说，“所以你不能马上回头，否则就太明显了。”
劳拉搬出世界上最古老的那套把戏，让她的餐巾掉在地上，然后弯腰从脚边捡起来，起身时扭头往后瞥了一眼，嘬了嘬腮帮子，表示她发现了重大秘密，她使劲儿按捺下去，还把头低下来。
“她们根本不是什么老姑娘，”她说，“而是男扮女装的孪生兄弟。”
她的话音戛然而止，约翰看出她马上就要控制不住大笑起来，很快往她的杯子里又倒了些基安蒂葡萄酒。
“假装呛住了，”他说，“这样她们就不会注意了。你知道这种人——她们是犯罪分子，在欧洲游山玩水，每到一地就改换性别。在托尔切洛这里扮成孪生姐妹，明天在威尼斯就成了孪生兄弟，甚至今晚她们就有可能变身，手挽着手，在圣马可广场招摇过市。很简单，只要换一身衣服和假发就行了。”
“是珠宝大盗，还是杀人犯？”劳拉问。
“哦，是杀人犯，没错。但是我很纳闷，她们怎么会挑上我呢？”
服务员把咖啡端上来，撤下水果，这让他们分了心，劳拉趁机调整一下，撇开那种歇斯底里的劲头，恢复了常态。
“我弄不明白，”她说，“为什么刚来的时候我们没注意她们。她们那么惹眼，简直鹤立鸡群，不可能让人注意不到。”
“那帮美国人把她们遮盖住了，”约翰说，“还有那个戴副单片眼镜的大胡子，活像一个间谍。这伙人刚刚离开，我就看到了这对孪生姐妹。哎呀天哪，那个一头白发的，她又开始盯着我了。”
劳拉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粉盒端在面前，让上面的镜子充当反射镜。
“我觉得她们是在看我，而不是你，”她说，“谢天谢地，我把珍珠首饰留在酒店的经理那儿了。”她停顿了一下，往鼻子两侧扑了些粉。“问题的关键在于，”她过了一会儿说，“是我们看走眼了。她们既不是杀人凶手，也不是江洋大盗。她们是来度假的两个可怜的退休老教师，辛苦积攒了一辈子，就为了来威尼斯看看。她们来自澳大利亚一个小地方，叫作瓦拉班卡什么的。她们俩一个叫蒂莉，一个叫泰妮。”
她的声音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他喜欢那种轻巧欢快劲儿，听上去像连珠炮似的，这还是他们外出以来头一次。劳拉脸上愁眉紧锁的表情也消失了。他想，她终于熬过来了。如果我能保持下去，如果我们能重拾以往度假和在家时插科打诨的那一套，胡乱编排邻座的人，或者一起待在酒店啊，或者一起去艺术画廊和教堂闲逛啊，那么一切都将复归原位，生活会变得跟从前一样，伤口会愈合，她也会把伤痛遗忘。
“你知道，”劳拉说，“这顿午餐的确非常好。我很喜欢。”
感谢上帝，他心想，实在是感谢上帝……然后，他往前探着身子，像一个阴谋家似的压低声音。“她们有一个要上厕所，”他说，“你看，这个人是不是要去换假发？”
“先别下结论，”劳拉轻声道，“我要跟着她，去看个究竟。她可能把一只手提箱藏在那儿了，现在要去换一身衣服。”
她轻声哼着小调，在她的丈夫看来，这是一种信号，说明她心满意足。恶灵暂时入土，一切都得益于这种司空见惯的假日游戏，曾经搁置太久，如今却偶得机缘，得以重温幸福。
“她走过来了吗？”劳拉问。
“马上就经过我们的桌子了。”他告诉她。
单独看这个女人，倒也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她身形高大，棱角分明，长着鹰钩状的五官，头发剃得很短，他恍惚记得他母亲那个年代，这种发式十分时髦，叫作“伊顿公学头”，母亲本人也带着那特殊一代人的烙印。他估计，她六十四五岁，穿的是男式衬衫，戴着衣领和领带，一件运动夹克，长及小腿的灰色花呢裙子。脚上是一双灰色丝袜和系带黑皮鞋。他在高尔夫球场和畜犬展示会上见过这种人——那里总是一成不变地展示哈巴狗，没有任何运动品种——如果在某人的家庭聚会上撞见她们，她们掏打火机点香烟的动作，比他这个七尺男儿掏火柴还快。一般认为，她们会跟一个更女性化、细致琐屑的伴侣过日子，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她们屡屡吹嘘，也十分宠爱自己那喜欢打高尔夫球的丈夫。至于眼前这个特殊个体，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们是两个人。仿佛一对同卵双胞胎。唯一不同的是另一个头发更白一些。
“可是，”劳拉嘟囔着，“如果我在盥洗室的时候，她在旁边突然开始脱衣服呢？”
“这要看衣服下面要露出什么了，”约翰回答，“如果她是两性人，你就赶紧逃出来。她身上可能藏着一支注射器，不等你跑到门口，就给你来上一针，把你打昏。”
劳拉又嘬了一下腮帮子，身子哆嗦着。接着她挺直肩膀，站了起来。“我可千万不能笑，”她说，“无论如何，我回来的时候你不能看我，尤其是我们两个一起出来的话。”她拿起她的包，不太自然地从桌边踱开，去追她的猎物了。
约翰把最后几滴基安蒂倒进他的杯子，点上了一支香烟。餐厅的小花园里洒满阳光。那些美国人走了，戴单镜片眼镜的男人也走了，一家人在另一头举办聚会。一切都平平静静。另外那个孪生子坐在椅子上，在闭目养神。他心想，无论如何要感谢上苍赋予这一时刻，让他们放松身心，让劳拉能有闲情逸致玩弄她愚蠢而无害的把戏。这次度假或许能变成她所需要的治疗之旅，抹去因为孩子的死而占据她内心那种麻木的绝望，哪怕只是暂时的。
“她会熬过来的，”医生说，“人们最后都能熬过来，这需要时间。再说，你们还有一个儿子。”
“我明白，”约翰当时说，“只不过这女孩对她来说就是一切。她从一开始就是这样，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年龄差异。男孩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个年龄的孩子都很难管，有自己的主意。劳拉对女儿宠爱有加。我跟乔尼只能靠边站。”
“给她时间，”医生反复说，“给她点儿时间。反正，你俩都还年轻，还能再要孩子，再要个女儿。”
这话说得容易……失去这么个让人疼爱的孩子，这哪里是一场美梦所能替代？他太了解劳拉了。就算再要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孩子也会有自己的特质，自己独立的人格，劳拉可能还会因为事实本身而心生敌意。克里斯汀用过的摇篮、婴儿床里躺着一个篡位者。一个胖乎乎的，长着亚麻色头发的孩子，那是乔尼的复制品，而不是离他们而去的那个脸色苍白、头发乌黑的小精灵。
他从酒杯上收回目光，抬起头来，看见那女人又在盯着他。话说这位邻桌正在等待同伴回来，闲着无事投来一瞥倒也不算什么，但这目光深邃，意味深长，那对突出的淡蓝色眼睛有种奇怪的渗透力，一下子让他觉得很不舒服。这该死的女人！好吧，如果你非盯着我不可，那就使劲儿盯个够吧。我们两个也可以玩场游戏，过过手。他向空中吐出一股烟雾，冲着她笑了笑，希望这样可以冒犯她。她没买他的账，蓝色的眼睛继续跟他对视着，他也只能移开目光，把烟头掐灭，转身去找服务员要账单结账。他这头一忙活，摸索着找零钱，又不忘对餐点赞美几句，人也就镇定下来，不过那种如芒刺背的滋味仍然没有消退，还有一种奇怪的不适感。接着这种感觉不见了，来得突然，去得也快。他偷偷往那张桌子瞄了一眼，看见她又把眼睛闭上了，不知睡着了还是像先前那样，只是在打盹。服务员走开了。一切又归于平静。
他看了一眼手表，心想劳拉到底在磨蹭什么，少说也有十分钟过去了。不管怎样，这下有取笑她的话题了。他开始盘算怎么才能把这一情景描述得滑稽可笑。比如那个扮俏的老姑娘脱掉她的内衣裤，还让劳拉也照她的样子做。然后餐厅经理闯了进来，迎面撞上她们两个，惊得大呼小叫，餐厅的声誉受损，暗示随后将产生不愉快的后果，除非……整个事情都是预先布设好的，意在实施勒索。他和劳拉还有那两个孪生姐妹被带上警察汽艇，送回威尼斯接受审问。一刻钟了……好啦，快点儿吧。
碎石过道上咔嗒咔嗒一阵脚步声，劳拉跟着的那个女人独自一人缓步经过。她走到她的桌子边，在那儿站了一会儿，高大瘦削的身材，直立在约翰和她的妹妹之间。她说了几句什么，但他没能听清。那是哪儿的口音，是苏格兰吗？然后，她弯下腰，向坐在那里的妹妹伸出手来，两个人一起穿过花园，从篱笆的缺口走了出去，刚才一直盯着约翰的妹妹斜靠在她姐姐的手臂上。现在又看出区别来了。妹妹没有姐姐那么高，她的驼背更明显——也许是害了关节炎。她们从视线中消失了。约翰等得不耐烦，站起身来正要走回酒店，这时劳拉出现了。
“我看，你倒是不慌不忙啊。”话刚一出口，他就停了下来——她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他问。
他立刻发现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她好像处于休克状态。她跌跌撞撞走到空下来的桌子边，坐了下来。他拉过她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下，抓起她的手。
“亲爱的，怎么回事？告诉我，你不舒服吗？”
她摇摇头，然后转过来看着他。他最初注意到的恍惚神色逐渐变成了一种坚信无疑、几乎是兴高采烈的表情。
“这简直太奇妙了，”她缓缓地说，“大概是天底下最奇妙的事情。你知道，她并没有死，她仍然跟我们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那两个姐妹一直盯着我们。她们能看见克里斯汀。”
天哪，我一直怕的就是这个。他心里想。她神经错乱了。这可得怎么办？我该怎么应对啊？
“劳拉，亲爱的，”他强装笑脸，说，“我们是不是该走了？我已经结了账，我们可以去看看大教堂，在周围逛一逛，等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再坐上那条汽艇去威尼斯。”
她没在听，或者说，这些话没起到任何作用。
“约翰，我亲爱的，”她说，“我这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我按照我们的计划跟着她，到了盥洗室。她开始梳头发，我就进了厕所，然后出来去洗手池那儿洗手。她也在旁边的洗手池洗手。突然她转过身来，用很浓的苏格兰口音对我说：‘别再不高兴了。我妹妹看见了你的小姑娘。她就坐在你和你丈夫中间，正在笑呢。’亲爱的，一听这话我差点儿晕倒。真的马上就要晕过去了。幸好那儿有把椅子，我坐下，那女人俯身拍了拍我的头。我记不得她具体说的话，只是说了些关于真理和喜悦的终极时刻像剑一样锋利，但不要害怕，一切都会好的。她妹妹的视力非常厉害，她们知道应该把这些告诉我，克里斯汀希望这样。行了，约翰，别这样看着我。我发誓这绝不是我瞎编的，是她跟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她的声音十分急切，这让他心头一紧，他得顺着她的心思，跟她周旋下去，同意她，让她缓和下来，用各种办法使她恢复镇静。
“劳拉，亲爱的，我当然相信你，”他说，“这的确有点儿让人接受不了，你心烦我也跟着心烦……”
“可我没心烦，”她打断了他的话，“我很高兴，我太高兴了，无法用言语表达。你知道这几个礼拜我是什么样子，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面到处度假，哪怕我在你面前遮遮掩掩也无济于事。现在，这些都消散了，因为我知道，我清清楚楚地知道，那女人说得对。主啊，瞧我多么糟糕，忘记了她们的名字，她告诉我了。你看，关键在于，她是一个退休医生，她们从爱丁堡来，看见克里斯汀的那个妹妹几年前失明了。虽然她一辈子都在研究秘术，也很擅长通灵术，但只是失明以后才真正看到东西，像灵媒一样。她们有过不少奇妙的经历。可说到克里斯汀，盲人妹妹跟她姐姐甚至提到她生日派对穿的那件蓝白两色的泡泡袖小裙子，说她笑得很快活……哎，亲爱的，这让我太高兴了，我都快要哭了。”
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抓狂失控。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巾擤了擤鼻子，对着他微笑：“我没事，你看，你不用担心。我们两个都不必再担心什么事。给我一支烟。”
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给她点上。她说起话来很正常，人也跟原来一样。她也没有浑身颤抖。如果这突如其来的信念让她开心，他倒也没什么不情愿的。但是……但是……他还是希望没发生这种事情。读心术、心灵感应什么的总是有些诡异，让人害怕。科学家无法解释，没有人能说得清，而这正是刚才在劳拉和两姐妹之间发生的事。这么说，一直盯着他的那个是盲人。这样一来，她那眼神固定不动也说得通了。这种眼神让他感到如芒刺在背，毛骨悚然。见鬼！他想，今天我们真不该到这儿来吃午饭。一切都出于偶然，就像抛硬币一样，是到这儿，托尔切洛，还是开车去帕多瓦，我们选择了托尔切洛。
“你没安排跟她们再次见面什么的，对吧？”他问了一句，尽量显得很随意。
“没有，亲爱的，为什么要那样？”劳拉回答，“我的意思是，她们把能告诉我的都告诉我了。那个妹妹拥有奇特的视力，仅此而已。再说，她们还要继续走。有意思的是，这的确很像我们独创的游戏。她们在周游世界，然后再回苏格兰。只不过我说的是澳大利亚，对吧？这两个老可爱……一点儿也不像什么杀人犯和珠宝大盗。”
她完全恢复过来。现在她站起身，四下看了看。“走吧，”她说，“既然到了托尔切洛，我们就得去看看大教堂。”
他们出了餐厅，来到对面的露天广场，售卖围巾、饰品和明信片的货摊已经支了起来，通往大教堂的道路上也摆满货摊。一艘渡船刚刚送来一群观光客，其中许多人已经找到去圣玛利亚阿斯塔教堂的路。劳拉也不含糊，找她的丈夫要旅行指南，接着，就像在以前快乐日子里她习惯的那样，开始慢慢在大教堂里转悠，从左到右欣赏着镶嵌画、柱梁和嵌板，但约翰却没什么兴趣，心思还留在刚刚发生的事情上，只是在她后面紧跟着，警觉地搜寻那对孪生姐妹的行踪。这里没有她们的任何迹象。也许她们进了附近的圣福斯卡教堂。若是冷不丁碰上会很尴尬，更别说会对劳拉造成什么影响了。不过身边逡巡的无名游客都把心思放在文化艺术上，不会对劳拉造成什么伤害，尽管在他看来，有了这些人，任何美学欣赏都不可能了。他心思集中不了，对眼前掠过的冷峻之美无动于衷，当劳拉碰了碰他的袖子，指着使徒檐壁上方圣母和圣子镶嵌画让他看，他也只是附和地点点头，什么也没看见。圣母那张拉长的悲伤面孔无限遥远，一股冲动让他望向门边，越过黑压压的游客头顶，只见壁画上那些受祝福和诅咒的人们在面对审判。
那对孪生姐妹就站在那儿，盲眼的那个依旧抓着姐姐的手臂，一双瞎眼牢牢定在他身上。他感觉自己被控制住了，动弹不得，仿佛末日降临，悲剧笼罩在他身上。他整个人萎靡下来，惰怠无神，他想：“这下完了，跑都跑不掉，一切都结束了。”接着两姐妹转身走出了大教堂，那感觉也消失了，只让他感到愤愤然，心头涌上一股怒火。这两个老傻瓜怎敢在他身上耍弄她们的巫术伎俩？这是一种欺诈行为，十分病态。她们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生活，周游世界，让任何遇到她们的人不舒服。要是给她们点儿机会，她们会从劳拉那儿骗出钱来，或者任何别的东西。
他的袖子又给她扯了一下：“她多漂亮啊，那么幸福，那么安详。”
“谁？你说什么？”他问道。
“圣母马利亚，”她回答说，“她有一种神圣的力量，能传递到凡人身上。你感觉不到吗？”
“可能吧。我也不知道，周围人太多了。”
她抬头看着他，很吃惊的样子：“人多有什么关系？你太可笑了。算了，我们还是离开他们吧。反正我要去买些明信片。”
劳拉感觉出他缺乏兴趣，有些失望，便开始从游客群中挤过去，往门口走。
“你听我说，”他们一来到外面，他突然开口道，“我们有的是时间买明信片，还是先到处转转吧。”接着他便离开那条通往中心区域的路——那里是一片小房子，还有货摊和少量的游人——走上一片荒地之中的一条狭窄小道，他看见远处挖出一条坑道，或是运河。相比他们头上炽烈的阳光，映入眼帘的水清澈而幽暗，让人心里踏实许多。
“我可不觉得这边有什么好看的，”劳拉说，“路也有点儿泥泞，也没地方坐。再说，旅行指南上说还有不少地方应该看看。”
“唉，别提那本书了。”他不耐烦地说着，拉着她下到运河的边岸，伸出两手搂着她。
“这种时辰不适合观光，你看，对面有只老鼠在游泳呢。”
他捡起一块石头往水里扔去，那动物沉了下去，或不知怎么消失掉了，水面上只留下几个气泡。
“别那样，”劳拉说，“太残忍了，可怜的小东西，”然后，突然间，她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你觉得克里斯汀现在就坐在我们边上吗？”
他没有立刻回答。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一直要这样下去吗？
“希望吧，”他慢慢说，“你觉得她在这儿，那就好。”
问题是，要是回想起那致命的脑膜炎发病之前的克里斯汀，她若在这儿，就会兴奋地沿着岸边来回跑，扔掉她的鞋子去水里蹚着走，不由得让劳拉提心吊胆，“宝贝儿，当心哪，快回来……”
“那女人说，她看样子非常快乐，坐在我们旁边，面带微笑。”劳拉说。她站起身来，掸了掸自己的衣服，情绪不安起来。“好了，我们还是回去吧。”她说。
他心情沉重，跟着她往回走。他知道她不是真想买明信片或者去看那些该看的地方。她想再去找一找那两个女人，或许不会跟她们说话，而只是待在她们附近。当他们来到货摊边的空场上，他发现游客变得稀稀拉拉，只有几个掉了队的人在东游西逛，里面并没有那两个姐妹。她们肯定跟上了那帮乘游船来托尔切洛的游客。这下他松了一口气。
“你看，第二个摊位上有数不清的明信片，”他连忙说，“还有不少漂亮头巾。我来给你买一条。”
“亲爱的，我的头巾太多了！”她反对说，“别浪费你的里拉了。”
“这算不上浪费。我正想花钱买点儿什么。买只篮子怎么样？你也知道，我们家的篮子总是不够用。或者来点儿花边。你说呢？”
她笑着，由着他把自己拉到货摊前面。他在摊开的货品里挑来挑去，跟那个爱笑的女摊主搭着话，他糟糕的意大利语让她笑得更厉害了。他知道这样一耽搁，那群游客也就走上栈桥，搭上了渡船，那对孪生姐妹从此走出他们的视线，再也不会打扰他们的生活了。
“真是没办法，”过了大约二十分钟后，劳拉说，“没办法把那么多没用的东西装进这么小的篮子里。”她咯咯的笑声让他安下心来，看来一切都很正常，他不必再担心什么了，那邪恶时辰已经过去。载他们从威尼斯来这儿的那条奇普里亚尼酒店的游艇正等在栈桥边，乘这条船来的乘客，那群美国人，还有那个戴单片眼镜的人已经会集在此。还没出发之前，他还觉得午餐加上乘船一来一回的价格实在贵得离谱，现在他已经不再计较这些了，这一天压根儿就不该离开威尼斯到托尔切洛来，这才是大错特错。他们走进船舱，找了一个露天的地方，船就咔嚓嚓开了起来，顺着运河驶入礁湖。普通班次的渡轮早已开走驶向穆拉诺，他们这条船经过圣弗朗西斯-德塞尔岛，然后直接返回威尼斯。
他再次伸出胳膊，紧紧搂着她。这一次她不再无动于衷，仰起脸对他笑着，让自己的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这真是美好的一天，”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不会的。亲爱的，你知道吗，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我们的假期了。”
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宽慰，高兴得真想大喊几声。他断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愿意相信什么就随她好了，这不要紧，能让她高兴就行。威尼斯的美景展现在他们面前，红彤彤的天幕上呈现出明显的轮廓，还有那么多的地方要看。他们两个一起游历此地，由于她的心情变好，阴云消散，一切就会更加完美。他也开始大声讨论晚上的安排，去哪里吃晚餐——不要去他们常去的凤凰剧院附近那一家，要去就去一个特别的，以前没去过的地方。
“对，但价钱得便宜才行，”她说，迎合着他的情绪，“因为今天我们已经花得太多了。”
他们的酒店坐落在大运河边上，里面充溢着宾至如归的欢迎气氛。接待员笑着把钥匙交给他们。卧室布置得很舒适，就像家里一样，劳拉的东西整齐地排列在梳妆台上，但一切都带有一点令人陌生而兴奋的节日气息，那种感觉是假日酒店的卧室所独有的。现在我们拥有它，但时间不会太久。我们在这儿，它就有了生气，我们一走，一切就不复存在，归隐于无形之中。他把浴室的两个水龙头都拧开，水流汩汩注满浴缸，一团蒸汽升了起来。过后他想：“现在，终于到了可以做爱的时候。”他回到卧室，她也心领神会，张开双臂对他微笑。几星期以来的压抑日子骤然间获得了赐福般的解脱。
“我的意思是，”事后，她对着镜子戴耳环的时候说，“我倒不是很饿。要不我们就待在这儿，在饭店的餐厅吃算了。”
“哦，老天爷，不行！”他嚷道，“可别再跟其他桌子那些沉闷的夫妇一块吃饭了！我饿极了。再说我也很开心，我要一醉方休，喝个痛快。”
“不是去那种灯光很亮，音乐很吵的地方，对吧？”
“不，不……找个又小又暗的地方，很私密的洞穴，有点儿凶险的，里面一对对的情人，带的都是别人的老婆。”
“哼，”劳拉轻蔑地说，“你我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就会遇到一个十六岁的意大利小可爱，整个晚餐一直对着她傻笑，把我一个人晾在那儿，对着一个粗野男人的宽后背傻坐着。”
他们说笑着出了酒店，进入温柔的夜色中，神奇的魅力如影随形，无处不在。“我们走一会儿吧，”他说，“走一走就更有食欲，对付我们的饕餮大餐。”他们不经意间就到了码头边上，看见平底船在水面上下摇摆，四处的灯火与黑暗相互交融。路上还遇到其他夫妇，也跟他们一样，闲逛着，享受着其中的乐趣，有来的，也有去的，漫无目的。当然也少不了成群结队的水手，吵闹着，做着各种手势，还有窃窃私语的黑眼睛女孩，脚下的高跟鞋咔嗒作响。
“威尼斯有一点不好，”劳拉说，“一旦你开始散步，你就得一直走下去。你说，下一座桥就是了，可走过这座桥，又有下一座桥向你招手。我敢肯定前面没有餐馆，我们差不多走到他们举办双年展的那个公园了。我们返回吧。我知道在圣扎卡里亚教堂旁边什么地方有个餐馆，那儿有条小巷能穿过去。”
“告诉你吧，”约翰说，“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街走，经过造船厂，走过尽头那座桥，再往左拐，我们就到了圣扎卡里亚的另一侧。有一天早上我们走过这条路。”
“不错，但那会儿是白天。我们有可能迷路的，这里黑灯瞎火的。”
“别大惊小怪。我有认路的本能。”
他们转向造船厂基地那边，走过离它不远处的一座小桥，然后又经过了圣·马蒂诺教堂。前面有两条运河，一条向右，另一条向左，旁边是狭窄的街道。约翰犹豫了。前一天他到底是沿着哪条街走的呢？
“你看，”劳拉不满地说，“我都说了，我们会迷路的。”
“胡扯，”约翰断然回答，“是左面这条，我记得那座小桥。”
运河很窄，河道两边的房子几乎都靠在一起了。白天里，太阳在水面反着光，房子的窗户敞开着，被褥搭在阳台上，笼中的金丝雀在歌唱，这里看上去像一个温暖、隐蔽的庇护所。现在，周遭漆黑一团，一座座房子合上了百叶窗，河水阴冷，完全就是另一番景象，显得破败凄凉。那些又长又窄的小船系泊在地窖入口湿滑的台阶上，看上去像是一口口棺材。
“我发誓，我不记得这座桥，”劳拉说，停下来，用手抓住栏杆，“我也不想往那条小巷里走了。”
“前面那儿有一盏灯，”约翰告诉她，“我知道我们的确切位置，这里离希腊聚居区不远。”
他们过了桥，正要走进那条小巷的时候，听到了一声喊叫。声音是从对面那些房子里传来的，但说不清具体是哪一座。合上百叶窗的房子显得死气沉沉。他们转过身，凝视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什么声音？”劳拉低声说。
“是醉鬼什么的，”约翰简短地说，“走吧。”
与其说是醉汉，倒不如说像是什么人被掐住了脖子，掐得紧了，那声音就窒息下去了。
“我们应该叫警察。”劳拉说。
“哎呀，快算了吧。”约翰说。她难道以为自己是在伦敦的皮卡迪利吗？
“那我可走了，这太可怕了。”她答了一句，便沿着七扭八歪的小巷匆匆离开。他犹豫了一下，就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猛不丁从对面一所房子下面的地窖入口溜出来，跳到下面一条狭窄的船上。这是一个孩子，一个小姑娘，也就五六岁的样子，小裙子外面穿着一件短风衣。那里停泊着四条船，连成一线，她以惊人的敏捷从一条船跳到另一条船上，显然是要赶紧逃掉。突然她脚下一滑，让他倒吸了一口气，因为她失去了平衡，还差几英尺就掉到河里了，接着她又稳住脚，跳上了最远的那条船。她弯腰去拉绳索，弄得船在河道里打了个横，船尾几乎触及对面的另一个地窖入口，离约翰驻足观看的地方大约三十英尺。接着那孩子又跳了一步，踏上地窖的台阶，隐入那座房子里，只剩那条船独自在河心摆动。整个过程不超过四分钟。接着他听到急速的脚步声。劳拉回来了。她什么也没瞧见，让他心里有种无言的感激。要是她看到这个显然遇到危险的小孩子，就会担心他刚刚目睹的场景多少跟那声惊恐的喊叫有关，这会给她过度紧张的神经造成重创。
“你在干什么？”她问道，“没有你我不敢往前走。这条倒霉的巷子分成了两叉。”
“对不起，”他说，“我这就来。”
他抓住她的胳膊，两个人沿着小巷快步走着，约翰尽量显出胸有成竹的样子。
“再听不见那种喊声了，是吧？”她问了一句。
“没有，”他说，“什么也没有了。我跟你说了，那是有人喝醉了。”
小巷通向一座教堂后面荒芜的空场，那教堂不是他认识的那座，他接着带路，穿过空场走上另一条街道，又过了一座桥。
“等一等，”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往右拐，这样我们就能到希腊聚居区，那边不远就是圣乔治教堂。”
她没有回答。她快失去信心了。这地方就像一座迷宫。他们可能一直在转圈子，然后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到了他们听见喊声的那座桥边。他固执地带着她继续走，然后，让人惊奇的是，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他看到前面灯火通明的街道和行人，顿时轻松下来。一座带尖顶的教堂竖立在那儿，周围的环境变得熟悉起来。
“你看，我告诉过你，”他说，“这是圣扎卡里亚，我们找对路了。你想去的餐厅不会太远。”
反正还会有别的餐厅，总会找到吃饭的地方，至少这里灯光明亮，运河旁边人流涌动，洋溢着旅游的气氛。蓝色霓虹灯闪着意大利文的“餐厅”字样，像指示灯一样照耀着左边的那条小巷。
“你想去这种地方吗？”他问道。
“天知道，”她说，“谁会在乎呢？我们就在这儿吃吧。”
他们就这样一下子进入了闷热的空气和嗡嗡的人声中，意大利面、葡萄酒的味道，服务员，紧挨在一起的食客，人们的欢声笑语，这些全都混在一起。“两位吗？请这边走。”他想，为什么英国人的特征总是那么明显？一张狭小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硕大无朋的菜单，淡紫色圆珠笔写下的字迹十分潦草，服务员在身边徘徊着，希望他们快下订单。
“先来两杯特大号的坎帕里酒，加苏打水，”约翰说，“我们还得研究一下菜单。”
他要慢慢悠悠享受晚餐。他把价目单递给劳拉，自己四下打量一番。餐厅里大多是意大利人，这意味着这儿的饭菜差不了。接着，他就看见了她们。那对孪生姐妹就坐在房间的另一头。两个人肯定是紧跟着他和劳拉进来的，因为她们也刚刚落座，正在脱掉身上的大衣，一个服务员等在餐桌旁边。约翰心里咯噔一下，想到这绝不可能是什么巧合。两姐妹在大街上注意到了他们，就尾随着进来了。我的天！威尼斯这么大，她们为什么偏偏挑上这个地方？除非……除非因为劳拉，她在托尔切洛提议再次见面，或者是两姐妹对她提了这个建议？圣扎卡里亚教堂旁边有一家小餐馆，我们有时去那里吃晚饭。是劳拉，在刚出门时她就提到过圣扎卡里亚……
她还在专心致志看菜单，没看见那对姐妹，但她随时都会选好自己想吃的东西，抬头望向房间对面。要是先把饮料送上来就好了。只要服务员送来饮料，劳拉就有事可做了。
“你知道，我一直在想，”他很快地说，“我们明天应该去车库把汽车取出来，然后开车去帕多瓦。我们可以在帕多瓦吃午饭，看看大教堂，抚摸一下圣安东尼的坟墓，欣赏欣赏乔托的壁画，回来的时候就按照旅行指南上说的，经过布伦塔，沿路看看那些各种各样的别墅。”
但这无济于事。她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对面，吃惊得吸了一口气。她是真的很吃惊，他发誓这绝不是装出来的。
“你看，”她说，“这简直太神奇了！”
“怎么了？”他没好气地说。
“你瞧啊，她们在那儿。我那对绝顶美妙的老太太。她们也看见我们了。她们往这边瞧呢。”她挥了挥手，一脸兴高采烈。跟她在托尔切洛说过话的那个姐姐微笑着鞠了一躬。这对伪装的老母狗，他想。我就知道她们一直跟着我们。
“哎呀，亲爱的，我得过去跟她们说句话，”她兴冲冲地说，“只是过去告诉她们，因为有了她们，我这一整天有多快乐。”
“唉，看在老天的分上！”他说，“你看，饮料都上来了。我们还没有点菜呢。你就不能等一等，等我们吃完饭再说？”
“我很快就回来，”她说，“反正我只要大虾，不要第一道了。我跟你说过我不太饿。”
她站起身，从端来饮料的服务员身边一扫而过，走到房间另一头。她就像在招呼相识多年的亲密朋友。他看着她在桌前躬身施礼，跟两个人都握了手，她们桌子那儿正好有把空着的椅子，她便拉过来坐下，笑着跟她们说话。两姐妹看上去并不吃惊，至少她认识的那个显得很平静，点头回答着，而另外那个瞎眼妹妹依然无动于衷。
“好吧，”约翰把心一横，想道，“我倒不如把自己灌醉。”他几口喝干了坎帕里加苏打水，然后又要了一份，同时他指着菜单上一道莫名其妙的头道菜给自己点上，也没有忘记给劳拉点了她要的虾。“再要一瓶苏瓦韦白葡萄酒，”他补充说，“加冰的。”
无论如何这个晚上是毁了。本来是一次亲密的庆祝晚餐，现在被罩上一层唯心论的沉重阴影，让那死去的小克里斯汀跟他们一起坐在桌边，这实在是愚不可及，孩子尚在尘世之时，几个钟头前就撩开被褥上床睡觉了。金巴利的清苦滋味与他的心境倒很相配，他突然感到自怜自哀，不时地看着对面角落那张桌子上的几个人，劳拉显然在听那个主事儿的姐姐说话，那个盲人则沉默地坐在那儿，她那对令人恐惧的瞎眼直瞪瞪朝着他这个方向。
“她是装的，”他想，“她根本就不瞎。这两个是一对骗子，甚至完全有可能是男扮女装，就像我们在托尔切洛假设的那样，这两个人盯上了劳拉。”
他开始喝他的第二杯坎帕里加苏打。肚里空空如也，两杯酒下去，立刻就有了效果。眼前开始变得模糊。劳拉还在那张桌子边坐着，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那个姐姐一直在说。服务员端着虾过来了，另一个侍者也在一旁为约翰端上他点的菜，盘子里完全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上面高高摞着一层灰白色的酱汁。
“夫人还没回来吗？”头一个服务员问道。约翰冷淡地摇摇头，晕乎乎地朝房间对面一指。
“告诉夫人，”他小心翼翼地说，“她的大虾快要凉了。”
他低头看着摆在面前的食物，小心地用叉子戳了一下。白色的酱汁溶化了，露出两大片圆圆的东西，原来是清煮猪肉，点缀着蒜蓉。他叉了一块放进嘴里，嚼了嚼，是的，确实是猪肉，热腾腾的，很多汁，辣酱汁让肉有了些许甜味，十分奇特。他放下叉子，把盘子推到一边，意识到劳拉从房间另一头回来了，坐在他的身边。她什么也没有说，这样也好，他想，因为他有点儿恶心，什么话也回答不了。这不光是因为那两杯酒，而是这噩梦般的一整天带来的反应。她开始吃她的大虾，还是没说什么。她似乎并没注意他已经停下不吃了。服务员在他的旁边转悠着，很担心的样子，看来他已意识到约翰的选择是某种错误，悄悄取走了盘子。“给我上一盘绿色沙拉。”他喃喃地说。但到了现在，劳拉也没有表现出惊奇的样子，也没有像平常那样怪他喝得太多。最后，她吃完她的大虾，咂着葡萄酒，约翰没有要酒，像个生病的兔子一样小口吃着他的沙拉，她这时才开口了。
“亲爱的，”她说，“我知道你不会相信，而且从某种角度看来挺可怕的，但在离开托尔切洛的餐厅以后，姐俩像我们一样，去了大教堂，虽然我们没在人群里看见她们。那个盲人有另外一种视觉。她说，克里斯汀想要把我们的一些事情告诉她，说如果我们待在威尼斯就会有危险。克里斯汀想让我们尽快离开，越快越好。”
这下明白了。他想。她们自以为能够操纵我们的生活。从此往后，我们的麻烦也就接着来了。我们该吃什么？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睡觉？我们得跟这对孪生姐妹保持联系。她们给我们发号施令。
“怎么了？”她说，“你为什么不说话？”
“因为，”他回答说，“你说得完全正确，我的确不信这个。坦率地说，我认为你这两个老姐妹是一对怪胎，这么说还算好听的。很显然她们两个精神错乱，对不起，如果这话你不高兴，但事实是她们已经抓住了你的弱点。”
“你这么说就不公平了，”劳拉说，“她们是真心的，我知道这一点。我心里很清楚。她们说的话都是诚心诚意的。”
“好吧。就算你对。她们是真诚的。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心智正常。坦白说，亲爱的，你在厕所里跟那个老女人见了十分钟，她告诉你她看见克里斯汀坐在我们旁边——好吧，任何具有心灵感应天赋的人，都能马上看清你无意识的想法。然后，就像所有精神病学专家那样，发现自己猜中以后就更来劲了，进一步把你引入一种狂喜的心态，想要把我们赶出威尼斯。好吧，对不起了，让这些都滚一边儿去。”
房间不再旋转了。愤怒让他变得清醒。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劳拉的面子，他就会站起身来走到她们桌子那儿，告诉这两个老傻瓜滚远点儿。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劳拉不高兴地说，“我告诉她们你不会相信的。她们说不必担心。只要我们明天离开威尼斯，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
“噢，我的老天爷。”约翰说。他改变主意，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
“毕竟，威尼斯最主要的地方我们都看过了，”劳拉接着说，“我也不介意去别的什么地方。如果我们待着不走——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但我的心里头就会闹得慌，很不舒服。我会一直觉得小宝贝克里斯汀不高兴，总想让我们离开。”
“好吧，”约翰说，表面平静，心里却憋着一股火，“就这么定了。我们走。我建议我们马上返回酒店，告诉前台我们明天一早离开。你吃饱了没有？”
“哦，亲爱的，”劳拉叹了口气，“别这种态度。你看，我们不妨过去见见她们，让她们给你解释一下那种视觉？也许这样你就能够认真对待了。尤其是因为你才是关注的重点。克里斯汀更担心你，而不是我。更奇特的是，盲人妹妹说你有超自然力，但自己不知道。你有跟未知事物相融通的能力，但我没有。”
“好吧，就这么定了。”约翰说，“我能通灵，对吧？很好。我的超然直觉告诉我现在走出这家餐厅，马上，到了酒店我们就可以决定如何离开威尼斯。”
他示意服务员拿来账单，他们等待着，谁也不跟对方说话。劳拉不高兴地摆弄着她的包，约翰则偷偷朝孪生姐妹那边瞥了一眼，发现她们正对着盘子里高高堆起的意大利面大吃大嚼，哪里有通灵者的半点风度？账单付完了，约翰把他的椅子推回去。
“好了。可以走了吗？”他问道。
“我要先过去跟她们说声再见。”劳拉说，她生气地噘着嘴，那样子让他马上想起他们失去的孩子，心里不禁咯噔一下。
“想去就去吧。”他回答说，在她前面走出了餐厅，连头也没回一下。
傍晚时分湿润的空气十分适宜散步，现在却变成了一场雨。闲逛的游客四散而去，只有一两个打着雨伞的人匆匆而行。他想，这才是住在这儿的居民所见的真实生活。夜晚空荡的街道，一座座房子的百叶窗紧闭，下面是阴冷凝滞的运河。其余都是用来展示的幌子，在太阳下面熠熠发光。
劳拉跟上他，两个人一道默默走着，从公爵宫殿后面出来，到了圣马可广场。现在雨下得很大，他们跟着几个走散的游客跑到柱廊下面避雨。几个乐队已经收拾停当，准备晚上再开工。一张张桌子光秃秃的，椅子四脚朝上放在那里。
专家的说法是对的，他想，威尼斯正在下沉。整个城市正在慢慢消亡。总有一天游客们要坐着船到这儿来，往水下窥探，他们会看见那些大理石圆柱，离他们非常之遥远，黏泥浮动，让遗失的石头世界偶尔一露真容。他们的鞋底在人行道上叮叮作响，雨水从上方的排水槽溅下来。这个夜晚始于勇敢的希望，带着纯真无瑕，如此结束却也十分完美。
他们回到酒店，劳拉便直奔电梯，约翰转身到服务台向夜间看门人要钥匙。那人同时递给他一份电报，约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劳拉这时已经进了电梯。他随后打开信封读里面的内容。电报是乔尼那所预备学校的校长发来的。
乔尼怀疑患有阑尾炎正在市立医院观察。
不必惊慌但医生认为最好通知你。
查尔斯·希尔
他读了两遍，然后慢慢朝电梯走去，劳拉正在里面等着他。他把电报递给她。“我们外出时收到的，”他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劳拉读着电报，他按下电梯按钮。电梯停在二楼，两人走了出去。
“嗯，这也就把事情定下来了，对吧？”她说，“这就是证明。我们必须离开威尼斯，因为我们要回家。是乔尼出了危险，不是我们。这就是克里斯汀要告诉那对孪生姐妹的。”
第二天早晨，约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了一个预备学校校长的电话。然后他通知前台经理他们要离开，他们一边打点行李，一边等着电话接通。两个人谁也没提头一天的事件，这毫无必要。约翰知道，来电报的事跟姐妹两个提到的危险预感纯属巧合，仅此而已，争论这件事也毫无意义。劳拉确信情况恰好相反，但凭直觉她知道最好把这种想法留在心里。早餐时，他们讨论回家的方法和手段。可以搭乘从米兰去加莱的那种特殊的汽车托运列车，他们可以跟汽车一道回家，因为旅游季节刚开始，不会有太大困难。无论怎样，校长都说了不是什么急事。
电话从英格兰打了过来，约翰正在浴室。劳拉接了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卧室。她还在说着，但他从她眼里的表情看出她十分焦急。
“是希尔太太，”她说，“希尔先生正在上课。她说，医院的人报告说乔尼昨晚睡得很不好，还说外科医生可以做手术，但他希望在绝对必要时再做。他们已经做了X光检查，阑尾处在一个棘手的位置，总之事情有点儿复杂。”
“好了，把电话给我。”他说。
听筒里传来校长妻子那舒缓但稍显警觉的声音。“我很抱歉这可能破坏你们的计划，”她说，“但查尔斯和我都觉得应该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在场，也会觉得轻松许多。乔尼非常勇敢，但难免他也有点儿发烧。外科医生说，就他的情况看，这种情况也算正常。有时阑尾会移位，这就会让情况更复杂。他今晚要决定是否做手术。”
“是的，我们都清楚了。”约翰说。
“请务必告诉你的妻子不要过于担心，”她接着说，“医院很好，医生护士也很出色，我们对外科医生很有信心。”
“是，”约翰说，“是的。”接着他顿了一下，因为劳拉在旁边打着手势。
“如果我们不能跟汽车一道坐火车走，我就坐飞机回去。”她说，“他们肯定能给我在飞机上找个座位。这样一来，至少我们有一个今晚会赶到那儿。”
他点头表示同意。“太感谢你了，希尔太太，”他说，“我们会设法马上赶回去。我相信乔尼被照顾得很好。替我们谢谢你丈夫。再见。”
他放下听筒，扫视着自己的周围：乱糟糟的床铺，地板上的行李箱，到处散落的包装棉纸。篮子、地图、书籍、大衣，所有他们用汽车带过来的东西。“上帝啊，”他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没用的破烂货。”电话铃又响了。大厅值班员说，他为他们二人成功预订了卧铺，还订了一个车位，是明晚的列车。
“是这样，”接电话的劳拉对着听筒说，“你可不可以为我在今天中午从威尼斯飞往伦敦的飞机上订一个座位？我们其中之一务必今晚赶回家里。我的丈夫可以开着汽车明天走。”
“等一等，别挂，”约翰打断她，“没必要这么慌张。差二十四小时真的有什么区别吗。”
焦虑让她的脸上血色全无。她转过来对着他，几近发狂。
“对你可能没什么区别，但对我有。”她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我不要失去另外一个。”
“好的，亲爱的，好的……”他把手伸给她，但她不耐烦地拨开它，继续给值班员做指示。他转身继续打点行装。没必要再说什么。她想怎么办，最好就遂她的心愿。他们当然也可以都坐飞机回去，等一切安排妥帖，乔尼也好些了，他再回来取车，沿着来时的线路穿过法国开回去。虽说有点儿辛苦，开销也大。但如果让劳拉飞回去，自己带着汽车从米兰坐火车走，那感觉真是太糟糕了。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飞回去。”他试探地解释自己突如其来的想法，但她根本不为所动。“那么做就太荒谬了，”她不耐烦地说，“只要我今天晚上一到那儿，你随后稳稳当当地坐火车走。这么做才合情合理。此外，我们也需要用车，到医院来回跑什么的。还有我们的行李。我们不能把这些东西留在这儿，自己一走了之。”
是行不通，他明白她的意思。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只是因为——说到底，他跟她一样为乔尼着急，只是不打算说出来罢了。
“我到楼下盯着点儿那个值班员，”劳拉说，“如果人到了现场，他们总会尽力一些。我今晚要用的东西都装好了，我只带我的小箱子就行，其他东西你用车带回来。”她出了卧室还不到五分钟，电话铃响了。是劳拉。“亲爱的，”她说，“真是顺利极了。值班员为我在一架包机上订了个座位，一小时内就要离开威尼斯。大概十分钟后有一艘特殊的摩托艇直接从圣马可广场把乘客送往机场。包机的乘客里有人取消了行程。用不了四个小时，我就能到达盖特威克机场了。”
“我马上下楼。”他告诉她。
他在前台跟她会合。她不再显得焦虑和憔悴，而是充满了行动的决断。她已经踏上旅途了。他仍然希望能跟她一起走，无法忍受在她走后一个人继续留在威尼斯。一想到要把车开到米兰，孤身一人在酒店度过一个单调乏味的夜晚，然后是漫长熬人的一天，接着又要在火车上待上一整夜，他心里就会充满无法忍受的沮丧，更不要说他还在为乔尼着急。他们来到圣马可广场的栈桥，码头在雨后变得亮闪闪的，微风吹来，货摊上的明信片、围巾和旅游纪念品随风飘舞，游客们蜂拥而出，到处闲逛，志得意满，享受着眼前快乐的一天。
“我今晚从米兰打电话给你，”他告诉她，“希尔夫妇会给你安排住宿，我想。要是你在医院，他们会告诉我最新的消息。那一定是你的包机同行乘客，他们在等着你过去呢！”
乘客们走下栈桥，登上等候在那儿的一条快艇，他们携带的行李上都带着“联盟杰克”的标签。他们大多是中年人，看上去由两个卫理公会的牧师负责。其中一个朝劳拉走过来，伸出一只手，微笑时露出一排闪闪发光的假牙。“你大概就是加入我们返程飞行的那位女士。”他说，“欢迎登船，欢迎光临友谊联盟。我们都很高兴认识你。很抱歉我们无法为您丈夫也提供一席座位。”
劳拉迅速转身，吻了吻约翰，嘴角稍一抖动泄露出她内心的笑意。“你觉得他们会不会突然唱起赞美诗？”她低声说，“照顾好自己，我的丈夫。今晚给我打电话。”
驾驶员按响了汽笛，那声音听起来有点儿怪，这会儿劳拉也下到舱里，跟乘客们站在一起，挥着手，她那猩红的大衣在同行者们更为朴素的衣着中间增添了一片亮色。汽艇再次拉响汽笛，旋即驶离栈桥。他站在那里望着它，心里涌上一种巨大的失落。然后他转身走开，回到酒店，周遭明媚的天气开始消失，变得愈发凄凉。
回到酒店卧室，他想到：世上再没有比腾空的房间让人感到忧郁了，尤其是刚刚占用过的迹象依然随处可见。劳拉的旅行箱放在床上，她的另一件大衣没有带走。梳妆台上留着搽粉的痕迹。纸巾上带着口红印，扔在纸篓里。就连那管牙膏也已被挤干了，放在洗脸盆上方的玻璃架上。像往常一样，大运河上来往船只的声响偶尔从打开的窗子传进来，但劳拉不在这儿，她再也不会听到，也不会站在小阳台上向外张望了。乐趣没有了，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约翰打包好行李，把一件件东西准备停当，然后到楼下结账。前台接待员正在迎接新来的客人。人们坐在露台上，俯瞰大运河，读着报纸，愉快的一天正在等待他们。
约翰决定早点儿吃午餐，就在酒店的露台上，因为这地方很熟悉，然后让服务生把行李送到渡口，那里有直接从圣马可广场去罗马广场的渡轮，他的车就放在那边的车库里。头天那顿可怕的晚餐让他现在饥肠辘辘，侍者中午时分推来冷餐推车，让他不禁食欲大振。即使在这里也有了点儿变化。领班侍者，他们的“特殊朋友”，现在正好休班，他和劳拉常坐的那张桌子也给新到的人——一对蜜月情侣占去了。看着一张张欢快的笑脸，自己则被带到大花瓶后面的一张小单人桌，这让他心里难免一阵酸楚。
“现在她已经起飞了，”约翰想，“她已如愿踏上归途。”他想象着劳拉坐在牧师中间，无疑会告诉他们乔尼生病住院，天知道她还会说些什么。不管怎么说，那对孪生姐妹的通灵术现在可以休息了。她们的愿望已经实现。
午餐完毕，没必要继续逗留在露台上喝咖啡了。他希望尽快离开这里，取回自己的车，启程去米兰。他到前台道了别，然后由一个服务生陪着，帮他把行李装上一辆小轮推车，再次前往圣马可广场的栈桥。他登上蒸汽渡轮，把行李堆在身边，四周都是拥挤的乘客。想到就要离开威尼斯，他心头又是一紧：他们还会再来吗？一年后……或是三年以后……他不知道。差不多十年前他们蜜月时初见芳容，第二次造访则是环游之前顺路经过，这次的十天假期却告夭折，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阳光下的河水闪闪发光，房舍建筑熠熠生辉，戴着墨镜的游客在快速远去的河岸上来来往往，鱼贯而行。渡轮沿着大运河破浪前进，他们住的酒店露台已经看不见了。这里留下了太多的印象，那些令人备感亲切的外墙、阳台、窗户、河水拍打着那些朽败宫殿下方地窖的台阶，还有邓南遮[1]的故居，那个带花园的小红房子——“这是咱家”，劳拉说，假装那房子是他们的——很快，轮渡往左一转朝罗马广场驶去，这样也就无法看到运河的最佳部分，里亚尔托岛，以及远处的宫殿了。
另一艘前往下游的渡轮从他们身边经过，上面坐满了乘客，他脑子里猛然间闪过一个荒唐的念头，希望自己能跟他们换换地方，跟着这些幸福的游客返回去游览威尼斯和其他地方。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她。劳拉，穿着她那件猩红色的大衣，身边站着两个孪生姐妹，那个较活跃的姐姐用手挽着劳拉的胳膊，在认真地说着什么，劳拉手上比画着，风吹着她的头发，看上去一脸忧伤。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惊得他无法喊出声来，或者挥一挥手，再说她们也根本听不到、看不见他，他坐的船很快就开了过去，驶向相反的方向。
到底出了什么事？那架包机肯定延误了，根本就没有起飞。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劳拉没有往酒店给他打电话？那该死的姐妹俩又在干什么？她是在机场碰到她们的吗？这是巧合吗？为什么她看上去那么着急？他想不出任何解释。也许那次航班被取消了。那样的话，劳拉无疑要直接回宾馆，希望在那儿找到他，打算最后还是跟他一道开车去米兰搭第二天晚上的火车。该死的，这真是太乱了。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渡轮一到罗马广场就马上给酒店打电话，告诉她在那儿等着，等他回去接她。至于那对该死姐妹，让她们滚一边去。
渡轮停靠在栈桥边上，自然是一阵前呼后拥，人们争相上岸。他还得找个搬运工来搬行李，然后等着搬运工找到一部电话。找零钱、查询号码又耽搁了一会儿。最后他终于接通了，幸运的是，他认识的那个接待员仍在前台值班。
“出现了一些可怕的混乱情况。”他说，跟对方解释劳拉行程有变，现在她正赶往酒店——他看见她跟两个朋友在一艘渡轮上。前台能否跟她解释一下，告诉她在那儿等着？他会搭乘下一班渡轮回去接她。“不论是什么情况，都别让她走，”他说，“我一定尽最快速度赶回去。”前台接待员完全听明白了，约翰挂断了电话。
感谢上帝，劳拉没在他打通电话前回到酒店，否则他们会告诉她，他已经动身去了米兰。搬运工还带着行李在那儿等着，看来最省事的办法是跟他走着去车库，把这些东西交给车库办公室负责的那个伙计，让他照看个把小时，等他带着妻子回来取车。办妥之后，他又回到了轮渡站，等待下一班渡轮去威尼斯。时间过得很慢，他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机场那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究竟为什么劳拉不给他打电话。还是不要去胡乱猜测了。她会在酒店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不会让自己和劳拉被那对姐妹牵着走，跟她们掺和在一起。他能想象劳拉会说，她们也错过了航班，能让她们搭车去米兰吗？
终于有一条渡轮咔嚓一声停在栈桥边，他登上了船。这简直是太胡来了，现在他又得一路颠簸回到那些熟悉的地方，而他刚刚带着依依惜别之情离开那里！这一次他对周围的一切看也不看，一心想着快点儿到达目的地。圣马可广场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下午的人流比肩继踵，每个人都在寻开心。
他来到酒店，匆匆走进旋转门，期待着看见劳拉，可能还有那对姐妹，正等在入口左侧的过厅里。她没在那儿。他朝前台走过去。跟他在电话里交谈过的那个接待员正在同经理说话。
“我妻子来了吗？”约翰问。
“没有，先生，现在还没有。”
“这就太奇怪了。你肯定吗？”
“绝对肯定，先生。自从你两点差一刻打来电话，我就一直在这儿，一步也没离开过。”
“我只是弄不明白。她坐一条公共汽艇正好经过大学院附近。大概五分钟后就能到达圣马可广场，然后到这儿来。”
接待员一脸困惑：“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你说过，夫人是跟朋友在一起，对吧？”
“对。不过只是熟人。是我们昨天在托尔切洛遇到的两位女士。我看见她跟她们一起在汽艇上，感到很惊讶。当然，我估计那个航班被取消了，她不知怎么在机场遇到了她们，决定跟这两个人一同回到这儿，赶在我离开之前找到我。”
见鬼，劳拉是在干什么？现在已经三点多了。从圣马可广场的栈桥走到酒店也就几分钟的事儿。
“也许夫人跟她的朋友去了她们住的酒店。你知道她们住哪儿吗？”
“不知道，”约翰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更要命的是，我甚至连这两位女士的名字都不知道。她们是一对姐妹，是双胞胎，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但说到底，为什么不回这儿来，非要去她们的酒店呢？”
摆动门开了，但进来的不是劳拉，而是两个住店的客人。
经理插了进来。“我告诉你，我会怎么做，”他说，“我会打电话给机场查询一下航班情况。至少我们能得到一些信息。”他歉意地笑了笑。航班安排出错的情况并不常见。
“好吧，就按你说的办。”约翰说，“我们也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点着了一支烟，在门厅里来回踱着步子。事情全乱套了。这哪里像劳拉做的事儿呢，她知道他吃完午饭会直接去米兰——事实上，她知道他有可能之前就走了。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航班取消，她到达机场后肯定会立刻打电话的吧？经理要电话似乎要了一个世纪，不得不经过另外一条线路才接通了，他的意大利语说得太快，约翰的理解力跟不上。最后，他放回了听筒。
“现在事情变得更加不可思议了，先生，”他说，“包机没有延迟，是带着全班乘客按时起飞的。就他们所了解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夫人肯定是改变了主意。”他脸上的笑容越发显得歉疚了。
“她改变了主意，”约翰重复着这句话，“但她究竟为什么这样做呢？她正急着要在今晚赶回家。”
经理耸耸肩。“你应该了解女士们的心思，先生。”他说，“你妻子可能觉得，她最终还是宁愿跟你坐火车去米兰。尽管我可以向你保证，包机上的人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飞机是卡拉维尔客机，绝对安全。”
“是的，是的，”约翰不耐烦地说，“我对你的这番安排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是什么让她改变了主意，除非是因为见到了这两位女士。”
经理沉默了。他不知说什么才好。接待员也同样十分关切。“有没有可能是你弄错了，”他大着胆子说，“你在汽艇上看到的实际上不是你夫人？”
“不会，”约翰回答说，“那的确是我妻子，我向你保证。她穿的是红色的外套，没有戴帽子，跟她离开这里时一样。我清清楚楚看见她，就像现在我看见你一样。我可以在法庭上发誓。”
“不幸的是，”经理说，“我们不知道那两位女士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们住的是哪家酒店。你说你们是昨天在托尔切洛遇见她们的？”
“是……但时间很短。她们不在那儿住。至少我认为她们不在那儿住。我们在威尼斯吃晚饭时又偶然见到她们。”
“对不起……”来了一拨带着行李的客人，要登记入住，接待员必须去接待他们。约翰转过来，有些绝望地对经理说：“你是否认为应该给托尔切洛的酒店打电话，或许那里的人知道两位女士的名字，或者她们在威尼斯住的地方？”
“我们可以试试，”经理回答说，“虽然希望不大，但我们可以试试。”
约翰又开始焦急地踱着步子，不时看着摆动门，希望着，祈求着，让他看到那件红色外套，看见劳拉进来。接着，经理跟托尔切洛酒店的某个人之间通上了电话，两个人好像永远也谈不完似的。
“告诉他们，是两个姐妹，”约翰说，“两个老太太，身穿灰色衣服，长得一模一样。一位女士是盲人。”他又补充道。经理点点头。显然他跟对方说得很详细。然而，挂断电话以后，他摇了摇头。“托尔切洛的经理说他记得那两位女士，”他对约翰说，“但她们只在那里吃午饭。他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
“唉，事已至此，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
约翰点燃了第三支烟，出门到了露台上，在那儿又来回踱起步来。他望着运河对岸，搜寻着过往轮船上的面孔，查看摩托艇上的乘客，甚至连平底船也不放过。时间在他手表上一分一秒地过去，没有劳拉的任何迹象。一个可怕的预感在困扰着他：这件事情是以某种方式事先安排好的，劳拉从来就没打算搭上那班飞机，昨晚在餐厅她就跟那对姐妹做了约定。上帝啊，他想，这是不可能的，我要变成偏执狂了……可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在机场的相遇更像是偶然的，她们以某种惊人的理由说服劳拉放弃登机，甚至阻止她上飞机，搬弄她们那套通灵视觉，说这架飞机就要坠毁，她必须跟她们一起返回威尼斯。劳拉正处在敏感状态，连问也不问就全部接受了。
但就算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为什么她不来酒店呢？她在做什么？四点钟了，接着又到了四点半，水面已不再泛起波光。他回到了前台。
“我不能在这儿瞎逛了，”他说，“就算她现在露面，我们今天晚上也到不了米兰了。我去圣马可广场或者别的地方看看，或许能看到她和那两位女士。如果我不在的时候她来了，你能解释一下吗？”
接待员十分专注。“是的，肯定，”他说，“我知道你很着急，先生。也许最好我们今晚给你在这儿订个房间？”
约翰无奈地摆了摆手：“也许吧，我也不知道，也许……”
他走出摆动门，朝圣马可广场的方向走去。他查看了每一家店铺，每一排柱廊，来回穿过广场十几次，在“弗洛里安”和“夸德里”餐厅门前的桌子中间穿过，明知道劳拉的红色外套和孪生姐妹的鲜明外观十分显眼，即使在如此密集的人群中也很容易被发现，但仍未看到她们的半点踪迹。他加入在美彻丽雅购物的人流，跟那些悠闲逛街的人挤在一起，心里很清楚这样做毫无用处，她们不会在这里。劳拉怎么会以此为由故意错过航班返回威尼斯呢？即使她出于某种他无法想象的原因这样做了，她也一定会先到酒店找他的。
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追查这对姐妹。威尼斯散布着几百家酒店和膳宿公寓，甚至她们会住在更远的扎特勒和朱代卡。最后这两个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她们更有可能住在圣扎卡里亚附近的一家小旅馆或公寓，离昨晚吃饭的餐馆很近。那个盲人晚上肯定不会去太远的地方。他太愚蠢了，竟然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一点。他转身离开光线明亮的购物区，疾步朝昨晚吃饭的那个较为狭窄、拥挤的街区走去。他毫不费力就找到了那家餐厅，但餐厅还未开始营业，布置餐桌的服务员也不是招待过他们的那个。约翰说要找老板，服务员便去了后面的区域，一两分钟后带着外表凌乱不整的店主出来。这人连外套也没穿，正在享受开业前的最后几分钟清闲。
“昨晚我在这儿吃过晚餐，”约翰解释说，“有两个女士坐的是角上那张桌子。”他用手指了一下。
“你今天晚上想预订那张桌子？”店主问。
“不，”约翰说，“不是，昨晚有两位女士，两姐妹，due sorelle，双胞胎，gemelle——双胞胎是这么说吧？你还记得吗？两位女士，sorelle vecchie……”
“哦，”那人说着意大利语，“是的，是的，先生，那个可怜的女士。”他用双手捂住眼睛，表示失明的意思，“是的，我记得。”
“你知道她们的名字吗？”约翰问，“她们在哪里住？我正急着找她们。”
店主摊开双手做了个遗憾的姿势。“我非常抱歉，先生，我不知道两位女士的名字，”他用蹩脚的英文说，“她们一共在这里一两次，大概是晚饭吧，她们没说她们住的地方。也许你今晚再来，她们可能会在这儿？你想预订一张桌子吗？”
他朝周围指了指，让他挑一张喜欢的桌子，但约翰摇了摇头。
“谢谢，不用了。我可能在别处就餐。对不起，麻烦你了。如果女士们来的话……”他停顿了一下，“我可能过会儿再回来，”他补充说，“我也说不准。”
店主稍稍躬了一下身子，跟着他走到出口。“整个世界在威尼斯相逢，”他笑着说，“今晚，先生有可能将会找到你的朋友。再见，先生。”
朋友？她们更像是绑匪。约翰走到大街上，心想。焦虑已经变成害怕，变成了恐慌。一定是出大麻烦了。这两个女人控制了劳拉，用暗示的手段诱导她，让她跟她们一起走，去了她们的酒店或是其他地方。他是否应该去找领事馆？它在什么地方？到了那儿他该怎么说呢？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发现自己就跟头一天晚上一样，来到了一条陌生的街上，眼前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高大的建筑，上面写着“Questura”，那是警察局的意思。就是这儿了，他想。我不在乎，已经发生了案情，我要进里面去。有几个穿制服的警察进进出出，这地方多少还带点儿生气。他走过去，向玻璃隔断后面坐着的一个警察询问有没有人会讲英语。这人朝楼梯那里指了指，约翰便顺着楼梯上去。走进右边的一扇门，他看见已经有一男一女坐在那儿，等待着，他认出他们是自己同胞，心里踏实了些。两个人是游客，显然是夫妻，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过来坐吧，”那男人说，“我们已经等了半小时，应该不会再等太久了。什么国家！在国内根本不会等这么长时间。”
约翰接过递上的香烟，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
“你们出什么事儿了？”他问道。
“我妻子的手提包在美彻丽雅的一家商店被人偷了。”那人说，“她把包放下，去看点儿东西，你都不能相信，一转眼的工夫它就没了。我说包是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可她非说是柜台后面那个女孩干的。这下说什么好呢？这些意大利人都一样。不管怎么说，我敢肯定包是拿不回来了。你丢了什么东西？”
“手提箱被盗了，”约翰很快编了个谎话，“里面有些重要的文件。”
难道能说自己丢了妻子？他实在开不了口……
那人点点头表示同情：“我就说嘛，这些意大利人全都一样。老墨索里尼知道如何对付他们。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管我们这些麻烦，比起那个在逃杀人犯，这些麻烦实在算不了什么。他们全都搜捕他去了。”
“杀人犯？什么杀人犯？”约翰问。
“难道你一点儿都不知道？”那男人惊讶地盯着他，“整个威尼斯都在议论这件事。所有报纸、广播都在报道，甚至连英文报纸都刊登了。太残忍了。上周发现一个女人被割断了喉咙——是个游客——今天早上发现的一个老伙计，也是一样用刀刺死的。他们好像认为是一个杀人狂干的，因为看不出任何动机。在威尼斯的旅游旺季发生这种事太让人心烦了。”
“我和我妻子在度假时从不看报纸，”约翰说，“我们俩也都不喜欢跟酒店的人闲聊。”
“你很明智，”那人笑了，“这种新闻会毁了你们的假期，要是你妻子神经质的话，就更糟了。唉，好了，反正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也不能说我们很在意，是吧，亲爱的？”他转过去问他的妻子，“跟我们上次来这儿相比，威尼斯真是每况愈下，现在丢了这个手提包，简直太过分了。”
里面的屋门开了，一位高级警官请他和他的妻子进去。
“我敢打赌，不会有任何满意结果。”他低声说了一句，朝约翰使了个眼色，便跟他妻子走进里屋。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约翰掐灭香烟，又点上另一支。一种不真实的奇怪感觉占据着他。他问自己在这儿做什么，这样有什么用？劳拉已经不在威尼斯了，她已经消失了，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还有那对恶魔般的姐妹。永远也查不出她的踪迹了。而他们两个在托尔切洛第一次遇到那对孪生姐妹，便给她们编造了个幻想故事，这符合某种可怕的逻辑，虚构本身必然有事实做依据；现实中两个女人就是一对伪装的骗子，是两个有犯罪企图的男人，引诱轻信他们的人，将其置于悲惨的毁灭。他们甚至可能就是警察寻找的杀人犯。谁会怀疑两个外表体面、安安静静住在某个二等公寓或酒店的老年妇女呢？这支烟还没抽完，便被他掐灭了。
“看来这下真正变成了偏执狂了，”他想，“人们就是这样精神失常的。”他瞥了一眼手表，时间是六点半。最好别再等下去，在警察总部这里白费口舌了，要把最后的一点儿理智保护好。返回酒店，给英国那边的预备学校打个电话，打听一下乔尼的最新消息。自从他在汽艇上看到劳拉，他就把可怜的乔尼忘在脑后了。
但是太晚了，里屋的门开了，那对英国夫妇被带了出来。
“只不过装装样子，”那丈夫低声对约翰说，“他们会尽其所能。没太大希望。威尼斯的外国人太多了！他们全都是小偷！当地人全都无可非难。无论如何也不会偷顾客的东西。好吧，祝你的运气比我好。”
他点点头，他妻子笑着躬了一下身子，两个人便走了。约翰跟着警官进了内室。
一开始先走形式。姓名，地址，护照。在威尼斯逗留的时间，等等，等等，然后就是问题，约翰的额头上渗出汗珠，开始讲他那冗长的故事。与姐妹俩第一次在餐厅相遇，劳拉由于他们孩子的死去、那封关于乔尼的电报、搭乘包机回去的决定以及这次莫名其妙的返回而陷入的这样一种神经质状态。把这些话说完，他觉得自己已经精疲力竭，仿佛重感冒后又马不停蹄驾车行驶了三百英里。问询他的警官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大利口音很重。
“你说你妻子刚受过重大创伤，有某种后遗症，”他说，“这种情况在你们来威尼斯这段时间明显吗？”
“嗯，是的，”约翰回答，“她那时的确病得很重。这次度假似乎对她没什么帮助。只是昨天在托尔切洛见到那两个女人以后，她的心情有了变化。那种紧张似乎消失了。我推测，她心理上渴望抓住任何救命稻草，认为我们的小女儿正看着她，这种念头以某种方式让她恢复了正常状态。”
“这是很自然的，”警官说，“因为这个具体环境。但昨晚的电报恐怕对你们二人造成了进一步打击吧？”
“的确是这样。因此我们决定回家。”
“你们之间没发生争论？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我唯一遗憾的是我不能跟我妻子一起搭乘这架包机。”
警官点点头：“很可能是你妻子突然失忆，与那两位女士相遇成了某种维系的链条，她紧紧抓住她们当作自己的依靠。你对她们的描述非常准确，我认为追查到她们应该不太困难。同时，我建议你回到你的酒店，一旦我们有消息就会尽快与你联系。”
约翰想，至少他们相信他说的事。他们并没有认为他是一个疯子，自己编造了这套故事来浪费他们的时间。
“你知道，我心里非常着急。”他说，“这两个女人可能对我妻子实施某种犯罪企图。以前就听说过这种事情……”
警官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请不要担心。”他说，“我敢肯定会有一些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他眼里一切都会弄清楚，约翰想，可老天在上，这解释能是什么呢？
“对不起，”他说，“我已经占用了你这么多时间。尤其我知道警方正全力追捕那个仍然在逃的杀人凶手。”
他故意这么说。让这家伙知道这个没什么害处，尽管他们任何人都能看出劳拉的失踪与这一恐怖的事件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
“哦，那件事啊，”警官说着，站起身来，“我们希望很快就会将凶手捉拿归案。”
他充满信心的语气很是令人宽慰。杀人犯，失踪的妻子，丢失的手提包，这些全都在控制之下。他们握了手，约翰被送出门，下了楼。他慢慢往酒店走，想，这家伙说得不错。劳拉突然患上了失忆症，两姐妹恰好在机场，把她带回了威尼斯，带到她们住的酒店，因为劳拉可能不记得她和约翰曾经住的地方。甚至也许她们正在查找他的酒店。不管怎么样，他所能做的到此为止。警察已经掌握了一切，只求上帝带给他一个结果。现在他只想瘫倒在床上，喝上一杯威士忌，然后接通乔尼学校的电话。
服务生带他进了电梯，来到四层位于酒店后侧的一间简陋的客房。墙上光秃秃的，没有人气，百叶窗也关着，从下面院子里飘来一股烧饭的味道。
“要他们送双份威士忌上来，好吧？”他对那男孩说，“外加一杯姜汁麦芽酒。”只剩他一个人后，他在洗脸池那儿用龙头里的冷水洗了把脸，发现那块小小的客用肥皂却给他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慰，让他放松下来。他甩掉脚上的鞋子，把外套挂在椅背上，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有人在听收音机，正大声播放着一首以前流行的老歌，但现在早已过时，几年前劳拉很喜欢它。“我爱你，宝贝……”他拿起电话听筒，让交换台给他接通英格兰。然后他闭起眼睛，耳边的歌声一直持续着，“我爱你，宝贝……是你让我难以忘怀。”
这时有人敲门。服务员送来他要的威士忌。冰块太少，简直是杯水车薪，但他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连姜汁麦芽酒都没兑，就把威士忌一饮而尽，几分钟后，一直折磨着他的痛苦得到缓解，变得麻木了，带来一种平和的感觉，尽管只是暂时的。电话铃响了，而现在，他想，他已提起勇气准备应对最大的不幸，应对最后一次打击，乔尼可能快死了，或者已经死了。这样的话他就失去了一切。让威尼斯被灾难吞没吧……
接线员告诉他已经接通电话，片刻后他就听到了电话另一头希尔太太的声音。看来接线员已经告诉她电话是从威尼斯打来的，因为她马上知道对方是谁。
“喂？”她说，“哦，我很高兴你打电话过来。一切都很好。乔尼已经做完了手术，外科医生决定不再拖下去了，中午就做了，手术十分成功。乔尼会很快恢复的。所以你不要再有任何担心了，晚上睡个好觉吧。”
“感谢上帝。”他回答说。
“我明白，”她说，“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就把听筒交给你的妻子。”
约翰从床上坐了起来，他惊呆了。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接着他就听到劳拉的声音，既沉着又清晰。
“亲爱的？亲爱的，你听见了吗？”
他答不上话来。他感到自己拿着听筒的手上冒出冷汗，又黏又湿。“我听着呢。”他的声音不能再低。
“这条线路不太好，”她说，“不过没关系。希尔太太已经告诉你了，一切都很好。外科医生也特别好，乔尼那层楼的护士也很负责，我听到这种结果高兴极了。飞机在盖特威克降落以后我就直接来这儿了——还有，一路上也很顺利，那些人有意思极了，回头我跟你讲讲他们的事儿，肯定会让你笑傻了的——我到医院的时候，乔尼已经从麻醉中醒过来了，当然反应还有点儿迟钝，但看见我他很高兴。希尔一家非常体贴，让我住他们家的备用房间，从他们家到镇上的医院，坐出租车几分钟就到了。我们一吃完饭我就要去睡觉，我有点儿乏，又坐飞机，心里又着急。你到米兰这一路开车顺利吗？你现在住在哪儿？”
约翰几乎听不出那是自己对着听筒发出的声音。那就像某种计算机的自动应答声。
“我没在米兰，”他说，“我还在威尼斯。”
“还在威尼斯？这到底是为什么？汽车发动不了？”
“我无法解释，”他说，“出了点儿愚蠢的差错，有点儿混乱……”
他突然感到筋疲力尽，差点儿把听筒掉在地上，他感到羞愧难当，双眼被泪水刺得发痛。
“什么混乱？”她起了疑心，声音里似乎带着敌意，“你是不是出车祸了？”
“不……没有……什么事儿也没出。”
沉默了片刻，然后她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别跟我说你又喝醉了。”
唉，上帝……她哪知道实情！他随时都有可能晕过去，但这不是因为威士忌。
“我以为，”他缓慢地说，“我以为我看见了你，在一艘汽艇上，跟那两个姐妹。”
怎么往下说呢？这一番解释毫无意义。
“你怎么能看见我跟那两个姐妹在一起呢？”她说，“你明知道我去了机场。真的，亲爱的，你是个白痴啊。看来你把这两个可怜的老太太印到自己脑子里了。我希望你刚才什么也没跟希尔太太说吧。”
“没有。”
“好吧，那你是怎么打算的？你明天要去米兰赶那趟火车，对吧？”
“是的，当然。”他对她说。
“我还是不明白你怎么还待在威尼斯，”她说，“这真让我无法理解。不过……感谢上帝，乔尼没事，我也在这儿。”
“是啊，”他说，“是啊。”
他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校长大厅里咚咚的敲锣声。
“你该去吃饭了。”他说，“替我问候希尔夫妇，告诉乔尼，我爱他。”
“好的，照顾好自己，亲爱的，看在老天的分上，不要错过明天的火车，开车小心点儿。”
电话另一头咔嗒一声，她走开了。他把剩下的最后一滴威士忌倒进空杯子，用姜汁麦芽酒涮了一下，一口喝了下去。他站起来，几步走到窗边，用力推开百叶窗板。他觉得头晕。他的这种踏实下来的感觉十分强烈，无法抵挡，其中莫名地掺杂了某种奇怪的、不真实的感觉，就好像从英格兰传来的声音不是劳拉本人的，而是假造出来的。而她仍然在威尼斯，跟两姐妹藏身于某个隐秘的膳宿公寓里。
问题是，他亲眼看见她们三个站在汽艇上。那个穿红色外衣的女人绝不是别人。两个女人也在那儿，跟劳拉在一起。这该如何解释呢？他神经错乱了吗？或者是什么更险恶的原因？那两个姐妹拥有令人畏惧的超自然力量，她们在两船相遇的那一刻看见了他，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使他相信劳拉跟她们在一起。但为什么要这样，有什么目的呢？不，这说不通。唯一的解释是，他自己看错了，整件事情是个幻觉。这样的话，他就需要去见心理医生了，就像乔尼需要个外科大夫一样。
他现在该做什么？下楼去，告诉酒店经理他搞错了，他刚跟自己的妻子通过电话，她已安然无恙乘坐包机抵达英格兰？他穿上鞋，用手指捋了捋头发，并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差十分八点。如果他溜进酒吧，抓紧时间喝点什么，就更容易面对酒店经理，把情况坦诚相告。然后，也许他们会与警方联络。他要因为自己而给每个人带来的巨大麻烦道歉。
他出门到了一楼，直奔酒吧，自感已经被人贴了标签，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他，暗想：“那个就是丢了自己老婆的家伙。”幸运的是酒吧里满满当当，没有任何他认识的人。就连吧台后面的小伙子也是从未见过的一个下级服务生。他喝干了他的威士忌，扭头瞥了一眼接待大厅。前台那里这时候没人，他能看见经理背对着站在内室门口，在跟里面的人说话。一阵冲动之下，他像个胆小鬼似的穿过大厅，穿过摆动门到了外面。
“我得吃点晚饭，”他想，“然后再回去面对他们。肚子里有了东西，我就可以应付自如了。”
他到了附近的那家餐厅，他和劳拉在那儿吃过一两次。现在一切都无关紧要了，因为她很安全。噩梦已经结束了，他可以好好享用他的晚餐，尽管她不在场，他也能想到她正跟希尔夫妇坐在一起，度过一个沉闷、安静的夜晚，早早上床，第二天一早就去医院陪在乔尼身边。乔尼也很安全。不再有任何担心了，剩下的只有一件尴尬事：尽量把事情对酒店经理解释清楚，向他道歉。
在这家小餐厅的角落选一张孤零零的桌子坐下，做一个无名的食客，很是令人愉快。他点了马莎拉鸡尾酒和半瓶梅洛葡萄酒。他悠然自得，享受着他的晚餐，但他是处在一种疑惑，一种仍然围绕着他的虚幻感觉之中进食，邻桌的交谈声起到了和餐厅背景音乐相同的舒缓效果。
当他们起身离开时，他看到墙上的挂钟，时间是九点半。看来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喝完咖啡，点了一支烟，把账结了。走回酒店时他想，不管怎么说，经理知道一切都很正常，会大大地松上一口气。
当他通过摆动门，最先注意到的是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人，站在前台那儿跟经理说话。接待员也在那里。约翰走到近前，几个人转过身来，经理脸上的表情一下子轻松下来。
“嘿，他来了！”他兴奋地用意大利语叫了起来，“我就知道先生一定不会走远。事情有了进展，先生。两位女士已经找到了，她们欣然同意跟警察一道去了警察局。如果你马上就去的话，这位警官会护送你过去。”
约翰满脸通红。“我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他说，“我本来想在出去吃晚餐之前就告诉你，但当时你不在。事实是，我已经跟我妻子联系上了。她的确坐上了飞往伦敦的班机，我跟她通了电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经理一脸茫然。“夫人在伦敦？”他重复了一遍。接着，他开始用极快的意大利语跟警察交谈起来。“两位女士似乎一整天都没有出门，除了早上去买了点儿东西，”他对约翰说，“那么先生在汽艇上看见的又是谁呢？”
约翰摇摇头。“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犯这种奇怪的错误，”他说，“很显然，我既没有看见我妻子，也没看见两位女士。我感到非常抱歉。”
意大利语的交谈更快了。约翰发现接待员用一种好奇的眼光看着他。经理显然在替约翰向警察道歉，后者显得很恼火，开始大声嚷嚷地跟经理争辩，声调越来越高。整件事情无疑给很多人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尤其是那两个不幸的姐妹。
“听我说，”约翰打断他们，“你能不能告诉这位警官，我会跟他一起去总部，当面对办事的警官和两位女士道歉？”
经理松了口气。“如果先生愿意承担这件麻烦事，那也好，”他说，“不用说，两位女士在酒店受到警察盘问时很受困扰，她们同意跟他一道去警察局，只是因为她们对夫人的安全十分担心。”
约翰越发觉得尴尬。这些事永远也不能让劳拉知道。她会为此大为光火的。他不知道这种向警方提供牵涉到第三方的误导信息的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回想起来，他的错误已经快演化成一桩刑事案了。
他穿过圣马可广场，现在跟晚餐后散步和流连在咖啡馆前的人流挤在一起。所有三个乐团都起劲儿地演奏着，相互竞争，其乐融融。那个同行者走在他的左侧，谨慎地保持着两步的距离，一言不发。
他们来到警察局，上楼走进他上次待过的那间内室。他一眼就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的是另一个不认识的警官，这人面色蜡黄，表情乖戾，那两个姐妹闷闷不乐，尤其是较活跃的那个——二人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位穿制服的下级警员站在他们身后。约翰的同行者马上去跟那位警官说起了很快的意大利语，约翰犹豫了一下，然后朝两姐妹走过去。
“发生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们二位道歉。这是我的错，全都怪我，不能怪罪警方。”
那个姐姐好像想要站起来，她的嘴角紧张地抽搐着，但他阻止了她。
“我们不明白，”她说，苏格兰口音很重，“昨晚吃完时我们跟你妻子道了晚安，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一个多小时以前警察来到我们住的膳宿公寓，告诉我们你妻子失踪了，你对我们提出了控告。我的妹妹身体不太好，这让她非常不安。”
“这是个错误。一个可怕的错误。”他一劲儿地重复着。
他转向办公桌那边。那位警官对着他，他的英语比先前询问过他的那位逊色多了。在他面前放着约翰的陈述记录，他用铅笔在上面敲着。
“那么，这个文件全是谎言？”他问道，“你说的不是真话？”
“当时我相信它是真的，”约翰说，“我可以在法庭发誓，我今天下午看见我妻子跟这两位女士在大运河的一条汽艇上。现在我发现我弄错了。”
“我们一整天都没沾过大运河的边，”当姐姐的抗议道，“我们一步都没迈。我们早上在美彻丽雅买了点儿东西，整个下午都待在屋里。我妹妹觉得有点不舒服。这话我已经跟警察说过不下十次了，膳宿公寓的人能给我们做证。可他就是不听。”
“那夫人呢？”警官这时厉声说，“夫人出什么事了？”
“夫人，也就是我妻子，现在正在英格兰，很安全。”约翰耐心地解释说，“刚过七点的时候我跟她通过电话。她在机场上了包机航班，现在她跟朋友在一起。”
“那你在汽艇上看见的那个穿红色外套的人是谁？”警官大发雷霆，“如果不是这两位女士，那两个人又是谁？”
“我的眼睛骗了我，”约翰说，意识到自己的英语也开始变得不自然起来，“我以为我看见了我的妻子和这两位女士，但是没有，事实并非如此。我妻子上了飞机，这两位女士一直待在公寓里。”
好像他们都在说中国话。片刻之后，他就要把手往袖子里一藏，低头鞠躬了。
警察向上翻着白眼，砰砰地拍桌子。“所以这一切全是白忙活。”他说，“所有酒店和公寓都搜了一遍，找这两位女士和失踪的英国夫人，而我们这儿本来有很多很多其他事情。你犯了个错误。你也许大白天酒喝太多了，看见一百个穿红色外衣的夫人，站在一百条汽艇上。”他站起身来，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揉成一团。“还有你们二位，”他说，然后对着那个姐姐，“你想控告这个人吗？”
“哦，不，”她说，“不要，真的。我明白这一切都是个错误。我们唯一希望的就是立刻返回我们的膳宿公寓。”
警察哼了一声。然后，他指着约翰。“你很幸运，”他说，“这两位女士完全可以指控你，事情很严重。”
“我明白，”约翰说，“要我做什么都行，我一定尽我所能……”
“快别这样想了，”那个姐姐吓得叫了起来，“我们听不得这种话。”这回轮到她向警察道歉了。“我希望我们不必再占用你的宝贵时间了。”她说。
他挥了挥手，表示一切就此结束，跟那个下属说了几句意大利话，“让他送你们回公寓，”他又用意大利语说，“再见，女士们。”他不去理会约翰，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我跟你们一起去，”约翰说，“我想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人一道下了楼，走出门去，盲人妹妹靠在她孪生姐姐的胳膊上，一到了外面，她就把那双无视觉的眼睛转向约翰。
“你看见我们了，”她说，“还有你的妻子。但不是今天。你看到了未来的我们。”
她的声音比她姐姐轻柔、缓慢，好像还有轻微的语言障碍。
“我听不懂你的意思。”约翰回答，一时不知所措。
他转向她的姐姐，她冲着他摇摇头，眉头皱着，还用一根手指在嘴唇上比画了一下。
“走吧，亲爱的，”她对孪生妹妹说，“你知道自己累坏了，现在我带你回家。”然后低声对约翰说，“她能通灵。我相信你妻子已经告诉你了，但我不希望她在大街上进入恍惚状态。”
上帝保佑吧，约翰想着。几个人开始慢慢沿着街道前行，渐渐远离了警察总部。在他们左侧有条运河。因为有盲人妹妹还要过两座桥，他们走得很慢。过了第一个转弯口，约翰就完全迷路了，但这也不打紧。有警察护送他们，再说，两姐妹知道他们要去哪里。
“我必须解释一下，”约翰轻声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妻子绝不会原谅我。”他们一边走，一边把整个令人费解的故事讲了一遍，从头天晚上收到的电报开始，接着是跟希尔太太的谈话，决定第二天劳拉坐飞机，约翰自己开车然后搭乘火车回到英格兰。现在讲起这些，已经不像当初向警察声明时显得那么戏剧性，可能是因为当时他相信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大运河中央两条汽艇交错而行，其中包含某种不祥的征象，意味着这对姐妹实施了绑架，把张皇失措的劳拉俘获在手。现在姐妹两个谁都不会对他有任何进一步的威胁，他说起话来就更自然，带着极大的诚意，第一次感觉她们全都会对他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理解这一切。
“你看，”他解释着，再做最后一次努力，为自己一开始决定去求助警方的行为赔罪，“我真的相信我看见你们和劳拉，我想……”他犹豫了一下，因为这是警官的建议，并不是他想到的，“我认为也许劳拉突然患了失忆症，在机场遇见了你们，你们就把她带回威尼斯，去你们住的地方。”
他们穿过一个大广场，走到广场一端的一所房子前面，大门上方有个标志，写着“膳宿公寓”。护送的人在门口停下。
“是这儿吗？”约翰问。
“是的，”姐姐说，“从外面看不出什么来，但里面很干净，也很舒适，是朋友推荐的。”她转过身对护送的警官说。“谢谢，”她用意大利语对他说，“非常感谢。”
那人微微点了下头，祝她们“晚安”，随后就消失在广场那边了。
“你进来吗？”姐姐问，“我可以找些咖啡，也许你更喜欢喝茶？”
“不，不必了，”约翰向她表示感谢，“我得回酒店了。我明早要起早。我只想让你们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确信获得了你们的原谅。”
“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她回答说，“这是第二视觉，我妹妹和我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这只是其中一例，我还很想把它记下来归在我们的档案里，如果你允许的话。”
“哦……当然了。”他对她说，“不过我自己觉得很难理解。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
“也许你自己没意识到，”她说，“很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都察觉不到。我妹妹觉得你有通灵感知力。她告诉了你妻子。昨晚在餐厅的时候她还告诉你妻子，你们要遇到麻烦，遇到危险，你们应该离开威尼斯。好吧，你难道不相信，电报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你儿子生病了，也可能病得很重，所以你们必须立即回家。感谢上帝，让你的妻子飞了回去，陪在他身边。”
“是的，的确，”约翰说，“但为什么我会在汽艇上见到她，跟你和你妹妹？而实际上她正飞往英国的途中啊。”
“也许是思想迁移吧，”她回答说，“你妻子可能一直惦记着我们。我们把地址给了她，以便你们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这儿再待十天。她知道一旦我妹妹在精神世界从你们小家伙那里得到什么消息，我们就会传递给她。”
“是的，”约翰说，有些发窘，“是的，我明白。那真是太好了。”他眼前突然出现一个不近人情的画面：两姐妹在她们的卧室里戴着耳机，收听来自可怜的克里斯汀的编码信息。“好吧，我这就把我们在伦敦的地址给你，”他说，“我知道，劳拉会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
他从口袋里掏出小笔记本，从上面撕下一张纸，潦草写下他们的地址，甚至作为额外奖励，他还写了电话号码，然后递给她。他能想象这么做的结果。某天晚上劳拉突然告诉他，“老可爱”要经过伦敦回苏格兰，他们至少可以表示一下热情好客，甚至用备用房间招待她们，住上一夜。然后就是客厅里的降神会，小拨浪鼓凭空出现。
“好了，我得赶紧走了，”他说，“晚安，再次对今晚发生的一切说声对不起。”他跟姐姐握过手，然后转向她失明的妹妹，“我希望，你没累坏吧。”
那双盲眼令人心慌意乱。她紧紧抓着他的手，不肯放开。“那孩子，”她说，声音断断续续，很是奇怪，“那孩子……我可以看见那孩子……”然后，他惊慌地看到她的嘴角出现一片白沫，她的头向后抽搐，接着几乎瘫在了她姐姐的怀里。
“我们得把她抬到里面，”她姐姐匆忙说，“没事的，她不是病了，是恍惚状态开始了。”
他们在两边架着妹妹，她已经浑身僵直，进屋以后把她放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由她姐姐扶着。一个女人从里面的屋子跑出来。后面飘来一股强烈的意大利面的味道。“不要担心，姐姐说，“夫人跟我就能应付了。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有时候她经过这种迷睡状态，会难受一段时间。”
“我实在太抱歉了……”约翰开口说，但姐姐已经转过身去，跟夫人一起俯身忙活她的妹妹，她发出一种特别的噎气的声音。他显然有些碍事了，为了最后表示一下礼貌，他说：“我能做什么吗？”见没人回答他，约翰转身走出去，穿过广场。他回头看了一眼，见她们已经关上了门。
整个晚上竟是这么个结局！全都是他的过错。这两个可怜的老太太，先是被拖到警察总部，经受一番审讯，然后来个精神病发作，达到高潮。这更有可能是癫痫病。实在是做姐姐的一大包袱，但她好像十分老练，应对自如。如果在餐厅或者大街上发作，那就又增加了额外的危险。他特别不希望在他跟劳拉的家里见到这种状况，他祈祷这对姐妹永远也不要去他们家。
可是见鬼，他这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一端必然有座教堂的广场，现在冷冷清清。他不记得他们从警察局出来后走的是哪条路，这儿看上去太多转弯了。
等一下，教堂本身看上去很熟悉。他走到近前，寻找它的名称，有时候入口的标志牌上会写的。是圣乔瓦尼教堂。这下他想起来了。有天早上他曾跟劳拉到里面看西玛·达·科内利亚诺的一张画。难道这里离斯齐亚弗尼河岸大道，离圣马可泻湖的开放水域，那文明灯火和游客漫步之地只有一箭之遥？他想起当时他们在斯齐亚弗尼转了个弯便来到了教堂。前面难道就是那条小巷吗？他沿着它往前走，但走到半路他又犹豫了。好像不太对，尽管不知为何又觉得很熟悉。
然后他意识到，这并不是他们那天早上去参观教堂走的小巷，而是头天晚上他们走过的那条，只不过他是从相反的方向走过来的。是的，就是它，这样一来，快走几步再穿过狭窄运河上的一座小桥，他就会发现造船厂出现在他的左边，右边有一条街通往斯齐亚弗尼河岸大道。这样走比折返回去，在迷宫般的街道上绕来绕更简单省事。
就要走到小巷的尽头，那座桥也已遥遥在望，这时，他看见了那个孩子。就是那个昨晚看见的戴尖兜帽的小女孩，当时她跳过一条条拴着的船，消失在一座房子下面的地窖台阶下面。这一次她从教堂那边跑过来，朝小桥跑去。她飞快奔跑着，好像是在逃命，过了一会儿，他就看清了其中的原因——一个人正在后面追赶，她一边跑一边回头看，这时那个人一下把身子贴在墙上，不让自己被她发现。孩子继续跑着，慌忙越过小桥。约翰担心这孩子再受惊吓，退到了一扇开着的门里，里面连着一个小院子。
他想起了昨晚醉汉的嘶喊声，声音就是从那个人现在藏身的那片房子传出来的。这下清楚了，他想，这家伙又来追她了，他脑子里突然闪过一种直觉，让他把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那孩子接连两天的惊慌逃跑，还有报纸上报道的谋杀案，据说是一个疯子干的。也可能是巧合，孩子是在逃避一个醉酒的亲戚，可是……他的心在胸膛中怦怦狂跳，本能警告他快点儿逃跑，现在，马上，沿着小巷按原路往回跑——但孩子怎么办？她会出什么事呢？
接着他听到了她奔跑的脚步声。她冲进敞开的门口，进了他站着的院子，并没看见他，直接朝院子侧面那座房子的后面跑去。那里有一条台阶，想必是通往后面的入口。她一边跑一边抽泣着，不像通常孩子受了惊吓的哭叫声，而是无助的人处于绝望之中那种极度惊恐的喘息。房子里有她的父母保护她吗？他是否可以提醒他们呢？他犹豫了一下，然后跟着她下了台阶，经过底下的一扇门——那女孩朝那扇门闯了过去，用手一推就开了。
“好了，别怕，”他招呼道，“我不会让他伤害你，别害怕。”他恨自己说不好意大利语，但说几句英语可能会有安慰作用。然而这并不管用，她抽泣着跑上了另一段楼梯，这楼梯是螺旋形的，七扭八歪通向上一层，这时他想后退已经来不及了。他听到后面院子里传来追逐者的声响，有人用意大利语喊着，狗在叫。完了，他想，那个孩子和我，我们两个一起掉进了陷阱，走投无路了。如果无法在上面找到一个能闩上门的内室，他非抓到我们不可。
他跟着那孩子跑上楼梯，她箭一般地冲进与一个小平台连着的房间，他跟着她进到里面，猛地关上门——仁慈的上帝啊，门上带有门闩，他猛地把门闩插进插销。孩子蜷缩在敞开的窗户边上。如果他大声呼救，肯定会有人听见，会有人赶在那个追赶的男人把这扇门撞开之前到来。因为这里除了他们两个，一个人也没有，没有孩子的父母，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带床垫的旧床，一个角落堆着一堆破布。
“别怕，”他气喘吁吁地说，“不会有事的。”他伸出手来，勉强笑了笑。
孩子费力地站起身，站在他面前，尖兜帽从她的头上掉到地上。他盯着她，怀疑变成了惊讶，变成了恐惧。这根本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稍显敦实的女侏儒，大约三英尺高，长着一个与身体不成比例的成年人的大脑袋，灰色的头发长及肩膀。她也停止了抽泣，而是笑嘻嘻地看着他，上下点着头。
然后他听到门外的脚步声、重重的捶门声，还有狗的叫声，不只是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好几个人，大声叫着：“开门！警察！”那怪物摸索着她的袖子，抽出一把刀，狰狞着向他投掷过去，一下刺穿了他的喉咙。他身子一晃，跌倒在地，试图保护自己的双手上沾满黏糊糊的鲜血。
他看见那汽艇带着劳拉和两姐妹沿大运河顺流而下，不是今天，不是明天，而是后天，他知道她们为什么在一起，是为了什么悲伤的目的而来。那怪物在角落含混不清地嘟囔着。捶门声、人声和狗叫声变得微弱下去。“上帝啊，”他想道，“竟然以这种愚蠢的方式死去……”